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章《暗殺1905第三部》（16）
陰霾下的「刺宋案」
二次革命
胡客抱著姻嬋，離開了洞廳，退出了天道。
四下里夜色茫茫，他站在槭樹林里，人生中第一次不知道該何去何從。
站了好一陣子，他低下頭看了看懷中的妻子。
人死不能復生，無論他如何心痛，如何難以接受，眼前的事實終究無法改變。姻嬋既然已逝，那就讓她入土為安，好好地離開人世吧。
胡客來到平武縣城，購置了一口上好的棺材。他把姻嬋裝殮入內，卻不知該葬於何處。兩人一直四海漂泊，居無定所，似乎沒有哪個地方，與姻嬋有特別的聯繫。
胡客思來想去，最終想到了一個去處。
胡客將靈柩運到了長沙府，停放在湘江畔的江神廟中。
江神廟年久失修，破敗不堪，但這裡是他和姻嬋叩拜天地共結連理的地方，對他和姻嬋有著極為特殊的意義。他打算把姻嬋安葬在江神廟的後院里，安葬在牆腳的臘梅樹下。
下葬的那天，只有胡客一個人。
覆上最後一鍬黃土，他無比失落地坐在墳前。
七年多了，歲月如浮光掠影，匆匆而逝，最終只留下苦澀酸楚的回憶。那些過往與姻嬋相處的畫面，自腦海深處翻湧而起，一一從眼前掠過。
胡客拿起墳前的酒罈，那是醉鄉榭的酒。他傾斜酒罈，將酒水傾灑在姻嬋的墳前，然後將酒罈高高舉起，任由剩餘的酒水注入口中。對他而言，姻嬋就是過往歲月里最美的酒，他的確曾認認真真地醉過。
胡客搖搖晃晃地走進前殿，跪倒在神像前。他從不信神靈，此時卻無比虔誠地磕頭叩拜。一切緣分都是始於此處，那就讓它終結於開始的地方吧。
可是一切真的能夠就此終結嗎？
世人都說時間可以淡化一切，可是胡客心裡的那份思念卻越來越濃。他寄情於酒，常去醉鄉榭飲酒。他以前品而不嗜，喝酒絕不會超過一杯，可現在卻是成碗成壇地縱飲。
到後來胡客的錢財花光了，醉鄉榭的老闆看他可憐，便讓他在店裡做了店保，供他一碗飯吃。世道太亂，常有地痞流氓來喝酒鬧事，索要份子錢，老闆讓胡客做店保，原本只是看中他身材魁梧，讓他充充門面而已。沒想到胡客做了店保后，每有地痞流氓上門鬧事，他便下狠手教訓，那些地痞流氓即便糾集幾十人一哄而上，也被胡客片刻間悉數撂倒。城裡的地痞流氓從此再不敢上醉鄉榭來鬧事，連醉鄉榭所在的街道，也不敢輕易靠近。醉鄉榭的老闆沒想到胡客打起架來這麼厲害，自此之後酒食招待，讓胡客吃好喝好，只要胡客肯留在醉鄉榭繼續做店保就行。
胡客在醉鄉榭一待便是一年半的時間，這期間有兩個故人來找過他。
第一個來找他的故人是賀謙。
胡客在醉鄉榭待了將近半年之時，便到了快過年的時候。賀謙就是在這時找來了醉鄉榭。
賀謙是特意來尋找胡客。
離開井山後，賀謙不願再替任何人做事。他聽聞廣州、佛山等地武風盛行，於是南下佛山開了一家小武館，以教人習武為生，生意雖然冷淡，倒也能將就著過日子。
離過年還有一個月，佛山城內家家戶戶早已年意濃濃，賀謙倒有幾分羨慕，不由得冒出了找親故之人聚一聚的想法。他是從刺客道出來的，想來想去，只想到了胡客。他決定找胡客見上一面，畢竟大半年前在井山分道揚鑣時，兩人是不告而別。
賀謙知道胡客從小在衡州府的清泉縣長大，於是找去了清泉縣，但沒有打聽到胡客的下落。
他又去衡州城四處打聽，偶然聽到當地的小混混說，長沙城裡的醉鄉榭有個三頭六臂的厲害人物，把當地的地痞流氓收拾得服服帖帖。賀謙覺得好奇，於是找來了長沙府的醉鄉榭。
