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美散記（節選）

安娜

明麗的陽光照射在「五月花」公寓樓前的大草坪上。這是我們來美國以後每天都有的好日子。我們同往常一樣在樹陰下坐了一會，便走到小河邊去。愛荷華河流水淙淙，微風吹過，遠處有人吟唱。我心中不禁漾起美麗的遐想：下午不是要到安娜家去嗎？這裡的主人曾說那裡是一個非常幽靜美妙的莊園。「安娜，安娜！」是哪個安娜呢？是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的安娜呢？還是契訶夫的《吊在脖子上的安娜》的安娜呢？「安娜」是一個多麼可愛的名字，而且又是多麼引人思索的名字呵！

聶華苓（「國際寫作中心」的負責人）告訴我：安娜的丈夫是一個有名的有錢的大出版家。是保羅·安格爾（華苓的丈夫）的朋友，每年要向「國際寫作中心」捐贈一筆款項。可惜前年逝世了。他死以後，安娜繼承了他的財產，仍然住在原先的宅院里，仍舊每年給「國際寫作中心」捐款，仍舊每年招待一次參加「國際寫作中心」的外國作家們去家裡做客。今年她旅遊去了一趟中國，瞻仰了中國首都北京的建築；在西安，十分欣賞那裡秦墓出土的文物石人石馬；又遊覽了風景如畫的西湖。回美國后，見人就述說她奇妙的旅行。今年聽說愛荷華又來了中國作家，還有女作家，她興奮地籌辦著，等待著這一天的到來。她那冷寂的莊園又將有一次花團錦簇熱鬧非凡的晚宴。這大概是一年中最有生氣的一個晚上！安娜在盼著。我心中也漾起一片熱烘烘的幻景，我也在等著，今晚該是一個如何迷人的晚上呵！

傍晚前，「寫作中心」的大車停在一條僻靜的、路邊一溜粉牆的兩扇木門前了。來自二十多個國家、地區的三十多位作家，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興緻勃勃走下車來，站在有點像中國式的矮塌塌的原色的大木門前。我們隨著聶華苓夫婦走進大門。門的兩邊似乎有小房間，可是繞過一道屏風，眼前出現一間寬闊的金碧輝煌的客廳。客人們目不暇接，一時不知從哪裡欣賞起。一個年約六十的老婦人，微笑地望著大家。聶華苓把來客一一向她介紹。她依次的與人握手，說一兩句客套話。當我握著她的手時，感到很柔軟，她眉毛飛揚，笑得更歡了。她說她剛從中國回來不久，中國真美麗；她歡迎我，很高興看到我。我仔細打量她。她是純粹的白種人，白皮膚，藍眼睛，黃頭髮中滲了許多白的。唇膏塗得很紅，穿一件白色繡花襯衫，著一條紅色的褲子，腳蹬半高跟涼皮鞋。樣子很文靜，但也掩蓋不住她的興奮。在她瘦瘦的身材後邊，還有兩三個稍微顯得有點胖的老太太，這些是她的好朋友。通廚房的門口，站著一群系著白圍裙的姑娘和著潔白襯衫的小夥子。她們用好奇的眼光打量著湧進來的客人們。

客人們，那些來自東歐、西歐、東亞、西亞、南亞、南美的作家們，一下就散滿屋子，有的在欣賞壁上的古典油畫，超現實主義的、現代派的……各種流派的畫。有的在瀏覽櫥櫃中的貴重瓷器、陶器、銅器、銀器……有愛斯基摩人的，有印度的，有墨西哥的，也有中國的以及西歐的。別的藝術品，我不能鑒別它的好壞，只是其中有一幅中國的喜鵲鬧梅的貝雕，使我很慚愧，因為那實在是一件有一點俗氣的工藝品。自然，這裡不是真正的畫廊，也不是美術博物館。這裡只是在美國隨處可以碰到的、時興的、大同小異、擁擠不堪、雅緻與庸俗並存的擺設，是迭更斯小說中的老古玩店。隨主人的足跡所至，視金銀的多寡與鑒賞力的高低而作出各種表現。屋子裡坐滿了人，站滿了人，發出各種讚揚。女主人公總是含笑隨著人的讚揚而點首，她十分欣賞這一群有才氣的天之驕子。多可愛的一群作家！這些來自世界各個角落的有名望的優秀人物，才是她最滿意的在她的屋子裡活動著的藝術珍品。她覺得他們每個人都漂亮無比，她的臉上從胭脂中透出了新紅。

她的那幾位女朋友，也都是好人，殷勤地幫助她周旋，向客人們介紹她為人的和善、好客，講她的尊貴、富有、慷慨，也講她的旅遊，她幾乎到過半個世界。她的丈夫認識許多作家，在這間客廳里曾經招待過不少名流：法官、律師、經紀人、掮客、作家、畫家、音樂家……但像這樣多世界聞名的外國作家，卻是難得。她的丈夫很早就認識保羅·安格爾，並且支持他的事業，每年都要舉行這樣一次精彩的酒會，招待保羅的客人。她們這幾個要好的女朋友，也是每年來幫忙，這成了神聖職務。她們能同客人們一道參加這樣一次酒會就很滿意了。那群穿白圍裙白襯衣的年輕人，是主人臨時雇來的，是要付錢的，大約每人每個鐘頭得付五六元錢。他們穿梭似的給客人們端茶送水，冰鎮的檸檬汁、紅的白的葡萄酒、威士忌、白蘭地，各種飲料蕩漾在玻璃杯中。「乾杯！」「祝你健康！」「祝你好運氣！」「乾杯！」多麼醉人呵！

客套話說完了。我同幾個年輕客人便走出客廳。咿！原來好天下卻在這裡呵！像氈子似的綠草坪，比「五月花」公寓前的草坪好多了的草坪，從台階下一直鋪到遠處，參天大樹環繞著。呵！這就叫莊園呵！大約有七八畝地的草坪綠樹，陽光從濃陰中橫射過來，樹葉也好，草坪也好，都像塗了一層油似的那麼發光。我們在這裡散步，好像第一次見到這樣寧靜而闊大的園子，好像第一次呼吸到這樣新鮮的空氣。那幾間水晶宮似的廳堂，靜靜地為兩棵大樹掩護著。我心中忽然發問：「她一個人要這麼大的園子幹什麼？一個人就長年關在那水晶宮裡么？」適才微笑著的和氣的女主人公忽然在我眼前閃出孤單寂寞的影子。據說安娜就是獨自一個人住在這裡邊。她有一個兒子，同他的妻子一起住在附近另一棟屋子裡，這幾天不在家，出外打獵去了。她已經六十多歲了，自己處理生活家務。每天有一個用人來替她收拾房間、打掃衛生。家裡裝有電話，需要什麼，打一個電話別人就會給她送來，即使是往紐約打電話，什麼貴重東西也能按時郵寄來的。房屋四周的門窗都裝有警鈴，壞人不易闖入。美國的科學發達，警鈴造得非常敏感；美國的警務工作，也做得很周密準確，警鈴一響，不需三分鐘警車就能迅速趕到出事地點。因此安娜老太太一人住在這裡，還是很安全的。這裡確像世外桃源，神仙洞府，而安娜的生活只有比神仙還舒適。她悶了時，可以打開電視機，靠在沙發上欣賞那紅塵中凡人的享受。那裡有音樂、舞蹈、誘人的「迪斯科」（disco），有香艷的故事，戀愛，性慾，還有陰謀和兇殺，更多的是新式的汽車、各種美容的香膏香水和各色蛋糕點心的廣告，男女老少都在那裡吃得津津有味。但安娜有時也很厭倦這種生活，於是她就出國旅遊，她從這個美好的籠子里飛出去一會，透透新鮮空氣。她和臨時組成的一群伴侶往返西方和東方。她對每一座山，每一條河，每一座古建築，每一件歷史文物都是傾心的愛。她搜羅一些美術珍品，把它帶回家陳設展覽，朝夕把玩。過去，她丈夫在世的時候，她就這樣生活，她丈夫死後，她更是這樣生活。安娜！安娜！多可愛的人呵！

