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指導（2）

這是宮官仗勢低價強買老百姓辛苦作成靠著營衣食的東西。買炭如此，買別的也可想而知。《新樂府》的具體性，這兩首便可代表，《上陽白髮人》從略。這兩首和杜甫的《石壕吏》也都是從特殊的或個別的事件暗示當時一般的情形。

白樂天的《新樂府》標明「樂府」，序里又說明他作那些詩的用意；他是採取「《詩》三百之義」的。他取「《詩》三百之義」，不止於「首句標其目，卒章顯其志」，並且真箇要作到《詩大序》里解釋《風》詩的話，「下以風刺上，主文（按舊解，是合樂的意思）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誡。」杜甫的《石壕吏》等詩也是樂府體，不過不「標目」「顯志」，也不希望合樂罷了。在漢代，樂府詩大部分原是民歌，和三百篇里的風詩確有相同的地方。但風詩多是抒情詩，樂府卻有不少敘事詩。《伐檀》是抒情的，《石壕吏》、《新豐折臂翁》、《上陽白髮人》都是敘事的。風詩大部分只是像《詩大序》說的「情動於中而形於言」，並不是「譎諫」，漢樂府也只如此。固然也有「卒章顯其志」的，如《魏風·葛屨》的「維是褊心，是以為刺」，《孔雀東南飛》的「多謝後世人，戒之慎勿忘」之類，可是很少。杜甫的樂府體的敘事詩也只是「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同《伐檀》一類的風詩和漢樂府的一些敘事詩一樣，都只是從特殊的或個別的事件，暗示或見出一般的情形。這一般的情形滲透在那特殊的個別的事件里，並不是分開的，所謂「暗示」，要顯得是無意為之。白樂天的《新樂府》卻不如此。他是有意的「借」特殊的個別的事件來暗示———有時簡直是表明———一般的情形。這有意的「借」，使他往往忽略事件的本身，結果還是抽象的議論。如本文所舉的《七德舞》，「標目」是「美撥亂，陳王業」，是歌頌唐太宗的功德的，詩中列舉了太宗許多事實，但都是簡單的輪廓，具體的不夠程度，又夾雜了些抽象的說明，弄得那些簡單的具體的事實都成了那些抽象的道理的例子。《司天台》、《采詩官》兩首更其如此。現在只舉《采詩官》，「標目」是「鑒前王亂亡之由」：采詩官，采詩聽歌導人言。言者無罪聞者誡，下流上通上下泰。

周滅秦興至隋氏，十代采詩官不置。郊廟登歌贊君美，樂府艷詞悅君意。若求興諭規刺言，萬句千章無一字。不是章句無規則，漸及朝廷絕諷議。諍臣杜口為冗員，諫鼓高懸作虛器。一人負扆常端默，百辟入門兩自媚。夕郎所賀皆德音，春官每奏唯祥瑞。君之堂兮千里遠，君之門兮九重。君耳唯聞堂上言，君眼不見門前事。貪吏害民無所忌，奸臣蔽君無所畏。

君不見厲王、胡亥之末年，群臣有利君無利！君兮君兮願聽此：欲開壅蔽達人情，先向歌詩求諷刺！

這裡只有「君之堂兮千里遠」四語可以算是「具體的寫法」，別的都是些概念的事實和抽象的議論。白樂天原偏重在抽象的道理，所謂「迂腐氣」；他的《新樂府》不違背他的意旨，但是不成詩。《新豐折臂翁》和《賣炭翁》是詩；可是《折臂翁》結尾表明「本意」，「便沒有趣味了」。「本意」是主，故事是賓，打成兩橛，兩邊兒都不討好；「本意」既不能像用散文時透徹的達出，詩也只是手段，不是目的，降低了身分，讓人不重視。白樂天在《新樂府》序里也明說這些詩和一般的詩不同；所以他編集時別稱為「諷諭詩」。但他之所以成為大詩人卻並不在這些「諷諭詩」上。

本文引李義山詩「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破由奢」，說「這不成詩」，「因為他用的是幾個抽象的名詞，不能引起什麼明了濃麗的影像」④。這是「詠史」

詩，全詩是：

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破由奢。何須琥珀方為枕？豈得真珠始是車？運去不逢青海馬；力窮難拔蜀山蛇。幾人曾預《南薰曲》？終古蒼梧哭翠華！

這裡第一聯是抽象的道理，以下三聯倒都是具體的事例。第二聯譏刺服用的「奢」，第三聯引用漢武帝和秦惠王的故事的片段，說好邊功的終必至於耗盡民財，無所成就而止。這自然也是「奢」。第四聯引舜的《南薰曲》，那歌曲的末二語是「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舜自己「土階茅茨」，卻想著「阜民之財」；這才是一位「勤儉」的帝王，值得永遠的慕念。舜的「成」是不消說的，中二聯所說的「奢」的事例也都暗示著「破」的意思。這大概是諷刺當時的詩。只可惜首聯的抽象的道理破壞了「詩的具體性」，和《新豐折臂翁》的短處差不多。不同的是這一聯只靠「勤」、「儉」、「奢」幾個極寬泛的概念作骨子，那是上文引過的幾首白樂天的詩里都沒有的。這種高度的抽象的名詞卻能將李義山的「本意」明快的達出，不過比白樂天那幾首里的概念的事實和抽象的議論是更其散文的，更其抽象的了。

本文「具體的」第三義是比喻，用來說道理的。這道理便是文中所謂「抽象的題目」。「抽象的題目」大都是高度抽象的概念。舊詩和詞曲里也寫這種「抽象的題目」，但只是興之所至，帶說幾句，很少認真闡發的。這種是「理語」，卻不算「抽象的議論」，因為有「理趣」的緣故。就上文所舉古詩十九首的例子看：第一例「陵上柏」、「澗中石」都是具體的材料用來和「人生」比較的，「遠行客」是比喻；這當然不會是「抽象的議論」。第二例「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是從「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而來的感慨；第三例「去者日以疏，生者日以親」是從「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墳……」而來的感慨；這些是抽象的道理，可是用迫切的口氣說出，極「經濟的」說出，便帶了情感的暈光，不純然是冷冰冰的道理了。

因此，這兩例里抽象的和具體的便打成一片了。第四例「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也是迫切的口氣，「經濟的」手段，也是帶了情韻的道理。這些也都和「抽象的議論」不一樣。又如，陶淵明《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詩開端道，「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說得太迫切了，又極「經濟的」，便不覺得是散文的議論了。胡先生在《白話文學史》里說淵明的詩里雖也有哲學，但那是他自己從生活里體驗得來的哲學，所以覺得親切。這話是不錯的。謝靈運《從斤竹澗越嶺溪行》詩結尾道，「情用賞為美，事昧竟誰辨！觀此遺物慮，一悟得所遣。」「情用賞為美」，也是靈運遊山玩水體驗得來的道理，這是「片言居要」，不是「抽象的議論」。但下面三語卻是的。———全詩寫一個「抽象的題目」

的極罕見，我們願舉一個特別的然而熟悉的例。這是朱熹的《觀書有感》，詩道：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

這兒「抽象的題目」似乎是「讀書可以明理定心」。朱熹《答江端伯書》說：「為學不可以不讀書。而讀書之法，又當熟讀沉思，反覆涵詠。銖積寸累，久自見功；不唯理明，心亦自定。」這一節話可以用來說明本詩的意旨———就是那「抽象的題目」。本詩是用比喻說道理———還是那「抽象的題目」———；那「水塘」的比喻是一套兒，卻分為三層，每層又各有「喻體」和「喻依」。鏡子般清亮的「半畝方塘」是喻依，喻體是方寸的心，這是一。「天光雲影」是喻依，喻體是種種善惡的事物，這是二。「源頭活水」是喻依，喻體是「銖積寸累」的知識，這是三。喻依和喻體配合起來見出意旨。第一層的意旨是定下的心，第二層是心能分別是非，第三層是為學當讀書。這兒每層的喻體和喻依都達到水乳交融的地步，而三層銜接起來，也像天衣無縫似的。這是因為這一套喻依里滲透了過去文學中對於自然界的情感，和作者對於自然界的情感；他其實並不是「用」比喻說道理而是從比喻見出或暗示道理———這道理是融化在情感里的。所以本詩即使單從字面的意義看，也不失為一首情景交融，有「具體性」的詩。

本文引傅斯年先生《前倨後恭》的詩，說是「抽象的題目用抽象的寫法」，結果是「抽象的議論」。又引沈尹默先生《赤裸裸》的詩，說「他本想用具體的比喻」，「結果還是一篇抽象的議論」。《前倨後恭》里也並非沒有用具體的材料，如文中所引的一段里便有「你也不削一塊肉」，「你也不長一塊肉」的句子。

再說全詩似乎用的是「對稱」的口氣，意思也是要使這首詩成為具體的一番話。但那些「話料」沒有經過適當的選擇，多是概念的，便不能引起讀者對於詩中境地的明了的影像。這其實是具體的不夠程度。《赤裸裸》里用的「衣服」的比喻也是一套兒，卻有三方面：「赤裸裸」「沒污濁」的「清白的身」是喻依，自然而率真的人性是喻體，這是一。「重重的裹著」的「衣服」是喻依，禮教是喻體，這是二。

「污濁的」身是喻依，罪惡是喻體，這是三。全詩的意旨在「攻擊那些作偽的禮教」。這裡「清白的」和「污濁的」都是抽象的詞；三個喻依裡面，有兩個只是概念，不成其為喻依。這還是具體的不夠程度。還有那三個問句，「這是為什麼？」

「難道……不好見人嗎？」「就算免了恥辱嗎？」也是表明的，不是暗示的；這裡缺少了那情感的暈光，便成了散文，不是詩了。關於「具體的」和「抽象的」程度，本文雖然提出，可沒有確切說明。我們在上文里已經補充了一些，這裡還想找補一點兒。本文第五、六節所引的例子，胡先生似乎以為它們有同等的「具體性」，細看卻有些分別。「紅綻雨肥梅」，「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五月榴花照眼明」，這幾句里「肥」字「吐」字，第二個「明」字，似乎都是新創的比喻。這些比喻增加影像的活潑和明了的程度，也就是增加了詩的「明白清楚」和「逼人性」，所以比別的例子更具體些。

本文舉了兩首「抽象的題目用具體的寫法」的成功的新詩。這兩首詩都反映著我們的啟蒙時代。一首是沈尹默先生的《生機》。這詩里「冷的天氣」，「草木」，「生機」，都是喻依，喻體依次是惡劣的環境，人事，希望；全詩的意旨是「樂觀」。另一首是胡先生自己的《老鴉》，這兒只引了第一節。「老鴉」是喻依，喻體是社會改造者；「啞啞的啼」，「不吉利」，「呢呢喃喃」（的燕子），是喻依，喻體是苦口良言，不合時宜，同流合污的人，全詩的意旨是獨行其是，不屈己從人。

這首詩全是老鴉的自述的話，這是增加「具體性」的一個法子。但這兩首詩的喻依並沒有多少文學的背景，而作者們滲進去的情感也不大夠似的；單從字面的意義看，沈先生對於「草木」的態度，胡先生對於「老鴉」的態度，好像都嫌冷淡一些。他們兩位還是「用」比喻說道理，不是從比喻見出或暗示道理；所以不免讓讀者將那些喻體和喻依分成兩截看。還有，《生機》那一首也欠「經濟」些。那時新詩剛在創始，這也無怪其然。從那時起，漸漸的，漸漸的，喻體和喻依能夠達到水乳交融的地步的作品，就多起來了。

本文論到「詩的具體性」，說「越偏向具體的，越有詩意詩味」。胡先生在《什麼是文學》里說，「達意達得好，表情表得妙」的便是文學。詩自然也不外乎此。所謂「達意達得好，表情表得妙」，便是選擇並安排種種的材料，使情意的效力增加到最大的限度。這種種材料是描寫的，確切的，也就是具體的。因為「確切」，便不能是尋常的表明而該是特殊的暗示了。這種「描寫的確切」不在使人思而在逼人感。這需要「精密的觀察，高深的理想，複雜的感情」，以及「寫實的描畫」———這需要創造的工夫。那增加到最大限度的情意的效力，便是「詩意詩味」。這種「詩意詩味」卻並不一定在詩的形式里。本文提到有一個人在北京《晨報》里投稿，說傅斯年先生《一段瘋話》最後的十六個字是詩不是文。那十六個字是：