故人相見，兩人縱情痛飲，談起以往刺客道和御捕門的種種軼事，都是唏噓不已，感慨萬千。賀謙還刻意提到了索克魯，覺得很對不起這位曾經的御捕門總捕頭，畢竟索克魯曾悉心栽培他，把他當作御捕門的接班人來培養。雖說他是刺客道天層的人，但畢竟在御捕門待了整整十五年，與索克魯朝夕相處，最後叛出了御捕門，難免會有愧疚之意。
賀謙在醉鄉榭待了五天。
在這五天里，他每天都和胡客切磋。兩人空手較量，較量之時都用了全力。賀謙很想贏胡客一次，可最終還是未能如願。
「以你的身手，」賀謙說道，「如果去佛山的話，那邊所有的武館就該關門歇業了。」
胡客淡淡地笑了笑。
年關一過，賀謙便與胡客告辭，離開了醉鄉榭。
第二個找來的故人，則是杜心五。
杜心五是在開春后找來醉鄉榭的。
當時「刺宋案」已經發生，杜心五參加完宋教仁的喪事後，深感世道黑暗，猶勝滿清之時。他一心幫扶革命大業，原以為能換來一個朗朗乾坤，沒想到在新政府的統治下，世道甚至還不如滿清朝廷當政之時。憂憤交加之下，杜心五辭去了所有職務，打算回歸故鄉，就此隱居。
杜心五的故鄉在湖南省慈利縣，回家時途經長沙府，像賀謙一樣，聽聞醉鄉榭有個很能打的人。他是武術界的宗師，是青洪幫的「雙龍頭」，一時手癢，想來會一會這個很能打的人，沒想到竟是故人胡客。
這次會面后，杜心五每隔一兩個月，便來找胡客一次，兩人敘舊論武，倒也樂得自在。
杜心五雖然隱居市井，但心中仍然關心國事，尤其是二次革命爆發時，他在醉鄉榭一住就是一個多月，只因長沙是省城，能夠在第一時間獲得前線的消息。
二次革命是以「刺宋案」為導火索而爆發的一場討袁戰爭，但由於軍政實力過於懸殊，討袁軍從一開始便節節敗退，只勉強堅持了一個多月，南京便被攻陷，孫文、黃興和陳其美等人逃亡日本，二次革命宣告失敗。
二次革命失敗時，已是這年的秋天。
杜心五根本沒有想到，這場起初鬧得轟轟烈烈的討袁戰爭，竟然這麼快便以潰敗收場。他來的時候情緒激昂，離開的時候卻是無比失望。
這次離開后，或許是因為意志消沉，此後的三個多月里，杜心五沒有再來找胡客。
等到杜心五再次現身於醉鄉榭時，已是這年的十二月。
杜心五這一次前來，不是為了敘舊論武，而是想拜託胡客一件事。
他想請胡客出山，替他殺一個人。
「應桂馨。」杜心五說出了刺殺的目標。
「姓應的殺害了鈍初，現今卻逍遙法外。」杜心五說出了刺殺應桂馨的原因，「國民黨現在失了天下，治不了姓應的，但總須有一個法子，讓姓應的付出代價，以命償命，以祭奠鈍初在天之靈。」
鈍初即是宋教仁，杜心五要刺殺應桂馨，歸根結底，正是因為九個月前發生在上海火車站的「刺宋案」。
宋教仁之死
當初袁世凱軟硬兼施，成功逼迫清帝退位，南方革命黨兌現之前作出的承諾，準備舉袁世凱為大總統。為限制袁世凱的總統權力，孫文在卸任之前，以臨時大總統的名義頒布《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隨後辭去大總統職務，投身鐵路實業建設。黃興自言「難可自我發，功不必自我成」，不久后辭去南京留守，隱居於上海，不問政事。
至此，同盟會的元老級人物中，唯有宋教仁還在為政治和國事呼號奔走。
