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文影及其他（5）
在外國影響之下，本國的傳統被阻遏了，如上文所說；但這傳統是不是就中斷或永斷了呢？現在我們不敢確言。但我們若有自覺的努力，要接續這個傳統，其勢也甚順的。這並非空話。前《大公報》上有一位蜂子先生寫了好些真正白話的詩，記載被人忘卻的農村裡小民的生活。那些詩有些像歌謠，又有點像大鼓調，充滿了中國的而且鄉土的氣息。有人嫌它俗，但卻不缺少詩味。可惜蜂子先生的作品久不見了，又沒個繼起的人。這種努力其實是值得的。
五七言古近體詩乃至詞曲是不是還有存在的理由呢？換句話，這些詩體能不能表達我們這時代的思想呢？這問題可以引起許多的辯論。胡適之先生一定是否定的；許多人卻徘徊著不能就下斷語。這不一定由於迷戀骸骨，他們不信這經過多少時代多少作家錘鍊過的詩體完全是土冢中枯骨一般。固然照傅孟真先生的文學的有機成長說（去年在清華講演）一種文體長成以後，便無生氣，只餘技巧；技巧越精，領會的越少。但技巧也正是一種趣味；況如宋詩之於唐詩，境界一變，重新，沈曾植比之於外國人開埠頭本領（見《石遺室詩話》），可見骸骨運會之謚，也不盡確。「世界革命」諸先生似乎就有開埠頭之意。他們雖失敗了，但與他們同時的黃遵憲乃至現代的吳芳吉，顧隨，徐聲越諸先生，向這方面努力的不乏其人，他們都不能說沒有相當的成功。他們在舊瓶里裝進新酒去。所謂新酒也正是外國玩意兒。
這個努力究竟有沒有創造時代的成績，現在還看不透；但有件事不但可以幫助這種努力，並且可以幫助上述的種種；便是大規模地有系統地試譯外國詩。
這是本文最末的一個主張。譯專集也成，總集也成，譯莎士比亞固好，譯Goe?
deuLreaxsury也行。但先譯總集或者更方便些。你可以試驗種種詩體，舊的新的，因的創的；句法，音節，結構，意境，都給人新鮮的印象。（在外國也許已陳舊了）不懂外國文的人固可有所參考或仿效，懂外國文的人也還可以有所參考或仿效；因為好的翻譯是有它獨立的生命的。譯詩在近代是不斷有人在干，蘇曼殊便是一個著名的，但規模太小，太零亂，又太少，不能行遠持久。要能行遠持久，才有作用可見。這是革新我們的詩的一條大路；直接藉助於外國文，那一定只有極少數人，而且一定是迂緩的，彷彿羊腸小徑一樣這還是需要有天才的人；需要精通中外國文，而且願意貢獻大部分甚至全部分生命於這件大業的人。
《文藝心理學》序
八年前我有幸讀孟實先生《無言之美》初稿，愛它說理的透徹。那篇講稿後來印在《民鐸》里，好些朋友都說好。現在想不到又有幸讀這部《文藝心理學》的原稿，真是緣分。這八年中孟實先生是更廣更深了，此稿便是最好的見證；我讀完了，自然也感到更大的欣悅。
美學大約還得算是年輕的學問，給一般讀者說法的書幾乎沒有；這可窘住了中國翻譯介紹的人。據我所知，我們現有的幾部關於藝術或美學的書，大抵以日文書為底本；往往薄得可憐，用語行文又太將就原作，像是西洋人說中國話，總不能夠讓我們十二分聽進去。再則這類書里，只有哲學的話頭，很少心理的解釋，不用說生理的。像「高頭講章」一般，美學差不多變成丑學了。奇怪的是「美育代宗教說」提倡在十來年前，到如今才有這部頭頭是道，酉覃酉覃有味的談美的書。
「美育代宗教說」只是一回講演；多少年來雖然不時有人提起，但專心致志去提倡的人並沒有。本來這時代宗教是在「打倒」之列了，「代替」也許說不上了；不過「美育」總還有它存在的理由。江紹原先生和周豈明先生先後提倡過「生活之藝術」；孟實先生也主張「人生的藝術化」。他在《談美》的末章專論此事：他說，「過一世生活好比做一篇文章」；又說，「藝術的創造之中都必寓有欣賞，生活也是如此」；又說，「生活上的藝術家也不但能認真，而且能擺脫。在認真時見出他的嚴肅，在擺脫時見出他的豁達」；又說，「不但善與美是一體，真與美也無隔閡」。———關於這句抽象的結論，他有透徹的說明，不僅僅搬弄文字。這種藝術的態度便是「美育」的目標所在。
話是遠去了，簡截不繞彎地說罷。你總該不只一回念過詩，看過書畫，聽過音樂，看過戲（西洋的也好，中國的也好）；至少你總該不只一回見過「真山真水」，至少你也該見過鄉村郊野。你若真不留一點意，也就罷了；若你覺得「美」而在領略之餘還要好奇地念著「這是怎麼回事」，我介紹你這部書。人人都應有念詩看書畫等等權利與能力，這便是「美育」；事實上不能如此，那當別論。美學是「美育」的「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或者說是拆穿「美」的後台的。有人想，這種尋根究底的追求已入理知境界，不獨不能增進「美」的欣賞，怕還要打消情意的力量，使人索然興盡。所謂「七寶樓台，拆碎不成片段」，正可用作此解。但這裡是一個爭論；世間另有人覺得明白了欣賞和創造的過程可以得著更準確的力量，因為也明白了走向「美」的分歧的路。至於知識的受用，還有它獨立的價值，自然不消說的。何況這部《文藝心理學》寫來自具一種「美」，不是「高頭講章」，不是教科書，不是咬文嚼字或繁征博引的推理與考據；它步步引你入勝，斷不會教你索然釋手。
這是一部介紹西洋近代美學的書。作者雖時下斷語，大概是比較各家學說的同異短長，加以折衷或引申。他不想在這裡建立自己的系統，只簡截了當地分析重要的綱領，公公道道地指出一些比較平坦的大路。這正是眼前需要的基礎工作。我們可以用它作一面鏡子，來照自己的面孔，也許會發現新的光彩。書中雖以西方文藝為論據，但作者並未忘記中國；他不斷地指點出來，關於中國文藝的新見解是可能的。所以此書並不是專寫給念過西洋詩，看過西洋畫的人讀的。他這書雖然並不忽略重要的哲人的學說，可是以「美感經驗」開宗明義，逐步解釋種種關聯的心理的，以及相伴的生理的作用，自是科學的態度。在這個領域內介紹這個態度的，中國似乎還無先例；一般讀者將樂於知道直到他們自己的時代止的對於美的事物的看法。孟實先生的選擇是煞費苦心的；他並不將一大堆人名與書名向你頭頂上直壓下來，教你望而卻步或者皺著眉毛走上去，直到掉到夢裡而後已。他只舉出一些繼往開來的學說，為一般讀者所必須知道的。所以你念下去時，熟人漸多，作者這樣騰出地位給每一家學說足夠的說明和例證，你這樣也便於捉摸，記憶。
但是這部書並不是材料書，孟實先生是有主張的。他以他所主張的為取捨衡量的標準；折衷和引申都從這裡髮腳。有他自己在裡面，便與教科書或類書不同。他可是並不偏狹，相反的理論在書中有同樣充分的地位；這樣的比較其實更可闡明他所主張的學說———這便是「形象的直覺」。孟實先生說：「凡美感經驗都是形象的直覺。……形象屬於物，……直覺屬於我，……在美感經驗中，我所以接物者是直覺而不是尋常的知覺和抽象的思考；物所以對我者是形象而不是實質成因和效用。」
（第一章）他在這第一章里說明美感的態度與實用的及科學的態度怎樣不同，美感與快感怎樣不同，美感的態度又與批評的態度怎樣不同。末了他說明美感經驗與歷史的知識的關係；他說作者的史跡就了解說非常重要，而了解與欣賞雖是兩件事，卻不可缺一。這種持平之論，真是片言居要，足以解釋許多對於考據家與心解家的爭執。
全書文字像行雲流水，自在極了。他像談話似的，一層層領著你走進高深和複雜里去。他這裡給你來一個比喻，那裡給你來一段故事，有時正經，有時詼諧；你不知不覺地跟著他走，不知不覺地「到了家」。他的句子，譯名，譯文都痛痛快快的，不扭捏一下子，也不盡繞彎兒。這種「能近取譬」、「深入顯出」的本領是孟實先生的特長。可是輕易不能做到這地步；他在《談美》中說寫此書時「要先看幾十部書才敢下筆寫一章」，這是謹嚴切實的功夫。他卻不露一些費力的痕迹，那是功夫到了家。他讓你念這部書只覺得他是你自己的朋友，不是長面孔的教師，寬袍大袖的學者，也不是海角天涯的外國人。書里有不少的中國例子，其中有不少有趣的新穎的解釋：譬如「文氣」、「生氣」、「即景生情，因情生景」，豈不都已成了爛熟的套語？但孟實先生說文氣是「一種筋肉的技巧」（第八章），生氣就是「自由的活動」（第六章），「即景生情，因情生景」的「生」就是「創造」（第三章）。
最有意思的以「意象的旁通」說明吳道子畫壁何以得力於斐的舞劍，以「模仿一種特殊的筋肉活動」說明王羲之觀鵝掌撥水，張旭觀公孫大娘舞劍而悟書法（第十三章），又據佛蘭斐爾的學說，論王靜安先生《人間詞話》中所謂「有我之境」
實是無我之境，所謂「無我之境」倒是有我之境（第三章）。（作者註：這一段已移到《詩論》里去了）這些都是入情入理的解釋，非一味立異可比。更重要的是從近代藝術反寫實主義的立場為中國藝術辯護（第二章）。他是在這裡指示一個大問題；近年來國內也漸漸有人論及，此書可助他們張目。東漢時蔡邕得著王充《論衡》，資為談助；《論衡》自有它的價值，決不僅是談助。此書性質與《論衡》迥不相類，而兼具兩美則同：你想得知識固可讀它，你想得一些情趣或談資也可讀它；如入寶山，你決不會空手回去的。
1932年4月，倫敦。
李健吾作《老王和他的同志們》序（節錄）
這回戰事不是這個那個英雄的勇氣與計謀，而是民眾的同心協力。一個朋友來信說，「某軍成了民眾的武力」；我們正應該如此看。若不看清這一層，寫出來的東西，高明些只是英雄崇拜，推辦些就成歌功頌德了。這時代用不著這些老玩意，時代的精神早變過來了。……戰事戲最難寫；戲台太小了，戰場太大了，取材是難中之難。既不能像舊戲用四個龍套代表八十三萬人馬，又不能像《歐洲大觀》一類電影，用炮火上台；所以只能旁敲側擊。因此，這種戲特別需要技巧。選擇情景，安排人物，穿插言語，都要嚴密，要對岔兒；還得要「重，拙，大」（借用況周頤論詞的話）。巧已經不容易；巧而又能「重，拙，大」，就更難了；所以戰事戲成功的很少。
1932年。
茅盾的近作
（《三人行》、《路》）
若將茅盾的創作分為三期，這兩部中篇小說屬於第二期。第一期代表是《蝕》，那著名的三部曲，描寫一些知識分子的幻滅動搖和追求———他們都沒有出路。《虹》是過渡的東西，細磨細琢的描寫還和《蝕》一樣，只是女主人公有了出路，意識形態便顯明多了。不過這部書沒有寫完，而且像是在給一個女人作傳，不免有些個人主義英雄主義的色彩。第三期包括他最近的作品，如《林家鋪子》（《申報月刊》一）《春蠶》（《現代雜誌》二，一）和長篇《子夜》的片斷（《文學月報》一與二）。這裡寫江浙農村的破產，暴露上海金融界的秘幕。前一種不但取材切實，且語簡意多，因果歷歷分明，而又不是說盡。后一種材料也切實，但還只見一鱗一爪，無從評論，這兩種作品里用的文字也向著「大眾化」走，與以前不同。
《三人行》與《路》寫的還是知識分子，而且是些學生，與《幻滅》的前半和《虹》的取材一樣。茅盾君大約對於十六年前後的青年學生的思想行動非常熟悉，所以在他作品里常遇著這些青年人。他在這兩部書里都暗示著出路，書名字便可見。雖然像畫龍點睛似地，路剛在我們眼前一閃，書就「打住」了，彷彿故意賣關子，但意義是有的。意義簡單明了，不像《虹》，讀了也許會只看他怎樣熱熱鬧鬧在寫那女主人。據《路》的「校後記」，雖然印行在《三人行》之後，寫成卻似乎在前；作風也與舊作相近些。《三人行》以三個人代表現代三種青年的型式，雖不是新手法，而在作者卻是新用。這樣三一三十一，作為一個中篇，自然不能再用細磨細琢的工夫。假如《蝕》與《虹》是大幅的油畫，這只是小張的素描罷了。
《路》寫的是一幕學校風潮的鬥爭。事情是反對教務長。學校在武昌；風潮發生正在反共的當兒。那教務長卑劣極了，也陰險極了；一面利誘校內「魔王團」的學生，一面借了反共的名字，捕去那些為首的「秀才派」的學生。他勝利了，可是學生們還是「持久戰」。書中主人公叫火薪傳，也是「秀才派」。他從懷疑主義轉入虛無主義，終於腳踏實地走上了路。主人公的轉變寫得很自然。戀愛是本書另一大關目。收場幾乎全寫的這個，似乎有些輕重倒置。出面的女子有三個，寫得分明的只有杜若。她是《蝕》里孫舞陽章秋柳一流人，但遠不及她們有聲有色。這部書里不少熱鬧場面，可是讀的時候老覺得冷清清的。也許是取材太狹了，太單調了；也許是敘述太繁了，太松泛了。結構是不壞的，以火薪傳的出路始，以他的出路終；中間穿插照應也頗費了些苦心。書中有一個「雷」，是真能苦幹的人，他影響了火薪傳。書中寫他的周側面影，閃閃爍爍的，像故意將現實神秘化，反倒覺得不大親切似的。
《三人行》比《路》寫得好，因為比《路》用筆經濟些。三人是「許」「雲」
「惠」。「許」本是個運命主義者，後來轉入俠義主義，成了「中國式的吉訶德」。
他想浪漫地獨力去抵抗惡勢力，結果犧牲在惡勢力底下。「惠」是個虛無主義者。
他「只覺得一切都應當改造，但誰也不能被委託去執行」（一○八面）；他的其實是「等待主義」。他是要自己毒死自己的。只有「雲」，那看準了「實際的需要」
的人，他有「確信」，克服著自己，走上了他的路。這書里也有戀愛，可是只有一個女人，一個跟著物質的引誘走的女人。「許」與「惠」都愛她，但是都失敗了。
「闊少爺張」和「足球李」是醉生夢死的傢伙，僅僅用來做配角而已。還有一個「柯」，是有正確的見解的。書里說「那樣的人並不是鳳毛麟角，現在到處都有那樣的人」（一三六頁），這便是寫實，與《路》里寫「雷」不同了。書中借了「惠」的父親暗示一般商業的衰頹與苛捐雜稅，又借了「雲」的父親暗示一般農村的破產。而以「許」的找出路起手，與無路走的「惠」與在路上的「雲」對照著收場，可見作者眼睛看在那裡。茅盾君最近在《華漢地泉》的讀後感里說：「一部作品在產生時必須具備兩個必要條件：（一）社會現象的全部的（非片面的）認識，（二）感情地去影響讀者的藝術手腕。」這兩層他自己總算是做到了。這部書雖不及他那三部曲的充實，但作為小品看，確是成功的。
1933年1月23日，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第264期。
剎那
我所謂「剎那」，指「極短的現在」而言。
在這個題目下面，我想略略說明我對於人生的態度。現在人說到人生，總要談它的意義與價值；我覺得這種「談」是沒有意義與價值的。且看古今多少哲人，他們對於人生，都曾試作解人，議論紛紛，莫衷一是；他們「各思以其道易天下」，但是誰肯真箇信從呢？———他們只有自慰自驅吧了！我覺得人生的意義與價值橫豎是尋不著的；———至少現在的我們是如此———而求生的意志卻是人人都有的。既然求生，當然要求好好的生。如何求好好的生，是我們各人「眼前的」最大的問題；而全人生的意義與價值卻反是大而無當的東西，盡可擱在一旁，存而不論。因為要求好好的生，斷不能用總解決的辦法；若用總解決的辦法，便是「好好的」三個字的意義，也盡夠你一生的研究了，而「好好的生」終於不能努力去求的！這不是走入牛角灣里去了么？
要求好好的生，須零碎解決，須隨時隨地去體會我生「相當的」意義與價值；我們所要體會的是剎那間的人生，不是上下古今東西南北的全人生！
著眼於全人生的人，往往忘記了他自己現在的生活。他們或以為人生的意義與價值在於過去；時時回顧著從前的黃金時代，涎垂三尺！而不知他們所回顧的黃金時代，實是傳說的黃金時代！———就是真有黃金時代；區區的回顧又豈能將它招回來呢？他們又因為念舊的情懷，往往將自己的過去任情擴大，加以點染，作為回顧的資料，惆悵的因由。這種人將在惆悵，惋惜之中度了一生，永沒有滿足的現在———一剎那也沒有！惆悵惋惜常與徨相伴；他們將徨一生而無一剎那的成功的安息！這是何等的空虛呀。著眼於全人生的，或以為人生的意義與價值在於將來；時時等待著將來的奇迹。而將來的奇迹真成了奇迹，永不降臨於籠著手，墊著腳，伸著頸，只知道「等待」的人！他們事事都等待「明天」去做，「今天」卻專作為等待之用；自然的，到了明天，又須等待明天的明天了。這種人到了死的一日，將還留著許許多多明天「要」做的事———只好來生再做了吧！他們以將來自驅，在徒然的盼望里送了一生，成功的安慰不用說是沒有的，於是也沒有滿足的一剎那！
「虛空的虛空」便是他們的運命了！這兩種人的毛病，都在遠離了現在———尤其是眼前的一剎那。