我們帶著孩子，跟著瘋子走，走向光明去。

胡先生也承認這是詩，因為是「具體的寫法」，這該是「具體的」第三義；暗示「社會改革者不合時宜，只率性獨行其是」的意旨。由此可見詩和文的分界並不是絕對的。就形式上說，從前詩有韻，文無韻，似乎分得很清楚。但歌訣也有韻，駢文雖不一定有韻，卻有律，和近體詩是差不多的。到了新詩，既不一定有韻，更不一定有律，所有的好像只是「行」罷了。但是分行不像韻和律那樣有明白的規則可據，只是靠著所謂「自然的音節」。我們所能說的只是新詩的詞句比白話散文「經濟」些，音節也整齊些緊湊些罷了。這界線其實是不很斬截的。就內容上說，文是判斷的，分析的，詩不然。但文也有不判斷不分析而依於情韻的，特別是駢文；古文和白話文里也都有。傅先生的那一句便是白話文的例子。這兒我們所能說的只是，特別私人的，特彆強度的情感，寫成詩合宜些。但這界線也是不很斬截的。胡先生在《什麼是文學》里說到他不贊成純文學雜文學的分別；配合本文的討論，他大概也不贊成詩文的絕對分別。本來，這個分別不是絕對的。還有，本篇將舊詩和詞曲都叫做「詩」，這也不是傳統的觀念。從前詞是「詩餘」，曲是「詞餘」———不過曲雖叫做「詞餘」，事實上卻占著和詞同等的地位。詩和詞曲不但形式不同，而且尊卑有別；詩是有大作用的，詞曲只是「小道」，只是玩意兒。這種尊卑的分別似乎不是本質的而是外在的。本篇將它打破也有道理。本篇所謂「詩」，具體的說，包括從「三百篇」到「新詩」，範圍是很大的。抽象的說，詩的根本標準是「具體性」，所謂「詩意詩味」；這是抽象的「是詩」或「不成詩」的分界，卻不是具體的詩和文的分界。———其實「具體性」也不限於詩。演說、作論文，能多用適當的例子和適當的比喻，也可以增加效力。即如本文，頭緒不多，也不複雜，只因選擇了適當的例子，適當的安排進去，便能明白起信。不過這種「具體性」趕不上「詩的具體性」那麼確切和緊張，也不帶情韻罷了。

柳宗元《封建論》指導大概

封建論

①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民）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

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民）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

②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

榛，鹿豕犭丕犭丕，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眾；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群。群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

又有大者，眾群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

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民）。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民）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

③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羅，四周於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捍城。然而降於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於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矣。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戾，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為十二，合為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

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製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民），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群，時則有叛人（民）而無叛吏。人（民）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民）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⑤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巨。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后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世）可知也。

⑥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

⑦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民），適其俗，修其理（治），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治）乎？」余又非之。

⑧周之事迹，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治）國寡。

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民）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

⑨秦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理（治）人（民）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

有理（治）人（民）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治）；酷刑苦役，而萬人（民）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

⑩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

大逆未彰，奸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治）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睹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民），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眥，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民）乎？漢事然也。

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治）平矣。

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治）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

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

或者又以為：「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複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

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夫天下之道，理（治）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治）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治）；繼世而理（治）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民）之理（治）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民）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指導大概

本篇是議論文，而且是議論文中的辯論文。辯論的題目是封建制和郡縣制的得失。辯論的對象是魏代的曹冏，他作《六代論》，晉代的陸機，他作《五等論》，都是擁護封建的人；還有唐代的杜佑等。曹、陸的論，《文選》里有；杜佑等的意見，載在《唐書·宗室傳贊》里———那「贊」里也節錄了本篇的文字。本篇著重實際的政制，所以歷引周秦漢唐的事迹作證。但實際的政制總得有理論的根據；曹、陸都曾舉出他們理論的根據。柳宗元是反對封建的，他也有他的政治哲學作根據，這便是「勢」。他再三的說，「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①②。這是全篇的主旨。柳宗元生在安史亂后，又親見朱氵此、朱滔、李希烈、王武俊、吳少誠、吳元濟、王承宗諸人作亂。這些都是「藩鎮」，都是軍閥的割據。篇中所謂「叛將」，便指的這些人。他們委任官吏，截留稅款，全不把朝廷放在眼裡。這很像「春秋時代」強大的諸侯。柳宗元反對封建，是在這一種背景里。他是因為對於當時政治的關心才引起了對於封建制的歷史的興趣；所以引證的事實一直到唐代，而且對於當時的局面還建議了一個簡要的原則，供執政者參考。———柳宗元是唐朝的臣子，照例得避本朝帝王的諱。太宗諱「世民」，文中「世」作「代」，「民」作「人」———文中有兩個「民」字⑩，大概是傳刻的人改的。高宗諱「治」，文中作「理」。當時人都得如此，不獨柳宗元一個。今在想著該是避諱的字下，都用括弧注出應作的本字，也許看起來明白些。

曹、陸都以為封建是「聖人意」。《六代論》說，「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五等論》也說，「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曠終乎因人。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同「裁」）其親疏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盤石之固，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共憂樂，同安危，便是封建制的理論的根據。曹、陸都說這是「先王知」，可見是「聖人意」。這是封建論者共同的主要的論據。柳宗元反對封建，得先打破這個論據。這是本篇主要的工作①—⑥。「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便是針對著曹、陸的理論而發的。柳宗元還說：「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①那麼，不但「封建非聖人意」，聖人並且要廢除封建，只是「勢不可」罷了。說到「勢」，便得從封建起源或社會起源著眼，這便是所謂「生人（民）之初」①。柳宗元似乎不相信古傳的「天作君師」

說（《孟子》引《逸尚書》）；他以為「君長刑政」起於「爭」。人與人因物資而爭，其中「智而明者」給他們「斷曲直」，施刑罰，讓他們息爭。這就是「君長」。

有「君長刑政」然後有秩序，然後有「群」。群與群又因物資相爭，息爭的是兵強德大的人；於是乎有諸侯。諸侯相爭，息爭的是德大的人；於是乎有方伯、連帥。

方伯、連帥相爭，息爭的是德更大的人；於是乎有天子。「然後天下會於一」②。

群的發展是自小而大，自下而上。這是柳宗元的封建起源論社會起源論，也就是他的政治哲學。所謂「勢」，就指這種自然的發展而言。他的理論大概是從《荀子》來的。《荀子·禮論》篇說：「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君道》篇又說：「君者，何也？曰，能群也。」這便是「君長刑政」起於「爭」的道理，不過說得不成系統罷了。「假物」也是借用《荀子·勸學》篇「君子……善假於物」的話，篇中已提明荀卿。至於那種層次的發展，是恰和《墨子·尚同》篇所說翻了個個兒。《尚同》篇以為「正長」「刑政」起於「亂」；而封建的社會的發展是自天子至於「鄉里之長」，是自大而小，自上而下。柳宗元建立了他的封建起源論社會起源論，接著就說「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民）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②。這是說明封建的世襲制的來由，但未免太簡單化了些。

可是社會的自然發展是「勢」，聖人的「不得已」也是「勢」。篇中論湯武不革除封建制的緣故道：「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不免是姑息，不免是妥協。所以接著便說，「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這種「不得已」出於私心，雖然也是「勢」，卻跟那聖人也無可奈何的「生人（民）之初」的「勢」不一樣。但是無論怎麼樣，封建「非聖人之意」是一定的。在封建的世襲制下，「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聖人那會定下這種不公的制度呢？本篇除辯明「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這個主旨以外，還設了三個難。末一難是「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複議也」。柳宗元便舉出「湯、武之所不得已」來破這一難，已見上。

中一難是「夏、商、周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六代論》開端就說「昔夏、殷、周之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杜佑也以為封建制「主祚常永」，郡縣制「主祚常促」。但這也是封建論者一般的意見，因為周曆年八百，秦二世而亡，可以作他們的有力的證據。柳宗元卻只舉魏晉唐三代作反證。魏晉兩代，封建制還存著，「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唐代改了郡縣制，「垂二百祀，大業彌固」。可見朝代的長短和封建是無關的。頭一難是：「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民），適其俗，修其理（治），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治）乎？」⑦這也是《五等論》里一層主要的意思，而且是陸機自己的見解———他那「共憂樂，同安危」的論據是襲用曹冏的。這裡他說：「五等之君為己思治，郡縣之長為利圖物。何以征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修己安民，良士之所希及。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民者，官長所夙夜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為己土，眾皆我民，民安己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慾以垂后，後嗣思其堂構；為上無苟且之心，群下知膠固之義。」「共憂樂，同安危」，是從治者方面看，「施化」

的難易是從受治者方面看。這后一層的重要僅次於前者，也是封建論者一種有力的論據。所以本篇列為頭一難。別的兩難，柳宗元只簡單的駁了過去；只對於這一難，卻歷引周秦漢唐的事迹，證明它的不正確。他對於「共憂樂，同安危」那個論據，除建立了新的替代的「勢」的理論外，也曾引周秦漢唐的事迹作證。這一難的重要性由此可見。篇中兩回引周秦漢唐的事迹，觀點卻不同。一回著重在「制」，在治者；一回著重在「政」，在被治者。但從實際的政治里比較封建制和郡縣制的得失，卻是一樣的。

照全篇所論，封建制有三失。一是「諸侯盛強，末大不掉」，天子「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③。二是「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治）國寡」⑧。

三是「繼世而理（治）」，君長的賢不肖未可知，「生人（民）之理（治）亂未可知」。因為「末大不掉」，便有陸機說的「侵弱之辱」，「土崩之困」；本篇論周代的末路「判為十二，分為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③，正是這種現象。因為「列侯驕盈，黷貨事戎」，便不免「奸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的情形⑩。而這兩種流弊大半由於「繼世而理（治）」，便是所謂「世襲」。

「生人（民）之初」，各級的君長至少是「智而明者」，此外「有兵有德」；越是高級的君長德越大②。雖然在我們看，這只是個理想，但柳宗元自己應該相信這是真的，他也應該盼望本篇的讀者相信這是真的。那麼，封建制剛開頭的時候，該是沒有什麼弊病的。弊病似乎起於「其德在人（民）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②。這就是「繼世而理（治）」。「繼世而理（治）」的嗣君不必是「智而明者」，更不必「有德」。這種世襲制普遍推行，世君之下，又有「世大夫」，使得「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這不是和「生人（民）之初」「智而明者」「有德」

者作君長的局面剛剛相反了嗎？自然，事實上世襲制和封建制是分不開的，是二而一的。可是柳宗元直到篇末才將「繼世而理（治）」的流弊概括的提了一下，似乎也太忽略了這制度的重要性了？不，他不是忽略，他有他的苦衷。他生在君主世襲的時代，怎能明目張胆的攻擊世襲制呢？他只能主張將無數世襲的「君長」歸併為一個世襲的天子，他只能盼望這個世襲的天子會選賢與能去作「守宰」。篇中所論郡縣制之得有二。一是「攝製四海，運於掌握之內」④，便是中央集權的意思。

二是陸機所謂「官方（宜也）庸（同『用』）能」；按本篇的說法，便是「孟舒、魏尚之術」可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可得而行⑩———一方面也便是聖賢有以立於天下。但本篇重在「破」而不在「立」，封建之失，指摘得很詳細，郡縣之得，只略舉綱目罷了。

本篇論歷代政制的得失，只舉周秦漢唐四代。「堯、舜、禹、湯之事遠」③，所以存而不論。堯舜禹湯時代的史料留傳的太少，難以考信，存而不論是很謹慎的態度。「及有周而甚詳」③，從周說起，文獻是足征的。不但文獻足征，周更是封建制的極盛時期和衰落時期。這裡差不多可以看見封建制的全副面目。這是封建制的最完備最適當的代表。而周代八百年天下，又是封建論者所艷羨的，並且是他們憑藉著起人信心的實證。秦是第一個廢封建置郡縣的朝代；這是一個革命的朝代。

可是二世而亡，留給論史家許多爭辯。封建論者很容易的指出，這短短的一代是封建制的反面的鐵證。反封建論者像柳宗元這樣，卻得很費心思來解釋秦的速亡並不在郡縣制上———郡縣固然亡，封建還是會亡的。漢是封建和郡縣兩制並用；郡縣制有了長足的發展，封建制也經過幾番修正，漸漸達到名存實亡的地步。年代又相當長。這是郡縣製成功的時代，也是最宜於比較兩種制度的得失的時代。所以本篇說，「繼漢而帝者，雖百代（世）可知也」⑤。漢可以代表魏晉等代；篇中只將魏晉帶了一筆，並不詳敘，便是為此。漢其實也未嘗不可代表唐。但柳宗元是唐人，他固然不肯忽略自己的時代；而更有關係的是安史以來的「藩鎮」的局面，那不能算封建卻又像封建的，別的朝代未嘗沒有這種情形，卻不像唐代的顯著和深烈，這是柳宗元所最關心的。他的反封建，不但是學術的興趣，還有切膚之痛。就這兩種制度本身看，唐代並不需要特別提出；但他卻兩回將本朝跟周秦漢相提並論，可見是怎樣的鄭重其事了。《唐書·宗室傳贊》說杜佑、柳宗元論封建，「深探其本，據古驗今而反覆焉。」杜佑的全文不可見；以本篇而論，這卻是一個很確切的評語。

