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8章 稷下盛會（八）

衛希顏很認同名可秀的看法，就算是社會主義,那也是精英政治,難道是多數人統治少數人么？哦,人民當家作主？——人人有票選舉權就算當家作主么？

衛希顏認為，不可能出現人人當家作主，不管你是什麼社會。人人都作主,就意味人人都作不了主,國家怎麼管理？社會怎麼進步？真當物質豐富得大家混吃等死就行了？

名可秀道,政治家應該理想遠大，但執政必須切合實際。有為國為民的仁心，有施政的能力，有變革時弊的魄力,但是不著眼於實際的執政者，對於國家的危害很可能比沒有仁心但識實務的執政者危害更大。

「故儒家提倡仁治，德化。」名可秀繼續發言。

「儒家之仁德，是澤及天下之仁德，而天下，非為一家之天下，亦非士大夫之天下。天下如塔，普通百姓是塔基，其上是士，士之上是大夫卿，大夫卿之上是天子。塔基是天下的根，塔基倒了，天下不復存在。百年大樹為何能長得高大，因為它的根向地下扎得深，它知道不忘本，才能汲取到成長的水分和養料。」

名可秀聲音微微提高，「今天的士，可是百年前的士？可是千年前的士？大多數人，在很多年前，祖先都是民，黎庶之民。但一朝成了士，他們就忘了自己曾經是黎庶。范文正公（范仲淹）、王荊公、司馬溫公三位都是君子大儒，他們當政都講仁。但三者之仁，各有不同。

「范文正公出身寒微，少時讀書，一碗夜粥凝固后要分成四塊，隔日早晚各吃兩塊，正因清貧的成長環境，體恤庶民苦，范公執政方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仁民胸懷——這個仁民可是只對士？」

在衛希顏的記憶中，范仲淹是以政治家和文學家聞名，但在大宋時代，他更為人敬仰的是在儒學上的地位，可以說是宋儒開宗第一人，在大宋儒家心中，其地位還在周敦頤、張載、邵雍、王安石、司馬光、二程這些創立學派的儒宗之上。

所以，名可秀以范仲淹為例，是很有代表性的。

「范文正公節儉仁愛之德，天下皆知。兒孫衣著樸素，家無錦羅帷幔，高官之厚祿，盡數資助需要幫助之人，無論是士，還是庶。其言教兒女曰：『吾常憂恨者，汝輩不知節儉，貪享富貴。』」

名可秀道：「因己身不慕富貴，不貪享受，故能利分天下，益及黎庶。」

范仲淹作為士大夫精英階層中精英，但自己不貪圖富貴享受，不兼并田產，不需要商利，所以執政時能將利益傾斜分給普通的百姓。

「范文正公之後，君子廉儉以養德者，首推司馬溫公。」名可秀道。

司馬光的節儉也是天下有名的。他家的宅子位於陋巷，僅能遮風避雨，編著《資治通鑒》時，夏天酷暑難當，便在房子下面挖了一個地下室，十分寒磣，被人譏為「穴處者」。居家生活，食不常有肉，衣不有純帛，多穿麻葛粗布。居官的俸祿和皇帝給的賞賜，一半作了衙門的辦公開支，一半接濟親友，自家只留溫飽之用。他一生不納妾、不蓄妓，只有妻子張氏一人。張氏沒有生育，這在「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時代，是件大事兒，張夫人急得要死，偷偷給他納了妾，他送走了；岳家又將一位美貌丫環送他，他也送走了。於是他收養族人之子司馬康為養子，以絕張氏給他納妾生子的念頭。後來，張氏去世，司馬光因家無餘財，只好把洛陽僅有的幾畝薄田賣掉，才讓妻子入土為安。

可以說，司馬光的確是位道德君子。

人活著圖利是為了什麼？當然是為了讓自己和家人過得更好。但像司馬光這樣的人，「惟儉以養德」，物慾享受於他們來說是敗君子之德，哪有利益私心呢？

所以，名可秀在道德上高度評贊司馬光。她說道：「范文正公之仁，在於體恤天下黎庶，故利分百姓，寬刑恕及庶民。王荊公之仁，在於國家富強，不受外侮，故為國富之故，可抑制削減精英階層之利。司馬溫公之仁，在於天下安定，故倡國家儉用為德，維護穩定為上。」

