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歐根·馮·龐巴維克
（1851—1914）
現在這位偉大的導師已經離開我們了。即使是那些在私人關係和學術工作上跟他交往甚密的人，恐怕也沒有一個能夠描述我們大家的心情是如何沉重。沒有任何辭彙能夠表明他對我們是多麼重要。我們當中幾乎還沒有人能夠接受以下事實：從今以後，將有一座難以穿透的屏障橫在我們與他之間，橫在我們與他的思想、他的勇氣和他的批判性指導之間；而前面的道路也只能在沒有他的情況下走下去。
在描述他的生平科學事業的輪廓這一工作上，我擔心自己會心有餘而力不足。或許是因為進行這一工作的時間還沒有到來。這一座思想的大山仍然離我們太近，眾說紛紜的爭辯氛圍依然十分濃重。因為他不僅是具有創造性的人物，而且也是一位戰士——一直到他的最後時刻，他始終是我們的科學中生氣勃勃的和堅實的力量。他的事業不屬於一個時代，也不屬於一個國家，而屬於全人類。只有在我們大家已經離開這一領域很久以後，經濟學家才會理解到他的真正才華，以及他的全部影響。
或許從某一方面說，對他最為敬愛的人是最不適合進行這一工作的人。要是我能夠以冷靜的客觀精神來寫他的生平事業，或者，如果讀者在下面的敘述中發現任何出於真摯熱愛的溢美之詞和處於哀悼的追思，我將深感抱歉。作為一位多才多藝的人，作為一位因為自己有許多貢獻而得到生活的很多饋贈的人，作為一位思想家，龐巴維克不需要任何稱頌和悼念——他的偉大足以使他在沒有幫助的情況下站得住腳，並且能經得住一切的批評。但是對我們來說，能做的只有稱頌和悼念。
雖然如此，試圖從這樣近的距離做一次粗略的描述也是有一定益處的。理由在於：雖然有許多具有決定意義的東西目前尚無定論，但是也有許多東西我們至今仍然記憶猶新，而這些東西對於將來面對半明半暗的往事的經濟史學家來說，可能是不足以引起他們的注意的。而我們熟悉這個人，熟悉他工作的具體環境，熟悉他寫作的領域，熟悉他所闡述的問題在他的著作中展開的特有方式，以及他所使用的材料。關於這一切，最接近他的人了解得最多。把任何科學的現在和它的最近的過去分隔開來的真空正在迅速地擴大；越來越多的從事本科學研究的同事會很快弄不清許多詳情細節，而為了更深久地了解，這些詳情細節是不可或缺的。
我要談的僅限於作為科學家的龐巴維克。但這個人的剪影到處都一樣——在他生活的廣闊軌道所包括的一切領域裡，他的脈搏的強力跳動都留下了它的痕迹。在這一切領域裡，我們都會遇到同樣傑出的人物，同樣強大的人格——彷彿是一尊由一種金屬一次澆鑄而成的塑像，無論我們從哪個角度去看都是一樣的。正如眾所周知的那樣，他不僅是他那個時代的科學生活中最傑出的人物之一，而且也是鳳毛麟角的政治家的典範，一位偉大的財政部長。他的名字與富有成效的立法工作、奧地利財政管理的優良傳統，以及奧地利財政政策的最輝煌的時代密不可分地聯繫在一起。他的政治成就和他的科學工作具有相同的特點。作為一位科學家，在最困難的條件下他選擇最困難的任務，而從不考慮能否獲得稱讚或成功。作為一個公務員，他始終面對最艱難的、吃力不討好的政治任務，即捍衛明智而穩妥的財政原則——這一任務在任何地方都是艱難的、吃力不討好的，即使在公共的理想是從國家民族出發並因此「國家需要它」這一口號總是成為勝利的友軍的地方，都是如此——無論如何，在奧地利，可以說，這一任務幾乎是人的能力和智力所辦不到的。他正是自始至終憑藉著同一種高超的能力，同一種創造性和組織力，同一種能夠滿足任何任務需要和自如地應付當時困難而不厭倦、懷疑和喪失力量的永遠旺盛的精力，同一種對或明顯或隱晦的事實的洞穿力，同一種冷靜，同一把銳利的骨刀——一個偉大的爭論者需要一個受到許多敵手讚揚的厲害的論敵，使得雙方能夠進行旗鼓相當的論戰，不致因為有人畏縮不前而認輸。
在政治上，在科研工作中，這個人物的氣質都得到了驗證：同樣的自我剋制和深入細緻，同樣的對本職工作的高標準——這些都令他的部屬和學術上的追隨者們深深銘記；同樣的不帶悲觀主義者那種冷漠超然的姿態而洞察各種人和事的本領，不感到苦澀艱辛而進行奮鬥的能耐，敢於自我否定而毫不示弱的能力——堅持一種淳樸而又宏偉的有關國計民生的計劃的志向。這樣，他的生活是一個完好的整體，是一種協調一致、從不迷失方向的人格的表現，在任何地方都能憑藉其自身的分量來實現自我度量和檢驗。這是一件藝術作品，它的簡潔而純正的外形被無窮的、溫和的、含蓄的和高度個人的魔力所裝飾著。
一
龐巴維克畢生的科研事業構成了一個統一的整體。如同在優秀的戲劇中每段台詞都促進著情節的發展一樣，龐巴維克著作中的每個句子都是活的有機體中的一個細胞，是在其心中具有清晰目標的條件下寫成的。這裡沒有徒勞無益的嘗試，沒有模稜兩可，沒有左右搖擺，而是從容地放棄了一些次要的和僅僅屬於一時的成就。在一般作家的生平著作中，占很大一部分的由於一時衝動而寫成的短篇作品，即由於外界的刺激而產生的作品而實際上沒有什麼內容的東西——只不過是在各處為日報所寫的短篇文章而已——在這裡幾乎隻字未提。而他的這些報刊文章也是具有特性的。它們總是服務於某一特定的、明確的目的；它們絕不是文學的或科學的消遣之作。由一種偉大任務所推動的和充滿著生氣勃勃的創造力的這個人的優勢，在這裡展示在我們眼前了，這是一種有著清晰而冷靜的頭腦的智者的優勢，出於知識分子的責任感，他曾放棄了許多臨時性的教學工作。而這一整體性的規劃也已完滿地實現了。他的畢生事業就擺在我們面前，渾然一體、完美無缺。它的啟發性是不容置疑的。
極少有人能像他那樣知道自己要做什麼，這就是為什麼這樣容易闡述他的理論的原因。他是一位理論家，天生就會觀察事物的廣泛聯繫並能加以闡釋；天生就會本能並牢固地抓住各種邏輯必然性的線索；天生就會去體驗各種分析工作給內心深處帶來的歡欣。同時，他是一位創作者，一位思想的建築家，對他來說，即便千差萬別的一系列的細小任務，如對任何人所提供的一般科學生活，也從來不能使他滿意。的確，他是我們學科曾經擁有的最偉大的批評家。然而他的評論工作——儘管它的輝煌、它的影響範圍、它的細緻入微都是極為顯著的——的作用僅在於清除他前進道路上的障礙，支持他的實際工作；這種評論工作本身並不是目的，而只是一項次要任務。
當這位才華橫溢的人物開始關注社會經濟過程時——這時他大約24歲——他很快就當機立斷地選定了自己的起點：卡爾·門格爾。他始終認為自己應當是門格爾的同盟軍，而且從未企圖去建立一個不同的學派。他的道路首先是經過門格爾所建立起來的結構，然後經過還沒有解決的最大的經濟問題所處的地帶，接著繼續去攀登新的高峰——在這些地方，他最後將自己的新想法和門格爾的理論合二為一，成為一種緊湊的結構，成為一種關於經濟過程的綜合的理論。為了精心完成、詳盡闡明這一結構，他付出了堅持不懈的努力；為這一結構，他奉獻了自己全部的卓越的才華和偉大的活力。對這一問題透徹深入的研究，使他成為整個時代中五位或六位偉大的經濟學家的其中之一。
他給了我們一個兼收並蓄、包容一切的關於經濟過程的理論——在古典經濟學及馬克思的尺度上關於經濟生活的偉大理論之一——它是在門格爾的基礎之上發展起來的，並從一個在他看來還沒有得到解決的問題的角度加以發展。這就是利息問題或利潤問題，它是經濟學中最困難和最重要的問題。雖然不容易向更廣泛的公眾說清楚解釋如此普通的現象為什麼這樣錯綜複雜，可是它的困難已經由這樣一個事實證明了：經過幾個世紀的努力，人們並未得到令人滿意的答案。它的重要性源於這樣一個事實：我們對資本主義的性質與含義的幾乎全部認識，以及我們對此的總的態度，都取決於我們對利息和利潤的含義與作用的看法。在龐巴維克之前，只有馬克思清楚地理解了這一點。這是因為馬克思體系的科學核心都是圍繞利息和利潤理論的——其他東西都或多或少地是由它推導出來的。
那種註定了龐巴維克要在其中找尋自我的學術環境，是繼他的個人氣質之後，理解他的主觀成就和這一成就的客觀形式的第二個要素。這一環境對見識淵博的科學家，對具有像李嘉圖那樣的智慧的人，特別是對一個具有嚴謹理論家的天生氣質的人來說，並不是有利的。例如，在一大群反對者之中，門格爾的堅毅形象是鶴立雞群的。人們對研究分析的目的完全缺乏理解；為了理解這一點，我們必須記住這一現象：經濟學是一門極其年輕的學科，甚至還沒有脫離它的幼稚時期；它只經歷過一次真正的開花結果，但這不是在德國；自然賦予龐巴維克的天生的分析能力和愛好從未在德國得到過堅定的支持，總是表現得陌生而不受歡迎，並且肯定還沒有被真正理解。我們必須記住：德國經濟學家的興趣在於所有實際問題，在於行政技術問題，在於社會改革，即使存在純粹的科學興趣，那也完全是關於經濟史方面的。對於一個理論家來說，這裡是沒有任何用武之地的。大多數經濟專家都缺乏理論訓練，而且抱著偏見與輕蔑的態度來看待一個善於分析的人，因此，他們不僅不能評價他所獲得的成就，甚至無法明確提出有關某個原理的具有連貫邏輯的獨立見解，更不用說去理解這個原理的重要性或去評價作者在主觀上的智力成就了。
只有把這一切都記在心裡，並且熟悉每一個抽象思維的企圖背後的貼切用語時，人們才能理解理論工作者的地位和他們的許多行為——如果不是這樣，他們的行為在精密科學工作者的眼中，經常是很奇怪的。這就足以說明為什麼新的理論觀點能引起那麼大的爭論；為什麼在任何分析的道路上，每前進一步都會遇到障礙；為什麼每當論點有新的變化時，一開始總是需要掌握大量的關於問題最基本方面的素材——否則很難有幾個讀者能夠領會——同時這也說明為什麼要不惜代價地對每個細節精雕細刻。在那個時候——而且從某種程度上說，甚至是在現在——每個理論家都只能依靠自己，總是有被誤解的危險；他必須親自燒制他的結構中的每一塊磚，他從讀者那裡只能得到含有相當大危險性的誤解，而且這種誤解時常發生。一個更美好的未來將會使他很快忘掉一切。也許，現在的精密科學方面的科學家們，已經不能想象自己處於這樣一種地位了。例如，一位數學家完全不可能想象到：他在向不定積分問題進軍之前，必須首先經受讀者對有關算術的「元」的曲解。把這一切記載下來，使所有將來的人關於這種情況在思想上有一個印象，這是與這一時期極為接近並且能夠了解這一時期的當代人的任務。這是對經濟學中一切偉大的鬥士與改革者進行歷史評價的一個基本要素，也是了解他們的必要條件。有的人在評價科學陣地上的先驅者時，經常忘記這樣的事實：先驅者是打頭陣的，而評價者是站在他們的肩頭上說話的。