「深探其本」指立封建起源論，「據古驗今而反覆」正指兩回將唐代跟周秦漢一併引作論證。

篇中兩回引證周秦漢唐的事迹，觀點雖然不同，而「制」的得失須由」政」

見，所論不免有共同的地方，評為「反覆」是不錯的。第一回引證以「制」為主，所以有「非郡邑之制失」④，「徇周之制」，「秦制之得」⑤，「州縣之設，固不可革」⑥等語。這裡周制之失是「末大不掉」③，秦制之得是「攝製四海，運於掌握之內」④；漢代兼用兩制，「有叛國而無叛郡」⑤，得失最是分明。秦雖二世而亡，但「有叛人（民）而無叛吏」④，可見「非郡邑之制失」。唐用秦制，雖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但「有叛將而無叛州」，可見「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

⑥。兵原也可以息爭，卻只能用於小群小爭。群大了，爭大了，便得「有德」，而且得有大德。「藩鎮」是大群，有大爭；而有兵無德，自然便亂起來了。———這番徵引是證明「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那個主旨。第二回引證以「政」為主，所以有「侯伯不得變其政」，「失在於制，不在於政」⑧，「失在於政，不在於制」

⑨，「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⑩等語。周雖失「政」，但「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上下牽制，以至於此。所以真正的失，還「在於制，不在於政」。秦制是「得」了，而郡邑無權，守宰不得人；二世而亡，「失在於政」。「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郡邑，可謂理（治）且安矣」⑩。篇中接著舉出孟舒、魏尚、黃霸、汲黯幾個賢明的守宰。「政」因於「制」，由此可見。至於唐「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制」是已然「得」了，只要「善制兵，謹擇守」，便會「理（治）平」

，不致失「政」。這就是上文提到的柳宗元向當時執政者建議的簡要的原則了。———這番徵引是證明郡縣的守宰「施化易」而「能理（治）」⑦，回答那第一難。郡縣制的朝代雖也會二世而亡，雖也會「桀猾時起，虐害方域」⑥，但這是沒有認真施行郡縣制的弊病，郡縣制本身並無弊病。封建制本身卻就有弊病，「政」

雖有一時的得失，「侵弱之辱」「土崩之困」終久是必然的。———篇中徵引，第一回詳於周事，第二回詳於漢事。這因為周是封建制的代表，漢是「政」因於「制」

的實證的緣故。唐是柳宗元自己的時代，他知道的事迹應該最多，可是說的最少。

一來是因為就封建郡縣兩制而論，唐代本不佔重要的地位，用不著詳其所不當詳。

二來也許是因為當代人論當代事，容易觸犯忌諱，所以還是概括一些的好。

政制的作用在求「理（治）平」或「理（治）安」⑩，這是「天下之道」。「理（治）安」在乎「得人」，「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治）安』」。郡縣制勝於封建制的地方便在能擇守宰，能進賢退不肖，賞賢罰不肖。「且漢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睹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⑩這正是能擇人，能擇人才能「得人」。

但如孟舒、魏尚，本都是罷免了的，文帝聽了田叔和馮唐的話，才知道他們的賢能，重行起用，官復原職。可見知人善任，賞罰不差，也是不容易的。這不但得有賢明的君主，還得有賢明的輔佐。「謹擇守」只是個簡要的原則，實施起來，得因時制宜，斟酌重輕，條目是無窮盡的。能「謹」擇守宰，便能「得人」，天下便能「理（治）安」了。「得人」真可算是一個不變的道理；縱貫古今，橫通四海，為政都不能外乎此，不過條目隨時隨地不同罷了。柳宗元說郡縣制是「公之大者」

，便是為此。封建之初，雖然是「其德在人（民）者」，死了才「求其嗣而奉之」②，但後來卻只是「繼世而理（治）」。「繼世而理（治）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這只是私天下，家天下。「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湯武雖是「聖王」，而不能革除封建制，也不免有私心；他們是「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始皇改封建為郡縣，其實也出於另一種私心，這是「私其一己之威」，「私其盡臣畜於我」。可是從天下後世看，郡縣制使賢不肖各居其所，使聖賢有以立於天下，確是「公之大者」。所以說「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向來所謂「公天下」，原指堯舜傳賢，對禹傳子的「家天下」而言。那是整個兒的「以天下與人」。但堯舜之事太「遠」了，太理想了。本篇著重實際的政制，所以存而不論。就實際的政制看，到了柳宗元的時代，郡縣制確是「公之大者」。他將新的意義給予「公天下」這一語，而稱「公天下之端自秦始」，也未嘗沒有道理。

議論文不管是常理，是創見，總該自圓其說，所謂「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最忌的是自相矛盾的毛病。議論文的作用原在起信；不能自圓其說，甚至於自相矛盾，又怎麼能說服別人呢？本篇開端道：「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民）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上面的兩答，好像是平列的；下面的兩問兩答卻偏承著「生人（民）果有初乎？」那一問說下去，將「天地果無初乎？」一問撇開了。按舊來的看法，這一問原是所謂陪筆；這樣撇開正是很經濟的。可是我們覺得「無初」一問既然在篇首和「有初」一問平列的提出，總該交代一筆，才好撇開去。照現在這樣，不免使人遺憾。篇中又說，「群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接著卻只說「德又大者」，更不提「有兵」一層。論到世襲制，也只說「其德在人（民）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②。柳宗元不提「有兵」的用意，我們是可以看出的，上文已見。

他這兒自然也是所謂省筆；可是邏輯的看，他是並沒有自圓其說的。———前一例是邏輯的不謹嚴，廣義的說，不謹嚴也是沒有自圓其說的一目。又，篇中說：「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民）之初乎？」①後面卻又說，「夫殷（湯）、周（武）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這「不得已」雖也是「勢」，卻跟那「生人（民）之初」的勢大不相同。這就未免自相矛盾了。篇中又說，「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這是回答那第二難。但魏晉只是郡縣封建兩制兼用，而郡縣更見側重。用這兩代來證明「秦郡邑而促」，似乎還比用來反證「夏、商、周、漢封建而延」合式些。那麼，這也是自相矛盾了。韓愈給柳宗元作墓誌，說他「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五百家注《柳集》說「韓退之文章過子厚而議論不及；子厚作《封建論》，退之所無」。

長於議論的人，精於議論的文，還不免如上所述的毛病，足見真正嚴密的議論文還得有充分的邏輯的訓練才成。

本篇全文是辯論，是非難。開端一節提出「封建非聖人意」，已是一「非」；所以後面提出第一難時說「余又非之」⑦。這兩大段大體上是「反覆」的。反覆可以加強那要辯明的主旨，並且可以使文字的組織更顯得緊密些。這兩段里還用了遞進的結構。論封建的起源時，連說「又有大者」「又大者」，一層層升上去，直到「天下會於一」。接著從里胥起又一層層升上去，直到天子。論漢代政制時說：「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民），戚之而已；……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眥，勃然而起。

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⑩也是一層層升上去，不過最高一層又分兩面罷了。遞進跟反覆是一樣的作用，可以說是「異曲同工」。本篇的組織偏重整齊，反覆和遞進各是整齊的一目。篇中還用了許多偶句，從開端便是的，總計不下三十處，七十多語。又用了許多排語，如「周有天下」③，「秦有天下」④，「漢有天下」⑤，「周之事迹斷可見矣」⑧，「秦之事迹斷可見矣」⑨，「周事然也」

⑧，「秦事然也」⑨，「漢事然也」⑩，「有叛人（民）而無叛吏」④，「有叛國而無叛郡」⑤，「有叛將而無叛州」⑥，「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⑥，「失在於制，不在於政」⑧，「失在於政，不在於制」⑨等等。偶句和排語也都可以增強組織的。

柳宗元在朝中時，作文還沒有脫掉六朝駢儷的規矩；本篇偏重整齊，多半也是六朝的影響。

本篇是辯論文，而且重在「破」，重在非難。凡關鍵的非難的句子，總是毫不猶疑，斬釘截鐵。如開端的「封建非聖人意也」①②，結尾的「非聖人意也」，論秦亡說「非郡邑之制失也」④，回答第二難說「尤非所謂知理（治）者也」，回答第三難說「是大不然」，都是斬截的否定的口氣。這些是柳宗元的信念。他要說服別人，讓他自己的信念取別人的不同的或者相反的信念而代之，就得用這樣剛強的口氣。要不然，遲遲疑疑的，自己不能堅信，自己還信不過自己，又怎能使別人信服呢？若是短小精悍的文字，有時不妨竟用這種口氣一貫到底。但像本篇這樣長文，若處處都用這種口氣，便太緊張了，使讀者有受威脅之感。再則許多細節，作者本人也未必都能確信不疑，說得太死，讓人挑著了眼兒，反倒減弱全文的力量。這兒便得斟酌著參進些不十分確定的，商榷的或詰難的口氣，可不是猶疑的口氣。這就給讀者留了地步，也給自己留了地步，而且會增加全文的情韻或姿態。

在本篇里，如「勢之來，其生人（民）之初乎？」①「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③。「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民）乎？」⑩便都是商榷的口氣。如「何繫於諸侯哉？」

「繼世而理（治）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

便都是詰難的口氣。

本篇徵引周秦漢唐四代的事迹，而能使人不覺得有糾纏不清或瑣屑可厭的地方。這是因為有剪裁。一代的事迹往往浩如煙海，徵引時當然得有個選擇。選擇得按著行文的意念，這裡需要的是判斷，是眼光。所取的事迹得切合那意念，或巧合那意念；前者是正鋒，後者只是偏鋒。這是剪裁的第一步。所取的事迹是生料，還得熔鑄一番。或引申一面，或概括全面，或竟加以說明；總得使熟悉那些事迹的讀者能領會到精細的去處，而不熟悉的讀者也能領會到那意念，那大旨。這后一層是很重要的。因為熟悉史事的讀者究竟比不熟悉的讀者少得多；一般不熟悉史事而讀書明理的讀者，作者是不得不顧到的。大概簡單些的事迹，直陳就行了；複雜些的就得加以概括或說明。這是剪裁的第二步。本篇秦代的事比較少些，比較簡單些；但只第一回徵引可以算是直陳的④，第二回便以說明為主了⑨。唐代的事雖不少，卻也只概括的敘了幾句⑥，這緣由上文已見。周漢兩代的事都繁多而複雜，最需要第二步的剪裁的便是這些。篇中第一回徵引周事甚詳，便不得不多用說明的語句。如「然而降於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③，「下堂而迎覲者」是「害禮傷尊」，說明了對於一般讀者更方便些。又如「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戾，無君君之心。」有了后二語，即使不熟悉上面的三件事，也可以知道它們的性質和徵引的用意。又如「遂判為十二，合為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周之敗端」也是說明語。這一節也參用概括的敘述，如說周初的封建，只用「周有天下，……離為守臣捍城」一長句。又如「歷於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也是的。———末一語在不熟悉史事的讀者，可以「概括化」為「卒不能定諸侯之嗣」，意思還是明白的。篇中徵引漢事，多作概括語。

如「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⑤，上面接著「漢有天下」，敘的自然是高祖了。這裡前二語概括了數年間諸王叛變的事迹，后二語舉了兩個最利害的例子，只要知道了這兩件事是數年間最利害的例子，一般的讀者也就算懂得了。下面緊接著，「陵遲不救者三代；后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寥寥二語里也概括了許多事迹。又如「且漢知孟舒于田叔，……卧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一長句⑩，連舉了六個人名，似乎會使一般的讀者感到困難。但說「知」，說「得」，說「明審」，「簡靖」，又說「拜之」，「復其位」，「卧而委之以輯一方」，這些說明的詞句，用加上上下文，那六個人名也不會妨礙一般的讀者了解大意的。

篇中有些詞句，也許需要討論。如「不初無以有封建」①，「不初」等於「不是生人（民）之初」，「初」是名詞作動詞用；「無以」是熟語。全句翻成白話是，「不是生民之初，沒理由會有封建」，或「不是初民社會不會有封建」。這句話若用文言的肯定語氣，該作「有初而後有封建」，但不及雙重否定的斬截有斤兩。「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羅，四周於天下，……」句讀是照舊傳。有人在「邦」字斷句，將「群后」屬下句。這樣，「周……設五等邦」

「群后布履星羅，……」好像容易講解些，也合於文法些。但「五等」是成詞，「五等邦」罕見；本篇還有六朝駢儷的規矩，「設五等，邦群后」二語正是相偶的。

至於文法，駢體和詩自有它們的規律，跟一般的文法原有不同的去處。所以我們覺得還是舊傳的句讀理長些。———「履」是「所達到的地界」，「布履」是「分佈的地界」。「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④，寫秦的形勢。這兒「雄圖」的「圖」