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后，內閣因為職權得不到保障，根本無法有效地限制總統的權力。宋教仁很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深知必須建立一個與總統權力相制衡的責任內閣制，而責任內閣制的核心在於議會政治，議會政治的重心則在於政黨制衡。彼時同盟會還帶有一定的草莽氣息，各地從事政治活動的黨派竟多有三百餘個，可謂黨派林立，力量分散，局面極為混亂。正因為如此，宋教仁決定「毀黨造黨」，以同盟會為基礎，吸納一些其他黨派，改組成立一個帶有建設性質的議會型政黨，「從事於憲法國會之運動，立於代表國民監督政治之地位」。
民國元年八月二十五日，宋教仁不顧一部分同盟會成員的反對，以「朝野合作，新舊合作」為號召，以同盟會為基幹，聯合國民公黨、國民共進會等小黨派，在北京整合成立了國民黨。
國民黨成立后，孫文被推選為理事長，但孫文聲稱要「專心致志於鐵路之建築」，遂辭去理事長一職，委託宋教仁代理。
剛剛成立的國民黨，立刻積極投入到第一屆國會選舉當中。為幫助國民黨爭取國會選舉的勝利，宋教仁於十月離京南下，在南方各地發表演講，抨擊時政，宣傳政見。他每到一處，均受到社會各界的熱烈歡迎，很快在南方颳起了一股凌厲的「宋教仁旋風」。國會選舉雖然還沒開始，但國民黨的呼聲已經非常之高。
在國民黨有望選舉勝利並組織責任內閣的情況下，孫文卻沒有與宋教仁就選舉的相關事宜進行磋商，反而在選舉前一個月赴日本進行並不急切的考察訪問。
此時宋教仁已經抵達上海，寄住在黃興家中。他在國民黨上海交通部發表演講，明確地撇開孫文的五權憲法，大講自己的三權分立憲政設想，然後以激烈的言辭，全盤否定了袁世凱政府當局的內政外交，認為只有國民黨方面出面組織責任內閣，才能解決當前的種種問題。
民國二年三月間，在北京舉行的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選舉結束，國民黨以壓倒性優勢獲勝，在參議院與眾議院皆獲得最多席次，成為國會最大黨。
第一屆正式國會定於四月在北京開幕，宋教仁躊躇滿志，準備以國民黨黨首的身份籌劃組織第一屆責任內閣。與此同時，袁世凱亦多次催促宋教仁「赴京會商要政」。宋教仁於是決定出發北上，並選擇了三月二十日作為他離開上海的日子。
在宋教仁臨行之前，他接連收到「友人密函」，說他之前在南京之時，已經有人「潛隨其後，希圖行刺」，勸他暫時不要北上，平時也要多加防範。宋教仁卻不以為然，認為這只是坊間的謠言，沒有放在心上。
三月二十日晚十點多鐘，宋教仁在黃興、廖仲愷、于右任等人的陪同下，來到上海火車站，準備乘坐特別快車前往南京，轉而北上。
火車出發是在十一點鐘，時間尚早，宋教仁、黃興等人便在議員接待室里休息。
宋教仁與眾友人議論時政，聊談甚歡，根本沒注意到此時的接待室外，有人正頻頻向內窺探。
十點四十分，離發車時間只剩下二十分鐘了，檢票處開始檢票。
宋教仁等人離開接待室，有說有笑地來到檢票處，排隊等待檢票。
就在這時，幾步開外突然響起了一聲沉悶的槍聲！
黃興、廖仲愷等人急忙驚惶四顧，卻見宋教仁靠在旁邊的鐵椅上，用手捂住腹部，對近旁的于右任痛苦地說道：「我中槍了……」
黃興等人還沒回過神來，又聽見了兩聲槍響，幸而無人被擊中，其中一顆子彈，堪堪貼著黃興的身邊掠過。
黃興急忙向槍響處望去，只見一個身形甚短、身穿黑色常服的人，不顧一切地撥開人群，躍過車站鐵欄，向東面逃竄，頃刻間沒了身影。
宋教仁被子彈擊中了腹部，那是要害部位，臉色剎那間一片蒼白。
于右任急忙衝出車站，找來一輛汽車，將宋教仁送往附近的滬寧鐵路醫院。但由於是深夜十一點鐘，醫生不在醫院，只好又急忙找人去通知醫生。
