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忘的經歷

※難忘的經歷註釋標題本文系紀念改革開放二十周年的書面發言。原載《四川版協通訊》總第67期。

把握機遇，深化改革，勇於實踐，埋頭實幹，是四川出版事業取得巨大成績的重要經驗。現將李致同志1998年12月在新聞出版署與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召開的「中國出版改革發展二十年研討會」上的書面發言，全文刊載，供我省出版工作者參考。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已經召開二十年，從1978年到今天，歷史翻開了嶄新的一頁。國家發生這樣大的變化，得益於三中全會確定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思想路線。我作為出版戰線的一員老兵，曾經歷了四川出版突破「三化」（地方化、群眾化、通俗化）框框的束縛，實行「立足本省，面向全國」的方針，從而帶來了四川出版繁榮局面那段難忘的歷程。至今回想，仍倍感親切。

長沙會議前，四川人民出版社突破「三化」方針的實踐

粉碎「四人幫」后，四川同全國一樣，百廢待興。出版在「十年浩劫」中，備受摧殘，一片荒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和中央糾正「文革」中的極左行為，極大地煥發了人民群眾投身「四化」建設的熱情。1977年，我省廣大群眾同全國各地一樣，迫切要求解決「文革」造成的嚴重書荒，急切地要求出版部門提供科學文化知識圖書和優秀的中外名著；一大批富有學識的老教授、老作家、老專家從「牛棚」中解放出來，迫切地希望出版他們的著作。但是，按照從50年代延續下來的地方出版社只能執行「三化」的規定，出書強調八個字：字大、圖多、本薄、價廉。內容一般是突出政治，圍繞中心，配合運動，宣傳典型。其結果，二十多年，本版書出得不多，有保留價值的更少。好的文藝書、科技書源源外流，連一本中長篇小說都沒有出，根本談不上團結本省作者。本版書在書店的比例很小，書店搞本版圖書的同志感到很窩囊，不想干。讀者意見更大，說我們「這也不敢出，那也不敢出」，遠不能滿足讀者需求。而四川有十四個民族，一億多人口（包括重慶人口數，當時重慶屬四川。），讀者多層次的閱讀需求，全國哪一個出版社也包不了。當時，全國分給四川的書也有限，很多書拿不到門市部就賣完了，新華書店門口經常有群眾通宵排隊買書。有個讀者為了買一本《一千零一夜》，在店外排了一天零一夜。作為出版工作者，我們心裡感到難過和內疚。

認識的發展有一個過程。我們並不是一開始就明確要突破「三化」這個束縛的，而是形勢要求我們這樣做的。1977年我們得到《周總理詩十七首》的書稿，但中央領導同志的著作地方能不能出？我們反覆研究，認為群眾對總理非常熱愛，總理青年時代的詩很珍貴，決定出版。為了慎重，特將書稿送請趙朴初同志校訂，並徵得鄧穎超同志同意后才正式出版。《周總理詩十七首》向全國發行，受到讀者歡迎。粉碎「四人幫」后，許多老作家需要恢複名譽；同時他們煥發革命青春，寫出許多感人肺腑的文章。我們抓住這個機遇出版了郭沫若、茅盾、巴金、夏衍、丁玲、周立波、嚴文井等一批老作家的近作，形成了「近作叢書」。全國科技大會以後，不少專家把自己的著作拿出來，如著名老中醫李斯熾的醫案、陳達夫的《中醫眼科六經法要》等，我們都積極為之出版。這些圖書都受到廣大讀者和專家的歡迎，四川因此團結了一大批國內知名的作家和學者。曹禺非常滿意四川出版他的新作《王昭君》，決心和四川出版講「生死戀」，把他現在、過去和將來的作品全部交四川出版；詩人艾青把他粉碎「四人幫」后的第一部作品《歸來的歌》也交給了四川。