龐巴維克的成功是得之不易的。有很長一段時間，他的成就不如他的同事們，而那些同事的成就和他的成就相比，更多地不在於觀察事物方法上的優越性，而在於它們更加顯而易見。的確如此，在他對自己的主要問題提出自己的答案以前，他首先必須向科學界表明這一問題是什麼性質的——對許多人來說，甚至他還要證明確實有這麼一個問題；他必須要在長期的爭論中保衛他的體系的基礎。他發現他自己面對著這樣一些反對者：這些人認為從方法學的角度來看，對許多孤立的事實進行抽象的研究這類事情是不可能的。當時，在這方面既沒有一批志趣相投的學生，很長時間內在他周圍也沒有可能吸引一群科學家或培養一批他個人的追隨者，這就使他的研究成果更加引人注目。他取得這種結果只是通過他的書面論證的力量，沒有追求文字的成功，沒有求救於輿論，沒有新聞上的宣傳，沒有依靠學術界的關係——總之，沒有任何這類意義上的東西，它們在特定的場合也許是不可避免的、情有可原的，但與科學事業的最高理想相左——同時也沒有造成辛酸或糾纏於個人的爭論。
對他來說，作為研究院的領導人從事平靜的、富有成效的教學活動的時間只有十餘年——1904—1914年，在他三次擔任奧地利財政部長之後。從1880年到1889年，其在因斯布魯克的科研環境對於培養一批願意把理論經濟學中一個特殊的領域作為畢生事業的追隨者的目標來說，顯得太窄了。特別是在一個法律系裡，原來學生們主要是傾向於學習法律學，因此以經濟理論為專業的門生就更難以訓練出來。在他擔任維也納大學名譽教授期間，對他來說正是進行實際活動的時期，雖然這種實際活動從來沒有全部佔據他的思想，但大大地分散了他的精力，使他不能全身心投入科研工作中。只是在1904年之後，他才開始進行我們大家永遠不會忘記的那種活動，並開始主持夏季學期里一系列的討論班。
二
我已經說出了龐巴維克的科研目標，並指出它的特點是對社會經濟過程的一般形式的分析。在討論他的個別成就之前，讓我們先簡單地探討一下他完成這些任務的方法。其中，我們將鮮明而突出地介紹其計劃的統一性和實現計劃時令人矚目的一致性。
浮現在他眼前的社會經濟過程的全景停留在一些像物理學原理一樣簡單、樸素的原理上。它們也像後者一樣，可以擴展成幾頁的文字敘述，如果必要的話用一頁也可以，但是沒有誰為這樣的說明做很多工作，因為它們的豐富成果，甚至它們的真正含義，只是在像灌木叢一樣密集的經驗世界的瑣事中獲得的。由於他那個時代的經濟學缺乏一種共同的意見，所以龐巴維克發現他自己必須向公眾提出他所使用的每一種假定和方法，以及他的理論鏈條中的每一環節；為了掃清障礙以便構建他的理論結構，在前進道路上的每一步他都必須進行戰鬥。而且，這一體系包括許多容易混淆的而且很容易就會引起爭論的觀點，特別是與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利息和利潤問題——有關的觀點。對他來說，除了需要加強他從門格爾那裡所繼承的基本原理以外，還需要排除二十多個關於利息理論的論述，這一做法不僅對他自己爭取群眾來說是必要的，而且可以證明這些論述是錯誤的（這本身就是一個很大的成就），這也是他的實證理論的前提條件。
即使是最簡單的基本概念也頗具難點。對於一個有創造力的科學家來說，各種定義是次要的東西。各種新的見解的產生最初總是簡單的，它們是突然出現的，沒有一個人知道它們是從哪裡或怎樣到這裡來的。只是在應用它們時，定義才會成為必要。當然，在描述這些見解時也是需要它們的定義的。龐巴維克把自己捲入后一項任務，參加了歷時已久的關於有價物品概念的爭論。他的第一部著作《從國民經濟財富理論的觀點來看權利和關係》（因斯布魯克，1881年），研究了這一問題。他以其特有的審慎而明晰的思路解決了這一問題之後，勇敢地面對了兩項最重要的任務，它們先於他的體系的實際構造而存在。任何經濟學體系的基本解釋性原理始終是關於價值的理論。經濟理論涉及的事實是以價值的形式表現出來的，而價值不僅是經濟宇宙的原動力，也是使這個世界中的各種現象具有可比性和可度量性的形式。理論家關於經濟世界的看法決定於他關於價值現象的看法——在這裡，一個堅固的基礎是基本的。第二個準備任務是與利息和利潤理論有關的：多餘的枝蔓應該首先去除掉，同時需要向人們指明，這裡存在一個沒有解決的大問題。
關於這兩項任務中的第一項，問題的關鍵是要保衛和闡明門格爾的學說。於是，1886年，他發表了兩篇這方面的論文，對價值理論做了精當的說明（《經濟財物價值理論綱要》），這一成果必將與我們的學科共存亡。通過這一闡述，他為他的實證理論鋪平了道路，並在理論經濟學新的奠基人中贏得了應有的地位。從那個時候開始，他的名字和邊際效用理論就緊密地聯繫在了一起，因而他的追隨者和反對者都開始說到「龐巴維克的價值理論」。在這些論文里，他實際上已使這一理論成了他的特色理論，因為任何門徒都不能寫出這樣的理論來。它們的原始貢獻非常多，我只提兩點。他給予價格理論以特定的奧地利形式——和門格爾的理論在這一領域的其他部分所表現的形式截然不同。此外，對外界的責難，他採取了獨特的解決方法，不同於維塞爾，這一點以後再提及。
龐巴維克始終是主觀價值論的警惕而有權威的保護者，他多次進行過關於它的爭辯。這件事也是他的生平事業中的一部分，否則在基礎上，他的生平事業是不穩固的，在具體內容上也是不完全的。而這只是他的個性的合乎邏輯的產物，他不能忍受任何沒有經過反覆推敲和證實的論點持續存在。他覺得必須不斷重新進行研究來消除每一個可能的理論上的疑點。沒有哪個具有創造力的科學家會津津有味地反覆討論那些已經得到令自己滿意的答案的問題。但是如果不掌握有關這一成就的資料，我們將顯得捉襟見肘，因為它在經濟學文獻中是無與倫比的，它是名副其實的分析工具的「兵器庫」。
當《經濟財物價值理論綱要》問世時，建立作者的聲譽就成為第二項準備工作了。這一作品是作為他的主要著作《資本和資本利息》的第1卷出版的，題為《資本利息理論的歷史與批判》。這是經濟學里最偉大的一部批判性的著作。它一經出版就得到了廣泛重視，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來自同行的毫不掩飾地稱讚和喝彩，與被這部書的深刻思想所深深影響的人向它表達的無言的敬重相比較，就越來越顯得無足輕重了。這部作品是創造性分析的不朽著作，是我們的科學道路上的里程碑，它提出了一系列關於利息理論的批評，其每部分都是理論精華，每部分都是無與倫比的精雕細刻的藝術品。這部作品既沒有描述每個理論產生時的社會和歷史環境，也沒有任何哲學的裝飾或藉由概括性的統稱所做的解釋說明。即使關於它的中心問題的思想史也處於次要地位。作者只從多項可以進行的工作中選取了一項：他集中於一個又一個的利息理論，對每一個只考慮它的基本內容。他卓越而完善地、重新有系統地對每一個內容進行了重新闡述，堅定地評價了它的實質，而且只使用了幾個簡單但具有決定作用的論據。他以最小的努力，遵循最簡捷的路線，並以最美妙的體裁處理了一個又一個理論。他在細緻地揭露錯誤的原因之後，繼續在他的道路上前進，不少說一句話，也不說一句多餘的話。人們能夠從它那裡更好地學習如何牢固地掌握主要內容和如何拋開沒有關聯的內容，關於這一點，沒有任何書可以與之媲美。
在經過極其系統的和細緻的準備工作之後，《資本實證論》就作為《資本和資本利息》的第2卷出版了（序言的日期是1888年11月；出版於1889年，威廉·斯馬特的英譯本出版於1891年）。也許從書名來看它的內容是比較狹窄的，但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這是對經濟過程的全面分析，是他生平的傑作，是經過不懈努力后的最具個人特色的成果。不管後世的人們對他的思想體系中的個別環節持有何種態度，他們都不得不欣賞這一偉大的構思並讚賞整部著作表現出來的銳氣。在任何情況下，人們都可以肯定：要想攀登經濟學的最高峰，這種努力是必不可少的。這種成就實際上已經達到這樣的高度，在那裡只能看到零星幾座平齊的峰頂。我總覺得必須把龐巴維克和馬克思進行比較。這看起來也許有點奇怪，但也只是因為馬克思的名字總是被高漲的政治熱情所圍繞，而且他的體系由於有一種與眾不同的氣質而顯得靈動而深刻。馬克思的名字和社會運動及相關的用語是分不開的，這顯示出他是什麼樣的人，並使他在廣大群眾中產生了更深遠、更廣泛的影響，但這也模糊了他的真正的科學成就。這一切都和龐巴維克沒有關係。他僅僅是想當一位科學家。在他的園地里，連一片樹葉也沒有被政治風暴所擾亂。他沒有用任何言辭損害他的科學思維，並且他避開了社會學的背景，因為就我們學科的狀況而言，這種背景可能會使許多對此有興趣的人安於艱辛的腦力勞動。他的作品提供的不是一個通常意義上的講壇，不是一件裝飾品，而是線條和內部結構完美無缺的古典形式——這是放棄了問題表面的任何會把他引入歧途的東西之後的結果。但是儘管馬克思和龐巴維克在生活、信念上不同，而且其作品的許多方面也有所不同，可是作為科學家他們彼此的相似之處還是很明顯的。首先，他們作為科學家，有著同樣的研究對象。其次，他們所遇到的契機及研究所處的學科狀況也頗為相似。例如，他們對利息與利潤問題的壓倒一切的、相似的觀點，迫使他們都特別把這一問題作為他們分析社會經濟進程的出發點。他們都借鑒別人的觀點作為自己分析的基本觀念——門格爾之於龐巴維克就像李嘉圖之於馬克思一樣。他們運用相仿的方法工作，並以相仿的步調前進。他們都構建了一個理論大廈，它的富麗堂皇只能用這樣的說法來表明：任何批評，無論它們對具體研究對象的反對如何有效，都無法從整體上貶低這個理論體系的有效性和重要性。