此時的宋教仁，神志還算清醒。他腹部疼痛，無法大聲說話，只能讓于右任把頭挨近他胸前，然後喘息著說道：「我痛得很，恐怕是活不下去了。如果我死了，就把我所有存書捐入南京圖書館……我老母尚在，唯有請諸位替我照料了……」
十幾分鐘后，醫生聞訊趕來，查看了宋教仁的傷情，認為傷在腹部，且傷勢嚴重，必須立即進行手術，才有一線活命的希望。
此時已是凌晨，手術立刻進行。醫生通過腹部手術，很快取出了子彈。子彈是從側後方穿過腰際射入腹部的，傷及了小腹及大腸，所以醫生又主刀進行了腸道縫補手術。
手術結束后，宋教仁的情況不見好轉，反而不斷地惡化。
宋教仁自知難逃一死，於是授意黃興代擬電報發給袁世凱：「北京袁大總統鑒：仁本夜乘滬寧車赴京，敬謁鈞座。十時四十五分在車站突被奸人自背後施槍，彈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勢必至死。竊思仁自受教以來，即束身自愛，雖寡過之未獲，從未結怨於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毫權之見存。今國基未固，民福不增，遽爾撒手，死有餘恨。伏冀大總統開誠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權，俾國家得確定不拔之憲法，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臨死哀言，尚祈見納。宋教仁。哿。」他又叮囑守在病榻前的諸位革命友人勿以他為念，要奮力國事，然後感嘆道：「我為調和南北事費盡心力，造謠者及一般民眾不知原委，每多誤解，我受此痛苦也是應當，死亦何悔？只可惜兇手在逃，終不知誤會吾者為何許人。罷了，罷了……」
二十二日凌晨四點，宋教仁的傷勢急劇惡化。他雙手發冷，目睛仰翻，已經不能言語，只能以黯淡的目光環顧四周，眼神里充滿了不舍之情。
黃興、于右任、陳其美等人均圍侍在病榻旁，黃興在宋教仁的耳旁大聲地說道：「鈍初，我們會照料你的一切，你放心地去吧！」
宋教仁的眼中泛起了淚光，然後緩緩閉上雙眼，慢慢地斷了氣。
兩條線索
「刺宋案」發生后，正在日本訪問的孫文聞訊，當即發出急電，「望黨人合力查明此事原因，以謀昭雪」。袁世凱得知此事後，感嘆道：「國民黨失去宋鈍初，少了一個大主腦，以後越難說話。」遂命擬電報，擬優恤命令；黃興與陳其美各方聯絡，致函上海公共租界總巡捕房，懸賞萬元緝拿兇手；江蘇都督程德全通電全省：「如兇手就縛，當立予賞洋一萬元，通風報信、身充眼線因而拿獲者，給洋五千元」；滬寧鐵路局認為兇案發生在火車站內，有損鐵路局聲譽，也主動懸賞五千元緝兇。
上海地方檢察廳組織警力，對兇案現場進行了調查取證，儘管現場沒有人看清兇手的長相，但地方檢察廳通過細緻的調查，還是初步得出了一些判斷。
首先，兇手行刺之時，距離宋教仁僅僅數步之遙，敢走得這麼近，一定不是宋教仁認識的人。其次，兇手既然與宋教仁素不相識，那他行刺宋教仁的原因，一定不是宿怨私仇。除此之外，兇手行刺時舉止從容，逃跑時方向明確，附近一定有藏身之處或接應之人。
地方檢察廳由此得出結論，該案是「為人買通行刺，故就性質而論，破案獲凶或非難事也」。
地方檢察廳雖然做出了破案或許並不難的判斷，但也完全沒有預料到，這件案子的破獲，竟然遠比想象中還要來得輕鬆。