名可秀曾對衛希顏道，司馬光反對變法與文彥博反對變法是有差異的。

文彥博家用之奢，可說大宋有名，文家在河南就是最大的兼并豪戶，他維護精英階層的就是維護自己的利益。司馬光不圖私利，但他認為精英階層是國家的中堅，如果這個階層不穩，大宋就不得太平。他認為王安石的改革太急功近利，必然會導致精英階層的激烈反抗，造成大宋內部不穩，則外強必凌之。所以他強調精英階層的利益不要過於觸動，而是倡導精英階層都節儉為用，不要圖利，希望國家也節儉為用，不要圖利，對百姓輕徭薄賦，減輕普通百姓的負擔，於是天下就穩定了。司馬光認為，天下穩定，就是對普通百姓最大的仁——亂世人命賤如狗。

所以，司馬光在十七年後追索阿湖案，將之斬示眾，不是報復王安石，而是向哲宗表態維護法律的堅決——「祖宗之法不可變」，以此打消哲宗想恢復王安石新法的意圖。

再說王安石，那也是相當節儉的人。史載他身為宰相后飲食也相當差，有次請個姓蕭的親戚到他家吃飯，結果只有兩張餅，一盤小碎肉，一鍋菜湯，讓人吃了一小塊餅就吃不下，王安石覺得浪費，就把親戚吃剩下的餅拿過來一點也不嫌棄地吃光了。衛希顏看到這裡就笑，說王安石請客，估計沒人願意去了。名可秀笑說比司馬光好，王安石請客好歹拿出兩張餅，司馬光請客估計就是一杯清水，約摸茶葉也是沒有的。真正的「君子之交淡如水」。

衛希顏覺得頭大，如范、王、司馬三位，為政的出發點都是不錯的——都是出於仁心。

故名可秀道，范仲淹、王安石、司馬光都是以天下為公的真儒，他們的「仁」都沒有錯，都是尊奉「形而上為道」。

「然，有仁心者，以仁治天下者，未必能將天下治好。」名可秀道，「何以言哉？一曰不守中，一曰不執平。天下如塔，各層皆有利益，若執仁不守中，仁德過於偏向哪一層，都必寶塔傾斜。執平者，為平衡，公平。然公平非為均也……」

公平是利益平均嗎？當然不是。

就好比一個普通的農夫和培育出雜交水稻的袁隆平，他們的貢獻能一樣嗎？如果只給予同等的待遇，對「袁隆平」這些精英公平嗎？——衛希顏認為，精英要對社會應該承擔更多的責任，同樣的，也要享受更多的利益和資源，這才是公平。如果同樣都只得一塊肉饃，我幹嘛去做精英啊。

「國之終及，在乎公平。」名可秀道。

國家的存在，就是為了公平。而保證公平，就要有秩序，要有分配利益的規則；否則，天下可以不要上位者，沒有皇帝，沒有大臣，沒有精英，全都是一樣的百姓——除非是大同。

衛希顏私心認為，就算是真有大同，也是有精英和非精英兩個階層的，不可能都一樣了。人的智慧能一樣嗎？人的賢愚能一樣嗎？有這些差別就存在精英和平庸的區分。

名可秀論道：「儒家治世之終及，是大同。然在大同之前，是不同。故，施仁者，須『不同』，又不可『過』。」

所以，為仁政者，必須承認「不同」，施政也要因之「不同」——利益要傾斜。

但是，這個「不同」不能太過於「不同」——利益過於傾斜，就又失去公平之意了。

名可秀低沉的聲音吟道：「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

這是《詩經》中有名的民謠，說的是貴族對庶民百姓的壓榨。

她又吟道：「赤日炎炎似火燒，禾田壠畝半枯焦。農夫心內如湯煮，公子王孫把扇搖。」

這是道宗趙佶為政時期的民謠。

殿內氣氛變得沉重。

名可秀聲音清越，響於殿內眾人耳邊。

「儒家講君子不言利，但整個君子階層能不言利？精英階層沒有佔據更大的餅？沒有剝削庶民更多的利益？儒家學說講人性，孟子說性善，荀子說性惡。若為善，何以有利益之私？若為惡，何以有仁德禮義？恰如天地有黑白，人性亦如此，沒有純善純惡。是故，人性中有善亦有惡。因為有善，我們能仁德；因為有惡，我們有私慾。因為私慾的存在，故聖人曰，仁愛要有親疏層次，先愛其親，再泛愛眾，再及天下。精英階層對自己的階層施以『仁』，這是仁愛的層次，沒有錯。但在利益已足溫飽，更甚有衣裘廣宅華車美妾之奢逸，精英階層讓出些利益給庶民有多難？仁愛及庶民有多難？寬刑及庶民又有多難？」

