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蜀漢土著豪族初論（轉載）

作者：羅開玉來源《三國情思》

本文不代表小蛇觀點，不過一些資料數據都很不錯

東漢晚期至蜀漢早期，巴蜀土著豪族勢力發展至頂峰，一呼百應，敢與地方zhèngfu、與大規模的起義軍相抗衡。如中平五年（188）蜀中爆發了以馬相、趙祗為首的「黃巾」起義，攻佔雒縣（今廣漢），捕殺州刺史後攻下成都、武陽（今彭山）等地，短期內發展到十餘萬人；馬相自稱「天子」。面對義軍，官軍節節敗退，幾無抵抗能力。但犍為豪族賈龍卻率家兵，多次擊敗義軍后，又召集潰散的官吏、軍隊等，最後消滅了義軍（《劉焉傳》）。劉璋接任益州牧之初，劉焉舊部趙韙企圖奪權，便率領土著豪族武裝一直打到成都城下（《劉璋傳引《英雄記》》）。在劉備攻打漢中之際，蜀中豪族馬秦、高勝率部曲數打下郪縣、牛鞞（今簡陽）、資中等縣城，威脅到蜀漢統治的腹心。影響最大的當然要數主要由南中土著豪族搞的南中叛亂，諸葛亮不得不親自率軍前往平亂。這些表明當時蜀中豪族已是一股極重要的政治、經濟、軍事力量。

蜀漢建國后，怎樣對待土著豪族，在統治者內部曾有過一些分歧，最後統一在諸葛亮的從嚴治蜀、堅決打擊、抑制土著豪族的國策下。本文試就蜀漢土著豪族的發展淵源、主要特徵、蜀漢zhèngfu對土著豪族的主要政策及其影響做一初步研究，歡迎指正。

一，三國蜀漢土著豪族之淵源

豪族，古籍中或稱豪強、豪宗、豪家、豪右、激ān豪、豪滑，強族、大族、大姓，宗強、右姓、舊族、大家等。在我國的政治、經濟舞台上，豪族初興於西漢中期，發展壯大於東漢中、晚期。

三國蜀漢土著豪族勢力的形成，有著長期的歷史淵源，多數豪族是經東漢逐步發展形成的。東漢中晚期，巴蜀豪族大姓的勢力空前發展。他們壟斷經濟、於預政治、武斷鄉曲。廣大農民逐漸喪失土地，淪為部曲，失去ziyou。

殘餘奴隸制度是豪族發展的動因之一整個東漢時期,巴蜀地區一直存在殘餘的奴隸制度。東漢zhèngfu曾採用各種手段，在蜀中大量釋放奴婢。光武帝平蜀后，雖曾多次詔令釋放奴婢，但卻未能解決產生奴婢的主要來源，即未解決土地兼并、財產集中等問題。建武十五年「度田」事件后，zhèngfu對豪族買賣、使用、虐待奴婢之事，基本上採取姑息態度。故東漢早期，雖在光武帝時奴婢一度有所減少，但至明帝、章帝時，又超過了西漢末期；更為嚴重的是，被豪族大姓控制的部曲、家丁數目大幅度增加，帶來許多新的社會問題。建武十二年chun三月，漢軍尚未最後攻下成都，劉秀便在洛陽發布詔書：詔隴、蜀百姓被略為奴婢現又提出自訟者，及獄官未報告者，全部免為庶民。十三年十二月，又再次下詔；益州百姓在公孫述時被略為奴婢者，皆一切免為庶民；或依託為人下被迫為妻，yu去者，聽任自去；誰敢拘留，按青、徐二州《略人法》論處1。但這些政策遭到了地方豪族、大姓的一致抵抗，如在釋放奴隸時，其主人要求退還買奴隸的身價錢等。結果，釋奴措施在許多地區都不能貫徹落實。朝廷了解情況后，又採取了更強硬的措施，於建武十四年十二月再次下詔：益、涼二州奴婢，自八年以來自訟在所官，一圳免為庶人，賣者無還值。即規定凡從建武八年以來曾向所在地宮府提出自訟的奴婢，皆釋放為庶人，不準追索奴婢身價等。這個政策在蜀中貫徹較好。從考古資料看，東漢初期，巴蜀地區的奴婢數一度比西漢晚期、王莽時期明顯減少，但奴婢及其買賣仍廣泛存在。這些措施無疑會獲得人民的普遍支持。

