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邁爾斯教授講世界歷史：世界近代史
宗教改革時代
從1492年美洲大陸的發現到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簽訂第一章地理大發現與近代殖民的開始
1.中世紀向近代的過渡
1492年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經常被用來作為中世紀結束與近代社會開始的標誌，其對新大陸開發有著如此重大意義，我們應該根據其功績而給予這個熱那亞人以榮譽。然而我們必須牢記：人類歷史上沒有哪一單個事件或條件可以真正標誌著舊秩序的終結和新秩序的開始。新世界的發現並沒有開創新時代，而是新時代發現了新世界。哥倫布的創舉是商業進取精神與科學好奇心的自然結果。自十字軍東征後幾個世紀以來，正是這樣的進取精神和好奇心，一直不斷擴展著歐洲大陸商業活動的規模並拓寬了歐洲人的視野。而哥倫布海上航行之旅只不過是15世紀末與16世紀初歐洲人幾次偉大航海征程中比較幸運的一次而已。
這個時期出現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和宗教運動，這些運動昭示著人類文明即將——或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在思想領域，正如我們所了解的那樣，這個時期見證了文藝復興，到處湧現了非同尋常的思想、喧囂和進取精神。(1)這場思想運動足以標誌著我們所謂新時代的開始，人類歷史上任何偉大紀元的開端和結束，無論是基督教蓬勃發展時期，還是宗教改革時期，抑或是政治大革命時期，都不是由外在世界的事件所決定，而是由人類精神層面的思想運動來決定。
在政治領域，歐洲多個國家長期以來的中央集權傾向將一些小的封建建制集中起來形成君主制的、強大的、獨立的民族國家，這樣的趨勢在這個時期達到了頂峰。民族國家發端了。這場政治運動在歐洲歷史上有著無比重大的意義，而運動本身也往往被看作是兩個偉大時代的分界線。
在宗教領域，到處充斥著不安、憤懣和抱怨，而這往往又是重大宗教運動的先兆。這樣的宗教運動註定會把16世紀寫入人類宗教歷史記錄之中而令人難忘。這場宗教運動也構成了人類歷史的某種分水嶺。
與這些運動緊密相連的是三項偉大的發明，和當代的重大發明一樣，這些發明也是一個新時代的標誌，並且有力地推動了思想和社會領域的變革。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都受到了印刷術的極大促進和推動；君王同貴族階級的鬥爭在物質上得到了火藥的助推，火藥的出現使得曾經昂貴的盔甲和堅固的城堡變得不堪一擊，同時真正有戰鬥力的軍隊取代了封建貴族的軍隊，這些常規的戰鬥部隊成為了皇權的支撐與保障；而指南針的發明使得當時的偉大航海壯舉成為可能(2)，其可靠的方向指引為這些航海家帶來了出海遠航的勇氣並踏上了之前從未涉足的海域。
中國的指南磁人中國早期航海家使用的指南針雛形。樞軸之上安放小木人，伸出的手臂裡邊裝了條形磁鐵。
2.航海探索；海洋恐懼
為了體會當時地理大發現的航海家和探索者的豐功偉績，我們需要牢記中世紀人們對地球未知區域一直擁有的恐懼。當時人們頭腦里慣有的想法就是這些人類從未涉足的地方到處都是各種妖魔鬼怪和能噴火的黑龍並且一直籠罩在濃霧和黑暗之中。而海上布滿可怕的漩渦和湍急的洋流，淺水區則是廣袤的沼澤之地。當時一個迷信的說法認為大西洋就是地獄的入口處，日落時太陽發出的紅色光芒即為明證。而在赤道以南，人們相信那裡是無法通過的火焰帶。這樣的想法根深蒂固地存在於人們的思想深處，直到航海家真正探索到赤道地區之後才逐漸打破了這樣的思想。
3.葡萄牙人的海上探索與「航海者」亨利王子中世紀末期海上探索發現之旅有著眾多的刺激因素，而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要找到一條連通歐洲與印度的新的海上貿易之路。通過水路到達印度的首批嘗試者是那些沿著非洲大陸西海岸不斷探索的水手們。葡萄牙在大西洋海域有利的地理位置使得它成為海上探索的先驅。整個15世紀期間，葡萄牙水手年復一年慢慢地向神秘的熱帶海域不斷推進，併到達了非洲西海岸地區。而引領這些海上探索之旅的靈魂人物則是有「航海者」之稱的亨利王子（1394—1460）。
1442年，葡萄牙航海者來到了幾內亞灣，並在這裡發現了非洲黑人的家園。這成為非洲奴隸貿易的開端，並註定形成了和美洲相關的幾百年的歷史。奴隸貿易甚至得到了當時最博愛的人士的肯定，原因就是，人們相信這些奴隸在自己主人的調教下會為失去的自由獲得補償。
最終在1486年，航海家巴爾托洛梅烏·迪亞士（BartholomewDias）成功抵達非洲大陸的最南端，就此通過水路到達印度的構想成為現實，後來這裡被命名為「好望角」。但與此同時，非洲大陸能夠延伸到如此遠的區域的發現也令葡萄牙人感到有些失望。即使能夠通過水路達到印度，但其過程卻是如此的漫長和危險。這樣的看法刺激著人們開始去努力找尋一條到達印度的更為便捷的路線。
4.哥倫布探索向西到達印度的路線的過程中發現新大陸（1492）克里斯托弗·哥倫布（ChristopherColumbus）出生於熱那亞，當時他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計劃，就是向西航行到達這個東方地區。當時很多真正的有識之士都已經接受地球是一個球體的思想。但是，這些人雖然朦朧地認可地球是圓形的觀點，內心裡仍然認為地球上可以居住的地方還是平的，而剩餘的地方則由廣闊的海洋所覆蓋。
克里斯托弗·哥倫布
儘管學者們對地球的形狀為球形以及陸地和海洋的表面都是弧形的，都能達成一致的認識，但是對陸地和海洋在地球表面所佔的比例還存在著分歧。比較普遍的看法是：地球表面海洋所佔的面積更大。然而，一些人卻認為地球表面3/4的地方，甚至更多是由陸地組成，中間只有狹窄的海洋將西海岸的歐洲大陸和東海岸的亞洲大陸分開。哥倫布也贊同第二個觀點，並對地球的面積存在錯誤的認識，認為地球要比實際的面積小很多。因此，他確信向西航行三四千英里就可以到達印度。正是這些錯誤的想法，支撐著他的夢想並最終引導著他發現了新大陸（theNewWorld）。
哥倫布為航行所做的努力在最開始時遭受了反覆的拒絕和挫折，最後終於得到了卡斯蒂利亞王國伊莎貝拉女王的認可；只有三艘小船組成的艦隊開啟其航程，並最終發現或者更應該叫作重新發現了新大陸。
哥倫布帶領船隊裝載著從新大陸帶回來的動物、蔬菜和幾個當地人——這對歐洲人而言是一個全新的種族——返回西班牙，這在各階層中間都引起了極大的震動。所有人都對哥倫布的航海之旅充滿無限的好奇。這樣的冒險精神在西班牙蘇醒，並促進了隨後卡斯蒂利亞王國冒險家們的紛紛效仿，從而書寫了西班牙歷史上最令人震撼的篇章。
哥倫布總共四次航行到達新大陸，但是直到去世，他仍然不知道自己發現的是一個嶄新大陸的事實。他一直以為自己發現的只是印度的一部分，直到現在，南北美洲之間的群島仍被稱作「西印度群島」（WestIndies），而當地的居民則被稱為「印第安人」（Indians）。直到16世紀中葉，人們才普遍接受，這個被比大西洋還要廣闊的海洋與亞洲大陸分開的區域，原來是一片新的大陸。
哥倫布為西班牙和全世界做出了無與倫比的貢獻，但活著的時候並沒有得到應得的榮譽。當時的人們對他充滿了嫉妒，在第三次航行的過程中，哥倫布戴著鐐銬被遣送回家。即使本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新大陸，也被佛羅倫薩的航海家亞美利哥·韋斯普奇奪走了命名權，後者因寫下了第一份廣為流傳的關於新大陸的記載而獲此殊榮。
5.瓦斯科·達·伽馬的航行（1497—1498）；葡萄牙人建立東方殖民帝國我們已經了解，葡萄牙航海家已於1486年在探索通往印度海上路線的航行中到達了非洲的最南端。不久，在哥倫布進行首次海上航行的6年之後，葡萄牙海軍上將瓦斯科·達·伽馬（VascodaGama）繞過好望角，穿越印度洋，最終在印度的馬拉巴爾（Malabar）海岸登陸。
通往印度的海上路線的連續發現為世界貿易航線和交通帶來了巨大變化。里斯本港（Lisbon）成為東方貿易的補給站。威尼斯商人的貿易遭到了毀滅性打擊。亞歷山大港上的倉庫都空置起來。經紅海到印度具有悠久歷史的路線曾是遠東和地中海地區的交通幹線，這時變得無人問津，直到蘇伊士運河修建之後才重新開通。
葡萄牙人的據點遍布非洲、亞洲海岸，以及太平洋群島中的摩鹿加群島（Moluccas）和其他島嶼。葡萄牙人修建了堡壘和工廠，並在這裡逐步建立了強大的商業帝國。葡萄牙人的冒險精神和野心給了他們強大的動力，並譜寫了葡萄牙歷史上最為輝煌壯麗的篇章。
6.教皇分割線（PapalLineofDemarcation）哥倫布和達·伽馬的航行都是勇敢非凡而又舉世矚目的，但與葡萄牙人斐迪南·麥哲倫（FerdinandMagellan）更為冒險的環球之旅相比則相形見絀了。為了使讀者更好地理解麥哲倫的探險之旅，我們有必要對教皇分割線稍加解釋。
哥倫布航行成功歸來后，教皇亞歷山大六世為了調解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間的爭端，頒布一道詔令，在亞速爾群島以西300海里從北極到南極經大西洋劃了一條分界線（後來又調整為向西810海里）(3)，並將分割線以西不屬於基督教王公所有的土地劃歸西班牙所有，分隔線以東由葡萄牙航海家發現的異教徒土地及臣民歸葡萄牙所有(4)。根據協議和教皇的詔令——這是以當時的理論為基礎的，即海洋可以像陸地一樣被任何強國所支配，並對其進行絕對控制(5)——葡萄牙人不得航行到西班牙所屬的海域及不得到西班牙的領地進行貿易，反之，西班牙人也不得擅自進入葡萄牙所屬水域與陸地。
這樣，西班牙人就被達·伽馬開通的經由好望角到達印度群島的航線拒之門外，從而不能分得一杯令人垂涎的香料貿易的羹，除非西班牙人能夠通過哥倫布發現的新大陸的一些新的入口進入這些香料產區。