是版圖，不是謀略。「六合」原指天地四方，這兒只是宇內或天下的意思。———「六合」用在這裡實在不妥貼；只因上一語有了「天下」，只得另找一詞對偶。這是駢體的毛病。———「負鋤梃謫戍之徒」④一語，從賈誼《過秦論》的「鋤棘矜」「謫戍之眾」變出，但不是駢體的句子而是「古文」的句子。這種句法，以前似乎沒有，大概是當時的語言的影響。———韓愈提倡「古文」，主要的其實也只是教人照自然的語氣造句行文罷了。這一語里「負鋤梃」是形容「謫戍之徒」的，翻成白話的調子該是「負鋤梃的謫戍之徒」；按文法說，「負鋤梃」下似乎該有個「之」字。但一語兩個「之」字，便嫌羅唆，句子顯得不「健」似的，「古文」里這樣兩「之」的句法極罕見。這些地方不宜拘守那並未十分確定的文法，只消達意表情明白而有力就成。況且「負鋤梃」這樣句法後來也成了用例了。「繼漢而帝者，雖百代（世）可知也」⑤，襲用《論語》「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不過孔子的話只是理想，柳宗元卻至少有唐代作證。「有理（治）人（民）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治）人（民）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⑨，是說明「秦之事迹」

的。第一語「理（治）人（民）之制」就指的郡縣制；可是郡邑無權。第二語「理（治）人（民）之臣」泛指賢能之士；賢能不在位，守宰不得人。「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⑩，「削其半」是被朝廷「削其半」，「民猶瘁矣」

是說那被削的一半的人民在被削以前，和那未被削的一半的人民，總之是吃苦的。

「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民）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

，前二語只是「為施政的便利，求制度的一貫」的意思。———以上是句。「所伏必眾」②，伏，服也。「圜視而合從」④，「圜視」出在賈誼的《治安策》里，就是「睜圓了眼看著」，表示驚愕的神氣；「合從」借用六國合從的事迹，表示「叛秦」的意思。「戚之而已」⑩，戚，憂也，又憤恨也。這些是「實詞」。「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②，兩「之」字泛指上句里「所伏」的人———指其中的有些人。「秦制之得，亦以明矣」⑤，「以」和「已」通用。「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四「其」字都相當於白話的「那」字。這些是「半實詞」。「彼其初與萬物皆生」②，「其」等於「之」；這裡用較古的「其」，是鄭重的語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④，兩「之」字也只是增強語氣的詞。「及夫大逆不道」，「及夫郡邑，可謂理（治）且安矣」⑩，兩「及夫」都是「至於」的意思，但第一個指時間說，第二個指論點說。「且漢知孟舒于田叔……」⑩，「且」只是發端詞，和「夫」字一樣。這兒用「且」，也許是有意避開上面兩個「及夫」里的「夫」字———那兩個「夫」字可是增強「及」字的語氣的。這些是「虛詞」。

篇中除襲用《論語》一句外，還襲用賈誼《過秦論》和《六代》、《五等》兩論的詞句不少。如「秦有天下」一節④，便多出於《過秦論》。其中「負鋤梃」二語上文已論。「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製四海，運於掌握之內」，也是括《過秦論》的詞句。《過秦論》說「秦孝公據函之固，擁雍州之地，……有席捲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又說「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扑以鞭笞天下」，都是這四語所本———這兒「六合」這個詞是很妥貼的。《六代論》論漢景帝時七國之亂，有「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一語。這是引用《左傳》，本篇用「末大不掉」③，大約還是《六代論》的影響。這兒將原來兩語合為一語，自然是求變化。但「末大必折」本說樹木枝幹太大，根承不住，是會斷的。現在這樣和另一語拼合起來，各存一半，便不但失去原來兩語的意義，而且簡直是語不成義了。篇中「矯秦之枉，徇周之制」⑤，出於《五等論》的「漢矯秦枉」「秦因循周制」；而「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④的句調也出於同論的「周之不競，有自來矣」———這兩句都是總冒下文的。《六代論》的作者曹冏是魏少帝的族祖。那時少帝年幼。曹冏歷舉夏殷周秦漢魏六代的事迹，主張封建宗室子弟，「強幹弱枝，備萬一之慮」，作成此論，想感悟當時的執政者曹爽。曹爽沒有採納他的意見。此論純為當時而作。《五等論》論「八代之制」，「秦漢之典」———「八代」指五帝三王而言。陸機是說古來聖王立「五等」治天下，「漢矯秦枉，大啟侯王，境土逾溢，不遵舊典」，於是乎有「過正之災」，卻」非建侯之累」。他也是封建制的辯護人，可是似乎純然出於歷史的興趣，不關時政。本篇只引周秦漢唐的事迹，韓愈所謂「證據今古」，跟曹的重今，陸的述古，都是同而不同；柳宗元的態度是在曹、陸之間。

封建制郡縣制的得失，主要的是中國實際政制問題，不獨漢唐為然。明末的顧炎武還作了九篇《郡縣論》。他說：「知封建之所以變而為郡縣，則知郡縣之敝而將復變。然則將復變而為封建乎？曰，不能。有聖人起，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而天下治矣。」又說：「封建之失，其專在下，郡縣之失，其專在上。……有司之官凜凜焉救過之不給，以得代為幸，而無肯為其民興一日之利者。民烏得而不窮？國烏得而不弱？」他主張「尊令長之秩，而予之以生財治人之權，罷監司之任，設世官之獎，行辟屬之法———所謂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論一）。我們看了他這番話，也許會覺得不倫不類，但他也是沖著時代說的。那時流寇猖獗，到那裡打劫那裡，如入無人之境一般；守土的「令長」大都聞風逃亡，絕少盡職抵抗的人。顧炎武眼見這種情形，才有提高令長職權，創設世官制度那番議論。就是我們民國時代，在國民革命以前，也還有過聯省自治和中央集權的討論，參加的很不少，那其實也在封建制和郡縣制的得失的圈子裡。

略讀指導舉隅

例言

一本書與《精讀指導舉隅》一樣，專供各中學國文教師參考用。

二本書專重略讀指導，書中舉了七部書作例子。計經籍一種，名著節本一種，詩歌選本一種，專集兩種，小說兩種。其中《孟子》、《史記菁華錄》、《唐詩三百首》、《胡適文選》適於高中學生閱讀。《蔡孑民先生言行錄》、《吶喊》、《愛的教育》適於初中學生閱讀。

三本書的「前言」是向各位中學教師說的。我們以為對於學生「略讀」要做到「指導」二字，至少有這麼些工作。否則便是讓學生隨便看書，不是「指導」

他們閱讀。

四本書各篇「指導大概」是用教師的口氣向學生說的。我們按照「前言」

所指出的，對於每一部書，作了指導的實例。這七篇「大概」都是完整的成篇的文字，只因寫下來不得不如此，並不是說每指導一部書，就得向學生作一番這樣長長的演講，講過了就完事。「指導」得在討論里；每篇「大概」中的每一節，都該是討論的結果，這結果該是學生自己研求之後，在討論時間，又經教師的糾正或補充，才得到的。我們希望各位教師能將這樣的態度和方法，應用在別的書籍的略讀指導里。

五本書各篇，我們雖都謹慎的用心的寫出，但恐怕還有見不到的錯誤。盼望各位教師多多指教，非常感謝！

《唐詩三百首》指導大概

有些人在生病的時候或煩惱的時候，拿過一本詩來翻讀，偶爾也朗吟幾首，便會覺得心上平靜些，輕鬆些。這是一種消遣，但跟玩骨牌或紙牌等等不同，那些大概只是碰碰運氣。跟讀筆記一類書也不同，那些書可以給人新的知識和趣味，但不直接調平情感。讀小說在這些時候大概只注意在故事上，直接調平情感的效用也不如詩。詩是抒情的，直接訴諸情感，又是節奏的，同時直接訴諸感覺，又是最經濟的，語短而意長。具備這些條件，讀了心上容易平靜輕鬆，也是當然。自來說，詩可以陶冶性情，這句話不錯。

但是詩決不只是一種消遣，正如筆記一類書和小說等不是的一樣。詩調平情感，也就是節制情感。詩里的喜怒哀樂跟實生活里的喜怒哀樂不同。這是經過「再團再煉再調和」的。詩人正在喜怒哀樂的時候，決想不到作詩。必得等到他的情感平靜了，他才會吟味那平靜了的情感想到作詩；於是乎運思造句，作成他的詩，這才可以供欣賞。要不然，大笑狂號只教人心緊，有什麼可欣賞的呢？讀詩所欣賞的便是詩里所表現的那些平靜了的情感。假如是好詩，說的即使怎樣可氣可哀，我們還是不厭百回讀的。在實生活里便不然，可氣可哀的事我們大概不願重提。這似乎是有私無私或有我無我的分別，詩里無我，實生活里有我。別的文學類型也都有這種情形，不過詩里更容易見出。讀詩的人直接吟味那無我的情感，欣賞它的發而中節，自己也得到平靜，而且也會漸漸知道節制自己的情感。一方面因為詩里的情感是無我的，欣賞起來得設身處地，替人著想。這也可以影響到性情上去。節制自己和替人著想這兩種影響都可以說是人在模仿詩。詩可以陶冶性情，便是這個意思。

所謂溫柔敦厚的詩教，也只該是這個意思。

部定初中國文課程標準「目標」里有「養成欣賞文藝之興趣」一項，略讀教材里有「有註釋之詩歌選本」一項。高中國文課程標準「目標」里又有「培養學生欣賞中國文學名著之能力」一項，關於略讀教材也有「選讀整部或選本之名著」

的話。欣賞文藝，欣賞中國文學名著，都不能忽略讀詩。讀詩家專集不如讀詩歌選本。讀選本雖只能「嘗鼎一臠」，卻能將各家各派鳥瞰一番；這在中學生是最適宜的，也最需要的。有特殊的選本，有一般的選本。按著特殊的作派選的是前者，按著一般的品味選的是後者。中學生不用說該讀後者。《唐詩三百首》正是一般的選本。這部詩選很著名，流行最廣，從前是家弦戶誦的書，現在也還是相當普遍的書。但這部選本並不成為古典；它跟《古文觀止》一樣，只是當年的童蒙書，等於現在的小學用書。不過在現在的教育制度下，這部書給高中學生讀才合式。無論它從前的地位如何，現在它卻是高中學生最合式的一部詩歌選本。唐代是詩的時代，許多大詩家都在這時代出現，各種詩體也都在這時代發展。這部書選在清代中葉，入選的差不多都是經過一千多年淘汰的名作，差不多都是歷代公認的好詩。雖然以明白易解為主，並限定詩篇的數目，規模不免狹窄些，卻因此成為道地的一般的選本，高中學生讀這部書，靠著註釋的幫忙，可以吟味欣賞，收到陶冶性情的益處。

本書是清乾隆間一位別號「蘅塘退士」的人編選的。卷頭有《題辭》，末尾記著「時乾隆癸未年春日，蘅塘退士題」。乾降癸未是公元一七六三年，到現在快一百八十年了。有一種刻本「題」字下押了一方印章，是「孫洙」兩字，也許是選者的姓名。孫洙的事迹，因為眼前書少，還不能考出、印證。這件事只好暫時存疑。《題辭》說明編選的旨趣，很簡短，抄在這裡：世俗兒童就學，即授《千家詩》，取其易於成誦，故流傳不廢。但其詩隨手掇拾，工拙莫辨。且五七言律絕二體，而唐宋人又雜出其間，殊乖體制。因專就唐詩中膾炙人口之作擇其尤要者，每體得數十首，共三百餘首，錄成一編，為家塾課本。俾童而習之，白首亦莫能廢。較《千家詩》不遠勝耶？諺雲，「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請以是編驗之。

這裡可見本書是斷代的選本，所選的只是「唐詩中膾炙人口之作」，就是唐詩中的名作。而又只是「擇其尤要者」，所以只有三百餘首，實數是三百一十首。所謂「尤要者」大概著眼在陶冶性情上。至於以明白易解的為主，是「家塾課本」

的當然，無須特別提及。本書是分體編的，所以說「每體得數十首」。引諺語一方面說明為什麼只選三百餘首。但編者顯然同時在模仿「三百篇」，《詩經》三百零五篇，連那有目無詩的六篇算上，共三百一十一篇；本書三百一十首，決不是偶然巧合。編者是怕人笑他僭妄，所以不將這番意思說出。引諺語另一方面叫人熟讀，學會吟詩。我們現在也勸高中學生熟讀，熟讀才真是吟味，才能欣賞到精微處。但現在卻無須再學作舊體詩了。

本書流傳既廣，版本極多。原書有註釋和評點，該是出於編者之手。註釋只注事，頗簡當，但不釋義。讀詩首先得了解詩句的文義；不能了解文義，欣賞根本說不上。書中各詩雖然比較明白易懂，又有一些注，但在初學還不免困難。書中的評，在詩的行旁，多半指點作法，說明作意，偶爾也品評工拙。點只有句圈和連圈，沒有讀點和密點———密點和連圈都表示好句和關鍵句，並用的時候，圈的比點的更重要或更好。評點大約起於南宋，向來認為有傷雅道，因為妨礙讀者欣賞的自由，而且免不了成見或偏見。但是謹慎的評點對於初學也未嘗沒有用處。這種評點可以幫助初學了解詩中各句的意旨並培養他們欣賞的能力。本書的評點似乎就有這樣的效用。