流民喪失土地、兵荒、嚴重的自然災害，是造成東漢流民的主要因素。流民泛濫，少則影響稅收、徭役、治安，大則醞釀暴動、起義，威脅整個社會。王莽時期，戰火四起，大批流民湧入巴蜀。東漢政權建立后，中原，關中等地豪族兼并較巴蜀發展為快，大批失去土地的流民又湧入巴蜀。與此同時，一些少數民族，或主動內屬，或被擄入為奴婢。故巴蜀的流民較外地更多。東漢zhèngfu曾採取一些措施，使流民定居。如明帝即位時就頒詔天下：流民無名數yu自占者賜爵一級。自占即定居。永平三年、十二年、十七年、十八年又多次規定流民yu定居者賜爵一級。永平元年、建初元年、元和元年，中原、關中等地都發生了嚴重的自然災害和瘟疫，特別是牛疫流行，大批牲畜死亡，墾田減少，谷價昂貴、災區貧窮者被迫流亡。與此同時，巴蜀地區卻大獲豐收，又吸引進了不少流民。元和元年，詔令各郡國「募人無田yu徙它界就肥田者，恣聽之」，即允許貧窮無田者流動，同時又規定這些人所到的郡國，應賜給公田，借給糧種，貰與農具，五年免租，三年免交人頭稅，若無公田則應設法盡量雇以耕傭。這樣，進入巴蜀的流民除一部分參加邊地開發(「賜以公田」)外，一部分則轉變為豪族大姓的僕從耕傭、家丁部曲。流民的產生，與豪族兼并有關，流民向部曲的轉化，加速了豪族兼并。這種惡xing循環，在東漢早期，甚至整個東漢時期，從未停止。

光武帝劉秀本身是豪族。東漢政權，亦是依靠南陽、穎川、河北等地的豪強地主集團支持，才得以建立『。其所謂「雲台二十八將」、「三百六十五功臣」，絕大多數系豪強地主。東漢初期，為擴大賦稅來，鞏固zhongyāng集權，劉秀曾試圖用「度田」措施限制豪族的發展。但此舉立刻遭到了豪強地主的普遍反抗，同時也遭到各層官僚的消極抵制，朝廷也就不了了之。綜觀兩漢政治、經濟，西漢對豪族的基本態度是抑制，東漢則是放任。東漢的各種政治、經濟制度，大體都有利於豪族地主的發展。

東漢早期，除短時間的個別地區外，巴蜀地區的各級統治者，基本上都以各層豪族地主及其子弟為骨幹。如蜀郡守張堪，系南陽豪族子弟，年青時將先父遺產數百萬錢讓與侄子，因此聞名（《後漢書》卷31《張堪傳》）。蜀郡守第五倫，在西漢末年戰亂時，率族人築碉堡等堅守，銅馬、赤眉義軍前往攻打數十回，皆不能下（《後漢書》卷41《第五倫傳》）。可見其抵抗能力之強，勢力之大。蜀郡守陳寵，沛國豪族，世代為朝廷命官。蜀郡守廉范（《後漢書》卷21《廉范傳》），戰國趙將廉頗之後，祖父廉褒，西漢成、哀間為右將軍，父廉丹，王莽時期為大司馬庸部(益州)牧，家裡田地財產極多，為杜陵豪族。南陽西鄂人王子稚，曾任蜀郡太守，家累千金，無子，死後由三女各出錢五百萬築墓並修墓樓等。僅這一筆費用便相當於當時個50個「中產」之家的總值。東漢制度，郡椽、縣吏主要由當地人擔任，這些人大體都是當地豪族子弟。鄉里統治，則由豪族直接擔任。這樣便形成了以各層豪族為中心的豪族共同體。該共同體與zhèngfu雖也有許多矛盾，但在本質上是一致的。

首先富起來的人以官吏為多。史載永平年間，蜀地「人吏富貴，椽史家貲多至千萬，皆鮮牛怒馬，以財貨自達。」（《後漢書#183;第五倫傳》可見，這些官吏主要是依靠權力，依靠不正當手段獲取巨資。向這些官吏行賄者，主要是工商業者。巴郡譙君黃，西漢末年成帝哀帝之時曾任諫議大夫，回鄉后觸怒公孫述，被公孫述賜毒酒；其子交出八百萬錢才獲免（《華陽國志》卷3《蜀志》）。八百萬，相當於當時八十戶中家之產