著眼於現在的人未嘗沒有。自古所謂「及時行樂」，正是此種。但重在行樂，容易流於縱慾；結果偏向一端，仍不能得著健全的，諧和的發展———仍不能得著好好的生！況且所謂「及時行樂」，往往「醉翁之意不在酒」；不過藉此掩蓋悲哀，並非真正在行樂。楊惲說，「及時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明明是不得志時的牢騷語。「遇飲酒時須飲酒，得高歌處且高歌」，明明是哀時事不可為而厭世的話。這都是消極的！消極的行樂，雖屬及時，而意別有所寄；所以便不能認真做去，所以便不能體會行樂的一剎那的意義與價值———雖然行樂，不滿足還是依然，甚至變本加厲呢！歐洲的頹廢派，自荒於酒色，以求得剎那間官能的享樂為滿足；在這些時候，他們見著美麗的幻像，認識了自己。他們的官能雖較從前人敏銳多多，但心情與縱慾的及時行樂的人正是大同小異。他們覺到現世的苦痛，已至忍無可忍的時候，才用頹廢的方法，以求暫時的遺忘；正如糖面金雞納霜丸一般，面子上一點甜，裡面卻到心都是苦呀！友人某君說，頹廢便是慢性的自殺，實能道出這一派的精微處。總之，無論行樂派，頹廢派，深淺雖有不同，卻都是「傷心人別有懷抱」；他們有意的或無意的企圖「生之毀滅」。這是求生意志的消極的表現；這種表現當然不能算是好好的生了。他們面前的滿足安慰他們的力量，決不抵他們背後的不滿足壓迫他們的力量；他們終於不能解脫自己，僅足使自己沉淪得更深而已！他們所認識的自己，只是被苦痛壓得變形了的，虛空的自己；決不是充實的生命，決不是的！所以他們雖著眼於現在，而實未體會現在一剎那的生活的真味；他們不曾體會著一剎那的意義與價值，仍只是白辜負他們的剎那的現在！
我們目下第一不可離開現在，第二還應執著現在。我們應該深入現在的裡面，用兩隻手撳牢它，愈牢愈好！已往的人生如何的美好，或如何的乏味而可憎；已往的我生如何的可珍惜，或如何的可厭棄，「現在」都可不必去管它，因為過去的已「過去」了。———孔子豈不說：「往者不可諫」么？將來的人生與我生，也應作如是觀；無論是有望，是無望，是絕望，都還是未來的事，何必空空的操心呢？要曉得「現在」是最容易明白的；「現在」雖不是最好，卻是最可努力的地方，就是我們最能管的地方。因為是最能管的，所以是最可愛的。古爾孟曾以葡萄喻人生：說早晨還酸，傍晚又太熟了，最可口的是正午時摘下的。這正午的一剎那，是最可愛的一剎那，便是現在。事情已過，追想是無用的；事情未來，預想也是無用的；只有在事情正來的時候，我們可以把捉它，發展它，改正它，補充它：使它健全，諧和，成為完滿的一段落，一歷程。歷程的滿足，給我們相當的歡喜。譬如我來此演講，在講的一剎那，我只專心致志的講；決不想及演講以前吃飯，看書等事，也不想及演講以後發表講稿，毀譽等事。———我說我所愛說的，說一句是一句，都是我心裡的話。我說完一句時，心裡便輕鬆了一些，這就是相當的快樂了。這種歷程的滿足，便是我所謂「我生相當的意義與價值」，便是「我們所能體會的剎那間的人生」。無論您對於全人生有如何的見解，這剎那間的意義與價值總是不可埋沒的。
您若說人生如電光泡影，則剎那便是光的一閃，影的一現。這光影雖是暫時的存在，但是有不是無，是實在不是空虛；這一閃一現便是實現，也便是發展———也便是歷程的滿足。您若說人生是不朽的，剎那的生當然也是不朽的。您若說人生向著死之路，那麼，未死前的一剎那總是生，總值得好好的體會一番的；何況未死前還有無量數的剎那呢？您若說人生是無限的，好，剎那也可說是無限的。無論怎樣說，剎那總是有的，總是真的；剎那間好好的生總可以體會的。好了，不要思前想後的了，耽誤了「現在」，又是後來惋惜的資料，向誰去追索呀？你們「正在」做什麼，就儘力做什麼吧；最好的是－ing，可寶貴的－ing呀！你們要努力滿足「此時此地此我」！———這叫做「三此」，又叫做剎那。
言盡於此，相信我的，不要再想，趕快去做你今晚的事吧；不相信的，也不要再想，趕快去做你今晚的事吧！
1924年6月1日，《春暉》第30期。
贈言
一個大學生的畢業之感是和中小學生不同的。他若不入研究院或留學，這便是學校生活的最後了。他高興，為的已滿足了家庭的願望而成為堂堂的一個人。但也發愁，為的此後生活要大大地改變了，而且往往是不能預料的改變。在現下的中國尤其如此。一面想到就要走出天真的和平的園地而踏進五花八門的新世界去，也不免有些依戀徨。這種甜裡帶著苦味，或說苦裡帶著甜味，大學畢業諸君也許多多少少感染著吧。
然而這種欣慰與感傷都是因襲的，無謂的。「堂堂的一個人」若只知道「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或只知道自得其樂，那是沒多大意義的。至於低徊留連於不能倒流的年光，更是白費工夫。我們要冷靜地看清自己前面的路。畢業在大學生是個獻身的好機會。他在大學里造成了自己，這時候該活潑潑地跳進社會裡去，施展起他的身手。在這國家多難之期，更該沉著地挺身前進，決無躲避徘徊之理。他或做自己職務，或做救國工作，或從小處下手，或從大處著眼，只要賣力氣干都好。但單槍匹馬也許只能守成；而且舊勢力好像大漩渦，一個不小心便會滾下去。真正的力量還得大伙兒。
清華畢業的人漸漸多起來了，大伙兒同心協力，也許能開些新風氣。有人說清華大學畢業生犯兩種毛病：一是率真，二是瞧不起人。率真決不是毛病。所謂世故，實在太繁碎。處處顧忌，只能敷敷衍衍過日子；整日兜圈兒，別想向前走一步。這樣最糟蹋人的精力，社會之所以老朽昏庸者以此。現在我們正需要一班率真的青年人，生力軍，打開這個僵局。至於瞧不起人，也有幾等。年輕人學了些本事，不覺沾沾自喜是一等。看見別人做事不認真，不切實，忍不住現點顏色，說點話，是一等。這些似乎都還情有可原。若單憑了「清華」的名字，那卻不行；但相信這是不會有的。
1933年3月。
《倫敦竹枝詞》
「春節」時逛廠甸，在書攤上買到《倫敦竹枝詞》一小本。署「局中門外漢戲草」，「觀自得齋」刻。慚愧自己太陋，簡直沒遇見過這兩個名字，只好待考。詩百首，除首尾兩首外，都有注。後有作者識語，署光緒甲申（一八八四）；而書刻於光緒戊子（一八八八）。但有一詩詠維多利亞女王登極五十年紀念，是年應為光緒丁亥（一八八七）；那麼便不應作於甲申了。這層也只好待考。
書後有署木羲甫的《跋》云：
……一詩一事，自國政以逮民俗，罔不形諸歌詠。有時雜以英語，「雅魯」「娶隅」，詼諧入妙。雖持論間涉憤激，然如醫院大政，亦未嘗沒有立法之美，殆所謂憎而知其善者歟？……這幾句話說得很公道。「局中門外漢」無論如何是五十年前的人物了，他對於異邦風土的憤激怪詫是不足奇的。如郵筒、電話、電燈、照相，都覺新異，以之入詩，便是一例。所奇的是他的寬容、他的公道。如《詠西畫》云：家家都愛掛春宮，道是春宮卻不同：只有橫陳嬌小態，絕無淫褻丑形容。
注云：
凡畫美人者，無論著色墨筆，皆寸絲不掛，惟蔽其下體而已，聽事書室皆懸之，毫不為怪。
詩的前半似乎有些憤激，但後半的見解就算不錯，比現在遺老遺少高明得多。
作者身在倫敦，又懂點英語（由詩中譯音之多知之），所以多少能夠了解西化。又其詩所記都是親見親聞，與尤個《外國竹枝詞》等類作品只是紙上談兵不同，所以真切有味。詩中所說的情形大體上還和現在的倫敦相彷彿；曾到倫敦或將到倫敦的人看這本書一定覺著更好玩兒。
諸詩時雜英語，所譯的音，與平常迥乎不同，所以木羲甫《跋》里說他「詼諧入妙」。現在選抄若干首，凡懂點英語的人，看了定會發笑的。但解釋譯語，只摘錄原注，不代注原文，蓋所以存幽默也。
風來陣陣乳花香，鳥語高冠時樣妝。結伴來游大巴克，見人低喚「克門郎」。原註：巴克，譯言花園也。克門郎，譯言來同行也。
握手相逢「姑莫林」，喃喃私語怕人聽。訂期後會郎休誤，臨別開司劇有聲。原註：姑莫林，譯言早上好也。開司，譯言接吻也。
往來蹀躞捧盤盂，白帽青衣綽約如。一笑低聲問佳客，這回生代好同車。原註：生代，譯言禮拜日也。
十五盈盈世寡儔，相隨握算更持籌。金錢笑把春蔥接，贏得一聲「坦克尤」。原註：坦克尤，譯言謝謝你也。
銷魂最是亞魁林，粉黛如梭看不清。一盞槐痕通款曲，低聲溫磅索黃金。原註：亞魁林，譯言水旅園也。槐痕，譯言酒也。英人謂一為溫。
紅草絨冠黑布裙，擺攤終日「戲園」門。自知和氣生財道，口口聲聲「邁大林」，原註：邁大林，譯言我的寶貝也。
相約今宵踏月行，抬頭克落克分明；一杯濁酒黃昏后，哈甫怕司到乃恩。原註：英人謂鍾曰克落克，謂半曰哈甫，謂已過曰怕司，謂九曰乃恩：哈甫怕司乃恩者，九點半鐘已過也。
一隊兒童拍手嬉，高呼「請請菜尼斯」。童謠自古皆天意，要「請」
天兵靖島夷。原註：英人呼中國人曰菜尼斯。凡中國人上街，遇群小兒，必皆拍掌高唱曰，「請請菜尼斯」，不知其何謂也。（按：這一首實在太可笑了。「請」是「菜尼斯」的破音，是英國人罵中國人的話。）1933年4月16日。
《三秋草》
這一本波俏的小書，共詩十八首，都是去年八月至十月間所作，多一半登過《新月》。
《新月詩選》里有卞君的詩四首。其中《望》《黃昏》《魔鬼夜歌》，幽玄美麗的境界固然不壞；但像古代的歌聲，黃昏的山影，隱隱約約，可望而不可及。《寒夜》便不同，你和我都在裡頭，一塊兒領略那種味道。那味道平常極了，你和我都熟悉，可是抓住了寫來的是作者。前三首還免不了多少的鏗鏘，這一首便是說家常話，一點不裝腔作勢。
《三秋草》里的詩是《寒夜》那一類。陳夢家君在《新月詩選》序言里說作者的詩「常常在平淡中出奇」，這一集里才真是如此。十八首里愛情詩極小；假如有，《一塊破船片》與《白石上》也許是的。愛情詩實在多，太多，看這本書至少可以換換口味。《一塊破船片》用筆真像《發影》，舊比喻，新安排，說得少，留得可不少。不哭不喊不嘮叨，乾脆。《白石上》乏些，不免拖泥帶水；但他在跳，這個念頭跳到那個念頭；或遠或近，反正拐彎抹角總帶點兒親。不用平鋪直敘，也不用低徊往複，只跳來跳去的；別的詩也往往這樣寫，如《西長安街》《幾個人》。
作者的出奇是跳得遠的時候，一般總不會那麼跳的。雖是跳得遠，這念頭和那念頭在筆下還都清清楚楚；只有它們間的橋卻拆了。這不是含糊，是省筆。《西長安街》還嫌話多些，看《幾個人》最後幾行：矮叫化子痴看著自己的長影子，
當一個年青人在荒街上沉思：
有些人捧著一碗飯嘆氣，
有些人半夜裡聽到人的夢話，
有些人白髮上戴一朵紅花，
像雪野的邊緣上托一輪落日……
不必去找什麼線索，每一行是一個境界，詩的境界，這就夠了。
因為聯想「出奇」，所以比喻也用得別緻，《朋友和煙捲》里問「白金龍」「上口像不像回憶」，又說蕭聲是「輕輕又懶懶的青煙」。這個所謂「感覺的交錯」，也是跳得遠的好。至於《海愁》的懷鄉，不但沒有橋，連原來的岸也沒有了；只是一個聯想。這似乎與象徵不一樣，因為沒有那朦朧的調子。只可惜第三節太華麗，要是像其餘三節一般樸質就好了。書里的比喻不但別緻，有時還曲曲折折的，如《白石上》里說那「白石」彷彿「一方素絹」，卻用九行詩描寫這「一方素絹」；其中有變化，所以不覺嘮叨。作者最活潑最貼切的描寫是《路過居》，車夫聚會的一家小茶館。這種卻以盡致勝。作者觀察世態頗仔細，有時極小的角落裡，他也會追尋進去；《工作的笑》里有精微的道理，他用的是現代人尖銳的眼。
1933年5月22日，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第281期。
《新詩歌》旬刊
這個旬刊的目的在提倡一種新的詩歌運動；尤其努力的是詩歌的大眾化。《創刊號》有一篇《發刊詩》，裡面說，我們要捉住現實，
歌唱新世紀的意識。
又說，
我們要用俗言俚語，
把這種矛盾寫成民謠小調鼓詞兒歌，我們要使我們的詩歌成為大眾歌調，我們自己也成為大眾中的一個。
但他們並不專用大眾文學的舊形式，他們也要創造新的。這個旬刊最近情形不知如何，我只看到第一、第二、第四期，就這三期說，他們利用舊形式要比創造新的，成績好些。那些用民謠、小調兒歌的形式寫出來的東西雖然還不免膚泛，散漫的毛病，但按歌謠（包括俗曲）的標準說，也不比流行的壞。況且總還有調子，要是真歌唱起來，調子是很重要的。這類作品里，覺得第二期里的《新譜小放牛》比較好。那是對山歌。對山歌離不了重疊與連鎖兩種表現法，結構容易緊密，意思不用很多，作者當然可以取巧些。至於那些用新形式寫的，除了分行外，實在便無形式；於是又回到白話詩初期的自由詩派。這些詩里，也許確有「新世紀的意識」，但與所有的新詩一樣，都是寫給一些受過歐化的教育的人看的，與大眾相去萬里。
他們提倡朗讀；可是這種詩即使怎麼會朗讀的人，怕也不能教大眾聽懂。舉一個題目罷，「回憶之塔」（見第二期），你說，要費多少氣力才能向大眾解釋清楚？他們誰又耐煩聽你！《文學月報》中蓬子君的詩似以乎也是新意識，卻寫得好，可是說到普及也還是不成。
去年JK君在《文學月報》上提出「大眾文藝問題」，引起許多討論；《北斗》還特地用這個題目征過一迴文。那些文里有兩個頂重要的意見：一是要文學大眾化，先得生活大眾化；所謂「自己也成為大眾的一個」。二是在大眾中培養作家。
這是根本辦法；不然，大眾文藝問題，終於是紙上談兵而已。不過那些還未「化」
或者簡直「化」不了的人也當睜眼看看這個時勢，不要盡唱愛唱窮，唱卑微，唱老大。這都是自我中心，甚至於自我狂。要知道個人的價值，已一天天在跌下去；刺刺不休，徒討人厭罷了。再則無論中外，大作品決不是自敘傳，至少決不僅僅是自敘傳。還有從前人喜歡引用的「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也正是自我狂之一種。
文章的得失，若真是只有「寸心知」，那實在可以不必寫。就算這指的是那精緻的技巧，但技巧精微至此，也就無甚價值可言。詩的大眾化是文學大眾化的一個分題，自然也可用同樣原則處置。可是詩以述情為主，要用比喻，沒有小說戲劇那樣明白，又比較簡練些，接近大眾較難（敘事詩卻就不同）。所以大眾化起來，怕要多費些事。《新詩歌》中對於這一層似乎還未論到。第二期里有《關於寫作新詩歌的一點意見》一文，論到新詩歌的題材，列舉九項，都可採用；此外足以表現時代的材料想來還有。總之，最好撇開個人；但並非不許有個性在文章里。材料的選擇，安排與表現，與文章的感染力相關甚大。這多半靠個人的才性與功夫；所謂個性，便指的這些。
《關於寫作新詩歌的一點意見》里也論到新詩歌的形式，他們分列四項，大概不外利用舊的與創造新的。舊的指歌謠的形式。照我的意見，歌謠應包括徒歌與俗曲（小曲，小調，唱本等）；徒歌又分為可歌可誦兩類，七言四句的山歌屬於前者，長短參差的歌語屬於後者。歌謠的組織，有三個重要的成分：一是重疊，二是韻腳，三是整齊。只要有一種便可成歌謠，也有些歌謠三種都有。當然，俗曲還得加上樂調一個成分，極要緊的成分。不過那已在文學以外了。周作人先生想「中國小調的流行，是音樂的而非文學的」，「以音調為重而意義為輕」，所以辭句幼稚粗疏的多。（見《自己的園地詩的效用》篇）這是個很有意思的推想。徒歌可誦的一類無一定形式可言。可唱的一類以七言四句一節為主要的形式，有時可重疊到許多節。節不限於四句，但七言總是主要的句法；俗曲中的句法也以七言為主。七言外有時加些襯字，疊字，虛腔，但基本形式總看得出。至於北平的「弦子書」，有時長到十九字一句，也只唱七拍子，與七言同，那卻帶著樂調的關係了。俗曲中還有一種十字句，分三三四，共三讀；大鼓書里有時用它，皮黃里簡直以它為主。俗曲的篇法卻無定，則因為要跟著樂調走。這些組織與形式，都可試驗。但各種形式全帶韻腳，韻腳總是重讀。雖有無韻句間隔而太少；篇幅短還行，長了就未免單調。
這層多換韻也許可以補救一些。還有一層，韻句多了，令人有頭輕腳重之感；這個可不容易補救，只有將篇幅剪裁得短些。實在短不了的，便須用新形式。創造呢，不知如何下手，姑不論；英國詩里的「無韻體」，卻似乎可以採用。近年來新詩人試驗的外國詩體很多，成績以徐志摩君為最。他用「無韻體」，結果不算壞。這種體似乎最能傳出說話曲折的神氣。我們不一定照英國規矩，但每行得有相仿的音數與同數的重音，才能整齊，才能在我們的語言里成功一首歌。至於中國語里有輕音的現象，胡適之先生《談新詩》里早已說過了。這種歌雖不可唱而可誦。《新詩歌》里主張朗讀，這種詩體是最相宜的。
1933年7月1日。
春
盼望著，盼望著，東風來了，春天的腳步近了。
一切都像剛睡醒的樣子，欣欣然張開了眼。山朗潤起來了，水長起來了，太陽的臉紅起來了。
小草偷偷地從土裡鑽出來，嫩嫩的，綠綠的。園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滿是的。坐著，躺著，打兩個滾，踢幾腳球，賽幾趟跑，捉幾回迷藏。風輕悄悄的，草綿軟軟的。
桃樹、杏樹、梨樹，你不讓我，我不讓你，都開滿了花趕趟兒。紅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裡帶著甜味，閉了眼，樹上彷彿已經滿是桃兒、杏兒、梨兒！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鬧著，大小的蝴蝶飛來飛去。野花遍地是：雜樣兒，有名字的，沒名字的，散在草叢裡，像眼睛，像星星，還眨呀眨的。