但是《資本實證論》的關鍵部分給學術界留下的第一印象並不深，即對這部著作的初步印象沒有對其批判部分的印象那麼深。這部著作只是慢慢地在經濟思想的土壤上紮下根的。這是理所當然的。像龐巴維克的《資本實證論》這樣強有力的有機整體，對它的內部結構只有經過較長時間的研究才能充分理解；它對非理論家來說，無異於對牛彈琴，對行家裡手，則促使其深入一個全新的思想領域，尤其是在1889年。由於這個原因，它的起步階段是十分艱難的。即使在今天，許多讚揚他的人仍然把它排列在次於他的其他作品的位置，特別是次於《歷史與批判》；而這一領域中許多專家的評論都糾纏於並非居於主要地位的細枝末節上。無論如何，雖然這部著作的偉大性即便到今天也沒有被充分認識，但它無疑已經成為一部權威著作。任何打算進行理論工作的人都不能避開它。它是屬於所有理論家的工具箱里必不可缺的東西，並且已經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有獨創性貢獻的著作中最成功的一部。
該書的第2版（1902年）沒有對第1版進行任何修訂。但是在1904—1909年期間，龐巴維克全力以赴地對全書進行了「從頭至尾地修訂和更新」。他在「五年的艱辛工作」之後，檢查了他的體系的「每個部分」（參閱第3版序言），再次把它展現於公眾面前，而且保留了書中所表達的基本原理。然而，這一版乃是一本新書：只有很少幾篇完全未做修訂，幾乎所有各篇都增加了內容，而且有許多重要的增補。另外，幾年的自我批評使他想更透徹地討論許多問題，甚至比在正文中能做的改動還要多。這樣，除了兩個附錄以外，他還增加了12個「補論」。雖然它們原來都是正文和批判註釋的擴充，但其中許多是獨立的專論。它們使這本書成為經濟理論的一個綱領，並且也許可以這樣說：他正是以這種方式和態度去完成自己畢生的事業的。
然而，有一個屬於結尾的部分沒有被加入該書中，儘管他對此做了長時間的計劃。他在他的最後一篇論文《是權利還是經濟法則》里向我們呈現了這個部分。他常常碰到這種口號：一般的經濟過程，特別是社會產品的分配，不是由純粹的經濟價值現象所決定，而是由階級的社會力量所決定的。雖然這只是一個口號，但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在我們的領域中，我們不能低估口號的力量。而且，這裡確實存在一個真正的問題，要想保證他的體系的牢固，他對這一問題就必須有自己的主張。這一點他做到了，同時還分析了工資理論的重要問題。對我們來說，這篇文章之所以具有重要性，也是因為它包含了許多關於進一步研究的方向的諸多暗示，包含了對不計其數的細節問題的提示，這種細節的輪廓到目前為止已經在有關遙遠將來的朦朧憧憬中展現出來了。
三
如果我們根據奧斯特瓦爾德的分類法，龐巴維克必將被稱為典型的「古典作家」。這完全符合他的寫作風格——直截了當、樸實無華、審慎含蓄。作者讓他論述的對象說話，而不讓他本人的激情分散讀者的注意力。他的作品在文學形式上不容置疑的強大的美學感染力正在於此——它注重基礎觀念的邏輯形式，準確卻毫不誇張。但同時他的文體又極具個人風格，他的任何一個句子，無論在什麼情況之下出現，都可以被識別出來，因為他的文字構造總是具有一定的規律性。他的句子——它們就像一塊塊被切割得十分精美的大理石——往往是比較長的，但都是有條不紊的。官方和行政用語對他的影響也在他的作品中有所流露，甚至還有司法的文體和用詞。但這無傷大雅。正相反，它表明官方語言在風格上有其自身的特點，只要運用得當，還是頗有成效的。他說明問題的表達方式和「火候」總是恰到好處：在展開一種論證時周密、冷靜、充滿熱情，在決定性的段落和總結概述部分語言尖銳。作者不願使其評論在結構上含混不清，因此他將各個段落間的界限都明顯地標示出來。作品中沒有文字遊戲，也極少有他在私人接觸中常常喜歡說的那種打趣式的俏皮話——我不知道還有什麼比「愛打趣」更好的詞來描述它了。而在最嚴格的範圍內，他所使用的表達方式屢屢收到修辭的效果，他善於避免使用那種老生常談的辭令，總是能創造出令人難忘的字眼兒或詞句。
四
用幾句話就足以說明他的方法論的特點。他的工作方法在他得心應手的使用中顯示出了超凡的力量。這一方法是由他所論述問題的性質和他的個人傾向所決定的。他的問題是描述那些表現在任何時間和任何國家的任何經濟制度里的最一般的法則，這類法則之所以無時無處不存在，是出於經濟行為的本質和決定這種行為的客觀需要。因此，這一問題所要求的任務主要是分析性的。也就是說，這裡提出的不再是什麼搜集事實的特殊任務——經驗表明，經濟生活的有關基本事實，我們可以從日常生活的實踐經驗中輕而易舉地獲得，並且它們到處重複出現著，至多不過形式不同而已。無論如何，搜集材料的工作與動腦消化這些材料並揭示其所包含的意義相比，已經退居次要地位了。由於我們所感興趣的經驗的因素在心理上是相互獨立的，而且很多問題是抽象並且不相關聯的，所以這項工作還不能完全取消。這樣得出的理論的確是抽象的，正如任何理論一樣，是由許多假定把它和眼前的現實分隔開的；但它像物理學上的理論一樣，是唯實的、經驗式的。自然，當問題涉及這一理論的應用或具體、詳細的調查研究時，系統搜集的新的真實材料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因為龐巴維克的問題是描述經濟過程的內在邏輯的整體輪廓，並且因為他既不從事應用這種理論，也不關心詳細的經驗式的調查研究，所以他的方法是理論分析的方法，是真正的思維的方法。他個人的方向也正是通過這一點得以表現的。
他的興趣在於問題及其結論而不在於方法的討論。作為一位天生的科學家，在對待每一個實例中的每一組問題時，那種出於方法論上的需要而寫的專題論文自然是不合他的口味的。因此，關於方法問題，他只是偶爾地寫一些東西。他的見解的精華是在主題上，可以說在他研究方法論的最初兩個地方所表明的，他對這一問題的基本意見毫無疑問是：「對方法問題寫一點兒或毫不提及，取而代之的是以更多的精力去運用更加行之有效的方法。」他在當選為社會學國際協會的主席時，在第3本著作中對這一協會成員中的一些法國社會學家，提出了方法論方面的告誡。這些言論發表於法文版的《社會學國際評論》（第20年度，1912年）里，題為《關於一個老問題的幾點不太新的意見》。這篇文章語言優美，表達方式冷靜而誠懇。這篇文章在其他方面也值得注意，尤其是它的很有分量的、極為恰當的警句——如果社會學不能很快找到自己的李嘉圖，那它必然會產生自己的「傅立葉」。最後，在增添到《資本實證論》的第3版裡面的《價格理論的任務》中，還有關於方法論的一節。在這一節中，他與那些否定一般價值理論可能性的德國理論家展開了爭論。
這一切著作都有確定的防禦性的目的：它們不是為了它們自身而寫出來的，同時，龐巴維克也不打算使它們成為認識論的調查研究。一位主要關心於結論的人是不會有時間做這些事情的。附帶說一句，他沒有嘗試去精心設計這樣的表達方式與表現形式——對其他學者來說，這是一樁樂事——這可以由他對我們學科的歷史態度得到解釋。他是這一領域裡的一些拓荒者之一，對他來說只有問題的本質是他所關心的，他能夠並且一定會把「精雕細刻的工作」留給後來的人。他是一位建築設計師，而不是內部裝潢師；他是科學的開拓者，但不是沙龍科學家。因此，他對一個人究竟是能真正說出原因和結果，還是只能說出函數的關係，並不十分關心。因此，嚴格地講起來人們用絕對小所描述的數量，他會用相對小來表達。因此，他使用「邊際效用」這一名詞，既用以指一種微分係數，也用以指這一係數和一種數量因素的乘積。因此，他未能詳盡透徹地確定出效用函數的形式特徵，這也使得他的邊際效用理論缺乏足夠的說服力，並且因此，他的價格理論和洛桑學派學者的價格理論比起來，就像是將一個古老的人物和路易十五的朝廷大臣相比較一樣。關於函數形式的假定，他是通過列表以數字的形式表達出來的。但這一切實際上都無關緊要。將來的人會進行必要的雕琢。對他來說，生死攸關的問題乃是那些基本原則，在他個人走過的道路上，他對這些原則的論述、發揮，比他在其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更出色、更有成效。他的價值理論至今仍是我們所掌握的最好的理論，它最恰當地解決了一切根本性問題和所有的基本困難。
在這方面，他對社會學的態度更具特色。其原因一部分出於開發新領地的需要，一部分是因為這一方面的困難最小，經濟學家仍蜂擁到這一領域裡來，而這種科學界的「抽血」現象說明了德國經濟學中的許多問題。龐巴維克沒有被捲入這一潮流當中，他只想當一位經濟學家，其他的事都顯得無足輕重。作為一位經濟學家，當他看到一些兄弟學科（它們在方法上和內容上的水平遠在經濟學之下，就像經濟學遠在自然科學之下一樣）從經濟學方面搶去如此多的人力，並且帶來了充斥於那些缺乏專家所認為的訓練極好的團體的科學里的報紙雜誌寫作風格時，他對經濟學的發展感到了擔心。他過於認真了，以致不能理解在上述情況的刺激下也能帶來充分的補償，因為這些刺激能影響的也只有經濟學領域。而這樣做的結果是，對於他那個時代的形形色色的社會學學派來說，他始終是個局外人。他很清楚，任何嚴肅對待真正成就的人，必須把他自己局限於狹窄的領域裡，承擔公眾說他只是一位專家的非難，而不能意志薄弱地、神經質地從一個領域轉到另一個領域。