在考古資料中，可以看到東漢早期，巴蜀地區豪族大姓的基本特徵。屬於東漢早期(光武、明帝時期)的考古資料，現已發現的較重要的有；旺蒼洪江鎮券頂磚墓(m1)（《旺蒼縣洪江鎮漢墓清理簡報》，《四川文物》198了年4期）、西昌的部分磚墓（《西昌東漢、魏晉時期磚室墓葬調查》，《考古與文化》1983年1期）、金堂焦山、內江魏家沖、三台、滎經水井坎崖墓、新都馬家山崖墓m5、成都天回鎮大灣磚墓（《四川三台縣東漢岩墓內發現新莽銅錢》，《文物》1982年6期；《四川滎經水井坎岩墓》，《文物》1985年5期等）。這一時期，主要特徵是：文化面貌多承西漢遺風，墓葬規模較小，隨葬陶俑類型少、數量少.多系拱手而立的男女俑；體型小(高20厘米左右)、表情獃滯。從陶俑看，這時家丁、部曲、奴僕內部分工不細，奴婢一般直接來於農家，未經過專業技藝訓練階段。這些表現了經濟恢復之初，豪族大姓處於初步發展階段的特徵。這一時期，失去土地的農民還不太多，—般豪富之家也還未達到奴僕成群。

二，三國蜀漢土著豪族主要特徵

東漢晚期至三國時期，巴蜀豪族空前發展，成為一股重要的政治、經濟力量。可分三大類：一般地主夕擁有數百畝土地，家產總值在四萬至一百萬之間。一般豪族，有土地一千畝以上，家產總值一百萬至一千萬之間，在一個縣中屬大族之一；中、大型豪族，有土地少則數千畝，多則上萬畝，家產在一千萬以上，為幾個鄰縣或一郡中的大族望門。此試討論二、三類的基本特徵。

握大量錢財，兼并大量田地山林湖澤。其中以郡縣官吏家庭較為突出。在地區分佈上，以川西平原者最富，川東南、川北山地豪族經濟力量稍次，但其掌握的部曲、家丁等武裝實力，則可能大於了川西平原者。川西高原等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傳統的部落制度仍占統治地位，土地私有觀念不濃，甚至尚未興起：富者家不足百金，談不上豪族。

豪族莊園、或幾個莊園共同體內，農林牧副漁及手工業相結合，形成了相對duli的飛在一定程度上自給自足的經濟體系。西漢王褒，僅系當時資中的一般名門，但在《僮約》一文中要求奴僕要做的勞作，便有農作、水利、畜牧、打獵、打漁、木業如制船，商業則北到洛陽飛南達益州、西到武都經手各種買賣，手工業如白做刀矛飛園林業如種植桑樹、果樹，副業如織席、編繩等。迄至東漢中晚期，自給自足的體系更趨細密完善。巴蜀東漢豪族，往往「家有鹽井」、酒坊、冶鍊作坊等。

以宗族關係為紐帶，掌握大量依附農民——徒附。當時一般以家、族、姓、宗為紐帶，少則幾十戶，多則幾百戶、幾千戶聚族面居。豪族地主憑藉經濟力量，兼任族長；也有的族長靠宗族的力量，發展為豪族地主。大的活動，如械鬥、服役、遷徙等，不僅宗族自身、即使社會、國家也多以「姓」、「族」為單位徵調、攤派。如東漢末年，南郡枝江人董和西遷入蜀，便是「率宗族」而行。正因他有一支基本隊伍，劉璋才先後委任他為牛鞞(今簡陽)縣長、江原(今崇慶)縣長、成都縣令等。宗族中一般成員與族長的關係，外表上是同宗關係，實質上是依附關係，是徒附。他們租種族長的土地，也得給族長交租、服役。他們的政治態度、經濟活動，甚至家庭生活，都必須取決於族長的態度，服從宗族的利益。同宗青壯年，為豪族的核心部曲。當時豪族紛紛在家族墓地前建立祠堂，用「上墓」、「祭祖」、「殺祭」(一般用牲口，有時也以俘虜)等手段，來統帥大家；對外械鬥動員、處理違犯「家規」、「族規」者，一般也在祠堂舉行。漢末三國時期家族紐帶的加強，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主要是戰亂頻繁、官吏**、匪賊禍多，迫使人們靠家族的集體力量來抵抗外侵、擴展勢力。但僅僅依靠家族力量亦頗受限制，亦感不足。於是，大豪族(家族)征服小豪族(家族)，小豪族(家族)依附人豪族(家族)。故到東漢中、晚期至三國時期，大豪族可一呼百應，與地方zhèngfu、與起義軍隊相抗衡。在大家族的莊園內，除同宗外，還擁有大量外姓徒附。依附民與奴婢不同，它不是通過買賣或搶擄而來，通常是迫於生計，不得不依附。在法律上，依附民是ziyou的，可以選擇豪族地主；但由於經濟上、宗族上千絲萬縷的關係，依附民實際上受著種種人身限制。所謂「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率妻子，為之服役」（崔實：《四民月令》）正是其形象寫照。

