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與《周易》（三十九）
第八章：《左傳》記載人們對《周易》一書的運用對後世產生的深刻影響
第四節：《左傳》一書里記載春秋時期對《周易》一書進行「筮之」與「引用」的兩種不同性質的運用，對後世也產生了不同性質的認識影響，有認為是一部義理書，有認為是卜筮書，更有從亦筮亦理上認為
一、孔子對《周易》一書性質認識的突破（雖然《左傳》產生於孔子之後，但《左傳》里記述人們運用《周易》卜筮卻早於孔子，或孔子生活的時代）（續）
帛書《要》篇是《易傳》的佚文。《要》篇反映的內容，體現了孔子後學者對孔子重視《周易》一書以及發現《周易》一書的真理的追記與傳播。但這些反映孔子對《周易》一書老而如此的喜觀學習，並且如此的詳細記述孔子對《周易》一書的看法與定性，卻不見於《論語》一書，這是什麼道理呢？可能是孔子的弟子認為《周易》(因春秋時期史巫曾用春秋《周易》文本卜筮)是史巫的卜筮之書，就是老師孔子看出了什麼，也不能記錄到《論語》里，因孔子是反對占卜的。
在孔子的生活時代或《論語》編撰的時代，作為筮卜上運用的「八卦」，而說成是《周易》，這種現象是不會消失的。雖然戰國走向理性認識世界的時代，但史巫用《周易》筮卜，在學者心頭的陰影不會消失。若沒有對《周易》一書深入學習和考辨研究的人是難見到《周易》一書的真理所在。顯然孔子老而好《易》是真實的，好《易》達到痴迷的地步，能不發現《周易》一書里本不是史巫所用的那種說法性質，才能夠如此旗幟鮮明的表述自己的觀點，「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途而殊歸者也。」
《論語》一書所涉及到孔子對《周易》一書說法，雖不像帛書《要》文里如此那麼詳細，但同樣體現了孔子對《周易》一書價值的取向，完全是與巫史相背的，孔子眼裡的《周易》就是一部義理之書。這是孔子幸運生活的時代，也是時代的召喚，才能造就出偉大的孔子，那是有了孔子思想生長的氣候土壤。在孔子孩童時期里已產生了「易象」（《左傳》里的「易象」與「魯春秋」兩書），這是在《周易》一書義理上發展出一篇「君子論」，也奠定了孔子「君子」道德理念的形成（《論語》的君子論述很多，但「君子」論不是孔子首創的，而是《周易》一書首創，繼之是「易象」，即「易大象」文）。
在《左傳》一書反映了春秋後期上層人士也常把《周易》看成義理之書而直接引用來說理。這是發生在孔子之前的時代，所以對《周易》作義理認識也並非孔子之首創，只是孔子繼承了前人的這種理性思想，也逐步形成了孔子對《周易》的認識觀。加之晚年孔子好《易》才有新的突破，才有了對《周易》本質的看法，才有了《論語》里「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的真實寫照。但就這麼一句話，可后封建社會後期里的儒家學者，並不認為這《易》是指《周易》的，也對司馬遷《史記》記孔子「晚而喜《易》，讀《易》韋編三絕」的說法懷疑，認為《周易》是卜筮之書，孔子是不會喜歡《周易》的。那些文人學者把《易》作「亦」解，因帛書《易傳》的出土，《要》文里孔子與學生子貢的辯論，才證明了孔子晚年喜歡上《周易》是確實的，《論語》里的說法也是真對《周易》一書的，也證實了司馬遷的說法是有根據的。帛書《要》的考古發現，給人們認識孔子對《周易》一書的性質看法提供了正確的史料價值，也為人們從新認識《周易》一書的性質提供了珍貴的史料。
