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卡爾·馬克思
（1818—1883）
馬克思主義學說
絕大部分融合人類智慧或想象的作品，經過一定的時間之後就永遠過時了。這一時間，也許短暫如茶餘飯後的片刻，或者漫長如經歷一代人的滄海桑田，然而它們終究逃不脫被遺忘的命運。有些作品卻不是這樣，它們此刻也許是黯淡的，但一定會有復興的時刻，到那時它們會以各自的形式，帶著人們可以目睹手觸的各自的烙印，作為文化遺產中可以被辨識的成分重新綻放光芒。這些作品我們可以恰當地稱為偉大的作品——這一定義把偉大和生命力聯繫在一起，並無不妥之處。按照這個定義，偉大一詞毫無疑問是適用於馬克思（CarlMarx）的學說的。但是，不容忽視地，將生命力的復甦納入偉大的定義範疇還有另外一個好處：我們在界定一個作品偉大與否時可以脫離私人的愛憎之情。過去的20年是目睹馬克思主義復興最有趣的時期。首先是它在蘇聯的復興，這位社會主義所信仰的偉大導師在這個社會主義國家享有盛譽是很正常的。另外，在這裡，馬克思學說經典化的過程表現出一個特點，那就是橫亘在馬克思學說的內涵和布爾什維克黨的行為實踐、意識形態之間的鴻溝。
但是另一處的復興就不這麼容易解釋，那就是馬克思主義在美國的復興。這一現象是很有趣的，因為一直到20世紀20年代，無論是在美國工人運動中，還是在美國知識分子的思想中，都沒有強調馬克思學說重要性的筆調。當時，美國所有的馬克思主義都是膚淺的、不重要的和沒有地位的。尤其是德國，所有國家中馬克思主義傳統最為顯著的一個，在一戰後的社會主義興盛時期和過去的蕭條時期的確始終存在一個規模不大的正統馬克思學派，但社會主義思想的領導人物（不僅是和社會民主黨聯盟的那些人，還有在實際問題上比社會民主黨的謹小慎微的保守主義走得更遠的那些人）對馬克思採取敬而遠之的態度，在對經濟問題的解釋上，也和其他經濟學家如出一轍。因此，在俄國之外，美國的現象是一枝獨秀。我們無須追究這一現象的起因，但花費片刻思考一下許多美國人所形成的自己的馬克思主義的輪廓和意義，也是值得的。
一、馬克思——一個預言家
馬克思主義首先表現為一種關於最終目的的學說，這些最終目的體現著人生的意義，並且是檢驗各種事件和行動的絕對標準；其次，它是達到這些目的的指南。
純粹的科學成就，即使遠比馬克思所達到的更為完善，也從來不可能像馬克思那樣永垂青史。他的政黨所擁有的強有力的特殊武器庫——政治口號也無法做到這一點。如果馬克思能做的只是提供一些富於感染力的言論，那他現在早就湮沒無聞了。人們從不會為此類服務而心存感激，他們總是很快就會忘記那些會自編自導政治歌劇的人的名字。
但事實證明，他是一位先知。為了理解這一成就的內涵，我們必須從他所處的時代著手考察。那是資產階級成就的鼎盛時期，也是其文明的低迷期；那是機械唯物主義的時代，當時的文化環境尚未顯露出任何孕育新文藝和新生活方式的跡象，到處充斥著讓人反感的陳腐糜爛氣息；任何真正意義上的信仰都受到社會各階層的唾棄，工人世界的唯一一線光明（除了從羅奇代爾和儲蓄銀行所得到的些許安慰以外）也隨著消逝了，而知識分子則自稱十分滿足於穆勒的《邏輯》和濟貧法。
在這個特殊的時期，馬克思學說中提出的人間社會主義給無數人帶來了光明和新的人生意義。即使馬克思學說不被大多數人所理解，那也沒有關係，因為這幾乎是一切偉大作品的共同命運。然而，重要的一點是，這一學說在產生之初是為了讓那個時代具有實證主義思想的人所接受而組織和傳達的。它（學說）一方面以擁有超乎想象的力量的措辭系統及對受挫折和被虐待心情的詳細描述，使那些用自我治療方法安慰自己的失敗的大多數從心底產生共鳴；另一方面它又宣稱社會主義拯救人們脫離苦海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經得起各方考驗的。
單純針對最終目的的說教往往收效甚微；單純針對特定社會進程的分析又可能只會引起少數專業人士的關注。馬克思贏得熱烈擁護的原因並因此為其追隨者贏得無上的褒獎，它包含在這樣的信念中，即人們不可能因為他的信仰而被打敗，恰恰相反，他們會因這一力量而取得最後勝利。當然，堅定人們的信念只是其全部成就的一個方面。馬克思主義信條中體現的個人的力量和預言的火花相對獨立地起作用，沒有它們，新的生活和生活中新的真諦就無處產生。但這並不是我們關心的重點。
另外，不得不提到關於馬克思試圖證明社會主義歸宿的不可避免性這一做法的中肯性與正確性。他沒有為了自己勾勒出的社會主義的美好未來灑落任何多愁善感之淚。這是他自認為自己的學說比所謂「烏托邦社會主義」更優越的一點。他也並未像資產階級那樣，在擔心得不到利潤的時候，喜歡將工人稱頌為終日勤勞的英雄。他完全沒有拉攏工人的傾向。關於人民大眾這個詞的含義，馬克思具有很透徹的理解。他所關注的是整體的社會目標，而這些遠超出了工人的思想和需求範圍。另外，他從不教導大眾去實現他個人的理想。他沒有這種虛榮心，這些也成為他的作品和生活中奇特的組合。
最後，還有一點也不應當略而不提。馬克思個人的修養很高，他能極其精準地理解文明及這種文化價值的「相對而言的絕對」價值。在這一方面，我們提不出比《共產黨宣言》更好的證據來證明他的博大的胸懷和廣闊的眼界。在這一宣言里，他也熱烈地讚揚了資本主義的成就；即使在他的學說里宣布資本主義未來必然滅亡時，他也從沒有不承認它的歷史必然性。誠然，對資本主義的這一態度暗示了許多馬克思本人內心本不願接受和承認的事情。但毫無疑問他的態度是很堅定的。他關於歷史的理論對事物的有機邏輯做出了特定的闡述，認識到這一點，使他更容易採取並坦然接受這種幾乎有些「決絕」的態度。對他來說，社會事物都有一定的軌道。他的社會主義思想和社會主義意志是基於他的根本立場而結合在一起的，正因為如此，他的社會主義被命名為科學社會主義，這從各方面來看，都是說得通的。
二、馬克思——一個社會學家