7.麥哲倫環球航行（1519—1522）當麥哲倫在委任哥倫布的伊莎貝拉女王的外孫——年輕的查理五世皇帝（EmperorCharlesV）面前，提出他通過向西航行而到達摩鹿加群島或「香料群島」（SpiceIslands）——他認為那位於西班牙水域(6)——的計劃時，當時的局勢大致如此。查理五世很贊同麥哲倫的航行計劃，將一支由五艘小船組成的艦隊置於麥哲倫的指揮之下。
麥哲倫率領艦隊向西南方向橫渡大西洋，希望在哥倫布發現的新大陸的南方找到一個新的突破口。在南美洲的最南端，麥哲倫發現了後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一條狹長的海峽。經過這條海峽，勇敢的麥哲倫命令自己的艦隊繼續前進，並在西方發現了一片廣袤的海域。這片海域平靜安寧，與波濤洶湧的大西洋完全不同，麥哲倫將它命名為「太平洋」。
到達這片新海域的來自舊大陸的航海者們的探險經歷了嚴峻的考驗，他們也表現出了無比的勇敢和堅毅。最終，1521年3月16日，麥哲倫到達了今天的菲律賓群島，並將這些群島命名為「菲律賓」，以此紀念查理五世的兒子及西班牙王位的繼承人腓力二世。
在發現菲律賓群島之後的第二年，艦隊中僅存的破爛不堪的艦船「維多利亞號」搭載著200多名水手中倖存下來的18人駛入了西班牙塞維利亞港。世界航海史上第一次實現了環球航行的壯舉。最為驚險的航海紀錄終於成功完成。德雷珀對此評價道：「這是人類歷史上最艱辛的創舉，沒有任何其他成就可以超越甚至媲美麥哲倫的環球航行。與之相比，哥倫布的航行都黯然失色。」
同樣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麥哲倫的環球航行完全激發了那個時代的想象力。作家理查德·伊頓（RichardEden，約生於1521年）如此評價麥哲倫的航行：「毫無疑問，它是如此奇特和令人驚嘆，這樣的壯舉從未有過，未來似乎也不會再次發生。西班牙人的航行超越了伊阿宋和阿爾戈英雄們到達科爾基斯地區及之前所有的成就。」當時的另一位西班牙人宣布：「自從我們的始祖諾亞航行以來，航海史上再也沒有聽說過如此令世界矚目的壯舉。」
麥哲倫環球航行的壯舉在思想界的影響超越了其對商業和政治領域造成的震撼。它變革了中世紀理論和思想的整個體系，讓過去狹隘的地理觀點靠邊站，對地球形狀和面積的爭論就此永遠終結。對地球「下邊」是否有人類存在的學術界的兩極論畫上了句號。當時人們對行星上是否有人居住的認識和今天別無二致。
對跖點的嘲弄（來自科斯馬斯《基督教諸國風土記》，依照比茲利《近代地理髮端》中的資料）科斯馬斯生活於公元6世紀。在《基督教諸國風土記》中，他嘲笑了地球是圓形的思想，認為地球兩端的人頭朝下站立的說法是荒唐的。科斯馬斯對地球對跖點存在人類的質疑和嘲弄的觀點在整個中世紀都有捍衛者。
8.航海和地理髮現進入新時代
一些地理學家認為人類文明經歷了三個階段——河川時期（PotamicorRiverStage）、內海時期（ThalassicorInlandSeaStage）和海洋時期（OceanicStage）。以古埃及和古巴比倫為起點的人類文明，其發展階段和時期很好地界定或標記了文明發展的三個大的時期。
河川時期的文明主要局限於河谷，如尼羅河流域、底格里斯河流域和幼發拉底河流域。這個時期的主要城市如古埃及的孟斐斯和底比斯，美索不達米亞的尼尼微和巴比倫等都誕生於這些大河兩岸。河流是這個時期的貿易通道。這時的船隻較小，而航海技術還幾乎不被人所知。
內海時期，地中海是文明的主要舞台。這個時期是由第一批技術成熟的航海者腓尼基人開啟的。貿易和人口從河岸轉移到地中海附近，提爾、西頓、迦太基、以弗所、米利都、拜占庭、科林斯、雅典和羅馬等城市在內海時期你方唱罷我登場，演繹著各自的風流。這個時期的大部分事件都是以地中海為中心，因此，這裡也被稱為古代世界的主舞台。
海洋時期由我們前文所談到的航海和地理髮現所開啟。在這個時期，海洋已經不再是國家之間的壁壘，反而成為了世界交流和貿易的天然航道(7)。
9.五大早期殖民帝國
海洋時期早期的一個最為重要的事件就是，大西洋海岸五個歐洲國家的擴張，即葡萄牙、西班牙、法國、荷蘭和英格蘭在東西兩個半球發展殖民地和附屬國，從而都成為強大的帝國。歐洲擴張成為更大的歐洲，其在現代歷史上的地位，如同古代史上古希臘和古羅馬擴張成為更大的希臘和羅馬。
殖民帝國之間的相互嫉妒和利益衝突，成為自16世紀宗教戰爭以來近現代世界大規模戰爭的主要動因。因此，儘管探究歐洲歷史發展的進程是我們的主要任務，但是我們也應當提醒讀者注意這些歐洲帝國在歐洲大陸之外的利益爭奪。接下來，我們就談一談西班牙的一系列征服行動和其在新大陸的殖民擴張。
10.墨西哥征服（1519—1521）
西班牙人探索和征服的歷史記載是由哥倫布的航海開啟，這比歷史上任何其他篇章更像一部傳奇。這些歷史記載講述了：這些探險者為了青春不老泉獵遍陌生的土地而逐漸老去；為搜尋黃金國而經年走遍陰森森的茂密森林；探索舊大陸人從來未曾想象過的高山大洋；走遍世人根本無從知曉的河川海洋；幾十名富有冒險精神的武士征服古老國度而積累了富可敵國的金銀財寶(8)。
也許這個勇敢浪漫的時期里最為壯麗的探索之旅就是西班牙騎士發起的征服墨西哥的壯舉。強大而又富有的「帝國」在西方大陸的傳說不斷在西班牙殖民者中間傳播，在發現新大陸之後，西班牙殖民者很快就在墨西哥海灣定居下來。這些傳奇故事點燃了西班牙殖民者的冒險精神和想象力，以埃爾南·科爾特斯（HernandoCortes）為首的五六百名步兵和16名騎兵的遠征軍向墨西哥進發，企圖讓這個荒蠻之國徹底「皈依」。這次征戰大獲成功，西班牙人成為墨西哥大部分國土的主人。
西班牙征服者們摧毀的並不是當代西班牙編年史作家口中的「帝國」，而是一個由三個印第安部落組成的類似於北美洲易洛魁族聯盟（IroquoisConfederacy）的聯邦(9)。其中阿茲特克人（Aztecs）的部落是聯邦的首領，因此得名阿茲特克聯邦。而聯邦首領或酋長名叫蒙特祖瑪（Montezuma）。
美洲大陸被發現時，阿茲特克人發展到了所謂的「野蠻時代的中期」，而這相當於地中海各種族在公元前2000年達到和經歷的文化階段。他們採用的是圖形文字系統，宗教是太陽崇拜。阿茲特克人是食人族，祭祀時就拿俘虜作為祭品。他們除了狗之外，對馬、牛或其他有用的馴養動物都一無所知(10)。糧食作物中，他們培育玉米，但不種植小麥、燕麥或大麥。他們土地公有，群居在大到足夠容納10到100個家庭的房子里。西班牙作家們都將這些大型的房屋稱為「宮殿」和「公共大廈」。毫無疑問，這些建築與今天美國西南部的普韋布洛印第安人的建造理念完全相同。
11.秘魯征服（1532—1536）
征服墨西哥的印第安人不久后，對秘魯印第安人的征服也開始了。秘魯印第安人的文明程度要高於墨西哥印第安人。秘魯文明中有幾個要素都被拿來與古老的亞述文明相比較。不僅帝國的大城市裡到處都有輝煌的廟宇和宮殿，整個國家到處都可以見到雄偉的公用設施，如公路、橋樑和溝渠。印加的政府，皇室或統治階層，施行的是一種溫和的父權專制。
關於印加帝國的巨大財富，宮殿里隨處可見黃金物品——據稱是純金的——熱情洋溢的傳說，通過達連地峽傳到西班牙人的耳朵里。不久之後，一支不足200人的遠征軍被組織起來，去征服這個國家。其領導者就是殘忍無知、鐵石心腸的冒險家弗朗西斯科·皮薩羅（FranciscoPizarro）。
由於叛徒的出賣，印加國王阿塔瓦爾帕（Atahualpa）被皮薩羅俘虜。阿塔瓦爾帕提出用填滿他能夠摸到頂的用於囚禁他的囚室的黃金器皿作為釋放自己的贖金。皮薩羅接受了這個條件，整個印加帝國的宮殿和廟宇里的金器都被洗掠一空，那個囚室塞滿了珍貴的文物。據估計，這些金銀財寶的價值超過了1500萬美金。當這筆巨大的財富落入西班牙人手中之後，西班牙人卻背信棄義地處死了國王（1533）。隨著阿塔瓦爾帕的死去，印加王朝的統治也永遠地瓦解了。
12.西班牙在新世界殖民的開始
直到哥倫布發現西半球的100多年後，英國人才在現在的美國範圍內建立了自己的唯一一個永久居住點，但是在西班牙探索和征服的新世界土地上，開始湧現出大量的找尋財富和功名的西班牙冒險家和殖民者。在西印度群島、墨西哥、中美洲，沿著安第斯山脈朝向太平洋的一面高原地帶，那些曾經組成印加王國中心地帶的陡峭的、宜人的高原土地，作為礦業、農業和商貿中心的城市如雨後春筍般崛起。像墨西哥城、基多和庫斯科等，這些新城市不過是被征服土著城鎮的翻新和重建。
就這樣，一個更強大的西班牙帝國在新世界崛起了。在16世紀結束前，西班牙在新世界建立的這些領地組成其強大帝國的一部分，而那裡的金銀礦則成為西班牙王室的主要財源。正是因為來自這些新領地的財富，使得西班牙在發現美洲大陸的隨後百年歐洲事務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11)第二章宗教改革運動的開始
13.背景介紹
當人類進入近代的時候，歐洲人正處於一場偉大的宗教革命的前夜。宗教改革運動是一次雙向革命。它是一場反抗教皇權力的起義，造成自中世紀以來一直統一在教皇治下的宗教帝國中半數歐洲國家與教皇分離開來。這場脫離運動取得了成功，因此也可以稱之為一場革命——新教革命（ProtestantRevolution）。
但是這場運動絕非僅僅是反抗教會權威的革命。它的發生，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當時宗教中存在的某些邪惡和濫用職權的行為，並引發了對西方宗教和道德思想的偉大革新。因此，稱其為改革——宗教改革（Reformation），也是恰當的。
應該特別注意的是，這場運動是個雙重的運動。只有當人們從這個觀點的兩面去考慮的時候，它的複雜性才能被巧妙地觀察和恰當地解釋。本章我們將探討一下宗教改革運動在德國發生的原因及開始，隨後的章節里我們將談談其在北歐主要國家所造成的影響和聲勢。
14.宗教改革發生的原因