第一條線索，出現於案發後的第二天，來自於六野旅館的旅客。
這位旅客向國民黨方面舉報線索，說住在六野旅館十四號房的武士英行為舉止可疑。
據該旅客透露，武士英是山西人，面目兇惡，身材短小，自稱是雲南軍隊的管帶，可是平時吃穿卻非常拮据，有時還會向旅館內的其他旅客借錢。
三月二十日上午，該旅客看見武士英引領幾個陌生人走進了六野旅館，進入了十四號房，想必是商談事情。不久后，這些陌生人便離開了旅館。
武士英把這些陌生人送走後，顯得非常高興，向該旅客借錢，說要出門去辦點事，但是沒有車費。
該旅客住在武士英的隔壁房，平時和武士英抬頭不見低頭見，不太好意思不借，於是借給了武士英小洋一角。
「這點錢不夠，」武士英卻說道，「我要去西門，路很遠的。」
該旅客於是又加了兩角，總共借給武士英小洋三角。
到了晚上八點左右，武士英返回旅館，找到該旅客，炫耀般地拿出幾十元錢，從中抽出一元，還給了該旅客。
「你何必還給我這麼多？」該旅客有些吃驚，也頗覺納悶，不明白武士英從何處得來了這麼多錢。
武士英卻得意洋洋地說道：「這點錢算什麼？過了今晚，我就是千元戶了。」說完他便離開了旅館。
武士英一夜未回，到了二十一日早上七點左右，才回到六野旅館，結清旅費，收拾好行李，急匆匆地離開了。
武士英這一系列奇怪的舉動，引起了該旅客的注意，但是他沒有多想。直到上午看見報紙上刊登出宋教仁遇刺的消息，他才聯想到武士英的行為，覺得其舉止甚為可疑，於是向國民黨方面舉報了這一消息。
國民黨方面得到這條線索后，沒有向司法當局報案，反而自行派出職業偵探，到六野旅館核實了這條線索，然後追查武士英的去向。
到了二十三日，第二條線索出現了。
第二條線索，來自於法租界巡捕房的華探督察長黃金榮。
二十三日這天，有一個名叫王阿發的古董商來法租界巡捕房舉報，說幾天前他到小西門外應桂馨的家中兜售古董和字畫，應桂馨卻拿出一張照片，叫他把照片上的人「辦」了，如果能夠完成任務，便付給他酬洋一千元。王阿發當然不敢做殺人的勾當，於是急匆匆地離開了應家。「刺宋案」發生后，王阿發見報上刊登的宋教仁的照片，與當日應桂馨拿出的照片上的人，竟然是同一個人。他思慮再三，還是覺得應該把此事說出來，於是跑來巡捕房報案。
黃金榮沒想到「刺宋案」竟然能和應桂馨扯上關係。
當日天口賭檯圍殺黃金榮失敗后，應桂馨急匆匆地趕赴南京，就任總統府庶務科長。但是不久之後，他因與人持槍械鬥，被調任到下關兵站任差，隨後又遭解職。離職后的應桂馨希望東山再起，南京方面不肯用他，他就索性召集一些青幫的舊部兄弟，組建了共進會，自任會長，不久后又攀附上了江蘇都督程德全，由程德全電薦給北京政府。應桂馨奔赴北京，在北京待了一個月，其間由內務部秘書洪述祖牽線，先後受到國務總理趙秉鈞和大總統袁世凱的接見，被委任為江蘇駐滬巡查總長，這才又大搖大擺地返回上海。
黃金榮和應桂馨舊仇頗深，但是應桂馨就任江蘇駐滬巡查總長，可謂今非昔比，所以儘管知道應桂馨回到了上海，甚至耀武揚威地住在法租界里，黃金榮卻拿他沒有任何辦法。
俗話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黃金榮深知眼下時局動蕩，應桂馨今朝得勢攀上了高枝，保不準明天便跌落谷底成了落水狗，到時候再收拾應桂馨不遲。只是他沒有想到，這一天來得竟如此之快，僅僅過去了幾個月，「刺宋案」便發生了，而應桂馨則被人舉報，和這件轟動全國的大案扯上了關係。