由於馬克思在德國成長、接受教育，為人又善於思考，所以他的哲學基礎很鞏固，他對哲學的興趣也很濃厚。德國式的純粹哲學是他的出發點，也是他青年時代的愛好。有一個時期，他把這看成他真正從事的職業。他曾經是新黑格爾派哲學家。這大致是說，他和他的同盟者一方面接受了他們的創始人的基本態度和方法，另一方面又摒除了黑格爾派的其他追隨者們對於黑格爾哲學所做的保守解釋，而代之以極其相反的解釋。這一背景在他的作品中一有機會就會表現出來。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德國和俄國讀者，由於思想傾向和訓練基本相仿，都主要抓住這一因素並把它作為理解馬克思體系的鑰匙。
我相信這是一個錯誤，並且對於馬克思的科學能力是一種不公正的看法。馬克思一生都保持著他的早期愛好，他欣喜於自己的論證和黑格爾的論證之間可能找到的某種形式上的類似，他喜歡證實他的黑格爾主義和使用黑格爾派辭彙，但僅止於此而已。他從沒有在任何地方背叛實證科學而依附於形而上學。在《資本論》第1卷第2版的序言里，他自己也這樣說過。如果我們分析他的論證，就可以證明他在序言里所說為實，不是自欺欺人的。他所有的論證都以社會事實為根據，他的主張的真正來源都不涉及哲學領域。誠然，那些從哲學角度出發的註釋者或評論者們是辦不到這一點的，因為對於有關的社會科學他們了解得還不夠多。此外，哲學體系建立者有一種心理傾向是只願意接受來自哲學原理的解說，而不喜歡接受任何其他解說。因此，他們把經濟學的實踐經驗看作哲學在有關事實問題中的展現，從而把討論引向錯誤的方向，這樣做既誤導了他們的盟友也誤導了對立陣營。
作為社會學家的馬克思藉助廣泛掌握歷史的和當代的資料這樣一種武器來完成他的使命。然而，他所掌握的當代的資料總是有點過時，因為他終日暢遊於書海，所以他所得到的第一手資料（完全不同於他所習慣的報紙的資料來源）總是有點滯后。然而有一點是值得注意的，即他也許經常會忽視一些專論文章，但他從不忽略同時代那些具有普遍重要性的文章。我們當然不能用頌揚他在經濟領域的建樹的詞語去評論其在社會領域的成就，事實上，他在社會領域的知識架構還稱不上像在經濟領域裡那樣「無所不通曉」。但也不能因此否定他在社會領域中的貢獻，他仍然可以既從「大處著眼」，又從「小處著手」來闡述他對於社會現象的理解。而且他的大多數理論都被認為達到了不在同時代其他社會學家之下的水平。他在引用這些資料時，都是透過雜亂不規則的表面現象深入其中洞察歷史事件的偉大的必然趨勢的。在這方面他不單有熱情，也不單是對某事件進行分析的衝動，而是兩者兼而有之。他為了將自己的社會理論系統化所做出的努力的成果，即所謂的經濟史觀，毫無疑問到今天仍是社會學上一項最偉大的個人成就。在這個成就面前，再去追究這一成就是否為馬克思的原創，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應歸功於德國和法國先輩之類的問題，就沒有什麼重要的意義了。
經濟史觀並不表達人們都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全部地或主要地為經濟動機所驅使這個主題。與此相反，它的主要組成部分和最重要的貢獻之一是關於非經濟動機的作用和結構的說明，以及關於社會現實怎樣反映於個人精神方面的分析。馬克思並沒有認為形而上學、各派藝術、倫理觀念和政治主張是由經濟動機所催生的，但也並不否定它們與經濟動機之間的關聯性。他只想揭露形成它們，同時也能說明其興衰的經濟條件。馬克斯·韋伯的全部資料和論證完全適合於馬克思的體系。社會集團和階級，以及這些集團或階級如何解釋其本身的存在、地位和行為的方式，無疑是最使馬克思感興趣的。然而令他憤怒的是，有些歷史學家根據社會集團和階級的表面價值而形成他們的態度和概念（意識形態或如帕累托所說的派生物），並想用社會現實去解釋社會現實。但是如果觀念或價值對馬克思來說不是社會進程的主要推動因素，那它們也不能被看作輕易就消逝的一股青煙。如果使用類比的話，它們在社會機器中是起著傳動帶的作用的。戰後這些理論所取得的最有趣的發展是知識的社會學（SociologyofKnowledge），它是能提供解釋這一問題的最好例證。雖然我們在這裡無法過多涉及它，但提到它是必要的，因為馬克思在這方面始終被誤解了。甚至連他的朋友恩格斯，在馬克思的墓前的演說中，也認為這一理論意味著個人和集團主要受經濟動機的支配，這種看法在一些重要領域是錯誤的。
經濟史觀所實際說明的問題可以歸納為兩個命題：（1）生產方式或生產條件是社會結構的基本決定因素，而人類的態度、行為和文明又是社會結構所孕育出來的。馬克思用「手推磨」產生封建社會，「蒸汽機」產生資本主義社會這一名言來表達他的觀點。這種說法過分強調了技術因素，甚至於到了應該給以預警的程度，但如果能理解單純的技術並不能解決所有問題，這麼說也是可以接受的。如果通俗化一些，並且知道以下說法會使我們流失很多理論本來的含義，那我們也可以這麼理解：我們每天的工作形成我們的思想，我們在生產過程中所處的地位決定我們對事物的看法——或我們看到的事物的方面——或我們各自能支配的社會活動範圍。（2）各種生產方式本身都有其內在的必然趨勢，那就是說，它們是隨著其本身的內在需要而變動的，從而只通過本身的作用就能產生後繼的生產方式。用同一馬克思的例證來說明這一點：以「手推磨」為特徵的制度產生一種經濟現象和社會現象，即手推磨的機械生產方式逐漸被社會接受並成為實際需求，從而使得個人或集團都沒有力量改變這種趨勢。蒸汽機的興起及其運用又產生了新的社會機能和社會地位，新的集團和他們的新觀點，它們於是就保持這樣的發展並互相影響，直到現有的結構不具有足夠的能力容納它們為止。於是我們有了這樣一個推進器，它首先推動經濟變遷，並由於經濟變遷進而推動其他一切社會變遷。這一推進器彷彿一個永動機，並不需要任何外來的動力。
毋庸置疑，這兩個命題都包含大量真理，也是極寶貴的假定，關於這一點我們在以後幾個地方都可以看到。目前大多數的反對意見都完全失敗了，例如，所有那些從倫理或宗教因素角度考慮的反對意見，或伯恩施坦早已提出的那種輕鬆而簡單地認為「人有腦子」，因而能夠隨意行動的反對意見，最終都以失敗告終。進行了以上闡述之後，幾乎不需要再細說這些論證的弱點了。人們當然可以選擇自己的行為方式，而不是直接由周圍環境的客觀事實所強迫使然。但他們是根據一些特定的立場、觀點和傾向來進行選擇的，這些立場、觀點和傾向當然並不會自成體系，而是由客觀的形勢所造成的。