首先我們必須要了解是什麼使得一些北歐國家對教會和宗教權力產生不滿並試圖從古老的基督教會中脫離出來。
首先是文藝復興（Renaissance）。這場偉大的思想覺醒標誌著中世紀的結束，近代社會的開始。新的人文思想的倡導者和舊的神學思想的守衛者之間的對立，為這場宗教大分裂鋪平了道路。
第二個原因是當時的教會存在著最為嚴重的醜聞和各種濫用職權。對宗教領袖到教會成員展開徹底的變革，成為所有接受新思想洗禮的有識之士的共識。唯一的分歧就在於這場革新到底以一種什麼形式進行，從教會內部還是從外部，是通過改革還是革命來進行。
第三個原因就是當時各國君主對教皇權力的嫉妒和教皇統治與各國愛國主義思潮的激烈碰撞。中世紀某些教皇提出的權力至高無上的思想已經無法維持，然而在很大的範圍內，比如宗教職位的提名和任命、對牧師和教會財產徵稅、婚喪嫁娶等，都由作為宗教衛護者的教皇一手把持。因此，很多國家根本沒有獨立可言。很多我們現在認為屬於國家主權的事務，當時實際上都由以羅馬為中心的教會世界帝國所掌控。
這種局面可以和當代聯邦制進行比較。在聯邦國家裡，每個人都要對兩個權威效忠，一個是州政府，另一個是聯邦政府。而在中世紀，每個人也都效忠於兩個權威，一個是自己國家的君主，另一個是羅馬教皇。正如美國內戰之前很多美國人很難決定自己首先要對自己所在的州還是對聯邦政府履行義務。在新教革命之前，每個人也是很難確定到底是對自己的國王還是對教皇效忠。對僧侶和其他教會人員來說，他們更傾向於效忠教皇（PapalSee），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是教皇的教民而不是自己所在國家君主的臣民。
但是教皇至高無上的地位與政府經濟利益的衝突造成了很多的摩擦和麻煩。作為教會首領，教皇的巨大收入都來自其治下的國家。歐洲很大一部分土地資產都掌握在教會手裡，而這筆巨大資產的收益中相當一大部分是以教會職員的聖職年俸和捐贈的形式收入羅馬國庫的。另外，由於教皇的貪慾，更多額外的稅負在歐洲國家征繳。在一些國家，人民直接和間接給教皇的捐贈甚至超過了政府的賦稅。令人不齒的是，這筆財富並不總是用來開展宗教活動，而是落在了像亞歷山大六世（AlexanderVI）這樣的只想滿足個人野心和提高教會政治權力的教皇手中。
這樣的情況在歐洲幾個國家的民族感情覺醒的時候達到了頂峰。這些不斷強大的政府希望行使自己管理國家和擴大稅收維持常備軍及開展公共活動的權力。這樣，各國君主的不滿和憤恨就不可避免地產生了。毫無疑問，北歐的這些國家更想脫離羅馬教皇的統治，而不是渴望宗教自由或者思想變革。
接下來，我們就看看這場革命爆發的標誌性事件與形勢。
15.人文主義者伊拉斯謨和羅伊希林人文主義思想和宗教改革運動的關係可以通過北歐國家人文主義者的思想精神等實例得到最好的詮釋。
來自鹿特丹的德西德里烏斯·伊拉斯謨（DesideriusErasmus，1467？—1536）是北歐人文主義思想運動的領導者，而南歐的領導者是彼特拉克（Petrarch）。伊拉斯謨著名的諷刺詩《愚人頌》（PraiseofFolly，1509）直指社會各階層的弊病，尤其是鞭撻了「披著神聖外衣的非聖人」的罪惡。不久之後（1516），伊拉斯謨出版了他的從希臘文《新約》翻譯而來的拉丁文《新約》。這些作品為北歐人民的宗教改革運動提供了思想和精神基礎，併發揮了突出的作用。
作為舊經院哲學的衛道者的神學家們和新人文主義倡導者之間的矛盾衝突不可避免。這是進入近代以來，神學與科學長期鬥爭的第一階段。雙方交鋒主要集中在關於學者探索自由和神學理論權威的局限性。這場紛爭的焦點人物是著名的人文主義者約翰·羅伊希林（JohnReuchlin，1455—1522）。15世紀末，羅伊希林為了學習希臘文，翻越阿爾卑斯山來到了義大利，拜在大師的門下。
雙方的敵對情緒不斷激化。憎恨猶太人的神學家們提議把猶太人的書籍沒收焚毀，理由是這些作品對基督教缺乏友善。羅伊希林是當時最優秀的希伯來語學者，當局問他對神學家們的提議有何看法時，他表示反對，並藉此機會表達了很多猶太文學作品對基督教徒大有裨益，值得一讀的觀點。羅伊希林為此遭到了教權主義者的猛烈抨擊。德國大學和巴黎大學里的很多神學家對羅伊希林的觀點予以譴責，而以伊拉斯謨為首的人文主義者卻給羅伊希林寫信表示讚許和鼓勵。羅伊希林將其中部分書信結集出版，名為《明士書簡集》（LettersofIllustriousMen）。
書簡集的出版給羅伊希林的朋友帶來很大的觸動，其中著名的人文主義者騎士詩人烏爾里希·馮·胡騰（UlrichvonHutten，1488—1523）聯合其他友人創作了《蒙昧者書簡集》（LettersofObscureMen）。這部書中的信件都是虛構的，挑選「最上等的惡劣拉丁文」集結而成，裡邊包括了各種荒唐之事，對那些反對羅伊希林的神學家們進行了無情的嘲諷和挖苦。而對人文主義者來說，這部書簡集恰如莫爾（More）寫給伊拉斯謨的信中說的那樣「絕對的有趣」。
伊拉斯謨
16.人文主義運動向宗教改革運動的轉變人文主義者對神學家們的抨擊主要不是出於宗教感情或道德憤怒的刺激，而是由於對求知求學的熱愛和對新學反對者的無知和腐朽的譴責。雙方的爭論現在進入了更為激烈的階段。它呈現出宗教辯論的特徵，成為一種良知，並裹挾著政治事件，最終發展成為雙方之間公開的論戰。
對於這些在德國展開的事件的簡單敘述完美體現了當時情況的特殊，最重要的是，一個具有堅定信念和狂熱激情的偉人的出現，給這場歷史運動帶來了新的趨勢。
17.贖罪券；煉獄
由於這場辯論主題以教皇贖罪券的新形式出現，這裡有必要對與這場偉大革命的開端關涉甚大的名詞——贖罪券（Indulgences）——進行解釋。
贖罪，按照路德時代德國神學家們的理解與定義，指的是對那些基於原罪，其過錯被原諒后仍留在人身上的罪惡免於現世的懲罰(12)。它是對虔誠、慈善和憐憫行為的嘉獎，其行為往往包括對窮困者施捨錢和物，從而促進全社會的善行，只在某些特定的條件下生效，其中最主要的是對原罪的供認不諱和真誠懺悔。
由於反對贖罪券主要因其對煉獄靈魂的應用及與之相關的濫用，所以，這裡也有必要對「煉獄」（Purgatory）加以解釋。
根據天主教教義，來世包括三個地方——地獄（Hell）、煉獄和天堂（Heaven）。這種思想就包含在中世紀偉大的詩人但丁的《神曲》（DivineComedy）之中。煉獄指的是處於天堂和地獄之間的地方或狀態，在這裡，靈魂註定歷經磨難而得到凈化，進而獲得永生。這種懲罰的中間地帶具有重大歷史意義，因為根據天主教教義，靈魂在這個凈化之所能夠得到幫助，而死者活著的友人以他的名義進行禱告和善舉都能讓死者靈魂因贖罪而讓這種磨難期縮短。因此，但丁在凈化山上遇到神靈告訴他由於其朋友們的禱告使得他經歷的磨難期得以縮短。中世紀的教堂里很多都對捐助者的靈魂安息進行彌撒。但是，不僅現世朋友的禱告可以將靈魂從煉獄中釋放，而且因為友人的善舉和施捨而進行贖罪也可以讓這些靈魂從苦難中解脫。
在宗教改革運動之前，贖罪券經常被教皇們以各種目的發放。在十字軍東征時期，大赦(13)（PlenaryIndulgence）經常被授予所有戴上十字架的人。授予贖罪券經常作為修建和維護教堂、修道院、橋樑和為了促進其他地方公共事業募集資金的一種方式。修建羅馬聖彼得教堂的大部分資金就是如此得來的。
18.台徹爾及他對贖罪券的宣傳
利奧十世（LeoX）1513年當選為教皇后，發現教會的財庫幾乎空空如也，他急需資金來開展自己的各項工作，其中之一就是修建聖彼得教堂，而他能利用的權宜之計就是兜售贖罪券。他將在大部分德意志地區發放贖罪券的權力授予美因茨的大主教阿爾伯特（ArchbishopAlbertofMainz），而阿爾伯特任用了來自多米尼加的修道士約翰·台徹爾（JohnTetzel）為其代理人。
大主教在選用自己的代理人上是不幸的。台徹爾執行大主教委託的方式卻引起了巨大的醜聞。他和下屬在規勸人們遵從贖罪條件——其中一個條件是捐錢——時所使用的語言有失得體且誇大其詞。
結果就是，關於贖罪券效果的錯誤觀點開始在無知而又盲信的人群中傳播開來，許多人受到了台徹爾及其手下宣傳的誤導，以至於認為只要他們為羅馬聖彼得教堂的修建捐款，就可以免於所有原罪的懲罰，而根本不用考慮其他條件，比如悔過和彌補罪惡的目的等。因此，正義之士發動起來，反對狂熱的修道士的做法。這些抗議活動如同長期積累的暴風雨的低語，很快就席捲從波羅的海到地中海的整個歐洲。
19.馬丁·路德和他的羅馬朝聖之旅站在反對和譴責台徹爾兜售贖罪券這種方式最前列的就是奧古斯丁教會修道士同時也是維滕貝格大學神學教師的馬丁·路德（MartinLuther）。這位偉大的宗教改革者1483年出生於德意志的薩克森。路德出身卑微，父親是一名窮苦的礦工。父親為他規劃了一條從事法律職業的道路，但是他卻斷然轉身離開俗世進入了修道院。
馬丁·路德
在台徹爾出現在德意志之前，路德已經由於其學識和虔誠而聲名遠揚。在此之前幾年，路德為了教會利益已經進行了羅馬的朝聖之旅（1511）。他當時對羅馬和教皇的虔誠不容褻瀆。在他的眼中，羅馬就像耶路撒冷一樣神聖，而羅馬教皇在他心目中就是上帝在人間的代表。他對煉獄毫無懷疑之心，他甚至對自己父母還在世間感到遺憾，否則他就可以在神聖的羅馬古城為父母的靈魂祈禱並使其脫離所受的折磨。
但是路德在羅馬所見到的一切卻給了他的虔誠當頭一棒。他曾設想羅馬所有人都「沐浴在這裡神聖的氛圍之中，對上帝永遠的敬重與虔誠」。然而，他看到的卻是奢華和懷疑，對於神聖的宗教教義毫無敬意，生活荒淫無度。所有這一切都給心情沉重的路德留下了深刻印象。已經播下的種子，註定要收穫。
20.《九十五條論綱》
路德羅馬之行6年後，台徹爾開始在維滕貝格大學進行他的贖罪券宣傳。我們前文已經講過宣傳的形式簡直是醜陋不堪，但是當地的民眾卻趨之若鶩。路德為此大為沮喪。他無法讓任何權威對這樣的醜聞進行干預，便決心自己親自處理。於是他起草了關於抗議贖罪券的《九十五條論綱》（Ninety-fiveTheses），並把這些論綱釘在維滕貝格教堂的大門之上。這在當時是學者們的常見做法，將自己對所有外來思想的不同意見形成自己的主張並張貼出來。