但是最需要的還是詳細的註釋。道光間，浙江省建德縣（？）人章燮鑒於這個需要，便給本書作注，成《唐詩三百首註疏》一書。他的自跋作於道光甲午，就是公元一八三四年，離蘅塘退士題辭的那年是七十一年。這注本也是「為家塾子弟起見」，很詳細。有詩人小傳，有事注，有意疏，並明作法，引評語；其中李白詩用王琦《李太白集注》，杜甫詩用仇兆鰲《杜詩詳註》。原書的旁評也留著，但連圈沒有———原刻本並句圈也沒有。書中還增補了一些詩，卻沒有增選詩家。以注書的體例而論，這部書可以說是駁雜不純，而且不免繁瑣疏漏附會等毛病。書中有「子墨客卿」（名翰，姓不詳）的校正語十來條，都確切可信。但在初學，這卻是一部有益的書。這部書我只見過兩種刻本。一種是原刻本。另一種是坊刻本，四川常見。這種刻本有句圈，書眉增錄各家評語，並附道光丁酉（公元一八三七）印行的江蘇金壇於慶元的《續選唐詩三百首》。讀《唐詩三百首》用這個本子最好。此外還有商務印書館鉛印本《唐詩三百首》，根據蘅塘退士的原本而未印評語。又，世界書局石印《新體廣注唐詩三百首讀本》，每詩後有「註釋」和「作法」兩項。

「註釋」注事比原書詳細些；兼釋字義，卻間有誤處。「作法」兼說明作意，還得要領。卷首有「學詩淺說」，大致簡明可看。書中只絕句有連圈，別體只有句圈；絕句連圈處也跟原書不同，似乎是抄印時隨手加上，不足憑信。

本書編配各體詩，計五言古詩三十三首，樂府七首，七言古詩二十八首，樂府十四首，五言律詩八十首，七言律詩五十首，樂府一首，五言絕句二十九首，樂府八首，七言絕句五十一首，樂府九首，共三百一十首。五言古詩和樂府，七言古詩和樂府，兩項總數差不多。五言律詩的數目超出七言律詩和樂府很多；七言絕句和樂府卻又超出五言絕句和樂府很多。這不是編者的偏好，是反映著唐代各體詩發展的情形。五言律詩和七言絕句作的多，可選的也就多。這一層下文還要討論。五、七、古、律、絕的分別都在形式，樂府是題材和作風不同。樂府也等下文再論，先說五七古律絕的形式。這些又大別為兩類：古體詩和近體詩。五七言古詩屬於前者，五七言律絕屬於後者。所謂形式，包括字數和聲調（即節奏），律詩再加對偶一項。五言古詩全篇五言句，七言古詩或全篇七言句，或在七言句當中夾著一些長短句。如李白《廬山謠》開端道：我本楚狂人，狂歌笑孔丘。

手持綠玉杖，朝別黃鶴樓。

五嶽尋山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游。

又如他的《宣州謝月兆樓餞別校書叔雲》開端道：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

長風萬里送秋雁，對此可以酣高樓。

這些都是五七言古詩。五七古全篇沒有一定的句數。古近體詩都得用韻，通常兩句一韻，押在雙句末字；有時也可以一句一韻，開端時便多如此。上面引的第一例里「丘」「樓」「游」是韻，兩句間見；第二例里「留」和「憂」是逐句韻，「憂」和「樓」是隔句韻。古體詩的聲調比較近乎語言之自然，七言更其如此，只以讀來順口聽來順耳為標準。但順口順耳跟著訓練的不同而有等差，並不是一致的。

近體詩的聲調卻有一定的規律；五七言絕句還可以用古體詩的聲調，律詩老得跟著規律走。規律的基礎在字調的平仄，字調就是平上去入四聲，上去入都是仄聲。五七言律詩基本的平仄式之一如次：五律

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

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

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

七律

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即使不懂平仄的人也能看出律詩是兩組重複、均齊的節奏所構成，每組裡又自有對稱、重複、變化的地方。節奏本是異中有同，同中有異，律詩的平仄式也不外這個理。即使不懂平仄的人只默誦或朗吟這兩個平仄式，也會覺得順口順耳；但這種順口順耳是音樂性的，跟古體詩不同，正和語言跟音樂不同一樣。律詩既有平仄式，就只能有八句，五律是四十字，七律是五十六字———排律不限句數，但本書里沒有。絕句的平仄式照律詩減半———七絕照七律的前四句———，就是只有一組的節奏。這裡所舉的平仄式只是最基本的，其中有種種重複的變化。懂得平仄的自然漸漸便會明白。不懂平仄的，只要多讀，熟讀，多朗吟，也能欣賞那些聲調變化的好處，恰像聽戲多的人不懂板眼也能分別唱的好壞，不過不大精確就是了。四聲中國人人語言中有，但要辨別某字是某聲，卻得受過訓練才成。從前的訓練是對對子跟讀四聲表，都在幼小的時候。現在高中學生不能辨別四聲也就是不懂平仄的，大概有十之八九。他們若願意懂，不妨試讀四聲表。這隻消從《康熙字典》卷首附載的《等韻切音指南》里選些容易讀的四聲如「巴把霸捌」「庚梗更格」之類，得閑就練習，也許不難一旦豁然貫通。（中華書局出版的《學詩入門》里有一個四聲表，似乎還容易讀出，也可用。）律詩還有一項規律，就是中四句得兩兩對偶，這層也在下文論。

初學人讀詩，往往給典故難住。他們一回兩回不懂，便望而生畏，因畏而懶；這會斷了他們到詩去的路。所以需要註釋。但典故多半只是歷史的比喻和神仙的比喻；用典故跟用比喻往往是一個理，並無深奧可畏之處。不過比喻多取材於眼前的事物，容易了解些罷了。廣義的比喻連典故在內，是詩的主要的生命素；詩的含蓄，詩的多義，詩的暗示力，主要的建築在廣義的比喻上。那些取材於經驗和常識的比喻———一般所謂比喻只指這些———，可以稱為事物的比喻，跟歷史的比喻，神仙的比喻是鼎足而三。這些比喻（廣義，后同）都有三個成分：一、喻依，二、喻體，三、意旨。喻依是作比喻的材料，喻體是被比喻的材料，意旨是比喻的用意所在。先從事物的比喻說起。如「天邊樹若薺」（五古，孟浩然，《秋登蘭山寄張五》），薺是喻依，天邊樹是喻體，登山望遠樹，只如薺菜一般，只見樹的小和山的高，是意旨。意旨卻沒有說出。又，「今朝此為別，何處還相遇？世事波上舟，沿洄安得住！」（五古，韋應物，《初發揚子寄元大校書》）世事是喻體，沿洄不得住的波上舟是喻依，惜別難留是意旨———也沒有明白說出。又，「吳姬壓酒勸客嘗」

（七古，李白，《金陵酒肆留別》），當壚是喻體，壓酒是喻依，壓酒的「壓」和所謂「壓裝」的「壓」用法一樣，壓酒是使酒的分量加重，更值得「盡觴」（原詩，「欲行不行各盡觴」）。吳姬當壚，助客酒興是意旨。這裡只說出喻依。又，「辭嚴義密讀難曉，字體不類隸與蝌。年深豈免有缺畫？快劍斫斷生蛟鼉。鸞翔鳳翥眾仙下，珊瑚碧樹交枝柯，金繩鐵索鎖紐壯，古鼎躍水龍騰梭。」（七古，韓愈，《石鼓歌》）「快劍」以下五句都是描寫石鼓的字體的。這又分兩層。第一，專描寫殘缺的字。缺畫是喻體，「快劍」句是喻依，缺畫依然勁挺有生氣是意旨。第二，描寫字體的一般。字體便是喻體，「鸞翔」以下四句是五個喻依———「古鼎躍水」跟「龍騰梭」各是一個喻依。意旨依次是雋逸，典麗，堅壯，挺拔———末兩個喻依只一個意旨———，都指字體而言，卻都未說出。又，「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難」

（原作「水下灘」，依段玉裁說改———七古，白居易，《琵琶行》）。這幾句都描寫琵琶的聲音。大弦嘈嘈跟小弦切切各是喻體，急雨跟私語各是喻依，意旨一個是高而急，一個是低而急。「嘈嘈」句又是喻體，「大珠」句是喻依，圓潤是意旨。「間關」二句各是一個喻依，喻體是琵琶的聲音；前者的意旨是明滑，後者是幽澀。頭兩層的意旨未說出，這一層喻體跟意旨都未說出。事物的比喻雖然取材於經驗和常識，卻得新鮮，才能增強情感的力量；這需要創造的工夫。新鮮還得入情入理，才能讓讀者消化；這需要雅正的品味。

有時全詩是一套事物的比喻，或者一套事物的比喻滲透在全詩里。前者如朱慶餘《近試上張水部》：

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

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七絕）唐代士子應試，先將所作的詩文呈給在朝的知名人看。若得他讚許宣揚，登科便不難。宋人詩話里說，「慶余遇水部郎中張籍，因索慶余新舊篇什，寄之懷袖而推贊之，遂登科」。這首詩大概就是呈獻詩文時作的。全詩是新嫁娘的話，她在拜舅姑以前問夫婿，畫眉深淺合式否？這是喻依。喻體是近試獻詩文給人，朱慶餘是在應試以前問張籍，所作詩文合式否？新嫁娘問畫眉深淺，為的請夫婿指點，好讓舅姑看得入眼。朱慶餘問詩文合式與否，為的請張籍指點，好讓考官看得入眼。這是全詩的主旨。又，駱賓王《在獄詠蟬》：西陸蟬聲唱，南冠客思深。

那堪玄鬢影，來對白頭吟。

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

無人信高潔，誰為表予心！（五律）這是聞蟬聲而感身世。蟬的頭是黑的，是喻體，玄鬢影是喻依，意旨是少年時不堪回首。「露重」一聯是蟬，是喻依，喻體是自己，身微言輕是意旨。詩有長序，序尾道：「庶情沿物應，哀弱羽之飄零，道寄人知，憫餘聲之寂寞。」正指出這層意旨。「高潔」是蟬，也是人，是自己；這個詞是雙關的，多義的。又，杜甫《古柏行》（七古）詠夔州武侯廟和成都武侯祠的古柏，作意從「君臣已與時際會，樹木猶為人愛惜」二語見出。篇末道：大廈如傾要梁棟，萬牛回首丘山重。

不露文章世已驚，未辭翦伐誰能送？

苦心豈免容螻蟻？香葉終經宿鸞鳳。

志士幽人莫怨嗟，古來材大難為用。

大廈傾和梁棟雖已成為典故，但原是事物的比喻。兩者都是喻依。前者的喻體是國家亂；大廈傾會壓死人，國家亂人民受難，這是意旨。後者的喻體是大臣，梁棟支柱大廈，大臣支持國家，這是意旨。古柏是棟樑材，雖然「不露文章世已驚」，也樂意供世用，但是太重了，太大了，誰能送去供用呢？無從供用，漸漸心空了，螞蟻爬進去了；但是「香葉終經宿鸞鳳」，它的身分還是高的。這是喻依。喻體是懷才不遇的志士幽人。志士幽人本有用世之心，但是才太大了，無人真知灼見，推薦入朝。於是貧賤衰老，為世人所揶揄，但是他們的身分還是高的。這是材大難為用，是意旨。

典故只是故事的意思。這所謂故事包羅的卻很廣大。經史子集等等可以說都是的；不過詩文里引用，總以常見的和易知的為主。典故有一部分原是事物的比喻，有一部分是事迹，另一部分是成辭。上文說典故是歷史的比喻和神仙的比喻，是專從詩文的一般讀者著眼，他們覺得詩文里引用史事和神話或神仙故事的地方最困難。這兩類比喻都應該包括著那三部分。如前節所引《古柏行》里的「大廈如傾要梁棟」，「大廈之傾，非一木所支」，見《文中子》；「栝柏豫章雖小，已有棟樑之器」，是袁粲嘆美王儉的話，見《晉書》。大廈傾和梁棟都是歷史的比喻，同時可還是事物的比喻。又，「乾坤日夜浮」（五律，杜甫，《登岳陽樓》）是用《水經注》。《水經注》道：「洞庭湖廣五百里，日月若出沒其中。」乾坤是喻體，日夜浮是喻依。天地中間好像只有此湖；湖蓋地，天蓋湖，天地好像只是日夜飄浮在湖裡。洞庭湖的廣大是意旨。又，「古調雖自愛，今人多不彈」（五絕，劉長卿，《彈琴》），用魏文侯聽古樂就要睡覺的話，見《禮記》。兩句是喻依，世人不好古是喻體，自己不合時宜是意旨。這三例不必知道出處便能明白；但知道出處，句便多義，詩味更厚些。