擁有數量眾多的奴婢，供其ri常生活驅使。一般來說，西漢奴婢用於生產，東漢三國時期的奴婢多用於生活。漢末三國豪族通常不使用同宗奴婢。除部分邊遠地區豪族使用部分搶奪、擄掠來的奴婢外，絕大多數系買來，或抵債而來。如雒人折象，有奴婢八百人（《華陽國志》卷十中）。一般地主和較富裕的農戶。也有數量不等的奴婢。如成都犀浦簿書碑載當地農戶普遍擁有5—7名奴婢（《文物》1974年4期）。當時對奴婢可買賣、打罵，不能擅殺。時人以奴婢為重要的財富標誌之一。嫁女多以奴婢為陪奩，分家須均分奴婢。象徵奴婢身份的俑，在這一時期的墓葬中出土甚多，不僅陶俑數量增多，還出現成組的石俑，流行銅俑。其體型普遍加大(50一100厘米高)，造型優美，寫實，誇張、神韻諧合統一。陶俑種類新出現執鏡女俑、提鞋女俑、執篩男俑、執刀俑、執刀挎盾俑、執盾俑、執棒俑、庖廚俑、說唱俑等，體型加大，表情豐富。這些資料表明：東漢晚期至三國時期，巴蜀豪族勢力有了較大發展，其院宅樓房普遍加大飛配套，男女僕從顯著增多，僕人中已有較明確、較細的分工。很多男僕手握武器、木棒，不僅護衛主人、宅院，還催租逼糧，橫行鄉里；其中很多人可能從小便受專門的武術訓練，相當多的僕從專職從事(至少在年青時)音樂午蹈、雜技等娛樂xing活動，供主人賞樂，其中多數人受過專職訓練。這些從事技藝xing、或擔任「內待」、「細活」的奴婢，主要來於「世襲」的奴婢家庭。大量直接來自於農村的奴婢，則主要干「粗活」。

三國時期，蜀地奴隸、奴婢，在文獻也有一些反應。《周群傳》說周群「家富多奴，常令奴更直於樓上視天災，才見一氣，即白群，群自上樓觀之，不避晨夜。……州牧劉璋，辟以為師友從事。」這裡的奴隸可以觀天象。《李嚴傳》說：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為上家。這些奴隸顯然不是生產xing、苦役*隸。《楊戲傳》說：說諸葛亮嘗自校簿書，楊顒直入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又說李密上《陳情表》后，武帝嘉其誠款，賜奴婢二人，下郡縣供養其祖母奉。先主定益州后，以劉琰為固陵太守。後主立，封都鄉侯，班位每亞李嚴，……然不豫國政，但領兵千餘，隨丞相亮諷議而已。車服飲食，號為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為聲樂，又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這些都表明，在蜀漢時期，在豪族大姓家裡，奴隸普遍存在，被廣泛地使用於生產、生活的各個領域、各個方面，與墓葬中出土的各種俑的身份是吻合的。

控制、參與各級統治。親自出任或薦子弟出任郡、縣掾吏等公職，有的還通過讀書等途徑，進入朝廷或郡、縣的各層統治。漢代規定，「中產」之家以上，才有做官的資格，一般百姓由此失去了從政的機會。東漢、蜀漢鄉里設三老、里典、伍老等，擔任者須有一定家產(這只是起碼要求，實際上多系首戶擔任)、「老年」(60歲以上)、「德高望重」(一般原系族長)等，結果便只有豪族地主才有資格參與鄉飛里統治，而里的統治者，絕大多數為族長。東漢時期選舉的孝悌、孝廉、秀才、力田等，除極少數由郡府指定外，主要由鄉里推舉，自然是豪族們依照權勢、財產，輪流被舉，郡、縣掾吏，——般就在這些被舉者中選拔。

