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6章 安史之亂（4）

第二天早晨，嚴庄對部下宣告說：安祿山病危，詔立安慶緒為太子，軍國大事皆由太子處分。隨即繼承帝位，尊祿山為太上皇，然後發喪。

安慶緒殺父安祿山後，自立為帝，年號載初。命史思明回守范陽，留蔡希德等繼續圍太原。同年，長安為唐軍收復，安慶緒自洛陽敗逃退至鄴城（HEB省HD市臨漳縣），其部將李歸仁率精銳及胡兵數萬人，潰歸范陽史思明。

鄴城之戰

唐至德二載(757)十月，在陝郡之戰後，安慶緒僅率1300人從洛陽逃往鄴城（HEB省HD市臨漳縣）。唐軍遂收復洛陽城，並遣軍攻佔河內(今沁陽)等地，迫降安將嚴庄；陳留(治今開封)軍民殺安將尹子奇歸唐；唐將張鎬率兵收復河南、河東郡縣。但肅宗忙於迎太上皇還都，未及時遣軍追擊安軍殘部。安慶緒至鄴后重整旗鼓，旬日之間，其將蔡希德自上黨(今山西長治)、田承嗣自潁川(今河南許昌)、武令珣自南陽(今鄧州)，各率所部至鄴城會合，連同安慶緒在河北諸郡招募的新兵，共約6萬人。安慶緒忌史思明勢盛，於十二月遣使至范陽(今BJ城西南)調兵。史思明囚安慶緒使者，以其所領13郡及兵8萬降唐，被授范陽節度使；半年後復叛。

唐乾元元年(758)九月至次年三月，天下兵馬副元帥、朔方節度使郭子儀、河東節度使李光弼等九位節度使率各部唐軍圍攻鄴城（HEB省HD市臨漳縣）安慶緒部，與其援軍史思明部交鋒時，九路兵馬被狂風驚散潰敗。郭子儀軍潰退至河陽橋，李光弼整軍返回太原，其餘節度使各回本鎮，史思明重新佔領洛陽。

乾元元年九月，唐肅宗命郭子儀、魯炅、李奐、許叔冀、李嗣業、季廣琛、崔光遠等七節度使及平盧兵馬使董秦共領步騎約20萬北進主攻安慶緒，又命李光弼、王思禮兩節度使率所部助攻，以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監督各軍行動。十月，郭、魯、季、崔等部先後北渡黃河，並李嗣業部會攻衛州(今河南衛輝)，以弓弩手伏擊而逐，大敗安慶緒親領7萬援軍，克衛州，誅殺叛將安慶和；旋又趁勢追擊，在鄴城西南愁思岡擊敗安軍，先後共斬其3萬餘人。安慶緒退回鄴城，被唐軍包圍，急派人向史思明求援，許以讓位。

史思明率兵13萬自范陽南下救鄴城，先遣步騎1萬進駐滏陽(今河北磁縣)，遙為聲援。十二月，史思明擊敗崔光遠奪占魏州(今大名北)后，按兵觀望。二年正月，李光弼建議分兵逼魏州，各個擊破史軍，魚朝恩不納。二月，唐軍圍鄴城（HEB省HD市臨漳縣）四月不下，師老勢屈。史思明率部向唐軍逼進，並截斷唐軍糧運。三月初六，號稱60萬之唐軍，布陣於安陽河之北。史思明親領精兵5萬與唐軍李(光弼)、王、許、魯等部激戰，雙方傷亡甚重。郭子儀率軍繼至，未及列陣，狂風驟起，天昏地暗，兩軍皆大驚而退。唐軍南撤卻一退不可止，郭子儀部退保河陽橋。其餘各節度使兵退歸本鎮。史思明收集部眾駐鄴城南，誘殺安慶緒及高尚、崔乾祐等，入城兼并其軍，遂留其子史朝義守鄴城，自還范陽。