引用事迹和成辭不然，得知道出處，才能了解正確。如「聖代無隱者，英靈盡來歸。遂令東山客，不得顧採薇。」（五古，王維，《送綦毋潛落第還鄉》）謝安曾隱居會稽東山。東山客是喻依，喻體是綦毋潛，意旨是大才隱處。採薇是伯夷、叔齊的故事，他們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採薇是喻依，隱居是喻體，自甘淡泊是意旨。又，「客心洗流水」（五律，李白，《聽蜀僧浚彈琴》），流水用俞伯牙、鍾子期的故事，俞伯牙彈琴，志在流水。鍾子期就聽出了，道：「洋洋乎，若江河！」詩句是倒裝，原是說流水洗客心。流水是喻依，喻體是蜀僧浚的琴曲，意旨是曲調高妙。洗流水又是雙關的，多義的。洗是喻依，凈是喻體，高妙的琴曲滌凈客心的俗慮的意旨。洗流水又是喻依，喻體是客心；聽琴而客心清凈，像流水洗過一般，是意旨。又，錢起《送僧歸日本》（五律）道：「……浮天滄海遠，去世法舟輕。……惟憐一燈影，萬里眼中明。」一燈影用《維摩經》。經里道：「有法門，名無盡燈。譬如一燈燃百千燈，冥者皆明，明終不盡。夫一菩薩開導千百眾生，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譯言「無上正等正覺心」），其於道意亦不滅盡。是名無盡燈。」這兒一燈是喻依，喻體是覺者；一燈燃千百燈，一覺者造成千百覺者，道意不滅是意旨。但在詩句里，一燈影卻指舟中禪燈的光影，是喻依，喻體是那日本僧，意旨是他回國傳法，輾轉無盡。———「惟憐」是「最愛」的意思。

又，「後來鞍馬何逡巡，當軒下馬入錦茵。楊花雪落覆白蘋，青鳥飛去銜紅巾。炙手可熱勢絕倫，慎莫近前丞相嗔！」（七古，樂府，杜甫，《麗人行》）全詩詠三月三日長安水邊遊樂的情形，以楊國忠兄妹為主。詩中上文說到虢國夫人和秦國夫人，這幾句說到楊國忠———他那時是丞相。「楊花」二語正是暮春水邊的景物。但是全詩里只在這兒插入兩句景語，奇特的安排暗示別有用意。北魏胡太后私通楊華作《楊白花歌辭》，有「楊花飄蕩落南家」，「願銜楊花入窠里」等語。白蘋，舊說是楊花入水所化。楊國忠也和虢國夫人私通。「楊花」句一方面是個喻依，喻體便是這件事實。楊國忠兄妹相通，都是楊家人，所以用楊花覆白蘋為喻，暗示譏刺的意旨。青鳥是西王母傳書帶信的侍者。當時總該有些侍婢是給那兄妹二人居間。

「青鳥」句一方面也是喻依，喻體便是這些居間的侍婢，意旨還是譏刺楊國忠不知恥。青鳥是神仙的比喻。這兩句隱約其辭，雖志在譏刺，而言之者無罪。又杜甫《登樓》（七律）：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

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

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

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為《梁父吟》。

舊注說本詩是代宗廣德二年在成都作。元年冬，吐蕃陷京師，郭子儀收復京師，請代宗反正。所以有「北極」二句。本篇組織用賦體，以四方為骨幹。錦江在東，玉壘山在西，「北極」二句是北眺所思。當時後主附祀先主廟中，先主廟在成都城南。「可憐」二句正是南瞻所感（羅庸先生說，見《國文月刊》九期）。可憐後主還有祠廟，受祭享；他信任宦官，終於亡國，孤負了諸葛亮出山一番。《三國志》里說「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梁父吟》的原辭不傳（流傳的《梁父吟》決不是諸葛亮的《梁父吟》），大概慨嘆小人當道。這二語一方面又是喻依，喻體是代宗和郭子儀；代宗也信任宦官，杜甫希望他「親賢臣，遠小人」（諸葛亮《出師表》中語），這是意旨。「日暮」句又是一喻依，喻體是杜甫自己；想用世是意旨。又，「今朝郡齋冷，忽念山中客。澗底束荊薪，歸來煮白石」（五古，韋應物，《寄全椒山中道士》），煮白石用鮑靚事。《晉書》：「靚學兼內外，明天文河洛書。嘗入海，遇風，飢甚，取白石煮食之。」煮白石是喻依，喻體是那山中道士，他的清苦生涯是意旨。這也是神仙的比喻。又，「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七律，李白，《登金陵鳳凰台》），兩句一貫，思君的意思似甚明白。但樂府《古楊柳行》道，「讒邪害公正，浮雲冷白日」，古句也道，「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反」，本詩顯然在引用成辭。陸賈《新語》說：「邪官之蔽賢，猶浮雲之障日月。」本詩的「浮雲能蔽日」一方面也是喻依，喻體大概是楊國忠等遮塞賢路。

意旨是邪臣蔽君誤國；所以有「長安」句。歷史的比喻和神仙的比喻引用故事，得增減變化，才能新鮮入目。宋人所謂「以舊為新」，便是這意思。所引各例可見。

典故滲透全詩的，如孟浩然《臨洞庭上張丞相》（五律）：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

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

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

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

張丞相是張九齡，那時在荊州。前四語描寫洞庭湖，三四是名句。后四語蟬聯而下，還是就湖說，只「端居」句露出本意，這一語便是《論語》「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的意思。「欲濟」句一方面說想渡湖上荊州去，卻沒有船，一方面是一喻依。偽《古文尚書·說命》殷高宗命傅說道，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本詩用這喻依，喻體卻是欲用世而無引進的人，意旨是希望張丞相援手。「坐觀」二語是一喻依。《漢書》用古人言，「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本詩里網變為釣。

這一聯的喻體是羨人出仕而得行道。自己無釣具，只好羨人家釣得的魚，自己不得仕，只好羨人家行道。意旨同上。

全詩用典故最多的，本書中推杜甫《寄韓諫議注》一首（七古）：今我不樂思岳陽，身欲奮飛病在床。

美人娟娟隔秋水，濯足洞庭望八荒。

鴻飛冥冥日月白，青楓葉赤天雨霜。

玉京群帝集北斗，或騎麒麟翳鳳凰。

芙蓉旌旗煙霧落，影動倒景搖瀟湘。

星宮之君醉瓊漿，羽人稀少不在旁。

似聞昨者赤松子，恐是漢代韓張良。

昔隨劉氏定長安，帷幄未改神慘傷。

國家成敗吾豈敢，色難腥腐餐楓香。

周南留滯古所惜，南極老人應壽昌。

美人胡為隔秋水！焉得置之貢玉堂！

韓諫議的名字事迹無考。從詩里看，他是楚人，住在岳陽。肅宗平定安史之亂，收復東西京，他大約也是參與機密的一人。後來去官歸隱，修道學仙。這首詩是愛惜他，思念他。第一節說思念他，是秋日，自己是在病中。美人這喻依見《楚辭》，但在這兒喻體是韓諫議，意旨是他的才能出眾。「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

見揚雄《法言》。這兒一方面描寫秋天的實景，一方面是喻依；喻體還是韓諫議，意旨是他已逃出世網。第二節說京師貴官聲勢煊赫，而韓諫議不在朝。本節差不多全是神仙的比喻，各有來歷。「玉京」句一喻依，喻體是集於君側的朝廷貴官，意旨是他們承君命掌大權。「或騎」二語一套喻依———「煙霧落」就是落在煙霧中，喻體同上句，意旨是他們的騎從儀衛之盛。影是芙蓉旌旗的影。「影動」句一喻依，喻體是聲勢煊赫，從京師傳遍天下；意旨是在瀟湘的韓諫議也必聞知這種聲勢。星宮之君就是玉京群帝，醉瓊漿的喻體是宴飲，意旨是徵逐酒食。羽人是飛仙，羽人稀少就是稀少的羽人；全句一喻依，喻體是一些遠隱的臣僚不在這繁華場中，意旨是韓諫議沒有分享到這種聲勢。第三節說韓諫議曾參與定亂收京大計，如今卻不問國事，修道學仙。全節是神仙的比喻夾著歷史的比喻。昨者是從前的意思。如今的赤松子，昨者「恐是漢代韓張良」。韓張良的跟赤松子的喻體都是韓諫議，前者的意旨是他有謀略，後者的意旨是他修道學仙。別的喻依可以准此類推下去。第四節說他閑居不出很可惜，祝他老壽，希望朝廷再起用他來匡君濟世。太史公司馬談因病留滯周南，不得參與漢武帝的封禪大典，引為平生恨事。詩中「周南留滯」是喻依，喻體是韓諫議，意旨是他閑居鄉里。南極老人就是壽星，是喻依，喻體同，意旨便是「應壽昌」。以上只闡明大端，細節從略。

詩和文的分別，一部分是在詞句篇段的組織上，詩的組織比文的組織要經濟些。引用比喻或典故，一個原因便是求得經濟的組織。在舊體詩里，有字數聲調對偶等制限，有時更不得不鑄造一些特別經濟的組織來適應。這種特殊的組織在文里往往沒有，至少不常見。初學遇到這種地方也感困難，或誤解，或竟不懂。這得去看詳細的註釋。但讀詩多了，常常比較著看，也可明白。這種特殊的組織也常利用比喻或典故組成，那便更複雜些。如劉長卿《送李中丞歸漢陽別業》（五律）：流落征南將，曾驅十萬師。

罷歸無舊業，老去戀明時。

獨立三邊靜，輕生一劍知。

茫茫江漢上，日暮欲何之！

「輕生一劍知」就是一劍知輕生的意思；輕生是說李中丞作征南將時不顧性命殺敵人。一劍知就是自己知；劍是殺敵所用，是自己的一部分，部分代全體是修辭格之一。自己知又有兩層用意：一是問心無愧，忠可報君，二是只有自己知，別人不知。上下文都可印證。又，「即此羨閑逸，悵然吟式微」（五古，王維，《渭川田家》），式微用《詩經》。《式微》篇道：「式微，式微，胡不歸！」本詩的《式微》是篇名，指的是這篇詩。吟《式微》，只是取「胡不歸」那一語，用意是「何不歸田呢」。又，「惟將遲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聖朝」（七律，杜甫，《野望》），「恐美人之遲暮」見《楚辭》，遲暮是老大無成的意思。「惟將」句是說自己已老大，不曾有所建樹報答聖朝，加上遲暮的年光又都消磨在多病里，雖然「海內風塵」

（見本詩第三句），卻絲毫的力量也不能盡。「供」是喻依，杜甫自己是喻體，消磨在裡面是意旨。這三例都是用辭格（也是一種比喻）或典故組成的。又如李頎《送陳章甫》（七古）末尾道，「聞道故林相識多，罷官昨日今如何？」昨日罷官，想到就要別了許多朋友歸里，自然不免一番寂寞；但是「聞道故林相識多」，今日臨行，想到就要會見著那些故林相識的朋友，又覺如何呢？———該不會寂寞了吧？

昨今對照，用意是安慰。———昨日是日前的意思。又劉長卿《尋南溪常道士》：一路經行處，莓苔見屐痕。

白雲依靜渚，芳草閉閑門。

過雨看松色，隨山到水源。

溪花與禪意，相對亦忘言。

去尋常道士，他不在寓處；「隨山到水源」才尋著。對著南溪邊的花和常道士的禪意，卻不覺忘言。相對是和「溪花與禪意」相對著。禪意給人妙悟，溪花也給人妙悟———禪家有拈花微笑的故事，那正是妙悟的故事———，所以說「與」。妙悟是忘言的。尋著了常道士，卻被溪花與禪意吸引住！只顧欣賞那無言之美，不想多交談，所以說「亦」忘言。又，韋應物《送楊氏女》（五古），是送女兒出嫁楊家，前面道：「女子今有行，大江溯輕舟。爾輩苦無恃，撫念益慈柔。幼為長所育，兩別泣不休。」篇尾道：「歸來視幼女，零淚緣纓流。」全詩不曾說出楊氏女是長女，但讀了這幾句關係自然明白。

倒裝這特殊的組織，詩里也常見。如「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五律，王維，《山居秋暝》），「歸浣女」「下漁舟」就是浣女歸，漁舟下。又，「家書到隔年」（五律，杜牧，《旅宿》）就是家書隔年到。又，「東門酤酒飲我曹」（七古，李頎，《送陳章甫》），「飲我曹」就是我曹飲，從上下文可知。又，「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五律，杜甫，《旅夜書懷》），就是文章豈著名，老病應休官。又，「幽映每白日」（五律，劉虛，《闕題》），就是白日每幽映。又，「徒勞恨費聲」