寫到這裡，正好提及一個事實：他幾乎從不參與討論當代的時事問題。他對任何政治立場都採取了敬而遠之的態度，他的作品不屬於任何黨派。在實際工作上，他研究了許多時事問題，處理了許多大的實際問題。但據我所知，作為一位科學家，他對「時政」問題只寫過一次（《我們的消極的貿易平衡》，於1914年1月6日、8日和9日在《新自由論壇》上分3次發表）。通過這一論文，他表明了自己是進行這方面辯論的專家。「貨幣流動的威脅在多數情況下是有影響的，這種影響（即使微乎其微）是現實的貨幣流動所必然產生的。」「要實現國際收支平衡，就必須做到貿易收支平衡，除此之外，再沒有其他的途徑」。「據說——也許這是真實的——在這個國家有許多平民入不敷出。不過這是必然的，因為在某些時候，我們有相當多的公共部門也入不敷出。」「金融政策連同我們在內都是政治的替罪羊。」……沒有一個人能否認，作者如果不是對這個論題十分關心或了如指掌，那他就是從事這項工作的最偉大的天才。然而，他始終不參加時事問題的討論——這是為什麼呢？這是因為這些討論是受實踐中有爭議的問題支配的，而且要受讀者水平的限制，經受不了較長的論證、較深入的研究和較精細的方法。它們使科學降低到科普性討論的水平，即降低為經過過去兩百年來一直沒有變樣的論證。這些討論針對的是「瞬時生產」，一種和沒有機器的經濟生產相類似的生產。為了快速進行這種討論，理論家都放棄了休息的時間，放棄了安心進行真正研究工作的時間——這些討論充其量只是現有知識的應用。但它們是迷人的，並且經常由於政治熱情的高溫而閃閃發光，因此一些經濟學家花費了自己的全部時間，而另外的大多數經濟學家則投入了相當多的時間，致力於這種討論上。這是我們領域中的事情之所以進展緩慢的原因之一。龐巴維克是為將來的若干世紀工作的——現在看來彷彿是「玩智力遊戲」的工作，也許有希望產生實際的成果——而且他知道，這就是他的職責，從而不為一切誘惑所動，隨遇而安，任人評說。
五
根據我們對他的著作的考察，有一點是十分清楚的，即他的經濟學的結構及他的全部成就和主張，可以通過更仔細地研究他的《資本實證論》來加以確述。下面我就做一番嘗試。
按照理論經濟學這一術語的本來意義，在這部著作中只有少數幾個理論經濟學問題未被納入。根據我對於它的理解，省略的問題如下。
（1）社會經濟生活的基本過程可以通過一種孤立的經濟的模型來加以表明。雖然存在涉及幾個經濟彼此之間關係的一個理論，但是它並不能幫助我們了解社會經濟過程的本質。因為這一本質是龐巴維克所關心的，他總是用一種孤立經濟作為研究對象來進行研究，這樣一來，國際價值理論在他的作品的主體里根本找不到，但是在上面提到的1914年的3篇論文里包括了對這一理論的貢獻。
（2）這幾篇文章中還有他對貨幣問題的幾個短評中的一個，即關於數量理論中存在一個「破壞不了的」真理的「核心」的評論。可是，他並沒有向我們提出一個貨幣理論。在擊敗了早期的金銀通貨主義者和重商主義者的觀點之後，經濟學界在幾乎沒有任何反對派的情況下接受了這樣的觀點：貨幣——經濟的核算工具——只是一塊面紗，它蒙住了一些由來已久的經濟過程，但沒有影響它們的基本性質。對於這種意見，龐巴維克表示同意。
（3）《資本實證論》也沒有專門探究那些在理論上只是價格和分配理論的應用的那些問題（徵稅的影響範圍、壟斷理論、政治干預分配過程的理論等）。但《是權力還是經濟法則》這篇文章——包括了對什麼樣的罷工能夠持續地提高實際工資水平的調查研究——則是這種類型的研究。同時，應當指出：這篇文章作為應用經濟學的一個嘗試，代表了奧地利學派最初的成就之一，是進行此類研究的一個範例。
（4）另外，《資本實證論》也沒有提到關於經濟周期的問題。當我們研究龐巴維克唯一提到這一問題的地方（在關於伯格曼的《國民經濟危機理論史》的評論里，載於德文版《國民經濟雜誌》，1896年）時，就能找到他這麼做的原因了：他好像持這樣一種觀點，即經濟危機既不是內部生成的，也不是一成不變的經濟現象，確切地說，它從原則上講是經濟過程意外失調的後果。
（5）在經濟理論體系里有一個舶來品，它從重農主義時期以來一直在流傳，就是人們所說的「人口問題」。當然，在《資本實證論》里，或在龐巴維克的任何其他作品里，都沒有提及這一問題。但是人們看到以下這一點也許會產生興趣：當在《是權力還是經濟法則》一文中附帶提到這個問題時，龐巴維克不言而喻地將自己擺進了馬爾薩斯主義者的行列。
但是除了這些情況之外，正如已經指出的，《資本實證論》是經濟理論的整個領域的說明。價值、價格和分配是起導航燈塔作用的三座尖峰，其餘所有的東西都圍繞在它們的周圍，尤其是資本的理論。
社會學的結構只是一種暗示，龐巴維克再三重複說他只研究經濟過程的內在邏輯。可是他相信，他所關心的那些基本要素是如此重要而有力，以致在任何現實場合中都可以感知到它們的存在。關於這些因素的確切的界限問題，如階級結構及其經濟功能的問題，種族差別的影響問題，在現代經濟學中深深紮根的推理演算的起源問題，市場現象的起源和社會心理問題——這一切在他的研究中都涉及不到，因為這對他來說只會是與主要理論相脫離的。這樣，我們會發現，某一經濟的各種要素都被簡單地分類，列入工人、地主、資本家及企業家的範疇中，分類的依據僅僅是他們各自的經濟功能。由於忽略了這些人的各種超經濟關係，所以對於這一調查研究來說，人的實體意義僅僅在於他們是工人、資本家、地主和企業家——他們的重要性僅是由於（如果可以這樣說）他們是其各自身份的邏輯關係的典型代表。
首先，工人和地主是以通過佔有以他們的名稱所表示的那種生產要素，以及他們的經濟功能為主要特徵的。如果不想讓分配理論遭到誤解，這一點必須著重指出：歸根結底，從分配過程中得到最終收入的不是工人，並且同樣地，也不是地主——這一點是十分重要的，而是勞動和土地本身。因此，借用龐巴維克在他最後的作品中以讚許的口吻提到的美國式說法，問題的焦點是「功能的」而不是「個人的」分配。如果試圖在他的作品中尋找為這種收入分配「做辯解」的傾向，那將會大錯特錯。
工人和地主依靠由他們的生產資料所生產出來的產品維持生活。但是他們不是依靠在任何特定時期他們正在生產著的東西維持生活的——他們當前的產品當然還沒有達到可以消費的階段——而是依靠以前一些時候已經生產出來的產品維持生活的。供應這一生活資料的儲備是資本家的功能——這樣，工人和地主可以說無論何時何地都在依靠資本家給他們提供的產品維持生活。這一點適用於現代資本主義經濟下的工人和地主，同時也適用於原始的掘樹根人和獵人。企業家的形象在龐巴維克的理論體系中並不突出。企業家作為經理人和投機者的功能的確曾被提及，但是在大多數情況下，他的出現乃是由於他經常具有但並非必然具有的那些特徵，即以自己的資本來經營的資本家、企業家的特徵。
像龐巴維克所想象的那樣，雖然社會經濟過程的主要特點，現在已經可以詳細地勾畫出來了，但是資本的作用則需要更密切的注意。
龐巴維克的《資本實證論》正是以此為開端的。他要告訴我們的第一件事情——在引言里——就是要對這個問題的兩個根本不同的方面加以區別，因為把這兩個方面混淆起來是通俗的和科學的討論最經常出現的一個錯誤。這兩個方面是資本作為生產手段的問題和資本作為凈收益的來源的問題。最容易的做法無非是把兩者之間毋庸置疑的關聯本身看作利息理論，並且簡單地說：資本是生產所不可缺少的東西，因此能「提供」凈收益，正像「楊梅樹」這種生產手段能「提供」楊梅果一樣。這是一些基本錯誤的根源，為反對這些基本錯誤，龐巴維克曾進行過孜孜不倦的戰鬥，並成功地把它們排除出科學討論的範疇之外，從而使這種幼稚的形式從為數眾多的尊敬的經濟學家的論述中消失。龐巴維克在其著作的開頭部分反覆強調了這一點，然後就轉向關於作為生產資料的資本的理論。要剋制那種詳細描述他的論點在邏輯上的妙處的誘惑是很困難的，不過在這裡只要說一點就足夠了：龐巴維克是從調查、研究生產過程的性質開始的。而且《資本實證論》第一節的魅力——它所研究的問題都是人們現在極少討論並且不能引起很大興趣的——在於它向人們暗示了下面所討論的內容的指導性主題。
生產是對物質形態的改變，其目的是使生產出來的東西能夠滿足我們的需要。這一對於古典作家來說並不陌生的概念，是龐巴維克在論證過程中的第一個基點。如果勞動不是直接用於可以生產馬上就能消費的物品的「轉變」上，而是首先用於生產不能消費的物品，再在此基礎上更有效地生產最終用於消費的產品，在這種情況下——原始要素的投入量能生產較大的總產量——那就是說，生產是用迂迴的方式進行的——那麼，他關於這一點的論證目的可以更完善地達到。這就是工具的經濟哲學——並且這是他的作品中的第二個基點，或者一般地說是關於「生產出來的生產資料」的經濟哲學，也是它們的生產功能的定義。雖然這一觀念本身既不是真正具有創造性的，也並不複雜，而只是由龐巴維克充分地進行了有系統的敘述，但只有他充分地利用了它的理論意義，特別是在有關時間要素的處理上，這一要素是阻礙經濟過程分析結構的十之八九的基本困難的來源。
作為這一概念最重要的副產品，「資本主義的性質」這一概念也應運而生。當然，當我們使用這一名詞時，所思考的現實自然有著五花八門解釋的主體，不僅僅有科學的、政治的和倫理學的解釋，甚至有來自科學里過於內部的社會學、社會心理學、文化分析、歷史學的各種不同的解釋。但是對於純粹經濟學，對於龐巴維克來說，要思考的問題只有一個：資本主義的純粹經濟特徵。他的解答是：資本主義的生產就是「迂迴的」生產；與此相反的是直接生產——無須使用生產出的生產資料即可完成的生產，如原始狩獵。因此，資本「只是發生於經濟生產方法各個階段中的中間產品的總和」。這實際上不僅僅是一個定義，它已經升級為一個理論，並且理解它具有重要的意義。當然，它並不否認現代經濟和過去的經濟制度具有重要差異。同時，它也不否認社會主義經濟的經濟過程——根據這一定義，在社會主義經濟里，現在的生產也將會是「資本主義的」——與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經濟過程會迥然不同。但它卻說明：所有這些科學和社會的批評加在資本主義現象上的特徵與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經濟本質是毫無關係的。尤其是生產資料和固定資產中的私有財產、雇傭勞動制度、商品生產等，都與構成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食物的本質不相關。這一觀點的最重要的含義是：在經濟里也產生資本純收益。當然，在社會主義社會裡，這種純收益不會為私人所得到——從功能分配的觀點看來，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這一結論都處於次要地位。因此，幾乎每一個生產過程都是「資本主義的」——問題只在於多少而已。