「吹面不寒楊柳風」，不錯的，像母親的手撫摸著你。風裡帶來些新翻的泥土的氣息，混著青草味，還有各種花的香，都在微微潤濕的空氣里醞釀。鳥兒將窠巢安在繁花嫩葉當中，高興起來了，呼朋引伴地賣弄清脆的喉嚨，唱出宛轉的曲子，與輕風流水應和著。牛背上牧童的短笛，這時候也成天在嘹亮地響。
雨是最尋常的，一下就是三兩天，可別惱。看，像牛毛，像花針，像細絲，密密地斜織著，人家屋頂上全籠著一層薄煙。樹葉子卻綠得發亮，小草也青得逼你的眼。傍晚時候，上燈了，一點點黃暈的光，烘托出一片安靜而和平的夜。鄉下去，小路上，石橋邊，撐起傘慢慢走著的人；還有地里工作的農夫，披著蓑，戴著笠的。他們的草屋，稀稀疏疏的在雨里靜默著。
天上風箏漸漸多了，地上孩子也多了。城裡鄉下，家家戶戶，老老小小，他們也趕趟兒似的，一個個都出來了。舒活舒活筋骨，抖擻抖擻精神，各做各的一份事去。「一年之計在於春」；剛起頭兒，有的是工夫，有的是希望。
春天像剛落地的娃娃，從頭到腳都是新的，它生長著。
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著，走著。
春天像健壯的青年，有鐵一般的胳膊和腰腳，他領著我們上前去。
1933年7月。
哀互生
三月里劉薰宇君來信，說互生病了，而且是沒有希望的病，醫生說只好等日子了。四月底在《時事新報》上見到立達學會的通告，想不到這麼快互生就歿了！後來聽說他病中的光景，那實在太慘；為他想，早點去，少吃些苦頭，也未嘗不好的。但丟下立達這個學校，這班朋友，這班學生，他一定不甘心，不瞑目！
互生最叫我們紀念的是他做人的態度。他本來是一副銅筋鐵骨，黑皮膚襯著那一套大布之衣，看去像個鄉下人。他什麼苦都吃得，從不曉得享用，也像鄉下人。
他心裡那一團火，也像鄉下人。那一團火是熱，是力，是光。他不愛多說話，但常常微笑；那微笑是自然的，溫暖的。在他看，人是可以互相愛著的，除了一些成見已深，不願打開窗戶說亮話的。他對這些人卻有些憎惡，不肯假借一點顏色。世界上只有能憎的人才能愛；愛憎沒有定見，只是毫無作為的腳色。互生覺得青年成見還少，希望最多；所以願意將自己的生命一滴不剩而獻給他們，讓愛的宗教在他們中間發榮滋長，讓他們都走向新世界去。互生不好發議論，只埋著頭乾乾干，是儒家的真正精神。我和他並沒有深談過，但從他的行事看來，相信我是認識他的。
互生辦事的專心，少有人及得他。他辦立達便飲食坐卧只惦著立達，再不想別的。立達好像他的情人，他的獨子。他性情本有些猖介，但為了立達，也常去看一班大人先生，更常去看那些有錢可借的老闆之類。他東補西湊地為立達籌款子，還要跑北京，跑南京。有一回他本可以留學去，但丟不下立達，到底沒有去。他將生命獻給立達，立達也便是他的生命。他辦立達這麼多年，並沒有讓多少人知道他個人的名字；他早忘記了自己。現在他那樣壯健的身子到底為立達犧牲了。他殉了自己的理想，是有意義的。只是這理想剛在萌芽；我們都該想想，立達怎樣才可不死呢？立達不死，互生其實也便不死了。
1933年7月。
《春蠶》
這是茅盾君第二個短篇小說集，共收小說八篇；排列似乎是按性質而不按寫作的時日。其中《春蠶》一篇，已經排成電影。本書最大的貢獻，在描寫鄉村生活。
《林家鋪子》《春蠶》《秋收》《小巫》四篇都是的。作者在跋里說《林家鋪子》是他「描寫鄉村生活的第一次嘗試」。他這種嘗試是成功了，只除了《小巫》。《林家鋪子》最好；不但在這部書里，在他所有的作品里，也是如此。這篇里寫南方鄉鎮上一家洋廣貨店的故事。那林老闆「是個好人，一點嗜好都沒有，做生意很巴結認真」，但「一年一年虧空」，掙扎著，掙扎著，到底倒閉了鋪子，自己逃走。原來「內地全靠鄉庄生意，鄉下人太窮，真是沒有法子」。這正是「九一八」以後，「一二八」前一些日子，上海的經濟非常不景氣，內地也被波及。鄉下人的收穫只夠孝敬地主們和高利貸的債主們，沒有一點一滴剩的。所以雖在過新年的時候，他們也不能買什麼東西。加上捐稅重，開銷大，同業的傾軋，局長黨委的敲詐，憑林老闆怎樣摳心挖膽，剜肉補瘡，到底關門大吉，還連累了一個寡婦和一個老婆子。她們丟了存款，如丟了性命一樣。這其間寫林老闆的掙扎，一層層地展開，一層層地逼緊，極為交互錯綜；他試驗了每一條可能的路，但末了只能走上他萬分不願意的那條路。寫他矛盾的心理，要現款，虧本賣，生意好他自然樂意，可是也就越心疼，這是一。一面對付外場，一面不願讓老婆和女兒知道真實情形，這是二。這些都寫得無孔不入，教人覺得林老闆是這樣一個可憐人；更可憐的是，他簡真「不知道坑害他到這地步的，究竟是誰」。但作者所著眼的卻是事，不是人。
《春蠶》《秋收》同一用意而穿插不同。都寫一二八以後南方的農村，都以農人「老通寶」為線索。他生平只崇拜財神菩薩與健康的身子。辛苦了四五十年，好容易掙下了一份家當；又有兒，又有孫。可是近年來不成了，他自己田地沒了，反欠人三百元的債務，所以一心一意只盼望恢復他家原來樣子，憑著運氣與力氣。他十分相信這兩樣東西；情願借了高利貸的錢來「看蠶」，來灌田。結果繭子出得特別多，米的收成也大好。可是繭廠多數不開門，米價也慘跌下去。有東西賣不出錢。「白辛苦了一陣子，還欠債！」原因自然多得很。一般的不景氣，人造絲與洋米的輸入，苛捐雜稅等等。可是「老通寶」不會想到這些。春蠶后他大病一場，秋收后他死了。他的大兒子「阿四」與兒媳「四大娘」不像他固執，卻也沒主見，只隨著眾人腳跟走。他的二兒子「多多頭」倒有些見解，知道單靠勤儉工作是不能「翻身」的。但他也不能想得怎樣明白，鄉村裡不外這三種人，第二種最多。新文學里的鄉村描寫，第一個自然是魯迅君，其次還有王魯彥君。有《柚子》《黃金》兩書。魯迅君所描寫的是封建的農村，裡面都是些「老中國的兒女」。王魯彥君所描寫的，據說是西方物質文明侵入后的農村；但他作品中太多過火的話，大概不是觀察，是幻想。茅盾所寫的卻是快給經濟的大輪子碾碎了的農村。這種農村因為靠近交通的中樞不能不受外邊的影響；它已成為經濟連索中的一個小小圈圈兒了。這種村人的性格也多少改變了些，「多多頭」那類人，《吶喊》里就還沒有。《吶喊》里的鄉村比較單純，這三篇里的便複雜得多。這三篇寫得都細密，《林家鋪子》已在上文論及。《春蠶》中「看蠶」的經過情形，說來娓娓入情，而且富於地方色彩，教人一新耳目。篇中又多用陪襯之筆，如《林家鋪子》中的林大娘林小姐，《春蠶》中的「荷花」「六寶」兩個女人，《秋收》中的「小寶」「黃道士」等。或用以開場，或用以點綴場面，或用以醒脾胃。好處在全文打成一片，不鬆散，不喧賓奪主。甚至於像《秋收》中「搶米囤」風潮一節，雖然有聲有色，卻只從側面寫，也並不妨礙全篇的統一。作者頗善用幽默，知道怎樣用來調劑嚴重的形勢，而不流於輕薄一路。
書中其餘五篇都非成功之作。《小巫》像流水賬，題名也太晦。《右第二章》敘兩件事，不集中。《喜劇》全靠空想，有些不近情理。《光明到來的時候》滿是泛泛的議論。《神的滅亡》太簡單，太平靜，力量還欠深厚。作者在《跋》里說，他的短篇小說實在有點像縮緊了的中篇———尤其是《林家鋪子》。的確，作者的短篇，都嫌規模大，沒有那種單純與緊湊，所謂「最經濟的文學手段的」。他的第一個短篇小說集《野薔薇》也是一樣。那本書里只有《創造》與《一個女性》是成功的，別的三篇都不算好。作者在本書的「跋」里又說他是那麼寫慣了，一時還改不過來；他的短篇失敗的多，這大概是一個主要的原因吧。他的長篇氣魄卻大，就現在而論，似乎還沒有人趕得上；失於彼者得於此，就他自己說，就讀者說，都不壞。因為短篇作家有希望的還有幾個，長篇作家現在卻只有他一個。但嚴格地說，他的長篇的力量也還不十分充足。就以近作《子夜》而論，主要的部分寫得確是淋漓盡致，陪襯的部分就沒能顧到，太嫌輕描淡寫了。他現在的筆力寫《林家鋪子》那樣的中篇最合適，最是恢恢有餘，所以這一篇東西寫得最好。但相信他的將來是無限的。
1933年7月3日，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第287期。
《談美》
朱先生有《給青年的十二封信》，這是第十三封信。書前有朱自清先生《序》，介紹本書的重要之處。「開場話」中說明著書旨趣，在研究如何「免俗」；著者堅信，要洗刷人心並非幾句道德家言所可了事，一定要從怡情養性做起，而要求人心凈化，先要求人生美化。講學問或是做事業的人都要抱有一副無所為而為的精神，不斤斤於利害得失，才可以有一番真正的成就。末章專論「人生的藝術化」，說人生就是一種較廣義的藝術，過一世生活好比做一篇文章，要諧和完整才是藝術的生活，藝術化的人生，嚴肅與豁達都恰到好處。就廣義說，善就是一種美，惡就是一種丑。關於藝術本身，他舉出許多流行已久的理論，如美感與快感，考據批評與欣賞，自然美與藝術美，寫實主義與理想主義，主觀的與客觀的等等，根據義大利克羅齊（BenedettoCroce）的學說，詳加辨析，力破成見。他主張「欣賞之中都寓有創造，創造之中也都寓有欣賞」，而「美感起於形相的直覺」。克羅齊的學說在現代歐洲也是顯學，雖與國內正在流行的物觀的藝術論不合，但相信至少可以幫助培養一般人的欣賞力。朱先生這本書只是採用克羅齊的說法，與生吞活剝的抄襲不同。他加上他的心理學的知識，又加上那些中國例子。他懂得透徹，說得透徹圓滿，幾乎是自己的創作一般。又那麼能近取譬，娓娓不倦，教讀者容易消化下去，變成自己的東西。真是介紹外國學說的一個好榜樣。關於克羅齊派的主張，林語堂先生譯的《新的文評》（北新書局出版）可以參看。
1933年8月7日，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第292期。
《行雲流水》
本書系自記遊歷歐洲（以德國為主）描寫風土之作。以蘇曼殊有「行雲流水一孤僧」之句，故取為書名。全書分五卷。第一卷紀游，最多。第三卷小說次之。
第二卷隨筆。第四卷歐遊雜詠。第五卷譯詩。大部分曾經發表。書中附印各地的風景圖片最豐富，有些是作者自己或他的朋友攝影的。《自序》里著重紀游諸作，說是「綴集起來，作為攝影集一樣的一種玩好」。又說，「希望讀者也不必以批評藝術的眼光來讀他，只視為一種印象記，則庶幾近之了」。這些話是很率真的。書中散文，似乎都非苦心經營之作，只是興到筆隨，也如行雲流水一般；取材不十分嚴，用筆也不十分密。紀游，小說，隨筆都只用一種寫法，一口氣寫下去，頗有些報章氣；好處在於自然，無論文言、白話，「筆鋒常帶情感」。《萊茵紀游》中敘「蘿磊萊愛岩」的傳說是最好的例子。「紀游」一卷為主；他能寫得忠實而親切，雖然有時嫌簡略些。忠實不難，親切難。作者記異域風土而能充分利用中文寫景方法，絕不生砌一語，又時時引中國詩為證，所以我們讀時親切有味。也許外國人看法不同，但並無妨礙，這部書原是中國人給中國人寫的。不過諸文中往往有重複的景語，也是一病。讀「紀游」卷中第二章以下各文，佐以景圖，令人有清新之感。
小說敘作者的戀愛故事，都是親身經歷，所以真切入情；但沒有結構，不能集中力量。隨筆貴含蓄精警，似非作者所長。
1933年8月7日，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第292期。
《解放者》
這是一個短篇小說集，包括小說八篇，獨幕劇一篇；前有作者《自序》。落花生是許地山先生的筆名。他在《自序》里說：「他只用生活經驗來做材料」；「只求當時底哀鳴立刻能夠得著同情者」，「只希望能為著那環境幽暗者作燈明，為那覺根害病求方葯，為那心意煩悶者解苦惱」。但他所用的「生活經驗」，有些是奇特的例子，如《東野先生》，有些似乎只是些傳聞之類；其中有幾處實在太巧。「奇特」
本所以濟「平凡」之窮；但是奇特的題材，得慢慢將讀者引進去，讓他不覺得隔膜才成。「無巧不成書」是舊小說的辦法。許先生過去的小說受舊小說的影響頗大，這一集里雖採取了新態度，但不免還留著一些舊痕迹。這幾篇小說可分三類：（一）諷刺那些金迷紙醉，作偽心勞的男女；他們自鳴得意，其實是可憐的人。（二）寫那些兵亂貧窮所壓迫的男女，走上死路。（三）另一類表現兩個忠於戀愛的男子；這些也是可憐的人。我們能懂得作者的用意，但不能領會他那感情的力量。
1933年9月4日，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第296期。
《這時代》
這是王先生第二本新詩集。分兩輯，據《自序》里說，思路上顯有不同。集中的詩，不外人生的苦悶與自然的耽悅兩種境界。表現人生的苦悶又走兩條路：（一）是哲學味的沉思，如「黑影」的襲來，青春的逝去等，正是一個中年人淡淡的哀愁。他借自然現象為喻，來表現他的情緒，這與他好帶一點神秘味耽悅自然有關，都是從現實逃避開去。這正是初期新詩的做派，雖然他有時候比較說得鮮明些，細密些。（二）另一路是同情於被壓迫者，但觀察與體驗似乎不足，未能逼視現實，不免有叫囂氣。如《石堆前的幻夢》，太不重組織，真是拉拉雜雜的亂夢。《鐵匠肆中》仍借前喻，較好，第一節雲，「一個星，兩個星，無數明麗的火星。一錘影，兩錘影，無數速重的錘影。來呀，大家齊用力，咱們要使這鐵火碰動？」《自序》里說「經過了不少，現實的時代的痛苦」；在這幾行里可以看出他在苦痛中的憧憬如何。第二輯中這類詩多些，但第一輯里也有；兩輯的不同只是程度之差罷了。
1933年9月4日，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第296期。
關於「新詩歌」的問題（給芙影的信）芙影先生：
《文學》的編輯先生將您的信寄到北平的時候，我想馬上寫回信，在《文學》第三期里回答您。但是因為要寫完一篇稿子，便擱下了，耽誤了一個月，真對不起，請原諒罷。
我說《新詩歌》「第二期里的《新譜小放牛》比較好」，正所以表示對於其餘作品的不滿意———特別對於「回憶之塔」一類過分歐化的暗喻以及那些不順口的長句不滿意。至於說「又回到白話詩初期的自由詩派」，確是「太把形式看重了」，如您所說。您主張「內容支配形式」，結果會一篇詩一個形式。有些人主張形式與內容是二而一，一而二，詩不該有固定的形式，結果也當相同。我覺得后一說比較圓滿些。但如何「運用活的內容隨時創造出新形式」呢？是憑各人的才分去亂碰？
還是得懂一點音韻的玩藝兒？您似乎覺得兩樣可以并行不悖；我也如此想。但實際上如何下手卻非下了手無從知道。前文存而不論，現在我還只能存而不論。
您說「南方的黃包車夫小市民能讀報紙及連環圖畫的就比較北方多」，但北方的洋車夫小市民能讀小報的似乎也不少。他們卻都未見得能讀新詩歌。老實說，我們的話全不免是猜想。有一個朋友說，最好能做些實驗的工夫，參照定縣的辦法；看看大眾能夠懂得，能夠欣賞的到底是那些種東西。這麼著便有了具體的標準，免得空口說白話。
您提起「中國的環境」給「費解」的新詩歌辯護。但我所不滿意的並非側面的描寫和用比喻，而是不扼要，口羅嗦，洋味兒。這與「中國的環境」是無乾的。
草草作復，謝謝您的信！
佩弦
附：芙影給編輯的信
編輯先生：
在詩歌被一部分「作家」不承認是文化的單獨的一部門的今日（譬如《現代》就不給詩的作者的稿費），朱自清先生的介紹《新詩歌旬刊》是非常有意義的一件事，並且又貢獻了許多可寶貴的詩歌大眾化的意見出來，補足了新詩歌沒被提及的問題。
表面看，文學大眾化的呼聲好像是低落了，這，原因無他，幾個討論的人，死的死了（如易嘉），活的被攆得雞飛狗上牆，日無棲息之所，不能無因吧？但也不能就此拉倒。
現在要說的是我同朱先生不同的意見，新詩歌的空洞本用不著我替她遮飾，不過，朱先生是攙住「成見」看她的，假如真如朱先生所說「第二期里的《新譜小放牛》比較好」，無疑的，是新詩歌完全失敗了，同時是朱先生太把舊形式看重了，我並不否認一切小曲調在封建文化中占著大眾化的首位，但時代是一九三三，「以新的內容利用一切舊的形式創造新形式」，不要忘了。朱先生說「於是又回到白話詩初期的自由詩派」，這是朱先生太把形式看重了，我們要內容支配形式，但不要形式支配了內容；如朱先生認為成功的英國「無韻體」試驗者徐志摩君的詩，要是剝去他華麗的外衣，那簡直成了一副嚇人的骷髏了。這並不是過甚其詞，如《新月》諸「詩人」的東西，不怕他們怎樣的別出心裁，花樣翻新，結果還不是那一套形式與技巧的變幻。再說一遍一切封建的遺產我們都樂得去承受的，但有條件的，批判的，把它當成詩歌大眾化的一部門，決不是把它使奉為整個大眾化的工具。朱先生說新詩歌上的東西「都是寫給一些受過歐化的教育的人看的，與大眾相去萬里；他們提倡朗讀」，「怕也不能教大眾聽懂」，這是一點也不錯，不過朱先生，請你不要忘記在一切發展都不平衡的中國，例如南方的黃包車夫，小市民能讀報紙及連環圖畫的就比較北方多，不見得一定是洋博士才能夠讀新詩歌。如胡教授的「談新詩」的遺教，那我們是只好敬謝不敏了。要徹底解答這一問題，那也誠如朱先生所引用的只有作家自己大眾化。他們雖不能如朱先生期望之殷，但畢竟他們是一步步向前走著的。