東漢晚期、三國巴蜀豪族，多世代為官者。如郪縣大姓王氏，在東漢中晚期的代表人物王堂，先後任巴郡太守、將作大匠、汝南太守等職；其幼子王稚，官府十五次yu徵辟出仕，並授以二千石、太常等要職，其曾孫王商，為劉璋的治中從事，先後擔任過蜀郡、宕渠、犍為、益州太守等職，王甫為綿竹縣令、荊州議曹從事等。成都縣的另一大族李氏，與王氏世代聯姻，多為官為吏者。

趙氏為成都的豪姓大族之—（《華陽國志》卷十上），見於記載的人並不多，權勢卻不小。趙戒在順帝時先後任太濮、司空、司徒錄尚書事、太尉等職，封廚亭侯。其子趙典，先後任議郎、侍中，趙戒死後襲封廚亭侯，先後任弘農太守、右扶風、大鴻臚、太濮、太常等。趙謙、趙溫為趙典哥哥之子。前者曾任汝南太守、光祿卿、太尉、司徒、車騎將軍、司隸校尉、前將軍、封郫侯，又任尚書令等；後者先後任京兆丞、侍中、太常飛司空、司徒等職，封江南亭侯。趙子真為趙溫族人，東漢末年為濮陽太守。趙氏三代四公，權傾朝野，族人在成都橫行霸道。《華陽國志#183;蜀志》說：「諸趙倚公，故多犯法」，「趙子真父子強橫」。一般地方官對其敬而遠之。迄東漢末年，趙氏勢力正熾，如果不是遇上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和改朝換代，其勢力可能還舍延續幾代。郫縣大姓何氏，興於西漢。何武先後任雩縣令、諫議大夫、揚州刺史、丞相司直、—清河太守、兗州刺史、司隸校尉、哀兆尹、御史大夫、大司空等職。其子何況，一度嗣為侯。何武兄弟五人，皆為郡吏（《漢書》卷86《何武傳》）其兄何霸、後為屬國都尉、中郎將；何顯，曾為穎川太守。王莽時期，何氏勢力受到打擊，東漢時期又有所恢復，—直是郫縣的望族。臨邛大姓陳氏，代表人物為陳立，曾先後任巴郡、牂柯、天水郡太守，名噪—時。巴郡宕渠人馮緄，父為幽州刺史，他便「家富……為州里所歸愛。」南安人費貽，東漢初期出任合浦郡太守，其後代便躍居南安大族。

普遍重視、並基本壟斷文化教育。東漢、三國巴蜀民間教育相當發達，但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以豪族地主為主。如宕渠人、幽州刺史馮煥，「家富好施」，其子馮緄，少耽學問，習父業，治《chun秋嚴》、《韓詩》、《倉氏》等，子馮元，能理《尚書》，善推步之術。東漢蜀中豪族大姓，普遍把教書育人視為立身揚名的主要途徑之—，把受教育視為發展家族勢力、兼并他人、乃至出仕做官的重要途徑之一。所謂「琴棋書畫」就是當時提出的豪族子弟的教育標準之一。

掌握武裝，擁兵自重。大量的漢代畫像磚、石資料表明，東漢、三國時期，巴蜀豪族一般都擁有—定的私人武裝力量，特別是邊遠山區，其武裝數目更為龐大。這些武裝，平時充當豪族爪牙，欺壓百姓，橫行鄉里，戰時則可與其它豪族械鬥，甚至與zhèngfu軍抗衡，與起義軍較量。如郪縣的高、馬二家，世掌部曲，建安二十三年(218)，二家起事，合聚部伍數萬人，直打到資中縣，后被李嚴平定。有的豪族武裝甚至能鎮壓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如中平五年(188)，以馬相、趙祗為首的「黃巾」起義，曾攻佔廣漢、蜀郡、巴郡的大多數地區，攻下包括成都、江州在內的大多數城市，卻被犍為豪族賈龍以部曲打敗（《後漢書》卷75《劉焉傳》。《華陽國志》卷5《劉二牧志》）二牧傳劉璋傳）趙韙因民怨謀叛，乃厚賂荊州請和，yin結州中大姓，與俱起兵，還擊璋。蜀郡、廣漢、犍為皆應韙。璋馳入成都城守，東州人畏韙，咸同心并力助璋，皆殊死戰，遂破反者，進攻韙於江州。韙將龐樂、李異反殺韙軍，斬韙。《漢獻帝chun秋》曰：漢朝聞益州亂，遣五官中郎將牛亶為益州刺史。征璋為卿，不至。《陸遜傳》說：秭歸大姓文布、鄧凱等合夷兵數千人，首尾西方。如果說成都平原豪族最富的話，則愈邊遠的地區武裝愈強，其中以南中地區最為突出。《後主傳》說：益州郡有大姓雍闓反，流太守張裔於吳，據郡不賓，越巂夷王高定亦背叛。《吳書#183;步騭傳》說：益州大姓雍闓等殺蜀所署太守正昂，與燮相聞，求yu內附。騭因承製遣使宣恩撫納，由是加拜平戎將軍，封廣信侯。《後主傳》說：建興元年夏，牂牁太守朱褒擁郡反。《魏氏chun秋》曰：初，益州從事常房行部，聞褒將有異志，收其主簿案問，殺之。褒怒，攻殺房，誣以謀反。諸葛亮誅房諸子，徙其四弟于越巂，yu以安之。褒猶不悛改，遂以郡叛應雍闓。臣松之案：以為房為褒所誣，執政所宜澄察，安有妄殺不辜以悅激ān慝？斯殆妄矣。