有這樣的機會，黃金榮當然要好好地借題發揮。
黃金榮立刻將這一線索報告給國民黨方面，然後派華探喬裝打扮，去應桂馨府上打聽應桂馨是否在家。抓人要抓現成的，他要確定應桂馨在家，才會帶巡捕前去實施抓捕。打聽消息的華探很快回來稟報，說應桂馨不在家中，而是去了公共租界迎春坊一個名叫李桂玉的妓女家中過夜。黃金榮當即聯繫公共租界巡捕房。雖說是深夜，可事關「刺宋案」，所以公共租界巡捕房立刻派巡捕趕到李桂玉的住處，將應桂馨抓了個現成。
因為有機會將應桂馨拉下馬，所以黃金榮不像以往處理公事那般磨磨蹭蹭，而是變得雷厲風行。得知應桂馨被抓捕的消息時，天才剛剛亮，黃金榮立刻率巡捕趕往應桂馨的府上，封鎖各處出口，衝進應家大肆搜查，希望能找到一些與「刺宋案」相關的證據。
應桂馨家中一些人已經起床。黃金榮一進門，便大吼一聲：「全都不許動！」嚇得幾個起早的人驚慌失措，站在原地一動也不敢動。
在這些紋絲不動的人當中，一個身材矮小的男子，卻突然拔腿就跑。
黃金榮立刻帶人追趕。
矮小男子逃到應家後院，準備翻牆逃跑。
黃金榮追得最快，一個箭步躥上去，將兩隻懸空的腳抓住，把矮小男子從牆頭上拉扯下來。眾巡捕一擁而上，迅速將矮小男子制服。
這矮小男子正是武士英。
黃金榮命眾巡捕仔細搜查應家，最後從武士英的房中搜出了一把六響手槍，槍內尚有三顆子彈，事後經過比對，其規格與射殺宋教仁的子彈完全一致。除此之外，黃金榮還從應桂馨的房中搜出了一疊電報，全都是與洪述祖往來的密電，事後又在上海電報局查到了相應的電報底稿。
在這些密電當中，第一份是應桂馨在三月十三日發給洪述祖的，電文道：「功賞一層，夔向不希望。但事關大局，欲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無窮是非，恐大局必為擾亂。」應桂馨又名夔丞，電文中的「夔」字，指的正是他自己。
十四日早上，應桂馨又給洪述祖發去一份密電：「梁山匪魁，頃又四處擾亂，危險實甚。已發緊急命令，設法剿捕，乞轉呈，候示。」
十八日下午，洪述祖密電應桂馨：「寒電應即照辦。」
十九日，洪述祖又致電應桂馨：「事速照行。」
二十一日凌晨兩點十分，即「刺宋案」發生三個多小時后，應桂馨發電向洪述祖報告：「廿四十分鐘，所發急令已達到，請先呈報。」
二十一日上午九點，應桂馨給洪述祖發去了最後一份電報：「號電諒悉。匪魁已滅，我軍一無傷亡。堪慰，望轉呈。」
手槍和電報的出現，已是鐵證如山，兇手武士英和應桂馨雙雙被緝拿歸案，「刺宋案」就此告破。
此時距離案子發生，僅僅過去了三天而已。
離奇死亡
兇手被緝拿歸案后，接下來要做的，便是審訊。
武士英在被捕當天便立即認罪，承認宋教仁是自己所殺。根據他的招供，他原是山西平陽人，曾在雲南任七十四標二營管帶。辛亥革命后，軍隊裁員，他丟了飯碗，於是來到上海謀生，結識了陳玉生，經陳玉生引薦加入了共進會。
三月二十日上午，陳玉生帶人來六野旅館找他，請他辦一個人，他考慮到自己生活境況困難，急需錢財，於是答應了，隨後應陳玉生之邀，前往小西門外應桂馨府上，看了宋教仁的照片，然後帶上手槍赴火車站行刺。
可是應桂馨接受審訊時，卻說他在二十日那天沒有見過武士英，而是在二十一日早晨，即「刺宋案」已經發生后，才第一次見到武士英。當時武士英搬離了六野旅館，在陳玉生的帶領下來他的家中暫住。