在這一點上，龐巴維克暫時停下他的論證轉而考慮「關於資本的概念的爭論」。就他自己的資本定義來說，他關於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看法是具有決定意義的；然而，從這一概念出發，他還可以把另外一些東西定義為資本，即作為消費資料的供給——經濟中的維持生活的資源，它是對迂迴生產方法的一種非常必要的補充，因為這些迂迴生產方法的生產能力顯示了它對利息問題的重要意義。
在論「作為生產手段的資本」的第2卷里，我們重新被引向在第1卷第1節里已經得出的結論：土地和勞動的勞務是基本和原始的生產要素，資本從經濟學意義上說是由這兩者所組成的，因此，它不可能是獨立的要素。這個結論所蘊含的道理簡單易懂。它從前曾由威廉·配第爵士以最凝練的形式提出過。但沒有人認真地對待它，沒有人認識到應該進行艱苦的分析，以便讓它起到一種有用的工具作用。總之，沒有人承認它的理論上的有用性，或有系統地運用它，藉助它獲得重要的認識並使分析工作簡化。經濟思想史表明有3種思想是和它相背離的：重農學派的思想，他們認為一切有價物品最終都是由自然所生產的；古典學派的說法是只有勞動才有生產力；部分古典學派，更主要的是其繼承者，認為資本是第3個獨立的生產力。這樣的一些說法都不能說是「錯誤的」——就它們本身來說，它們是完全正確的——但它們所得出的結論或者毫無實際作用，或者尚未成熟。問題不在於這種基本的假定命題的「正確性」；一個理論家的價值在於能夠從很多可能的、無可非議的和有啟發性的若干主張中，有效地選擇他的出發點。龐巴維克的成就就在於使這一切事物踏上軌道，使其具體化，對其進行選擇，並發展了那個假設，使我們順利地超越一切淺薄的認識，在深入觀察和拓寬視野兩方面都取得了最好的成果，尤其是分配理論，它通過土地與勞務的完全對應及它們與資本的並列展示了自己的特徵。
下一個步驟在於果斷地運用迂迴生產的概念來論述時間要素。迂迴生產比直接生產能產生更多的最終產品，但只有在更遠的將來，它才是「耗時生產」。龐巴維克對這兩個要素所採用的結合方式，對時間要素的特殊引入，以及對不變資本特徵的觀念完全是獨創性的。要公平評價它所代表的分析方面的進展，我們最好回顧一下李嘉圖和馬克思的觀點。李嘉圖與馬克思一樣，把問題的焦點集中在不同工業里生產時期長短的差別對於他的（勞動）價值理論的影響上。他們兩個人都試圖根據問題出現的不同形式，利用其他不同的方法來揭示這種影響是微不足道的，並儘可能壓制那種隨後就會變得對兩者都有致命影響的東西。這兩種要素的偉大結合，時間和增加的報償的這一分開和合併，就使提出一種「關於時間在生產中的作用的前後一致的理論」和說明時間的特殊雙重作用成為可能。這引導人們深入理解經濟過程，同時更加接近資本凈收益的問題。
在龐巴維克看來，這一凈收益必然一方面是迂迴生產增加的技術生產力對於價值形成的影響的結果，另一方面是它的成果必然延期的結果。這樣，接下來的唯一問題是：凈收益是如何產生的？要回答這一問題，就必須研究這兩種事實所必須符合的價值理論。
這種研究實際上就是下一步。但在此之前，首先必須解決一些其他問題。作為迂迴生產有增加生產力的作用這一原理的最直接的發展，龐巴維克提出這樣的主張：進一步延長生產周期能進一步增加最終產品，但增幅是遞減的。為了確定在生產中使用遞增數量的勞動的那些貨物的生產時期，龐巴維克建立了「平均生產周期」概念。在這裡可以提及一些能夠引起讀者興趣的結論——例如，迂迴生產概念的重要概括化，以及由此而引發的廣泛的討論——但這些我們必須略去不淡，同樣也要略去「資本形成理論」，或者更確切地說是《資本實證論》第2卷最後一節里論述過的比較外在的部分。在這裡，我們只強調它的核心：一個人節省消費品，就是節省生產資料，從而生產了資本貨物——這是一種使節約過程中的資本形成最終固定下來，而絕不由此出發對利息理論做任何推斷的理論觀點。
六
現在讓我們轉而討論支持龐巴維克的理論結構的兩大支柱中的第二個——價值和價格理論（《資本實論論》第3卷），它和我們剛才談過的那一點表現出了同樣完整的思想線索。我們將在後面研究建築在這兩個支柱之上的上層建築。
商品和被叫作效用——不是沒有誤解的危險——的慾望滿足之間的一般關係，可以歸納為對我們的經濟行為具有重要意義的東西：當一定數量的某種商品成為公認的一種滿足的條件（否則它將被放棄）時，我們把它叫作價值（使用價值）。在總效用的關係已知的情況下，能否產生價值取決於與我們的需要有關的那個「一定數量」的大小：效用之外，再加上相對稀少性，價值才能出現。藉助於效用類別（或效用方向）和效用強度兩者之間的區別，並經過對可替代性的仔細思考，龐巴維克得出了（在門格爾的基礎上，並在和維塞爾相仿的方向上）下面的結論：在每個類別里，慾望的「保險總額」越增加——即一個人所佔有的商品數量越增加——邊際效用就越減少。他也解決了價值自相矛盾問題，即經濟的矛盾問題。龐巴維克對這一命題做了以下表述：「商品的價值量決定於這一商品可以利用的總數量所能滿足的慾望中最不重要的那一具體慾望或局部慾望的重要性。」
接著，龐巴維克對這一總命題做了若干詳盡的說明，闡述了有關主觀價值問題的一些特殊情況。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他使用了一個基本原理（它是價值理論的一切困難問題的「總鑰匙」）：「我們應該從兩個角度看待那個按他自己的觀點為商品做出估價的個人的經濟狀況。第一，假設把該商品增加到這個人所佔有的貨物儲備里去，我們觀察一下在具體效用尺度表上，滿足程度會下降多少。第二，假設把這種貨物從這個人的商品儲備里拿出來，我們再測量一下在尺度表上滿足又到達什麼程度。這樣就會明顯看出，現在某一層的效用，即這個人最低層次的需要，一定還沒有滿足：這一最低層表示決定商品價值的邊際效用。」在把這一命題加以發展以適應許多特殊情況之後，龐巴維克就開始研究可以隨便增加的商品的價值這一重要問題。根據這個「總鑰匙」，我們也按照這些商品的失去會造成的滿足減少的比例來評價它們。在這一例證中，這一減少被假定為由於放棄購買某一數量的貨物而遭受的滿足的損失（如果最初所考慮的這種商品沒有失去，則本來是可以買得到的）。放棄的貨物和失去的貨物不一定是同類的，而且往往是不相同的貨物。因此，在這一例證中，我們根據「代替效用」來進行估價——這就揭示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原理。
這一原理首先適用於可以隨便再生產的商品的情況，那就是說，從整個經濟的觀點來看，它幾乎適用於一切商品。這種情形被以一種絕妙的邏輯與用途可能不止一種的商品結合起來。從這裡，我們又解決了「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之間的差別問題。
這就為研究「互補品」（據門格爾語，即只有與其他商品結合起來才能產生滿足感的商品）的價值掃清了道路。一組互補品的價值是由它們聯合創造的邊際效用所決定的，因此問題是要從這裡求出這一組裡的各個商品的價值。為了研究這一問題，龐巴維克提出了以下規則：「……關於整批商品的總價值——它是由聯合使用的商品的邊際效用所決定的——可相互替代的各單項商品的價值是事先給定的；而剩餘的部分——它根據邊際效用的總額變化——則作為不可替代的各單項商品的個別價值而納入這些商品中。」這一命題提出了現代理論的一個基本原則，它可以應用於各個方面，特別是在馬歇爾所給予它的「代替原理」這一名稱之下。
這一理論的另一應用是攀登高峰的第二步，從這個高峰可以視野開闊地洞察最深層的經濟活動。生產資料也是互補品，但它們的價值不是直接決定的：我們認為它們有價值只是因為它們能以這種或那種方式生產出消費品。這樣，從主觀價值論的觀點來看，它們的價值只能是來自這些消費品的價值。然而許多生產要素總是滲入單個消費品的生產當中，而它們在生產方面的貢獻從表面上看是無法分清的。實際上，在門格爾之前，許多經濟學家認為，無法表明最終產品的價值中生產資料的可區別份額，由此得出結論：沿著這條道路繼續前進似乎是不可能的，主觀價值的觀念看來是無法使用的。互補品價值理論解決了這個表面上看來沒有希望的問題，它使我們能夠說出這些生產資料的確定的「生產性貢獻」（維塞爾），並為它們中的每一類從其生產應用的各種可能性中找到唯一明確的邊際效用——這種邊際效用在邊際生產力的名義下成為最終生產力——這是現代分配理論的基本概念，是我們解釋關於各經濟集團的收入的性質與數值的基本原理。
「轉嫁理論」（維塞爾）經由龐巴維克而得出了關於它的一種最完善的表述。在應用這一理論的過程中，我們得出了成本法則，它是邊際效用法則的一種特殊情況。由於轉嫁理論，使得成本現象成為主觀價值的一種反映，而成本與產品價值相等這一法則是來自價值理論的——在這方面，我們的學科中再沒有比這更出色的封閉的邏輯鏈條。
但到此為止，這一切仍然只是涉及價值領域。在市場經濟機制中，它自身的一切表現形式同樣只能由相應的價格理論顯示出來。因此，龐巴維克轉向價格理論，拓展價值規律的內涵，使之適應買賣雙方的行為。他的研究在受到廣泛讚譽的命題（就雙邊競爭的情況而言）中達到頂點，而這一命題則成為經濟思想史的著名命題：「價格水平是由兩個邊際對偶的主觀估價水平所決定和限制的」——那就是說，價格水平一方面是由同意買的「最後的」買者的估價和已經被排除出交換的賣者中「最有變換能力的」賣者的估價所決定和限制的，另一方面則取決於和受制於那些一直被排除在交易之外的人中「最不可能進行交易」的賣主和「第一個」被排除的買主的估價。