不過，這裡出現了一個問題：經濟史觀是否只是一個可以信手拈來的近似法，是否人們總是認為它在一些方面發揮好的作用時，在另一方面就會產生不太令人滿意的反作用。這裡一開始就出現一個明顯的約束條件。社會結構、類型和態度就像是一些尚未被熔化的鑄幣，它們一旦鑄成之後就能持續下去，甚至可能保持幾個世紀。由於不同的社會結構和形式表現出了不同程度的生存能力，於是我們總是可以看到實際生活中的集團和民族的行為，與我們根據生產過程的主要方式試圖做的推斷所預期的結果，或多或少有些距離。雖然這是一種很普通的情況，但是當一種高度耐久的社會結構整個從一個國家轉移到另一個國家時，是可以看得最為清楚的時候。諾曼人征服西西里時所處的社會情況正好能說明我的意思。馬克思並沒有忽視這些事實，但是他也沒有認識到它們的一切引申含義。
與此相關的一個案例具有更不吉利的意味。回想一下6世紀和7世紀在法蘭克王國中地主和佃戶之間封建關係的出現。這無疑是一件極其重要的歷史事件，它塑造了延續很多世紀的社會結構，同時也影響了生產條件，包括需求和技術在內。但對其最簡單的解釋，要從先前由那些絕對征服了某些新的領土之後成為封建地主的家族或個人所擔任的軍事領導職能中去尋找（征服以後他們仍然保有這種職能）。這一理論並不完美地符合馬克思的主導思想，並且很容易被誤解而將結論引向其他方向。毫無疑問，藉助於一些輔助的假定也可以把這類性質的事實包括在總的理論之內。但當需要插入這樣的假定時，往往就意味著一個理論開始走向終結。
就像經濟史觀一樣，我們首先必須承認馬克思的社會階級理論也是一個重要的、應被史冊記載的貢獻。一種奇怪的現象是經濟學家在認識社會階級現象方面是異常緩慢的。理所當然的，他們常常把那些互相作用產生了他們所研究的各種過程的人分成階級。可是這些階級不過是展現了某些共同特徵的個人的集合體。因此，根據這一理論，有些人因為享有土地所有權而被劃分為地主，有些人因為出賣其勞動服務而被劃分為工人。但是社會階級不是依附於分類學家的分類而產生的，它們是真實存在的生動實體。它們的存在必然會產生這樣那樣的結果，這些結果很容易因為我們將社會看作個人或家族單純的、無定形的聚合而被我們忽略掉。究竟社會階級現象對於純粹經濟理論的研究具有多大重要性，仍是一個相當有爭論的問題。但不可否認的一點是，它在很多涉及實踐應用的方面和一般社會發展過程所涉及的一切更廣泛的方面，起著很重要的作用。
我們可以粗略地說，社會階級這一概念首次出現是在《共產黨宣言》所包含的一段名言里，即「社會的歷史就是階級鬥爭的歷史」。當然，這把它的位置提到了最高的位置。但即使我們把語調降低到這種主張，即歷史事件常常可以用階級利益和階級態度來解釋，現存的階級結構總是解釋歷史時的一項重要因素，那也還有很多其他的論據能夠支持我們的觀點，即這一概念和經濟史觀本身幾乎是同樣有價值的。
很顯然，我們自己做出的特殊階級理論的正確性對由階級鬥爭原理開闢的前進道路上的成功起著重要作用。我們對歷史的描繪和我們對不同文化模式及社會變化機制的全部解釋，將按照我們選擇的理論的不同而不一樣。例如選擇種族的階級理論，就如戈比諾一樣把人類歷史歸結成種族鬥爭的歷史，或者選擇施莫勒或塗爾乾式的勞動分工的階級理論，把階級對抗分解成職業集團利益之間的對抗。或許在分析中出現差異的範圍會超出階級的性質問題。不管我們對於階級的性質採取什麼態度和看法，只要我們對階級利益的定義不同，或者只要對於階級活動是如何表現並展開的這一問題的看法不同，就會產生不同的解釋。這一題目一直到今天仍然是偏見的「溫床」，還沒有達到它的科學階段。
有一個現象十分奇怪，那就是據我們所知，馬克思從來沒有把明顯是他的思想的主要樞紐之一的社會階級理論有系統地寫出來。這可能是因為他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據階級概念看問題的，以至於他不覺得有必要寫出其確切的定義和說明，因而把這一工作拖得太晚，來不及寫了。同樣也有可能的是，在他的思想中還存在一些懸而未決的問題。由於他對現象的概念解釋堅持純粹經濟的和過分簡化的思想，所以給自己製造了很多困難，這就阻礙了他走向完成一條完備的階級理論的道路。我們只有一些間接的和片段式的說明——其中有些是有力量的和傑出的——散見於這位大師的所有著作中，特別是在《資本論》和《共產黨宣言》里。
由於把這些片段拼合在一起的工作是非常困難的，所以不能在這裡嘗試，但基本思想特別清楚。劃分階級的原則在於佔有生產手段的所有權，如廠房、機器、原料及列入工人預算的消費品，或被排斥在這些所有權之外。這樣，我們基本上有佔有所有權的資本家和一無所有被迫出賣勞動的勞動階級或無產階級這兩個階級，而且也只有兩個階級。當然不能否定存在兩者之間的中間集團，如由存在雇傭勞動但也參加體力工作的農民或手工業者組成的集團，由職員和自由職業者組成的集團。但是由於它們將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趨向消失，所以它們被當作不正常的集團。資本家和無產階級這兩個基本階級，由於它們所處地位的必然性和完全獨立於個人的任何意志，所以在本質上是彼此對抗的。雖然每個階級內部的分裂和階級內各小集團之間產生的衝突甚至可能具有決定性的歷史重要性，但在最後的分析中，這樣的分裂和衝突是偶然的。唯一不帶偶然性的衝突是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結構中所固有的對抗與建立在生產手段的私人控制上的衝突，即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發生的真正性質上的衝突——階級鬥爭。
