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樣飛向了自由的天地

我怎樣飛向了自由的天地

我出生的家庭,是一個沒落的望族,這種家庭對於人一點好處沒有。好容易我母親衝到社會上來而且成為一個小學校長。我也完全由我母親的教育而做一個女子師範學校的預科生。但我的母親由於環境和時代的限制,她的思想也不過是使得我將來有謀取職業的本領,不至於在家裡受氣,和一個人應該為社會上做一番事業。我自己呢,完完全全是一個糊塗的小孩子,從來也沒有過什麼思想,頂滿意自己的環境,覺得自己很聰明,校長、教員、同學都喜歡我,可是這時忽然來了「五四」。「五四」的思想在那時因為我的年齡和知識都夠不上接受什麼,沒有什麼直接影響,但對於我的前途卻有很大的關係,我之所以有今天,不能不說是「五四」的功勞。

「五四」那年,我正在桃源女師預科讀書。這個學校以前沒有過什麼社會活動。但「五四」的浪潮,也衝擊到這小城市了。尤其是裡面的一小部分同學,她們立刻成立學生會,帶領我們去遊街、講演、喊口號。我們開始覺得很茫然,她們為什麼這樣激動呢?我也跟在她們後邊,慢慢我有了一個思想:「不能當亡國奴。」她們那時在學校里舉行辯論會,討論很多婦女問題、社會問題。教員很少同情她們,同學們大多數贊成她們。我很佩服其中的兩個同學:楊代誠和王劍虹。可惜由於我那時班次低,年齡小,沒有同她們在一起,然而只要有機會我就表示了我的態度。譬如有一次她們講到女子剪髮,同教員們做了很激烈的論爭,教員講話,我們不鼓掌;王劍虹一講話,我們就鼓掌。會後許多人都把辮子剪了,我也不假思索的跟著做。現在剪髮是太平凡了,而且成為當然的現象,但那時卻是件大事。我們為著沒有辮子,四處遭受冷嘲或責罵。後來她們又辦了一個貧民夜校,看見我喜歡活動,叫我去教珠算,學生們看見我比講台的桌子高不了多少,都叫我「崽崽先生」。

這一群同學當時是我的指路明燈,她們喚起我對社會的不滿,灌輸給我許多問號,她們本身雖沒有給我以滿意的答覆,卻使我有追求真理的萌芽。後來我又隨著王劍虹、楊代誠到了上海,她們把我領到廣大的領域裡。我們做了很好的朋友,茅盾先生在《丁玲傳》里說到她們。現在讓我紀念早死的劍虹,和致意活在南方的一知吧(一知即楊代誠)。

我的母親在常德,當時她如何受到「五四」的影響,我不大清楚。總之,當我暑假回到家時,我的母親便同我談到轉學問題,她覺得一個人要為社會做事首先得改革這個社會,如何改革這個社會是今天必求的學問。一般的師範中學的課程,不能解決這個問題。她說長沙周南女子中學要進步得多,那裡面有新思想。於是母親自己把我送到長沙,把我託付給她的一個舊同學陶斯詠先生了。一年半以後,我母親又放手讓我隨王劍虹到上海去,也基於這種思想,她要使我找著一條改革中國社會的路。後來她自己也找到了這條路,她完全同意我,我們不只是母女關係,我們是同志,是知己。從那時離開她二十多年,我都在外奔波,她從沒有後悔,而且嚮往著我的事業,支持我。我的母親呵!你現在生活怎樣?我們被反動者們封鎖了隔絕了,你無依無靠,但是你會掙扎的,你的生命力是堅強的。中國今天已經有了和平民主的曙光,中國的道路和我的道路都已經很明白的擺在中國人民面前了。這二十多年的革命歷史,多少先烈在前面犧牲了,他們的血,和我們的奮鬥不是白費的。母親呵!你愉快吧!祝福你健康的活在人間,不久的將來我們會再見的。母親!

進了周南之後,幸運的是我那一班的國文教員陳啟明先生是全校最進步的人物。我們那時把他看成一個神聖的人物。他是湖南第一師範畢業的學生,同當時即在湖南有名的毛**同志是同學。他訂了許多外邊的雜誌報紙,他在那些文章上用硃筆畫上圈交給我們讀,讀不懂他便講解。很多《新青年》上的文章成了教材。我們同學大部分都不大注意別的功課,歡喜談論問題,反對封建制度成為那時主要的課題。我在這種空氣中,自然也就變得多所思慮了,而且也有勇氣和一切舊禮教去搏鬥。當我再回到家裡的時候,首先我廢除了那些虛偽繁瑣的禮節,公開指斥那些腐化生活,跟著也得著我母親的幫助把婚約解除了。大家都認為我是大逆不道,都責備我母親對我的放任,可是我是多麼驕傲。陳啟明不只在思想上替我種下某些社會革命的種子,而且是多麼鼓勵我從事文學。在沒有進周南以前,當我還在小學的時候,我便讀過很多的小說,可是我的作文總不十分好。因為是用文言作文,有時還要我作四六文呢。陳啟明介紹我讀了許多新小說,新詩,我那時即讀胡適的文章、詩、他的翻譯小說,讀康白情的詩,讀秋瑾的《秋風秋雨愁煞人》,《最後一課》、《二漁夫》等是我最喜歡的。當然那故事的情調,寫普法戰爭,法國感到快要亡國的痛苦,是深合於那時我們的情緒的。於是我便學著寫,寫詩,寫散文,還寫過一篇小說,有兩首小詩刊載在陳啟明等編輯的《湘江日報》上。這些東西當然是非常幼稚,算不得什麼寫作,不過卻培養了我的文學興趣,使後來我在社會上四處碰壁無路可走的時候,我會想起用一枝筆來寫出我的不平,和對於中國社會的反抗,揭露統治階級的黑暗。一直到現在,使我有這枝筆為中國人民服務,陳啟明先生給我的鼓勵是有作用的。

陳啟明因他的思想「過激」,而被解聘,我們感到很大的難受,我隨著幾個年長的同學又跑到一個男子中學去讀書。這時這幾個同學因為年齡和知識都比我較大較高,大家都感覺到在這個學校里也學不到什麼,她們便離開了學校,準備自修。我呢,總覺得要向一個更遙遠更光明的地方去追求。恰巧王劍虹從上海回來了。她向我宣傳陳獨秀、李達他們在上海要辦一個平民女子學校,她邀我一起去。我又得著我母親的贊助,抱著滿懷的幻想到上海去了。自然,我並沒有一下便找著光明大道,我打過幾個圈子,碰了許多壁才走上正確的路的。但從這時我卻飛到了一個較廣闊,較自由的天地。我是放任過我自己,勇敢翱翔過,飛向天,被撞下地來,又展翅飛去,風浪又把我卷回來。我儘力迴旋,尋找真理,慢慢才肯定方向,落到實際。我雖沒有參加「五四」,沒趕得上,但「五四」運動卻影響了我。我在「五四」浪潮極後邊,它震動了我,把我帶向前邊。

1946年5月為《時代青年》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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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顆小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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