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1章 文景之治
漢景帝時的晁錯是比賈誼更務實的政治家，也更加勇敢。晁錯指出今天雖然法律「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他提出「損有餘補不足」的理財思路，以捐獻糧食授予爵位的方式，誘使富人去購買農民的糧食來實現重農國策。他勸景帝勇敢地接受***的挑戰，得到了景帝的重用，但也受到權貴們更多的攻擊。景帝在打擊豪強方面，採取了更加嚴厲的措施，特別是任用郅都、王溫舒、嚴延年、寧成等所謂的酷吏，痛誅不法豪強。史書上說「流血十餘里」，「余皆股慄」，「豪強肋息，威震旁郡」。晁錯的父親從老家趕來勸阻兒子說：「你這樣做，劉氏安矣，而晁氏危。」晁錯父親受不了壓力而服毒自殺，晁錯也在後來的七國之亂中被殺害。賈誼和晁錯的主張先後被文帝和景帝接納並實行，作為「文景之治」的重要功臣一直被後世稱頌。
財政集權
最初對減輕中央財政的負擔、緩解漢初的財政困難、促進地方經濟發展起著一定的作用。地方也能因地制宜的實行一些惠民政策，如齊國工商業發達，又有漁鹽之利，便不征農業稅。吳國則有銅山、海鹽能獲巨利，故無賦稅。
文化
漢景帝時期，由於社會經濟的恢復及發展已達到相當的程度，所以統治階級上自景帝，下至郡縣官都逐漸重視文教事業的發展。漢景帝末年任命文翁為蜀郡太守，文翁首創了郡國官學。
對於思想，漢景帝也不再嚴厲禁止其他學派的發展。當時的西漢初期，朝廷流行的黃老學派，即以黃帝和老子命名的學派，主張無為而治，輕徭薄賦。景帝在提倡黃老的同時也讓包括儒家學說的其他各派存在、發展，這為後來董仲舒學說的發展以及被漢武帝的重視採用提供了前提條件。
民族
匈奴
漢文帝即位后，不僅內政複雜棘手，邊事也十分嚴峻，在國力不強的情況下，面對「胡強南勁」的形勢，漢文帝採取了正確的策略，終於贏得了較好的外部環境。
自白登之圍來，漢廷對匈奴實行和親政策，雖然收到了一定效果，但是並不能根本解除匈奴的威脅，雙方一直處於戰和不定的狀態。
文帝后二年（前162），又與匈奴定和親之約，此後匈奴雖背約屢犯邊境，但文帝只是詔令邊郡嚴加備守，並不興兵出擊，以免煩擾百姓。
文帝在位期間，為了謀求安定的和平環境，對匈奴一直採取克制忍讓的態度，繼續執行和親政策，避免大動干戈。然而，匈奴雖然受益於和親政策，但是卻不信守和親的盟約。漢廷急需行之有效的御邊之策。
文帝在位期間，為了謀求安定的和平環境，對匈奴一直採取克制忍讓的態度，繼續執行和親政策，避免大動干戈。然而，匈奴雖然受益於和親政策，但是卻不信守和親的盟約。漢廷急需行之有效的御邊之策。
景帝繼續採取和匈奴和親的政策，對匈奴進行安撫。同時在匈奴的邊界地區設立關市，和匈奴貿易，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匈奴的騷擾。[19]景帝還把來降的匈奴封為列侯，漢匈兩族「通關市」，足見這一時期的邊境關係是比較友好和安定的。
南越
呂后時代嚴格控制關市，在鐵器等先進生產工具的流通方面對南越國實行封鎖。南越王趙佗採取和中央政府相對抗的態度，自立為南越武帝，又發兵北上，進攻漢王朝南邊的長沙國。在呂后發軍擊南越以後，南越與漢王朝正式進入交戰狀態。因為氣候條件的不適應，漢軍不能越過南嶺，兩軍事實上在南嶺一線相持了一年之久，呂後去世方才罷兵，於是出現了所謂「佗得以益驕」的局面。
文帝即位后，改變扼殺政策，採取安撫政策，向南越提供發展生產所需的鐵器、農具、馬牛羊等。並派人修葺趙佗在真定（今河北正定）的祖墳，置守邑，歲時祭祀。又撤掉進攻南越的軍官，拜趙佗的兄弟做官。然後，遣陸賈再次出使南越。在文帝誠意的感召下，趙佗謝罪稱臣，去黃屋左纛，歸附漢王朝。嶺南地區從而贏得了發展經濟的有利條件，到武帝時期，經濟文化發展已有較大發展。
漢廷對周邊少數民族不輕易用兵，儘力維持相安友好關係，以禮相待，兄弟相稱，這對於加強中原人民與周邊少數民族人民之間的團結，增進友誼，起了很好的作用，進一步促進了漢朝時期各個民族之間的融合，對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做出了貢獻。
社會
文帝即位后，頒布了《振貸詔》、《養老詔》等詔令，以振救、撫養貧困年老的百姓。他因長期生活在代地，對下層社會多有體恤。
影響
百姓無內外之徭，得息肩于田畝，天下殷富。在薄稅勸農，與民休息的政策指導下，經過文景二帝41年的治理，迎來了西漢前期的太平盛世。[21].z.br>
首先是農民負擔大大減輕。從漢高祖即位（公元前202年）到漢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前後共62年間，西漢王朝實行的是中國古代堪稱典範的輕徭薄賦政策，農民的負擔是最輕的。從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起，又連續免除全國田賦長達11年，在這期間，農民來自農業稅的負擔沒有了，這在封建社會是絕無僅有的。所以，西漢前期七十餘年農民負擔一直很輕是歷史上公認的。
其次是人民富足，社會安定。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外，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仁義而後絀恥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這樣的安康和諧社會在中國歷史上是少有的。
再次，經濟發展，國家財政充實。由於經濟得到發展和繁榮，國家財政與建國初相比，出現了天壤之別。如文景時，「太倉有不食之粟，都內有朽貫之錢」。至漢武帝即位時，國家財政又上了新台階。「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余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國家財政實力如此雄厚，也是在中國封建社會少見的。
由此可知，西漢以「文景之治」為標誌的太平盛世，是通過輕徭薄賦政策取得的。漢初「無為而治」的國策，也不是無所事事、放任自流的「無為」，而是積極「有為」的。那就是為農民建立平靜穩定的生產環境，努力把對農民生活生產活動的干擾降低到最小，努力保證農民的勞動得到穩定的報酬。在排除農民生產干擾方面，一是減輕政府對農民的賦役負擔，二是打擊豪強對農民的侵害；在保證農民收益上，一方面大幅度減免農業稅，一方面通過財稅政策穩定物價。太平盛世，國家的財政收入多、富人的收入高不是標誌，更重要的是看人民的富足程度，尤其要看農民的富足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