此戰，唐肅宗待安慶緒逃至鄴城一年後才下令攻討，發兵數十萬竟不設元帥，無統一節度；久圍城不下，糧秣不繼，軍心不穩，終於釀成一次大潰敗。

史思明復叛

因契丹、同羅等族組成的精兵大部歸史思明，在安慶緒殺父稱帝后，對史思明收其潰散的殘部不滿。欲找機會除掉史思明。

史思明自圍攻太原被李光弼擊退後，回到范陽駐守，安慶緒封他為媯川王，兼范陽節度使。范陽本是安氏老窩，安祿山從東京和西京所掠珍寶，多半都運往這裡存放，已是堆積如山。漸漸地，史思明恃富而驕，欲將范陽佔為自己所有，也不想再被安慶緒節制。

史思明向唐廷奉上歸降書，願以所領13郡及兵8萬降唐。唐肅宗得報大喜，封他為歸義王，兼范陽節度使。但史思明「外示順命，內實通賊」，不斷招兵買馬，引起唐肅宗警覺。唐朝廷策劃消滅他，不料計劃外泄，史思明復叛，與安慶緒遙相聲援。

乾元元年（758年），安慶緒為副元帥郭子儀等統兵20餘萬所圍困，后增至60萬，但由於肅宗的孱弱和猜忌，諸軍不設統帥，以致戰事久拖不下。次年春，叛軍得史思明之助，大敗唐軍九節度使大軍，其圍遂解。宦官魚朝恩讒毀，郭子儀被召還長安，解除兵權，處於閑官。不久安慶緒被史思明所殺，史思明接收了安慶緒的部隊，兵返范陽，稱「大燕皇帝」。

亂事告終

上元二年（761年）三月，叛軍內訌，史思明為其子史朝義所殺，內部離心，屢為唐軍所敗。寶應元年（762年）十月，唐代宗繼位，啟用唐將僕固懷恩為朔方節度使、河北副元帥，統兵進軍洛陽。

唐軍從正面，唐軍騎兵與回紇軍從側面，一起攻擊數萬叛軍。叛軍戰敗。史朝義派10萬精兵來增援，列陣於昭覺寺，唐軍攻擊叛軍，殺傷了很多叛軍，但是叛軍軍陣卻不動。唐朝鎮西節度使馬璘奮擊，突入叛軍萬眾中，叛軍抵擋不住，唐軍乘勢殺入，叛軍大敗，轉戰於石榴園、老君廟，唐軍再次擊敗叛軍，斬首六萬級，捕虜二萬人。史朝義率輕騎數百向東逃走。唐軍攻佔洛陽城僕固懷恩率朔方軍追擊史朝義，連連取得大勝。

寶應二年（763年）春天，田承嗣獻莫州投降，送史朝義母親及妻子於唐軍。史朝義率五千騎逃往范陽，史朝義部下李懷仙獻范陽投降。史朝義無路可走，於林中自縊死，其餘部分叛將投降，歷時七年又兩個月的安史之亂結束。

唐廷任命降臣田承嗣為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節度使，李懷仙為盧龍（今河北北部）節度使，李寶臣為成德（今河北中部）節度使，薛嵩為相衛節度使，此後唐朝進入藩鎮割據的局面。

戰爭影響

安史之亂的後果是極其嚴重的，其影響大致可以分為下列幾點∶

一、社會混亂

戰亂使社會遭到了一次空前浩劫。《舊唐書·郭子儀傳》記載：「宮室焚燒，十不存一，百曹荒廢，曾無尺椽。中間畿內，不滿千戶，井邑楱荊（楱應改為榛），豺狼所號。既乏軍儲，又鮮人力。東至鄭、汴，達於徐方，北自覃、懷經於相土，為人煙斷絕，千里蕭條」，幾乎包括整個黃河中下游，一片荒涼。杜甫有詩曰：「寂寞天寶后，園廬但蒿藜，我里百餘家，世亂各東西」。這說明經過戰亂，廣大人民皆處在無家可歸的狀態中。