考古上從馬王堆漢墓出土的隨葬紀年木牘已知，該墓葬於漢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說明帛書《周易》與《易傳》是公元前168年做為墓主人隨葬品下葬的。這帛書是否是墓主人生前的讀本，還是做陪葬入土時的抄寫在帛上的臨時抄本，就不得而知了。這公元前168年與漢劉邦建國時期（前206年），已過去了三十八年。這《易傳》「要」文是漢初的文章，還是先秦的文章，在學術上也是有爭議的。《帛書·要》里的那一段文章，詳細記述了孔子「老而好易」而受到弟子子貢的質疑，而產生師生兩人之間對《周易》一書性質的辯論。從那段對話里，看到了孔子有著蘇格拉底式的智慧與辯論思想，體現了孔子追求真理的精神。那段文章，也就成為當今學界里熟知的孔子「老而好易章」。孔子老而好《易》竟到了「居則在席，行則在囊」的痴迷地步。對此其弟子子貢看到眼裡，並提出激烈的反對性的質問。「子貢曰：『夫子它曰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靈之趨，知謀遠者，卜筮之繁』。賜以此為然矣。以此言取之，賜緍行之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
這子貢對老師提出了尖銳的反問與批評。認為老師往日不是教導我們說「喪失德行的人才乞求神靈，缺乏智謀的人才卜筮頻繁」，這一觀念弟子們完全所接受了，為何老師老了反而又愛好上這《周易》呢？」
孔子晚而好《易》被學生看到眼裡，認為老師老了卻愛上卜筮之書了，並提出尖銳的批評。孔子自然要對自己晚而好《易》所提出反對意見的子貢一個說法來。孔子的理由是：「君子言語要有規範，指責別人不要太隨便，踐踏了善而得到的是不祥的浮華。對《周易》重要的認識關鍵，在於不背離德義，並不在於它是否被祝巫卜筮利用過。因為《尚書》多有疏漏之處，而《周易》能使人無過失，而且又有古人遺教在裡面，蘊含著深刻的哲理。」（「夫子曰：『君子言以榘方也。前祥而至者，弗祥而巧也。察其要者，不詭其德。《尚書》多疏矣，《周易》未失也，且有古之遺言焉。』」）
這就是「夫子」回答子貢的質問。這確實體現孔子不同於他人之處，孔子看到了《周易》一書的真理。對《周易》一書的認識「察其要者，不詭其德」（對「周易」的重要認識，關鍵在於不背離德，並不在於它是否被史巫卜筮利用過」）。這話說的太對了，孔子若沒有那般的「老而好《易》，居則在席，行則在囊」，「韋編三絕」。能有這樣的認識嗎？孔子看了《周易》一書，認為「有古人遺教在裡面，蘊含著深刻的哲理」。孔子沒有看錯，這正是《周易》一書的真正內容，那裡是卜筮之書。也不能因《周易》被史巫卜筮利用過，就否定《周易》一書哲學性質，這正是孔子的偉大之處。
而《周易》一書在子貢的眼裡就因為史巫用其卜筮，就認為《周易》是卜筮之書，就不再認真的去分析研究，去偽存真了。
子貢又接著質疑老師好《易》不安卜筮之用而樂其辭，也非君子之正道，仍然是「過」。總之在子貢眼裡已把《周易》看成邪惡之物。史巫卜筮用，而老師樂其辭與史巫占筮雖是不同的利用《周易》，仍然持否定的態度。孔子聽到子貢對《周易》一書如此簡單的否定態度，給予了嚴厲的訓斥與批評。孔子在教育子貢時又進一步闡述《周易》一書的理論道理。
「子曰：校（謬）哉，賜！吾告汝《易》之道：良[筮而善占]，此百姓之道[也，非]《易》也。夫《易》，剛者使知懼，柔也使知剛，愚人為而不妄，漸人為而去詐。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慮，紂乃無道，文王作，諱而避咎，然後《易》始興也。」
這段的「子曰」里有幾個缺失的文字，是學者推猜而補出來的，這幾個字，可又是很關鍵的幾個字。「良」後面是什麼，才說出「此百姓之道」，是否就是[筮而善占]，若是，也與「[非]《易》也」符合邏輯關係。這就說明了孔子認為《易》之道，非講卜筮的。百姓的好卜筮與《易》是根本不同的。這在孔子看來「筮」與《易》並非是一回事。孔子認為《周易》是講辯證思維道理的。《周易》具有「剛者使知懼，柔者使知剛，愚人為而不妄，漸人為而去詐」的作用。《周易》一書有如此的作用，不就是如同古希臘哲人認為「智慧」之書嗎？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哲學」書了。這裡的「不妄」是什麼意思呢？《周易》一書里本有一篇文章其題目就是《無妄》。