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藝術論》(盧氏)
小序
這一本小小的書,是從日本昇曙夢的譯本重譯出來的。
書的特色和作者現今所負的任務,原序的第四段中已經很簡明地說盡,在我,是不能多贅什麼了。
作者幼時的身世,大家似乎不大明白。有的說,父是俄國人,母是波蘭人;有的說,是一八七八年生於基雅夫地方的窮人家裡的;有的卻道一八七六年生在波爾泰跋,父祖是大地主。要之,是在基雅夫中學卒業,而不能升學,因為思想新。後來就遊學德法,中經回國,遭過一迴流刑,再到海外。至三月革命,才得自由,復歸母國,現在是人民教育委員長。
他是革命者,也是藝術家,批評家。著作之中,有《文學的影像》,《生活的反響》,《藝術與革命》等,最為世間所知,也有不少的戲曲。又有《實證美學的基礎》一卷,共五篇,雖早在一九○三年出版,但是一部緊要的書。因為如作者自序所說,乃是「以最壓縮了的形式,來傳那有一切結論的美學的大體」,並且還成著他迄今的思想和行動的根柢的。
這《藝術論》,出版算是新的,然而也不過是新編。一三兩篇我不知道,第二篇原在《藝術與革命》中;末兩篇則包括《實證美學的基礎》的幾乎全部,現在比較如下方——
《實證美學的基礎》《藝術論》
一生活與理想五藝術與生活(一)
二美學是什麼?
三美是什麼?四美及其種類(一)
四最重要的美的種類四同(二)
五藝術五藝術與生活(二)
就是,彼有此無者,只有一篇,我現在譯附在後面,即成為《藝術論》中,並包《實證美學的基礎》的全部,倘照上列的次序看去,便等於看了那一部了。各篇的結末,雖然間或有些不同,但無關大體。又,原序上說起《生活與理想》這輝煌的文章,而書中並無這題目,比較之後,才知道便是《藝術與生活》的第一章。
由我所見,覺得這回的排列和篇目,固然更為整齊冠冕了,但在讀者,恐怕倒是依著「實證美學的基礎」的排列,順次看去,較為易於理解;開首三篇,是先看后看,都可以的。
原本既是壓縮為精粹的書,所依據的又是生物學底社會學,其中涉及生物,生理,心理,物理,化學,哲學等,學問的範圍殊為廣大,至於美學和科學底社會主義,則更不俟言。凡這些,譯者都並無素養,因此每多窒滯,遇不解處,則參考茂森唯士的《新藝術論》(內有《藝術與產業》一篇)及《實證美學的基礎》外村史郎譯本,又馬場哲哉譯本,然而難解之處,往往各本文字並同,仍苦不能通貫,費時頗久,而仍只成一本詰屈枯澀的書,至於錯誤,尤必不免。倘有潛心研究者,解散原來句法,並將術語改淺,意譯為近於解釋,才好;或從原文翻譯,那就更好了。
其實,是要知道作者的主張,只要看《實證美學的基礎》就很夠的。但這個書名,恐怕就可以使現在的讀者望而卻步,所以我取了這一部。而終於力不從心,譯不成較好的文字,只希望讀者肯耐心一觀,大概總可以知道大意,有所領會的罷。如所論藝術與產業之合一,理性與感情之合一,真善美之合一,戰鬥之必要,現實底的理想之必要,執著現實之必要,甚至於以君主為賢於高蹈者,都是極為警辟的。全書在後,這裡不列舉了。
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二日,於上海譯迄,記。魯迅。
《文藝與批評》
譯者附記
在一本書之前,有一篇序文,略述作者的生涯,思想,主張,或本書中所含的要義,一定於讀者便益得多。但這種工作,在我是力所不及的,因為只讀過這位作者所著述的極小部分。現在從尾瀨敬止的《革命露西亞的藝術》中,譯一篇短文放在前面,其實也並非精良堅實之作。——我恐怕他只依據了一本《研求》,——不過可以略知大概,聊勝於無罷了。
第一篇是從金田常三郎所譯《托爾斯泰與馬克斯》的附錄里重譯的,他原從世界語的本子譯出,所以這譯本是重而又重。藝術何以發生之故,本是重大的問題,可惜這篇文字並不多,所以讀到終篇,令人彷彿有不足之感。然而他的藝術觀的根本概念,例如在《實證美學的基礎》中所發揮的,卻幾乎無不具體而微地說在裡面,領會之後,雖然只是一個大概,但也就明白一個大概了。看語氣,好像是講演,惟不知講於那一年。