工商業豪族異軍突起。如果說西漢巴蜀豪族以官僚、地主為主的話，那麼東漢中晚期至蜀漢，工商豪族則大量湧現，異軍突起。其特徵是攀比心理強。《三國志#183;蜀書#183;董和傳》說董和在劉璋時擔任成都縣令，當時「蜀土富實，時俗奢侈，貨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傾家竭產。」《華陽國志#183;蜀志》說蜀地家有鹽銅之利，戶專山川之材，居給人足，以富相尚。故工商致結駟連騎，豪族服王侯美衣，娶嫁設太牢廚膳，歸女有百輛之從車，送葬必高墳瓦槨，祭奠而羊豕牲，贈褳兼加，贈賻過禮，此其所失。這正是對當時蜀地工、商豪族的形象寫照。

彼此聯姻，形成宗親、姻親縱橫交錯的政治、經濟關係網。東漢巴蜀豪族婚姻，已很講究門當戶對。各地大姓，彼此相互聯姻，婚姻成了鞏固、發展政治、經濟勢力的一種手段。對豪族大姓，各種人士自有不同的看法。如當時巴蜀當地土著民族中流行一首詩曰：「惟德實寶，富貴何常；我思古人，令問令望。」（《華陽國志#183;巴志》）。

三，蜀漢zhèngfu對土著豪族政策初析

面對巴蜀的豪族勢力，劉璋政權與蜀漢政權採取了兩種不同的對策。

劉焉、劉璋父子曾割據益州26年（188－－214），其中劉焉6年，劉璋20年。在劉焉時期，對當地的土著豪族尚採取了一些較為嚴歷的措施。劉璋時期，特別是「趙韙之亂」后，對土著豪族則一味遷就。如南郡枝江人董和擔任成都令時，曾嚴格限制豪族所為。當地豪族便聯合要求劉璋調董和到外地。劉璋聽命，準備調董為巴東屬國都尉。這時成都的一些官員又出來相攜請願，要求留任董和，劉璋又俯首聽命，將其留任。法正通過長期的觀察，認為劉璋過於「懦弱」，以致於不得不尋求新主。在邀劉備入蜀、並被劉備奪蜀的過程中，更表現了他的鼠目寸光和軟弱無能。諸葛亮在總結劉璋政權失敗的教訓時，也認為：劉璋過於暗弱。毫無疑問，因「寬」而「誤」。

鑒於劉璋的教訓，蜀漢政權建國之後，制定了重點針對土著豪族的一系列政策，從根本上抑制、打擊了土著豪族勢力。

首先與土著豪族勢力發生衝突的是經濟利益。《三國志#183;劉巴傳》注引《零陵先賢傳》曰：「初攻劉璋，備與士眾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眾皆舍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賈，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劉備入蜀之初（214年），官府財政極度困難，軍用開支無所出。在這種情況下，採用了劉巴的建議，鑄造「值百」大面額錢，即同樣大（或更小）的一個銅錢，因有「值百」二字，就相當於過去一百個「五銖」錢的購買力。相傳劉備甚至取帳鉤鑄錢。這一招確實高，立解燃眉之急，「數月之間，府庫充實」。zhèngfu開支、軍用開支很快就解決了。後來蜀漢還鑄了「太平百錢」、「直百」、「定平一百」等大面額錢。