根據我們現在了解到的，馬克思試圖向我們說明在階級鬥爭中，資本家如何彼此互相摧毀，最後也將摧毀資本主義制度。他也試圖說明資本所有權將如何導致資本進一步積累。但這一論證的切入點及把所有權問題看作社會階級基本特徵的這個定義本身，只能有助於提高「資本原始積累」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也就是說，只能有助於提高「資本家一開始時如何成為資本家」這一問題，或「他們如何取得（按照馬克思學說所闡述的）為開始剝削所必需的物資儲備」這一問題的重要性。在這一問題上，馬克思說得極不明確。根據「資產階級童話說」，過去已經有人，並且現在每天也有人正在通過他們的聰明才智得到工作和儲蓄的機會而成為資本家。馬克思對這一說法嗤之以鼻。但事實是，只要不是別具偏見的人，在觀察歷史上和當代的事實之後，都能看到這一「童話說」雖然遠沒有說出全部真理，但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著真理的某些側面。出類拔萃的智慧和能力是推動產業成功的原因，特別是在創立產業定位方面，那些成功的案例十分之九是出自卓越的才能。而且在資本主義的初期階段和任何個人試圖創立自己的產業初期，儲蓄在過去和現在都是這個發展過程中的重要因素，雖然不完全像古典經濟學所解釋的那樣。誠然，在一般情況下，一個人不會用由節省工資或薪水所積累的資金來建設工廠，從而獲得資本家的頭銜（產業僱主）。大部分資本積累來自利潤，因此必須先有利潤才能有積累——實際上這是把儲蓄和積累區分開的真正途徑。創辦企業所需的資金一般是借用的別人的儲蓄——社會上存在許許多多小額儲蓄，這是容易解釋的——或是靠借用銀行為供將來可能成為企業家的人使用而設立的存款。即便如此，後者照例是由儲蓄而得的：他的儲蓄的作用是使他不必因為每日衣食無著落而不得不從事苦力工作；使他得到充裕的時間，以便考察環境，擴展計劃和尋求合作。因此，如果僅從單純的經濟理論問題方面考慮，當馬克思否認儲蓄具有古典著者所說的作用時，他是有道理的，雖然他的措辭有些過分。
但是他的這種態度也的確起到了作用，它幫助馬克思為另一種原始積累理論掃清了道路。但是這一理論也許不會像我們所希望的那樣明確。暴力，掠奪——鎮壓人民大眾助長了掠奪，掠奪的結果又推動了鎮壓——這一觀念當然是順理成章的，並且和一切類型的知識分子所共有的觀念是相吻合的——現今這個時代甚至比馬克思所處的時代更符合這一規律。但顯然它沒有真正解決問題，因為問題是要說明有些人如何取得鎮壓和掠奪的權力。通俗的作品是不會為這一問題而煩惱的。我不應該想到要向約翰·里德的作品提出這一問題，因為我是在和馬克思打交道。
馬克思的一切主要理論的歷史性至少提供了近似於解決方法的解釋。對他來說，資本主義由封建社會狀態成長起來不僅僅是現實中所發生的事件，而且存在其內在的邏輯必然性。當然，在這種情況下，同樣也產生了探究社會階層的形成原因及形成機制的問題。但馬克思實質上接受了資產階級的觀點，認為封建主義是一種暴力統治，在這種統治下，鎮壓和剝削人民大眾已是既成事實。這樣，最初基於資本主義社會狀況而設計、提出的階級理論被引申到它的「前輩」封建社會了——就像資本主義經濟理論中的很多概念一樣。資本主義剝削者簡單地代替了封建剝削者，這一推論在假定封建主實際轉化為實業家的情況下是成立的，而且只此一點就可以解釋前述問題中未解決的部分。歷史事實對這一看法給予了一定程度的支持，許多封建主實際上在後來建立並管理著工廠，並且常常由他們的封建地租提供資金支持，由務農人口（不一定全部是他們的農奴，但相當一部分是）提供勞力，最突出的是在德國。
雖然馬克思從社會學方面，即根據私人控制生產方式的制度來給資本主義下定義，但他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機械論卻來源於他的經濟理論。這一經濟理論試圖說明的是，包含在階級、階級利益、階級行為、階級之間的交換等概念里的社會學數據，是怎樣通過經濟學上的價值、利潤、工資、投資等得出的，以及它們如何恰好產生出最後使自己走向滅亡的組織結構，同時為另一種社會的出現創造條件的經濟過程。這一特殊的社會階級理論是一種分析工具，它將經濟史觀和利潤經濟的各概念聯繫在一起，並以此整理一切社會事實，使所有現象會聚在一起，指向同一個焦點。因此，它不僅是只解釋一種現象而忽略了其他現象的關於一種個別現象的理論，它是一個有機體，具有綜合的功能，與那些用來解決眼前問題的有效措施、方法相比，這種功能對於馬克思學說體系來說要重要得多。在我們試圖理解像馬克思這麼精於分析的學者如何能容忍其理論中有缺陷存在時，不應該忽略上述功能。
從古至今，總有一些熱心於欣賞馬克思的這種社會階級理論的人。與他們的行為相比，他們做出這些行為時的心情更容易理解：他們為整個理論體系的強大力量和恢宏氣勢所折服，以至於幾乎不論它的組成部分有多少缺點都能加以寬恕。我們也將試圖對它加以評價（見本文第四部分），但首先我們必須分析馬克思的經濟機械論如何在他的整個理論體系中完成自己被賦予的使命。
三、馬克思——一個經濟學家
作為一位經濟理論家，馬克思首先是一位學識淵博的人。對於一位被我稱為天才和先知的著者，我認為開篇就應該強調他學識淵博這一特點，這看起來是多餘的甚至有些奇怪。然而，意識到這一點對每個人來說都是非常必要的。天才和先知並不總是在專業知識方面出類拔萃，而且如果他們具有任何創造性的話，往往恰是由於他們的專業知識不出眾。但這並不適用於馬克思的經濟學理論，並且無任何證據可以說明他在理論分析技術上缺乏鍛煉或學識。他是一位求知若渴的讀者、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他極少遺漏重要的文獻，他消化了他所閱讀的一切，他熱情地鑽研每一個事實或論證的細節，這在習慣著眼於整個文明和長期發展趨勢的人當中是極少見的。不管是批評和拒絕還是同意和接受，他總是把一件事情研究得十分徹底。最能證明這一點的是他的《剩餘價值學說》，不得不說它是其理論作品的一個里程碑。雖然他的工作肯定是為證明某種特定的學說，但不斷地努力鍛煉自己和設法精通一切可以精通的事物，在某種程度上使他放棄了偏見和非科學的目的。對於他的偉大的聰明才智來說，首要的任務是就問題論問題而不是考慮如何增加自身利益，因為前者是他的興趣所在。無論他多麼醉心於他的最後結論的意義，當他工作時，他首要關注的事情是如何把當代科學所提供的分析工具磨得更銳利，如何解決邏輯上的困難，並在這樣的基礎上建立一個即使在一些方面存在或多或少的缺點，但在性質和宗旨上卻是真正科學的理論。