讓我再舉例來說明吧，如被稱為「世界詩人」的培嚇爾、白德內衣們幾個人的詩就沒有固定的形式，他們運用活的內容隨時創造出新形式，也並不滯板，比限於「死」形式的詩，壞就是好例。我的意見是在目前只要有新的內容運用靈活的技巧得當的表現出來也就夠了。自然這不是永久的，永久性的，也只有在不斷的創造中才有可能。
順便說一下：蓬子君的詩有幾首是好的，如《血腥的風》等，但他在《文學月報》發表的東西顯然的是失敗了的，沒材料，干叫，弄手法。森堡君在新詩人中比較說是最有希望的一個。朱先生嫌他們的作品費解，中國的環境朱先生大概是知道的吧？人民沒保障，文人是連豬狗都不如！一針見血的作品可以說就沒有發表的可能。
以上只是我個人的意見。
因為不便寫字，寫來又沒頭緒，還得請編輯先生和朱先生原諒。
敬祝
撰安！
芙影上
1933年10月1日《文學》1卷4號。
論青年讀書風氣
《大公報》圖書副刊的編者在「卷頭語」里慨嘆近二十幾年來中國書籍出版之少。這是不錯的。但他只就量說，沒說到質上去。一般人所感到的怕倒是近些年來書籍出版之濫；有鑒別力的自然知所去取，苦的是尋常的大學生中學生，他們往往是並蓄兼收的。文史方面的書似乎更濫些；一個人只要能讀一點古文，能讀一點外國文（英文或日文），能寫一點白話文，幾乎就有資格寫這一類書，而且很快的寫成。這樣寫成的書當然不能太長，太詳盡，所以左一本右一本總是這些「概論」
「大綱」「小史」，看起來倒也熱熱鬧鬧的。
供給由於需要；這個需要大約起於五四運動之後。那時青年開始發現自我，急求擴而充之，野心不小。他們求知識像狂病；無論介紹西洋文學哲學的歷史及理論，或者整理國故，都是新文化，都不遲疑地一口吞下去。他們起初拚命讀雜誌，後來覺得雜誌太零碎，要求系統的東西；「概論」等等便漸漸地應運而生。楊蔭深先生《編輯〈中國文學大綱〉的意義》（見《先秦文學大綱》）里說得最明白：在這樣浩繁的文學書籍之中，試問我們是不是全部都去研究它，如果我們是個歡喜研究中國文學的話。那自然是不可能的，從時間上，與經濟上，我們都不可能的。然而在另一方面說來，我們終究非把它全部研究一下不可，因為非如此，不足以滿我們的慾望。於是其中便有聰明人出來了，他們用了簡要的方法，把全部的中國文學做了一個簡要的敘述，這通常便是所謂「文學史」。（楊先生說這種文學史往往是「點鬼簿」，他自己的書要「把中國文學稍詳細的敘述，而成有一個系統與一個次序」。）青年系統的趣味與有限的經濟時間使他們只願意只能夠讀這類「架子書」。說是架子書，因為這種書至多只是搭著的一副空架子，而且十有九是歪曲的架子。青年有了這副架子，除知識欲滿足以外，還可以靠在這架子上作文，演說，教書。這便成了求學謀生的一條捷徑。有人說從前讀書人只知道一本一本念古書，常苦於沒有系統；現在的青年系統卻又太多，所有的精力都花在系統上，系統以外便沒有別的。但這些架子是不能支持長久的；沒有東西填進去，晃晃蕩盪的，總有一天會倒下來。
從前人著述，非常謹慎。有許多大學者終生不敢著書，只寫點札記就算了。印書不易，版權也不能賣錢。自然是一部分的原因；但他們學問的良心關係最大。他們窮年累月孜孜兀兀地幹下去，知道的越多，膽子便越小，決不願拾人牙慧，決不願蹈空立說。他們也許有矯枉過正的地方，但這種認真的精神值得我們學習。現在我們印書方便了，版權也能賣錢了，出書不能像舊時代那樣謹嚴，怕倒是勢所必至；但像近些年來這樣濫，總不是正當的發展。早先坊間也有「大全」「指南」一類書，印行全為賺錢；但通常不將這些書看作正經玩意兒，所以流弊還少，現在的「概論」「大綱」「小史」等等，卻被青年當作學問的寶庫，以為有了這些就可以上下古今，毫無窒礙。這個流弊就大了，他們將永不知道學問為何物。曾聽見某先生說，一個學生學了「哲學概論」，一定學不好哲學。他指的還是大學里一年的課程；至於坊間的薄薄的哲學概論書，自然更不在話下。平心而論，就一般人看，學一個概論的課程，未嘗無益；就是讀一本像樣的概論書，也有些好處。但現在坊間卻未必有這種像樣的東西。
說「概論」「大綱」「小史」，取其便於標舉；有些雖用這類名字卻不是這類書，也有些確不用這類名字而卻是這類書———如某某研究，某某小叢書之類。這種書大概篇幅少，取其價廉，容易看畢；可是系統全，各方面都說到一點兒，看完了彷彿什麼都知道。編這種書只消抄錄與排比兩種工夫，所以略有文字訓練的人都能動手。抄錄與排比也有幾等幾樣，這裡所要的是最簡便最快當的辦法。譬如編全唐詩研究罷，不必去看全唐詩，更不必看全唐文，唐代其他著述，以及唐以前的詩，只要找幾本中國文學史，加上幾種有評註的選本，抄抄編編，改頭換面，好歹成一個系統（其實只是條理）就行了。若要表現時代精神，還可以隨便檢幾句流行的評論插進去。這種轉了好幾道手的玩意，好像攙了好幾道水的酒，淡而無味，自不用說；最壞的是讓讀者既得不著實在的東西，又失去了接近原著的機會，還養成求近功抄小路的脾氣。再加上編者照例的匆忙，事實，年代，書名，篇名，句讀，字，免不了這兒顛倒那兒錯，那是更誤人了。其實「概論」「大綱」「小史」也可以做得好。一是自己有心得，有主張，在大著作之前或之後，寫出來的小書；二是融會貫通，博觀約取的著作；雖無創見，卻能要言不繁，節省一般讀者的精力。這兩種可都得讓學有專長的人做去，而且並非倉卒可成。
1934年1月29日。
論說話的多少
聖經賢傳都教我們少說話，怕的是惹禍，你記得金人銘開頭就是「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豈不森森然有點可怕的樣子。再說，多言即使不惹禍，也不過顛倒是非，決非好事。所以孔子稱「仁者其言也訒」，又說「惡夫佞者」。蘇秦張儀之流以及後世小說里所謂「掉三寸不爛之舌」的辯士，在正統派看來，也許比佞者更下一等。所以「沉默寡言」「寡言笑」，簡直就成了我們的美德。
聖賢的話自然有道理，但也不可一概而論。假如你身居高位，一個字一句話都可影響大局，那自然以少說話，多點頭為是。可是反過來，你如去見身居高位的人，那可就沒有準兒。前幾年南京有一位著名會說話的和一位著名不說話的都做了不小的官。許多人躊躇起來，還是說話好呢？還是不說話好呢？這是要看情形的：有些人喜歡說話的人，有些人不。有些事必得會說話的人去干，譬如宣傳員；有些事必得少說話的人去干，譬如機要秘書。
至於我們這些平人，在訪問，見客，聚會的時候，若只是死心眼兒，一個勁兒少說話，雖合於聖賢之道，卻未見得就順非聖賢人的眼。要是熟人，處得久了，彼此心照，倒也可以原諒的；要是生人或半生半熟的人，那就有種種看法。他也許覺得你神秘，彷彿天上眨眼的星星；也許覺得你老實，所謂「仁者其言也訒」；也許覺得你懶，不願意賣力氣；也許覺得你利害，專等著別人的話（我們家鄉稱這種人為「等口」）；也許覺得你冷淡，不容易親近；也許覺得你驕傲，看不起他，甚至討厭他。這自然也看你和他的關係，以及你的相貌神氣而定，不全在少說話；不過少說話是個大原因。這麼著，他對你當然敬而遠之，或不敬而遠之。若是你真如他所想，那倒是「求仁得仁」；若是不然，就未免有點冤哉枉也。民國十六年的時候，北平有人到漢口去回來，一個同事問他漢口怎麼樣。他說，「很好哇，沒有什麼。」
話是完了，那位同事只好點點頭走開。他滿想知道一點漢口的實在情形，但是什麼也沒有得著；失望之餘，很覺得人家是瞧不起他哪。但是女人少說話，卻當別論；因為一般女人總比男人害臊，一害臊自然說不出什麼了。再說，傳統的壓迫也太利害；你想男人好說話，還不算好男人，女人好說話還了得！（王熙鳳算是會說話的，可是在《紅樓夢》里，她並不算是個好女人）可是———現在若有會說話的女人，特別是壓倒男人的會說話的女人，恭維的人就一定多；因為西方動的文明已經取東方靜的文明而代之，「沉默寡言」雖有時還用得著，但是究竟不如「議論風生」的難能可貴了。
說起「議論風生」，在傳統里原來也是褒辭。不過只是美才，而不是美德；若是以德論，這個怕也不足重輕罷。現在人也還是看作美才，只不過看得重些罷了。
「議論風生」並不只是口才好；得有材料，有見識，有機智才成———口才不過機智，那是不夠的。這個並不容易辦到；我們平人所能做的只是在普通情形之下，多說幾句話，不要太冷落場面就是。———許多人喝下酒時生氣時愛說話，但那是往往多謬誤的。說話也有兩路，一是游擊式，一是包圍式。有一回去看新從歐洲歸國的兩位先生，他們都說了許多話。甲先生從客人的話里選擇題目，每個題目說不上幾句話就牽引到別的上去。當時覺得也還有趣，過後卻什麼也想不出。乙先生也從客人的話里選題目，可是他卻粘在一個題目上，只敘說在歐洲的情形。他並不用什麼機智，可是說得很切實，讓客人覺著有所得而去。他的殷勤，客人在口頭在心上，都表示著謝意。
普通說話大概都用游擊式；包圍式組織最難，多人不能夠，也不願意去嘗試。
再說游擊式可發可收，愛聽就多說些，不愛聽就少說些；我們這些人許犯貧嘴到底還不至於的。要說像「啞妻」那樣，不過是法朗士的牢騷，事實上大致不會有。倒是有像老太太的，一句話重三倒四地說，也不管人家耳朵里長繭不長。這一層最難，你得記住那些話在那些人面前說過，才不至於說重了。有時候最難為情的是，你剛開頭兒，人家就客客氣氣地問，「啊，後來是不是怎樣怎樣的？」包圍式可麻煩得多。最麻煩的是人多的時候，說得半半拉拉的，大家或者交頭接耳說他們自己的私話，或者打盹兒，或者東看看西看看，輕輕敲著指頭想別的，或者勉強打起精神對付著你。這時候你一個人霸佔著全場，說下去太無聊，不說呢，又收不住，真是騎虎之勢。大概這種說話，人越多，時候越不宜長；各人的趣味不同，決不能老聽你的———換題目另說倒成。說得也不宜太慢，太慢了怎麼也顯得長。曾經聽過兩位著名會說話的人說故事，大約因為喚起注意的緣故罷，加了好些個助詞，慢慢地敘過去，足有十多分鐘，算是完了；大家雖不至疲倦，卻已暗中著急。聲音也不宜太平，太平了就單調；但又絲毫不能做作。這種說話只宜敘說或申說，不能摻一些教導氣或勸導氣。長於演說的人往往免不了這兩種氣味。有個朋友說某先生口才太好，教人有戒心，就是這個意思。所以包圍式說話要靠天才，我們平人只能學學游擊式，至多規模較大而已。———我們在普通情形之下，只不要像林之孝家兩口子「一錐子扎不出話來」，也就行了。
1934年8月8日，天津《大公報·文藝副刊》第91期。
內地描寫
———讀舒新城先生《故鄉》的感想前些日子讀了舒新城先生的《故鄉》，知道了內地的許多情形，覺得很有意思。
我們這些人對於現代的中國知道的實在太少；自己住在大都市裡，處處用大都市的眼光看，好像高遠得很，有許多地方卻不切實際。我們所看到的往往老是一個角落；憑你怎麼大的都市，就說北平、上海吧，在整個中國里，也只算一個角落罷了。北平、上海有它們可愛可恨之點；但內地許多城鄉市鎮，也有它們的可愛可恨之點，為北平、上海所沒有的。內地是真正的中國老牌，懂得內地生活，才懂得「老中國的兒女」；若用北平、上海等處來概括一切，那只是抹殺一切罷了。
現在研究內地情形
的漸漸多了，這是好現
象。新文學里的內地描
寫，從魯迅先生創始，
小說中以內地為背景的
不少；近年來茅盾先生
《春蠶》等篇是大家都
知道的。散文里向這方
面取材的，卻似乎還不
多；除了遊記的一部
分。過去的散文大抵以
寫個人的好惡為主，而
以都市或學校為背景；
一般所謂「身邊瑣事」
的便是。老這樣寫下
去，筆也許太膩，路也
許太窄；內地描寫卻似
乎正可以濟其窮。
遊記里的描寫常嫌
簡略，而走馬看花，說
出來也不甚貼切。報紙
上倒不時有內地情形的
記載，簡略是不用說，
而板板地沒生氣，當然
不能動人。現在所需要
的是仔細的觀察，翔實
的描寫。一種風俗，一種人情，一處風景，只要看出它們的特異之處，有選擇地、有條理地寫出來，定可給讀者一種新知識，新情趣———或者說，新了解，新態度。
這種了解與態度，在實際上即使一時還不能發生影響，但是做了中國人，多了解中國一些，總不壞的。
這種內地描寫，那樣人動手好呢？生長在本地的人，情形最熟悉；可是眼界小，缺乏參考比較的資料，怕說不出什麼來。他們只生活在一種環境里，沒有別種親切的體驗；如魚相忘於江湖，雖有苦樂，卻覺得都是自然的，不生什麼疑問。旅行人呢，又苦於情形太不熟悉，居留期也多不長；他們所得的，常是片段的浮淺的經驗，說出來沒有多少分量。最好是生長在本地而又在外邊來去的人；其次是長時期旅居的人。但是還得有眼有筆；有眼才能看得透，有筆才能寫得動人。近來《獨立評論》上也常見記載內地疾苦的通信，比一般報紙上的要翔實些；可是只是散漫的報告。假如能夠再加組織，再加發展，便更可引人注意，而成為文學作品了。
所以最適宜於動手的，是寒暑假回家的大學生高中學生。其次是假期旅行的知識分子，———近幾年假期旅行之風漸盛，大學教授更多。這原是外國脾氣，為的是變換變換環境，本意在個人的愉快。但是在現在情形之下，似乎可以利用這個機會，到內地看看，作一舉兩得之計。倘若像現在的樣子，都跑到青島，廬山，南京，上海去，那麼，酒食徵逐之外，似乎好處很少。至於內地旅行不便，也是實情；但是交通漸漸改善，先揀火車通的地方去也未嘗不可。
話說回來，這種描寫用不著歐化的文字。內地生活，歐化的成分極少，用本國的文調盡可表現。像《故鄉》寫得就很顯豁，很活潑。這本書原來是寫給一個朋友的許多信集成的，像尋常談話一般，讀了親切有味。這種談話風的文章，正是我們所需要的；只要下筆的時候，心裡想著是在寫信就行，並用不到如何訓練的。至於攙進些報章氣味在這種文字里，原也無妨，不過怕讀者覺得不大真切。總之，也不必太嚴格講求技巧；因為那麼著，動手的人就少了。
1934年10月13日。
「歡喜老墓碑」
歡喜老者，莫知其所從來，或雲薊州人。姓賈氏。山居岩處，人至其前，無貴賤老幼，恆嘻嘻說歡喜語不絕口，人人稱為「歡喜老」，故名字莫得而知焉。居常好唱太平歌，歌多鄙俚；或涉儒墨，或涉黃老，語無倫次。人問之，益入於無稽，而莫知其所指。然味其辭，皆與父言慈，與子言孝，勸人安分為善以尋歡樂。故王公大人亦愛而近之。示之書，曰不識字；不知果識與否也。素性淡泊，與之鮮衣美食，亦不甚卻，余則以周貧乏。得果餌，間袖以啖小兒。所至村童牧豎皆相隨歌舞以為樂，遇大寒大暑，不火不扇。拂逆窘窮，喜笑如常。蓋塵世間之榮枯得喪，了不足以犯其靈台者，數十年如一日也。於康熙六十年歲次辛丑七月二十三日，無疾而終，壽九十有四歲。此老也，殆得春氣之多者歟？或曰，人稟五行之氣而生，不可偏勝；太喜毗於陽，有道者不若是。余曰，不然。莊子雲，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尤患，其中開口而笑者，四五日而已。而此老獨能無日不笑。余又聞之抱朴子云，人主有道，國有善政，則四七從度，五星不逆，霜不秋繁，雪不冬泄，喜瑞並臻，災厲寢滅。此則天喜。今此老生天喜之世，繼「歌衢」
「擊壤」之流，斯陶斯詠於化日之下者，將及百年，非有道者而能若是乎！今葬於樹村大佛寺之後，建塔其上。恐其日久而漸泯也，乃刻石而揭之原。六十一年壬寅四月初二日，善慶主人記。
右錄碑文訖。
樹村在北平北郊；從清華園後門去，約六七里。朋友里第一個發現這地方的是葉公超先生，是三年前的事了。他最愛出去走；清華園東沿溪一條小道，我們常常去散步的，也是他的發現。有一回他告訴我們說，有這麼一個樹村；村裡一塊「歡喜老墓碑」很好。他說歡喜老是清初人，也許是個明朝遺老的兒子。他又說那是個回教的村子；孩子們比較乾淨。
當時也想去看看那塊碑，但我是懶走路的人，想想就算了。直到去年夏末秋初，一個朋友為了一個什麼人苦悶得走投無路；我們夫婦想起樹村，便約他去走走，解悶兒。那是下午。出了清華園後門，便是鄉下；我們沿著土路向西北角迤邐而行，問了好幾回人，過了好幾回橋，才進了一個村口。路又闊又直又長，氣象頗好；以為定是所謂樹村，就是那有「歡喜老墓碑」的了。那知這是正白旗，還得往西去。