但這些錢並非從天而降。鑄大額錢的實質是掠奪過去的存錢者。大家知道，在當時那種社會條件下，有錢人家贏餘的錢，除購買土地外，通常以現金方式儲存在家裡。益州豪族多經幾代人、數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發展。他們過去存的數量極為寵大的現金——五銖錢，竟在一夜之間貶值一百倍！蜀漢zhèngfu開支、軍用開支的財產，表面上看好像是鑄造新幣所產生的奇異效應，實質上卻都是從益州土著豪族那裡掠奪而來。

劉備這一招曾引起孫權的羨慕。東吳於嘉禾五年（236）開始鑄「一當五百錢」，「當千錢」，「值二千」、「值五千」等大面額錢。由於土著豪族的激烈反對，孫權經過長期的思考和探索，最終妥協，於赤烏九年（246）下令收回大面額錢。孫權的這一轉變，表明他確實是一個極能「審勢」的政治家。而蜀漢卻始終堅持鑄造、使用值百錢，堅持從經濟上刻剝、打擊土著豪族，直到它最先滅亡。此外，蜀漢zhèngfu還實行了許多新的重要的經濟措施。如在相當長時期內，在全國範圍內禁酒；又設置「司鹽校尉」，實行鹽鐵專賣；設置「司金中郎將」，主管各種金屬的採礦和治煉（《王連傳》、《楊洪傳》、《張裔傳》。這些經濟領域過去皆由土著豪族控制，這些措施無疑極大地侵害了豪族利益。

在對待土著豪族問題上，蜀漢zhèngfu在經濟上佔了便宜后，又迅速波及到法律上。經濟困難解決后，劉備即命諸葛亮率法正、劉巴、李嚴、伊籍制定蜀漢法律《蜀科》。《三國志#183;諸葛亮傳》注引《蜀記》說「亮刑法峻急，刻剝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懷怨嘆。」一次討論時，法正曾說：「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諸葛亮卻說：「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焉以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這裡，諸葛亮分析了蜀漢初期的「勢」，指出：秦朝因刑法過苛，百姓怨聲載道，天下「土崩」；劉邦反其道而行之，僅「約法三章」，便大獲全功；但劉璋卻過於軟弱寬大，蜀中豪族專權自恣，君臣之間連正常的綱紀都沒有了，這才導致其統治的結束。蜀漢政權是在這個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基礎、形勢都與高祖時不同，yu與劉璋反其道而行之，「威之以法」，從嚴治蜀。

從理論上說，一種法律的「嚴」並不專門針對某類人或某一種勢力，但在實際執行中卻很有針對xing。首先這個法的具體內容有很多是專門針對「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制訂的；其次，當時實際上執法的人，即當時掌有實權的官吏隊伍，主要是劉備、諸葛亮從外面帶來的「荊州人士」和劉璋留下的也是從外面帶來的「東州士」。由於各種利益的衝突，他們不可避免地要與土著豪族發生若干矛盾，利用職權、利用法律打擊土著豪族成為這個集團的共同意識和共同利益。史籍中有關例證太多，此舉一個。如蜀郡豪族常房，因其擔任了益州從事的官職，在土著豪族中很有影響。建興元年，南中叛亂爆發前夕，常房奉命巡察牂柯郡（今貴州）。他得到牂柯太守朱褒即將叛亂的可靠情報，便收捕朱褒的主簿拷問，致死。朱褒舉兵攻殺常房，又上書反誣常房造反。諸葛亮不加察證，便誅殺了常房四子，還把他的四個弟弟流徙到越嶲（今西昌）。但朱褒仍參與了叛亂。對此，史學大家裴松之認為是「妄殺無辜，以悅激ān逆，斯殆妄矣！」。

仕途上排擠、限制土著豪族。要認識這一點，應對三國職官制度有一初步了解。面對當時土著豪族勢力空前發展的現實，魏、吳、蜀採用了不同的職官制度。曹魏的豪族勢力雖然較弱，仍創建了「九品中正制」：由朝廷選拔各地「賢有識鑒」的大族名士為一郡或一地的「中正」，推薦其同籍士人，分為九品，朝廷據此授官，即完全拋棄了漢代官制，從制度上保證了豪族的入仕途徑。到三國中、晚期，曹魏政權能新人輩出，能最後一統天下與此當有很大關係。東吳雖未從官制上進行大的改革，但主要依靠江南土著豪族管理國家，故能得到土著豪族的普遍支持；在每遭外侵的關鍵時刻，豪族中的傑出人才都能站出來保護自身和國家利益，故其政權能多次擊敗曹魏、蜀漢的大規模進攻。蜀漢仍採用漢代察舉、徵辟舊官制（蜀漢的許多制度都沿用漢代舊制），即由上級官員考察、推薦、提拔、使用下級官員，其實質是朝廷、州、郡官府中掌實權的人說了算。漢代舊制是建立在「一家五口」這樣的小農經濟基礎上的，到東漢晚期豪族經濟高度發展后，它早已不適應。大量史料表明，蜀漢各級zhèngfu的實權主要是控制在劉備從荊州帶入的基本隊伍中，在巴蜀內地（盆地內）職官任用上，一直是排擠和有控制地使用土著。許多人「終劉氏之世，官位不盡其才。」（《華陽國志》卷10）。只是在四，蜀漢zhèngfu對土著豪族政策的後果及其影響