（五律，李商隱，《蟬》），就是費聲恨徒勞。又，「竹憐新雨後，山愛夕陽時」（五律，錢起，《谷口書齋寄楊補闕》），就是憐新雨後之竹，愛夕陽時之山———憐愛之意。又，「獨夜憶秦關，聽鍾未眠客」（五古，韋應物，《夕次盱眙縣》）就是聽鍾未眠客，獨夜憶秦關。這些倒裝句里純然為了適應字數聲調對偶等制限的卻沒有，它們主要的作用還在增強語氣。此外如「何因不歸去，淮上對秋山？」（五律，韋應物，《淮上喜會梁州故人》）這是詰問自己，「何因」直貫下句，二語合為一句。這也為了經濟的緣故。———至如「少陵無人謫仙死」（七古，韓愈，《石鼓歌》），「無人」也就是「死」。這是求新，求驚人。又，「百年多是幾多時」（七律，元稹，《遣悲懷》之三），是說百年雖多，究竟又有多少時候呢？這也許是當時口語的調子。又如「雲中君不見」（五律，馬戴，《楚江懷古》），雲中君是一個詞，這句詩上三字下二字，跟一般五言句上二下三的不同，但似乎只是個無意為之的例外，跟古詩里「出郭門直視」一般。可是如「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七律，杜甫，《宿府》），「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七律，杜甫，《閣夜》），都是上五下二，跟一般七言句上四下三或上二下五的不同；又，「近寒食雨草萋萋，著麥苗風柳映堤」（七絕，無名氏，《雜詩》），每句上四字作一二一，而一般作二二或三一。這些卻是有意變調求新了。

本書選詩，各方面的題材大致都有，分配又勻稱，沒有單調或瑣屑的弊病。這也是唐代生活小小的一個縮影。可是題材的內容雖反映著時代，題材的項目卻多是漢魏六朝詩里所已有。只有音樂圖畫似乎是新的。賦里有以音樂為題材的，但晉以來就少。唐代音樂圖畫特別發達，反映到詩里，便增加了題材的項目。這也是時勢使然。在各種題材里，「出處」是一重大的項目。從前讀書人唯一的出路是出仕，出仕為了行道，自然也為了衣食。出仕以前的隱居，干謁，應試（落第）等，出仕以後的恩遇，遷謫，乃至憂民，憂國，思林棲，思歸田等，乃至真箇辭官歸田，都是常見的詩的題目，本書便可作例。仕君行道是儒家的思想，隱居和歸田都是道家的思想。儒道兩家的思想合成了從前的讀書人。但是現在時勢變了，讀書人不一定出仕，林棲、歸田等思想也絕無僅有。有些人讀這些詩，也許會覺得不真切，青年學生讀書，往往只憑自己的狹隘的興趣，更容易有此感。但是會讀詩的人，多讀詩的人能夠設身處地，替古人著想，依然覺得這些詩真切。這是情感的真切，不是知識的真切。這些人不但對於現在有情感，對於過去也有情感。他們知道唐人的需要，唐人的得失，和現代人不一樣，可是在讀唐詩的時候，只讓那對於過去的情感領著走；這種無私，無我，無關心的同情教他們覺到這些詩的真切。這種無關心的情感需要慢慢調整自己，擴大自己，才能養成。多讀史，多讀詩，是一條修養的途徑，就是那些比較有普遍性的題材，如相思，離別，慈幼，慕親，友愛等也還是需要無關心的情感。這些題材的節目多少也跟著時代改變一些，固執「知識的真切」

的人讀古代的這些詩，有時也不能感到興趣。

至於詠古之作，如唐玄宗《經魯祭孔子而嘆之》（五律），是古人敬慕古人，紀時之作；如李商隱《韓碑》（七古），是古人論當時事。雖然我們也敬慕孔子，替韓愈抱屈，但知識的看，古人總隔一層。這些題材的普遍性比前一類低減些，不過還在「出處」那項目之上。還有，朝會詩，如岑參，王維《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七律），見出一番堂皇富麗的氣象；又，宮詞，往往見出一番怨情，宛轉可憐。可是這些題材現代生活里簡直沒有。最彆扭的是邊塞和從軍之作，唐人很喜歡作這類詩，而憫苦寒譏黷武的居多數，跟現代人冒險尚武的精神恰恰相反。

但荒寒的邊塞自是一種新境界，從軍苦在當時也是一種真情的流露；若能節取，未嘗沒有是處。要能欣賞這幾類詩，那得靠無關心的情感。此外，唐人酬應的詩很多，本書里也可見。有些人覺得作詩該等候感興，酬應的詩不會真切。但佇興而作的人向來大概不多；據現在所知，只有孟浩然是如此。作詩都在情感平靜了的時候，運思造句都得用到理智；佇興而作是無所為，酬應而作是有所為，在工力深厚的人其實無多差別。酬應的詩若能恰如分際，也就見得真切。況是這種詩里也不短至情至性之作。總之，讀詩得除去偏見和成見，放大眼光，設身處地看去。

明代高木秉編選《唐詩品彙》，將唐詩分為四期。後來雖有種種批評，這分期法卻漸被一般沿用。初唐是高祖武德元年（公元六一八）至玄宗開元初（公元七一三），約一百年。盛唐是玄宗開元元年至代宗大曆初（公元七六六），五十多年。

中唐是代宗大曆元年至文宗太和九年（公元八三五），七十年。晚唐是文宗開成元年（公元八三六）至昭宗天三年（公元九○六），八十年。初唐詩還是齊梁的影響，題材多半是艷情和風雲月露，講究聲調和對偶。到了沈亻全期、宋之問手裡，便成立了律詩的體制。這是唐代詩壇一件大事，影響後世最大。當時有個陳子昂，獨主張復古，擴大詩的境界。但他死得早，成就不多。盛唐詩李白努力復古，杜甫努力開新。所謂復古，只是體會漢魏的作風和借用樂府詩的題目，並非模擬詞句。

所以陳子昂、李白都能夠創一家，而李白的成就更大。他的成就主要的在七言樂府；絕句也獨步一時。杜甫卻各體詩都是創作，全然不落古人窠臼。他以時事入詩，議論入詩，使詩散文化，使詩擴大境界；一方面研究律詩的變化，用來表達各種新題材。他的影響的久遠，似乎沒有一個詩人比得上。這時期作七古體的最多，為的這一體比較自由，又剛在開始發展。而王維、孟浩然專用五律寫山水，也能變古成家。中唐詩韋應物、柳宗元的五古以復古的作風創作，各自成家。古文家韓愈繼承杜甫，更使詩向散文化的路上走。宋詩受他的影響極大。他的門下作詩，有詞句冷澀的，有題材詭僻的；本書里只選了賈島一首。另一面有些人描寫一般的社會生活；這原是樂府精神，卻也是杜甫開的風氣。元稹、白居易主張詩該寫社會生活而有規諷的作意，才是正宗。但他們的成就卻不在此而在情景深切，明白如話。他們不避俗，跟韓愈一派恰相對照；可也出於杜甫。晚唐詩刻畫景物，雕琢詞句，題材又回到風雲月露和艷情上，只加了一些雅事。詩境重趨狹窄，但精緻過於前人。

這時期的精力集中在近體詩。精緻的只是詞句，全篇組織往往配合不上。就中李商隱、溫庭筠雖詠艷情，卻有大處奇處，不跼蹐在綺靡的圈子裡；而李商隱學杜學韓境界更廣闊些。學杜韓而兼受溫李熏染的是杜牧，豪放之餘，不失深秀。本書選詩七十七家，初唐不到十家，盛中晚三期各二十多家。入選的詩較多的八家。盛唐四家：杜甫的三十六首，王維二十九首，李白二十九首，孟浩然十五首。中唐二家：韋應物十二首，劉長卿十一首。晚唐二家：李商隱二十四首，杜牧十首。

李白詩，書中選五古三首，樂府三首，七古四首，樂府五首，五律五首，七律一首，五絕二首，樂府一首，七絕二首，樂府三首。各體都備，七古和樂府共九首，最多，五七絕和樂府共八首，居次。李白，字太白，蜀人，玄宗時作供奉翰林，觸犯了楊貴妃，不能得志。他是個放浪不羈的人，便辭了職，游山水，喝酒，作詩。他的態度是出世的，作詩全任自然。當時稱他為「天上謫仙人」，這說明了他的人和他的詩。他的樂府很多，取材很廣；他其實是在抒寫自己的生活，只借用樂府的舊題目而已。他的七古和樂府篇幅恢張，氣勢充沛，增進了七古體的價值。

他的絕句也奠定了一種新體制。絕句最需要經濟的寫出，李白所作，自然含蓄，情韻不盡。書中所收《下江陵》一首，有人推為唐代七絕第一。杜甫詩，計五古五首，七古五首，樂府四首，五七律各十首，五七絕各一首。只少五言樂府，別體都有。律詩共二十首，最多；七古和樂府共九首，居次。杜甫，字子美，河南鞏縣人。安祿山陷長安，肅宗在靈武即位。他從長安逃到靈武，作了左拾遺的官。后因事被放，輾轉流落到成都，依故人嚴武，作到「檢校工部員外郎」。世稱杜工部。

他在蜀住的很久。他是儒家的信徒，一輩子惦著仕君行道；又身經亂離，親見民間疾苦。他的詩努力描寫當時的情形，發抒自己的感想。唐代用詩取士，詩原是應試的玩意兒；詩又是供給樂工歌妓唱來伺候宮廷和貴人的玩意兒。李白用來抒寫自己的生活，杜甫用來抒寫那個大時代，詩的境界擴大了，地位也增高了。而杜甫抓住了廣大的實在的人生，更給詩開闢了新世界。他的詩可以說是寫實的；這寫實的態度是從樂府來的。他使詩歷史化，散文化，正是樂府的影響。七古體到他手裡正式成立，律詩到他手裡應用自如———他的五律極多，差不多窮盡了這一體的變化。

王維詩，計五古五首，七言樂府三首，五律九首，七律四首，五絕五首，七絕和樂府三首，五律最多。王維，字摩詰，太原人，試進士，第一，官至尚書右丞。

世稱王右丞。他會草書隸書，會畫畫。有別墅在輞川，常和裴迪去遊覽作詩。沈宋的五律還多寫艷情，王維改寫山水，選詞造句都得自出心裁。從前雖也有山水詩，但體制不同，無從因襲。蘇軾說他「詩中有畫」。他是苦吟的，宋人筆記里說他曾因苦吟走入醋缸里；他的《渭城曲》（樂府），有人也推為唐代七絕壓卷之作。他的詩是精緻的。孟浩然詩，計五古三首，七古一首，五律九首，五絕二首，也是五律最多。孟浩然，名浩，以字行，襄州襄陽人，隱居鹿門山，四十歲才游京師。張九齡在荊州，召為僚屬。他用五律寫江湖，卻不若吟，佇興而作。他專工五言，五言各體都擅長。山水詩不但描寫自然，還欣賞自然；王維的描寫比孟浩然多些。

韋應物詩，五古七首，五律二首，七律一首，五七絕各一首，五古多。韋應物，京兆長安人，作滁州刺史，改江州，入京作左司郎中，又出作蘇州刺史。世稱韋左司或韋蘇州。他為人少食寡慾，常焚香掃地而坐。詩淡遠如其人。五古學古詩，學陶詩，指事述情，明白易見———有理語也有理趣，正是陶淵明所長。這些是淡處。篇幅多短，句子渾含不刻畫，是遠處。朱子說他的詩無一字造作，氣象近道。他在蘇州所作《郡齋雨中與諸文士燕集》詩開端道：「兵衛森畫戟，宴寢凝清香；海上風雨至，逍遙池閣涼。」詩話推為一代絕唱，也只是為那肅穆清華的氣象。

篇中又道，「自漸居處崇，未睹斯民康」，《寄李儋元錫》（七律）也道，「邑有流亡愧俸錢」，這是憂民；識得為政之體，才能有些忠君愛民之言。劉長卿詩，計五律五首，七律三首，五絕三首，五律最多。劉長卿，字文房，河間人，登進士第，官終隨州刺史。世稱劉隨州。他也是苦吟的人，律詩組織最為精密整煉；五律更勝，當時推為「五言長城」。上文曾舉過兩首作例，可見出他的用心處。