在突破「三化」方針的實踐中，《在彭總身邊》的出版過程，反映了四川出版界在真理標準討論的感召下所表現出的敏感和膽識。三中全會召開前夕，四川人民出版社約請丁隆炎同志編寫了《在彭總身邊》。書稿由彭總的警衛員景希珍的口述材料整理而成，記敘了彭總在廬山會議前後的一些感人事迹。特別是書中有一段寫毛主席對彭德懷說：「廬山會議已經過去，是歷史了，現在看來，真理可能在你這邊……」當時，「兩個凡是」的陰影還沒有完全驅散，這樣一本書能不能出？這段話保不保留？出版社黨委認真研究，決定出書，毛主席那段話也不刪。三中全會後，中央為彭德懷平了反，四川人民出版社立即出版了《在彭總身邊》，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全國許多報紙轉載、電台廣播了《在彭總身邊》。此外，在作家陳翔鶴未正式平反前，我們就約請了中科院社科部文學所有關同志編選了《陳翔鶴選集》，也反映了出版社的敏感和勇氣。

1979年12月8日，國家出版局在長沙召開了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會上對地方社出書是否應該突破「三化」，實行「立足本省，面向全國」的方針爭論很大。10日晚，國家出版局局長陳翰伯同志約見四川出席會議的代表，我們向他彙報了四川的出版情況，他對四川解放思想，突破「三化」方針表示理解和支持。11日，陳翰伯同志在大會上明確指出，「要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出版社的兩個積極性，目前要特別注意發揮地方的積極性，同時要樹立全國一盤棋的思想」，「立足本地，面向全國或兼顧全國，可以試行。地方出版社出書可不受『三化』限制」。會議結束前的最後一天，四川代表推我在會上作了《突破「三化」是形勢發展需要》的發言，介紹了四川出版界「立足本省，面向全國」的思考和實踐，用事實回答了「立足本省，面向全國」會不會忽視地方特點、會不會忽視農村讀者和青少年讀者、會不會忽視本省作家和培養新生力量、會不會造成出版社之間關係緊張、會不會不量力而行、粗製濫造等問題。我還說：「出書不局限在『三化』以後，不是不可能出現這些問題，但並不是必然會出現這些問題，關鍵是指導思想要明確，工作要認真。」發言受到與會領導和許多代表的肯定和支持。1980年2月15日，陳翰伯同志在給四川人民出版社鄧星盈同志的信上說：「在長沙開會時我曾約四川代表詳談了一次。我對於你社出版書面向全國這點，極為讚賞。正是從四川得到啟發，我們就把這個方針推及到全國的地方出版社去了。」陳翰伯同志的信和許力以、邊春光等同志的支持，使我們受到極大的鼓舞。

20世紀80年代，李致與國家出版局局長邊春光（左）

「立足本省，面向全國」的方針初步確認，開始在全國試行。這是我國出版界貫徹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思想路線的結果，是「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理論的勝利。「立足本省，面向全國」，為四川和全國出版業的發展開闢了新的前進道路。

用實踐來不斷豐富和完善「立足本省，面向全國」的內涵

思想解放有一個漸進的過程，認識也是在實踐中不斷深化的。1983年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關於加強出版工作的決定》，肯定了這個方針，指出：「出版工作要在統一領導下，發揮中央和地方部門的積極性。地方出版立足本地、面向全國，要把出版具有本地特點的圖書，滿足本地讀者特別是農村讀者的需要，作為經常性的重要任務。」儘管如此，一些同志仍持不同的看法。我們認識到，「立足本省，面向全國」，向地方出版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唯有交出滿意的答卷，才能消除人們的疑慮。我省在實踐中，總結出地方出版社要貫徹好「立足本省，面向全國」的方針，必須處理好以下幾方面的關係：

第一，「本省」與「全國」的關係。地方出版社要有地方特點。有特點，有個性，不一般化，才會受到讀者歡迎。「面向全國」，首先要在「本省」立得住。具有四川特色的出版資源，理應「近水樓台先得月」，充分挖掘。無論選題、圖書內容和裝幀設計都要具有應有水平，絕不僅僅是把圖書發行到全國就了事。同時只要具備編輯力量，我們就在全國範圍內組稿。早在1975年我們與湖北承擔了共同編寫出版《漢語大字典》的任務。除前面已提到的兩套大型文藝叢書外，我們還出版了介紹世界先進學科的「走向未來」叢書和由華君武主編的「中國漫畫」叢書，以及「小圖書館」叢書等。有人以為我們「眼睛只看到省外和名作家」，這完全是誤解。1980年6月，我在四川省作協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發言，曾說：「四川人民出版社認為自己有這個義務，凡是我省有成就的作家，只要對文學事業作貢獻，有益於人民，我們是不會忘記的；包括在座的同志在內，到時候我們都會採取適當方式，把諸位在文學上的業績保留下來，傳之後代。」以後我們也是努力這麼做的。