走進樹村，穿出一條窄窄的衚衕，便到了正街上。准對衚衕口是一個小攤兒，賣的也就是花生，煙捲之類，那擺攤兒的卻胖得像一尊彌勒佛，一條腿瘸得利害，立起來就非靠杖不可。我們買了幾個銅子花生剝著，一面問胖子「歡喜老墓碑」在那兒。他說從沒聽見過這個碑。攤子原擺在一家油鹽店門外，他便掉頭問裡面柜上的人；柜上的人也不知道。他教我們到村子那一頭看看；那頭有個廟。
街上倒也有五六家鋪子，不知是不是下午的緣故，門前冷清清的。孩子不少，可是也不見得乾淨；前兩年許好些。廟裡設著私塾，一個戴老光眼鏡的老先生正忙著聽孩子們背書。孩子們將書放在先生桌角上，背過身去，搖擺著，嚷著；我想到三十年前自己的影子。廟裡還是沒有碑，我們已經打算回頭走。只我偏不甘心，試向一個老和尚問了一句。他不說有，也不說沒有，卻教我們跟他走。原來碑就在廟後面田裡。他問，是不是？一看，可不正是「歡喜老墓碑」！
碑身約高四五尺，座子約高三尺。額上雕著二龍戲珠，嵌著一個「壽」字，雕工粗糙得很。字近乎趙體，刻得很淺很隨便。碑文有公安派氣息；歡喜老是個遊戲人間的人，他的墓碑也是遊戲三昧———所謂文如其人，大約可以這麼解吧。那時許多孩子圍著；我們看碑，他們看我們。將花生送給他們吃，有的接，有的不接；一個十四五歲小姑娘還紅了臉，我們那朋友說，她知道害羞呢。
今年夏末，教大兒和一個僕人同去抄那碑文。回來告訴，碑已經斜了；孩子們都問他們從那兒來，是誰讓來的；說有一回這塊碑幾乎讓人偷走了。———因為抄本有幾個字不清楚，我們又自己去校了一回。碑果然斜了，但我疑心是土鬆了的緣故，未必真有這樣雅賊。往回走時，天已薄暮，在村口卻遇見一個瘋子；問訊了幾句，便東說西說，眼淚直流，又將我們認作他的親人。他心裡的委屈大概很多；但是村裡女人孩子都在笑他，他們在區里叫出巡警來將他轟走了。
此碑未見著錄；善慶主人也不知是誰。
1934年10月記，載1935年12月1日《宇宙風》半月刊第6期。
文言白話雜論
有一兩位朋友談起現在讀文言的人要比讀白話的多。他們的估計是這樣的：大學生中學生，還有小市民，都能讀白話和文言，雖然他們所能讀的白話和文言，性質程度未必一樣。而在實際生活里，他們是兩種文體都得讀的。另有一班老先生，卻只讀文言，不需，不願或竟不能讀白話。這麼看，讀文言的人豈不就多了？
又有朋友說，現在的白話是美術文，文言卻是應用文，正如從前古文是應用文，駢文是美術文一般。———這幾位朋友卻都是寫白話的。這原是些舊話；近來所謂中小學文言運動，教我想起了這些。我覺得這兩說都還有可商之處。主張第一說的，似乎沒有將那數目不小的，只能讀白話的小學生估計進去。這個數目怕比那班老先生多；況且老先生一天比一天少，小學生卻日出不窮。就憑這一點說，白話的勢力一定會將文言壓下去。自然，所謂中小學文言運動若真箇成功，就不一定能這麼說；不過那麼一來，中小學生可太苦了，浪費了許多精力在本可不學的東西上。這層別人已經說得很多，茲不論。
至於文言文是應用文，也是這迴文言運動的二大理由之一。———另一個理由是經書為做人根本，不可不讀；這一層論者也很多，不贅。———許多人看重這件事，因為是實在情形。不過現在社會上應用的文言，如書札，電報，法令，宣言，報紙等，卻並不是所謂古文；念了《論語》《孟子》固然未必寫得合式，就念了韓愈、柳宗元、曾國藩（不指他的家書）、張裕釗，也還未必寫得好。這種東西貴在當行；只要懂得虛字用法，多看多練就成，用不著「取法乎上」。不過小學初中的學生也不必著忙；高中或職業學校可在國文科裡帶著講講練練，練比講還要緊。
白話文是否只是美術文呢？林語堂先生（他並不是中小學文言運動中人）在《論語錄體之用》（《論語》二十六期）里說：文言不合寫小說，實有此事。然在說理，論辯，作書信，開字條，語錄體皆勝於白話。
似乎也只以白話為美術文。但是作書信，開字條，與普通文言也不同，已見上節。語錄體自成一格，原是由文言到白話的過渡。白話既已流行，似乎該用不著它了；而林先生卻主張再往回走，似乎可以不必。現在且說作書信，寫字條，林先生以為：
一人修書，不曰「示悉」，而曰「你的芳函接到了」，不曰「至感，歉甚」，而曰「很感謝你」「非常慚愧」，便是嚕哩嚕嗦，文章不經濟。
這裡有兩點可以注意：一則林先生是直翻文言，看來自然覺得可笑而不經濟。
但事實上怕很少那樣說的。「示悉」在白話信里，也可當作成語用；要不然，說「來信悉」「來信收到」都成。「至感」可說「感謝」「多謝」。「歉甚」可當成語，換說「對不起」也未嘗不可。新文學運動初期，林先生所說那種浮誇的句子或許有人用；那時還有「親愛的某先生」「你的朋友」等等格式，是從外國文翻來的。但現在卻少了。現在朋友寫信，無論白話文言，上下的稱呼如「某某先生」「弟某某」等，雖還不脫從前的格式，可簡單利落多了。信里的套話也少了。這不是文言白話的分別，而是嚕嗦與經濟的分別。現在可以說第二點了。經濟不經濟其實應該分文體論，不該只看字數多少。一種文體有一種經濟的標準；文言的字句組織和白話不同，論繁簡當以各自的組織為依據。若將一句文言，硬翻成白話，那當然是嚕嗦，不過這種硬翻成的白話並不是真白話。至於成語，更不能也不必翻。其實就白話說也一樣，如「揩油」、「敲竹杠」，便沒有適當文言可翻；若寫文言信，也只好說，「大揩其油」，「此系敲竹杠性質」。書信文條的經濟標準又與文言白話不一樣。
文言書信體因為年代久了，所以有一定的格調，看起容易順眼；白話書信應用的時間長起來，也會有一定的格調的。
至於說理，論辯，古文實不相宜，曾國藩就說過這樣話。（《與吳南屏書》）語錄體比古文得用些，但還不及白話複雜細密。林先生似乎只承認白話表情表得妙，而不承認白話達意達得好；其實白話之所以盛行，正因為達意達得好。新文學運動起來，大半靠《新青年》里那些白話論文（文言的很少），那些達意的文字；新文化運動更靠著達意的文字。這是白話宜於說理論辯的實據。
從梁任公先生以來，文言早已漸漸改了樣子。他那時是不求漢魏的凝鍊，不守桐城的義法，名詞雜，篇幅長。但還用典故，還搬弄虛字。近來的文言卻連典故也少用了，虛字也少用了，只樸質地說理紀事。這麼著文言白話的分別其實就很少。
請看下一節文言：
日內瓦中國國際圖書館為溝通中西文化起見，特（地）舉行世界圖書館展覽會。在滬舉行，成績甚佳（很好）。現（在）應華北各方請求，由今日起至七日止在北平圖書館展覽一周（星期），每日展覽時間自晨（早）九時起，至下午五時止。（十一月一日《大公報》）若將括弧里的字分別加入，換入，豈不就是現行的白話？請再看一節白話：文官制度譬如吾人的（之）生理機構，不待大腦發有意識的命令，即可依照常理進行呼吸，消化，走動等本能的或習慣的功用。所以我們（吾人）甚至不妨說（謂）事務官比政務官還（刪去此字）更重要。（同前）若照括弧改一下，豈不就是現行的文言？自然，現行的文言白話並不全如此相近，但在應用文方面，二者相差的確不怎樣遠；所舉二例，只從同日同報上隨手檢出，可見同類的例甚易見，並非巧合。這可以說是文言的白話化。文言白話相差既這樣少，將來識字的人多了，能讀白話的人多了，報紙和別的應用文自然漸漸改成白話。那時文言只供少數人用；若干年之後，便會變成真正的「死文字」，像周誥殷盤，只能學者去研究了。再說，現在對於文言里的成語往往濫用，又多忽略文法，如王了一先生《今日的白話文言之爭》（《獨立評論》一一二號）里所舉的有趣的例子（如「難保不無障礙」等，因為老句法太短，不易引入注意，所以才用續鳧脛的辦法；這其實也是文言的白話化）。這可見一般人已經沒有耐心去研究那難學的文言了。擁護文言的人也許嘆息文言的退化，但這是免不了的；人事日繁，難學的文言，總有一天會崩壞，讓白話取而代之。
白話照現行的樣子，也還不能做應用的利器，因為歐化過甚。近年來大家漸漸覺悟，反對歐化，議論紛紛。所謂歐化，最重要的是連串的形容詞副詞，被動句法，還有復牒形容句（日本句謂「如何如何的我」之類歸入此種）等。姑借用林先生《怎樣洗鍊白話入文》（《人間世》十三期）中的所舉的例子：女人最可畏的物質貪慾和虛榮心她漸漸的都被培植養成。
這是一個極端的例子，但可以看出歐化的流弊所極。以後應用的白話該是國語，而且要以最近於口語為標準；那些太曲太長的句子，教人永遠念不順口的，都用不著。至於大眾語，在形式上，這樣限制也就夠了。這種白話，只要能識字，想來總容易懂的；文字與語言無論如何不能完全一致（如助詞，差異就很多）。識字的從識字的過程里學習了種種方便，可以懂得那雖不完全與語言一致的文字。若不識字，那就困難，大概只有用羅馬字拼方音教給他們，像內地許多教會曾經辦過的；再有，就是用方音念給他們聽。
1934年11月12日。
買書
買書也是我的嗜好，和抽煙一樣。但這兩件事我其實都不在行，尤其是買書。
在北平這地方，像我那樣買，像我買的那些書，說出來真寒塵死人；不過本文所要說的既非訣竅，也算不得經驗，只是些小小的故事，想來也無妨的。
在家鄉中學時候，家裡每月給零用一元。大部分都報效了一家廣益書局，取回些雜誌及新書。那老闆姓張，有點兒抽肩膀，老是捧著水煙袋；可是人好，我們不覺得他有市儈氣。他肯給我們這班孩子記賬。每到節下，我總欠他一元多錢。他催得並不怎麼緊；向家裡商量商量，先還個一元也就成了。那時候最愛讀的一本《佛學易解》（賈豐臻著，中華書局印行）就是從張手裡買的。那時候不買舊書，因為家裡有。只有一回，不知那兒檢來《文心雕龍》的名字，急著想看，便去舊書鋪訪求：有一家拿出一部廣州套版的，要一元錢，買不起；後來另買到一部，書品也還好，紙墨差些，卻只花了小洋三角。這部書還在，兩三年前給換上了磁青紙的皮兒，卻顯得配不上。
到北平來上學入了哲學系，還是喜歡找佛學書看。那時候佛經流通處在西城卧佛寺街鷲峰寺。在街口下了車，一直走，快到城根兒了，才看見那個寺。那是個陰沉沉的秋天下午，街上只有我一個人。到寺里買了《因明入正理論疏》、《百法明門論疏》、《翻譯名義集》等。這股傻勁兒回味起來頗有意思；正像那回從天壇出來，挨著城根，獨自個兒，探險似以地穿過許多沒人走的鹼地去訪陶然亭一樣。在畢業的那年，到琉璃廠華洋書庄去，看見新版韋伯斯特大字典，定價才十四元。可是十四元並不容易找。想來想去，只好硬了心腸將結婚時候父親給做的一件紫毛（貓皮）水獺領大氅親手拿著，走到後門一家當鋪里去，說當十四元錢。柜上人似乎沒有什麼留難就答應了。這件大氅是布面子，土式樣，領子小而毛雜———原是用了兩副「馬蹄袖」拼湊起來的。父親給做這件衣服，可很費了點張羅。拿去當的時候，也躊躇了一下，卻終於捨不得那本字典。想著將來准贖出來就是了。想不到竟不能贖出來，這是直到現在翻那本字典時常引為遺憾的。
重來北平之後，有一年忽然想搜集一些杜詩。一家小書鋪叫文雅堂的給找了不少，都不算貴；那夥計是個麻子，一臉笑，是鋪子里少掌柜的。鋪子靠他父親支持，並沒有什麼好書；去年他父親死了，他本人不大內行，讓夥計吃了，現在長遠不來了，他不知怎麼樣。說起杜詩，有一回，一家書鋪送來高麗本《杜律分韻》，兩本書，索價三百元。書極不相干而索價如此之高，荒謬之至，況且書面上原購者明明寫著「以銀二兩得之」。第二天另一家送來一樣的書，只要二元錢，我立刻買下。北平的書價，離奇有如此者。
舊曆正月里廠甸的書攤值得看；有些人天天巡禮去。我住的遠，每年只去一個下午———上午攤兒少。土地祠內外人山人海摩肩接踵地來往。也買過些零碎東西；其中有一本是《倫敦竹枝詞》，花了三毛錢。買來以後，恰好《論語》要稿子，選抄了些寄去，加上一點說明，居然得著五元稿費。這是僅有的一次，買的書賺了錢。
在倫敦的時候，從寓所出來，走過近旁小街。有一家小書店門口擺著一架舊書。上前去徘徊了一下，看見一本《牛津書話選》（TheBookLovers』Anthology），燙花布面，裝訂不馬虎，四百多面，本子也不小，准有七八成新，才一先令六便士，那時合中國一元三毛錢，比東安市場舊洋書還賤些。這選本節錄許多名家詩文，說到書的各方面的；性質有點像葉德輝氏《書林清話》，但不像《清話》有系統；他們旨趣原是兩樣的。因為買這本書，結識了那掌柜的；他以後給我找了不少便宜的舊書。有一種書，他找不到舊的，便和我說，他們批購新書按七五扣，他願意少賺一扣，按九扣賣給我。我沒有要他這麼辦，但是很感謝他的好意。
1935年1月10日。
論別字
前年作過一篇文，說到高中畢業生寫的別字之多。這一年多又看了多少高中畢業生、大學一年生的國文卷子及作文本子，還是覺得如此。前年十月十一月《申報·自由談》里《論語》里有過一回別字的討論，有人說青年人寫別字，讀別字應當寬恕，有人卻主張提倡———因為漢字實在太難，這麼著可以給簡筆字之類開一條門路。去年《太白》創刊號里也有胡愈之先生《怎樣打倒方塊字？》一文，提倡寫別字，詞類連書，準備拉丁化。那是更進一步了。
別字的界說並不容易定；說是以約定俗成為標準，就是以通用為標準，固然不錯，可是通用的標準也很難嚴格說明。譬如「無」字固然通用，「無」字也不僻；「考」字固然通用，「ㄎ攵」字也不僻。我們可以說「ㄎ攵」字用得少些；但「無」字情形就不同，普通讀書人多用「無」字，而俗刻書里卻多用「無」字。從前說「約定俗成」，大概只以普通讀書人為限，俗刻書是不算的。按這個標準，「無」
「ㄎ攵」兩字算是「古字」，而非通用字。———「古字」的名字有語病，實在就是「現在罕用字」的意思。所以舊時寫別字固然為人所笑，為功令所斥，寫「古字」
也算是好奇之過，不討好。至於讀別字，說來也夠複雜的。書音和語音不同，如「車水馬龍」與「來輛車」的兩個「車」字；方音有時不同，如「覃振」的「覃」，北平人讀「談」，湘西人讀「琴」；字調（四聲）的變化無方，更不用說了。
但向來說讀別字，只按普通讀書人的書音為標準，那卻簡單得多。還有本來是別字或別音，因為一般人士都當作正字正音用，似乎有漸漸變成正字正音的樣子，原有的正字正音倒反要成為「古字」「古音」了。如「竭力」現在通寫作「極力」，「滑稽」（骨稽）現在通讀作「華稽」都是顯例。這算是新的「約定俗成」，我們無須也怕不能深閉固拒。
新教育施行以來，直到近年，寫「古字」的差不多很少了，寫別字、讀別字的卻增多。這自然因為學習識字寫字的時間減少之故；有人說漢字繁難也是主因，不然別國文字教育，時間也差不多，怎麼會成功呢？這樣說的人一定忘記了西洋文字教育里拼法錯誤一個大問題；那其實就是中國的寫別字，他們也是至今還未解決的。讀別字的問題，在西洋也許少些，但如倫敦俗音，不讀h的聲音（如Hill讀為Ill）之類，也頗為受教育的人所詬病。再說漢字雖然繁複，可是據周先庚先生研究，也有它們的完形性，易於辨識，或為拼音文字所不及。（詳見周先生《美人判斷漢字位置之分析》，《中國測驗學會研究報告》之八）周先生的意思，漢字教學方法若改良，學起來也未必特別難。這個意思雖還是個假設，要等逐步實驗才可下斷語，可是說漢字繁難是別字的主因，卻暫難相信了。
關於教學法改良，在前年那文中已說到應注重訓練一層，特別在小學與初中里。具體的辦法，該等專家去研究；但默寫與字表考試似乎都可施行。字表可分年級制定，與教材連絡，這個自然也得靠專家。數筆順在小學里也是基本；但像前幾年所見那樣，教小學生們戟指書空，似乎不如讓他們用筆寫在練習簿上。———不知這句話外行否？關於寫字，大約也需要心理技術，聽說定縣現在有人正在研究。除了教學法之外，簡體字的施行，也可使漢字更容易寫，即使不更容易識。有人怕簡體字施行以後，一面要識簡體字，一面還要識尋常漢字，如既要識「變」字，又要識「變」字，豈不更難。但主張簡體字的人覺得如定好了一套簡體字，由教育部公布，像公布注音符號一樣，簡體字便很易通行，不久當能取尋常漢字而代之。雜誌報紙不用說，便是古書，如有必要，也可用簡體字翻印。（也有主張簡體繁體並用的，過渡時期事實上當不免如此。但不必主張，我們盼望那些繁體將來都變成「古字」）我們得注意，現在《論語》《人間世》已攙用簡體字，《太白》等四種雜誌也將攙用，更重要的，教育部已請錢玄同先生編製簡體字表，不久就可公布：這個運動已經離開了純粹討論的時期了。簡體字通行，教學法改良，文字教育易於進步，別字必然減少。至於胡愈之先生的提議，我不以為然。一則拼音文字在中國施行的可能性太小，此層多有論者。二則胡先生故意滿紙別字，雖和方塊字開了大玩笑，卻讓讀者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我猜那樣滿紙寫別字，也必定比平常作文多費一兩倍工夫。他的提議大概不會有實際影響。