二、藩鎮割據

安史之亂，削弱了封建集權，為封建割據創造了必要條件，使唐王朝自盛而衰。此後安史餘黨在河朔形成藩鎮割據。當史思明之子史朝義從鄴城敗退時，唐遣鐵勒族將領僕固懷恩追擊，仆固與唐王朝有矛盾，為了私結黨羽，有意將安史舊部力量保存下來，讓他們繼續控制河北地區，使安史舊將田承嗣據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張忠志（后改名李寶臣）據成德（今河北中部）、李懷仙據幽州（今河北北部），皆領節度使之職。這就是所謂「河北三鎮「。三鎮逐漸把地方軍事、政治、經濟大權皆集於一身。以後其他地區，如淄青（今山東淄川、益都一帶）李正已，宣武（今河南開封、商丘一帶）李靈曜，淮西李希烈等皆各自割據。

但是，根據歷史學家張國剛研究藩鎮的專著《唐代藩鎮研究》，唐朝後半段的大部分時期里，絕大部分藩鎮不割據，只有河朔等極個別藩鎮割據；即使割據藩鎮也在一定程度上施行唐朝的政策法令，「須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而且割據藩鎮也曾解除割據。唐末黃巢之亂時，才出現普遍的藩鎮割據。

三、剝削加重

由於戰爭，造成勞動力嚴重不足，統治階級不得不增加稅收，使階級壓迫和統治階級的壓榨更加深重。因而促使農民和地方階級的矛盾日益尖銳化，最後迫使農民不得不舉兵反叛，形成唐中葉農民叛亂的高潮。安史之亂后，國家掌握的戶口大量減少。潼關和虎牢關之間，幾百里內，僅有「編戶千餘」，鄧州的方城縣，從天寶時的萬餘戶，驟降至二百戶以下。政府卻把負擔強加在猶在戶籍上的農民。唐憲宗元和年間，由於政令不及，稅收只能征自東南八道（浙西、浙東、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29]在方鎮統治下的人民，也遭受著「暴刑暴賦」，如田承嗣在魏博鎮「重加稅率」，李質在汴州搞得地區「物力為之損屈」，等等。唐政府和各藩鎮的橫徵暴斂，終於激起了農民的不斷武裝叛亂，代宗一朝，全國各地叛亂四起，其中規模較大的有發生於寶應元年（公元762年）的浙東袁晁之亂，同年的浙西方清之亂，以及同期的蘇常一帶的張度之亂，舒州楊昭之亂，永泰年間（公元765年）邠州之亂等等。這些叛亂雖說很快就被鎮壓，但更加削弱了唐朝的力量。

四、邊疆不穩

經過安史之亂，唐王朝也失去了對周邊地區少數民族的控制。安祿山亂兵一起，唐王朝將隴右、河西、朔方一帶重兵皆調遣內地，造成邊防空虛，西邊吐蕃人乘機而入，盡得隴右、河西走廊，唐朝仍然控制西域安西北庭，數十年後，約公元790年，唐朝失去西域安西北庭。唐王朝從此內憂外患，朝不保夕，更加岌岌可危。

五、經濟重心南移

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自兩晉就已經開始，在安史之亂后，北民南遷的狀況越來越明顯，致使經濟中心進一步南移。[31]安史之亂對北方生產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大量北方人士南渡。[32]南方相對較為穩定，北方人口的南遷，帶去了大量的勞動力，先進的生產技術，促進了江南經濟的發展，南方經濟日益超過北方，南北經濟趨於平衡。

六、西域得失

753年前後，正是唐朝經營西域的全盛時期，但是此後隨著國內政局的的劇烈變化，唐朝在西域的勢力也大大衰退，由高峰跌入了低谷。755年（天寶十四載），唐朝國內爆發了有名的安史之亂，由唐朝蠻族將領安祿山、史思明率領的東北邊疆叛軍長驅南下，攻陷東、西兩京，唐玄宗愴惶逃出長安，南下四川盆地。玄宗的兒子肅宗在靈武繼位之後，調集西北邊軍勤王平叛，守衛西域的安西、北庭節度使屬下的邊兵也被大批調往內地。

756年（至德元載）有三支西域唐軍被調回內地，其中李嗣業、段秀實率精兵五千，安西行軍司馬李棲筠率兵七千，馬磷精兵三千，三支軍隊共一萬五千人返回鳳翔，參加了收復長安的戰爭，以後在此基礎上組成了戰鬥力很強的鎮西北庭行營。