第二，解放思想與走正路的關係。林彪、「四人幫」以及過去「左」的影響，在出版工作上設置了許多禁區。我們在黨的三中全會指引下，逐步衝破了這些禁區，出版了一些在全國受歡迎的書。絕不能把思想解放誤為可以不堅持黨的出版方針。對「讀者需要」要作具體分析，應該滿足讀者各種正當的要求，但絕不迎合某些低級趣味。要積極出版好的讀物，以此來表明提倡什麼、反對什麼。我們工作比較活躍，又沒有捅大婁子，正是保證了黨的領導的結果。在堅持黨的出版方針的前提下，仍強調繼續解放思想，研究新形式，解決新問題。80年代初，我們反覆強調這點，每年都有「新套套」。那時，四川出版雖然品種數量增長快，但書的內容都沒出現原則錯誤。讀者說：「川版書，我們信得過。」

第三，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關係。要講經濟核算，但不以營利為主要目的。出版社是事業性質，企業管理，當然要講經濟核算，加強經營管理。但首先要執行出版工作的方針任務，不能「一切向錢看」，不講社會效果。1981年，我們提出「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該賺就賺，該賠就賠。賺，是薄利多銷，而不是越多越好；賠，能不賠則不賠，能少賠就不多賠。出版社和編室之間，實行統一核算，以盈補虧。不用賺錢多少作為考核幹部和編輯的標準。後來，我們又降低再版書書價，把書籍裝幀搞得更好些，花點錢資助培養本省作者，以繁榮我省的出版事業。正因為如此，那幾年四川沒有為單純追求利益出一本壞書。1980年，社會公案、偵探、言情、打鬥小說泛濫，省外一家古舊書店拿來《慈禧太后演義》等5本書，要求四川出版，並允諾出版社可得到一筆可觀的經濟收入。黨委審稿和考慮后，認為出這樣的書社會效果不好，謝絕出版。而對好書，賠錢也出。1979年，出版詩集賠錢，四川兩年中出了23種各個流派詩人的集子。1980年，著名詩人馮至參觀四川人民出版社后，稱讚四川人民出版社「是出版家，不是出版商，也不是出版官」。我們賡即把「要做出版家，不做出版商」作為奮鬥目標，並公之於眾。「要做出版家，不做出版商」，是一個形象比喻，它的實質是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絲毫不是忽視經濟效益。後來有同志不贊成這個提法，指責它不適合商品經濟的發展。但我認為，書籍當然是以商品的形式進入市場，但它擔負著精神文明建設的任務，決不能把它當成一般商品，更不能以營利為主要目的。

20世紀80年代初，四川人民出版社與四川省新華書店的部分同志遊樂山烏尤寺。前排左起：吉正先、徐惠祥、吳正賢、王蘭智；第二排：張正修（左一）、李致（中）、錢鈴（右一）等；後排：周繼堯（左二）、王敬業（右二）、金平（右一）等

20世紀80年代初，四川省部分出版、印刷方面領導和老同志合影（成都桂花巷21號四川省出版局內）。前排左起：高良富、王國清、梅端、何允夫、吉喆、李玉山、袁明阮、張光英、鄧光國、吳家齊、周臻；第二排左起：李正模、王開富、張書楷、黎昌福、王文仲、鄢紹清、嚴雲修、董永康、王久遠、徐啟貴、崔之富、李致；第三排左起：任廣哲、張東升、薛鍾英、郝滿世、鄒德冰、黃光裕、苗得心、吳代倫

