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六十五章 初露崢嶸

劉光世領命征剿張迪亂寇，包括威勝軍在內的五個軍州皆出兵輔佐。

但汾陽、昭德、晉寧、蓋州皆為匪寇所佔，各路廂軍潰散，逃兵四下亂竄無法收攏，惟威勝軍兩營廂軍可使，除卻留守兵力，大抵只有三千餘軍士可以參加剿匪。

作為通判的馮過，雖無明令要求其協同作戰，卻也是有此職責的，終究還是參與了進來。

對於此起彼伏的「起義」，他是發自內心的反感乃至於厭惡。雖說寧為太平犬、不為亂世人，這些所謂的「揭竿而起」固然有反抗統治階級的腐敗、昏政等因素，但歸根結底還是為了一己私慾，並非真的是想帶領苦難民眾翻身做主、擺脫噩運。

就拿最為轟轟烈烈的方臘摩尼教起義來說，真的是為了正義？

方臘為人豪爽，深得人心，又有較強的組織領導能力，又是貧苦出身，於是有許多生活困苦的農民追隨他。方臘起義利用了摩尼教，他自號「聖公」，與朝廷分庭抗禮。

儘管方臘之亂只持續了一年多，但是禍延六州五十二縣，戕害百姓二百多萬，他敗亡后所掠婦人自他的巢穴中逃出，全身赤裸，自縊於林中的，相望百多里。

一方面，方臘「起義」是一場反壓迫的階級鬥爭，崇寧帝只知貪圖享樂，把江山社稷全都放在亂臣賊子手中，以蔡京為首的官員把持朝政，加速了大定朝廷的腐敗。

另一方面，方臘以摩尼教的名義招攬起義群眾，所以在很短時間內，方臘就召集了大批起義主力軍。然而方臘所信仰的摩尼教和中國傳統信仰的儒釋道不同，導致了方臘佔領這些地方后對不信摩尼教普通百姓的迫害。隨著起義發展，方臘集團的上層人物也開始腐化，上面所講的「所掠婦人，全身赤裸」應該是供他們享樂。

所以，所謂方臘起義只是一場動亂。

歷史上的大動亂都會導致大量人口死亡。

西漢末年的綠林、赤眉農民大起義，重要戰區的戶口數大都減少了百分之八十以上，馮翊、西河、上郡、北地、朔方、定襄五郡的戶口數則減少了百分之九十以上。

東漢桓帝在位的時候，中國的人口是五千六百多萬，但是經過隨後的黃巾軍起義以及董卓之亂，中原群雄的相互內戰，到了赤壁之戰結束的時候，中國的人口下降，到了觸目驚心的地步，中國人口只剩下了一百四十萬。

昌末農民大起義和改朝換代混戰持續了十八年。十八年間，三分之二的人民死於非命，人口從四千六百萬銳減到一千六百萬。在混戰激烈的地區如中原、關中一帶，人民倖存的不到十分之一。

中國的正統文化當然包含了全部專制制度的意圖和基因，然而它與底層文化的區別在於，它以王道和大同為面目，包裝得比較得體，而底層文化卻是對專制赤裸裸的歡呼和肯定。其實，農民從來不是專制統治的異己因素。

他們比其他階層的人更具皇權意識，更崇拜權威。他們甚至比上層社會的成員更認同專制體制。或者說，農民們的專制性格往往比統治者還要鮮明和強烈。他們最豪邁的宣言不過是「彼可取而代之」，「大丈夫當如是也」。他們的家長製作風、權威主義傾向，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比統治階級更甚，而他們的統治技術，更為粗獷。這就決定了，一旦他們掌握了權力，他們對階級兄弟往往更為殘忍，他們的統治手法往往更為暴虐殘酷，他們的政權自私性更強。

那些為歷朝歷史研究者所樂道的「均田」「均富」等平均主義要求，和摧富益貧的口號，追其源頭，這些思想觀念最初卻是由儒家的創始人首先提出來的，而不是由造反的農民發明的。所有的農民起義口號，都沒有超出封建宗法制度的範疇。

中國歷史上數千百次慘烈的農民起義，並沒有帶來基本制度上的突破和創新，沒有為中國歷史衝破循環狀態提供任何可能。農民起義的目的，不在於摧垮不合理的制度，而是進行調整和維護那樣的制度。它是一次大修，是一次保養，是一次升級，而不是一次革命和創新。農民起義只是專制主義釋放矛盾的一種調節機制。農民起義如同越獄，而每一次越獄之後新建起來的牢獄，就設計得更為科學合理，抗爆性更強。農民們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是比以前更嚴密的控制，是更堅固的監獄，是更好的馴化，是國民性格上的進一步退化。