馬克思在經濟領域所取得成就的性質總是被誤解，而且這一誤解除來自他的敵人外，還來自他的朋友，不過這是很容易理解的。在朋友看來，他的水平要遠高於單純的專業理論家。如果對於他在這方面的著作給予過分讚揚，對他們來說，那將近乎對他所有成就的褻瀆。他的敵人則厭惡他的態度和他的理論背景，幾乎不可能承認在他的著作的某些部分里，他的確做出了一些別人無法企及的成就並能夠承載如此高的評價。此外，生硬如冷卻過的金屬一樣的經濟學理論，由於浸沒在馬克思著述的火熱的辭海里，所以取得了它本身所沒有的熱度。凡是對把馬克思稱為一個合格的、科學的分析家表示出異議的人，一定是只想到了他的語言，那些充滿熱情的詞句，想到他了對於「剝削」和「貧困化」的強烈控訴，但是卻忽視了隱藏在這些語句背後的他的思想。當然，這一切及其他許多方面，如他對於奧克內夫人的諷刺和批評，無疑是最好的例證，它們對馬克思本人來說是很重要的，對於他的追隨者和懷疑者來說都是如此。它們可以部分地說明，為什麼許多人堅持認為，從馬克思的理論中可以看到某些比他的老師的類似主張有更多內涵的東西，有些理論甚至從根本上與其導師所主張的背道而馳。但它們並不影響他的分析的性質。
那麼馬克思是否真有導師呢？有的。真正理解他的經濟學要從認識這一點開始，即作為一位理論家，他首先是李嘉圖的學生。這一點不僅是因為他的論證顯然是從李嘉圖的命題出發而展開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因為他從李嘉圖那裡學會了推理的藝術。他總是使用李嘉圖的分析工具，而且他在分析研究過程中所碰到的每一個理論難題，都是在他對李嘉圖學說的深入鑽研后，或者是他在其基礎上受到啟發而安排今後的工作時所展現出來的。馬克思本人也很大方地承認了這一點。誠然，他不會承認他對於李嘉圖的態度是典型的普通學生對教授所應有的態度：到教授那裡，聽教授三番兩次地說人口的過剩、過剩的人口再加機器使人口過剩，然後返家努力把功課做出來。圍繞馬克思主義而爭論的雙方都不喜歡承認這一點，這也許是可以理解的。
李嘉圖的理論不是唯一對馬克思經濟學產生影響的理論，在所有對其產生影響的理論中，最重要的無疑是魁奈的理論，馬克思關於整個經濟發展過程的基本概念都來自於魁奈。在1800年至1840年之間，一些英國作家企圖發展勞動價值理論，他們甚至可能提供了許多建議和細枝末節的東西，但他們的影響在我們提及李嘉圖思想的影響時已經涉及並包含進去了。另外還有一些著者（如西斯蒙第、洛貝爾蒙蒂、約翰·斯圖亞特·穆勒），他們也許與馬克思的關係比較親近，但馬克思對他們的批判卻更加不留情面，而且他們的工作在很多地方和馬克思的相近。對於這些著者，我們在此不予詳述，因為並非所有事情都與主要的論證有關，例如，馬克思在貨幣領域裡的成就顯然較差，在這方面他沒有達到李嘉圖的水平。
如果要為馬克思理論寫一個極其簡短的提綱，那麼不可避免地會使《資本論》的結構受到多方面不公正的指責。可是，這部著作雖然部分地沒完成，部分地受到很多極為嚴苛的非難，但它仍然雄偉地在我們面前展現了其非凡的輪廓。
（1）馬克思和當時及稍晚一些時候的理論家們在一些方面表現出相同的趨勢，即以價值理論作為理論結構的基石。他的價值理論是李嘉圖式的。當然，他們之間在用語、演繹方法和社會學含義方面有很多差別，但在今天的理論家所唯一關心的純粹理論方面，卻幾乎沒有差別。李嘉圖和馬克思都說，每件商品的價值都和那件商品里所包括的勞動量成比例（在完全均衡和完全競爭的情況下），這個勞動量是由現行社會的生產率（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兩位都用勞動時間來測量這一數量，並用相同的方法把不同性質的工作以統一的標準進行衡量。兩位也用同樣的辦法來解決由方法本身所引起的開始研究時遇到的同一個難題（那就是說，馬克思在向李嘉圖學習時就遇到了這個難題）。關於壟斷或我們今天所謂的不完全的競爭，他們都沒能提出有價值的理論。他們在回應受到的批評時都使用了相同的論調，所不同的只是馬克思的論證欠文雅些，也稍嫌冗長並且更帶有「哲學」韻味（我們所用的是這個詞的貶義）。
關於這一價值理論並不能令所有人滿意這一點已經是眾所周知的了。在對這一理論所進行的大量檢驗里，正確的因素確實並不總在一方，它的反對者曾經使用了許多錯誤的論點。根本的問題並不在於爭論勞動是否是經濟價值的真正「來源」或「原因」。這一問題也許是社會哲學家最感興趣的，因為他們要從這裡推論出在倫理道義上產品應歸屬何方。馬克思本人當然對問題的這一方面也並非是漠不關心的。但是對於作為一門實證科學的經濟學來說，由於它必須描述或解釋實際的過程，所以探究「勞動價值論是如何發揮分析工具作用的」這個問題更顯得重要，而真正的問題就在於它在這方面做得很不好。
首先，在完全競爭情形的假定以外它根本不適用。其次，即使在完全競爭的情況下，它也無法發揮出所預期的全部作用，除非勞動是唯一的生產要素並且只表現出單一的形式。如果這兩個條件中的任何一個不能滿足，就必須引用另外一些假定，而這又會大大增加分析工作的難度，問題也會變得很棘手，難以處理。由此可見，基於勞動價值理論而進行的論證只適用於極特殊的情形，因而沒有重要的實際意義。然而如果從該理論與相對價值的歷史發展趨勢大體一致的角度來看，它也不是毫無用處的。邊際效用理論現在也許已經過時了，但當其最早以自己特有的形式代替勞動價值理論時，確實在很多方面都顯示了它比後者的優越性，其中最突出的優點在於其普遍性、適用性都更強。一方面，它能適用於壟斷和不完全競爭的情況；另一方面，它能適用於有其他生產要素和許多不同種類、不同性質的勞動同時存在的情況。而且，如果把上述提到過的限制性假定應用於這一理論，我們就可以從這一理論直接得到價值和使用的勞動量之間的比例。因此，問題應當是很清楚的，馬克思主義者對邊際效用理論的質疑（正如他們一開始試圖做的那樣）是荒謬的。另外，這也並不意味著勞動價值理論就可以被看作「錯誤」的，這麼做也是不正確的，畢竟這個理論已經成為歷史的一部分了。
（2）雖然李嘉圖和馬克思都沒有完全注意到由於採取這一出發點所引發的一系列問題，但他們對其中的一些問題還是能清楚辨別的。特別是他們都儘力解決由於剔除了「自然因素」的作用而引起的問題，因為自然因素被單純建築在勞動量基礎上的價值理論剝奪了它們在生產和分配過程中所應有的地位。人們所熟悉的李嘉圖地租理論，實質上就是完成這種排除的一個嘗試，馬克思的理論也同樣致力於此。一旦我們擁有一個能像解決工資問題那樣自然而然地解決地租問題的分析工具，全部困難就會煙消雲散了。因此，無須再比較馬克思的絕對地租學說與級差地租學說孰優孰劣，也無須再追究它與洛貝爾圖斯學說之間的關係了。