第二篇是托爾斯泰死去的翌年——一九一一年——二月,在《新時代》揭載,後來收在《文學底影像》里的。今年一月,我從日本輯印的《馬克斯主義者之所見的托爾斯泰》中杉本良吉的譯文重譯,登在《春潮》月刊一卷三期上。
末尾有一點短跋,略述重譯這篇文章的意思,現在再錄在下面——
「一,托爾斯泰去世時,中國人似乎並不怎樣覺得,現在倒回上去,從這篇里,可以看見那時西歐文學界有名的人們——法國的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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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is等——的意見,以及一個科學底社會主義者——本論文的作者——對於這些意見的批評,較之由自己一一搜集起來看更清楚,更省力。
「二,藉此可以知道時局不同,立論便往往不免於轉變,豫知的事,是非常之難的。在這一篇上,作者還只將托爾斯泰判作非友非敵,不過一個並不相干的人;但到一九二四年的講演,卻已認為雖非敵人的第一陣營,但是『很麻煩的對手』了,這大約是多數派已經握了政權,於托爾斯泰派之多,漸漸感到統治上的不便的緣故。到去年,托爾斯泰誕生百年記念時,同作者又有一篇文章叫作《托爾斯泰記念會的意義》,措辭又沒有演講那麼峻烈了,倘使這並非因為要向世界表示蘇聯未嘗獨異,而不過內部日見鞏固,立論便也平靜起來:那自然是很好的。
「從譯本看來,盧那卡爾斯基的論說就已經很夠明白,痛快了。但因為譯者的能力不夠和中國文本來的缺點,譯完一看,晦澀,甚而至於難解之處也真多;倘將仂句拆下來呢,又失了原來的精悍的語氣。在我,是除了還是這樣的硬譯之外,只有『束手』這一條路——就是所謂『沒有出路』——了,所余的惟一的希望,只在讀者還肯硬著頭皮看下去而已。」
約略同時,韋素園君的從原文直接譯出的這一篇,也在《未名》半月刊二卷二期上發表了。他多年卧在病床上還翻譯這樣費力的論文,實在給我不少的鼓勵和感激。至於譯文,有時晦澀也不下於我,但多幾句,精確之處自然也更多,我現在未曾據以改定這譯本,有心的讀者,可以自去參看的。
第三篇就是上文所提起的一九二四年在墨斯科的講演,據金田常三郎的日譯本重譯的,曾分載去年《奔流》的七,八兩本上。原本並無種種小題目,是譯者所加,意在使讀者易於省覽,現在仍然襲而不改。還有一篇短序,於這兩種世界觀的差異和衝突,說得很簡明,也節譯一點在這裡——
「流成現代世界人類的思想圈的對蹠底二大潮流,一是唯物底思想,一是唯心底思想。這兩個代表底思想,其間又夾雜著從這兩種思想抽芽,而變形了的思想,常常相剋,以形成現代人類的思想生活。
「盧那卡爾斯基要表現這兩種代表底觀念形態,便將前者的非有產者底唯物主義,稱為馬克斯主義,後者的非有產者底精神主義,稱為托爾斯泰主義。
「在俄國的托爾斯泰主義,當無產者獨裁的今日,在農民和智識階級之間,也還有強固的思想底根底的。……
這於無產者的馬克斯主義底國家統制上,非常不便。所以在勞農俄國人民教化的高位的盧那卡爾斯基,為拂拭在俄國的多數主義的思想底障礙石的托爾斯泰主義起見,作這一場演說,正是當然的事。
「然而盧那卡爾斯基並不以托爾斯泰主義為完全的正面之敵。這是因為托爾斯泰主義在否定資本主義,高唱同胞主義,主張人類平等之點,可以成為或一程度的同路人的緣故。那麼,在也可以看作這演說的戲曲化的《被解放了的堂吉訶德》里,作者雖在揶揄人道主義者,托爾斯泰主義的化身吉訶德老爺,卻決不懷著惡意的。作者以可憐的人道主義的俠客堂·吉訶德為革命的魔障,然而並不想殺了他來祭革命的軍旗。我們在這裡,能夠看見盧那卡爾斯基的很多的人性和寬大。」