到了四月四日公審公堂的開庭預審上，武士英卻當庭翻供，聲稱：「此次刺殺宋教仁，乃我一人起意，並無第二個人。」當被問及刺殺宋教仁的原因時，武士英說「因宋系四萬萬同胞之罪人」，又說「他做農林總長尚做不好，現在竟想做總統，這還了得么？所以我要刺他。」
此案兇手已經抓獲，人證物證俱在，然而先後經過公審公堂七次預審，案情卻始終模稜兩可，未能得出一個統一的事實，究其原因，在於公堂之上始終沒有讓武士英和應桂馨這兩個關鍵人物當庭對質。這樣一樁並不太複雜的刺殺案，只須將已經抓捕歸案的武士英、應桂馨、陳玉生，以及參與或見證此案的吳乃文、馮玉山、張秀泉、王阿發等人拉到一起當庭對質，便可真相大白。然而公審方似乎有意避免，七次預審都沒有這麼做。
四月十二日，在公審公堂的第七次預審上，應桂馨的外籍律師主動提起引渡移交的話題。這次預審當庭判決：「預審明確，案系發生車站，應即商明領事團，移交中國內地法庭，歸案訊辦。」
十六日下午，武士英從法租界的大自鳴鐘捕房拘留所，押送至上海地方檢察廳，交給廳長陳英收押，應桂馨則從公共租界押送至駐守江蘇海運局的六十一團，由團長陳其蔚負責關押。
犯人引渡移交后，江蘇都督陳德全致電袁世凱及內務、司法兩部，提出應組織特別法庭來辦理此案。袁世凱當天回電，表示「望速籌辦」，同意了這一提議。
上海方面立即組織了以黃郛為主裁，王寵惠、伍廷芳為承審官的特別法庭，報請北京政府批准。黃郛和王寵惠均為國民黨人，伍廷芳是前南京臨時政府司法總長，與孫文關係密切，所以這個所謂的特別法庭，實際上是國民黨單方面的特別法庭。
宋教仁是國民黨黨首，哪怕是出於迴避的考慮，此案也不能由國民黨單方面進行審理，所以這樣的特別法庭，北京政府自然不予同意。司法部於十七日回電，否決了特別法庭的提議，命令由上海地方檢察廳全權審理此案。
然而十八日這天，上海地方檢察廳忽然接到程德全的命令，將武士英轉押至關押應桂馨的六十一團兵營。地方檢察廳甚為不滿，派人前去詢問程德全，得到的回復是：「為組織特別法庭，故不得不與上海固有司法機關脫離關係也。」此舉等於是先斬後奏。地方檢察廳沒有辦法，武士英就此被押往六十一團兵營進行關押。
二十一日，程德全再次致電袁世凱，強調組織特別法庭的必要性。袁世凱回電解釋說，司法總長許世英一再力爭，拒絕副署，所以他無法宣布該項命令。許世英也在另一份回電中提出折衷方案，此案仍由上海地方檢察廳負責，不過由伍廷芳暫署上海地方審判長進行審理。國民黨方面卻不肯接受。
就在南北雙方互不相讓之時，此案的關鍵人物武士英卻在六十一團兵營里離奇暴斃。
六十一團是由陳其美、黃郛等人組建的前滬軍第二師第五團整編而來，團長陳其蔚與陳其美私交甚厚，可以說，六十一團是處於陳其美的絕對控制之下。然而在看守如此嚴密的六十一團兵營里，武士英卻在二十四日上午九點多鐘突然死亡，事後查悉，他是吞下了火柴頭而死。上海地方檢察廳原定於二十五日組織第一次預審，誰料到此案最為關鍵的人物武士英卻在預審的前一天暴斃而亡。
武士英在法租界捕房拘留所關押時沒有出問題，移交上海地方檢察廳關押時也沒有出問題，可交由六十一團兵營關押后卻突然死亡，而且不偏不巧，正好死在地方檢察廳第一次預審的前一天。雖然六十一團方面給出的結論是武士英吞下火柴頭畏罪自殺，但上海不少輿論卻懷疑武士英是被人下毒，殺人滅口。
武士英一死，「刺宋案」就此變得撲朔迷離。
迷霧重重
從「刺宋案」發生，到武士英離奇死亡，前後共計一個月的時間。
在這一個月里，一件兇手被緝、證據確鑿的並不複雜的刺殺案，卻越審越亂，始終沒有審出一個確切的結論。