農民是最為安分的一個群體，他們知識較少，生活安定而少變化。因此，不到萬不得已之時，他們是不會起來反叛的。何為萬不得已之時？是為其生存都保障不了之時。因此，農民起義中的大部分人，是為了生存而戰。這也就決定了，他們的補給方式是掠奪，他們的作戰方式是流竄，他們很容易被招撫。他們缺乏知識，亦缺乏儒家之類可作為政治藍圖的東西，於是往往沒有一個堅定的政治綱領和指導戰略。這些局限性使他們難以真正發展壯大，即便壯大起來，仍然可能如無頭蒼蠅，難覓方向。他們攜帶著農民的習性，重視實利，而非長遠利益，亦難有高尚情懷，難免充滿自私自利的氣息。這一切都阻止了他們的發展壯大，使其難以走向成功。

農民起義勢力在治理地方乃至治理天下中也處於劣勢。劉邦當是一個比較成功的例子，他善用人才，處理的相對比較好。而其他的農民起義領袖，則多不善於此。

而且，農民起義的破壞性巨大，對文明的進步往往有阻滯作用。在打天下過程中，農民起義破壞性大，這緣於他們的動機——求生存，求財富。特別在起義初期，他們為生存不擇手段，掠奪是常事，肆意殺戮也不罕見。這些都對社會經濟與文化造成巨大破壞。而當其得到領地建立政權乃至統一天下之後，往往仍不能引領文明的進步。為何呢？其領導階層多出於平民階層，甚至是最為窮苦的民眾，由於客觀原因，他們往往缺乏知識，並且對士大夫階層多持仇視輕蔑態度。而千年中華文明的主要傳承者和引領者正是士大夫階層。農民起義者執政后，往往不能真正尊重士大夫，對經濟文化的發展多有禁錮舉措。

這些都是那個時空的後人所總結的，大致反應了歷史上農民起義的成敗得失，可謂是一語中的。

說到底還是：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如方臘、宋江、張迪之流，打著「均貧富」、「替天行道」之幌子，實則只為牟取個人利益，比之腐敗朝廷、貪官污吏更為可惡。

尤其是那張迪，「河北田虎」，果然是人如其名，何止是劣跡斑斑，簡直是為禍一方、作惡多端的霸王，平素魚肉鄉里、作威作福，勾連權貴壞事做盡。一旦東窗事發，主子們如燙手山芋般甩鍋尚嫌不及，又怎會不識時務的再包庇？他倒是個狠人，那就乾脆一拍兩散，落草為寇尤覺不夠，索性占城為王。

雖然所謂的「晉王」號稱麾下有十萬大軍，但其中大部分是被裹挾的貧苦百姓，根本就無即戰力可言。

在馮過看來，招安於對張迪此獠無異於放虎歸山，就當一棒子打死，以免再成禍害。

壞事做盡，一個招安投降就能洗白脫罪，甚至搖身一變成了有官身的公人，這豈非太荒謬了，但偏偏就不止一次的發生了。這樣的大定，真的是夠顛覆三觀的。

在剿匪一事上，宗澤與馮過態度一致，同樣主張絕不可輕易放過張迪等罪魁禍首，否則會讓民亂之勢愈演愈烈。

關於如何征剿，三人討論了一番。

張光世認為難點在於，張迪侵佔四州數十縣並分派心腹信任之人守城，而朝遷征伐兵力只有一萬，自是不能分兵出擊，但若集中一點，又恐賊寇據城待援，又或趁亂遁入莾莾大山，再想擒獲則難矣。

見二人並無良計，馮過咳了聲，說了四個字：「示敵以弱。」

宗、劉齊齊望向馮過，等著馮過往下說。

馮過組織了一下措辭，慢慢的說了他的建議。

張迪起事以來，所到之處官兵一碰即潰，到後面更是望風而逃，導致數十縣落入其手，幾乎是不費吹灰之力。如此一來，官兵給張迪造成的認知是不堪一擊的。（馮過沒有明言的是，所謂的「晉王」橫掃各地廂軍，說到底只是菜鳥互啄，只是廂軍更怕死而已。）是以，實不必擔心張迪會棄城逃竄。而亂匪佔據數十縣，只集中力量攻汾陽一點即可，只要擒獲張迪，余者自會潰散。至於說擔心張迪會據城死守待援，只要速度夠快即可。具體之計，可以廂軍佯攻汾陽之外各處，一萬禁軍挑選精銳攻汾陽，余者扼住逃向群山的關口。張迪盜賊始終是烏合之眾，攻城時可佯裝失敗而邀擊他們，屆時敵勢必然混亂，再以騎兵破陣，可以攻取也。

聽罷馮過之計，劉光世沉吟片刻，笑道：「改之真乃文武全才也。」

宗澤也是面露嘉許，頻頻頷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