至於現在人寫別字讀別字，應加寬恕，不必嘲笑，那是不錯的。但該分別而論。在學校里的學生還該由教師隨時矯正；不過標準可以放寬些，寫的方面，可以准寫簡體字；讀的方面，方音和國音可以准其並用。固然，因為上下文關係，寫別字讀別字實際上並沒有什麼妨害，但是不寫別字不讀別字，像穿乾淨衣服一樣，豈不更好。愛好之心，人皆有之，我想沒有人是愛寫別字、愛讀別字的，只是不由自主罷了。至於社會一般人，有機會也可給他們矯正，多一半卻只能聽其自然。
1935年2月24日。
松堂遊記
去年夏天，我們和S君夫婦在松堂住了三日。難得這三日的閑，我們約好了什麼事不管，只玩兒，也帶了兩本書，卻只是預備閑得真沒辦法時消消遣的。
出發的前夜，忽然雷雨大作。枕上頗為悵悵，難道天公這麼不做美嗎！第二天清早，一看卻是個大晴天。上了車，一路樹木帶著宿雨，綠得發亮，地下只有一些水塘，沒有一點塵土，行人也不多。又靜，又乾淨。
想著到還早呢，過了紅山頭不遠，車卻停下了。兩扇大紅門緊閉著，門額是國立清華大學西山牧場。拍了一會門，沒人出來，我們正在沒奈何，一個過路的孩子說這門上了鎖，得走旁門。旁門上掛著牌子，「內有惡犬」。小時候最怕狗，有點趑趄。門裡有人出來，保護著進去，一面吆喝著汪汪的群犬，一面只是說，「不礙不礙」。
過了兩道小門，真是豁然開朗，別有天地。一眼先是亭亭直上，又剛健又婀娜的白皮松。白皮松不算奇，多得好，你擠著我我擠著你也不算奇，疏得好，要像住宅的院子里，四角上各來上一棵，疏不是？誰愛看？這兒就是院子大得好，就是四方八面都來得好。中間便是松堂，原是一座石亭子改造的，這座亭子高大軒敞，對得起那四圍的松樹，大理石柱，大理石欄杆，都還好好的，白，滑，冷。白皮松沒有多少影子，堂中明窗淨几，坐下來清清楚楚覺得自己真太小，在這樣高的屋頂下。樹影子少，可不熱，廊下端詳那些松樹靈秀的姿態，潔白的皮膚，隱隱的一絲兒涼意便襲上心頭。
堂后一座假山，石頭並不好，堆疊得還不算傻瓜。裡頭藏著個小洞，有神龕，石桌，石凳之類。可是外邊看，不仔細看不出。得費點心去發現。假山上滿可以爬過去，不頂容易，也不頂難。後山有座無梁殿，紅牆，各色琉璃磚瓦，屋脊上三個瓶子，太陽里古艷照人。殿在半山，巋然獨立，有俯視八極氣象。天壇的無梁殿太小，南京靈谷寺的太黯淡，又都在平地上。山上還殘留著些舊碉堡，是乾隆打金川時在西山練健銳雲梯營用的，在陰雨天或斜陽中看最有味。又有座白玉石牌坊，和碧雲寺塔院前那一座一般，不知怎樣，前年春天倒下了，看著怪不好過的。
可惜我們來的還不是時候，晚飯後在廊下黑暗裡等月亮，月亮老不上，我們什麼都談，又賭背詩詞，有時也沉默一會兒。黑暗也有黑暗的好處，松樹的長影子陰森森的有點像鬼物拿土。但是這麼看的話，松堂的院子還差得遠，白皮松也太秀氣，我想起郭沫若君《夜步十里松原》那首詩，那才夠陰森森的味兒———而且得獨自一個人。好了，月亮上來了，卻又讓雲遮去了一半，老遠的躲在樹縫裡，像個鄉下姑娘，羞答答的。從前人說：「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真有點兒！
雲越來越厚，由他罷，懶得去管了。可是想，若是一個秋夜，刮點西風也好。雖不是真松樹，但那奔騰澎湃的「濤」聲也該得聽吧。
西風自然是不會來的。臨睡時，我們在堂中點上了兩三支洋蠟。怯怯的焰子讓大屋頂壓著，喘不出氣來。我們隔著燭光彼此相看，也像蒙著一層煙霧。外面是連天漫地一片黑，海似的。只有遠近幾聲犬吠，教我們知道還在人間世里。
1935年5月15日。
什麼是散文？
散文的意思不止一個。對駢文說，是不用對偶的單筆，所謂散行的文字。唐以來的「古文」便是這東西。這是文言里的分別，我們現在不大用得著。對韻文說，散文無韻；這裡所謂散文，比前一文所包廣大。雖也是文言里舊有的分別，但白話文里也可採用。這都是從形式上分別。還有與詩相對的散文，不拘文言白話，與其說是形式不一樣，不如說是內容不一樣。內容的分別，很難說得恰到好處；因為實在太複雜，憑你怎麼說，總難免顧此失彼，不實不盡。這中間又有兩邊兒跨著的，如所謂散文詩，詩的散文；於是更難劃清界限了，越是纏夾，用得越廣，從詩與散文派生「詩的」「散文的」兩個形容詞，幾乎可用於一切事上，不限於文字。———茅盾先生有一個短篇小說，題作「詩與散文」，是一個有趣的例子。
按詩與散文的分法，新文學里的小說、戲劇（除掉少數詩劇和少數劇中的韻文外）、「散文」，都是散文。———論文，宣言等不用說也是散文，但是通常不算在文學之內———這裡得說明那引號里的散文。那是與詩，小說，戲劇並舉，而為新文學的一個獨立部門的東西，或稱白話散文，或稱抒情文，或稱小品文。這散文所包甚狹，從「抒情文」，「小品文」兩個名稱就可知道。小品文對大品而言，只是短小之文；但現在卻兼包「身邊瑣事」或「家常體」等意味，所以有「小擺設」之目。
近年來這種文體一時風行；我們普通說散文，其實只指的這個。這種散文的趨向，據我看，一是幽默，一是遊記、自傳、讀書記。若只走向幽默去，散文的路確乎更狹更小，未免單調；幸而有第二條路，就比只寫身邊瑣事的時期已展開了一兩步。
大體上說，到底是前進的。有人主張用小品文寫大眾生活，自然也是一個很好的意思，但盼望做出些實例來。
讀書記需要博學，現在幾乎還只有周啟明先生一個人動手。遊記、傳記兩方面都似乎有很寬的地步可以發展。我以為不妨打破小品，多來點兒大的。長篇的遊記與自傳都已有人在動手，但盼望人手多些，就可熱鬧起來了。傳記也不一定限於自傳，可以新作近世人物的傳，可以重寫古人的傳；遊記也不一定限於耳聞目睹，摻入些歷史的追想，也許別有風味。這個先得多讀書，搜集材料，自然費功夫些，但是值得做的。不願意這麼辦，只靠敏銳的觀察力和深刻的判斷力，也可寫出精彩的東西；但生活的方面得廣大，生活的態度得認真。———不獨寫遊記、傳記如此，寫小說、戲劇也得如此（寫歷史小說、歷史戲劇，卻又得多讀書了）。生活是一部大書，讀得太少，觀察力和判斷力還是很貧乏的。日前在天津看見張彭春先生，他說現在的文學有一條新路可以走。就是讓寫作者到內地或新建設區去，憑著他們的訓練（知識與技巧）將所觀察的寫成報告文學。這不是報紙上簡陋的地方通信，也不是觀察員冗雜的呈報書，而應當是文學作品。他說大學生、高中學生都可利用假期試試這個新設計。我在《太白》里有《內地描寫》一文，也有相似的說話，這確是我們散文的一個新路。此外，以人生為題的精悍透徹的———抒情的論文，像西塞羅《說老》之類，也可發展；但那又得多讀書或多閱世，怕不是一時能見成績的。
1935年7月。
《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
一
胡適之氏是第一個「嘗試」新詩的人，起手是民國五年七月。新詩第一次出現在《新青年》四卷一號上，作者三人，胡氏之外，有沈尹默、劉半農二氏；詩九首，胡氏作四首，第一首便是他的《鴿子》。這時是七年正月。他的《嘗試集》，我們第一部新詩集，出版是在九年三月。
清末夏曾佑、譚嗣同諸人已經有「詩界革命」的志願，他們所作「新詩」，卻不過檢些新名詞以自表異。只有黃遵憲走得遠些，他一面主張用俗話作詩———所謂「我手寫我口」———，一面試用新思想和新材料———所謂「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入詩。這回「革命」雖然失敗了，但對於民七的新詩運動，在觀念上，不在方法上，卻給予很大的影響。
不過最大的影響是外國的影響。梁實秋氏說外國的影響是白話文運動的導火線：他指出美國印象主義者六戒條里也有不用典，不用陳腐的套語；新式標點和詩的分段分行，也是模仿外國；而外國文學的翻譯，更是明證。胡氏自己說《關不住了》一首是他的新詩成立的紀元，而這首詩卻是譯的，正是一個重要的例子。
新詩運動從詩體解放下手；胡氏以為詩體解放了，「豐富的材料，精密的觀察，高深的理想，複雜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詩里去」。這四項其實只是泛論。他具體的主張見於《談新詩》。消極的不作無病之呻吟，積極的以樂觀主義入詩。他提倡說理的詩。音節，他說全靠：一、語氣的自然節奏，二、每句內部所用字的自然和諧，平仄是不重要的。用韻，他說有三種自由：一、用現代的韻，二、平仄互押，三、有韻固然好，沒有韻也不妨。方法，他說須要用具體的做法。這些主張大體上似乎為《新青年》詩人所共信；《新潮》、《少年中國》、《星期評論》，以及文學研究會諸作者，大體上也這般作他們的詩。《談新詩》差不多成為詩的創造和批評的金科玉律了。
那正是「五四」之後，剛在開始一個解放的時代。《談新詩》切實指出解放后的路子，彷徨著的自然都走上去。樂觀主義，舊詩中極罕見；胡氏也許受了外來影響，但總算是新境界；同調的卻只有康白情氏一人。說理的詩可成了風氣，那原也是外國影響。直到民十五止，這個風氣才漸漸的衰下去；但在徐志摩氏的詩里，還可尋著多少遺迹。「說理」是這時期詩的一大特色。照周啟明氏看法，這是古典主義的影響，卻太晶瑩透澈了，缺少了一種餘香與回味。
民七以來，周氏提倡人道主義的文學；所謂人道主義，指「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而言。這也是時代的聲音，至今還為新詩特色之一。胡適之氏《人力車夫》、《你莫忘記》也正是這種思想，不過未加提倡罷了。———胡氏後來卻提倡「詩的經驗主義」，可以代表當時一般作詩的態度。那便是以描寫實生活為主題，而不重想像，中國詩的傳統原本如此。因此有人稱這時期的詩為自然主義。這時期寫景詩特別發達，也是這個緣故。寫景詩卻是新進步；胡氏《談新詩》里的例可見。
自然音節和詩可無韻的說法，似乎也是外國「自由詩」的影響。但給詩找一種新語言，決非容易，況且舊勢力也太大。多數作者急切里無法丟掉舊詩詞的調子；但是有死用活用之別。胡氏好容易造成自己的調子；變化可太少。康白情氏解放算徹底的，他能找出我們語言的一些好音節，《送客黃浦》便是；但集中名為詩而實是散文的卻多。只有魯迅氏兄弟全然擺脫了舊鐐銬，周啟明氏簡直不大用韻。他們另走上歐化一路。走歐化一路的後來越過越多。———這說的歐化，是在文法上。
「具體的做法」不過用比喻說理，可還是缺少餘香與回味的多，能夠渾融些或精悍些的便好。像周啟明氏的《小河》長詩，便融景入情，融情入理。至於有意的講究用比喻，怕要到李金髮氏的時候。
這時期作詩最重自由。梁實秋氏主張有些字不能入詩，周啟明氏不以為然，引起一場有趣的爭辯。但商務印書館主人卻非將《將來之花園》中「小便」刪去不可。另一個理想是平民化，當時只俞平伯氏堅持，他「要恢復詩的共和國」；康白情氏和周啟明氏都說詩是貴族的。詩到底怕是貴族的。
這時期康白情氏以寫景勝，梁實秋氏稱為「設色的妙手」；寫情如《窗外》擬人法的細膩，《一封沒寫完的信》那樣質樸自然，也都是新的。又《鴨綠江以東》、《別少年中國》，悲歌慷慨，令人奮興。———只可惜有些詩作的太自由些。俞平伯氏能融舊詩的音節入白話，如《凄然》；又能利用舊詩里的情境表現新意，如《小劫》；寫景也以清新著，如《孤山聽雨》。《囈語》中有說理渾融之作；《樂譜中之一行》頗作超脫想。《憶》是有趣的嘗試，童心的探求，時而一中，教人歡喜讚歎。
中國缺少情詩，有的只是「憶內」「寄內」，或曲喻隱指之作；坦率的告白戀愛者絕少，為愛情而歌詠愛情的更是沒有。這時期新詩做到了「告白」的一步。
《嘗試集》的《應該》最有影響，可是一半的趣味怕在文字的繳繞上。康白情氏《窗外》卻好。但真正專心致志做情詩的，是「湖畔」的四個年輕人。他們那時候差不多可以說生活在詩里。潘漠華氏最凄苦，不勝掩抑之致；馮雪峰氏明快多了，笑中可也有淚；汪靜之氏一味天真的稚氣；應修人氏卻嫌味兒淡些。
周啟明氏民十翻譯了日本的短歌和俳句。說這種體裁適於寫一地的景色，一時的情調，是真實簡煉的詩。到處作者甚眾。但只剩了短小的形式：不能把捉那剎那的感覺，也不講字句的經濟，只圖容易，失了那曲包的餘味。周氏自己的翻譯，實在是創作；別的只能舉《論小詩》里兩三個例，和何植三氏《農家的草紫》一小部分。也在那一年，冰心女士發表了《繁星》，第二年又出了《春水》，她自己說是讀泰戈爾而有作；一半也是銜接著那以詩說理的風氣。民十二宗白華氏的《流雲》小詩也是如此。這是所謂哲理詩，小詩的又一派。兩派也都是外國影響，不過來自東方罷了。《流雲》出后，小詩漸漸完事，新詩跟著也中衰。
白採的《羸疾者的愛》一首長詩，是這一路詩的押陣大將。他不靠復沓來維持它的結構，卻用了一個故事的形式。是取巧的地方，也是聰明的地方。雖然沒有持續的想像，雖然沒有奇麗的比喻，但那質樸，那單純，教它有力量。只可惜他那「優生」的理在詩里出現，還嫌太早，一般社會總看得淡淡的遠遠的，與自己水米無干似的。他讀了尼採的翻譯，多少受了他一點影響。
和小詩運動差不多同時，一支異軍突起於日本留學界中，這便是郭沫若氏。他主張詩的本職專在抒情，在自我表現，詩人的利器只有純粹的直觀；他最厭惡形式，而以自然流露為上乘，說「詩不是『做』出來的，只是『寫』出來的」。
他說：
只要是我們心中的詩意詩境底純真的表現，命泉中流出來的Strain，心琴上彈出來的Melody，生底顫動，靈底喊叫，那便是真詩，好詩，便是我們人類底歡樂底源泉，陶醉的美釀，慰安的天國。
「詩是寫出來的」一句話，後來讓許多人誤解了，生出許多惡果來；但於郭氏是無損的。他的詩有兩樣新東西，都是我們傳統里沒有的：———不但詩里沒有———泛神論，與二十世紀的動的和反抗的精神。中國缺乏冥想詩。詩人雖然多是人本主義者，卻沒有去摸索人生根本問題的。而對於自然，起初是不懂得理會；漸漸懂得了，又只是觀山玩水，寫入詩只當背景用。看自然作神，作朋友，郭氏詩是第一回。至於動的和反抗的精神，在靜的忍耐的文明裡，不用說更是沒有過的。不過這些也都是外國影響。———有人說浪漫主義與感傷主義是創造社的特色，郭氏的詩正是一個代表。
二
十五年四月一日，北京《晨報詩鐫》出世。這是聞一多、徐志摩、朱湘、饒孟侃、劉夢葦、於賡虞諸氏主辦的。他們要「創格」，要發見「新格式與新音節」。
聞一多氏的理論最為詳明，他主張「節的勻稱」，「句的均齊」，主張「音尺」，重音，韻腳。他說詩該具有音樂的美，繪畫的美，建築的美；音樂的美指音節，繪畫的美指詞藻，建築的美指章句。他們真研究，真實驗；每周有詩會，或討論，或誦讀。梁實秋氏說，「這是第一次一伙人聚集起來誠心誠意的試驗作新詩」。雖然只出了十一號，留下的影響卻很大———那時大家都做格律詩；有些從前極不顧形式的，也上起規矩來了。「方塊詩」「豆腐乾塊」等等名字，可看出這時期的風氣。
新詩形式運動的觀念，劉半農氏早就有。他那時主張：一、「破壞舊韻，重造新韻」；二、「增多詩體」。「增多詩體」又分自造、輸入他種詩體、有韻詩外別增無韻詩三項，後來的局勢恰如他所想。「重造新韻」主張以北平音為標準，由長於北平語者造一新譜。後來也有趙元任氏作了《國音新詩韻》。出版時是十二年十一月，正趕上新詩就要中衰的時候，又書中舉例，與其說是詩，不如說是幽默，所以沒有引起多少注意。但分韻頗妥帖，論輕音字也好，應用起來倒很方便的。
第一個有意實驗種種體制，想創新格律的，是陸志韋氏。他的《渡河》問世在十二年七月。他相信長短句是最能表情的做詩的利器；他主張舍平仄而取抑揚，主張「有節奏的自由詩」和「無韻體」。那時《國音新詩韻》還沒出，他根據王璞氏的《京音字彙》，將北平音並為二十三韻。這種努力其實值得欽敬，他的詩也別有一種清淡風味；但也許時候不好吧，卻被人忽略過去。
《詩鐫》里聞一多氏影響最大。徐志摩氏雖在努力於「體制的輸入與試驗」，卻只顧了自家，沒有想到用理論來領導別人。聞氏才是「最有興味探討詩的理論和藝術的」；徐氏說他們幾個寫詩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作者的影響。《死水》前還有《紅燭》，講究用比喻，又喜歡用別的新詩人用不到的中國典故，最為繁麗，真教人有藝術至上之感。《死水》轉向幽玄，更為嚴謹；他作詩有點像李賀的雕鎪而出，是靠理智的控制比情感的驅遣多些。但他的詩不失其為情詩。另一面他又是個愛國詩人，而且幾乎可以說是唯一的愛國詩人。