通過出版，《九十五條論綱》傳播開來。所有階層，尤其在德意志地區，都渴望對這些論綱進行閱讀和評價。台徹爾針對這些論綱也提出了自己的反駁論綱。神學家們也加入了論戰，空氣中瀰漫著雙方辯論的味道。剛開始時，教皇利奧十世本打算對整個事件輕描淡寫地處理，宣布這「只是修道士之間的爭辯而已」，但是最後，教皇感覺到了壓力，決定對路德採取措施。教皇頒布詔令，禁止路德在各個場合發言。
21.路德《致德意志基督教貴族公開書》（1520年7月）路德聽說了教皇很快就會針對他頒布詔令，他對德意志貴族階級發表了著名的《致德意志基督教貴族公開書》（AddresstotheChristianNobilityoftheGermanNation）來迎接詔令的到來，這篇演講被稱作「宗教改革宣言」。這毫無疑問是這個時代最具歷史意義的論綱和反駁、詔令與禁令、宣言和呼籲。實際上，它就是德意志民族向羅馬教皇發出的獨立宣言。
路德主張，王公、貴族和市民都應該停止對教皇支付聖職者首年捐(14)（Annates），或者首年捐全部被廢除；「所有任命都不應由羅馬教皇確定」；除了塗聖油和加冕，教皇沒有任何高於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權力；俗教士（不受出家戒律約束的教士）有結婚或不婚的自由(15)。
22.路德焚燒教皇詔令（1520年12月10日）最終，羅馬的詔令（PapalBull）傳到了路德手中。詔令從路德的《九十五條論綱》中選取了41條並冠以「異端」或「誹謗」的罪名，禁止所有人閱讀他的著作，並命令將他的書籍燒毀；如果他本人在60天內無法改正自己的錯誤，他和他的支持者都將「因異端邪說而遭受懲罰」。
路德做出了令人震驚的決定。他決心焚燒教皇的詔令。在維滕貝格大學校門外燃起熊熊大火，面對聚集的醫生、學生和市民，路德將詔令連同羅馬教皇的教令還有反對者的書籍統統拋入烈火之中。這一大膽的舉動引起了狂風暴雨，其聲勢「響徹天宇，通達八方」。路德寫信給自己的一個朋友說，自己相信這場風暴絕不會平息，直至審判日的到來。
23.沃木斯議會（1521）
局面發展到了不可控制的地步，整個德國都在抗議，教皇的權威受到了威脅。教皇的禁令已經不起任何作用，教皇利奧現在尋求剛剛登上皇位的查理五世的幫助來終止路德異端邪說的傳播。教皇希望能夠把路德送到羅馬進行審判，而路德的友人卻勸說查理不要聽從教皇的要求，而是允許路德在德意志陳詞。因此，路德收到皇帝的詔令，要求他前往沃木斯參加由王公、貴族和德國牧師組成的會議，仔細研究國家事務，尤其是關於當前巨大宗教爭議的事務。
路德的沃木斯之行是一種勝利和進步。所有德意志人的視線都投向了路德，民眾聚集在他經過的街道兩旁，這表明了整個德意志的心臟都被攪動了。當路德來到沃木斯的時候，其所到之處都聚集著大量的他的同情者和支持者。(16)當路德第一次出現在莊嚴的議會上時，他看上去有些局促，但是他很快恢復了鎮靜。他的著作就擺在身前，在被問到是否願意撤回自己所寫的東西時，他要求給自己一天的時間來思考如何回答。第二天，路德再次被帶到議會，他給出了自己的回答：「撤回這些論綱將會給羅馬暴君新的力量和勇氣。我不能，也不會收回自己寫過的任何東西，除非能夠證明我寫的一切違反了《聖經》或絕對的理性，因為違背良知的事情既不安全也不正確。」他的結束語更是令人印象深刻：「我義無反顧；我站在這裡，上帝與我同在。」
儘管一些人希望把路德投入烈火中燒死，然而皇帝發給他的讓他能夠來到議會的安全通行證保護了他。路德雖然得以安全地離開，但是帝國的禁令也隨之而來。
24.路德在瓦爾特堡（1521—1522）慶幸的是，路德有很多有權勢的朋友，他自己母邦的領主薩克森選帝侯智者腓特烈（FredericktheWise）就是其中之一。由於擔心路德的安全，選帝侯命令一隊騎士戴著面具在路德離開沃木斯議會後就開始護送他一直到達瓦爾特堡（Wartburg）。路德在瓦爾特堡隱居了一年的時間，只有幾個朋友知道這個秘密。
在這一年的時間裡，路德忙於撰寫宣傳冊和翻譯《聖經》。當時德國的改革者經常用《聖經》經文來挑戰反對者，「《聖經》里可以得到證明」，「《聖經》里就是這樣寫的」，改革者時不時搬出這樣的話語來反駁不同意見的人。因此，有必要使聖經能夠讓所有人都能讀懂。(17)正如路德所言，讓那些古代先知說德文。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但是路德做到了，直到今天整個德國仍然為此驕傲。
路德給了德意志德文版的《聖經》，他對德語的貢獻堪比但丁憑藉《神曲》對義大利語的貢獻。憑藉翻譯《聖經》，路德最終從各種德意志方言中創造了統一的德語。
25.農民起義（1524—1525）
一年多的時間剛剛過去，路德就再次陷入了麻煩。一些激進的改革者在佈道時言辭過於激烈和暴力，路德不得不離開瓦爾特堡。他突然出現在維滕貝格，給當時騷動不安的德意志帶來暫時的剋制。
但過了兩三年，麻煩卻再次出現，而且更加複雜和嚴重。德意志士瓦本（Suabia）和法蘭哥尼亞（Franconia）的農民被封建領主的瘋狂壓迫所激怒，再加上宗教狂熱的刺激以及宣道者卡爾施塔特（Carlstadt）和閔採爾（Münzer）的鼓動，他們發動反抗貴族、教士等一切權威的起義。(18)城堡和修道院被搶掠和焚燒，併發生了可怕的騷亂。起義最終被鎮壓，但是10萬人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德國南部大部分地方遭受重創。很多人指責改革者，認為他們的佈道才是這次狂熱的農民起義的根本原因。(19)26.教會財產世俗化儘管出現了這麼多的曲折，改革還是取得了迅猛的進步。對於世俗的王侯來說，路德認為教會應該受到限制，他們的財產應該被罰沒充公並應用到教堂、學校和慈善機構的維護方面，這樣的主張完全贏得了王公們的青睞和支持。(20)王公們很快採取了行動，並走得更遠。在路德發表對德意志貴族的演講和對隱修誓言的抨擊，並指出這樣的誓詞有違真正的基督教教義的數年之後，所有轉變為新教的德意志邦國的教會財產都被沒收。
在瑞典，路德的信條很早就獲得了立足之地，幾乎所有老教會的財產都通過國家議會法案收繳到國王古斯塔斯·瓦薩（GustavusVasa）手中（1524）。這筆財富極大地提高了瑞典君主制的權力和威望。
而在英格蘭，國王亨利八世（HenryVIII）鎮壓了修道院，並把修道院的大部分財富用於世俗的用途。
然而，在這一時期，教會財產世俗化的經典案例則是條頓騎士團提供的。在新教徒起義的初期，這些修道士騎士統治著二三百萬人。當改革運動遍及整個德意志的時候，騎士團大團長(21)（GrandMasteroftheOrder）成為了新教徒，並把原來兄弟會的領地變成名為「普魯士公國」（DuchyofPrussia）的世系君主國（1525）。騎士們可以結婚並變成貴族。從而在原來的天主教土地上誕生了重要的世俗國家。
27.改革者被稱作新教徒
革命的迅猛發展驚醒了古老教會的支持者。1529年，教會再次集會（第二次斯拜爾帝國議會，SecondDietofSpires）商討對策。議會中天主教佔據多數席位，他們通過了法案，剝奪新教王公和城市決定自己的領地信奉何種宗教的權力，並且在議會授權之前禁止宣講新教教義。
德意志的6位王公和許多帝國城市聯合發布對帝國議會法案的正式抗議，不承認在宗教和良知方面的多數約束少數的觀點。因為這樣的抗議，這些改革者從這時起就開始被稱為新教徒（抗議者，Protestants）。
28.天主教反擊及其原因和動力
在路德1546年去世前(22)，宗教改革運動在除西班牙和義大利外的大部分西方基督教國家都獲得了強有力的立足點；即使在西班牙和義大利，新教的傳播也取得一些進展。但是幾大因素的聯合作用抑制了新教的發展，使得天主教會得以收復大片失地。這些主要因素包括新教徒之間缺乏共識、天主教採取反改革措施、宗教裁判所的興盛、耶穌會的興起、西班牙對天主教的狂熱支持。
29.新教徒的分裂
在反抗羅馬教皇的開始階段，新教徒就分為三個相互敵對的教派——路德派（Lutherans）、茨溫利派（Zwinglians）和加爾文派（Calvinists）。
路德派教義主要在德意志北部盛行，在丹麥、挪威和瑞典也被廣泛接受，也曾傳播到尼德蘭，但很快就被加爾文派取代。在所有新教教派中，路德派對羅馬天主教教義變更得最少。
茨溫利派主要是烏爾里希·茨溫利（HuldreichZwingli，1484—1531）的追隨者，他們和路德派主要在有關聖餐禮和教會組織上的觀點不同。他們的教義主要在德屬瑞士流行，並由此傳播到德意志南部。
加爾文派是約翰·加爾文（JohnCalvin，1509—1564）的追隨者。加爾文出生於法國，由於受到迫害，離開法國來到日內瓦避難(23)，並將這裡作為該派運動的中心。我們應該了解加爾文派傳播的地域之廣以及在十六七世紀的影響之大，法國的胡格諾派（Huguenots）、蘇格蘭的聖約派（Covenanters，盟約派）、荷蘭的尼德蘭人（Netherlanders）（大部分）、英國的清教徒（Puritans）和清教徒前輩移民都屬於加爾文派。(24)這些新教教派最後分化成諸多的宗派，每個宗派都固守著不被其他宗派認可的教義的某些次要點或堅持某些禮拜儀式，然而所有宗派都信奉宗教改革運動的核心教義——「因信稱義」（JustificationbyFaithAlone）。
現在，這些教派之間的鬥爭十分激烈。思想解放的改革者現在有機會去哀嘆基督教早期困擾使徒保羅的同樣的狀況。一個說我是路德派，一個說我是加爾文派，另一個說我是茨溫利派。甚至路德自己都稱茨溫利為異端，而加爾文派則不願和路德派有任何瓜葛。
這些宗派之間的鬥爭和分歧給改革運動帶了相當災難性的影響。面對團結一致而又虎視眈眈的敵人，這些紛爭大大削弱了新教的實力。他們的不和與紛爭給了天主教強大有力的證據來反對整個改革運動。
約翰·加爾文
30.天主教反改革；特倫托會議（1545—1563）；卡羅·巴羅梅奧天主教會過去的邪惡和醜聞大大削弱了它的權威性以及對人們敬畏和良知的掌控。而對這些邪惡的糾正和醜聞的消除又使它重新恢復了失去的影響力和權威性。