夕陽西下了，莊園里一片朦朧暮色，有的人在這裡散步，也有人在這裡悄悄談情說愛。廳堂里各式古色古香的檯燈都亮了。透過玻璃望去，真彷彿是天上。晚宴開始了。客人圍在一張長桌旁取菜。紅紅綠綠擺滿了一大桌。西紅柿、洋蔥、青椒、胡蘿蔔、美國特產的芥蘭菜，洗得乾乾淨淨，陳列在這桌上，還有好吃的沙拉、鮮酪、果醬……還有雞塊，是用奶燴的。雞在美國是最便宜的，也算最不好吃的肉食。但賓主都不在意，只全被這種富貴豪華的氣氛沉醉了。主人輪流和各國來賓寒喧，隨便說幾句笑話，或無任何意思的閑話，總之，她已經認識他們了。客人喝了酒，更隨便了，熟人找熟人，互相祝賀，碰杯。安娜的臉更紅潤了，眼神卻顯得有些遲滯了。看著主人高興，我好像得到許多安慰，靜靜地看著他們。

北京舞蹈學校的我國民族舞專家許淑英同志推辭不過，舞著扇子為賓主作席間表演。這時安娜坐到我旁邊來，迷人似的對我說：「我在中國看過中國舞，真是高尚的藝術呵！」她和大家一齊鼓掌，再三歡迎。這酒會將拖延到什麼時候呢？

十點鐘了，因為回公寓得有兩個鐘頭的路程，客人們只得依依不捨地向主人告別。安娜又站在客廳門口微笑著，依次和客人握手。當許淑英走在她面前時，她想擁抱她卻沒有伸出手來，只是痴痴地望著她。我趕忙去拉著她的手，覺得她的手很涼。她又顯得高興了，像從夢中醒過來似的說了句什麼，大意是很高興見到你。我就混在人群中離別了她，走出那扇中國式的原色木門。

夜涼如水，汽車在閃閃的燈光中往回去的路上急馳，人們大概都感到疲乏了。我還在想那間水晶宮的屋子現在該怎樣了。一陣熱鬧之後，該更顯得空廓、冷寂吧？現在安娜在做什麼呢？她在回憶她美麗的一生，還是沉湎在剛剛逝去的非凡的酒會？在她稱心如意的一生里，她究竟喜歡什麼？她還需要什麼，想些什麼呢？她是快樂的呢？還是不快樂的呢？……

第二天，我們又準備作一次新的旅行，到近郊一個農民家去作客。這也是我急於想接觸和了解的。我們正要出發的時候，華苓來電話，說她不能同我們一道去了，因為她要準備花圈，下午去參加一個朋友的悼別儀式。她告訴我們一個壞消息：昨天夜晚，大約是十一點鐘光景，她們的朋友安娜穿著長長的睡衣，一個人坐在客廳里的沙發上逝世了；今天一早，那個去打掃的用人進門時才發現的。她看見滿屋子的燈都還燦爛地照著，只有安娜一個人靜靜地靠在那裡。她兒子從打獵地點趕了回來，決定下午舉行殯禮。電話就是這樣簡單。

愛荷華的秋天，總是陽光明麗，風和日暖，我們幾十個人又興緻勃勃地坐在一部大汽車裡。汽車在高速公路上急駛，疏落的精緻的小舍，一閃即過，發黃了的莊稼地，一望無垠，田園風景畫般的愛荷華給了我們多麼好的印象，它滋潤著我們疲勞了的心神。我們迎著清涼的微風，享受著無憂的平穩的生活。可是，伴著車輪滾滾，腦子中回漾出無數思緒。安娜，安娜的一生，昨天，昨天的旋風似的生活，都是一幅幅色彩繽紛的長的畫卷。我該怎樣去理解、觀察和想象呢？現在除了一片悵惘，我還有什麼可說的呢？

1981年12月寄自美國衣阿華

曼哈頓街頭夜景

去年十一月四日，我到了紐約，這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傍晚，我住進了曼哈頓區的一家旅館，地處紐約最繁華的市區。夜晚，我漫步在銀行、公司、商店、事務所密聚的街頭。高樓聳立夜空，像陡峻的山峰，牆壁是透明的玻璃，好像水晶宮。五顏六色的街燈閃閃爍爍，遠遠近近，高高低低，時隱時現，走在路上，就像浮遊在布滿繁星的天空。汽車如風如龍，飛馳而過，車上的尾燈，似無數條紅色絲帶不斷地向遠方引伸。這邊，明亮的櫥窗里，陳列著鋥亮的金銀餐具，紅的瑪瑙，青翠的碧玉，金剛鑽在耀眼，古銅器也在誘人。那邊，是巍峨的宮殿，門口站著穿制服的警士，美麗的花簾在窗后掩映。人行道上，走著不同膚色的人群，服裝形形色色，打扮五花八門，都那樣來去匆匆。這些人從哪裡來？到哪裡去？他們走在通衢大道，卻似在險峻的山路上爬行，步步泥濘。曼哈頓是大亨們的天下，他們操縱著世界股票的升降，有些人可以榮華富貴，更多的人逃不脫窮愁的命運。是幸福或是眼淚，都系在這交易所里電子數字的顯示牌上。我徜徉在這熱鬧的街頭四顧，燦爛似錦，似花，但我卻看不出它的美麗。我感到了這裡的複雜，卻不認為有多麼神秘。這裡有一切，這裡沒有我。但又像一切都沒有，惟獨只有我。我走在這裡，卻與這裡遠離。好像我有緣，才走在這裡；但我們之間仍是缺少一絲緣分，我在這裡只是一個偶然的，匆忙的過客。

看，那街角上坐著一個老人，傴僂著腰，半閉著眼睛，行人如流水在他身邊淌過，閃爍的燈光在他身前掠過。沒有人看他一眼，他也不看任何人，他在聽什麼？他在想什麼？他對周圍是漠然的，行人對他更漠然。他要什麼？好像什麼都不要，只是木然地坐在那裡。他要幹什麼？他什麼也不幹，沒有人需要他干點什麼，他坐在這熱鬧的街頭，坐在人流中間，他與什麼都無關，與街頭無關，與人無關。但他還活著，是一個活人，坐在這繁華的街頭。他有家嗎？有妻子嗎？有兒女嗎？他一定有過，現在可能都沒有了。他就一個人，他總有一個家，一間房子。他坐在那間小的空空的房子里，也像夜晚坐在這繁華的街頭一樣，沒有人理他。他獨自一個人，半閉著眼睛傴僂著腰。就這樣坐在街頭吧，讓他來點綴這繁華的街道。總會有一個人望望他，想想他，並由他想到一切。讓他獨自在街頭，在鮮艷的色彩中塗上灰色的一筆。在這裡他比不上一盞街燈，比不上櫥窗里的一個仿古花瓶，比不上掛在壁上的一幅亂塗的油畫，比不上掠身而過的一身紫色的衣裙，比不上眼上的藍圈，血似的紅唇，更比不上牽在女士們手中的那條小狗。他什麼都不能比，他只在一幅俗氣的風景畫里留下一筆不顯眼的灰色，和令人思索的一縷冷漠和凄涼。但他可能當過教授，曾經桃李滿天下；他可能是個拳王，一次一次使觀眾激動瘋狂；他可能曾在情場得意，半生風流；他可能在賭場失手，一敗塗地，輸個精光；他也可能曾是億萬富翁，現在卻落得無地自容。他兩眼望地，他究竟在想什麼？是回味那往昔榮華，詛咒今天的滿腹憂愁，還是在追想那如煙似霧的歡樂，重溫那香甜的春夢？老人，你就坐在那裡吧，半閉著眼睛，傴僂著腰，一副木然的樣子，點綴紐約的曼哈頓的繁華的夜景吧。別了，曼哈頓，我實在無心在這裡久留。

1982年9月25日於北京

保羅·安格爾和聶華苓

當我寫上這兩個名字的時候，就有一種親切感湧上心頭。雖然我離開他們已經半年，各自因為生活、工作的忙迫而很少通信，然而卻是多麼親切的兩個熱情的人的影子總是站在我面前。在美國的時候，我常常想到他們有那麼多的工作、寫作，怎能那麼周到體貼，把時間精力完全放在對人、對朋友上？二十年來他們已經接待了這麼多的外國友人，至今還是無間斷地每年接待故人和結交新友，好像從不厭煩，從不疲倦，他們哪裡來的那麼多的細心、耐心？他們為這項事業耗費了多少寶貴的時間和心血？為的什麼呢？我想他們是自有他們的理想的。