一連三個「有多難」問及人心。

學子們激烈鼓掌。

待掌聲漸止，她又問：「國家何以有禮法？」

「為了人性。」她道。

「無論禮還是法，都是為了『仁』。」她最終結語。

對阿湖案怎麼判，要看國家的仁到了什麼地步。

衛希顏目光中流露出讚歎。

她沒有想到，妻子會這麼辯議。

但無疑是聰明的！

直接繞過了維「禮」還是維「法」的爭論，將高度上升到儒家的核心：仁。

國家的「仁」是到了什麼程度呢？

是還在親親——仁愛自己的親人？

還是到了親群——仁及自己的利益群體？

還是到了泛民——仁及其他利益群體，下及庶民？

還是到了泛眾——仁及其他國家的民眾？

台上的稷下學者們都靜默了。

台下有官員身份的學者們也沉默了。

很多人都在沉眉思考。

片刻，台下響起掌聲，繼而熱烈，經久不停——學子們是激動的，他們還沒有為一家之主，還沒有為政之派，還沒有牽扯進太多的利益，他們有更多的熱血，有更多的仁善之心和讓國家更好的抱負，他們希望仁德能夠普惠天下。

謝伋閉了下眼，心中嘆了口氣，給名可秀設的這個陷阱等於白設了。從治國來講，謝伋對名可秀的觀點是持贊成態度的——他在大周政事堂為宰相時就提出了「民生」二字，民不生，則國無生。但是，從兩個國家的利益對立來講，他心底是沉重的——道統威脅啊。

趙昚揚了下眉，道：「仁心所向。」

仁，人心向也。掌聲的熱烈表達了人心所向。

對於「平」，皇帝又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平，平衡，公平也。

衛希顏說道：「要施仁，最好的辦法是將餅做大，同樣是三七分或四六分，精英階層有了更大的餅，普通百姓也有了更大的餅。」

趙昚想了想，拊掌，「不錯。故要利器。餅大，則兩利也……還可三利。」

形而下為器，要利器，國家的經濟、科技強了，士民兩階層都能得到更大的利。

又如蠻夷之民，原苛政下只得一分兩分利，大宋推翻苛政暴.政者，施仁政和農商之利后，可使其民得三分四分或五分利，同時大宋的餅也做大了，此謂之三利也。

皇帝目光曜曜，只覺對內對外的施政方向更加清明了。

衛希顏對皇帝的發散思維表示很滿意，又說道：「為官者脫離民眾，對民眾疾苦不聞不問，貪污**，吃喝玩樂者有之；搞關係，找門子，升官發財者有之；違法違紀，公款賭博，大肆斂財者有之；不惜出賣國家利益，授受賄賂者有之；貪圖享樂，生活糜爛者有之……讓庶民百姓深惡痛絕，國家的前途，也就完了。」

皇帝深思道：「故，當寬刑於民，而嚴正法紀於上。」

就如阿湖這案子，皇帝真心覺得不應判死罪——那劉大郎只是輕傷，卻要判齊湖死罪，這公平嗎？

皇帝也不認為不判死罪就是違了「夫為上」的禮，動搖了「夫」的地位——為夫若仁，為妻怎會不仁？為夫若不仁，為妻為何還要仁？就如君臣之綱，君若對臣不仁，臣為何對君要忠？當然這個臣得是良臣，若是蔡京那樣的奸臣貪臣，皇帝是殺之為快的。所以趙昚能容忍諫臣用笏板指著他罵，能容忍衛希顏對他的調侃——因為他們是良臣。

皇帝覺得，恰恰是士大夫階層的觸刑為犯，為官貪腐，害仁為最大。故吏治**，他是最為憂恨的——他覺得這才是危害皇權和士大夫統治庶民的毒瘤。

一個小娘子的死活，能危害到大宋嗎？

皇帝心裡嗤之。

名可秀今日以刑論仁，皇帝覺得這是她對前日論講王道的進一步闡述。

皇帝深心讚歎，看了衛希顏一眼，笑道：「國師家有賢妻呀。」

趙昚真心覺得衛希顏這個沒「道德」的，有個持道為正的妻子，是天下之福。

衛希顏認真道：「陛下難道不覺得我也是賢妻？」

皇帝：「……」

作者有話要說：國師閣下，你被皇帝陛下鄙視了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