蜀漢zhèngfu在經濟上、法律上、職官制度等多方面打擊、限制土著豪族，客、主矛盾尖銳化。對此，熟悉蜀中形勢的法正曾非常擔心，要諸葛亮重視「客、主之義，宜相降下」（見上），但反受到了批駁。蜀漢zhèngfu不得「人和」的代價是沉重的。

益州土著遭排擠、受打擊，自會不滿。許多土著名士不願出仕，冷眼旁觀。如杜微「常稱病，閉門不出」（《杜微傳》）。另一些人雖然出仕，卻不問政事，消極敷衍。如成都名士杜瓊，在出任各種職時都「闔門自守，不與世事。」，所謂「小隱在山，大隱在朝」，此之謂也。一些人則用種種形式表達不滿。諸葛亮死後，土著名士李邈公開對後主說：「今亮殞歿，蓋宗族得全，西戎靜息，大小為慶！」（《楊戲傳》。蜀郡人張裕甚至公開說「歲在庚子，天下當易代，劉氏祚盡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後，寅卯之間當失之。」（《周群傳、附張裕傳》）。杜瓊、譙周等甚至公開預言蜀漢政權必被曹魏滅亡。蜀漢zhèngfu無視巴蜀土著豪族的巨大實力和潛力，無視土著豪族中的大量人才，在其統治的中、後期，後繼無人，缺少人才，成為特別突出的矛盾。所謂「蜀中無大將，廖化當先鋒」，便是其縮影。這與曹魏後期人才輩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土著豪族常還尋找機發動武裝叛亂，對蜀漢zhèngfu造成大小不同的威脅。見於記載的大規模的叛亂有：建安二十三年（218）郪縣豪族大姓馬秦、高勝率家兵打下郪縣、牛鞞、資中三縣城（《李嚴傳》）；章武二年（222）底，漢嘉太守舉郡反（《楊洪傳》；建興元年（223）南中諸郡先後叛亂，以致諸葛亮不得不親自帥重兵赴南中平叛；建興五年（228）廣漢綿竹「山賊」張慕等反（《張嶷傳》）；建興十一年（233）「南夷」劉胄反（《馬忠傳》）；延熙三年（240）越嶲民族數反（同上），漢嘉「蠻夷」反，向寵前往征討，戰死（《向朗傳附兄子寵》）；延熙十年（247）汶山「平康夷」反（《後主傳》）；延熙十一年（248），涪陵屬國民夷反（同上）；延熙十三年（250），涪陵豪族徐巨反。另外還有更多的中、小規模的叛亂沒見於文獻記載。

荊州外來集團、益州土著豪族、益州民族上層這三股勢力猶如一鼎三足，支撐著蜀漢大廈。民族上層這根支柱，在諸葛亮平南中后稍穩，但土著豪族這根支柱則始終在搖晃。大廈的基礎失去了平衡。蜀漢政權能以一州之地對抗曹魏、東吳四十餘年，在自守之餘尚能多次主動進攻，它反映出「天府之國」中的土著豪族長期以來確實積累了極為可觀的財富，同時也反映出蜀漢zhèngfu對土著豪族掠奪的程度。正因如此，景耀五年（262）鄧艾率輕軍從yin平道攻蜀，爬山涉水七百餘里突然出現在yin平后，土著豪族皆聚族自保，坐山觀虎鬥，根本沒想到要幫助zhèngfu。他們的這種態度與東吳豪族形成了鮮明對比。蜀漢大廈僅受此輕輕一擊就塌下了。其承受能力之弱，在我國古代史中是罕見的。蜀漢表面上是亡於魏，實質上是亡於當地的土著豪族。所謂「民能載舟，亦能覆舟」，在此得到了最形象的寫照南中等邊疆地區才較多地任用了豪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