保羅是一個十足的美國人。他的祖宗是德國人，許久以前從德國移民來美洲，因此他賦有那種比較純樸、穩重、紮實的北歐人的性格。但他的作風仍是美國人，是屬於老一代的美國人。他熱情、坦率、正直、平等待人。自然他對共產主義是不感興趣的。他認為「極權」政治總是不好的。但他很喜歡毛**的詩，他們夫婦翻譯了他的詩詞。他對「***」是厭棄的。他也反對還存在於我們社會中的某些封建、官僚主義。但當他遍遊了中國的大江南北和參觀了我們的首都，接觸了我們許多幹部、普通老百姓、作家、藝術家之後，他寫了很多讚美中國、留戀中國的深情的詩篇。

他喜歡中國人，但遇到意見不一致時，他是要爭辯的，不過爭辯之後，還像往常一樣。去年九月間的一個傍晚，我們有一位同志在聶華苓家裡的走廊上同保羅·安格爾聊天。不知怎麼這位同志偶爾談到「美帝國主義侵略者」這個名稱的時候，這位美國人聽不下去了，便說美國是一個崇尚民主的國家，她從來不是侵略者。這位同志也忘記了是同一個美國人說話，很直率地說：「怎麼不是侵略者，朝鮮戰爭不知殺害了多少中國人、朝鮮人……」我馬上感到一場不愉快的爭論要發生了。這時聶華苓卻說：「保羅，我想我們不應該談這些，我們不能換一個題目嗎？」安格爾惘然若失地望著樓外的景色，然後恍然若有所悟，笑了一笑，對聶華苓說了幾句我們聽不懂的英語，便坦然地談別的事情去了。

我們之間一直都談得很投機。他講他的故事給我聽，小時候如何在家裡幫助父親馴馬，他從馬上掉下來，他的父親不打馬，而是打他。他在嚴格的家庭教育中長大，他又如何在貧苦的條件下學文學。他在愛荷華大學是第一個用詩作獲得畢業學位的。他又講了英國的劍橋大學如何給了他助學金，當他啟程去英國時，他的全家才忽然發現了他的才氣，母親一句話也不說，只是埋頭為他擦皮鞋，把他當一個最榮譽的人那樣對待。他講了他學成后曾回到德國一次，家鄉人當然不知道他，只記得關於他老祖父去美洲的往事，並且還記得，可憐的老保羅至今下落不明。

我們的確相處得融洽，而且認為彼此都比較了解。但有一次，我們也幾乎爭吵起來。這是在歡送我們的家庭小酒宴上，大約有十來個人，是在我將離開愛荷華的前兩天，在我們兩個人的思想、性格的差異中，留下的一點有趣味的小爭執，也是有趣味的回憶。保羅是美國人，但對他的故土德國，仍是飽含感情的，現在他每年都要安排他的客人們去愛荷華的一個德國移民區的鄉村去看看，在充滿德國情調的地下酒吧間喝酒，在德國飯店吃牛排，在那間毛織品商店買點毛料衣服或毯子，那裡有許多美麗的純毛衣。我們已經去過兩次了，也知道那裡的一點情況。最早來美洲的德國人，是公社的社員，生活在一起，財產也是公共的，後來才逐漸分開，但現在這個賣純毛織品的店鋪，仍是集體公有的。這次保羅又談到他的祖先們的集體生活，我開玩笑說：「那是原始共產主義的生活，讓我們為美國最早的公社社員們乾杯！」也許保羅不願喝這杯酒，卻出於禮貌，勉強陪著我喝了一口。隨即說道：「公社老早就散了，散了以後才逐漸富起來的。原來很窮。」我也不願讓步，便說：「那可能是由於美國的資本主義，小小的原始的共產主義給美國龐大的資本主義吃掉了。」保羅忍不住又說：「現在美國公民的最大多數是中產階級……」看樣子他還要說下去，我有點後悔我不該惹他。這時聶華苓又來解圍了，她說：「保羅，不能再換個題目談話嗎？」於是保羅不再繼續談他的祖先們的生活，而是同我們碰杯，祝我們一路順風。

保羅認為現在國與國之間，常常會因為社會政治制度的不同，彼此隔閡，甚至產生不容易消弭的種種矛盾、衝突、戰爭。但文學藝術是不應該因為這種問題而相互背離，而應該相互交流，並且是可以相通的。後來聶華苓也曾對我說：「我們是用共同語言談不同的思想。」有的人常常因為思想不同，就認為彼此缺乏共同的語言。他們卻認為雖然思想不同，也還是會有共同語言的。文學藝術是超階級的，藝術就是藝術，那裡沒有很多政治、思想等；即使有，也可以只談其中的藝術性。他們夫婦大概就是基於這一點來舉辦國際寫作中心，為世界各地的作家提供交流的機會和園地。

事實上，自然並不那麼簡單，在充滿了政治鬥爭氣氛的世界上，一塵不染是很困難的。因此聶華苓也曾對我們說過這樣的話，他們夫婦只在集中精力，專門寫作的時候才享有無限的愉快。一旦觸及到有關政治關係的事情時，便會不勝其煩了。是的，情況確是這樣的。去年九月，在一次介紹中國現代文學的座談會上，有個旁聽的來自台灣的中國學生站起來挑釁地質問我們，為什麼要抓人？為什麼抓***？等等。保羅不等我們回答便站起來說：「大陸抓人比台灣少，是台灣抓得更多。難道不是這樣嗎？」隔了一會，那個台灣學生又紅著臉發言，指責保羅以一個美國人，卻偏袒「大陸」，問他有什麼證據這樣說。這時保羅剛剛走出了會場，聶華苓馬上站起來說：「保羅當然有證據這樣說。要提問題，應該當保羅在場的時候，當他的面提。」這時，一個外國作家，大概是希臘人，也站起來說道：「報紙上人人都可以讀到的，陳文成教授在台灣慘死，不是事實嗎？還要什麼別的證據？」這才堵住了這個台灣學生的嘴。這樣的事例並不是絕無僅有。埃及總統薩達特被刺殺事件發生后，寫作中心便不得不把原定的報告中東文學的一次座談會取消，因為怕在會場上引起群眾性的衝突。我們參觀農場時，農民向我們訴說，他們一年辛苦，豐收了，可是糧價壓得很低，而且賣不出去，只好喂牲口；農業機械價格貴，又面臨和澳大利亞、紐西蘭等國的競爭；教育經費、社會福利基金減少，老百姓對這些很有意見。保羅是同情的。他自己也對我們說，里根政府繼續賣武器給台灣是愚蠢的。

我還要說這個美國人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學習。有一晚，我們在他家裡聊天，已經十一點了。聽到門鈴響，保羅去開門，帶進來一個年輕的姑娘，她來這一帶找親戚，天黑了，找不到，就敲門問路。保羅說了一句：「請等一等。」便進屋脫下睡衣，換好衣服出去，開車陪送那位不認識的姑娘找親戚去了。

聶華苓笑著告訴我們說，王蒙前年曾經給保羅做過一個鑒定，說他「出身好，勞動好，群眾關係好」。王蒙說得對，保羅的勞動的確是好的。去年他七十三歲，每天都要把一個或兩個很大的垃圾袋搬到山下去；屋頂漏了，他自己上房；地板壞了，他自己修理；掃院子，剪草坪，把院子里的枯樹鋸倒，劈開，壘整齊，留到冬天燒壁爐，既有風趣，又可省電。這種自己動手的習慣，不只保羅這樣，我看到的很多美國人都是這樣。美國是一個新興的國家，他們的父輩大多是勞動人民，即使很多人後來富有了，甚至成了政府官員、學者教授，但並不都擺官架子，大多數還是像普通人那樣，很多事情都是自己動手去做。

過去保羅負責國際寫作中心時，聶華苓幫助他，是他的助手。現在聶華苓負責了，保羅是她的顧問，也是她的助手。保羅的美國式的求實精神，影響了聶華苓，而聶華苓的中國式的細膩大方也為國際寫作中心增加了更多聲望。聶華苓雖然入了美國籍，是愛荷華大學的一個教授，但實際是一個非常中國式的中國人，一個講究人情，殷勤能幹、賢惠好客的中國婦女。有時她好像一個幹練的工作人員，一個善於應對的交際家，但實際她還是一個作家。她有作家的敏感，有作家的坦率與熱情。她經過風霜而沒有怪癖，很能隨和而從不盲從。她從事艱難的事業但又很樂觀。她的堅毅的工作精神和爽朗的笑聲，都是非常動人的。