但是即使姑且不考慮自然因素的作用問題，我們仍然面臨其他困難，這些困難來自作為生產資料而存在的資本。在李嘉圖看來，這一問題是極其簡單的：在他的著名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第4卷第1章里，他引入了資本貨物這個概念，並作為一個事實來接受它而不是試圖去質疑它。他認為，資本貨物，如廠房、機器設備、原材料等，當被用於生產一種商品時，這種商品會以能為這些資本貨物的所有者提供凈回報的價格出售。而且他還認識到這是與從投資到生產出產品的過程所花費的時間有關的，這將使這些產品的真實價值和包含在其中的由勞動時間（包括生產這種資本貨物本身的時間）決定的價值有所偏離，而且這一勞動時間在行業間也有差異。他在指出這個問題時表現得很冷靜，就好像這個觀點是在贊同而不是在反對他的價值理論一樣。除了這一點以外，他沒有再進一步把自己束縛在和這個問題有聯繫的次要問題上，顯然，這是因為他始終相信自己的理論已經說明了價值的基本決定因素。
馬克思也引用並接受和討論了同一事實，同時也從未質疑其真實性。他坦然地承認上述理論和勞動價值理論相矛盾，但是他認為李嘉圖在這一問題上的研究並不透徹，因此在以李嘉圖所提出的形式接受了這一問題的同時，他就開始極其熱心地鑽研並試圖解決這一問題，並像李嘉圖一樣用幾百頁的篇幅來闡述。
（3）在進行這一工作時，他不僅對於牽涉到的問題的性質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另外還在所繼承的李嘉圖分析工具的基礎上進行了改進。例如，他成功地用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工資）的分類代替了李嘉圖的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的分類，用「資本有機構成」這個更為嚴密的概念取代了李嘉圖的「生產過程期間」這個略顯不成熟的概念，他對於資本理論也做了許多其他貢獻。但是我們目前將只對他關於資本純收益的解釋進行討論，也就是他的剝削理論。
馬克思認為一個勞動者的腦子、肌肉和神經就是勞動力的潛在儲備和資源。而且在他看來，這種儲備和資源是一定形式和數量的具體存在的某種物質，在資本主義社會，它就是一種商品，像其他許多商品一樣。他的這種觀點也不難理解，只需想想奴隸社會的情況就會一目了然，馬克思認為在工資合同和奴隸買賣之間沒有本質的區別，所謂僱主對「自有」勞動力的買賣就和奴隸社會的情況一樣，所不同的只是奴隸社會買賣的是勞動者本人，而資本主義社會買賣的則是勞動者的潛在勞動力。
既然這個意義上的勞動（不是勞動服務或實際的工時）是一種商品，那它必然遵循價值規律。這就是說，在均衡和完全競爭的情況下，勞動者所取得的工資必然和「生產」勞動力時所需要的勞動時數成比例。但「生產」一個工人肉體中所儲存的潛在勞動究竟需要多少勞動時間呢？這應該是與勞動者得到的吃飯、穿衣、住房和哺育下一代的費用相當的勞動時間。這些構成了勞動力資本的價格，如果將其中的一部分出售，並用「天、星期」這些時間單位來計量，他就能得到和這部分勞動力價值對等的工資。這就像一個奴隸販子在販賣奴隸時，是根據該奴隸能夠提供的勞動時間而定價的。我們應當又一次看到，這樣馬克思就小心地避開了一些各式各樣爛俗的口號式的說法，即在資本主義的勞動市場里，工人是被掠奪或被欺騙的，或由於他軟弱可欺，所以他是被迫接受任何強加於他的條件的。按照馬克思的觀點，事情不是如此簡單：勞動者還取得了他的潛在勞動的全部價值。
但是「資本家」一旦取得這份潛在服務，他們就能使勞動者工作的時數比生產這份潛在服務所需要的時數更多——提供更多的實際勞務。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能夠勒索到比他們實際支付更多的工人勞動時間。由於生產出來的產品所能得到的售價也是和生產它們所需要的工時成比例的，所以兩個價值之間就產生了差價（這個差別完全是從馬克思的價值規律的作用中產生的），這一差別，因資本主義市場結構的作用，必然歸於資本家，這就是剩餘價值。雖然資本家已經支付給勞動者的報酬不少於他們的潛在勞動的全部價值，他從消費者那裡所獲得的收入也不多於他所出售的產品的全部價值，但由於攫取了剩餘價值，所以他就「剝削」了勞動。我們應當再次看到，馬克思並沒有求助於市場上產品的價格不公平，限制生產或欺騙之類的說法。當然，馬克思並不否認存在這些做法，但他正確地認識了它們，而不是把任何基本結論建築在這些做法的基礎之上。
（4）再加入兩項就可以完成這一框架：馬克思的貧困化理論和他的（也是恩格斯的）商業周期理論。在前一理論中，其分析和看法都失敗到無可挽救的地步；在後一理論中，兩者卻都處在有利地位。
毫無疑問，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屬於較富裕階層的人民的實際工資率和生活水平是逐漸下降的，而處於低收入階層的人民的實際工資率和生活水平也絲毫得不到改善。這不是由於任何偶然的環境原因造成的，而是資本主義過程的必然趨勢。作為一個斷言，這當然是非常不確切的。實際情況是與這一預言截然相反的，各類馬克思主義者都在試圖將這種與理論相悖的情況解釋清楚。最初——即使在今天還有這樣的例子——他們在對這個「法則」的挽救中表現出了驚人的頑固，試圖用工資的統計數字來證實「法則」所描述的趨勢是存在的。後來，又有人試圖給出不同含義的解釋，也就是說，使它所指的不是實際工資率或歸於工人階級的絕對份額，而是勞動所得在總國民所得中的相對份額。雖然馬克思著作中的一些段落實際上可以用這種說法來解釋，可是這顯然與大部分章節的意義相悖。而且接受這種解釋也沒什麼意義，因為馬克思的主要結論是：勞動者人均收入的絕對額是趨於下降的，或者至少是不會增加的。如果他真的曾經考慮過相對份額，那隻能增加馬克思主義者的困難。最後，這一命題本身就是錯誤的。因為工資和薪俸在總所得中的相對份額，雖然是有變化的，但每年的變動很小，而且長期看來尤其穩定——確實沒有表現出任何下降趨勢。