這「妄」的含義是指不端不法之事。「無妄」就是指不幹、不做不端或不法的事情。這「愚人為而不妄」就是「不聰明的或無知識的人學了《周易》就懂得了道理，就不會幹出不端或不法的事情」。「奸人學了《周易》就會去掉狡詐之心」。孔子分明指出《周易》是講義理的書，那裡像普通的一般人那樣當作卜筮之書在用，「非《易》也」。那些用於卜筮的，是跟《周易》是兩碼子事。這可說孔子從根源上說出了「百姓之道，非《易》也」的道理來。孔子強調百姓卜筮，不是《周易》里的東西，《周易》是講辯證道理的，這是兩回事。這可是先秦對《周易》一書的性質，發出最理性的聲音。孔子發出與眾不同的聲音來，這是震古鑠今的聲音。可這理性的聲音，最終被帝王社會的黑幕遮掩了，埋葬了，沒有留傳給後世。等到了二千多年後，人們才能重新看到孔子對《周易》一書性質的說法。這孔子對《周易》一書的性質雖是對其弟子的教導，無疑也是向世人宣言《周易》一書是義理之書，是與卜筮那一套不相同的。
帛書《要》文記述了孔子對弟子子貢的質疑一一給於解釋，為何自己現在喜歡《周易》，喜觀《周易》就是看到了《周易》里有「古之遺言」，有文王的仁義思想。但子貢還是疑惑《周易》一書，終於說出「夫子亦信其筮乎」。子貢終於忍耐不著說出心中的想法，老師這麼的喜歡《周易》，難道是相信了筮卜嗎？在子貢的眼裡，喜歡《周易》就等同於「信其筮」。這正是在當時史巫曾用春秋繇題文本《周易》而卜筮。也正是在這些人們的眼裡認為《周易》是一部占筮的書。子貢也只記著老師已往的教導，是反對占筮的，孔子的教導是：「德行亡者，神靈之趨，智謀遠者，卜筮之繁。」這無疑說明孔子是反對卜筮和信神靈的那些做法（這裡並不是說孔子已往教育弟子說過《周易》是卜筮之書）。只是子貢眼裡認為《周易》被用來卜筮，自然就是卜筮之書，而自己的老師曾教導過不能信神靈與卜筮，可現在喜歡《周易》達到痴迷的地步，就指責老師難道也「信其筮乎」。
孔子對子貢的這最終的疑問，給出的回答是「子曰：『吾百占而七十當，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從其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觀其德義耳也。幽贊而達乎數，明數而達乎德，又仁[守]者而義行之耳。贊而不達於數，則其為之巫，數而不達於德，則其為之史。史巫之筮，鄉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後世之士疑丘者，或從《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塗而殊歸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義焉求吉，故巫卜筮其後乎？』」
這段話里的「吾百占而七十當，唯用梁山之占也，亦必從其多者而已矣」，只是談占卜道理，而並不是講《周易》是卜筮之書。
這一段話里的一些句子不好理解，但總體表述了孔子對「筮」與「德」兩者應如何對待的問題，也表明了孔子對《周易》一書的學習與史巫是同途而殊歸。又擔心自己好《易》生怕後世之人誤解，強調自己是求其德而已。總之，體現了孔子重視的是《周易》里的「德義」，而不同於史巫用於卜筮，這段話表述的是相當明確。
「君子若能以德行求福，那麼祭祀就少了，以仁義去求吉祥，那麼卜筮也稀了，祝巫卜筮的行為不就落在後頭了嗎？」