凡是在國外生活的中國人，都很自然地對祖國懷抱著強烈的希望，希望祖國繁榮強盛。但同時也存在著對祖國的不十分了解，有的人因時間、地域、知識等等的原因以及西方自由思想的影響，產生了一些懷疑，特別是由於十年浩劫，「***」的大破壞和某些**反華專家的肆意渲染，使我們在世界一部分人中留下很壞的印象。我們沒有理由要求別人都能完全同我們自己一樣，同我們走過幾十年戰爭歷程的老黨員那樣，理解那深藏在我國各族人民之中的力量和美德，以及共產黨的偉大作用。現在許多外國人，或在外國生活的中國人，都願意同我們親近、友好，增加了解，發展友誼，這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世界潮流。聶華苓主持的國際文學交流是這個潮流中的一股力量，又推動這個潮流更加前進。儘管她在今後工作中將遇到很多路障，但我相信，他們能夠辨別是非，排除干擾，取得成就。他們的工作，不只博得各國作家、人民的贊同，也得到美國人民和美國政府中有識之士的支持。一九八一年八月間，保羅和聶華苓夫婦獲得美國五十個州的州長通過的國際文學工作獎，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明。

1982年夏

橄欖球賽

州外的一個大學的球隊要來愛荷華，同愛荷華大學的球隊比賽橄欖球，這是每年都要舉行的州際球賽之一。這個消息在愛荷華是頭等消息，已經飛翔好些天了，甚至也驚動了從來對球賽毫不熱心的我。在這場球賽的前幾天，保羅就好幾次興奮地告訴我，已經為我們買好了門票，非請我們去看看不可。他自己年輕時也是橄欖球的愛好者。據我觀察，好像極大部分美國人都是橄欖球迷，都是橄欖球運動的愛好者。比賽當天，從八點鐘開始，我們公寓樓前的大街上，汽車就一輛接著一輛，兩三部車並排從飛機場那個方向駛來，就像幾條巨龍從高坡上安靜地快速地連綿不斷地下滑，經過我們窗下的街道朝一個方向，馳向愛荷華區的大球場。這些球迷有的是從芝加哥，或更遠的地方乘飛機到愛荷華，在機場轉乘汽車來的，也有是從鄰近的那些州的城鄉來的，東南西北，各條路上都有汽車趕來。一早，城市就不安寧了，四面八方，川流不息的汽車，都朝這裡湧來。聽說球場能容納十萬人，就是這個城市人口的兩倍，我還有點懷疑。在北京天安門，有五十萬人或一百萬人集會，我會覺得平常，但在愛荷華這麼一個幽靜、美麗、風景如畫的小城，怎麼能吸引十萬觀眾來參觀球賽呢？然而當我們——保羅、匈牙利作家Gyo

gySomlyo夫婦、印度作家Su

ilGa

gopadhyay夫婦乘汽車將要接近賽球場時，我們相信了。

在賽場的外圍，我們還在車裡就看見車輛擁擠，像波浪一樣向一個方向推進，而且聽到了賽場內傳來的號聲、鼓聲、人聲、真是金鼓齊鳴。這嘈雜轟動的音樂，是在鼓舞運動員們向前、拚搏。賽場四周的馬路停車場，都密密麻麻停滿了汽車，汽車無法開到門口，我們就被迫下車了。我們緊張地跟隨人群走進球場。周圍都是人，我沒有時間顧盼，也來不及細聽，匆匆忙忙從人堆中、人縫中走上了看台，找到了我們的座位，實際上位子老早被先到的人佔了，不過美國人還是講秩序、講禮貌的，很快給我們騰出一小截地方，我們將就著擠進了人群的行列，勉勉強強坐了下來。球賽已經開始一會了。秋陽下，四面看台上擠得層層疊疊，萬頭攢動。我的周圍全是紅男綠女，老老少少，個個都用熱情的眼光，集中在球場上。他們一點不注意我們，周圍誰也不管誰，好像忘記了現實世界，只是關注球賽的進程，不斷地叫嘯，揮拳，搖頭，頓腳，嘆氣，哈哈大笑，坐立不安。為了什麼呢？就為了球場中的那個球。可是我極目去看、去找、球在哪裡呢？只看見那些運動員，個個膀粗腰圓，身高體大，都戴著防護面罩，穿著護身盔甲，像古代出征的勇士。球出現了，一個人撲上去，其餘的人也全撲過去，壓上去，兩隊球員成群的在那裡相撲，爭奪，球不見了，球又忽然從人縫裡飛了出來，人們飛速地散開，朝著球衝去、撲去，人又堆在一塊了，摔了，倒了……於是四周的看台上喊聲不止，打口哨的，叫罵的，振臂狂呼的，只要有了一個球的勝負，看台上的啦啦隊，球場四周的鼓樂隊，鼓號齊鳴，歡聲四起。這樣熱鬧的場面，一會又重複一次，一次比一次強烈，狂熱。我目不轉睛地盯著賽場和那群奔跑拼搶的彪形大漢，我怎樣也看不清那球的起落，聽不清混為一體的人潮轟鳴，我只覺得自己像滄海一粟，在海濤衝擊下，追波逐浪，一任沉浮。人海在奔騰，人山在崩裂，我好像離他們很遠，不了解他們，不明白周圍發生的一切。我痴痴地看看我周圍的這個那個。匈牙利的女作家安娜（A

aSomlyo）端莊地坐在我旁邊，她真美麗，年輕的血液在她白嫩的皮膚隱隱流動，她總是能吸引許多作家、許多人注意她的，可是這時，在擠滿人群的看台上，誰也沒有注意她。印度作家的妻子，一個小巧玲瓏、端麗如觀世音菩薩的東方美人，擠在放聲呼號的上了年紀的高大的女觀眾當中，只顯得像一株纖弱的蘆葦，隨時都可能被風吹倒、壓碎的樣子。我用同情的眼光看她們，她們回報我一個無可奈何的親切的微笑。而保羅呢？這位老詩人，一個美國的老運動員，一向就很健康，洒脫，這時一面評論和介紹著球場上的形勢和運動員的技巧，一面也不忘記跟觀眾一起為運動員們叫好，為他們惋惜。他完全沉浸在他那精力充沛的年輕時代去了。球賽能使人年輕，使年輕人嚮往勇猛，使老年人引起甜美的回憶，使女人想到丈夫的英武，而更愛自己的丈夫，這種運動有益無害，觀眾緊張愉快。我能替別人著想，為別人的歡樂而歡樂，雖然我對球藝可說是一無所知的。

比賽場內真是波瀾壯闊，場地四周排列著穿制服的樂隊、舞蹈隊。球賽休息的時候，勇士們馳騁的戰場，變成了演奏音樂的大樂池。愛荷華大學的音樂愛好者組成的一二百人的龐大樂隊，穿著整齊的制服，奏著樂器，整隊進進球場，隨著樂曲的旋律，組成各種隊形，間以少女的舞蹈表演，一時樂聲飛揚，彩旗漫卷，賽場空氣由緊張熱烈轉入輕鬆愉快。我們好似被軟風吹拂，頓覺清新，幾個人相繼走下看台，站在樓下一個進口處的小賣店旁邊。保羅搶先擠進買飲料的隊伍，等了好一會，遞給我們每人一杯可口可樂，涼颼颼的冰水，沁人心胸。原來擁擠在看台上的人，這時集在小賣部附近，三三兩兩，走來走去，我們總算能消消停停地稍稍猜度這些片刻之前完全沉醉在那種樂趣中的人們的心理享受。匈牙利客人望望我問：「有趣嗎？」我也望望他說：「很難說。我以為是好的，不過是美國的。比較起來我更喜歡小球。」我用手比劃著，意思是乒乓球。我說：「容國團，西多，約尼爾……」他懷疑地更望望我。我又說：「西多、西多，你們的；容國團、容國團、我們的。」他明白了，大笑，一邊點頭，一邊說：「西多、西多，約尼爾……」他的夫人安娜也懂了，連連點頭，兩人都說：「乒乓、乒乓好。」

我們沒有等球賽結束便回公寓了。一路上，那賽場的人聲、樂聲，時遠時近，仍在腦中迴旋，好似仍然置身球場。那種強烈，那種歡騰，那種狂熱，實在表現了美國人民的精力充沛，勇猛如雄獅，執著如蒼鷹。在這樣傾城空巷，熱烈競爭的賽場上，秩序井然，鬧而不亂，也表現了美國人民的文化修養，這給我的印象很深。我雖然不懂橄欖球藝，但我能夠懂得那些為球藝而喝彩的普通人的滿足。他們樂觀和健康。他們很會生活，會工作，會休息，會玩。