但是似乎還有另一種擺脫困難的說法：一個趨勢在一定的時間內有可能不能從統計數據中正確地被反映出來，在有些情況下還可能出現相反的趨勢，或是隱藏在被調查的對象內部，也可能被其他的例外所掩蓋了。這事實上是大多數現代馬克思主義者所接受的說法。他們認為殖民地擴張，或者更一般地說，19世紀的開闢新領地，就是這種例外，在他們看來，這為剝削的受害者帶來了一個「禁獵期」。我們將在下一部分有機會接觸這個問題。同時，我們應當注意到，許多事實給予了這一論證一些表面上的支持，而且這個論證在邏輯上也是無可指摘的，因此，如果這一趨勢確實存在，那麼他的論證是能夠解決所遇到的困難的。
貧困化理論的基礎是「產業後備軍」理論，也就是支持生產機械化造成了失業的原因。而後備軍理論的理論基礎並不牢固，它是建立在李嘉圖理論體系中關於機器的那部分內容之上的。需要指出的是，除價值理論外，馬克思的理論從沒有像這裡的產業後備軍理論這樣依賴於李嘉圖學說。在涉及這個現象的純理論部分，他幾乎沒有做什麼補充修改。
現在簡要介紹一下李嘉圖這一理論的發展過程。李嘉圖最初也傾向於同意這個在任何時代看來都無可厚非的觀點，即不得不承認將機器運用於生產過程中是對廣大人民群眾的福祉。但是當他終於懷疑這一意見，或懷疑它的普遍正確性時，他以他特有的坦率作風修正了他的主張。而且在修正他的主張時，他也以他特有的作風追溯到過去。他使用他慣用的「設想一個典型的事例」的方法，提出了一切經濟學家都熟悉的數字例證，證明事物也可能發生相反的情況。一方面，他並不否認他所證明的只是一個可能性——雖然在他看來是很可能有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他也不否認機械化能通過它對於總產量、物價等的影響最終給勞動者帶來凈收益。
這個例證在它所涉及的範疇內是正確的。現在更精細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李嘉圖的理論，但也僅限於其理論中涉及有關現象的兩個方面都有可能發生的說法。這些方法比李嘉圖先進之處就在於，它們能夠通過對一些必要條件的陳述推斷出究竟哪個結果會在最後出現。當然，這些也能由純粹理論完成。為了預測實際結果，還需要更多的資料。但就我們所要討論的問題來看，李嘉圖的例證在有些地方還是很有趣的。他假設一家擁有一定數量資本和工人的企業決定要實現生產機械化，於是安排一組工人去建造機器。當機器建成之後，它就可能將修建機器的那些工人中的一部分解僱。雖然利潤可能最後仍然不變（通過競爭的比較調整，臨時收入會被消除），但總收入將會減少，減少的數量恰好等於從前支付給那些現在被「釋放」了的工人的工資數量。馬克思關於不變資本代替可變資本（工資）的觀念完全可以說是這種說明問題方式的精密的複製品。李嘉圖強調的多餘人口和馬克思強調的過剩人口如出一轍。馬克思常常用「剩餘人口」這一名詞作為「產業後備軍」的替換物。由此可見，李嘉圖的學說被他囫圇吞棗地接受了。
但是只要我們將馬克思建立在這一薄弱基礎上的理論考慮在內，本來可以接受的李嘉圖學說範圍內的一些觀點就變得站不住腳了，這事實上也成為導致其體系內出現不一致的原因，而且也不能通過對最終結果的正確見解得到補救。馬克思自己似乎也有一些這樣的感覺，因為他拚命地抓牢了他的老師所總結的在某些特定條件下對「產業後備軍」理論的悲觀論證，就好像工人境況隨機械化的發展而變糟這一悲觀結論是唯一可能出現的結果。他甚至更拚命地攻擊那些遵循李嘉圖在補償方面的暗示而做進一步發展的作者們。這種暗示是:即使採用機器的直接影響會帶來損害，但是機器時代對於勞動總會有好處（補償理論是所有馬克思主義者最討厭的東西）。
他當然有理由這麼做。因為他迫切需要給他的後備軍理論找一個堅實的理論基礎，這個堅實的基礎除了服務於一些次要的目的之外，還應該主要服務於兩個基本目的：第一，由於他反對將他的有關剝削的理論說成利用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作為其理論的支柱（他對這個理論的反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他就同時放棄了一個重要的理論支柱，取而代之的就是歷久彌新的產業後備軍理論；第二，他採用的關於在生產過程中使用機械的範圍的狹隘觀點是和《資本論》第一卷中的句子相呼應的，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不僅僅是這一卷的結論，也同時是整個理論體系的最終結論。為了讓讀者更清楚地了解為什麼馬克思能被一些人熱切地讚揚，同時又被另一些人所鄙視，我將在此處較完整地引用《資本論》的原文，而不只是局限於這裡的討論中所涉及的內容，無論它們是對真理的預言還是一些歪曲的事實的合成品。原文是這樣的：「和這種集中或多數資本家為少數資本家剝奪的現象聯在一起……一切民族在世界市場網中形成密切聯繫，從而，資本主義制度的國際性質，跟著發展起來。把這個轉化過程所有的利益橫加掠奪，並實行壟斷的資本大王的人數在不斷減少，窮乏、壓迫、奴役、退步、剝奪的總量，則跟著在增加，但是，人數不斷增長，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機構自身所訓練、所聯合、所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的憤激反抗，也跟著在增長。資本壟斷，成了這種和它在一起，並且在它下面繁花盛開起來的生產方式的桎梏。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會被炸開。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響起來了。剝奪者被剝奪了」。
四、馬克思——一位導師