這種改革早在新教運動興起之前就已經在羅馬天主教中開始，而它在很大程度上由值得紀念的特倫托會議展開。特倫托會議是自公元325年尼西亞會議以來最重要的宗教集會，會議上討論了改革者提出的所有觀點。會議宣布天主教的經外傳說在權威性上等同於《聖經》；它再次強調了教皇權力神授的觀點；譴責路德派提出的因信稱義的教義。它讓一切都變得那麼清晰，甚至連徒步旅行者都不會對教義產生誤解。它還要求所有的牧師和主教的生活都應該是基督教的純潔和美德的典範。
會議的這些舉措極大推動了對新教運動的抵制。對濫用職權這個引起教會大分裂行為的糾正也為成千上萬「迷途羔羊」回歸天主教會鋪平了道路，並擺脫了過去教會傳統信仰和權威鬆散化的危險。
特倫托會議精神在義大利改革者卡羅·巴羅梅奧（CarloBorromeo，1538—1584）身上得到了最好的體現，會議的改革精神在他那裡得以實體化。巴羅梅奧成為米蘭的大主教，他把12個世紀前羅馬帝國衰退時期的聖·安布羅斯作為自己的偶像，並且也獲得了聖徒的地位。巴羅梅奧革新並恢復了已經四分五裂的教會，改革了牧師們渙散放蕩的生活方式，重新在教會中恢復了嚴明的教規，建立了一批教會學校和大學。正是因為他的辛勤工作和言傳身教使得米蘭城和周邊地區誕生了新的精神生活，過去對羅馬教會的普遍敬重重新被喚起，新教在義大利前進的步伐被遏制，而對羅馬教皇的膜拜由搖擺不定再次虔誠堅定起來，很多被新教「異端邪說」帶走的教徒重新皈依到天主教門下。
31.宗教裁判所
經過重新凈化自身和清晰定義自己教義信仰，羅馬天主教要求所有信徒從今以後絕對的服從。宗教裁判所開展了新的活動，異端邪說受到嚴酷的鎮壓。在所有拉丁國家，宗教裁判所裁判的決定都得到了世俗王公的支持，而在這些地方之外，當時的王公並不認可這樣的宗教裁判，儘管荷蘭和德國的一些地方在一定時期內也建立了這樣的宗教裁判所。對頑固的異端分子，死亡——燒死和剝奪財產是最常用的懲罰方式。毫無疑問，宗教裁判所對在歐洲南部遏制宗教改革運動起了重大的作用，尤其是幫助義大利和西班牙保持了對古老教會的忠誠。
在此，關於宗教裁判所的迫害，我們不應忘記，在16世紀，拒絕服從既定的信仰會被大多數新教徒及天主教看作是反社會的行為，並因此受到懲罰。在日內瓦，我們發現加爾文不遺餘力地對塞爾維特（Servetus）進行審判並將其燒死，因為他發表了一些加爾文派認為屬於異端邪說的思想；在羅馬，我們看到布魯諾（GiordanoBruno）因為不信仰天主教的教義而被燒死在火刑柱上；在英格蘭，我們看到英國國教教徒（AnglicanProtestants）不僅對天主教教徒，而且對所有拒絕遵從英國國教的新教徒，發動了最為殘忍、激烈而又持續的迫害。
32.耶穌會；伊格納修·羅耀拉；聖方濟各·沙勿略耶穌會（SocietyoftheJesuits）是另一個強大的重建教皇權威的附屬機構。其創始人為西班牙人伊格納修·羅耀拉。伊格納修是西班牙宗教狂熱的化身。他的目的是成立一個宗教團體，團體的成員無比忠誠且精力充沛，足以應對改革者的熱情。1540年，教皇頒布詔令建立耶穌會。
在成為牧師之前，伊格納修是一名士兵，因此他賦予耶穌會以軍事色彩。實際上，耶穌會的軍事特徵非常明顯，以至於被稱作是「為宗教目的而成立的軍事機構」。我們在研究耶穌會士的性格及其行動時，應特別牢記軍事原則在其中所佔的主導地位。耶穌會的每個成員都被要求像士兵順從上級的意志，並被教育自我犧牲和絕對服從是他們的基本美德。
耶穌會對社會的影響主要體現在教育上。他們的目的是在世界各地建立學校和大學，就像征服一個國家首先要派駐軍隊一樣。伊格納修生前成立了100多所教會大學和神學院；在他死後150年的時間裡，耶穌會建立了超過700所神學院。
新教曾經紀律嚴明、時刻警覺並毫不妥協，現在卻分裂成相互敵對的派系，耶穌會在對新教的反擊上做了大量的工作，麥考萊（Macaulay）曾經宣稱：「耶穌會的歷史就是天主教反擊新教的歷史。」正是因為他們在匈牙利、波蘭、波希米亞和德意志南部直接或間接的影響，曾經被新教侵襲並或多或少地遠離舊信仰的地區再次回歸羅馬天主教的懷抱，比在教皇的統治下更為緊密地團結在一起。到16世紀末，天主教收復失地的工作已大體完成。在這些曾經的天主教國家重新恢復天主教構成了歐洲宗教史最為重要的事件之一。
伊格納修·羅耀拉
耶穌會的努力不僅促成了天主教在歐洲的恢復，而且把天主教的教義和權威傳播到了世界各地。在異教徒的土地上建立的所有神學院中最傑出的代表人物就是聖方濟各·沙勿略（SaintlyFrancisXavier，1506—1552），人稱「印度使徒」。沙勿略在印度、日本和遠東其他地區的活動取得了令人驚嘆的效果。
33.西班牙對天主教的狂熱支持
正如英格蘭成為新教的捍衛者和堡壘一樣，西班牙也成為天主教在歐洲的堅固堡壘。西班牙的君主們將自己看作是天主教正統信仰的守護者，不僅在自己的領土上盡其所能地根除新教的影響，並且還將這樣的舉措推廣到其他地區。他們重建天主教的統一的努力，讓他們成為天主教收復失地的最重要的工具。
34.百年宗教戰爭
特倫托會議通過的法案使得天主教和新教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和。雙方的爭論在16世紀中葉上升到武力層面，隨後爆發了百年宗教戰爭。在此期間，雙方誰都不想退讓半步。新教為了生存而竭力死戰；而天主教會為了消弭分裂力量，讓脫離而去的國家重新回到教會帝國的懷抱，修復基督教世界受損的統一，也是全力以赴。
在接下來的章節里，我們會粗略地追尋敵對的教義在主要歐洲國家的命運變遷。而作為本章的結束，我們簡要地談一下宗教改革運動所造成的影響。
35.宗教改革運動的政治影響：脫離羅馬及其意義新教革命作為一場革命，廣而言之，其後果就是德意志北部、丹麥、挪威、瑞典、英格蘭、蘇格蘭，以及瑞士和尼德蘭的部分地區，脫離了羅馬天主教——基本上都是日耳曼種族或語言佔主導地位的國家。而主要的拉丁國家，即法國、西班牙、義大利，連同德意志南部、波蘭、波希米亞、匈牙利和愛爾蘭等，還是信奉古老的天主教，即使在某個時期曾經有過動搖，但最終還是返回到天主教陣營中來。(25)脫離天主教在政治上的影響，在歷史學家澤博姆（Seebohm）的闡述中可見一斑：「曾經教皇作為宗教帝國的首領所擁有的政治權力被各國君主奪走。牧師和修道士們作為教皇的信徒被看作外來分子——因為他們是教皇教會帝國的臣民。凡是反抗教皇統治的地方，向教皇效忠的思想都被廢除，而君主們則取得了絕對的統治權。有關婚姻和遺囑的事宜主要還是由教會管轄，但是宗教法庭已經成為國家法庭而不再向教皇負責，所有這些事務都已由各國君主掌控。」
總之，教政分離意味著國家已經完全從羅馬教皇的統治中脫離出來，並取得了完全的獨立。這時的國家政府已經在宗教和政治事務上實現以自我為中心自我管理的政體，這在中世紀時期是從來沒有過的。
36.宗教改革運動的宗教和道德影響從宗教和道德的角度來看，北歐國家脫離教皇統治意味著這些國家從向教會效忠轉向《聖經》。教皇法令和教會決定不再被看作是神授和具有約束力的；而《聖經》則被看作是神聖的並擁有無上的權威。從理論上來講，每個人都可以對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動擁有自己的解釋。
宗教改革運動的另一個重要影響是，讓這個世界走向了宗教寬容。改革者雖然堅稱自己有權對宗教事務做出自己的判斷，但在實際上，他們卻不容許別人擁有這樣的權力。當他們擁有了這種權力之後，他們又前後矛盾地成為了瘋狂的迫害者。他們認可天主教教義中的異端思想應該受到懲罰，只不過他們對異端有著不同的定義。在整個16世紀，宗教的不容異己的原則，用歷史學家林加德（Lingard）的話來說，是「基督教世界國家公法的一部分」。不過，宗教事務的自我判斷思想從邏輯必要性上給宗教寬容帶來了有利的影響；因為你無法授予個人宗教事務權力的同時又對其宗教結論給予懲罰。因此，近代科學的發展、世界思想總體的進步、國家之間聯繫的緊密等，都在過去3個世紀里給宗教寬容帶來了有益的影響，16世紀的宗教改革運動必須要在宗教寬容史上給予一個突出的地位。
第三章
西班牙的崛起；西班牙與天主教的關係第一節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的統治（1519—1556）37.導言公元1500年，在尼德蘭的根特市，一位王子誕生了，他註定要對16世紀的歷史產生重大影響。他就是查理，奧地利大公美男子腓力（PhiliptheHandsome）和西班牙斐迪南二世與伊莎貝拉女王的女兒胡安娜（Joanna）的兒子，後來著名的查理五世皇帝。
查理幸運地成為四大王室的繼承人——奧地利、勃艮第、卡斯蒂利亞和阿拉貢——這些王室由於政治聯姻而結合在一起(26)。在查理19歲之前，由於先輩的去世，四個王朝的王冠都落到了他一個人的頭上。
儘管有這麼多的世襲的王位等著他，年輕的查理最先得到的卻是通過德意志選帝侯選舉產生的聖羅馬帝國的皇冠。選舉完成後，他成為查理五世皇帝，而在此之前，他只有卡洛斯一世的頭銜。
38.權力平衡被西班牙打破
在中世紀即將結束之際，法國國王查理八世對義大利進行了一次著名的入侵，這讓其他國家都警覺起來，唯恐法國在歐洲事務中獲得過度的影響力。為了防止出現這樣的局面，歐洲其他國家組成一個聯盟，把法國擋在其合適的疆界內。這就是歐洲著名的「大陸均勢政策」(27)（BalanceofPoweramongtheEuropeanStates）。
從那時起，直到現在，「維持這種均勢」一直是歐洲各國外交的基礎。政治家們都儘力確保沒有國家可以獲有過多的權力或影響力來威脅到其他國家的獨立。儘管如此，仍然不斷有某個歐洲國家的過度崛起來打破這種均衡的局面。為了阻止對這種均勢的破壞或者為了恢復已經受到影響的均衡，各國之間結盟、簽約和戰爭組成了近代歐洲政治史的主要部分。
16世紀西班牙的強大引起了鄰國的恐懼並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這些國家的政策和軍事行動。下邊我們來談談查理五世及其兒子腓力二世（PhilipII）統治西班牙時期的主要政治事件。