1982年7月12日寫於大連棒槌島

電影《錫鼓》及其他

先講電影故事。住在公寓里的作家和我的翻譯都告訴我說，愛荷華大學學生中心來了一部好電影，是曾經在美國獲得國際大獎的一部西德影片。片名《錫鼓》，是根據同名小說改編的。原著在美國也是一本暢銷書。聽了朋友們的介紹，我自然願意去開開眼界，長點見識。我到劇場稍微晚了一點，劇場里電燈剛剛關上，我們只得坐在最後邊的一個角落，翻譯坐在我旁邊，有時告訴我一點劇情。因為怕影響別人，不便多說。我主要是用眼睛看，加一點自己對英文字幕的一知半解。我現在講的自然不會完全，但從我眼睛看到的，大致可以理解了。但願不發生太大的誤解。

影片開頭是一幅收穫過的田野，平展展一望無垠，沒有山，沒有樹，沒有障目的東西；天色灰濛濛，可能是陰天，或者是傍晚，一個中年農婦獨自坐在地上在吃剛燒好的土豆。遠遠的那方，兩個警察追著一個犯罪的人，或者是逃犯。鏡頭慢慢移近了，這個逃犯跑到了農婦面前，求她幫助。農婦四顧，實無處可藏，便把自己的大裙子掀起來，這人匆忙爬了進去，她把大裙子蓋好，裝著無事的樣子。兩個警察趕到了，問她，她敷衍著他們。警察四顧無人，她正支吾他們時，忽然怪叫兩聲，坐得不安。好在警察沒有留意，不再追究，徑往別的方向追去了。警察走遠了，農婦把裙子掀起來，那位藏在裙子裡面的人爬了出來，觀眾看見他時，他褲子的紐扣是解開的。我這痴笨的腦子，許久以後才悟出那農婦呼叫、不安的原因。我很不理解這個鏡頭的用意。後來這個男人背著農婦收穫的穀物跟隨她，兩人高高興興地回家了。過了一個時期，警察又來追查，男人逃跑了，農婦抱著一個嬰孩遠遠地望著逝去了的男人的影子。後來這個嬰孩、私生女長大了，嫁給一個有鬍子的丈夫，但她另有一個情夫，也有了一個孩子，這孩子是她和情夫生的。這個孩子不知因為受了一點什麼魔，是一個長不大的孩子。孩子有一面錫鼓，他只要一打鼓或吹哨，就能把玻璃震得粉碎。這個孩子因為從小發現了他母親和情人的曖昧行為，曾從樓梯上摔下來。後來有一天，又發現他母親去和情夫幽會，他跟蹤去看，他雖在屋外樓下，卻能透視他們的行為，和聽見他們的聲音。他母親一走進情人住的屋子，兩個人互相不看一眼，各自急不可待的「脫」，脫光了便摟在一起。兒子氣極了，吹起口哨，凄厲的嘯叫把房子窗戶的玻璃都吹碎了，紛紛落下。後來他這母親死了，父親雇了一個年輕的使女。這時他雖然體形毫無變化，仍像個小孩，可是他實際長大了，而且和使女發生了關係。這天他從外面回家，發現他父親正在姦汙這個他愛著的使女，他闖了進去，打走了他父親……這些事都完全無一遮掩地在銀幕上顯示出來。後來這使女同他父親結婚，又生了一個兒子，但這個兒子實際是他的。他疼愛那睡在搖籃里的嬰兒。後來戰爭侵擾他們這個村莊，他隨著父親一家人離此他去，當他要隨火車而遠去的時候，他的外祖母，就是影片開頭那個在曠野上的農婦對他說，意思是：「你可以長大了，世界就是這個樣子，你已經全知道了。」電影就這樣結束了。自然裡邊還有一些細節，但我沒有全懂，大抵就是這樣。我看這部影片，說實話是勉強看完的，其中表現性生活的那些鏡頭太露骨，不堪入目。但這部影片在外國，並不算是黃色電影。那些黃色影片，全部表演性生活的影片，只在標有「×××」的電影院放映，而且是不準六歲以下或十歲以下的小孩入座。《錫鼓》是藝術故事片，並且以藝術故事片而在美國獲得國際獎的，看了之後，我在我所能理解的範圍內思考，我認為原書的作者可能是有他的思想的。他的思想就是他認為現實社會實在充滿了罪惡，一無可取。電影並不一定是宣揚這種低級的混亂的生活。但我不理解，影片為什麼要把一些醜惡的東西，這樣原原本本呈現給觀眾？觀眾到底能從中得到什麼？是厭惡，使人噁心，使人對現實生活產生不滿，因而嚮往美好；或者使觀眾欣賞，誘使人們去追求仿效呢？散場時，我從一些觀眾的眼中（絕大部分是青年學生！），他們的神態以及他們的讚美聲中看出來影片還是投人所好，迎合一部分人的低級趣味。影片完全自然主義地塞進一些挑逗人、引誘人走入邪道的不道德的東西。如果影片編導以為自己只是在客觀地表現毫無思想的人世間的現實生活，那就錯了，社會效果絕不可能和主觀願望那樣一致。這也是我個人所不能接受的「藝術只是藝術，無所謂思想性」的觀點。我們有些同胞，一個時期不加選擇地，一味醉心外國電影，我就介紹這麼一個。很可能有人會笑我落後保守，那就隨便，讓他們譏笑吧。

幾天後，愛荷華來了一個紐約百老匯的歌劇，各國的作家都去看。歌劇的劇名我不知道，但故事簡單；一個舞劇院或舞蹈團招收八名新演員，報名的有十六個男女青年。其中穿插有群舞、單人舞、雙人舞、三人舞等，其實是一些簡單的舞蹈動作或隊形變換。考試中，有的人用歌，有的人用朗誦，有的人用舞蹈，表現自己的家庭、學歷、愛好、志願，和為什麼要來應試，為什麼喜歡舞蹈等等，每人的情況各異。有些朗誦、歌唱，引起鬨堂大笑，我聽不懂，看樣子也是很動人的，趕緊問坐在旁邊的一位懂外文的朋友。表演者還在眉飛色舞，觀眾的笑聲不斷。朋友悄悄告訴我道：「他正在說他的同性戀生活，他是一個同性戀者。」我不禁愕然。難道這是一種這樣引人入勝的生活，值得在廣大的觀眾面前宣傳的嗎？我又問旁座的朋友，以前那幾個應試者講了些什麼。她悄悄說道：「反正各人都說他們的生活，有平常的，也有驚險、離奇很動人的。」但什麼是驚險，什麼是離奇，什麼是動人，我腦子裡裝了很多問號。這個戲很快就完了，從十六人中錄取了八名。當主考的導演宣布一個一個錄取的名字時，台上台下的空氣，在輕鬆愉快中顯得十分緊張。觀眾對十六個男女青年就業非常關心，觀眾和演員的情感在交流。被錄取的八個人興奮跳躍，落選的悻悻然，帶著微微的慍怒離去。這個戲情節簡單，不需什麼特殊化裝，舞台裝置簡單，后幕是巨大的玻璃鏡子，十六個青年以外，還有兩三個主考、監考的人。鏡子一照，虛虛實實，加上燈光的變化，演出很活潑，觀眾欣賞。十六個來歷不同的男女青年把美國現實生活中的一角，形形色色，集中在舞台上，很幽默有趣地表現出來，確實反映了一部分美國人的精神面貌。真可惜我不懂外文，不能完全領會劇情和它的全部優點。但我覺得這種形式是活潑可取的。看來他們只在客觀地述說，旨在引起觀眾的趣味，吸引觀眾到劇場來，這是一種正當的娛樂。他們有沒有如同我們這裡的相聲，含有寓意的、幽默的諷刺文學，那我就不知道了。如果完全白描，正常健康，自然也好，但如果只限於有趣，只望能博得一時的笑聲，卻不能給觀眾以比較深刻的印象，也不引起觀眾的是非之感，愛惡之情，美醜之分，那就沒有什麼太多意義了。自然這一個戲不能代表美國全部的舞台藝術，而且這只是我的一種朦朧的感覺，是不足為據的管見。我相信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獨特的愛好和情趣，我們應該尊重每個民族自己的藝術創造。我只是自己思考，一切藝術作品，是否能夠不表現任何思想，而只是自然的，客觀的，生活的再現呢？是的，古已有之，不能說一花一草，一山一水都表現了什麼思想。就是亭台樓閣，儘管別具一格，也不見得就表現了什麼思想。但這裡總有妍媸，總有清濁，總有生氣勃勃或萎靡不振；總有使人清新與崇高，或令人鬱悶與空虛。一個作家、藝術家無論如何是不能離開社會而獨立生存的。他一定對世事有感，有愛惡，有評比。標榜藝術作品不應該表現思想，不也就是一種思想嗎？