這是孔子講筮與德的辯論關係。孔子強調的是以德仁行為，自然祭祀、卜筮、落在了後頭。孔子希望的是用「德義」武裝人們的頭腦，那麼祭祀卜筮之迷信也就沒有了市場。但孔子在回答子貢提出的「夫子亦信其筮乎？」（難到老師也相信起筮卜了）時，有點力不從心了。雖然孔子從自己的一貫立場上講「德義」，想以「德仁」的彰顯，來抵抗「卜筮」迷信的存在，講的雖然很有道理，但沒有針對子貢提出的問題給予有力的說明，不過前面孔子已把《周易》一書也解釋的非常清楚，應該使子貢明白好《易》不等同於「信筮」。但子貢抓著不放，最終點明「老師難到也相信起卜筮了」，孔子這裡的回答就顯得沒有力度了。因為孔子也還沒有弄明白，為何一部講道德義理之書會成為史巫手是的卜筮之書呢？孔子時也沒有考古學，也無法知道《周易》一書是所用的一套符號的歷史源流，孔子無法知道那套符號本不是《周易》原創，早在商代後期已經產生，當然也無法知道《周易》之後衍生出的六十四卦符號卜筮工具，並篡改《周易》當卜筮之書的歷史成因。孔子老而好《易》，還有很多《周易》的問題沒有時間搞明白就逝去了。
孔子一心一意的是要建立他的倫理道德政治秩序王國。孔子認為的是，都去行道德仁義了，自然有背於道德仁義的事情就消失了，那些祭祀卜筮之事也自然就不存在了。這如同承他之後的孟子，同樣心想建立起王道（仁政）政治。孟子不遺餘力的在諸侯王門前推銷他的仁政思想，可那些「好貨」與「好色」的寡人們依「有疾」而來推搪孟子的仁政思想，孟子也只有無可奈何了。
孔子希望以仁德去佔領祭祀卜筮市場，一樣的是「烏托邦」。也不因孔子的倫理道德政治秩序學說的倡導而使祭祀卜筮迷信消失。關鍵孔子沒有從從根本上對祭祀、卜筮的社會文化現象進行啟蒙與批判。這就是西方學者說的「祛魅」過程。孔子的骨子裡並不想開啟民智。他所認為的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論語·泰伯》）。孔子又是「敬鬼神而遠之」。對《周易》也只是「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途而殊歸矣」。孔子的學說顯然不能抑制非理性意識的存在與膨脹（后封建二千多年的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孔子也沒能從根本上揭示卜筮類比思維的迷信虛無思想的根源，以及卜筮與《周易》之間是何等錯位的歷史成因問題。也許孔子的那個時代根本達不到這種認識，反而孔子的《詩》論，助長了類比思維的方式。就連孔子還沒有弄明白卜筮與《周易》如何混淆在一起，就仙逝了。但在先秦時期有如此理性的孔子，也是那個時代的慶幸。可這真實的孔子與真實的思想也被建立起的帝王社會所埋葬。
孔子在回答子貢的質疑時，強調要行「德」，「仁」的理念，無疑是不贊成那些祭祀和卜筮的行為。這是表現的孔子道德教化思想是與《論語》的宗旨是一樣的。這裡反映的筮卜的看法，也與《論語》里「不佔而已矣」的內涵相一致的。《要》文，體現孔子對《周易》一書的與筮卜的辯證認識，無疑又是理性的啟蒙。這種思想與《論語》里反映孔子對《周易》的認識是相符合的。這是先秦儒者與后封建社會裡的儒者對占筮認識上的重大區別。
然而也正是帛書《要》文里出現「子曰：『吾百占而七十當，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從其多者而已矣」這句話卻被當今學界里認為孔子不但信筮卜，而且還是筮卜高手的證據了。
學界里一般把這句話理解為：「我一百次占，有七十次差不多（或有的譯：我占筮的準確率是百分之七十）。就是周梁山占的那一次（或有的譯：就是用周梁山這種佔法），也一定是取少數服從多數而已。」
這就把一位偉大的思想家，本來是反對占筮，也常常教育其弟子們「德行王者，神靈之趨，智謀遠者，卜筮之繁」的光輝形象給推翻了。孔子豈不是變成了一個沒有智謀的好卜之徒了嗎？把孔子說成不但不反對占筮，而且自己還常常筮卜。就出現在帛書《要》文里的那一句話，就要推翻《論語》中反映的「不承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佔而已矣」。「加我數年，五十而學《易》，則可無大過矣」的孔子對《周易》如此的理性認識。顯然靠《易傳》佚文《要》里的那句話，就能證實孔子常常卜筮，這符合真實的孔子嗎？這與《論語》一書所體現孔子的倫理道德思想不是相背離的嗎？
