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校兩個班主任老師

一個當學生出身的人，誰沒有母校呢？但我的母校和我的經歷一樣，顯得……有點複雜罷。我父母都是軍人，他們從山西昔陽1948年渡河南下，父親在野戰部隊，母親在公安部隊，他們在欒川，我就在欒川，他們到洛陽我就在洛陽……在鄧縣（今鄧州市）、在南陽……他們頻繁調動，我便隨隊搬遷，不知道到底遷了幾所學校。因為輾轉不定，這個學校與那個學校教學進程又都不相同，教學質量也各有異樣，因此我的學習成績一直都是「臭」——除了語文。語文這玩意兒不需要教學的嚴密連貫性，它大致的架勢從小學一年級到大學博士后都是一致連貫的。數理化、生物、外語就另是一回事了，我從來在哪個學校里也不曾輝煌過。在學校，老師們也悄悄議論，「這孩子資質看上去很好，也不像是個花花公子，怎麼學習就搞不上去」……他們之間背地裡言語——大約因為都是受了高等教育的人，是相當的文明，但是一到課堂上，那就變了臉，又像個受過教育的鄉村幹部，他們絕不當面破口痛罵，而是有點指桑罵槐那樣，「有的同學條件很好，怎麼就不肯用功？我看他像個大煙鬼子遛街狗！別人學習，他弔兒郎當——你轉悠能轉出個大學生？」

「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富家子弟！」

「別看你家條件好，父母都是領導幹部，你照樣是個飯桶，垃圾！」

「廢物一個！」

……諸如此類的話，在課堂上鐵青著臉教訓人，透過閃著窗子光亮的近視鏡片冷冷地瞪著你——他根本不會想講台下的我是什麼感受。我的母親在家裡，也訓我是「吃僧」。這是昔陽話，大約也是飯桶的意思——和老師的看法一致，也許吧！她曉得我功課不好的一些原因，吃僧歸吃僧，到該吃飯時，她仍端著最好的飯菜送到「飯桶」面前。

每年到暑假放假前，是我最困難的時光。因為要向家裡繳「學習手冊」，我就千方百計地拖拉、迴避，不是說還沒有發下來，就說在同學那裡沒有取回來，我知道他們拖一拖就「忘了」，或者就拉住。父母開始時還很認真，後來每次這樣，成績就那樣，都是勉強及格甚或不及格，品德考語也差不多，說了許多模稜兩可的鼓勵話，再加上一句，「希望加強督促學習，爭取較好成績。」年年如此，像一本不變的舊掛歷，父母每次都一樣的失望。也許是忙，也許是怕自己給自己添煩惱，常常也就撂開手。1957年我十二歲，舅舅從廣西來家，他執意要看我的學習手冊。我說在學習小組長（同學）手裡，還沒有發給我。他不信，就翻我的書包，翻我的抽屜，結果在我的褥子下面翻出來，「啊哈！這不是嘛！你還騙我！」——他一下子眼中放光了，迫不及待地站在窗前就翻閱我那本倒霉的冊子，母親側在門口，尷尬地看著這一幕。舅舅的臉色也慢慢地凝注，變得肅穆，眼神也有點黯淡獃滯了，慢慢放下手冊，對媽媽說：「解放學習不行，這將來不得了。」他們姐弟倆出去，我則如同被雷轟了一樣，腦子裡一片空白站在那裡許久沒動。

談母校，似乎說這些有些離題，但這是我所有學校千篇一律的遭遇。我的第一個母校在陝縣。如今我們看電視，三門峽市的天氣預報常有寶輪寺塔的偉姿，高高地矗立在晚霞里——那在當地叫蛤蟆塔，寺院好像被飛機炸碎了，獨獨的一座塔，若在塔前無論遠近敲擊兩塊石頭會發出「咯哇咯哇」的聲音，和池塘里雨前青蛙叫聲一樣。彼時我沒有這樣的知識——這塔是我國四大迴音建築之一，它就在我們小學對門，不到一百米。我常和小夥伴一道來這裡玩，敲石頭，捉迷藏。我小學一年級的班主任叫牛轉娣，這個名字很好理解，是她的父母希望她有個弟弟的意思罷。她個頭不高，比我們平常人的臉紅一些，很精神，只是放了足，顯得腳還是小一點，走路略有點擰著腳的樣子，第一堂課她一上台，一手執教鞭，一手掠一把烏鴉一樣黑的秀髮，臉通紅，眼中閃著光，要多精神有多精神，對我們說：「同學們，今天我們上第一課：開學了！」

「開學了！」那時語文課叫《國語》。第一課就這麼三個字。

「我們上學」——第二課。

「學校里有老師同學。」

「學校里有教室、桌椅和黑板。」

……第三課。第四課。

那是一段終生難忘的學校生涯，除了因為我的頑劣、曠課、逃學、偶爾挨母親的揍，幾乎沒有什麼痛苦。牛老師似乎挺喜歡我，因為我雖然調皮，但我活潑、天真，老師和同學沒有嫌憎我的。

但這樣的日子並不長久。父親調到了洛陽，母親還留在陝縣，他們似乎商量過，誰有空誰帶我。這麼著，在陝縣、洛陽之間來迴流動上學，頻繁轉學。這當然只能算客觀上的原因，我確實是一個不能靜下心，動腦子踏實研究數理化的孩子，對外語單詞更是深惡痛絕，不屈不撓地堅決抵觸——明知它有用，至少是敲門磚，就是死不背誦。