中國周末

愛荷華國際寫作中心主辦的一年一度的中國周末，去年九月底舉行。來自海峽兩岸的中國作家、旅美的華裔作家和來自世界三十幾個國家、地區的各國作家，借這個機會，集聚一堂，接觸、交談、相識，談論中國文學的現狀和前景，彼此留下一些愉快的回憶。今年因為經費不順手，主人沒能邀請外地的華裔作家來參加，但仍照舊舉行了一次「中國周末」，召開專談中國文學的座談會和一次表演中國民族舞蹈、音樂的欣賞晚會。

十月卅一日下午在愛荷華大學藝術展覽館的一個側廳舉行中國作家的報告會。我向來不善於也不喜歡做報告。九月中旬在寫作中心第一次座談中國文學的會上我講過一次。那次會擠滿了聽眾，許多人沒有座位，都席地而坐。聶華苓當**，講話的有蕭軍、吳組緗、陳明和台灣來的年輕詩人蔣勛。我講的題目是《中國文學現狀》，結果不大受歡迎。第二天，住在王曉蘭家裡。在愛荷華大學教中國民族民間舞的、北京去的中國舞蹈學校的教師許淑英打電話對我說：「阿姨！你的講話被認為太官氣了，好像官方代表講話，這裡人不喜歡聽，他們希望你能講講自己。」現在中國周末舉行報告會，我又要講話了，我就問過，徵求過意見，講什麼好？回答都說：你就講自己最好。我自己有什麼好講呢？我便照大家的意見，預先寫了一篇關於我的生平與創作的稿子，準備在會上念，這樣翻譯的人也便於翻譯。另外講話的人還有黃秋耘、許淑英和蔣勛。原來也請陳明講話的，他一看時間不夠，多講不可，三言兩語，什麼也講不透，便推辭了。這次聽眾大約有一二百人，在愛荷華就算很熱鬧了。在這之前，舉行過一次世界女作家和愛荷華群眾見面的講話會。被邀請來美國參加寫作中心活動的世界各國，包括中國、挪威、丹麥、希臘、波蘭、匈牙利、巴勒斯坦、印度、菲律賓、墨西哥、阿根廷、美國的作家共十三人。來自世界各地文壇上的女秀，像過節一樣，穿著民族服裝，按年齡長幼列隊入場，我曾心想，這如果是在中國，無論在北京或中小城市，與會的一定非常踴躍，要擠破大門的。但那天當我步入會場時，我卻吃了一驚。能容納三四百觀眾的劇場，稀稀朗朗坐著約一百多人，我奇怪，難道這麼多國際上的女作家在這樣一個高度文明的大學城裡，就只能號召來這麼一點人嗎？後來我停留美國的時間長一些，才明白，一二百人，雖不算多，但也過得去了。像我這樣平日全憑臨時的情緒來講話的人，如果上台念講稿，是不可能精彩的。但是這次，我沒有念講稿，我離開講稿，講了作為作家的我和人民的聯繫。這不是應景，只是完成了預定的一項節目，我感到愉快。

今年的中國周末，還邀請了住在加州的一個華裔作家。這位作家早年在創作中心工作過，同聶華苓夫婦有較長時間的來往與了解，同來自台灣的蔣勛也很親善。他到愛荷華是來看望老朋友的，或者也還想見見大陸來的新人。他很懷念祖國。我們談到他熟悉的廣西、上海等地，雖說他當年還很年幼，但現在記憶猶新，講起來念念不忘，很有興趣的。這位作家便是祖籍廣西的白先勇先生。白先勇是寫小說的能手，他的一些小說描寫細緻，文字流利，頗為中國的某些評論家們所欣賞，有人寫過文章捧他。由於生活的經歷，白先勇對於他描寫的主人公和主人公所處的社會環境是非常熟悉的，對那種「傷逝」也是深有體會的。一些評論家們，可能是看多了近三十年來的多寫鬥爭題材的作品，而又嫌平鋪直敘，文章實而不華，到了「***」橫行時期，幾乎都是令人討厭的「假、大、空」，現在驟然接觸到這種精雕細刻的精品，內中人物很有韻味，似乎可以呼之即出，不覺欣喜。可能也還有這樣的評論家，雖無白先勇的舊時生活，但對這種生活情調與感傷，也有同感，因此也就拍案叫絕。我自己是寫小說的，我認為白先生有寫小說的才能和頗高的文學修養，我也喜歡他的文字。但我又是一個共產黨員，有我長時期的和人民群眾共同奮鬥的生活經歷所養成的我對文學作品的欣賞的趣味。倒不是我要拿一些死硬的框框，要白先勇來就我的什麼框框，框框都是要不得的。但是我總希望作家能從懷舊的感情中跳出來，把眼光擴大，寫出更絢麗多彩，更富有生命力的文章。我曾對他說：回國內走一趟吧，新中國還是有許多新的可看可愛的東西的。我願意幫助你，新中國一定會歡迎你。反之，你要是能幫助我去一趟台灣，我也是高興的。

他是一個年輕、活潑、有興緻的人，來我們寓所吃過一次便飯，我以為我們是能夠談得來的。但誰知道呢？他也許有他的固定不移的看法，也許他也是因我的言談而對我失望的一群中間的一個。我希望不是，我的確真的等著他來看看新中國。

中國周末的音樂、舞蹈晚會，由聶華苓和她的女兒及舞蹈家王曉蘭主持。王曉蘭自編自導，並且主演了一個現代舞的節目。她和她的同伴們表演得很不錯，博得滿場掌聲。只是我對這種舞蹈，還是外行，很難有什麼評論。表演的節目中還有吳祖光的女兒的唱歌，她學的是西洋唱法。我想如果她能多接受她媽媽新鳳霞的一些唱法，可能效果更好。中國女孩唱西洋歌曲，總覺得中氣不足，音度也嫌低了一些。這也可能是我的錯覺。參加演奏的還有一個吹笛子的小賴先生，他是在「*****」的混亂期間，從廣州出去的年輕人。他的笛子吹得非常好，香港的聰明靈活的商人抓住他路過的時機，錄製了很多唱片，遠銷海外。我們在美國一些朋友家訪問，就聽到過他的悠揚婉轉的笛聲。他的妻子出生在香港，也會彈琴。他們夫婦使用五種中國的民族樂器，表演了五個節目。他告訴我，他住在紐約，以開出租汽車為生，每天得開十四小時才能維持一個四口之家的生活，再也沒有時間精力擺弄自己心愛的藝術。聶華苓請他們來參加中國周末，自然表現了聶華苓夫婦喜愛藝術，愛惜人才；對他們則是一次休息、旅遊，而且在經濟上也可得一點小小的補助。我曾問聶華苓，根據這兩個人的專長，你們不能介紹他們參加一個小的樂隊，或者廣播電視台這一類的工作，以發揮他們的藝術才能嗎？聶華苓變得嚴肅起來，臉上失去了常有的笑容，瞪著眼，攤著手，搖搖頭說：「毫無辦法。」