這一切首先是就一定數量的可以交換的商品這種情況展開論述的，並得出這樣的結論：鑒於價值對市場中的供給方和需求方產生的作用是相同的，因此，舊的供求規律僅僅是邊際效用理論的必然結果。然後，這一原理又被擴充到某些商品的價格形成問題上去，其中這些商品的可用於交換的數量是可以通過生產來加以改變的。面對此處出現的各種難題——就像在任何地方，當一個人試圖在現實的迷宮中運用基本原理一樣——龐巴維克沒有棄讀者於不顧，遺留下來任何懸而未決的問題，他一個接一個地掃清了道路上的主要障礙；他所提出的一系列解答將長期成為進一步的理論工作的基礎。
在得出價值理論與價格理論的對應，同時指出這一步驟的邏輯一致性結論時，龐巴維克提出了生產成本規律，這一次它是以價格的形式出現的。接著他指出，在一切主觀估價的作用之下所決定的價格，在均衡和自由競爭的情況下，將會趨於和單位成本相等。而這不再是一種假定，而是邊際效用法則的一種推論，因此，在古典著作中有著十分重要地位的成本法則，在主觀價值理論的框架下取得了它的真正意義，尤其是它的嚴格的證明。這也表明，那種宣稱主觀估價決定價格的變動，而成本決定它們的影響時間的看法是如何的膚淺：主觀估價既決定變動，也決定影響時間的長短，雖然人們也可以進一步指出後者的特徵表明成本原則的實踐性——但是這一原則已不再是獨立的原則。最後，龐巴維克指出：生產成本在何種程度上可以充當特殊情況下的價格變動的「中間目標」可以從邊際效用原則得出。《資本實證論》的結尾部分展示了經濟過程的全景，其中，由於主觀估價的壓力，經濟中的各種生產資料被分派至它們的各種各樣的用途中去。
用於理解工資、地租和利息的基本原理現在都自動擺在我們面前了。歸根結底，原始的生產資料是土地和勞動的勞務。一切商品，包括生活資料和資本貨物，最終都還原為這兩者。產品價值必然直接或間接地——後者通過資本貨物這一媒介——還原為土地和勞動，土地和勞動也因此獲得了自己的價值。並且在市場和自由競爭情況下，土地和勞動也取得它們了相應的價格，那就是它們的工資和地租。因此，根據龐巴維克的說法，工資——將來一定會增加為附帶條件——是以「勞動的邊際生產價格」這一術語來表述的。勞動是根據它的「生產的貢獻」，或者也可以這樣說，勞動是根據它對社會經濟過程的邊際重要性而得到補償的。同樣地，關於地租也可以這樣解釋，儘管在這裡龐巴維克只說到勞動。在這類假定之下，國民總產品將分解為工資和地租。這樣一來，幾乎是非常突然地，龐巴維克向我們提供了這些古老問題的答案，就其正確性、簡明易懂和成效性方面而言，都超過了過去的一切成就。
借用我較早用過的比喻，這一理論是整個建築的第二支柱的頂盤。但考慮到其他要素的作用，這裡既沒有談利潤也沒有談利息，並且無意談及。在這裡我們應當設想一下本文引用過的《歷史與批判》中的論述，這一論述用以說明所有從前那些要使利潤和利息符合這一描述的貢獻是不恰當的。但這一工作我不得不放棄，而且只要說明龐巴維克指出了兩個與收入與成本之間的均衡有抵觸的事實就足夠了。
他把其中之一概括在「摩擦」這一標題之下。在生產手段的流動方面所發生的阻塞，能使消費品的價格暫時地，甚至有時是長期的偏離成本法則所確立的價格標準。對於企業家來說，這既是利潤的來源，也是虧損的來源。這樣，龐巴維克就接受了用市場機制不完善來解釋企業家利潤的說法；企業家的地位使他能夠通過這些不完善而取得確定的利益——同時，他對消除這些不完善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
其中之二是時間的推移，那是一個「山谷」。根據龐巴維克的觀點，我們必須在這一「山谷」里尋找關於利息現象的解釋。這樣，我們就進入了建築在現已衰朽的基礎上的上層建築。這一上層建築最具有他的個人特色，它把他與在其他方面和他最接近的那些人從根本上區別開來——這一上層建築包括他對那些最困難和最深刻的理論經濟學問題的解決辦法；這一建築物的雄偉的外觀，無論是對朋友還是敵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如以上看到的，如果要概括我們對資本凈收益的意見，那將是：它在他的整個體系上烙下了一個特別的印記，它改變了我們對幾乎所有其他問題的看法，並擴展到經濟學討論的一切方面，甚至還超出這一範圍進入社會見解的廣泛領域裡。
七
利息理論一直被稱為兌換和貼水理論。它的基礎是以下命題：人們對現在商品的估價，比對將來可以得到的、在其他一切方面都相同的、可能比同種類和同程度慾望的那些商品的估價更高。因此，這裡有爭議的是引進了一個新的事實，即擴展了經濟學的事實基礎。但這一事實並未超出價值原理的範圍之外；更確切地說，它是關於我們的估價的個別特點的發現——在龐巴維克之前也曾偶爾有人「預先討論過」，但只是由傑文斯系統地加以論述過。在龐巴維克看來，價值理論有機地吸收並適應了這一事實，而且也沒有削弱這一理論的連續性或其基本主張的統一性。相反地，在他看來，利息理論也是邊際效用理論的必然結果。正如他自己所描述的那樣（參閱《歷史與批判》），這一利息理論的決定性特點是：資本投資利潤率的所有比較間接的決定因素的效果通過現在和將來商品之間的價值差別這一共同媒介來傳輸。那就是說，利息只不過是這一價值差別的價格表現，是通過主觀價值和價格理論從這一價值差別中產生的；而找出這一價值差別的原因是第二個問題，也是更深一層的問題。在這裡，我們找到了龐巴維克理論的一些其餘的主要特徵。它屬於龐巴維克在他巨著第一卷的結論中所描述的三類利息理論中的第三類。這三類分別是：第一類——「生產力理論」，它因為把自龐巴維克以來一直被稱為「物質的」生產力和「價值的」生產力混淆起來而以失敗告終，第二類——「剝削理論」，它沒能表明為什麼競爭的力量不能消除「剝削的」收益；第三類理論在價值領域本身尋找利息的起源，認為既然利息率是一種價格現象，那麼它的起源必然可以在這裡找到，貼水理論便屬於這一類，這是最為成功的利息價值理論。只有時間流逝對主觀評價的影響才能產生那種能夠以下述方式將商品流量的一部分遞到資本家手中的力量。
嚴格地說，為滿足我們需求的一切供應都意味著要考慮到將來，因此一切經濟行為都是在需求的影響下進行的。關於這種需求，我們只有在將來才能體驗到，不過我們在現在就可以想象到，並且，根據龐巴維克的關於資本主義性質的概念，這一性質表現得越明顯，這種活動越是「資本主義的」。另外，經濟活動也要受到我們只有在將來才會遇到但現在能夠預測到的客觀需要的影響。因此，我們的經濟行為和我們的估價的對象是將來的商品——實際上是最重要的對象。顯而易見，這些估價是可以藉助同樣的邊際效用原理加以理解的。除此以外，必須補充以下事實（不過它們從原則上講沒有更多的關係）：與我們有關的是想象的而不是感覺到的需要（永遠要記住前者和後者是同樣可以較量的），與我們有關的不是供求之間現在的關係，而是在未來某一時點上的關係。將來的滿足永遠必須乘以一定的係數，這一係數表示預期的效用的概率（「危險的保險係數」）。
在龐巴維克引入一個對價值分析十分重要的事實時，他認為現在的商品比同數量和同種類的將來的商品，具有更高的主觀價值。
第一，人們或者希望對將來的慾望進行更充分的準備，或者（當情況不是這樣的時候）佔有的現在的商品既可以作為應付現在的慾望的供應，也可以作為應付將來慾望的準備（特別在貨幣經濟里，因為那裡總是可以不用怎麼破費就實現這種「節約」的），因此，現在商品的價值至少和將來商品的價值相等，而在經濟中總是存在將來商品對現在商品的一般的「價值貼水」。
第二，人們在一般情況下總是低估未來的慾望。將來的慾望不容易全部為我們所知，想象的慾望和實際感覺到的慾望不具有同樣明顯的迫切性，最終，一般的個人根本不進行超過一定時間範圍以外的準備。這些心理因素彼此互相加強，其結果就是「低估將來的享受」——這就是能說明現在商品的價值貼水之所以存在的第二個理由。
第三，因為「耗時」的迂迴生產是更有效率的，即一定量的原始生產資料應該首先應用於中間產品（如工具）的生產，這樣再將它們應用於消費品的生產時，就能比把它們全部應用於消費品的直接生產提供更多的物質產品，所以原來的生產資料（即較早應用於迂迴生產的那些）在任何地方都能顯示出比後來的生產資料（即應用較晚的那些）在技術上的優越性——除非在此期間有新的發明或類似的東西使得使用「老的」生產資料的方法變得過時。
這裡產生了一個在前面沒有出現的大問題：第三個要素在「耗時」的迂迴生產中，是否不僅導致了數量更大的產出，而且導致了價值更大的產出？對此，龐巴維克的答案是肯定的。因為根據迂迴生產法則，某種數量的現在的生產資料，當應用於這種迂迴生產上，在將來的一切時間，其產出的產品數量要大於同樣多的生產資料在這些試點上用於直接生產的產出。同時，它比同樣大的數量以後用於較短的時期時也提供更多的產品，因為生產資料的使用中的迂迴性越大，它們的生產力就越大。由於一個人在同一時間可以利用的同一商品的兩種數量中，數量較大的是更有價值的，所以較早的時間可以利用的某種數量的生產資料的價值生產力（不只是物質的生產力）必然——根據我們的假設和龐巴維克的意見——總是大於在時間上晚些使用的同等數量的生產資料的價值生產力，無論這兩種生產資料是否在同一時點上被生產出來。而且採取「耗時」的迂迴方法，人們可以等待這種生產方法的預期較大的和更有價值的產品，那就是說，那部分足以供任何迂迴生產參與者使用的生活資料，實際上現在就可以使用了。這樣，從迂迴生產所取得的「剩餘價值」決定於現在的消費品資源的存在，並且根據轉嫁理論的一般原則，這一「剩餘價值」也轉移到現在的生活資料中。因此，這裡又出現一個——第三個並且是最重要的——有利於現在的而不利於將來的消費品的價值貼水的理由。