第四和第五兩篇,都從茂森唯士的《新藝術論》譯出,原文收在一九二四年墨斯科出版的《藝術與革命》中。兩篇系合三回的演說而成,僅見後者的上半注云「一九一九年末作」,其餘未詳年代,但看其語氣,當也在十月革命后不久,艱難困苦之時。其中於藝術在社會主義社會裡之必得完全自由,在階級社會裡之不能不暫有禁約,尤其是於俄國那時藝術的衰微的情形,指導者的保存,啟發,鼓吹的勞作,說得十分簡明切要。那思慮之深遠,甚至於還因為經濟,而顧及保全農民所特有的作風。這對於今年忽然高唱自由主義的「正人君子」,和去年一時大叫「打發他們去」的「革命文學家」,實在是一帖喝得會出汗的苦口的良藥。但他對於俄國文藝的主張,又因為時地究有不同,所以中國的託名要存古而實以自保的保守者,是又不能引為口實的。
末一篇是一九二八年七月,在《新世界》雜誌上發表的很新的文章,同年九月,日本藏原惟人譯載在《戰旗》里,今即據以重譯。原譯者按語中有云:「這是作者顯示了馬克斯主義文藝批評的基準的重要的論文。我們將蘇聯和日本的社會底發展階段之不同,放在念頭上之後,能夠從這裡學得非常之多的物事。我希望關心於文藝運動的同人,從這論文中攝取得進向正當的解決的許多的啟發。」這是也可以移贈中國的讀者們的。還有,我們也曾有過以馬克斯主義文藝批評自命的批評家了,但在所寫的判決書中,同時也一併告發了自己。這一篇提要,即可以據以批評近來中國之所謂同種的「批評」。必須更有真切的批評,這才有真的新文藝和新批評的產生的希望。
本書的內容和出處,就如上文所言。雖然不過是一些雜摘的花果枝柯,但或許也能夠由此推見若干花果枝柯之所由發生的根柢。但我又想,要豁然貫通,是仍須致力於社會科學這大源泉的,因為千萬言的論文,總不外乎深通學說,而且明白了全世界歷來的藝術史之後,應環境之情勢,迴環曲折地演了出來的支流。
六篇中,有兩篇半曾在期刊上發表,其餘都是新譯的。
我以為最要緊的尤其是末一篇,凡要略知新的批評者,都非細看不可。可惜譯成一看,還是很艱澀,這在我的力量上,真是無可如何。原譯文上也頗有錯字,能知道的都已改正,此外則只能承襲,因為一人之力,察不出來。但仍希望讀者倘有發見時,加以指摘,給我將來還有改正的機會。
至於我的譯文,則因為匆忙和疏忽,加以體力不濟,謬誤和遺漏之處也頗多。這首先要感謝雪峰君,他於校勘時,先就給我改正了不少的脫誤。
一九二九年八月十六日之夜,魯迅於上海的風雨,啼哭,歌笑聲中記。
《文藝政策》
後記
這一部書,是用日本外村史郎和藏原惟人所輯譯的本子為底本,從前年(一九二八年)五月間開手翻譯,陸續登在月刊《奔流》上面的。在那第一本的《編校後記》上,曾經寫著下文那樣的一些話——
「俄國的關於文藝的爭執,曾有《蘇俄的文藝論戰》介紹過,這裡的《蘇俄的文藝政策》,實在可以看作那一部書的續編。如果看過前一書,則看起這篇來便更為明了。序文上雖說立場有三派的不同,然而約減起來,也不過兩派。即對於階級文藝,一派偏重文藝,如瓦浪斯基等,一派偏重階級,是《那巴斯圖》的人們,布哈林們自然也主張支持無產階級作家的,但又以為最要緊的是要有創作。發言的人們之中,好幾個是委員,如瓦浪斯基,布哈林,雅各武萊夫,托羅茲基,盧那卡爾斯基等;也有『鍛冶廠』一派,如普列忒內夫;最多的是《那巴斯圖》的人們,如瓦進,烈烈威支,阿衛巴赫,羅陀夫,培賽勉斯基等,譯載在《蘇俄的文藝論戰》里的一篇《文學與藝術》後面,都有署名在那裡。
「『那巴斯圖』派的攻擊,幾乎集中於一個瓦浪斯基——《赤色新地》的編輯者。對於他所作的《作為生活認識的藝術》,烈烈威支曾有一篇《作為生活組織的藝術》,引用布哈林的定義,以藝術為『感情的普遍化』的方法,並指摘瓦浪斯基的藝術論,乃是超階級底的。這意思在評議會的論爭上也可見。但到後來,藏原惟人在《現代俄羅斯的批評文學》中說,他們兩人之間的立場似乎有些接近了,瓦浪斯基承認了藝術的階級性之重要,烈烈威支的攻擊也較先前稍為和緩了。現在是托羅茲基,拉迪克都已放逐,瓦浪斯基大約也退職,狀況也許又很不同了罷。