查理五世皇帝
39.查理五世與宗教改革運動
與他在政治領域的舉措同等重要，查理五世和路德的宗教改革運動的關係構成了他生活和工作的重要部分。對羅馬的天主教會來說，年輕的皇帝把自己擺到了天主教派領袖的位置上，是非常幸運的。在他統治期間，不僅舉全國之力來排除改革異端，而且還把這一政策傳給了自己的後繼者。
查理支持舊宗教反對新教，在思想和政策上都有這樣的傾向。儘管對教皇充滿懷疑和嫉妒，但是查理強烈地讓自己繫於天主教會及其信條，並堅信作為基督教的君主，他的首要任務就是根除領地內的異端。作為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查理也是按照這樣的思路治國理政的。他深信當時的一個流行的觀點，沒有國家能夠容忍兩種教義的共存，政治統一需要宗教上的統一；他不僅將這一信條應用到西班牙和其他世襲的領地上，而且把自己所有的領土作為一個整體，我們可以看到，他在德意志和其他國家都一樣地壓制宗教改革思想。
40.查理的兩大勁敵
如果查理一開始就把全部的精力放在壓制宗教改革運動上，改革的思想將很難在他的領地內立足。但是對改革者來說，幸運的是查理在自己統治的前半期並沒有多少精力來考慮宗教的問題，因為當時兩個強大的君主，法國的弗朗索瓦一世（FrancisI，1515—1547）和土耳其的蘇萊曼大帝（SolymantheMagnificent，1520—1566），不斷地攻擊查理的領地。一次又一次，當查理想要對德意志的新教王公採取嚴厲措施的時候，這兩位君主的單獨行動或是同時行動總是給他帶來威脅，迫使他不得不推遲自己對異端的征伐。
41.查理和弗朗索瓦之間的較量和戰爭（1521—1544）弗朗索瓦成為查理在帝國權威競爭中的主要對手。當德意志選帝侯將權力授予西班牙君主查理的時候，弗朗索瓦非常失望。在其統治的餘下時間裡，由於查理的領地幾乎包圍了法蘭西王國，弗朗索瓦一直對查理心存嫉妒並不斷地發動戰爭。(28)義大利成為了兩位君主的主要戰場，因為西班牙和法國都想拿下亞平寧半島來作為自己的領地。(29)金縷地42.弗朗索瓦和查理之間戰爭的影響弗朗索瓦和查理之間戰爭的直接和間接影響涉及廣泛而又意義深遠。
首先，新教獲得了充足的時間在德意志北部和其他國家鞏固自己的實力並最終使得後來的所有破壞行動都無能為力。
其次，戰爭阻止了歐洲天主教國家的聯合，在此期間，很多國家遭到了奧斯曼帝國的攻擊而損失慘重。匈牙利戰火紛飛，羅德島淪陷，而地中海幾乎成為土耳其人的內海。
最後，這些戰爭的主戰場為義大利，使得義大利遭受可怕的打擊，摧殘了文藝復興所有美好的前景；但是，與此同時，戰爭風雲也越過阿爾卑斯山為法國和其他北歐國家播下了文學藝術的種子。法國的文藝復興就起於這時的義大利戰爭。
43.弗朗索瓦對瓦勒度派的迫害（1545）弗朗索瓦和查理之間的停戰使雙方都騰出精力來處理國內的宗教異端問題。兩個國家都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因為在雙方交戰期間，改革派的教義在各個階層都得到了迅速傳播。
弗朗索瓦對異端教徒的最嚴厲的打擊落到了瓦勒度派(30)（Waldenses）頭上。瓦勒度派信徒是皮埃蒙特和普羅旺斯高山地區很多小村莊里的簡樸而又平和的居民。這些人在中世紀後期卻被當成了異端教徒，同新教改革者一起遭到了迫害。成千上萬的人被斬首，更多的人被燒死在火刑柱上。後來，更多的迫害降臨到他們頭上，最後，那些不幸的殘存者在深山裡找到了避難之所，得以將自己的宗教信仰一直流傳到了現在。
44.查理與德意志新教王公之間的戰爭查理開始把注意力轉向德意志的宗教改革者。出於自己宗教信仰的激勵，更是因為擔心德意志新教——新教王公和自由城市已經聯合成為施馬爾卡爾登同盟（SchmalkaldicLeague）——的發展會危及自己的權威，查理決定鎮壓所有的改革運動。
因此，在路德去世的1546年，查理在德意志天主教徒的援助下，對新教聯盟發起了進攻。剛開始，進攻取得了成功，但最終，這場戰爭被證明是查理統治時期最為恥辱和災難性的戰爭。他的軍隊遭受嚴重的失敗，最終他不得不放棄讓自己的德意志臣民都在宗教上達到統一的行動。
45.《奧格斯堡宗教和約》（1555）1555年，在奧格斯堡召開會議，討論德意志宗教分離的問題，會議最終達成一致：所有的王公都可以選擇羅馬天主教和《奧格斯堡信綱》(31)（AugsburgConfession），並且有權把自己的宗教變成自己臣民的宗教(32)。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這裡的宗教自由只是對王公和政府而言的；人民個人並沒有選擇的自由，每個臣民必須遵從自己王公的選擇，信仰王公的宗教信條。
但是這份和約制定了一個重要的例外情況。天主教堅持主張教會的王公——主教和修道院長——在選擇成為新教教徒之後需向天主教教會上交其職位和收入。而這一重要條款作為「教產保留」最終成為了《奧格斯堡宗教和約》（ReligiousPeaceofAugsburg）的一部分。
《奧格斯堡宗教和約》，由於雙方對其條款的誤解和違反，為後來可怕的三十年戰爭埋下了伏筆。
46.查理退位
奧格斯堡會議取得了宗教上的和平，而查理五世扮演著第二個戴克里先（Diocletian）的角色。他長期以來都想著要在人生最後的日子去修道院過著歸隱的生活。與德意志新教王公們的較量所帶來的失望，年歲的增長，以及統治晚期如陰雲般纏繞的麻煩促使查理採取行動。隨後，他把自己最喜愛的兒子腓力扶到尼德蘭(33)（1555）和西班牙及其殖民地（1556）統治者的位置上，最後，他隱退到西班牙西部的尤斯特修道院（MonasteryofYuste），在那裡度過人生最後的短暫時光。
曾經有一個傳說：查理五世在尤斯特修道院擺放了幾座鐘表，想讓它們同步調運轉，結果徒勞無功。為此，他反思道：「我曾經愚蠢地認為能夠讓所有人擁有共同的宗教信仰，現在我甚至無法讓兩座鐘表保持相同的時間。」
這個故事可能是虛構的，因為查理似乎從來沒有懷疑過只有武力才能保證信仰的統一。在尤斯特修道院歸隱期間，他對當初自己沒有在沃木斯燒死路德表達了深深的遺憾。他不斷地敦促腓力採取更為嚴厲的手段對付異端分子，甚至因為聽說了一些「惱人的教義」在西班牙傳播后，為了根除異端，都抑制不住想重新出山。
第二節
腓力二世統治下的西班牙（1556—1598）47.腓力的性格和統治原則與他的父親不同，腓力是典型的西班牙人。他代表了典型的西班牙民族的性格、理想和信念，就如同路德代表了德意志民族的性格一樣。他的思想就是西班牙人民的思想，他的良知就代表著西班牙民族的良知。
腓力二世
作為一個真正的西班牙人，腓力擁有很強的宗教性格。像清教徒克倫威爾一樣，腓力也深信是上帝選擇自己來完成他的使命。但是為了能夠完成上帝的使命，他認為必須掌握足夠的權力。而在腓力的思想里，絕對權力的基礎就是宗教的統一。宗教的分裂就意味著國家的分裂。因此，腓力治國理政的工具之一就是宗教裁判所。他利用宗教裁判所壓制異端，這不僅因為他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相信異端邪說是蓄意的罪惡，應該受到嚴厲處罰，而且更因為他認為異端邪說是叛國的。
腓力具有非凡的治國才能，他工作起來不知疲倦，全身心投入到無休止的國事中。他凡事親力親為，不容他人置喙，大臣都只是辦事員而已。他甚至干涉或試圖干涉臣民的私事——如何著裝，什麼時候可以使用車輛，如何教育後代等。在這樣的制度下，整個西班牙只有一個大腦，只有一個思想指引國家。所有地方的自由和個人主動性都被壓制。這種高度集權的政府體系被腓力傳給了繼任者，也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西班牙人民的不幸。
腓力統治下最重要的事件當然是，他對尼德蘭起義的武力鎮壓和用「無敵艦隊」（InvincibleArmada）進攻英格蘭。這些事件與尼德蘭和英格蘭各自的歷史聯繫在一起，我們在這裡只是一筆帶過。(34)48.腓力對摩里斯科人的「神聖戰爭」（1570—1571）1492年，當斐迪南和伊莎貝拉征服格拉納達時，摩爾人（Moors）得到承諾：他們的公民權會受到保護並擁有宗教信仰自由。但是查理五世卻背信棄義逼迫他們改信基督教。摩爾人無奈屈服，表面上遵從基督教的要求，但私下裡他們還是堅持自己的信仰。
腓力認為自己有義務強迫摩里斯科人（Moriscos）——他們在改變信仰之後被這樣稱呼——徹底地洗刷他們古老信仰和習俗的痕迹。所以腓力頒布詔令，規定摩里斯科人不得穿自己的民族服裝或使用自己的民族語言，必須給自己的孩子起基督教的教名，並送到基督教教會學校上學。摩里斯科人對此堅決反抗。
摩里斯科人的反抗遭到了無情的鎮壓，因為擔心這些地區的摩里斯科人會向來自地中海的穆斯林人開放門戶，腓力下令把所有格拉納達的摩里斯科人都放逐到半島的中心和北部地區。這一命令被無情地執行，所有具有摩爾血統的人——男人、女人、孩子——都被迫踏上了絕望的放逐之旅。
49.土耳其艦隊勒班托海戰的失敗（1571）腓力殘酷地對待他的摩里斯科人臣民，幾乎對西班牙造成致命打擊，但是，他卻幫了整個基督教文明一個大忙。他的舉動幫助基督教世界抑制了奧斯曼土耳其在地中海的發展。在這之前，土耳其人攻佔了重要的塞普勒斯島（Cyprus）並且襲擊了馬爾他（Malta）的醫院騎士團（Hospitalers）——馬爾他島曾因騎士團的傑出的防禦而免於落入異教徒之手。整個基督教世界大為震動，教皇、威尼斯人和腓力二世等人結成一個聯盟。一支龐大的艦隊被組建起來，腓力二世的同父異母弟奧地利的唐·胡安（DonJohnofAustria）為其統帥。
聯軍艦隊在希臘西海岸的勒班托海灣（GulfofLepanto）遭遇了土耳其的分艦隊。這場戰爭之慘烈在地中海軍事史上自羅馬人和迦太基人的第一次布匿戰役之後再無可比。奧斯曼艦隊幾乎全軍覆沒，成千上萬被關在土耳其槳帆船上的基督教戰俘被解救出來。所有基督教國家為之歡欣鼓舞，其意義不亞於第一批十字軍攻克耶路撒冷。