但作為詩人論，徐氏更為世所知。他沒有聞氏那樣精密，但也沒有他那樣冷靜。他是跳著濺著不舍晝夜的一道生命水。他嘗試的體制最多，也譯詩；最講究用比喻———他讓你覺著世上一切都是活潑的，鮮明的。陳西瀅氏評他的詩，所謂不是平常的歐化，按說就是這個。又說他的詩的音調多近羯鼓鐃鈸，很少提琴洞簫等抑揚纏綿的風趣，那正是他老在跳著濺著的緣故。他的情詩，為愛情而詠愛情；不一定是實生活的表現，只是想像著自己保舉自己作情人，如西方詩家一樣。但這完全是新東西，歷史的根基太淺，成就自然不大———一般讀者看起來也不容易順眼。聞氏作情詩，態度也相同；他們都深受英國影響，不但在試驗英國詩體，藝術上也大半模仿近代英國詩。梁實秋氏說他們要試驗的是用中文來創造外國詩的格律，裝進外國式的詩意。這也許不是他們的本心，他們要創造中國的新詩，但不知不覺寫成西洋詩了。這種情形直到現在，似乎還免不了。他也寫人道主義的詩。
留法的李金髮氏又是一支異軍；他民九就作詩，但《微雨》出版已經是十四年十一月。「導言」里說不顧全詩的體裁，「苟能表現一切」；他要表現的是「對於生命欲揶揄的神秘及悲哀的美麗」。講究用比喻，有「詩怪」之稱；但不將那些比喻放在明白的間架里。他的詩沒有尋常的章法，一部分一部分可以懂，合起來卻沒有意思。他要表現的不是意思而是感覺或情感；彷彿大大小小紅紅綠綠一串珠子，他卻藏起那串兒，你得自己穿著瞧。這就是法國象徵詩人的手法；李氏是第一個人介紹它到中國詩里。許多人抱怨看不懂，許多人卻在模仿著。他的詩不缺乏想像力，但不知是創造新語言的心太切，還是母舌太生疏，句法過分歐化，教人像讀著翻譯；又夾雜著些文言里的嘆詞語助詞，更加不像———雖然也可以說是自由詩體制。
他也譯了許多詩。
後期創造社三個詩人，也是傾向於法國象徵派的。但王獨清氏所作，還是拜倫式的雨果式的為多；就是他自認為仿象徵派的詩，也似乎豪勝於幽，顯勝於晦。穆木天氏托情於幽微遠渺之中，音節也頗求整齊，卻不致力於表現色彩感。馮乃超氏利用鏗鏘的音節，得到催眠一般的力量，歌詠的是頹廢、陰影、夢幻、仙鄉。他詩中的色彩感是豐富的。
戴望舒氏也取法象徵派。他譯過這一派的詩。他也注重整齊的音節，但不是鏗鏘的而是輕清的；也找一點朦朧的氣氛，但讓人可以看得懂；也有顏色，但不像馮乃超氏那樣濃。他是要把捉那幽微的精妙的去處。姚蓬子氏也屬於這一派；他卻用自由詩體制。在感覺的敏銳和情調的朦朧上，他有時超過別的幾個人。———從李金髮氏到此，寫的多一半是情詩。他們和《詩鐫》諸作者相同的是，都講究用比喻，幾乎當作詩的藝術的全部；不同的是，不再歌詠人道主義了。
若要強立名目，這十年來的詩壇就不妨分為三派：自由詩派，格律詩派，象徵詩派。
1935年8月11日，寫畢於北平清華園。
附：編選凡例
一、本集所收，以抒情詩為主，也選敘事詩；擬作的歌謠不錄。
二、新詩別集很多，搜集完全，頗為困難。本集所收三十三家，五十一種（目另見，其中五種，詩文兼載），只是就所能見到的憑主觀去取。這其間自然免不了偏見，但總盼望取的是那些影響較廣或情景較新的。其中也有兩家，是先在《詩》和《晨報詩鐫》選了他們的詩，再去翻集子的。
三、所收別集，以其中的詩作於民國十七年以前的為準，不以集子出版的時日為準。集子里若有十六年以後作品，不錄。如集中的詩全沒有年月，而從序文或其他方面可以確知其作於十七年以前的，也加選錄。像《集外集》今年出，但那些詩中最早的，出現在《新青年》四卷五號上，是七年五月。又《我的記憶》十八年出，但照杜衡氏《望舒草序》，這裡面的詩有民國十一年作的；而《我的記憶》一首作於十六年，足見其前各詩都是可選的。又初版《志摩的詩》，從《現代評論》廣告知道出版在十四年九月。又《銀鈴》，十八年出，序中有「沉默已三年了」的話，因而推知那些詩作於十五六年的時候。又《死水》，十七年出，照常理說，裡面當然是十七年以前之作。又《花一般的罪惡》，十七年五月出，其中既收《天堂與五月》（十六年）的作品，而最後《花一般的罪惡》一首見於十七年一月五日出的《一般》（四卷一號）上，當然也是十六年作的。
四、新詩總集收《新詩年選》、《分類白話詩選》、《湖畔》、《雪朝》、《春的歌集》、《星海》六種。《湖畔》以下三種是合集，非選本；《星海》兼載各種文字。
五、期刊繁多，搜集更不易，只收《詩》和《晨報詩鐫》。又因田漢氏《江戶之春》不可得，《少年中國》曾選集中的詩，故錄二期。
六、作家以詩的時日為序。別集以第一集中所記最早的時日為準。不記時日的，以作序時日為準。沒有序或有序而無時日的，設法查考；無從查考的，以集子出版時日為準。總集如《年選》、《詩選》、《星海》，選出的作家有集子的以集子為準；但所錄的詩若在前，當以詩為準。沒有集子而詩後記時日的，以所記為準；不記的以總集出版時日為準。又，從《湖畔》、《雪朝》、《春的歌集》選出的作家，有集的用上例，無集的用別集例。《詩》和《晨報詩鐫》，用《年選》、《詩選》例。———田漢氏所作，以《江戶之春》出版年（民國十一年）為準。
七、作家序列，照上條，在同年同月內，以有日數的居前；在同年內，以有月份的居前。詩的序列，照原集或原刊物。
八、詩話以引述為主；但所引述的大致是編者所能相信的，刊於導言之後。
附言編選時承周啟明先生惠借詩集多種，又承汪靜之先生寄來《湖畔》和《春的歌集》，趙家璧先生寄來《玄廬文存》和《分類白話詩選》，謹此致謝！
選詩雜記
民國十年和葉聖陶同在杭州教書。有一晚，談起新詩之盛，覺得該有人出來選汰一下，印一本詩選，作一般年輕創作家的榜樣。我們理想的人，是周啟明先生。
那時新詩已有兩種選本，一是《新詩選》，一是《分類白話詩選》（一名《新詩五百首》），但我們都不知道。這回選詩，承趙家璧先生覓寄，方才得見。這兩種選本，大約只是雜湊而成，說不上「選」字；難怪當時沒人提及。十一年八月，北社的《新詩年選》出版，就像樣得多了。書中專選民八的詩；每篇註明出處，並時有評語按語。按語只署「編者」，評語卻有粟如、溟冷、愚庵三個名字。據胡適之先生評《草兒》文，愚庵當是康白情先生（文中引康先生評他的詩「自具一種有以異乎人的美」，即《年選》里愚庵評語）。
《年選》後有《一九一九年詩壇略紀》，署名「編者」，其中有云：戊戌以來，文學革命的呼聲漸起。至胡適登高一呼，四遠響應，而新詩在文學上的正統以立。所謂識時務者俊傑，可不是么？
又云：
最初自誓要作白話詩的是胡適，在一九一六年，當時還不成什麼體裁。第一首散文詩而具備新詩的美德的是沈尹默的《月夜》，在一九一七年。繼而周作人隨劉復作散文詩之後而作《小河》，新詩乃正式成立。最初登載新詩的雜誌是《新青年》。《新潮》、《每周評論》繼之。及到五四運動以後，新詩便風行於海內外的報章雜誌了。
所記尚翔實。《月夜》見《新青年》四卷一號，詩云：霜風呼呼的吹著，
月光明明的照著，
我和一株頂高的樹並排立著，
卻沒有靠著。
愚庵評「其妙處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但是我吟味不出。第三行也許說自己的渺小，第四行就不明白。若說的是遺世獨立之概，未免不充分———況且只有四行詩，要表現兩個主要意思也難。因此這回沒有選這首詩。———《年選》所錄，在當時算謹嚴的：他們有時還刪節原作。
《年選》以後的新詩選本，還有《時代新聲》，那是在民十七了。編者盧冀野先生論新詩的普遍缺點有六：一，不講求音節，二，無章法，三，不選擇字句，四，格式單調，五，材料枯窘，六，修辭摻雜。又說他所謂「新聲」的標準云：求其成誦，求其動人，有情感，有想像，有美之形式，蛻化詩之沉著處，詞之空靈處，曲之委婉處，以至歌謠鼓詞彈詞，有可取處，無不採其精華。
這可算得舊詩為體，新詩為用了。這時候新詩已冷落下來，以後便沒有選本了；聖陶和我理想的周啟明先生也終於不曾動手。
這回《新文學大系》的詩選，會輪到我，實在出乎意外。從前雖然也寫過一些詩，民十五《詩鐫》出來后，早就洗了手了。鄭振鐸兄大約因為我曾教過文學研究的功課吧，卻讓趙家璧先生非將這件事放在我手裡不可；甚至說找個人多多幫些忙也成。我想幫忙更是纏夾，還是硬著頭皮自己動起手來試試看。本來想春假裡弄出些眉目的，可是春假真是一眨眼就過去了；直挨到暑假，兩隻手又來了個「化學燒」，動不得，耽誤了十多天。真正起手在七月半；八月十三日全稿成，經過約一個月。
《大系》樣本里需要一點編選感想，又要像片。時間很匆促，便草草將「感想」寫出，卻未謄清；想著只是排印罷了，想不到會作鋅版的。不用說，我的手稿最糟，添注塗改，樣樣有。像片沒有最近單照的，起初未寄；後來也終於寄了，民國十九年的。像片里那條領帶早已破了，眼鏡也已換了三年整了。「感想」里先說早期新詩理勝於情的多，形式是自由的，所謂「自然的音節」。次說：我們現在編選第一期的詩，大半由於歷史的興趣：我們要看看我們啟蒙期詩人努力的痕迹。他們怎樣從舊鐐銬里解放出來，怎樣學習新語言，怎樣尋找新世界。
只是「歷史的興趣」而已，說不上什麼榜樣了。複次說：為了表現時代起見，我們只能選錄那些多多少少有點兒新東西的詩。
「新東西」，新材料也是的，新看法也是的，新說法也是的；總之，是舊詩里沒有的，至少不大有的。動手的時候並不忘記自己說過的話；假如不曾作到相當地步，那是力不從心，無可奈何的。———最先也是最後的鼓勵，是四月間南方來的一封信。那信是一位寫過詩的人寫的。他送詩集給我，和我商量選錄的事；他似乎很看重選詩的工作，這是可感謝的。
原先擬的規模大得多。想著有集子的都得看；期刊中《小說月報》、《創造季刊》、《周報月刊》、《詩》、《每周評論》、《星期評論》、《晨報副刊》、《時事新報·學燈》、《民國日報·覺悟》，也都想看。那時生怕最早的《晨報副刊》得不著，我愛那上面聖陶北行時念家的兩首小詩親切有味。聖陶本來有這副刊，在上海時讓我弄散失了；雖是十五年前的事，想起來還怪可惜的。《覺悟》在北平也很難得，自己倒有一份，卻塵封在白馬湖一間屋頂上。很想藉此南行，將那一箱破書取回來；但路費太大，又不能教出版家認賬，只算胡思亂想罷了。《每周評論》我原也有，不知那一年給誰借走了，一直沒回來。暑中去看周啟明先生，他卻有一份全的；他說適之先生也有一份。第三份大約就找不出了。我的《星期評論》也在南方，但前年在冷攤上買著了半份，還可對付著。
清華大學圖書館收的新詩集真不少，我全借了出來。又查《開明》上載過的詩蠹所作新詩集目錄和別人所補的，加上開明版《全國出版物總目錄》里所載的；凡清華未收各集，都想買來看看。但是看見周啟明先生的時候，他說他選散文，不能遍讀各刊物；他想那麼辦非得一年，至少一年。那天周先生借給我許多新詩集；又答允借《每周評論》、《晨報副刊》，———自己拿不了，說定派人去取。但是回來一核計，照我原擬的規模，至少也得三五個月，那顯然不成。況且詩集怕也搜不齊；《覺悟》雖由趙家璧先生代借了一些，但太少。———趙先生寄的《玄廬文存》、《新詩選》、《分類白話詩選》，卻是我未見過的書。《新詩選》我沒有用，別的都用了。
有了《新詩年選》和《分類白話詩選》，《新青年》、《新潮》和《少年中國》里沒有集子的作者，如沈尹默先生等，便不致遺漏了；像《三弦》等詩，是不該遺漏的。憑著這兩本書和我那「新文學綱要」的破講義，我變更了計劃。
我決定用我那破講義作底子，擴大範圍，憑主觀選出若干集子來看，期刊卻只用《詩》月刊和《晨報詩鐫》。這麼著大刀闊斧一來，《詩集》才選成了；要不然的話，咳，等著瞧吧！就這麼著，那一兩本手邊沒有的新詩集，買起來也夠彆扭的。譬如於賡虞先生的《骷髏上的薔薇》，我託了兩家書店，自己也走了幾處；好容易一家書店才在景山書社找著了，據說只有這一本了。所好者新書店不敲竹杠，雖然孤本，還只賣原價，兩毛來錢———大約按新書說，這種孤本，不打折扣賣出，就算賺了吧，最奇怪的，新月版《志摩的詩》也買不著！但更奇怪的，我教新文學研究，怎麼會連這本書也沒有呢？其實我有；現代評論社版我也有，可是借的別人的，長久不還，便歸自己了。這兩本書卻讓一個人先後借去；後來問起他，直搖頭笑著說「沒借」。他書是丟了，事情是忘了，只有搖頭和笑是確實的。按現代版那本說，算是「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按新月版那本說，只好算是「人弓人得」了。
但是我要用是真的，還虧聞一多兄在他的「書桌」上找到了一本；我原想看看它與現代版的文字異同。但一看，一樣，滿一樣；自己笑自己，真是白費事。還有邵洵美先生的《天堂與五月》，到底沒有找著。趙家璧先生來信說上海也沒有。清華有，丟了。我托李健吾先生問過沈從文先生，同時自己寫信去；他寫過「我們怎樣去讀新詩」，該有這本書，我想———有是有的，可是，早讓誰拿走了。所好的《花一般的罪惡》里還存著《天堂與五月》的詩。這樣選出了三十一家，五十種集子（也有看而未選的）；連兩種期刊里所錄的，共五十九家，詩四百○八首。
這兩種期刊里，《晨報詩鐫》人人知道，不用說；《詩》月刊怕早被人忘了。
這是劉延陵、俞平伯、聖陶和我幾個人辦的；承左舜生先生的幫助，中華書局給我們印行。那時大約也銷到一千外。劉夢葦和馮文炳（廢名）二位先生都投過稿。幾個人里最熱心的是延陵，他費的心思和工夫最多。這刊物原用「中國新詩社」名義，時在民國十一年，後來改為「文學研究會刊物之一」，因為我們四個人都是文學研究會會員。刊物辦到七期為止；結束的情形卻記不甚清了。從周啟明先生《論小詩》一文，和這刊物里，我注意了何植三先生。他《農家的草紫》中的小詩，別有風味，我說是小詩里我最愛的。
這回選詩，採取編年辦法，詳細條例另見。略感困難的是各家集中不但不一定編年排列，並且有全不記年月的。這裡頗用了些工夫作小小的考證；也許小題大做，我卻只是行其心之所安吧了。《大系》各集例有導言，我先寫的是詩話。為的是自己對於詩學判斷力還不足，多引些別人，也許妥當些。寫導言的時候，怕空話多，不敢放手，只寫了五千來字就打住，但要說的已盡於此，並無遺憾。這其間參考了些舊材料；其中也有自己《論新詩》一文，看看辭繁意少，真有悔其少作之意。也有「草川未雨」的《中國新詩壇的昨日今日和明日》，那麼厚一本書，我卻用不上隻字。倒是Poetry雜誌中Acton論中國現代詩文中有些評徐志摩先生的話很好。說也湊巧，林庚先生將那本雜誌送給王了一先生，王先生借給我，就用上了。———這回所選的詩，也有作家已經刪去的。如適之先生的《一念》，雖然淺顯，卻清新可愛，舊詩里沒這種，他雖刪，我卻選了。
1935年9月8日。
北平消息
記者先生：
（前略）近來的北平，先生是知道的，北平秋天本來最有意思，今年卻烏煙瘴氣。烏煙瘴氣還不如風聲鶴唳的好；今年和前年五月那一回簡直不同，固然可以說一般人「見慣不驚」，但怕的還是「心死」吧。這回知識分子最為苦悶。他們眼看著這座中國文化的重鎮，就要沉淪下去，卻沒有充足的力量挽救它。他們更氣憤的，滿城都讓些魑魅魍魎白晝搗鬼，幾乎不存一分人氣。他們願意玉碎，不願意瓦全。但書獃子的話，怕只有書獃子來理會吧。
嚕嚕口蘇口蘇，不覺寫了許多。
朱自清十二月六日寄自北平1935年12月14日，上海《立報·言林副刊》。
初到清華記
從前在北平讀書的時候，老在城圈兒里呆著。四年中雖也游過三五回西山，卻從沒來過清華；說起清華，只覺得很遠很遠而已。那時也不認識清華人，有一回北大和清華學生在青年會舉行英語辯論，我也去聽。清華的英語確是流利得多，他們勝了。那回的題目和內容，已忘記乾淨；只記得復辯時，清華那位領袖很神氣，引著孔子的什麼話。北大答辯時，開頭就用了furiously一個字敘述這位領袖的態度。
這個字也許太過，但也道著一點兒。那天清華學生是坐大汽車進城的，車便停在青年會前頭；那時大汽車還很少。那是冬末春初，天很冷。一位清華學生在屋裡只穿單大褂，將出門卻套上厚厚的皮大氅。這種「行」和「衣」的路數，在當時卻透著一股標勁兒。
初來清華，在十四年夏天。剛從南方來北平，住在朝陽門邊一個朋友家。那時教務長是張仲述先生，我們沒見面。我寫信給他，約定第三天上午去看他。寫信時也和那位朋友商量過，十點趕得到清華么，從朝陽門那兒？他那時已經來過一次，但似乎只記得「長林碧草」，———他寫到南方給我的信這麼說———說不出路上究竟要多少時候。他勸我八點動身，雇洋車直到西直門換車，免得老等電車，又換來換去的，耽誤事。那時西直門到清華只有洋車直達；後來知道也可以搭香山汽車到海甸再乘洋車，但那是後來的事了。