帛書《易傳》應是臨時抄寫本，不說難免有錯漏之處。本身帛書《易傳·要》文，前後的主題思想並不協調。後段文章內涵，顯然與孔子思想是不相符的，《要》文的章節，像是拼湊的文章，是戰國後期論《易》者，假託孔子而發展出的「易學」新理論，這本是「易學」上的傳統。《要》文後段出現的「天地四時」，「天道觀」與「五行」理論，應是戰國後期，王權思想上升時期的神秘主義思潮的東西，是與孔子的倫理道德政治學說不是一回事，即不屬於一個思想體系。《要》文是儒門後學者創作時增加進去了時代的思潮。
至於《要》文里出現的「子曰：吾百占而七十當，唯周梁山之占，亦必從其多者而已矣。」這是孔子在學生子貢質疑其「夫子信其筮乎」，是來解釋信筮者的道理，不是指自己信筮的行為與做法。孔子在回答子貢「夫子信其筮乎」時，孔子用了兩個內容的回答，出現了兩個「子曰」，是兩層意思。第一層意思是孔子「引典」，是從整個社會層面來講信筮與不信筮的道理；第二層意思才是孔子是闡明自己的「易學」立場。這與《論語·子路》里記述的「子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佔而已矣」的說理格式是一樣的。
孔子在引用「不恆其德，或承之著」時也沒點明出處，而緊跟的是「子曰：不佔而已矣」，才是孔子要表達的思想。也是孔子闡明自己的「易學」立場。同理《要》里孔子在回答子貢「夫子信其筮乎」的那段內容，也是兩個層次。先是引用來說理，爾後才是孔子要闡述自己的「易學」觀點。前一句「子曰」不能認為是孔子自己的行為做法，那樣認為就錯了。至於那句話「用典」現沒有人知道出自何處，特別對「周梁山之占」更是難以解讀，一些學者望文生義的說法，也只是一種假說。在學術界沒有解讀出這「周梁山之占」是何意時，就下結論得出孔子自己占筮一百次就準確七十次」，這就成為孔子是常占筮的證據，這種認為是不能成立的，既是牽強附會的，也是錯誤的。
縱觀孔子回答子貢「夫子亦信其筮乎」的那段話。第一個「子曰」無疑是「引典」說明占卜為何出現「從其多者」的道理，不是說自己占卜的經驗方法。那句話是當今學界里沒有正確理解所至。一般把「吾百占而七十當」，解釋為「我占卜一百次，有七十次相當」，是把「而」解釋「有」，把「當」從古意認為的「中」。而關鍵這句話的「而」做何解釋，應該通篇內容分析考慮孔子的思想目的。無疑這「而」字不能當「有」講，這裡的「而」應當作「連詞」里的如果講。這句話是孔子引典來說明信占卜者的道理。雖然這引典「周梁山之占」不詳出處，也不解其意。但通句並不表明是孔子「自己佔一百次就有七十次相當」行為。這一句話的譯文應是「孔子說：『我一百次占卜，如果七十次相當。唯周梁山的占卜，亦必跟從參與的人就會多了。謹止於此罷！』」這分明是一種假設的說法，孔子回答子貢「夫子也信其筮乎」而做出的人們為何信筮的問題，並不是表述自己占筮的經驗方法。而當今一些人從這句話里反而認為是孔子常占筮的證據，實是沒有正確的理解這句話而曲解了孔子。所以第二個「子曰」的內容就是繼第一個問題，闡述自己對《易學》的立場，是非常明確表述自己的立場觀點。「《易》我后其筮卜矣，我觀其德義耳也。……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途而殊歸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羲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後乎？」孔子表述自己的觀點是旗幟鮮明的，那些把孔子說成是一個不但相信占筮，還是一個常占筮的人，簡至是對孔子的褻瀆。
再說，若按學界里認為「子曰：『吾百占而七十當……」，理解認為孔子成了善於占筮的人。豈不與《要》文裡子貢說的：「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靈之趨，智謀遠者，卜筮之繁』賜以此為然矣」的說法相矛盾嗎？子貢這說法不是已證明孔子以往常教育其弟子們，是反對占筮的。又怎能把孔子說成是常占筮的人呢？孔子若成了常占筮的，那麼子貢說的「夫子它日教化弟子曰」又如何解釋呢？孔子本是一位反對卜筮的偉大思想家，卻被今天的人因考古上發現了帛書《要》文里的一句話，而不能給於正確的理解，反爾把孔子說成是善於占卦的人，這豈不是又製造了一個天下奇冤嗎？