「從這記錄中,可以看見在勞動階級文學的大本營的俄國的文學的理論和實際,於現在的中國,恐怕是不為無益的;其中有幾個空字,是原譯本如此,因無別國譯本,不敢妄補,倘有備有原書,通函見教或指正其錯誤的,必當隨時補正。」
但直到現在,首尾三年,終於未曾得到一封這樣的信札,所以其中的缺憾,還是和先前一模一樣。反之,對於譯者本身的笑罵卻頗不少的,至今未絕。我曾在《「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中提到一點大略,登在《萌芽》第三本上,現在就摘抄幾段在下面——
「從前年以來,對於我個人的攻擊是多極了,每一種刊物上,大抵總要看見『魯迅』的名字,而作者的口吻,則粗粗一看,大抵好像革命文學家。但我看了幾篇,竟逐漸覺得廢話太多了,解剖刀既不中腠理,子彈所擊之處,也不是致命傷。……於是我想,可供參考的這樣的理論,是太少了,所以大家有些胡塗。對於敵人,解剖,咬嚼,現在是在所不免的,不過有一本解剖學,有一本烹飪法,依法辦理,則構造味道,總還可以較為清楚,有味。人往往以神話中的P
ometheus比革命者,以為竊火給人,雖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堅忍正相同。但我從別國里竊得火來,本意卻在煮自己的肉的,以為倘能味道較好,庶幾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較多的好處,我也較不枉費了身軀:出發點全是個人主義。並且還夾雜著小市民性的奢華,以及慢慢地摸出解剖刀來,反而刺進解剖者的心臟里去的『報復』。……然而,我也願意於社會上有些用處,看客所見的結果仍是火和光。這樣,首先開手的就是《文藝政策》,因為其中含有各派的議論。
「鄭伯奇先生……便在所編的《文藝生活》上,笑我的翻譯這書,是不甘沒落,而可惜被別人著了先鞭。翻一本書便會浮起,做革命文學家真太容易了,我並不這樣想。有一種小報,則說我的譯《藝術論》是『投降』。
是的,投降的事,為世上所常有,但其時成仿吾元帥早已爬出日本的溫泉,住進巴黎的旅館,在這裡又向誰輸誠呢。今年,謚法又兩樣了,……說是『方向轉換』。我看見日本的有些雜誌中,曾將這四字加在先前的新感覺派片岡鐵兵上,算是一個好名詞。其實,這些紛紜之談,也還是日看名目,連想也不肯一想的老病。譯一本關於無產階級文學的書,是不足以證明方向的,倘有曲譯,倒反足以為害。我的譯書,就也要獻給這些速斷的無產文學批評家,因為他們是有不貪『爽快』,耐苦來研究這種理論的義務的。
「但我自信並無故意的曲譯,打著我所不佩服的批評家的傷處了的時候我就一笑,打著我自己的傷處了的時候我就忍疼,卻決不有所增減,這也是始終『硬譯』的一個原因。自然,世間總會有較好的翻譯者,能夠譯成既不曲,也不『硬』或『死』的文章的,那時我的譯本當然就被淘汰,我就只要來填這從『無有』到『較好』的空間罷了。」
因為至今還沒有更新的譯本出現,所以我仍然整理舊稿,印成書籍模樣,想延續他多少時候的生存。但較之初稿,自信是更少缺點了。第一,雪峰當編定時,曾給我對比原譯,訂正了幾個錯誤;第二,他又將所譯岡澤秀虎的《以理論為中心的俄國無產階級文學發達史》附在卷末,並將有些字面改從我的譯例,使總覽之後,於這《文藝政策》的來源去脈,更得分明。這兩點,至少是值得特行聲敘的。
一九三○年四月十二之夜,魯迅記於滬北小閣。
三序言與後記(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