第三天到了，不知是起得晚了些還是別的，跨出朋友家，已經九點掛零。心裡不免有點兒急，車夫走的也特別慢似的。到西直門換了車。據車夫說本有條小路，雨後積水，不通了；那隻得由正道了。剛出城一段兒還認識，因為也是去萬牲園的路；以後就茫然。到黃庄的時候，瞧著些屋子，以為一定是海甸了；心裡想清華也就快到了吧，自己安慰著。快到真的海甸時，問車夫，「到了吧？」「沒哪。這是海———甸。」這一下更茫然了。海甸這麼難到，清華要何年何月呢？而車夫說餓了，非得買點兒吃的。吃吧，反正豁出去了。這一吃又是十來分鐘。說還有三里多路呢。那時沒有燕京大學，路上沒什麼看的，只有遠處淡淡的西山———那天沒有太陽———略略可解悶兒。好容易過了紅橋，喇嘛廟，漸漸看見兩行高柳，像穹門一般。
十剎海的垂楊雖好，但沒有這麼多這麼深，那時路上只有我一輛車，大有長驅直入的神氣。柳樹前一面牌子，寫著「入校車馬緩行」；這才真到了，心裡想，可是大門還夠遠的，不用說西院門又騙了我一次，又是六七分鐘，才真真到了。坐在張先生客廳里一看鐘，十二點還欠十五分。
張先生住在乙所，得走過那「長林碧草」，那濃綠真可醉人。張先生客廳里掛著一副有正書局印的鄧完白隸書長聯。我有一個會寫字的同學，他喜歡鄧完白，他也有這一副對聯；所以我這時如見故人一般。張先生出來了。他比我高得多，臉也比我長得多，一眼看出是個頂能幹的人。我向他道歉來得太晚，他也向我道歉，說剛好有個約會，不能留我吃飯。談了不大工夫，十二點過了，我告辭。到門口，原車還在，坐著回北平吃飯去。過了一兩天，我就搬行李來了。這回卻坐了火車，是從環城鐵路朝陽門站上車的。
以後城內城外來往的多了，得著一個訣竅；就是在西直門一上洋車，且別想「到」清華，不想著不想著也就到了。———香山汽車也搭過一兩次，可真夠瞧的，兩條腿有時候簡直無放處，恨不得不是自己的。有一回，在海甸下了汽車，在現在「西園」後面那個小飯館里，揀了臨街一張四方桌，坐在長凳上，要一碟苜蓿肉，兩張家常餅，二兩白玫瑰，吃著喝著，也怪有意思；而且還在那桌上寫了《我的南方》一首歪詩。那時海甸到清華一路常有窮女人或孩子跟著車要錢。他們除「您修好」等等常用語句外，有時會說「您將來做校長」，這是別處聽不見的。
1936年3月。
清華的一日
早晨上兩課。第一課國文，講《史通·敘事篇》。篇中力說敘事應該省句省字，但本文鋪張排比的地方就不少。這是被當時駢體所限，不能衝出網羅的緣故。駢文宜於表情，記事說理，都不能精確。
第三課宋詩，講王介甫《明妃曲》。宋人攻擊王介甫，說他將明妃寫成一個不忠君不愛國的人；其實是斷章取義，故入人罪，細讀全詩，王介甫所寫的明妃還是那不忘漢的老明妃，不過加了些配角，說了些漢恩淺的話，以資映襯，以資翻新出奇而已。
本日星期三，十一時至十二時是看書樣子的時候。浦江清、余冠英二先生分看五家的樣子。樣子不多，不到十二時就完了。在書單上簽字的時候，見不擬購買的書名里有《白石山翁印存》和《印匄（壽石工先生）印存》。這兩位是故都刻印的名手，時間又還早，便翻閱了一回。壽氏不廢規矩，風華中卻見工力，甲骨鐘鼎小篆各體都有，所收以詩詞句的印為多。齊氏樸拙蒼老，獨創一格，有時卻不免粗野。所收以人名印為多；周作人、羅家倫、徐悲鴻的都在這裡。
齊氏的脾氣據說頗有點古怪。他家裡潤格單上印著許多話，教人不可和他講價，若他老年人生氣。這《印存》里有「見賢思齊」一印，邊款云：舊京刊印者無多人，有一二少年皆受業於余，學成自誇師古，背其恩本。君子恥之，人格低矣。中年人於非廠，刻石真工，亦余門客。獨仲子先生之刻，古工秀勁，殊能絕倫；其人品亦駕人上，余所佩仰，為刊此石。因先生有感人類之高下，偶爾記於先生之印側，可笑也。
可以見此老之火氣。又「不知有漢」一印，邊款云：余之刊印不能工，但脫離漢人窠臼而已。同侶多不稱許。獨松廠老人嘗謂曰：「西施善顰，未聞東施見妒。」仲子先生刊印，古勁秀雅，高出一時，既倩余刊「見賢思齊」印，又倩刊此。歐陽永叔所謂有知己之恩，為余言也。
可以見此老之獨創和自詡。
午後讀王介甫詩。四時開評議會，通過清寒公費生章程的修正條文。晚讀日本歷史教科書。
1936年11月11日。
綏行紀略
十八日奉教職員公會會長馮芝生先生之命，攜帶同仁捐款二千元，前往綏遠及平地泉慰勞前方抗戰將士。晚六時許，在清華園站上車，偕行者有學生自治會代錶王達仁先生，燕大中國教職員會代表梅貽寶先生，學生會代表朱燾譜先生，新聞學系同學王若蘭女士。三等車有卧鋪，有暖氣，褥子及枕頭均潔白；惟室中未免太暖耳。十九日早過平地泉，有受傷官長一人，用綳架抬上火車。車門嫌窄，抬入極為不易。後知此受傷之人乃三十五軍二一八旅參謀席卓先生，系在紅格爾圖被飛機擲彈炸傷胸部，用載重汽車送至平地泉，再由火車送綏。席先生經百餘里之顛簸，上火車時綳架又再三轉側，當時情形極為痛苦，但不能言。抵綏后即送往教會所辦之公醫院，經打三針，惟失血過多，勢甚危險。記此以見前方醫藥及救護之缺乏也。
車離平地泉，遇合眾社訪員瑞典蘇德邦先生，談話甚多。證以後來所聞，其語亦不盡確。但謂十八晚曾晤傅主席，傅主席有決心與自信，又謂綏遠人心極安定，則皆實情也。又謂北平英文《時事日報》曾傳卓資山美教士夫婦被擄，絕無其事。
彼昨猶晤該教士。惟該教士因報載被擄消息，反覺疑懼。蘇謁傅主席時曾談及此事，傅主席謂綏境治安毫無問題。時蘇又雲，車過卓資山，該教士或在站台上，當即以此告之。惟彼談話興緻過濃，言下探首窗外，則卓資山站已過矣。
十二時許抵綏，將行李送至綏新旅舍，即至飯館用午飯，並邀歸綏中學霍世休校長至飯館談話。霍先生系本校研究院畢業同學。霍先生來時，梅先生即托其代約新聞記者及各校校長，於晚八時至旅社茶會。霍先生即作午飯東道主。午後三時至省政府。事先梅先生有一電來。至是省府派王斌先生招待，晤曾厚載秘書長。曾秘書長見告，紅格爾圖於王道一亂后，即築有土圩一道。此次匪軍三千壓境，我方惟騎兵兩連約二百人駐守。另有保衛隊十人。此十人皆系退伍兵士，用以聯合併指導已受訓練之壯丁，俾資保衛鄉土。匪軍飛機坦克車應有盡有。我方只由騎兵及保衛隊壯丁等各任土圩兩面防守之責。歷一日一夜，屹然不動，死傷甚少。其後援軍始至。騎兵作用原在攻，而竟能堅守若此，可見士氣之旺也。
曾秘書長談至是，因縱論綏省壯丁訓練情形。謂第一期時人民多觀望不前；第一期畢業，傅主席特召集諸壯丁父老來省參觀。諸父老見其子弟所受待遇甚佳，諸壯丁見其父老，亦均欣然述其所受教益；其原有嗜好者，至是且已戒除。父老皆歡忄卞。故第二期時，壯丁莫不踴躍入省受訓。此項壯丁，名為防共自衛團，不曰「抗敵」者，避敵注意也。曾秘書長又談鄉村建設委員會訓練嚮導員情形。謂此種嚮導員皆曾受高小教育之青年。受訓既畢，即分往各本鄉服務。一面輔助鄉長辦理本鄉事務，一面聯合壯丁，一面兼任小學校長。過去鄉村保衛團多由鄉長主持，費多而效少；今行嚮導員制，方能實收民眾組織之利，且上下感情亦不致扌干格不通也。
嗣復論及此次抗戰。謂半年來綏境所作防禦工事甚多。有時日夜工作。如碉堡等，皆以鐵筋洋灰為之，並均自以小炮試驗，確系堅固。若僅匪軍來擾，可保萬無一失。至前線兵士，皮大衣大致已備，但天氣如再寒冷，鞋襪耳套手套等，恐甚為需要。綏地買不出許多，且製作工人太少；此事頗盼平津及他處同胞幫忙。又謂綏地民眾極能與政府合作，即如近日為前方制燒餅，全城餅師，皆加緊工作，且互相謂曰：「這是給我們弟兄們吃的，得烤熟些。」據吾人觀察，綏省軍政民三方面確能打成一片，通力合作，不僅一時一事為然。
曾秘書長又談及半年來察北民眾因不堪匪偽壓迫，攜帶老小及動產來綏東者甚眾。又謂近來接各處慰勞信件款項等，平均每日二十份，極為感念。末謂十八日紅格爾圖擊傷匪方飛機一架，機尾有特種標誌，惜被其逃去雲。
自省府歸后，有英記者布朗來訪。其人代表英國《新聞時事報》北美通訊社及瑞典通訊社。自雲甫自日本來。梅先生即告以國人決心，綏遠不能再讓，任何犧牲亦所不辭云云。晚六時，教育廳廳長閻偉先生招宴，宴畢回旅舍開茶會，到新聞記者及各校長約二十人。梅先生述兩校代表來綏之使命有三：一、對抗戰諸將士表示敬佩，並表示綏遠乃全國人之綏遠，二、視察綏遠實況，以便告知平津同胞；三、調查前方所最需要之物品，俾後援知所措手。各代表亦詳述兩校募捐停火絕食等事。新聞記者有答辭，並報告前方情況。歸綏中學霍校長亦有答辭，謂綏教育界已具決心，願與土地共存亡；教育界深知綏遠為國家命脈，決不能讓寸土尺地。又謂學生將組織自衛團，在後方服務。
二十日晨，清至歸綏中學演講，請學生切實受軍事訓練並養成組織力。講畢，與梅先生等同至防共自衛團常備隊。民政廳廳長袁慶曾主任及李大超副主任即召集該隊三千六百餘人列隊請各代表演講。各隊員皆年輕力壯，滿面紅光；樸質之中，透出忠愨。聽講約一小時，始終整齊嚴肅，毫不懈怠。袁主任見告，第一期壯丁大都是高小畢業生；此系第二期，真正老百姓。李副主任見告，訓練程序，學科方面共分四段：首教新生活，次教社會常識，次教帝國主義壓迫史，次教民族奮鬥史。
術科則注重遊擊戰術。隊中政訓員則由鄉建會訓練；分發各鄉即為嚮導員。
午省政府招宴。當將顧一樵先生囑攜來之防毒面具樣品一件交專司此類事之楊處長。據云，前曾電燕大寄來一具，適亦於是曰寄到。宴畢，參觀鄉建會，即訓練嚮導員之處。惟該會因嚮導員已足用，頃已暫停訓練矣。時聞傅主席已回省，即往晉謁。傅主席略述戰況，謂王英部已消滅，匪等此次企圖完全失敗；此後或有短期間之平靜，但再來時力量必更加厚。清及王達仁先生即將捐款匯票呈上；梅先生等亦言正在募捐中。傅主席表示謝意，並希望吾人從科學方面幫忙，如防毒設備等。
晚應各廳長各官長宴，宴畢，即上車至平地泉。省府派王先生陪同前往。夜一時餘抵站，暗中摸索，投宿縣政府。二十一晨，二一八旅部得省政府電，派陳世傑參謀偕同樊滌清軍法官來接洽；《大公報》綏遠特派員范希天先生（長江）及綏遠第二師範郭吉庵校長亦同至。郭校長約早飯。平地泉本只有二三人家，鐵路通后，始漸有糧店；但出門一望，平沙莽莽，猶是十足邊塞風味也。席間談及此次戰事，知我方以攻為守；十六七兩日，夜間以汽車運步兵三團，又有騎兵三團，約共二萬餘人一同開往前方。十九日晨二時施行總攻擊。匪軍約二萬人，皆烏合之眾，不能力戰。經我軍驅逐退去，死傷甚眾；后發見死者中有偽團長二人。時我方戰壕中軍士皆出壕大呼「中華民國萬歲」。騎兵出發時，范希天先生曾親見，兵士皆著皮帽，有尾，高踞馬上，行色甚壯。此次戰役，我方傷兵共一百十餘人，重傷者分送綏遠及大同後方醫院，輕傷者留本地野戰病院療養，但醫藥與救護均極缺乏。此不獨有關人道，且受傷者比較多，醫藥設備太差，治療不易，戰鬥力之損失亦甚大也。至興和方面，非匪主力所在。我方有六十八師部隊駐守，匪屢有小股來犯，皆被擊退雲。
早飯後，至第二師範，適平地泉各界自衛會在此開會，遇留守司令蘇開元團長。蘇東北人，愛國心極熱烈，雖匆匆一談，印象頗深。論及學生救國會事，謂可加入自衛會共同工作；如有與他處學生救國會聯繫之處，亦可單獨辦理，俾仍不失其獨立性。此意見甚為切實。是日師範學生亦絕食一日，並議決下周停火一周；平地泉停火，又非北平可比，而仍毅然仿行，甚為可佩。十二時學生救國會開會，余等亦參加，各有簡短之演辭。旋至野戰病院慰問傷兵。傷兵約八九人，共住一室，兩校代表合贈五元，作購買食物之用。又有官長二人，另居一室，代表等亦加慰問。諸人均非重傷，有已將就痊者。出病院，即乘趙承綬騎兵司令派來之汽車前往城外晉謁。趙司令談話坦白，無城府；派趙參謀伴同往觀防禦工事，規模甚大。觀畢，入城應旅部宴會。董旅長在前方，即由陳參謀代表。席間遇蒙藏委員會調查員陳佑城先生，據云在西北工作已年餘，覺蒙古問題甚大；惜將上車，不及詳談。下午五時許登車，送行者甚眾。二十二日晨六時餘返校。此行計在綏留一日半，在平地泉留一日，多承傅主席及各軍政長官與地方人士予以種種調查及視察之便利，並承厚待，極為感謝也。
載1936年11月26日《國立清華大學校刊》第792號。
蒙自雜記
我在蒙自住過五個月，我的家也在那裡住過兩個月。我現在常常想起這個地方，特別是在人事繁忙的時候。
蒙自小得好，人少得好。看慣了大城的人，見了蒙自的城圈兒會覺得像玩具似的，正像坐慣了普通火車的人，乍踏上個碧石小火車，會覺得像玩具似的一樣。但是住下來，就漸漸覺得有意思。城裡只有一條大街，不消幾趟就走熟了。書店，文具店，點心店，電筒店，差不多閉了眼可以找到門兒。城外的名勝去處，南湖，湖裡的崧島，軍山，三山公園，一下午便可走遍，怪省力的。不論城裡城外，在路上走，有時候會看不見一個人。整個兒天地彷彿是自己的；自我擴展到無窮遠，無窮大。這教我想起了台州和白馬湖，在那兩處住的時候，也有這種靜味。
大街上有一家賣糖粥的，帶著賣煎粑粑。桌子凳子乃至碗匙等都很乾凈，又便宜，我們聯大師生照顧的特別多。掌柜是個四川人，姓雷，白髮蒼蒼的。他臉上常掛著微笑，卻並不是巴結顧客的樣兒。他愛點古玩什麼的，每張桌子上，竹器磁器占著一半兒；糖粥和粑粑便擺在這些桌子上吃。他家裡還藏著些「精品」，高興的時候，會特地去拿來請顧客賞玩一番。老頭兒有個老伴兒，帶一個夥計，就這麼活著，倒也自得其樂。我們管這個鋪子叫「雷稀飯」，管那掌柜的也叫這名兒；他的人緣兒是很好的。
城裡最可注意的是人家的門對兒。這裡許多門對兒都切合著人家的姓。別地方固然也有這麼辦的，但沒有這裡的多。散步的時候邊看邊猜，倒很有意思。但是最多的是抗戰的門對兒。昆明也有，不過按比例說，怕不及蒙自的多；多了，就造成一種氛圍氣，叫在街上走的人不忘記這個時代的這個國家。這似乎也算利用舊形式宣傳抗戰建國，是值得鼓勵的。眼前舊曆年就到了，這種抗戰春聯，大可提倡一下。
蒙自的正式宣傳工作，除黨部的標語外，教育局的努力，也值得記載。他們將一座舊戲台改為演講台，又每天張貼油印的廣播消息。這都是有益民眾的。他們的經費不多，能夠逐步做去，是很有希望的。他們又幫忙北大的學生辦了一所民眾夜校。報名的非常踴躍，但因為教師和座位的關係，只收了二百人。夜校辦了兩三個月，學生頗認真，成績相當可觀。那時蒙自的聯大要搬到昆明來，便只得停了。教育局長向我表示很可惜；看他的態度，他說的是真心話。蒙自的民眾相當的樂意接受宣傳。聯大的學生曾經來過一次滅蠅運動。四五月間蒙自蒼蠅真多。有一位朋友在街上笑了一下，一張口便飛進一個去。滅蠅運動之後，街上許多食物鋪子，備了冷布罩子，雖然簡陋，不能不說是進步。鋪子的人常和我們說，「這是你們來了之後才有的呀」。可見他們是很虛心的。
蒙自有個火把節，四鄉是在陰曆六月二十四晚上，城裡是二十五晚上。那晚上城裡人家都在門口燒著蘆稈或樹枝，一處處一堆堆熊熊的火光，圍著些男男女女大人小孩；孩子們手裡更提著爛布浸油的火球兒晃來晃去的，跳著叫著，冷靜的城頓然熱鬧起來。這火是光，是熱，是力量，是青年。四鄉地方空闊，都用一棵棵小樹燒；想像著一片茫茫的大黑暗裡湧起一團團的熱火，光景夠雄偉的。四鄉那些夷人，該更享受這個節，他們該更熱烈的跳著叫著罷。這也許是個祓除節，但暗示著生活力的偉大，是個有意義的風俗；在這抗戰時期，需要鼓舞精神的時期，它的意義更是深厚。
南湖在冬春兩季水很少，有一半簡直幹得不剩一點二滴兒。但到了夏季，漲得溶溶灧灧的，真是返老還童一般。湖堤上種了成行的由加利樹；高而直的乾子，不差什麼也有「參天」之勢，細而長的葉子，像慣於拂水的垂楊，我一站到堤上禁不住想到北平的十剎海。再加上崧島那一帶田田的荷葉，亭亭的荷花，更像十剎海了。崧島是個好地方，但我看還不如三山公園曲折幽靜。這裡只有三個小土堆兒，幾個樸素小亭兒。可是迴旋起伏，樹木掩映，這兒那兒更點綴著一些石桌石墩之類；看上去也罷，走起來也罷，都讓人有點餘味可以咀嚼似的。這不能不感謝那位李崧軍長。南湖上的路都是他的軍士築的，崧島和軍山也是他重新修整的；而這個小小的公園，更見出他的匠心。這一帶他寫的匾額很多。他自然不是書家，不過筆勢瘦硬，頗有些英氣。
聯大租借了海關和東方匯理銀行舊址，是蒙自最好的地方。海關里高大的由加利樹，和一片軟軟的綠草是主要的調子，進了門不但心胸一寬，而且周身覺得潤潤的。樹頭上好些白鷺，和北平太廟裡的「灰鶴」是一類，北方叫做「老等」。那潔白的羽毛，那伶俐的姿態，耐人看，一清早看尤好。在一個角落裡有一條灌木林的甬道，夜裡月光從葉縫裡篩下來，該是頂有趣的。另一個角落長著些芒果樹和木瓜樹，可惜太陽力量不夠，果實結得不肥，但沾著點熱帶味，也叫人高興。銀行里花多，遍地的顏色，隨時都有，不寂寞。最艷麗的要數葉子花。花是濁濃的紫，脈絡分明活像葉，一叢叢的，一片片的，真是「濃得化不開」。花開的時候真久。我們四月里去，它就開了，八月里走，它還沒謝呢。
1939年4月30日，《新雲南》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