迂迴生產的物質的剩餘生產力這一命題，正如認為這種生產提供了獨立於另外兩個理由之外的、用於說明現在商品對未來商品的貼水的第三個理由的命題一樣，曾經引起過很多的爭論，併產生了一整套的「關於第三個理由的文獻」（對於這些爭議的反應見第3版和補論）。我們無須研究關於這一問題的討論，將只指出這第三個理由（對龐巴維克來說，它在原則上是獨立的）在他看來是如何和其他兩個理由相關聯的。當然，十分清楚的是，社會的生產資料將顯著地集中到那些可以達到最大邊際效用的行業，這一一般原理也適用於在將來的不同時點上所發生的不同的生產結果之間的選擇上。第三個理由可以說明迂迴生產過程是無限長的，因為生產期間的任何進一步的延長，在我們的假定之下，必然有希望進一步增加產品的數量及它的價值，雖然增幅不斷減小。但是根據第一個和第二個理由，這些不斷遞增的價值量必須用一種遞增的預期折扣來估價——而前兩個理由與第三個理由之間的這種相互作用，將決定能產生最高（現在的）價值結果的生產周期的長度。因此，對任何個人來說，這三個理由的影響都不是多餘的，其中前兩個理由當中的任何一個都能抵消第三個理由的影響。
所有這些理由對不同的個人在不同程度上產生的影響——價值貼水——顯然是所有個人共同的心理現象，但就不同的個人而言，它所起的作用及產生的效果是大不相同的。但正是由於這一現象必然會使人們產生在估價上的差異，從而使得他們之間有可能進行現在商品和將來商品的交換，一個現在和將來商品的市場由此誕生；而「邊際對偶」理論為現在商品和將來商品決定了一種一致的客觀的價格貼水——這樣就產生了利息論——在龐巴維克無懈可擊的公式模型中，這就是現在商品和將來商品相交換時的貼水。像任何價格一樣，這一貼水具有雙重調節作用。首先，即使是那些在其他方面對未來商品的估價有可能低於市場貼水指標的人，也會適應這一貼水。其次——這是一個很有趣的轉變——「現在商品在遠近不同的未來時點上對未來商品的貼水的大小，與各個單獨的時間間隔的長度是成比例的，」而個人對將來的低估，很可能是間斷地和不規則地發生的。舉一個具體的例子來說，現在享受和一年以後的享受之間的差別可能非常之大，而一年以後和兩年以後的享受之間的差別幾乎是看不出來的。
簡單地說，這就是龐巴維克的著名的利息理論的精華。但他不滿足於一個概述，他把他的意見深入而廣泛地貫徹到整個資本主義結構里。如果我們要簡單地敘述他的理論，則需要著重解決兩個問題：一個是如何證明憑經驗可以確定的資本利息的來源確實是從前面描述過的「支柱」中產生的；另一個是如何從這一理論基礎來求得利息率的水平和變動法則。
要說明貸款的利息率是不難的。只要把貸款定義為以現在的商品交換將來的商品，就說明了問題。此外，十分明顯的是，任何尋求消費貸款的個人對現在商品的估價必然高於對將來商品的估價，因此，即使貸款者並不低估將來的商品，利息率也會產生。同樣顯而易見的是，對於任何尋求生產貸款的人來說，對未來的凈利潤的預期也會確定這樣的貼水，因而其結果是相同的。但是有關資本收益率這個重大的社會事實的問題，以及資本主義經濟中上等階層賴以存在的基礎的問題——實際上是關於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結構問題——恰好在於怎樣解釋這樣一種凈利潤及它在經濟流動中定期出現的問題。來自企業家之手的這種資本凈利潤，由於把它和基本論點聯繫起來而得到了解釋。
這是龐巴維克卓越技能的另一成果，對於這種情況，解釋的原則也可以很容易地用同樣不言自明的公式表示出來：企業家購買的生產資料一部分是由土地和勞動的勞務所組成的，一部分是可以還原為兩者的。土地和勞動的勞務是潛在的生活資料，由於這一特性，它們才具有價值。但它們只是將來的生活資料，它們的價值必然少於同一數量的現在的生活資料。土地和勞動的服務將按照它們的現在價值從它們的所有者那裡購買，它們的將來產品將按照將來出售時它們的價值出售。這樣，當現在的生產資料在企業家手裡開始朝向它們的可供消費的成熟期成長時，增值就產生了——這一增值就是企業家的資本凈收益的基礎。要把這一理論應用於個人的生活經驗中，不總是容易的。這方面的許多問題——特別是由於同一生產資料在生產周期不同的生產過程中具有多種使用價值而產生的困難——都被龐巴維克解決了，他那種無限關注的態度會使他的著作成為即使在我們學科的最遙遠的將來也依然閃耀著光芒的無價的指南。
下一步就是說明這些價值關係總是導致一種價格貼水。這一價格貼水將作為原始生產資料的全部未來邊際產品的貨幣價值的一種折扣。它一方面會出現在勞動者和土地所有者之間的交易中，另一方面會出現在工人和擁有資本的企業家之間的交易中。或者，如果我們把資本家和企業家的功能區分開，而把企業家看作純粹的介於原始生產資料所有者和資本家之間的中間人，則這一價格貼水將出現在資本家和由企業家所代表的工人和土地所有者（如果這樣是正確的）之間的交換中，作為由資本家所墊付的生活費基金的一種價格貼水，換句話說，以利息率的直接形式出現。在這裡，我們看到的資本家是以其作為現在商品商人的本質角色出現的——也許乍看起來這是一個很陌生的觀點，但這一觀點卻非常深入地看透了經濟過程的本質。這兩種形式都涉及同一核心，都說明貼水是不可避免的。現在我們要說明它在第二種形式中的必然性，這一形式很可能還原為第一種形式。
在這個「生活資料市場」上，資本家面對的是工人和地主。生活資料的可利用的數量和勞動與土地的勞務的可利用的數量，在任何時候都是既定的（關於這一假定的前半部分的一些進一步論述將在以後補充）。對資本家來說，他們的消費品的使用價值是無關緊要的——在任何情況下，他們只能消費其中的一小部分。這樣，對他們低估未來商品價值這一點，我們可以忽略，如果這種低估存在，就更不必說了，我們的貼水必然發生。對工人和土地所有者來說，對其勞動和土地的服務的評價產生於他們在直接生產中的潛在效用（就他們本身能夠進行資本主義生產來說，他們也就負擔起資本家的可分割的功能），嚴格地說，這種評價就成為下限——低於這一下限，工人和土地所有者是不肯進行交換的；但在現代的條件之下，這一界限是相當模糊的。在這些條件之下，即使是極小的貼水，甚至接近於零，資本家也會願意交換。對工人和土地所有者來說，根據迂迴生產法則，任何超過直接生產的超額報酬決定於他們佔有的可以利用的生活資料，因此，只要他們能夠得到這一剩餘，哪怕只是得到其中很小的、接近於零的部分，他們也將願意交換。最終的結果將取決於在一定的生活基金所允許的生產期間的延長點上，工人和土地所有者對生活資料的需求的強度。一般來說，事實的確如此，不論這一基金如何大，它總是有限的。但同樣的，以下情況出現的可能性也是相當大的：在給定的生活資料所允許的生產周期延長限度內，總可能獲得較大的剩餘報酬。因此，在設定一個可行的生活資料規模時，如果沒有貼水，則仍然會有對更多的生活資料的迫切需求，而這一需求是無法滿足的。由於任何有限的生活基金都難於滿足這一需求，結果導致任何在一定價格上仍然旺盛的需求具有提高這一價格的影響。據此，現在商品的價格一定總是高於將來商品的價格，從而必然會發生一種貼水，也就是利息率——這就是需要證明的事情。
反過來就可以看到，如果沒有利息，則生產周期的無限制的延長將成為有利的；顯然，隨之而來的就是商品的稀缺，這又會導致直接生產，從而導致利息的再出現。這樣，利息在經濟中的真正功能就很清楚了。打個比方說，這是一個制動器或調速器，它使人們不超過經濟上所允許的生產周期的延長程度，並備置滿足現在慾望的東西——實際上這些現期需求也給企業家施加了壓力。而這就是為什麼它能反映現期需求的相對強度的原因——在每一種經濟中，未來的和現在的利息就是通過現在需求的相對強度而被人們感知的。因此，這也是人民的智慧和精神力量，其強度越高，利息率就越低。這也就是為什麼利息率反映一個國家的文化水平的原因：因為文化水平越高，可以利用的生活資料的儲量將越大，生產周期越長；根據迂迴原理，生產周期進一步延長所產生的剩餘報酬就會產生，利息率也就會越低。這就是龐巴維克的利息率遞減法則，就是他對這門學科中讓很多人費盡心思都沒有取得成果的這一古老問題的解答。
我們的論證進一步表明，由於只有給現在商品一定的貼水才能使現在的和將來的相對需求彼此之間得到適當平衡，所以即使在社會主義社會裡，現在和將來商品的價值也不能是相等的，而作為利息率基礎的價值現象即使在那裡也是不可缺少的，因此需要一個中央計劃委員會來關注這一現象。這樣，即使在社會主義社會裡，工人也不能簡單地取得他們的產品，因為生產現在商品的工人所生產的，比生產將來商品的那些工人所生產的更少。因此，無論社會決定如何處理和價值貼水相對等的這一商品數量，它也絕不會自然演變為作為工資（而只能作為利潤）由工人獲得，即使它被均等地分配於他們中間。這很可能產生實際的結果，如社會有機會自覺意識到其各個成員對它自身的經濟價值，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工人的價值只能是對他的生產能力的貼現價值，同時，所有具有相同工作能力的工人都應獲得同等評價，但即便在這種場合也必然產生「剩餘價值」，它是作為特殊收入出現的。但是從理論上說更重要的是結論——在這裡使用一個有關這一命題的論述中已經為人接受的術語——利息率是純粹經濟的而不是歷史的或法律的概念。
這樣，一條有關龐巴維克的具有重要價值的理論成果的完整邏輯鏈就很清楚了，而且再補充更多的環節也不難。關於這一問題，我只想指出，在通往關於工資和地租的完整理論的道路上，我們的論證也將我們推向了第二階段。在價值和價格理論里，我們把工資和地租看作這兩種原始生產要素的邊際生產力的結果。現在我們能夠補充的一個命題——在這裡，龐巴維克的工資和地租理論與那些在其他方面和他最接近的經濟學家的理論分道揚鑣了——可以闡述如下：工資和地租是土地和勞動的邊際產品價格乘以它們的數量，並貼現后的價格表現。這一命題絕不是背離邊際生產力的觀念，而顯然在某一重要方面加強了這一觀念。