勒班托海戰在歷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因為它標誌著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之間長達1000年鬥爭的轉折點。儘管穆斯林也曾經遭受過許多挫折，但是在此之前籠罩在基督教世界南部和東部的威脅——前有阿拉伯，後有奧斯曼土耳其這樣的穆斯林強國——從來沒有像這次戰役那樣得以解除。勒班托海戰的勝利徹底驅散了基督教世界的恐懼烏雲。奧斯曼土耳其人雖然後來在其他地方取得了一些進展，但是再也沒有恢復這一場災難中喪失的威望，並且從此之後逐步走向衰落。
50.腓力去世（1598）
1588年，腓力以他的「無敵艦隊」向英格蘭——當時新教的堅固堡壘——發動了著名的襲擊。但是，腓力的這一行動卻以失敗告終。10年之後，腓力去世，從而也結束了他對西班牙的長期統治。
51.驅逐摩里斯科人（1609—1610）；丟失尼德蘭腓力二世去世以後，西班牙在權威、聲望和影響力上都逐漸衰退。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西班牙統治者的偏執和暴政。因此，在腓力三世（PhilipIII）統治時期（1598—1621），由於對摩里斯科人的驅逐而使西班牙的製造業和其他產業都遭受了沉重打擊，再也沒有恢復過來。
腓力二世曾經將格拉納達的所有的摩里斯科人向內陸地區驅逐。現在，全西班牙都要完全地清除這個「邪惡的民族」，西班牙的土地上將不留一個異教徒。腓力三世相信這樣驅逐異教徒是取悅上帝的儀式，就像當初希伯來人將迦南人（Canaanites）從巴勒斯坦趕走一樣。但是腓力三世這樣做還有其他的動機。摩里斯科人被控告——並非沒有根據，他們因對受到的壓迫和迫害如此的絕望，就與非洲的摩爾人以及奧斯曼土耳其人一起謀划入侵西班牙，從而威脅到西班牙的和平和領土完整。
在1609年至1610年間，所有摩爾人的後代——超過50萬最聰明、技術精湛而又勤勞的所有摩里斯科人後裔的半島居民——基本上都被驅逐流放到北非地區。曾經人口眾多、風景優美的地方變成了空蕩的村落和荒蕪的土地，由此我們可以看到西班牙遭受了多麼沉重的打擊。它確實實現了宗教統一，但是卻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西班牙在半島遭受重創的時刻，她在外部的屬地也遭到損害。在我們稱之為《1609年停戰協定》（Truceof1609）中，西班牙被迫承認新教尼德蘭（荷蘭）事實上的獨立。在這些省份脫離出去后，西班牙失去了它最寶貴的屬地。(35)52.小結西班牙現在已經從歷史舞台上第一流強國的序列中消失了。歷史學家勞倫特（Laurent）將西班牙從歷史舞台的退出和查理五世退隱到尤斯特孤寂的修道院相比。他說：「在16世紀，西班牙在世界舞台上作為一流強國而熠熠生輝，她的名字威震新舊兩個世界，但是隨後她淪入寂寂無聞的地步，就像查理五世在自己生命的最後階段隱入孤寂的修道院一樣。」(36)對西班牙16世紀歷史的簡單回顧，至少能揭示其失敗和迅速衰落的兩個原因：第一，在歐洲錯誤的帝國政策讓她捲入了永無休止而又毫無結果的戰爭中；第二，政治上的專制和宗教上的偏狹。
第四章
都鐸王朝和英國宗教改革運動（1485—1603）第一節概述
53.都鐸王朝
對英國人民來說，都鐸王朝(37)時期是一個令人激動而又充滿變故的時代。它見證了雅典文明以來世界在藝術、科技、貿易和文學等領域的蓬勃發展。但是這個時期的偉大事件是宗教改革運動。正是在都鐸王朝的統治下，英格蘭脫離了羅馬教皇的統治，新教在英倫三島上站穩了腳跟。本章主要講述這些偉大的事件是如何發生的。
54.英格蘭的宗教改革運動及其先兆與其他地方相比，英格蘭的宗教改革運動明顯帶有雙重性。首先，英格蘭激烈地從羅馬教會帝國的統治下脫離出來，這在亨利八世的統治下實現。然而在教義、宗教儀式和信仰形式上並沒有什麼實質性的改變。
其次，英格蘭教會擺脫了羅馬天主教而取得了獨立后，逐漸改變了其教義和儀式。這主要是在愛德華六世的統治下完成的。因此，英格蘭的宗教改革運動首先是一場反抗，然後才是一場改革。
這場脫離運動實際上是英格蘭和羅馬教皇之間長期爭端的高潮。(38)用歷史學家格林（Green）的話說就是：「在長達300年的時間裡，羅馬教皇一直是英國人的痛。」英國議會多次通過法案宣布教皇不應在英格蘭如此如此。正是英國人對外來統治者的敏感，使得亨利八世在帶領英格蘭脫離羅馬教皇教會帝國的改革運動相對輕鬆。
第二節
亨利七世的統治（1485—1509）
55.「仁愛」王稅
都鐸王朝的首位國君亨利七世（HenryVII）的主要罪惡是貪婪和專制。他從富裕的臣民手裡聚斂錢財的手段之一就是冠以「仁愛」之名的王稅（Benevolences）。《大憲章》（MagnaCarta）禁止國王在沒有獲得議會同意的情況下強行收稅，但是亨利七世並不喜歡和議會商談，他希望自己能夠像歐洲大陸的其他君王一樣自主決定如何管理國家。所以，「仁愛」王稅就成為正稅的替代品，而它們實際上不過是富貴階層迫於道德壓力饋贈給國王的禮金。
亨利七世的大臣紅衣主教莫頓（CardinalMorton）在推動這一饋贈方面尤其成功。對那些生活富足的人，莫頓會說他們完全有能力向自己的君主慷慨解囊；對那些生活窘迫的臣民他又會說他們的節儉生活會讓他們變得富有。這種頗具諷刺意義的自相矛盾在歷史上得名「莫頓之叉」（Morton』sFork）。
56.航海大發現
正是在亨利七世在位期間，地理大發現擴大了世界的疆域。哥倫布向歐洲宣布在西方還有大陸存在；而達·伽馬繞過好望角發現了通往東印度的海上通道。
亨利七世委派在英格蘭經商的威尼斯航海家約翰·卡伯特（JohnCabot）和他的兒子前往西部和北部海域進行航海探索。在向西航海的過程中，卡伯特沿美洲大陸到達紐芬蘭並以英國的名義將其佔據（1497）。卡伯特可能是第一位將視野拋向新大陸內陸的歐洲人，因為這時候哥倫布僅僅是到達了墨西哥灣和加勒比海地區。
在這些發現之後，卡伯特和他的兒子塞巴斯蒂安（Sebastian）宣布美洲海岸從拉布拉多到佛羅里達都歸英國所有。這次宣稱擁有的領地包括了北美洲最好的地方，而這裡也成為盎格魯-撒克遜人的第三個，也是最為廣闊的家園。
第三節
亨利八世（1509—1547）切斷英格蘭與教皇的聯繫57.紅衣主教沃爾西1509年，亨利七世去世，王位傳給了18歲的兒子亨利八世（HenryVIII）。亨利八世精力充沛又倔強固執。在年輕的亨利八世統治(39)的開始，我們必須要介紹一下他最偉大的大臣托馬斯·沃爾西（ThomasWolsey，1475？—1530）。沃爾西是這個時代最受人矚目的人物之一。歷史學家霍林斯赫德（Holinshed）如此形容沃爾西，「口才出眾，充滿智慧；但是又野心勃勃」。亨利八世委任他為約克郡的大主教，後來又任命他為王國大法官；而羅馬教皇任命他為紅衣主教，並作為教皇在英格蘭的使節。沃爾西實際上已經成為了掌管政府和宗教事務的雙重首腦。
沃爾西是一個愛國者，是他那個時代最好的愛國者。他考慮的是英格蘭的需求，因他仍然感覺到舊封建時期的各種動蕩的影響，所以他主張採取強力手段來治理國家。他的首要目的就是讓英國王室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及絕對權威；他第二個目的就是要讓英格蘭成為歐洲政治的中心，法國、西班牙和教皇之間矛盾的調節者。他在這兩個目標上都取得了成功，他使得亨利的統治無比穩固，並讓英格蘭在歐洲獲得了巨大的聲譽。
58.「護教者」亨利
在亨利八世統治初期，馬丁·路德在維滕貝格發表了著名的《九十五條論綱》。和其他西方基督教國家一樣，英格蘭也受到了影響。不久之後，當路德直接向教皇權力發起攻擊之時，亨利八世寫了一篇拉丁文論文來反駁路德的論點。
教皇利奧十世（LeoX）為了表彰亨利對天主教的支持而授予他「護教者」的頭銜（1521）。這一頭銜在亨利帶領英格蘭國教脫離教皇統治之後仍然保有，並一直被他的後繼者保留下來。然而，亨利八世所維護的信仰和他剛開始獲得這個頭銜時已經完全不同了。
亨利八世
59.亨利尋求與凱瑟琳離婚
我們現在需要講述一下，一些情況的出現很快將亨利從一個狂熱的教皇支持者變成教皇的敵人。之前，亨利娶了自己的寡嫂阿拉貢的凱瑟琳（CatherineofAragon）——他已去世的哥哥亞瑟的妻子，但是這樁婚姻只是政治聯姻而不是出於愛情。亨利和凱瑟琳一共生了5個孩子，除了體弱多病的女兒瑪麗存活下來，其他幾個都不幸夭折。沒有兒子能夠繼承自己的王位，亨利好像看到這是上天對他娶了自己嫂子的不滿的信號。而亨利愛上了安妮·博林（AnneBoleyn），女王身邊的一個美麗活潑的侍女。這份新的感情快速升溫，亨利確信自己應該結束與凱瑟琳的婚姻了。因此，亨利請求教皇克萊門特七世（ClementVII）允許他離婚。克萊門特沒有立即作出決定，拖了兩年之後，由於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的影響，克萊門特下令亨利和凱瑟琳到羅馬來見他。
60.沃爾西失寵；他的去世（1530）亨利的耐心幾近耗盡。有人告訴他，沃爾西在幫助他離婚這件事上並沒有儘力，亨利於是將沃爾西從大法官的位子上趕了下來。沃爾西樹敵過多，博林和其他人對他的憎恨造成了他的下台。最終他因莫須有的叛國罪而遭到逮捕。在前往倫敦的路上，沃爾西的情緒和健康都受到了嚴重打擊，並染上了致命的高燒。臨終之際，沃爾西躺在萊斯特修道院的修士懷裡進行了自我反省，他說：「如果我能夠像忠於我的國王那樣向上帝盡責，上帝絕不會令我如此狼狽。」
沃爾西在宗教事務上確實不像他作為一個政治家那樣盡職盡責，作為政治家，他對國王的要求和命令完全服從，甚至有時候都甘願拋棄自己的良知。
61.托馬斯·克倫威爾
