眼界開闊求通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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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之大無奇不有，也許歷幾生幾世也無法看透。但站得高，看得遠，望見的路就多。路多希望就多，選擇就多，人生也會因此豁然開朗起來。

開闊眼界增長見聞對人有益，對一個國家更是如此。

鴉片戰爭后，中國的有識之士已經逐漸認識到：中國各方面都需要進行徹底改革，否則難以圖存。然而，前進的路上卻障礙重重，封閉固守的社會、驕傲自大的士大夫、腐敗無能的清政府使得任何變革都顯得寸步難行，有識之士都變得有心無力。

咸豐末年，馮桂芬寫了一部書，對學習西方，革除中國政治傳統上的許多積弊的問題，提供了具體而又系統的方案與依據。曾國藩看后很受啟發，他稱讚這部書是「名儒之論」。感慨、興奮之餘，曾國藩認為其中的許多方案難以實行，因為在當時的社會環境和政治背景下，進行如此重大的改革有些艱難。但是，外患的險峻形勢逼迫清政府做出必要的改變。

同治九年(1870年)，容閎向曾國藩提出一套選拔學生留學美國的計劃：初次試辦，以四年為期，每年選派三十名十二至十四歲的聰穎幼童前往美國讀書。預定每人留學十五年，學成之後，回到中國服務。為的是中國今後自己就有了富國強兵的人才，不再需要外援。曾國藩對他的建議非常贊同，於是興緻勃勃地奏請清政府選派幼童赴美留學。

但派遣幼童留洋活動「亦為古來未有之事」。因此，許多人都不贊同這一做法。在中國歷史上，只有日本、朝鮮等國向中國派遣過留學生，而中國向外國派遣留學生卻是一個先例，也是我國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

雖然曾國藩認為，派遣幼童留洋是一個學習外國先進知識的最好機會，但是建議一經提出；就遭到了許多保守派官僚的強烈反對。曾國藩沒有退卻，他堅持自己的想法，不斷地向清政府陳請，最後得到了允許。於是，他積極地行動起來；為留學事宜投入了極大的精力。他與李鴻章等酌定留學章程十二條等，並且詳細地規定了招募學生、施教步驟、管理及經費等相關事宜。

曾國藩對留洋的幼童寄予了高度的重視與期待。他在寫給幼童的監管官員陳蘭彬的信中表達了「鼓舞」之情，還提了對學習的一些要求。希望這些學生能學到西方知識的精髓，學以致用，來日報國。由此可見，曾國藩仍以「專」責以教育留洋學生，這也反映了他對待學習與專研的態度，表達了他一心想讓國家變強的殷切希望。

同治十一年(1872年)，曾國藩去世。他雖然沒有看到此項計劃的真正實現，但在李鴻章、容閎、丁日昌等人的努力下，在次年夏天，第一批留美學生三十人由容閎、陳蘭彬等人率領著，漂洋過海到達了美國，開始了學習外國知識的生涯。同治十四年(1875年)，左宗棠創辦的福州船政局也選派了二十名留學生赴歐洲學習。無論是幼童赴美留學還是船政局派遣學生留歐，都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如果說幼童赴美留學主要是側重學習語言，那麼船政局派遣留歐學生的活動更側重於學習技術。

在當時，隨著新科技在中國的不斷傳播與滲透，人們越來越認識到新科技的重要作用。因此，當時派遣留學生活動是一種與時代同步發展的體現。這一舉措也體現了曾國藩當時的先知之明，用心良苦。

當這批漂洋過海的留學生回國后，他們逐漸被當作人才而受到了重用，特別是被賜予的「官學生」或者「官生」出身，躋身於《大清會典》規定的官紳之列，這對於那些所謂的「正途出身」之人是一大衝擊。不僅如此，留學生活動也是對科舉制度的一次重大挑戰，它為中國近代社會向「民主」與「科學」邁進開闢了一條通道。

曾國藩主導的這一系列的活動為落後的中國開闢了一條通往世界的道路，也是中國人睜開眼看世界的一種途徑，使中國與世界的融合有了新的開端，由被動變為主動，由無知變為有知。世界是一個整體，關上國門，外面的世界依舊會發展變化。只有洞察這種變化，才能做到基本的自保。

在這群留洋學生中，出現了許多傑出的人才，例如詹天佑、鄺榮廣、蔡紹基、唐紹儀等著名的專業人才。這些受到中國傳統文化啟蒙的學子，把西方的新思想、新理論源源不斷地介紹到中國，推動了中國近代思想的發展，為中國近代社會的發展做出了許多傑出的貢獻，而曾國藩的創始之舉，功不可沒。

由此可見，曾國藩不僅僅是一位文治武功的政治家；也是二位洞察世事的改革家，他倡導洋務，積極主張學習西學、興辦學堂、派遣留學生等；這一系列創舉為國家圖強奮發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言為定。

不論古今，不做「井底之蛙」都是明智之選。在世界大融合的今天，這種開闊眼界、提升自我的意識顯得尤為重要。一個人，一個集體乃至一個國家都應該具備這樣的學習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