像織布機上的紡錘，我在洛陽之間穿梭了四五次。母親調到了洛陽，她在郊區公安分局當副局長，我又跟定了她。四年級之後又有了一段穩定，我在洛陽西南隅小學上學，徐思義是我的班主任老師。

他是個男的，從外形到內質和牛老師全然不同。徐老師清癯，個子高，膚色極為白皙，戴一副深度近視眼鏡，他講語文，課本本身似乎講的不多，給我們講莎士比亞、莫里哀，講歷史、講故事。他年紀比牛老師要大許多——我現在猜想，牛老師可能是個初級師範學生，徐老師學歷高，可能是個大學生。

洛陽是個大城，西南隅小學是個老校，分著兩個大院落。四年級以下一個院。五六年級的院子就大一些。設著各種鍛煉身體的體育器械：格子爬、單雙杠、鞦韆、跳遠、跳高、沙坑……有一種遊戲器械叫「巨人步」——四個帶腿套的繩子總攢在矗在中央的桿頂，四個學生各套左腿，反時針方向旋轉跳動，一步可以跳躍七八尺。我自小有暈車症，這玩意兒一會兒就叫人頭暈噁心玩不得。想想不能閑著，我便站在旁邊幫同學起步，接扶頭暈下來的同學。徐老師不知怎麼瞧見了，在班裡大事表彰：「同學們，我們每天講共產主義精神。什麼叫共產主義精神？凌解放這樣，自己放棄娛樂，專門幫助別的同學，這就叫共產主義精神。」

但他不久便被打成了右派。我們那時當然不能明了這是一種多麼慘苦的事。反而覺得好玩：老師也會犯錯？也會像違反課堂紀律的壞學生那樣，也會站在講台上受羞辱，低下頭，由著大人小孩——不，任何人的唾罵和質問？我平時多愛他啊，可是，我太不懂事了，隨同學們一道起鬨。到他的宿舍里起鬨。隨便翻他的書和生活用具。在課桌上和別的老師一塊「鬥爭」他。平心想想，放學回家的路上也有隱隱的愧疚和刺痛。但十二歲的少年太容易思路轉移——校長讓斗他，總不會錯的吧？這樣，自我原諒了許多許多的年頭。

我們在陝縣小學，有一次修操場，工人們清理出一具死人白骨，很完整。學校老師們小心地把骨骼接對起來，做成了一人體骨骼標本。白森森地矗立在語文教研室。同學們有點怵那東西，有一次我問牛老師：「那副骨頭有什麼好看的？我害怕。老師為什麼還把它放在辦公室里？」

「解放，每個人都是這樣的，都有這樣一個骨架，放在辦公室是讓我們每個人都了解自己。」

一個人了解自己的白骨像，實在太困難了。過了中年，經歷了千山萬水的跋涉，讀了成捆的書，才多少知道了一點自己——有的人可能終生都看不到白骷髏的本相。

我和陝縣小學一別就是五十餘年。離開陝縣后，多少年只是夢中憶起。每當心中受委屈，每到人間冷暖炎涼，牛老師、李老師、徐老師——他們的影子就會出現在我枕邊，走馬燈那樣在暗中旋轉往返，凄清的淚會濕了我的枕頭。到中年時遇到一個舊時同學，我問及牛老師，他說：「牛老師死了，她是地主（出身）。」再下來的話題便無法繼續了。我常作這樣的幻想，我的牛老師烏鴉般黑的秀髮在黃河的濁浪里隨浪散漾著消逝，消逝在水天相接的地方……

徐老師在一次周末郊遊時講了這麼一段故事：有一個人，從小在老師和父母親人旁邊，感到很無聊，枯燥，沒意思，讀書沒意思，工作也無趣，和人交往也沒有興味，整個也累。人生都是很庸俗，沒有快樂和歡樂。便祈求上帝讓他擺脫這種痛苦。上帝滿足了他，把他帶到了天堂。那裡有華美的宮殿，黃金和美玉雕成的園林，瓊漿玉液流滿的泉池。每天隨時觀賞仙樂和宮娥的舞蹈和歌聲。心中想要什麼立刻就會有天使用金盤獻給他——這樣無憂無慮過了三年，他所希望的一切美好事物都擁有了。他得到了最大的滿足。有一天，他去天上雲山上玩，突然被書上的針刺了一下，他的手指滴出一滴血，他一下子省悟到，所有的一切都錯了，自己原來的窮鄉僻壤，父母的溫存和教誨，師長的批評訓責，生活的艱難奔波——所有原來所厭倦的事物，原來都是最美好的東西……

這個故事不知他從哪本書上讀到的。我以後讀了許多書，一直留意尋找，但浩如煙海的書籍里我始終沒有找到這一根針，但我有一次讀《楚辭》，想到了屈原。他駕著雲龍回日的雲車遨遊在廣袤絢麗的天國。在心滿意足的得意中，偶然一個回眸，從雲隙中他看到了自己苦難的楚國，這一針刺下去，他的心立刻滴出了血，一下子跌落到那個令他受盡折磨的故鄉。

小學、初中、高中，我各留級一次。陝縣的、洛陽的、南陽的、鄧州的老師們，有的親我，有的嫌憎我，沒有人打過我，也有人罵過我。不論怎樣，這是我腳下曾經走過的熱土，我是在天堂上被荊棘刺了一下的那個孩子，心中只記得牛老師講的那具骷髏和茫然無知的那個愚人——我知道他們都是我的最親的人，他們愛我。心靈的熬煎是最珍貴的財富。

所以，當我成了所謂名人，我的一個母校請歸來遊子頌詞，我寫下了這四個字：吾師，吾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