沃爾西下台之後，他親自提拔起來的托馬斯·克倫威爾（ThomasCromwell）迅速上位。在接下來10年的時間裡，強勢而又不擇手段的克倫威爾重新塑造了亨利政府的政策。他主張通過摧毀國家的其他權力來建立王權專制主義。克倫威爾意志堅定，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不惜採用極其恐怖的手段，因此他掌權的這段時期被稱作「英國的恐怖統治」。對那些反對他或讓他和國王不開心的人，他都讓他們付出了血的代價。
亨利對克倫威爾的大膽建議言聽計從。克倫威爾建議他立即同教皇談判，同時宣布脫離羅馬教皇的管轄，宣稱自己是英格蘭教會的最高領袖，並通過自己的法庭獲得了批准離婚的判決。
62.與羅馬決裂的首批法案（1533—1534）克倫威爾的建議立即得到執行，英格蘭很快就脫離了羅馬教皇的統治。亨利首先不顧教皇不得擅自行動的威脅，秘密和博林結婚，從而解決了這一難題。
這時的議會對亨利完全服從，通過了一項《限制上訴法案》（ActinRestraintofAppeals，1533），法案規定：任何英國人把官司繞過英國法庭而提交到羅馬教廷的行為都屬於犯罪。這一法案阻止了凱瑟琳繞過英國法庭向羅馬教皇上訴的企圖。亨利任命劍橋的神學博士托馬斯·克蘭麥（ThomasCranmer）擔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克蘭麥阻止法庭對亨利和凱瑟琳的婚姻進行審判，並隨後宣布國王和凱瑟琳的婚姻無效。
接下來的一年（1534），亨利利用議會通過了重要的《教職收入法案》（ActofAnnates），該法案禁止大主教和主教職位的聖職首年捐交給羅馬教皇，並下令所有這些收入都應該上交英國國王。
63.《至尊法案》（1534）
亨利和他的議會法案在羅馬被認為是對教皇的不敬。教皇事先並沒有和亨利有任何溝通，迅速頒布詔令：宣布其基督教臣民無需向亨利效忠。
亨利採取了最後的決定性行動，他從議會通過了著名的《至尊法案》（ActofSupremacy，1534）。這項法案使亨利成為「英格蘭國教的唯一至高的首領」，對教會職務和事務擁有絕對的控制權，並且將之前流入羅馬教皇財庫的收入轉到了自己手中。而法案還規定任何拒絕國王授予的頭銜的行為都屬於叛國。
這一與過去決裂的行為自然招致了很多不滿，很多人因此而被處死。這場暴行中最著名的犧牲者就是羅切斯特主教約翰·費舍爾（JohnFisher）和曾經多年作為亨利主要執政顧問之一的托馬斯·莫爾爵士（SirThomasMore）。兩個人都被送上斷頭台（1535），因為他們拒絕承認亨利和凱瑟琳離婚的有效性以及國王在宗教事務方面有著至高無上的權威。托馬斯·莫爾被處死尤其招致了廣泛的譴責和恐慌。
64.鎮壓修道院（1536—1539）
對修道院的鎮壓是亨利作為英格蘭國教最高領袖發動的初步行動之一。他決心拆毀這些宗教建築物，首先因為他覬覦他們的財富，當時修道院擁有的財產很可能佔據英國國家財產的1/5。另外，修道院公開或秘密反對亨利在宗教事務方面的至尊地位，這自然引起亨利對他們的嫉恨和不滿。這也是他決定拆毀修道院的另一原因。
為了讓自己的行動有個合理的借口，亨利計劃給這些修道院的行為定性為不道德。因此，他委任了一些專員來檢查修道院並向他彙報他們的所見所聞。報告中指出一些小的修道院行為不端，而大的修道院則沒有什麼過失。很多大修道院都是作為學校和旅館向求上門來的窮人發放賑濟。
但是，這些大修道院最終也沒有逃脫被毀掉的命運。在1537年到1539年這段時間裡，所有的修道院都被拆毀，它們的主人一般都自願把財產交到國王手中以免比損失房屋和財產更糟糕的事情出現。1539年，議會通過法案規定所有的修道院財產都歸國王所有。(40)約克郡的方斯廷斯修道院遺址至此，共有645座修道院被拆毀。這些修道院被拆得七零八落，每一條鐵塊或鉛塊都被抽出，沒有保護的院牆最終淪為爬滿常青藤的廢墟。被剝奪財產的教會人員都領到了一筆小額的補償金，這一定程度上讓他們避免由於被驅逐而造成生活上陷入更大的困境。
拆毀修道院是進一步褻瀆和掠奪這片土地所充斥的聖跡、聖像、聖祠的一個信號。在坎特伯雷對著名的朝聖者托馬斯·貝克特（ThomasBecket）聖祠的破壞是其中的典型。聖徒貝克特因反對亨利二世而擁護教皇至高無上的地位，而被以叛國罪判定為叛國者。他的屍骨被從聖祠里拖出並焚燒，而聖祠的很多富麗堂皇的裝飾和貢物——大量的珠寶及貴重物品都被沒收歸王室所有，這也許就是亨利八世對貝克特憤怒的真正秘密。
被沒收的修道院的巨額財產進入亨利手中后，一部分用於修建學校和安置新的教會人員，還有一部分作為其他公用事務的資金；但是最大的一部分土地財產則被賤賣或直接賞賜給國王的親信。今天很多英國大家族的財富就是來自這時罰沒修道院的財產。因此，新的貴族階層出現了，他們的利益使他們反對重返羅馬天主教會；因為那樣的話，他們的財產很可能重新被修道院收回。
65.鎮壓修道院對議會的影響
解散修道院對議會上院的影響是，它對英國憲法自由的影響是災難性的。議會上院在此之前一直是對王權的制衡。對議會修道院一系的重創使得已經衰退的在上院保有席位的世俗貴族的力量因為解除大小修道院院長的職務進一步被削弱。(41)與此同時，保留下來的神職人員，兩名大主教和主教完全變成了國王的附庸，《至尊法案》使得國王成為英國教會至高無上的宗教首領。
上院幾乎終止了其作為獨立思想和意志的主體機構。由於下院里都是對國王言聽計從的議員，英國政府現在已經變成了絕對的君主專制。
後來經過漫長的鬥爭，就像我們看到的，英國人民才從國王手裡奪回了部分權力——當初通過脫離羅馬天主教的進程而獲得，重新恢復了政府初期的特徵。
66.信仰統一法案（1539）
議會將修道院財產和權力移交國王手中的同一年，又根據國王的意見通過了一項所謂的「在基督教某些教義方面取消差異觀點法案」。根據這項法案，舊教會的聖餐禮佈道、牧師的禁慾、私人彌撒、向牧師懺悔，還有其他信條都被認為符合上帝的法理，任何人對這些教條提出、傳播或實施反對意見都是犯罪。否認聖餐禮變體論（DoctrineofTransubstantiation），甚至在其他方面對法案涉及的內容有間接的冒犯，都會受到燒死的懲罰。
很難說亨利統治下的英國教會應該叫什麼，它既不是新教，也遠不是真正的天主教。它的懲罰方式特徵決定了它非此亦非彼。天主教和新教教徒都受到迫害，甚至被處死。某次，3名天主教徒拒絕承認國王才是英國教會的合法領袖，另有3名新教教徒質疑聖餐禮，都被處以死刑。
67.亨利的妻子們
亨利和妻子們的麻煩構成了英國國王歷史上詭異和令人不齒的一頁。安妮·博林對亨利的感情只保持了幾個月的時間，她因對國王不忠而被砍頭，留下了女兒，後來成為著名的伊麗莎白女王（QueenElizabeth）。處死博林的第二天，亨利就同簡·西摩爾（JaneSeymour）結婚。第二年，西摩爾就死了。不過她為亨利國王生了一個兒子愛德華（Edward）。
亨利國王的第四任妻子是克里維斯的安妮（AnneofCleves），不過她作為王后的時間也只有短短的幾個月。(42)亨利又愛上了一個年輕女子凱瑟琳·霍華德（CatherineHoward），安妮因在和亨利通婚之前有婚約的罪名而被國王休掉，隨後，亨利和凱瑟琳結婚。但是後來有證據表明凱瑟琳在結婚之前就行為不檢，得到了被砍頭的下場。貪戀女色的亨利國王的第六任也是最後一任妻子是凱瑟琳·帕爾（CatherineParr）。帕爾行事謹慎，一直陪伴亨利八世至他去世。
68.亨利去世及他的性格；他的功績亨利死於1547年。關於他的個性，一直有不同的見解。但是都承認亨利為人殘忍專制，自私而好乾涉。儘管他將英國國教從羅馬天主教會那裡獨立出來，但是英國人民並沒有因此對他心存感激；因為他這麼做完全是出於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而不是為了臣民的福祉，也不是對宗教改革的同情。
另一方面，亨利在位時期，英國掌握了海上霸權，這令英國人感到驕傲並對亨利國王感激不盡。亨利高瞻遠矚，認為英國必須在海上開拓自己的國土，而不是在歐洲大陸。因此，他對海軍情有獨鍾。當其他歐洲大陸的君主創建優秀的陸軍的時候，他已經為英國建立了「常駐海軍部隊」。他對戰艦不斷改良完善，首次取代了划槳船，而這走在了世界海軍發展的前列。按照一位著名的海軍軍事家的說法，亨利的統治下英國海軍「完全是一個全新的部隊，之前世界上從未見過的海軍」。他對英國海軍的改造某種程度上類似於蒸汽發動機取代人力。
69.亨利八世時期的文學；莫爾的《烏托邦》這一時期最傑出的文學人物是托馬斯·莫爾爵士。作為作家，莫爾最負盛名的作品就是《烏托邦》（Utopia），這是一部類似於柏拉圖的《理想國》（Plato』sRepublic）或者菲利普·西德尼的《世外桃源》（SirPhilipSidney』sArcadia）的傳奇之作。它描繪了一個位於新大陸的島上的理想國度，那裡的人們的法理、行為規範和風俗習慣都如理想般完美。下層人民生活的痛苦、宗教偏執和政府專制給了作者創作《烏托邦》的靈感。當時的人們生活在痛苦之中，社會簡直就是「富人對窮人的陰謀」。亨利政府和其大臣的殘忍無度代表了東方的暴君專政。
正是這樣的社會狀態，讓敏感的莫爾發出了這樣的抱怨。歷史學家格林說，「自從《農夫皮爾斯》（PiersPlowman）之後，再也沒有聽到這樣為窮苦人民吶喊的聲音」。但是莫爾的吶喊絕非郎蘭德（Langland）一樣的絕望之音，他看到了一個更好的未來，指出了社會的惡疾，並給出了治療方案來改革它們。他講述了烏托邦里的和諧景象，這裡的房屋和土地非常吸引人，街道寬闊整潔；所有人都接受教育，每天工作不超過6個小時；這裡沒有酗酒、鬥毆和戰爭，沒有政黨的更替；罪犯都被用改造的目光來對待；在這個快樂的理想國度，每個人都可以參與管理國家和選擇自己的宗教信仰。
莫爾以一種智慧的方式向人們提出了社會、政治和宗教事務的改革建議。很顯然，他並沒有指望亨利國王能夠完全接受自己的建議，實際上，莫爾自己在去世之前對宗教寬容的觀點都有所改變。他在自己著作的最後都承認：「我承認烏托邦里的很多事情都是我的理想，我並沒有希望看到它們都會被我們這個時代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