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性立德，順應自然和社會

中國傳統養生學不僅注重客觀因素在健康長壽中的作用，更關注如何在已然的客觀條件中去努力發揮人的主觀能動作用傳統養生學認為客觀因素與人的健康長壽密切相關。中國養生文化素來正視養生的客觀因素。所謂客觀因素，實際上包括先天遺傳、自然環境、社會環境等方面。

秦漢時期，養生名家就認識到了自然環境與健康長壽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繫，當時的《呂氏春秋》中就論述了水質與健康的關係：「輕水所，多禿與瘦人，重水所，多種與壁人，甘水所，多好與美人，辛水所，多痘與痤人，苦水所，多與傴人。」《黃帝內經》里明確地提出了地理環境與長壽密切相關，認為優美的環境、適宜的水土有利於健康長壽。東漢王充在《論衡》中也明確提出了人的壽夭取決於稟受父母先天之氣的強弱，他說：「夫稟氣渥則體強，體強則命長；氣薄則其體弱，體弱則命短。」可見，在漢末的養生理論中，已經清楚地認識到了健康長壽與和先天遺傳有著密切的關係。中國後世的歷代養生家對此也多有論述。明代張景岳提出：「先天強厚者多壽，先天薄弱者多天。」

每個人都生活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之中，所以影響人們健康長壽的社會環境因素也同樣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黃帝內經》早就注意到社會生活對人的身心分行存在重大影響，該書的《素問·疏五過論》稱：「診有三常，必問貴賤，封君敗傷，及欲侯王，故貴脫勢，雖不中邪，精神內傷，身必敗亡。始富后貧，雖不傷邪，皮焦筋屈，痿壁為攣。」這就強調了社會地位的變更勢必影響人的情志活動，從而形成致病之源。

眾所周知，中國養生學作為一門具有強大生命活力的古老學科，注重客觀因素在健康長壽中的作用並不是它的最大特點。事實上，中國養生學所關注的重點完全是如何在已然的客觀條件中去努力發揮人的主觀能動作用，以便達到祛病延年的養生目的。

明代張景岳則一方面承認人的先天遺傳與壽天關係密切，另一方面卻更為注重人的主觀能動作用，他說：「後天之弱者常知慎，慎則人能勝天矣。」

養生中所說的主觀能動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主張氣功的自我調養。氣功調養正是這樣一種改變人體素質的行之有效的手段。氣功的定義儘管五花八門，但總體上說，它不外乎是一種通過充分調動練功者的主觀能動性，以綜合性地進行意識、呼吸、按摩和肢體運動等訓練方式來調整、加強人體功能的自我鍛煉方法。這種鍛煉方法的根本作用就在於增強人體的「元氣」。《黃帝內經》所說的「恬淡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正強調了氣功鍛煉有助於培養人體真元之氣的觀點。

積極地改造自然。中國古代養生家大多十分重視自然環境的選擇和改造。清代養生家曹慈山也「辟園林於城中，池館相望，有白皮古松數十株，風濤傾耳，如置身岩壑······至九十餘乃終」。他在所著的《老老恆言》一書中還大力提倡「院中植花木數十本，不求名種異卉，四時不絕更佳」：「階前大缸貯水，養金魚數尾」；「拂舉滌硯·······插瓶花，上簾鉤」，十分重視在自然環境中創造有益於身心健康的「小氣候」。

主動去適應社會。從養生文化的特點來看，人的主觀能動性則是以另一種方式表現出來的，這就是強調個體必須通過「養性立德」來主動增強適應社會環境的能力，

以便達到健康長壽的養生目的。至於如何「養性立德」，《黃帝內經》提出應該力求做到「恬淡虛無」，具體要求是「美其食，-任其服，樂其俗，高下不相慕」。中國養生文化中這種主張通過「養性立德」來增強社會環境適應能力的做法，從社會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似乎失之消極被動，但從養生延年的觀點來看，它無疑也是人的主觀能動性的另一種表現形式。

作為中國傳統養生文化的重要特點之一，客觀因素與主觀努力並重這一特點的存在同樣不是孤立靜止的，它的產生本身就是儒、道兩種學說相互融合的結果。我們知道，早期儒家學說所關注的重要問題便是協調人際關係，在社會政治領域提倡積極進取，主張「知其不可而為之」。道家學說在承認自然規律客觀實在性的同時，還認為「天道」就是「無為」。

從這個論題出發，道家必然要求「人道」也同「天道」那樣，應該無所作為，做到「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戰國末期，儒道兩家學說的長處首次出現融合。著名唯物主義思想家荀子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嶄新哲學理論。荀子說：「不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謂之天職。如是者，雖深，其人不加虛焉；雖大，不加能焉；雖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謂不與天爭職。」在此基礎上，荀子進一步提出了「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宮，備其天養，順其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則知其所為，知其所不為矣，則天地官而萬物役矣。其行曲治、其養曲適、其生不傷，夫是之謂之天」（《天論》）的觀點。中國養生文化中關於客觀因素與主觀努力並重的特點，正是在這樣一種哲學理論的指導下逐漸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