孔子不但不信筮卜，還是一位反對占筮的先行者。孔子在《周易》學上的最大貢獻是從學術理論上把《周易》從史筮卜筮中分辨清楚。因《周易》產生之後被史巫蒙羞，而孔子看懂了《周易》的義理。
孔子在對《周易》一書的論述，無疑在《周易》學術史上，是一面光輝的旗幟。那些從考古發現的資料上，沒能正確理解，而曲解孔子，應當徹底的糾正。否則一次次，轟動中外，又讓眾多學者欣喜若狂的考古文化大發現，卻變成了先秦進步文化及思想家的罪證，那就適得其反了（若真是真實的證據材料還罷，可那是不慎重對待學問而產生的錯誤理解，勢必造成學術上很壞的影響）。
孔子是春秋後期的一位偉大思想家，孔子對《周易》一書性質的認識與論述，無疑在先秦時期為戰國百家爭鳴，開啟了理性之門，也為先秦時期那場中國式的啟蒙運動做了一個奠基。
帛書《要》文反映孔子對筮卜與《周易》講德義的論辯，無疑是理性與進步的思想。那應是先秦最具有啟蒙意義的哲學思想了。那段話所表現的思想性，無論先秦，抑或是后封建社會，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千古絕唱。再沒有人，也沒有典章里出現過真對《周易》是卜筮是義理的辯證論述了。《要》文之後，縱然長達兩千多年裡再沒有過誰能像孔子那樣精闢的對《周易》一書正確的認識過。但遺憾的是就這《要》文卻成了絕學，不傳於後世。正因是帝國的統治者，看到那理性的東西與帝王專治家天下的統治思想是不相適應，所以才庶蔽起來，只能帶到墳墓里去了。漢統治者把先秦《易傳》不適應統治要求的思想觀點刪除掉，而把適合的給保留下來。這才是帛書《易傳》里《要》文不見天日的真正原因。
孔子看到了《周易》一書里的真理，可無情的蒼天沒有「降斯於大任」於孔子，若孔子多活上幾年，就能夠把《周易》的文辭和義理充分掌握了。可孔子沒有完成這一劃時代的歷史重任。而孔子剛剛發現《周易》里的「德義」之聲，也被無情的歷史之門關閉了。這剛剛開啟的希望之門一關就是兩千多年。孔子對《周易》真知灼見的認識，被埋葬在地下，一埋就是整個后封建時代。帛書《周易》與《易傳》的考古發現，及竹書《周易》的發現，無疑對《周易》的再認識將起到大變化。
帛書《易傳·要》文的重見，為我們提供了孔子這位偉大思想家理性的對《周易》的認識。孔子理性的認識《周易》無疑對先秦「易學」產生了積極的影響。那麼，孔子所見的《周易》文本，無疑是春秋《周易》文本了，而非是已被改造成的「九·六」數字卦爻式《周易》文本。當然有《左傳》中的記載，春秋時期巫史已將春秋繇題文本《周易》用於筮卜了，孔子所見的只能是春秋《周易》文本，雖然《要》文中並沒反映《周易》是何種的文本。既不反映「繇題」內容，也不反映「爻題」內容。但可以推知，孔子時期所讀的《周易》文本，是把畫符號及名稱加繇辭的春秋《周易》文本。
總之，無論《要》文記載孔子老而好《易》，是否是真實孔子的言論，或是孔子後學者的思想，都表明對《周易》一書性質認識上的突破，並不被史巫用於卜筮所蒙蔽，而看出《周易》思想理論的光輝。
我們重溫考古上發現西漢初佚文帛書《易傳·要》里記載偉大孔子所發出的理性聲音:
「後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途而殊歸者也。德行亡者，神靈之趨；智謀遠者，卜筮之繁」。
「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義焉求吉，故卜筮而稀。」
「夫《易》，剛者使知懼，柔也使知剛，愚人為而不妄，漸人為而去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