我們已經看到在馬克思的理論中，社會學和經濟學是如何彼此滲透的。在某種程度上，它們在目的和實踐方面是一致的。這樣一切主要的概念和命題既是經濟學的也是社會學的，並且在兩個層面（如果能根據我們的觀點將其成為論證的兩個層面的話）上有著相同的含義。例如，經濟學中的「勞動力」這個範疇和社會學中的「無產階級」這個階級至少在原則上是統一的，而事實上，它們就是一個概念。又如，關於經濟學家的職能分配這一概念，在社會學中，收入是指對生產性服務的回報，而不考慮社會階級；而在馬克思的體系中，任何這樣的收入都要在階級之間分配，這樣它們之間就有了不同的含義。再如，在馬克思的體系中，資本只有在特定的階級手中才成為資本，同樣的事物在工人手中就不能被稱作資本。
這種做法毫無疑問給分析方面帶來了生氣勃勃的景象，經濟理論中像幽靈一樣死氣沉沉的觀念開始有了生氣。沒有血肉的定理活動、奔騰、吶喊起來了；雖然它並沒有失去它的邏輯性，但它已經不再僅僅是抽象的體系中具有邏輯性的一種命題，而是描繪五花八門社會生活的筆觸。這種分析不僅比一切經濟分析的描述表達了更豐富的意義，還包含了更為廣闊的領域——它把各種階級行為都拉進它的畫面，而不管這種階級行為是否符合經濟過程的一般規律。戰事、革命、一切形式的立法、政府結構的變動等，總之，所有這些被非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簡單地視為外部干擾因素的事物都包含在馬克思學說的範圍內，與機器設備的投資、勞動力的交易一同出現，並且所有這一切都被納入一個簡單的綱要中。
同時，這種做法也有它的缺點。按照這種做法被安排的概念受到了一定束縛，雖然它能取得一定程度的生動性，但很容易同等程度地產生相反的效果。工人和無產階級這一對概念，雖然有點俗套，但可以作為例子被引用來說明此處的問題。在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所有的個人勞務報酬都帶有工資的性質，無論獲得報酬的人是高級律師、電影明星、公司總經理還是街道清潔工，因為從所牽涉的經濟現象來看，這一切報酬有許多共同之點。這種概括並不是毫無意義的同義反覆。與此相反，它是有啟發作用的，甚至對於事物的社會學解釋也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但如果把勞動和無產階級等同起來，就把問題搞得不清晰了，事實上我們在自己的描述中完全沒有考慮到這一點。同樣地，一個有價值的經濟理論可以被它在社會學中的變化弄得破綻百出而失去其豐富的含義；反之亦然。這樣，一般的綜合，尤其是對馬克思在某些方面的綜合，可能會同時在社會學和經濟學中變得更糟。
按照馬克思主義路線做出的綜合，即抱著使各種事物都服從於一個目的的觀點把經濟學的和社會學的分析協調起來，它的目的——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地位的論證——是十分廣闊的，但分析結構卻並非如此。
我已經在前文中提到，馬克思的綜合理論體系包括所有諸如戰爭、革命、立法變遷之類的歷史事實，以及那些諸如財產、契約關係、政府形式之類的社會制度，而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則習慣於將這些東西稱為干擾因素或視為論據，也就是說，他們不打算解釋它們，而只是分析它們的運行方式和結果。在界定不論哪種研究方案的研究對象和範圍時，這些因素和論據當然是必需的。即使它們並不總是得到明確的說明，那也是因為研究者認為每個人都對它們有足夠的了解。馬克思主義體系的一大特點便是把這些歷史事實和社會制度本身歸入經濟分析的解釋過程之中，或者更正式的表達是，他不僅將它們作為數據，同時也將它們作為變數使用。
這樣，拿破崙戰爭、克里米亞戰爭、美國國內戰事、1914年的世界大戰、法國大革命、1830年和1848年的革命、英國的自由貿易、整個勞工運動及其任何其他的特殊現象、殖民擴張、社會制度的變革、每一時期和每一國家裡的政黨政策和國家政策——這一切都進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領域裡，並聲稱在他的經濟學中，以上所有現象都可以找到理論上的解釋，而其解釋的根據是階級之間的衝突、資本積累、資本構成的變化、剩餘價值率的變化及利潤率的變化。馬克思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再也不能滿足於只是對一些技術性問題給出機械的回答，更深層次地，他需要發掘人類在對苦難的反抗中所表現出的人性並做出分析。「政治」一詞也不再是研究基本問題時可以而且必須被排除出去的獨立因素，並且當它加入時，也不再是可以根據人們的好惡，被冠以一個當工程師轉過身時就惡作劇地撥弄機器的調皮孩子的角色，或者是一個運用自己包容一切的美德和超自然的能力和智慧扭轉乾坤的英雄的角色。不，在馬克思的經濟學中，這是不會發生的：政治本身是由經濟過程的結構和狀態決定的，在經濟理論的範圍之內，它變成了經濟效果的指示器，正如任何市場中的買賣行為一樣。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我們總是更能被綜合的方法所獨有的魅力所吸引，而這是再容易理解不過的了，特別是對於那些青年人和在報界工作的有識之士，這一點表現得最突出。他們迫不及待地渴望得到一個無論是以哪種方式表現出來的可以拯救世界的機會；他們厭惡單純得無法形容的教科書，於是他們在感情上和知識上都得不到滿足，但又無力通過自己的努力創造這樣一個綜合性的方法，而馬克思的方法的出現無疑給他們帶來了希望的曙光，那裡有打開一切極端奧秘的鑰匙，有能夠調度或重大或次要的事件的指揮棒。他們的心理和態度，引用黑格爾的話就是：注視並尋求最一般而又最具體的解釋。他們不需要再試圖從紛亂的千頭萬緒中理出一條線索——他們一下子就可以識破隱藏在那些政治和商業上的傀儡背後的不為人知的玄機。他們的這種做法也是可以理解的，考慮到其他的選擇實在無法與馬克思相匹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