在這一點上，我要提到一個來自同一基本觀念的更為精彩的發展，這使我們能夠把地租現象看作一般理論的一個特殊情況，並加深我們對它的理解——這就是耐用商品的利息和資本化理論。擁有一種以上用途的商品可提供各種服務。滿足我們需要的商品的服務，它們被直接估價，而這一商品本身的價值只是這些價值的總和；因此，在任何時刻，這一價值就是還沒有從它那裡「抽出」的勞務的價值總和。當這些服務變成職能定期地、分時段地使用時，對這些服務在更遠的將來的評價是依據低估未來商品的原理做出的，而且它必然是通過對現在商品貼現的過程得出的。這樣，一個在經濟實踐中為人們所熟悉的過程，就以極其簡單的方式，被納入一個大原則的框架之中，並由此得出這類商品的價值和價格形成的解釋——資本化的解釋——以及為什麼提供無限多的勞務的商品（如農業土地）還具有確定價值的解釋。只有這樣的分析才產生了「地租是凈收益」的精確論證。因為我們直接看到的只是土地的物質產品，它與總收入是同樣的東西。傳統的地租理論，從重農主義時期以來，論述的僅僅是問題的這一方面。因此，龐巴維克就可以說，經濟分析完全沒有深入這一問題的經濟本質，即純收入問題。舉例來說，如果一個採石場在100年的生產里每年有1000克朗的收益，而此後會變得毫無價值，那麼即使它的價值沒有被低估，它的所有者也不能花費這個收入總數中的任何一部分，否則他就會耗盡他的「資本」。只有根據這裡所描述的理論觀點，地租才表現為一種純收入。我們幾乎不需要再詳細地說明，這一整體理論結構——就解釋的價值和深度來說——與李嘉圖的論述相比是多麼非凡、卓越；同時，它不僅在批判性方面，而且在結構方面，大大超過了李嘉圖的論述。
我們現在正處於一個恰當的位置，可以清楚地觀察利息現象是如何蓋住其他所有的關於純收入的枝蔓，穿透一切評價，向一切經濟過程伸展的。這一現象是無所不在的。並且人們也認識到，資本的凈收益不是和工資與地租平行的一種收入，而是和後者對峙的。這個觀點在當時完全是新的，並且代表著前進中的關鍵一步。從那時開始，這一理論就在許多方面被仔細地加以精心闡述，並且在歐文·費雪和F.A.費爾特的著作中得到了系統的發展。
現在我們接近了把我們引向龐巴維克的建築頂部的階梯的最後一級。他第一個充分地認識到生產周期的長短兩個方面——生產力方面和時間的經過方面——的重要意義。他闡明了這兩個方面的準確內容及它們在邊際效用分析體系中的基礎地位。他進一步使生產周期長度成為經濟均衡的決定因素，這樣一來，就使得「生產力」「經濟周期」「商品流動」等概念的意義變得十分明確。同時，他把出現在經濟生活中的很多關係納入分析的範疇中，這些關係至今還沒有獲得詳盡的闡釋。但到現在為止，他的同事當中極少有人能在這些曲折的道路上跟上他的腳步。而關於他的生平事業的卷帙浩繁的討論大都集中在他的研究的最初幾個階段，以致那些一貫受到邊際效用理論反對者非難、被認為徒勞無功——如同馬克思體系的比較部分——但恰恰具有豐富成果的部分，至今還未能成為可以被更廣泛的讀者接受的理論。很少有人認識到他的天才成就正是在這一點上，儘管其中的基本思想是非常樸素的。
生產周期長度這一因素的引用和嚴密論述，是通過它和生活基金的數量的關係而進行的——這一數量我們剛才假定它是固定不變的。當我們認識到資本家所提供的生活基金只是和經濟財富的總儲備相等時，它的數量就能確定了——當然，勞動和土地的勞務，以及在意外的情況下，由於經濟上的浪費而消耗掉的那一小部分除外。這一儲備的大小總是十分明確的——在舊的「工資基金」中是沒有的——這一點在資本形成理論中有單獨的解釋，並且可以被認為是分配理論的一個論據。這樣，因為工人的數目和土地的數量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已知數，這就成了我們確立客觀經濟關係的新的基礎——這大大豐富了我們的理論。但是在明顯存在已經生產出來的生產資料的情況下，一種經濟的總財富怎麼可能完全由「生活資料」所組成呢？情況是這樣的，生活資料的流動是持續不斷的，一定的生產周期所需的全部生活資料，在該周期開始時並非必須全部可用，也可以儲存在某個地方。在後一種情況下，問題是很清楚的。但是即使所有這些正在進行的生產過程在同一時刻不是處於相同的生產階段，而是根據它們的產品的「成熟」程度前後交錯進行著，問題也不會有重大的改變；因此，整個時期的生活資料，在任何一個時刻，都是一部分已經消費了——與各種中間產品，如原料、機器及其他等一起被消費——另一部分還有待於生產。在這一情況下，人們完全可以說，這一時期的總的生活基金和當時存在的一切貨物的儲備相等，並且它只是和原始的生產手段相對照的。而且也很清楚的是，我們的眼界所能看到的生產目標越遠，這個意義上的生活基金就越大。最後，因為商品的流動過程是持續不斷的，生產過程的各個階段也都同時進行著——這一假定並不總是十分正確，但為簡化起見，我們在這裡做此假定，而且在任何情況下，這種不精確之處對所涉及的理論是不重要的——所以很清楚，這個總量只能滿足半個生產周期的需要。
現在，兩項重要的數據——生活基金和土地與勞動的勞務的可以利用的數量——之間的關係已經通過「生產周期」這一環節建立起來了。這一環節現在已經不像是古典經濟學著作中所說的那樣嚴格了，它變得很靈活。並且我們也掌握了關於它的「靈活性」法則：最後確定的生產期間的長度首先取決於上述兩個數據的取值，其次取決於資本家（企業家）的選擇，而他們必然會力圖去獲取可能得到的最大利潤。客觀數量關係和主觀力量結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個和諧的整體。因此，我們完全可以確定生產周期的長度、利息率、工資和租金，並且使其相互聯繫。
龐巴維克沒有把這一結論充分地展現出來，而只是提出了關於工資和利息的部分——略去了地租。其原因在於這一問題有著許多不使用高等數學就幾乎無法處理的技術上的複雜難題。但這並沒有改變問題的性質，我們將同樣地滿足於這種簡單的例證。
他的結論可以很容易地闡述如下：要確定的工資率乃是能夠使生產周期最有利於企業家（資本家）的那種工資率，而這一生產周期需要恰好能夠按照上面提到的工資率耗盡該經濟中可使用的勞動力總量，並能補償為此而支出的生活資料總額。
實際上，如果一個隨機的工資率在市場上暫時地確定下來，其結果將是：給出一個由不同迂迴層次的生產力規模比例表，其中只有一個生產周期是對企業家（資本家）最有利的，那麼這一生產周期將被選中，根據它，一個確定的利息率就被確定下來了。按照這一約定，如果土地和勞動的勞務的總數是正好可以與全部生活基金彼此相交換的，則前面闡明的有關條件就能滿足，均衡由此實現。如果不是這樣，則土地和勞動的勞務未被使用的數量與生活資料未被使用的數量將使工資率或利息率下降，或兩者同時下降，從而產生另一個更有利可圖的生產周期，一直到均衡條件被滿足為止。
這樣，我們就能得出利息法則：利息率必須和剛才提到的一切條件所允許的生產周期的最後一次延長部分的剩餘報酬率相等。假設這個可能的最後的延長是集中在單個的企業里，則我們可以認為它們的所有者在生活資料市場上是「邊際的買者」，並且能夠把關於利息水平的法則看作一般價格法則的一種特殊情況。
這樣就確定了利息和工資（和地租）之間的正確關係，以及它們互相決定的方式，同時也開闢了廣闊的應用於實際的道路。為了表明這樣得來的觀點所取得的豐富成果，我們可以列舉幾點來說明：第一，我們深刻認識到生活資料和勞動數量變化的影響，以及不同層次迂迴生產的生產力規模變化的影響——這些變化自然會作為技術進步的成果而不斷發生。第二，勞動質量的改進如何影響利息和工資的問題得到了解決。第三，我們了解到，工資的上升首先造成利息率的下降，然後是生產周期的延長，最後是利息率的再度上升，但達不到原來的水平；與此類似，工資的降低會縮短生產周期、提高利息率、增加對勞動的需求，從而會增加工資，但同樣低於它原先的水平。此外，還得出了這樣的結論：生活資料在資本家之間的分配，對利息率水平來說是無關緊要的；並且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之間的區別具有了不同於古典經濟學著作的含義，而且其重要性也顯著下降了。在一定的條件之下，不僅工資的絕對水平的變化法則，就是在社會產品中工人相對份額的變化法則，也可以經過一定的推論而得出。但這裡不是論述這些東西的地方。
這樣，龐巴維克就以最簡單的方法取得了最偉大的勝利。社會經濟過程理論在龐巴維克的著作中，第一次作為估價和「客觀」事實的一種有機整體被揭示出來了。我們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像在他著作的最後一節那樣，看到一位被天才的光輝所勾勒出的大師的高大形象。他沒有在任何地方如此清楚地表明，在他的筆下可以取得多麼豐碩的理論成果。他在運用幾乎是純數學思維方式來論述自己的觀點時，那種精確性是令人驚奇的。因為這些數學中的技巧對他來說是如此陌生，這種思維方式對他來說是如此新穎。他以一個天生的科學家對其所研究的材料的邏輯必然性和邏輯對稱性的準確感知，完全無意識地發現了這一切。
他把這種邏輯準確性和審美性，與對具體事物和具有重要實踐意義的事物的強有力的直覺結合了起來。他在自己的道路上從來沒有出錯，他知道如何把他的步驟引向具體問題等待解決的地方；他的作品是一幅巨大的指示寶藏所在地的航海圖，這些寶藏只能通過他的方法才能發現。通過把適當的經驗數據引入自己的理論模型，他把對資本主義經濟現象進行具體的數量性的描述的前景帶入了即使沒有現實可能性也至少能為人們所熱切期盼的領域。我不知道究竟他自己是否想過這一可能性。據我所知，他本人從未說過自己能取得這樣的成就。但這一可能性總有一天會成為現實，尤其是在他的作品的指引下。
即使把他的作品稱為不朽的，也不足以表達他的成就之偉大。在未來的很長時間裡，對這位偉大戰士的回憶將被「爭論的雙方」——敵對方和擁護方——的愛與憎染上各種色彩。但在我們的科學中可引為驕傲的偉大成就中，他的成就處於最偉大的之列。不管將來人們如何對待他的成就，或如何理解他的成就，他的作品的痕迹永遠不會消逝。不管他最關心的這門學科將來走向何方，人們將會永遠聽到他的精神：
「我已經通過才能和藝術把你帶到此地，
現在把你的興趣當作嚮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