還有一對夫婦原是中國芭蕾舞劇院的演員，男的飾演過《巴黎聖母院》中的神父，現在在美國一個小劇團演現代舞。這晚他表演了一段劍舞。女的演了一段《絲路花雨》中的「反彈琵琶」，因為這些都不是他們原來專業中的本行，表演平平，不怎麼出色。看他們的演出，我感到親切，但又很難過。想當年他們在北京天橋劇場，在中國的舞台上得到過多少觀眾的熱烈鼓掌，是曾經被中國人民培養愛護並寄以希望的呵！看到現在他們落得寄食異邦，充一個無足輕重的、不重要的、隨時都可以被辭退被解僱的演員，孤獨地掙扎著，拿點美金，過著不充裕的日子，我真有點精神沮喪，就好像是我自己落魄他鄉，寄人籬下那樣心裡很不舒服。幸好，多虧許淑英的節目救了我。這晚，她一個人表演了十二個節目，全是我國兄弟民族的民間舞蹈。她整理了這些原始的舞蹈動作，保存了這些舞蹈的樸素、健康、優美和各個民族作風的特點。聶華苓夫婦、我和在場的許多觀眾，從她的表演里，驟然發現了這麼多鮮艷繽紛的花朵，不禁驚嘆不已。許淑英是北京舞蹈學校民間舞系的教員，已年近五十，早已不登台表演了。這次她應愛荷華大學舞蹈系的邀請，來美進行教學交流，在中國周末的晚會上，她慨然登台。沒有舞蹈服裝，只著一套日常穿的黑色練功服；沒有樂隊伴奏，沒有五顏六色的燈光變化，可是她嚴肅認真，一招一式，一絲不苟，表演的每一個節目，都引人入勝。節目只是片斷，無劇情，無故事，但她把自己化入她所表現的人物中，使觀眾都能領略舞蹈傳達的細膩的感情。當她用兩隻手敲動兩個小碟，邊跑邊跳時，我真以為她是一個頑皮的可愛的兒童，那樣的天真、活潑、快樂。一位女教授看了她表演后，曾驚嘆地說：「你怎麼會這樣多種舞蹈？」許淑英告訴她，五十年代初，她剛剛步入舞壇時，曾到各兄弟民族地區採風，幾乎走遍了中國的東西南北。向那裡的人民學習，向老藝人學習。那位教授更驚嘆祖國從事藝術工作能有這樣好的條件。自然許淑英個人沒有很多錢，她只憑國家***或舞蹈學校的一紙介紹信，就可以走遍全中國，走到哪裡，哪裡的地方當局、兄弟團體就會樂意為她辦事，為她操心，找人來幫她，教她，她的生活也沒有任何的困難。她享有一般資本主義自家的演員、藝術家所不可能有的必要條件。她是黨培養出來的，是人民，是社會主義制度培養出來的。她表演后，晚會結束了，我和聶華苓跳上台去，我擁抱著她，悄悄告訴她：「你成功了。」

晚會散了，我們坐車回到五月花公寓，我憑窗遠眺，繁星點點，多麼愉快的中國周末的晚會呵！

1982年9月10日寫於「十二大」會議期間

紐約的住房

紐約在很多人的心上是一個發亮的名字。它是美國最大的城市，是美國金融資本的中心。在美國建國以前，曾經有多少英國人和其他西歐人絡繹不絕跑到這裡來淘金、開礦、辦實業、設工廠、販人口、修鐵路、辟碼頭、發財致富。有多少印第安納人，非洲黑人，被奴役、被殘害，瀕臨絕境。有多少亞洲人、中國人也萬里迢迢，離鄉背井，逃荒避難，跑來做工，流汗、流血，謀求溫飽。現在美國是最發達、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之一，紐約成了世界上有錢人羨慕的地方，也是世界上許多窮人嚮往的地方。

前年，我應邀參加愛荷華國際寫作中心的活動，以一個陌生者的身份闖進了這裡，這裡的什麼東西都會吸引我，使我注目。我需要理解，需要辨別，需要比較，需要感受與激動。按行程計劃，我將在這裡停留一星期。我希望我會像一塊海綿，凡遇到有水的地方，它都能浸入，並且汲取得飽飽的。我以為一切都會使我感到興趣，並可能對我有所教益。紐約，我在這裡不會住很久，但在我的記憶中，它將會留下深深的痕迹。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四日，一到紐約，我們由新土雜誌社社長陳憲中先生迎接，住到紐約最繁華的曼哈頓區76號街的一家旅舍里。76號街可能是早期建築留下來的幾條街道之一。這裡很像三十年代上海英租界那幾條靠黃浦江的馬路。街面不寬，樓層不高，房子不新。旅舍不大，但門面嚴肅靜穆，看門的門警，穿著制服，彬彬有禮。近年來陳憲中先生每年都歡迎中國作家到他家作客，他有一個很賢惠的妻子。現在他也非常歡迎我們到他家去住，並且為我們出門旅行提供種種方便。我感謝他的盛情，但我因為怕打擾他太多，沒有接受他的邀請，但我答應在臨離紐約前到他家住兩天，同他聊聊閑天。在紐約的一個星期中，有四天我們和聶華苓夫婦住在76號街的旅館里。旅館的房屋比較舊，但顯得高大，陳設古雅。旅客似乎不多，更沒有很多穿白衣的服務人員來往穿插，特別清潔安靜。聶華苓告訴我，住在這裡，是一個月前就預訂好的。聶華苓夫婦住一個套間，我們住一個套間。每個套間都附有一間小廚房，電爐、冰箱、杯、盤、刀、叉用具齊全，旅客可以在這裡煮咖啡、烤麵包、吃點心、進餐。每天租金一百四十美元。這裡不是紐約最豪華的旅客，只能算中等，但可以說是最舒適方便的旅舍。

別的新式的豪華的大旅舍，我沒有去過，據說房租有四五百美金一天的，具體情況不知道怎麼樣。但聶華苓夫婦陪著我們和台灣詩人蔣勛先生去一家新式的、比較高貴的公寓作客。公寓的主人夫婦倆都是雜誌編輯。後來熟悉紐約生活的朋友告訴我們說，一個雜誌的編輯，如果沒有其他的巨額收入，只靠每月工薪，住這樣的公寓，是很難的。這座公寓離我們旅舍似乎不遠，在一個高樓群中。我們是晚間去的，馬路陰暗，從暗色的玻璃牆壁往裡看，只能看見自己一群人的淡淡的黑色的影子。貼近大玻璃才看見裡面是一間空廓的走廊式的屋子，沒有什麼陳設，沒有盆花，沒有窗帘。按過門鈴后，門開了，我們走了進去，一個著制服的門警從暗處走了出來。他知道了我們要去的地方，指引我們上電梯的路，又經過一道鐵門，他才打電話給我們要訪問的住戶。到了主人的門口，又按電鈴，才在一道小鐵門裡看見主人的歡迎的笑臉。這道鐵門打開，我們就如釋重負地登堂入室，到了富麗的客廳。屋子高大，陳設豪華。主人夫婦倆都在中年以上，態度雍容端莊，待人彬彬有禮，談話和諧風趣，請我們喝茶，吃專為我們製作的點心。這幢樓究竟有幾十層？我忘記問了，大約有三十幾層。我站在廳前望市景，但見眼底腳下，燈光點點密集，如銀河裡的繁星，一片星海，紅紅綠綠、高高低低、燦燦晶晶。小甲蟲似的汽車，在街道上流瀉，車后的尾燈，像紅色的絲帶不斷向前引伸。這座公寓就是這樣一層樓一層樓地，一個單元一個單元，一家一家住著幸運的比較富裕的中上人家。他們在各自的公司里、寫字間做事，白天很忙迫，夜晚很閑散，有機會去參加社會的一些聚餐、酒會，杯盤交錯，燈紅酒綠。有時還可以在舒適的寓所里，接待來自外國的客人，留下一些愉快的回憶，在優裕的生活圖畫上另添一筆色彩。

後來，我到了我的一位親戚家裡。他到美國才六年，是「*****」中申請探親到香港，後來轉到美國的。他住在紐約有名的皇後區。這是一個在安全上比較有保障的住宅區，房舍都像我們在愛荷華看到過的那樣一棟一棟小樓房，有庭園草坪、樹木、花草。房價自然很貴了。我們這位親戚在國內是一個大學校的物理教師，現在在美國的一個電子計算機公司里審查設計，一個月兩千美元的工資。他告訴我，他買這棟樓房的時候，價值二十萬元。分期付款，二十五年還清。他已付三年，共八萬元。以後將在二十二年內陸續還清那十二萬元，每月須付款五百元，這五百元是不必交所得稅的。但是，二十二年後，由於地皮等等漲價，這棟房子將價值三十萬元，或二十五萬元。而房子的產權已完全為他所有了。他還告訴我，現在，這房子雖然還不能說已經是他的，但美國法律仍然認為他有房產二十萬元。他可以用這所尚未付清房價的房產作二十萬元抵押去借債。如果能借到五萬元或十萬元，他便又可以拿這筆借款去做買賣，買證券，買股票等等，至少還可以分期付款再買一棟小一點的房子。他可以把房子租出去，收取租金。他更告訴我，美國是資本主義社會，需要資本不斷地流通。這個社會鼓勵你花錢，鼓勵你做生意，誰的膽子越大，越敢借錢，越敢買空賣空，誰就可能會越有錢，錢越多，生意也就越大。聰明人，敢於冒險的人，都不把錢存進銀行，因為存錢還要抽所得稅咧。我的這位親戚，五十年代，我見過他，那時只是一個大學生，天真活潑。在美國生活了六年，如今簡直成了一個美國通，對我們講述這本經濟賬，真是頭頭是道。我半天也理會不過來。最後他笑著說：「簡單地說，你欠的賬越多，銀行越敢借錢給你。你就越玩得轉。美國就是這樣。」