第四，與兄弟省出版社的關係。實行「立足本省，面向全國」后，全國出版社形成了一種競爭局面，這對發展社會主義出版事業是很有利的。但如何競爭，有不同的理解和做法。我們有一個原則：主要從搞好出版規劃，選題得當，把裝幀設計搞好，縮短出書周期，為作家服務等方面來努力，而不應該用「挖牆腳」或侵犯兄弟出版社版權等不正當的辦法。當然也有與兄弟出版社「撞車」的時候。發生矛盾，堅決按照互相支持、平等協商的態度來解決，絕不為爭一本書，丟了社會的原則和風格，損害與兄弟出版社的關係。1979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準備出版某愛國將軍的生平、日記兩書。他的一個女兒把稿件交給了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在《參考消息》上刊出征訂廣告，並陸續收到不少預訂書款。與此同時，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卻收到這位愛國將軍另一女兒交去的同樣內容的書稿，決定出版。他們看到四川的征訂廣告，誤認為四川在「挖牆腳」，直接寫信批評我們，並向國家出版局反映。四川人民出版社為照顧兄弟出版社的利益，主動在《參考消息》上登出撤銷出版該書的啟事，並將讀者預訂書款全額轉給黑龍江人民出版社。誤會消除了，四川還得到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同志的稱讚。

第五，編、印、發之間的關係。「立足本省，面向全國」，不僅是出版社的方針，而是整個地方出版工作的方針。有一段時間，互相指責埋怨多，坐不到一起。但只爭吵並沒有用，更重要的是合作。省出版局第一把手袁明阮同志號召編印發要形成「一條龍」。出版社資助四川新華彩印廠買了全川第一台電子分色機，並幫助其改進印刷條件。書店為配合「面向全國」的方針，把圖書征訂單從只發到省一級新華書店改為發到全國縣一級書店，並有選擇地發到機關、部隊、學校、廠礦等單位。出版社雖自辦發行，但目的是彌補不足，擴大宣傳，不與書店爭利。

實行「立足本省，面向全國」，極大地促進了四川出版事業的繁榮和發展。1979~1985年間，四川共出書7，333種，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前二十九年出書總和的123.82%，總印數324，378萬冊，是三中全會前二十九年總印數的118.2%。為了保證圖書質量，1981年，我們在制訂選題計劃時，明確地提出了「控制品種數量，提高圖書質量」的要求。1986年，在首屆全國圖書書展上，楊尚昆、張愛萍、李一氓等中央領導同志均讚賞四川出版「立足本省，面向全國」的方針和「要當出版家，不當出版商」的志向。四川出版的圖書以「名牌多、成系列、有重點」受到廣泛讚許。首都新聞界稱讚「天府之國成為出版大家」。

1986年，時任四川省省長蔣民寬（右二）參觀川版書彙報書展。左一李致、左二顧亞、右一馮國元

1986年，時任中共四川省委書記楊汝岱（左二）、省委宣傳部長許川（右一）參觀川版書彙報書展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給四川出版事業帶來了繁榮和發展，四川出版人抓住了歷史的機遇，敢於實踐而使機遇變成了現實。我在1988年離開出版崗位。隨著歷史的發展，出版工作出現了巨大的變化，面臨著新的形勢。當年的出版工作處於計劃經濟時期，而今已處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期；當年人工排字拼版，而今已改用電腦；當年是以新華書店為發行主渠道，而今多渠道發行已經形成，等等。但是出版工作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針沒有變，處理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關係（即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同時又要取得經濟效益）的原則不應該變，編輯、印刷、發行工作應當為廣大讀者、作者服務的優良傳統更需要發揚。實際上，全國許多出版部門這些方面的工作比過去已有很大發展。

這次新聞出版署和中國版協聯合召開中國出版改革發展二十年研討會，是非常必要和適時的。我因故未能參加，失去學習的機會，實為憾事。我相信，全國出版界一定會高舉鄧小平理論旗幟，進一步貫徹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方針，認真總結二十年來出版工作的經驗教訓，使我國出版事業取得更加輝煌的成績。

1998年12月12日

附記

為了回顧總結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出版改革的歷程和基本經驗，探討深化改革的途徑，促進出版事業進一步發展，新聞出版署和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於1998年12月，在北京聯合召開了「中國出版改革二十年研討會」。我和湖南的胡真同志被邀請出席會議，但由於客觀原因我們未能到會，我作了書面發言。這篇書面發言，除在會議上印發和念讀外，《四川版協通訊》（總第67期）全文刊登，《中國出版》總第97期、《新聞出版報》第2046期、《出版參考》第263期和《四川日報》1999年1月2日均有摘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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