李商隱詩，計七古一首，五律五首，七律十首，五絕一首，七絕七首，七律最多，七絕居次。李商隱，字義山，河內人，登進士第。王茂元鎮河陽，召他掌書記，並使他作女婿。王茂元是李德裕同黨；李德裕和令狐楚是政敵。李商隱和令狐楚本有交誼，這一來卻得罪了他家。後來令狐楚的兒子令狐綯作了宰相，李商隱屢次寫信表明心跡，他只是不理。這是李商隱一生的失意事，詩中常常涉及，不過多半隱約其辭。後來柳仲郢鎮東蜀，他去作過節度判官。他博學強記，又有隱衷，詩里的典故特別多。他的七律里有好些《無題》詩，一方面像是相思不相見的艷情詩，另一方面又像是比喻，詠嘆他和令狐綯的事，寄託那「不遇」的意旨。還有那篇《錦瑟》，雖有題，解者也紛紛不一。那或許是悼亡詩，或許也是比喻。又有些詠史詩，如《隋宮》，或許不只是詠古，還有刺時的意旨。他的詩語既然是一貫的隱約，讀起來便只能憑文義、典故和他的事迹作一些可能的概括的解釋。他的七絕里也有這種詠史或遊仙詩，如《隋宮》、《瑤池》等。這些都是奇情壯采之作———一方面七律的組織也有了進步———，所以入選的多。他的七絕最著名的可是《寄令狐郎中》一首。杜牧詩，五律一首，七絕九首，幾乎是專選一體。杜牧，字牧之，登進士第。牛僧孺鎮揚州，他在節度府掌書記，又作過司勛員外郎。世稱杜司勛，又稱小杜———杜甫稱老杜。他很有政治的眼光，但朝中無人，終於是個失意者。他的七絕感慨深切，情辭新秀。《泊秦淮》一首也曾被推為壓卷之作。

唐以前的詩，可以說大多數是五古，極少數是七古；但那些時候並沒有體制的分類。那些時候詩的分類，大概只從內容方面看，最顯著的一組類別是五言詩和樂府詩。五言詩雖也從樂府轉變而出，但從阮籍開始，已經高度的文人化，成為獨立的抒情寫景的體制。樂府原是民歌，敘述民間故事，描寫各社會的生活，有時也說教，東漢以來文人仿作樂府的很多，大都沿用舊題舊調，也是五言的體制。漢末舊調漸亡，文人仿作，便只沿用舊題目；但到後來詩中的話也不盡合於舊題目。這些時候有了七言樂府，不過少極；漢魏六朝間著名的只有曹丕的《燕歌行》，鮑照的《行路難》十八首等。樂府多樸素的鋪排，跟五言詩的渾含不露有別。五言詩經過漢魏六朝的演變，作風也分化。阮籍是一期，陶淵明、謝靈運是一期，「宮體」又是一期。阮籍抒情，「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顏延年、沈約等注《詠懷詩》語），最是渾含不露。陶謝抒情、寫景、說理，漸趨詳切，題材是田園山水。宮體起於梁簡文帝時，以艷情為主，漸講聲調對偶。

初唐五古還是宮體餘風，陳子昂、張九齡、李白主張復古，雖標榜「建安」

（漢獻帝年號，建安體的代表是曹植），實是學阮籍。本書張九齡《感遇》二首便是例子。但盛唐五古，張九齡以外，連李白所作（《古風》除外）在內，可以說都是陶謝的流派。中唐韋應物、柳宗元也如此。陶謝的詳切本受樂府的影響。樂府的影響到唐代最為顯著。杜甫的五古便多從樂府變化。他第一個變了五古的調子，也是創了五古的新調子。新調子的特色是散文化。但本書所選他的五古還不是新調子，讀他的長篇才易見出。這種新調子後來漸漸代替了舊調子。本書里似乎只有元結《賊退示官吏》一首是新調子；可是散文化太過，不是成功之作。至於唐人七古，卻全然從樂府變出。這又有兩派。一派學鮑照，以慷慨為主；另一派學晉《白紵（舞名）歌辭》（四首，見《樂府詩集》）等，以綺艷為主。李白便是著名學鮑照的；盛唐人似乎已經多是這一派。七言句長，本不像五言句的易加整煉，散文化更方便些。《行路難》里已有散文句。李白詩里又多些，如，「我欲因之夢吳越」

（《夢遊天姥吟留別》），又如上文舉過的「棄我去者」二語。七古體夾長短句原也是散文化的一個方向。初唐陳子昂《登幽州台歌》全首道：「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簡直沒有七言句，卻也可以算入七古里。

到了杜甫，更有意的以文為詩，但多七言到底，少用長短句。後來人作七古，多半跟著他走。他不作舊題目的樂府而作了許多敘述時事，描寫社會生活的詩。這正是樂府的本來面目。本書據《樂府詩集》將他的《哀江頭》、《哀王孫》等都放在七言樂府里，便是這個理。從他以後，用樂府舊題作詩的就漸漸的稀少了。另一方面，元稹、白居易創出一種七古新調，全篇都用平仄調協的律句，但押韻隨時轉換，平仄相間，各句安排也不像七律有一定的規矩。這叫長慶體。長慶是穆宗的年號，也是元白的集名。本書白居易的《長恨歌》、《琵琶行》都是的。古體詩的聲調本來比較近乎語言之自然，長慶體全用律句，反失自然，只是一種變調。但卻便於歌唱。《長恨歌》可以唱，見於記載，可不知道是否全唱。五七古里律句多的本可歌唱，不過似乎只唱四句，跟唱五七絕一樣。古體詩雖不像近體詩的整煉，但組織的經濟也最著重。這也是它跟散文的一個主要的分別。前舉韋應物《送楊氏女》便是一例。又如李白《宣州謝月兆樓餞別校書叔雲》里道，「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一方面說謝月兆（小謝），一方面是比喻。且不說喻旨，只就文義看，「蓬萊」句又有兩層比喻，全句的意旨是後漢文章首推建安詩。「中間」句說建安以後「大雅久不作」（見李白《古風》第一首），小謝清發，才重振遺緒；「中間」、「又」三個字包括多少朝代，多少詩家，多少詩，多少議論！組織有時也變換些新方式，但得出於自然。如李白《夢遊天姥吟留別》（七古）用夢遊和夢醒作綱領，韓愈《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用唱歌跟和歌作綱領，將兩篇歌辭穿插在裡頭。

律詩出於齊梁以來的五言詩和樂府。何遜、陰鏗、徐陵、庾信等的五言都已講究聲調和對偶。庾信的《鳥夜啼》樂府簡直像七律一般；不過到了沈宋才成定體罷了。律首聲調，前已論及。對偶在中間四句，就是第一組節奏的后兩句，第二組節奏的前兩句，也是異中有同，同中有異。這樣，前四句由散趨整，后四句由整復歸於散，增前兩組節奏的往複回還的效用。這兩組對偶又得自有變化，如一聯寫景，一聯寫情，一聯寫見，一聯寫聞之類，才不至板滯，才能和上下打成一片。所謂情景或見聞，只是從淺處舉例，其實這中間變化很多，很複雜。五律如「地猶鄹氏邑，宅即魯王宮。嘆鳳嗟身否，傷麟怨道窮」（唐玄宗，《經魯祭孔子而嘆之》）。

四句雖兩兩平列，可是前一聯上句範圍大，下句範圍小，后一聯上句說平時，下句說將死，便見流走。又，「為我一揮手，如聽萬壑松。客心洗流水，餘響入霜鍾」

（李白，《聽蜀僧浚彈琴》）。前聯一彈一聽，后聯一在彈，一已止，各是一串兒。

又，「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杜甫，《月夜》）。

「遙憐」直貫四句。小兒女「未解憶長安」固然可憐，「香霧」云云的人（杜甫妻）解得憶長安，也許更可憐些。前聯只是一句話，后聯平列；兩相調劑著。律詩多在四句分段，但也不盡然，從這一首可見。又，前面引過的劉長卿《尋南溪常道士》次聯「白雲依靜渚，芳草閉閑門」，似乎平列，用意卻側重尋常道士不遇，側重在下句。三聯「過雨看松色，隨山到水源」，上句景物，下句動作，雖然平列而不是一類。再說「過雨」，暗示忽然遇雨，雨住后松色才更蒼翠好看；這就兼著敘事，跟單純寫景又不同。

七律如「雲邊雁斷胡天月，隴上羊歸塞草煙。回日樓台非甲帳，去時冠劍是丁年」（溫庭筠，《蘇武廟》）。前聯平列，但不是單純的寫景句；這中間引用著《漢書·蘇武傳》，上句意旨是和漢朝音信斷絕（雁足傳書事），下句意旨是無歸期（匈奴使蘇武牧牡羊，說牡羊有乳才許歸漢）。后聯說去漢時還是冠劍的壯年，回漢時武帝已死；「丁年奉使」見李陵《答蘇武書》，甲帳是頭等帳，是武帝作來敬神的，見《漢武故事》。這一聯是倒裝，為的更見出那「不堪回首」的用意。又，「玉璽不緣歸日角，錦帆應是到天涯。於今腐草無螢火，終古垂楊有暮鴉」。（李商隱，《隋宮》）日角是額骨隆起如日，是帝王之相，這兒是根據《舊唐書》，用來指太宗。錦帆指隋煬帝的遊船，見《開河記》。這一聯說若不因為太宗得了天下，煬帝還該游得遠呢。上句是因，下句是果。放螢火，種垂楊，都是煬帝的事。后聯平列，上句說不放螢火，下句說垂楊棲鴉，一有一無，卻見出「而今安在」一個用意。又，李商隱《籌筆驛》中二聯道：「徒令上將揮神筆，終見降王走傳車。管樂有才真不忝，關張無命欲何如！」籌筆驛在綿州綿谷縣，諸葛武侯曾在那裡駐軍籌畫。上將指武侯，降王指後主；管樂是管仲、樂毅，武侯早年曾自比這二人。前聯也是倒裝，因為「終見」，才覺「徒令」。但因「籌筆」想到「降王」，即景生情，雖倒裝還是自然。后聯也將「有」「無」對照，見出本詩末句「恨有餘」的用意。

七律對偶用倒裝句，因果句，到晚唐才有。七言句長，整煉較難，整煉而能變化如意更難。唐代律詩剛創始，五言比較容易些，發展得自然快些。作五律的大概多些，好詩也多些，本書五律多，便是這個緣故。律詩也有不對偶或對偶不全的，如李白《夜泊牛渚懷古》（五律），又如崔顥《黃鶴樓》（七律）的次聯，這些只算例外。又有不調平仄的，如《黃鶴樓》和王維《終南別業》（五律），也是例外。———也有故意這樣作的，後來稱為拗體，但究竟是變調。本書不選排律。七言排律本來少，五言的卻多，也推杜甫為大家。排律將律詩的節奏重複多次，便覺單調，教人不樂意讀下去。但本書不選，恐怕是為了典故多。晚唐律詩著重一句一聯，忽略全篇的組織，因此後人評論律詩，多愛摘句，好像律詩篇幅完整的很少似的。其實不然，這只是偏好罷了。

絕句不是截取律詩的四句而成。五絕的源頭在六朝樂府里。六朝五言四句的樂府很多，《子夜歌》最著名。這些大都是艷情之作，詩中用諧聲辭格很多。諧聲辭格如「蟲喜子」諧「喜」聲，「藁砧」就是「鐵」（鍘刀）諧「夫」聲。本書選了權德輿《玉台體》一首，就是這種詩。也許因為詩體太短，用這種辭格來增加它的內容，這也是多義的一式。但唐代五絕已經不用諧聲辭格，因為不大方，範圍也窄，唐代五絕有調平仄的，有不調平仄而押仄聲韻的；後者聲調上也可以說是古體詩，但題材和作風不同。所以容許這種聲調不諧的五絕，大約也是因為詩體太短，變化少；多一些自由，可以讓作者多一些迴旋的地步。但就是這樣，作的還是不多。七言四句的詩，唐以前沒有，似乎是唐人的創作。這大概是為了當時流行的西域樂調而作；先有調，後有詩。五七絕都能歌唱，七絕歌唱的更多———該是因為聲調曼長，好聽些。作七絕的比作五絕的多得多，本書選得也多。唐人絕句有兩種作風：一是鋪排，一是含蓄。前者如柳宗元《江雪》：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

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又，韋應物《滁州西澗》：

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鵬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

柳詩鋪排了三個印象，見出「江雪」的幽靜，韋詩鋪排了四個印象，見出西澗的幽靜；但柳詩有「千山」、「萬徑」、「絕」、「滅」等詞，顯得那幽靜更大些。所謂鋪排，是平排（或略參差，如所舉例）幾個同性質的印象，讓它們集合起來，暗示一個境界。這是讓印象自己說明，也是經濟的組織，但得選擇那些精的印象。後者是說要從淺中見深，小中見大；這兩者有時是一回事。含蓄的絕句，似乎是正宗，如杜牧《秋夕》：

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

天街夜色涼如水，卧看牽牛織女星。

是說宮人秋夕的幽怨，可作淺中見深的一例。又劉禹錫《烏衣巷》：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烏衣巷是晉代王導、謝安住過的地方，唐代早為民居。詩中只用野花，夕陽，燕子，對照今昔，便見出盛衰不常一番道理。這是小中見大，也是淺中見深。又，王之渙《登鸛雀樓》：

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

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