後來在波士頓，我遇著一位在美國多年的華裔教授向我證明了這位親戚的話，她說：「我們在美國，做的是今天的工作，用的是明天的錢，還的是昨天的債。搞得好，日子還是好過的；搞得不好，只要一天失業，一切的財產都是別人的，你就等著貼封條，進法院、起訴。我們教書的，如果是教授，有了鐵飯碗，還好點；可是要混到教授頭銜，好不容易喲，什麼博士學位都是空的。」原來這些別墅、小院、高樓、大廈可能都是空的！都是欠賬賒來的！

中國人僑居在美國很有年代了，因此比較大的城市裡都有唐人街，華人大多集中在這裡。紐約唐人街兩邊大多是矮塌塌的半中式半西式三四層樓的房子，很像三十年代上海的城隍廟街。街道窄，鋪面擠，四處都是用中國文字書寫的各式各樣金字招牌，有的還貼著紅紙大對聯。各種行業都有，以大、小餐館較興隆。街上行人摩肩接踵，前呼後擁。夜晚紅綠霓虹燈閃耀刺目。四面的摩天大樓都在向這裡擠，唐人街會不會逐漸縮小、消失呢？看來，這是多餘的擔心。旅美僑胞的愛國團結、對於祖國故土的思念和對於民族風情的眷戀，都不會允許這種局面出現。而一些挖空腦筋要斂錢發財的人，也要設法保留唐人街，作為展覽的櫥窗，將來也許可以出售門票，增加收入呢。

紐約還有一種我們不會想象到的流動房子，這自然是遠在郊區（在中小城市裡也有）。這種房子看起來像火車的車廂，一截一截的可以用汽車拉走。活動房子一般都整齊地排列在一些準備建築尚未動工的土地上。自然這裡很少草坪、樹木、花朵，一些低工資收入的家庭就住在這裡，租金比較便宜。如果這塊空地有了別的用場，這些流動房子就會被拉到另一塊地方去。如果流動房子也沒有地方安排那又將如何呢？會不會就有人流落街頭，露宿道旁呢？會不會有人為這群低工資收入的人另找棲身之所呢？我沒有更多了解，這裡就不多說。

紐約還有一個住宅區，住的全是黑人。不管我在華盛頓也好，舊金山也好，波士頓也好，友人們總要向我提出警告，不要到黑人區去，把黑人區形容得非常神秘和可怕。的確，我在密歇根大學也聽到過一位中國女同學訴說她在校園中遇到的黑人暴行；在芝加哥的夜晚，我也曾親眼看見黑人向中國同學氣勢洶洶無理挑釁的蠻橫行徑。但我常常注意更多的那些鬈髮的黑色女郎和青少年，覺得他們都很可愛，他們的處境很令人同情。我很想去黑人區看看，就如同想去乘地下電車一樣，因為好幾個朋友都對我說：「到了美國如果不坐地鐵，那只是到了半個美國。」但我到底沒有去，這並不完全為個人的安全擔心，也還由於我不願為我的主人增加麻煩。因此，現在我無法證明或述說黑人區的具體實況，但我確實看見了一些黑人或白人，畏畏縮縮坐在不被人注意的黑暗角落裡。人們告訴我，夏天的夜晚，有些馬路上、公園裡到處都有無家可歸而露天住宿的人。有不少流浪漢就經常以火車站的候車室或教堂的門廊作為宿處。我不能理解，我反覆想到那位親戚說的話；我不得不自問：「難道這些人全是沒有學問，工作不勤奮，或者是膽小，不敢借錢，不敢買空賣空的人？」美國既然那樣富有，那樣容易賺錢，怎麼還會有這麼多無家可歸，只能露宿街頭的人？在那樣巍巍高樓、金屋遍地、擲錢如泥的富裕國家裡，怎麼還會有這麼一些尋不到一席安身之地的可憐蟲？難道這不值得令人認真思索么？難道這還不能使我們某些對美國生活抱有不切實際的希望的人稍稍多想一點么？

1983年2月於昆明溫泉

紐約的蘇州亭園

一天，我們去參觀紐約的博物館。這是世界有名的大博物館，收藏著全世界自古至今東方西方國家的藝術珍品，年輕的同伴們都興緻勃勃地準備花兩三天時間在這裡觀賞。我本想多看一點以飽眼福，但體力不支，只走了幾個陳列室，果然發現，有好些東西是我在別處未曾見過的，足見他們對這項工作的重視，並且的確千方百計，搜羅很廣。

這時有人建議去欣賞博物館內新建成的蘇州亭園。我知道這所亭園是蘇州派來一個專家小組協助設計並參加建築完成的。在紐約我願意儘先看西方的東西，但能在紐約和聶華苓等一同欣賞祖國的亭園風光，也是一樁大快事。

轉幾個彎，我走到一道粉牆邊，進入一個紫檀色的大木門，陡然覺得一陣清風撲面，而且微微帶一點芝蘭香味。人好像忽地來到了另一個天地之中。轉過屏風，蘇州亭園就像一幅最完整、最淡雅、最恬適的中國畫，呈現眼前。清秀的一叢湘妃竹子，翠綠的兩棵芭蕉，半邊亭子，迴轉的長廊，假山壘壘，柳絲飄飄。青石面鋪地，旁植萬年青。後面正中巍峨莊嚴坐著一棟樸素的大廳，檐下懸一塊黑色牌匾，上面兩個閃閃發亮的金字：「明軒」。我好像第一次見到我們祖國的亭園藝術，這樣莊重、清幽、和諧。我們佇立園中，既不崇拜它的輝煌，也不詫異它的精緻，只沉醉在心曠神怡的舒暢裡面，不願離去。園中有各種膚色的遊人，對這一塊園地都有點流連忘返，看來他們是被迷住了。

中國藝術的特點就是能「迷」人。我們的古典文學藝術，不也是這樣，能使人著迷嗎？你看，「明軒」正廳里的布置與擺設，無一處是以金碧輝煌，精雕細鏤，五彩繽紛，光華耀目來吸引遊人，而只是令人安穩，沉靜，深思。這裡几淨窗明，好似洗凈了生活上的繁瑣和精神上的塵埃，給人以美、以愛、以享受，啟發人深思、熟慮、有為。人生在世，如果沒有一點覺悟與思想的提高、純化，是不能真正拋棄個人，真正做到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最高的藝術總是能使人凈化、升華的。紐約的博物館的確搜羅了許多世界藝術珍品，供人欣賞學習，打開人們眼界，提高人的興趣與鑒別能力。蘇州亭園在這個博物館里不失為一朵奇花異葩。人們在這裡略事觀覽，就像是溫泉浴后，血流舒暢，渾身輕鬆，精力飽滿，振翅欲飛。特別是我們在美國看祖國，更倍感親切。

中國的文學藝術在世界上是受人喜愛的，他們喜愛的是蘇州亭園，是齊白石的畫，是屈原的《離騷》，是唐詩宋詞，是《水滸》、《三國演義》、《紅樓夢》，是深刻反映中國人民生活的東西，是真正的中國貨。他們對我們的仿製品、舶來品是不感興趣的，歷來如此。我記得五十年代有一位蘇聯文學家看了我們的一個影片后，很直率地對徵詢他意見的人說：「這裡邊有太多的蘇聯貨和美國的好萊塢貨。我們要看的是中國人民的生活和中國民族的藝術。」實際我們自己也是喜歡道地的民族的、傳統的形式，和生動活潑、富有時代感的反映人民的生活的作品。

從紐約的蘇州亭園而不能不想到中國文學應走的道路。

1983年3月2日於昆明溫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