除了西域邊兵之外，唐朝還徵發了西域各國本地的軍隊幫助平叛。[35]明確見於記載的有于闐王尉遲勝率領的本國兵馬五千。[36]另外與拔汗那一起發兵的還有大食等國。最晚到757年（至德二年）正月以前，他們就已經行進到了河西地區。[37]到了758年（乾元元年）秋天，吐火羅葉護烏那多與西域九國首領來朝，請求「助國討賊」，肅宗派他們赴朔方行營效力。西域邊兵大批內調，對平定安史之亂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卻大大削弱了唐朝在西域的勢力。

這時西域的外部威脅主要是大食和吐蕃，西域防禦能力的衰退，給他們提供了入侵的時機。但是大食勢力並沒有趁機東進，而是派兵助唐平叛，這說明大食從一開始就無意（或無力）進入蔥嶺以東的地區。對吐蕃而言，這時唐朝不僅僅是撤回了安西、北庭的邊兵，而且也調回了隴右、河西防備吐蕃的軍隊，入侵隴右、河西要比進攻西城便捷得多，也有利得多，於是吐蕃大舉進攻河西。在這種形勢之下，西域反而得以保全，孤軍堅守了將近半個世紀之久。

到763年（廣德元年）時，吐蕃軍隊已經盡陷蘭、廓、河、都、洮、岷、秦、成、渭等州，佔領了河西、隴右的大部分地區。此後西域守軍與內地的聯繫斷絕，但仍然奉唐正朔，堅守西域。[40]有廣德四年（相當766年）年號。實際上廣德只有兩年（763-764年），765年代宗改元永泰（765-766年）。TLF出土的《高耀墓誌》仍然沿用廣德年號，說明在765年以前就己失去聯繫，不知長安改元永泰。而且四鎮在這時還保持著一定的兵力，765年（永泰元年）左右，河西唐軍抵擋不住吐蕃的進攻，遣使前往四鎮，請求河西援軍一萬人，這至少說明西域的形勢這時要比河西穩定得多。

768年（大曆三年）左右[42]，西域守軍又與朝廷恢復了聯繫，朝野上下對他們「忘身報國」的精神感動得「酸鼻流涕」、唐代宗下詔褒獎，並向西域唐軍通報內地情況，對守軍大加讚揚。

其實就歷代中原王朝而言，經營西域不外乎內外兩方面的原因。就內部來說，控制了西域既可張揚國威，又保證了絲綢之路貿易的繁榮；就對外來說，控制了西域就可以牽制和削弱北方游牧民族的勢力，並進而保障河西，隴右的安全，防止南、北兩個方向游牧民族勢力的匯合。吐蕃攻陷關隴之後，西域地區也就失去了它原有的戰略意義，西域的存亡對整個唐朝邊防來說已經沒有多少實際的意義，所以西域雖有「奉國之誠「，朝廷卻因「事勢不及相恤」，不得不採取了任其自生自滅的態度。

七、佛教復興

唐高祖李淵制定的尊祖崇道國策，並進一步將其發揚光大，運用道家思想治國平天下，施行道舉，興建皇家道觀樓觀。安史之亂后佛教復興，李亨、李適、李純、李漼和李儇改變崇道祖制崇信佛教，自上而下佛教盛行迎送佛骨。晚唐幾個皇帝都是佛教的信仰者，佛教盛極一時。當時有識之士為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依據儒學思想，提出反佛的意見。在唐憲宗元和十四年(819)，儒佛矛盾以一種激烈的形式暴發了。元和十四年是開塔的時期，唐憲宗要迎佛骨入宮內供養三日。韓愈聽到這一消息，寫下《諫迎佛骨》，上奏憲宗，極論不應信仰佛教，列舉歷朝佞佛的皇帝「運祚不長「，「事佛求福，乃更得禍「。但韓愈沒能阻擋憲宗迎佛骨，還險些喪命。韓愈的《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有云：「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欲為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但是唐武宗的滅佛運動大幅削弱了佛教勢力，大幅降低了佛教對社會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