雖然庭審沒有得出確切結論，但國民黨方面卻抓住這段時間，通過真假難辨的輿論宣傳，將「刺宋案」的幕後主使指向袁世凱。
袁世凱的確有刺殺宋教仁的動機。
宋教仁組建國民黨，主張政黨內閣，矛頭直指袁世凱，袁世凱自然是知道的。第一次國會選舉結束后，選舉的結果是國民黨大獲全勝，這對袁世凱無疑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因為國民黨若以合法手段取得政權，將會極大地限制他的總統權力。為了收買宋教仁，袁世凱曾託人贈五十萬元給宋教仁，但宋教仁卻全數退回。收買不成，繼而採用極端的暗殺手段，將政壇勁敵除去，這在邏輯上是說得通的。
除了動機，袁世凱被懷疑為「刺宋案」的幕後主使，還有相關的實物證據。
應桂馨與洪述祖的往來電報從應桂馨的家裡被搜出，也在上海電報局找到了底稿。電報上的內容每一條都與刺殺宋教仁有關，而洪述祖則是內務部秘書，是國務總理趙秉鈞的人，也即是袁世凱的人。在應桂馨發給洪述祖的電報中，多處出現「乞轉呈」「望轉呈」等詞，顯然洪述祖不是此案的幕後主使，在他的背後還有人，而站在洪述祖背後的人，便是趙秉鈞和袁世凱。
既有動機又有證據，上海各界輿論，自然把矛頭直指袁世凱。
不過此案卻有諸多顯而易見的疑點。
譬如說，武士英刺殺宋教仁之後，為何不逃之夭夭，反而躲進應桂馨家裡？他為何不扔掉行刺用的六響手槍，反而一直留在身邊，甚至連剩餘的三顆子彈都沒有取出？應桂馨明知武士英是兇手，為何不將武士英送走，反而將武士英留在自己家裡？他與洪述祖的往來電報，是證明他乃幕後兇手的唯一證據，為何不直接銷毀，反而一直保留？舉報第一條線索的六野旅館的旅客，為何不向巡警總局或地方檢察廳舉報線索，反而直接向國民黨方面舉報？他在舉報線索之後，為何不去領取各方懸賞的賞金，反而就此消失，沒了蹤影？
這些太過明顯的疑點，讓當時的輿論出現了另外一種截然相反的猜測，認為「刺宋案」的幕後主使絕非袁世凱。
應桂馨曾是陳其美的親信，跟隨陳其美多年，又替孫文做過事，換句話說，應桂馨長時間是革命黨的人，袁世凱如果要刺殺宋教仁，豈會把如此秘密而重要的事交給應桂馨來做，另尋更為值得信任的殺手豈不是更好？「刺宋案」是在陳其美嚴密控制下的上海地界內發生的，袁世凱如果要刺殺宋教仁，為什麼不等宋教仁去往北京的半路上下手？如果在去往北京的半路上動手，不僅更容易成功，而且得手之後，「刺宋案」的審理權因為案件發生地的緣故，便會落入北京政府的手中，而不是一直由國民黨方面進行操控。
持這種觀點的輿論認為，「刺宋案」有可能是國民黨方面故意設的局，以圖栽贓嫁禍給袁世凱，至於背後的主使人，便是上海的實際掌權人陳其美。
和袁世凱一樣，陳其美也有刺殺宋教仁的動機。
陳其美一直是孫文的左膀右臂，而孫文與宋教仁素有矛盾，尤其是國民黨成立之後，孫文在黨內的影響力大減，可以說宋教仁已經取孫文而代之，成為了黨內的實際領袖。在宋教仁為國民党參加國會選舉而四處奔走時，孫文卻不聞不問，遠赴日本，足見他對宋教仁持何種態度。主動下手，替孫文除去政敵，陳其美擁有刺殺宋教仁的動機。
在暗殺方面，陳其美是精於此道的高手，陶成章被刺就是先例。「刺宋案」的間接兇手應桂馨曾是陳其美的親信，陳其美對其有知遇之恩，應桂馨雖然表面上投靠了北京政府，但他很可能暗中仍在替陳其美賣命。該案的直接兇手武士英，在預審的前一天暴斃於六十一團兵營里，而六十一團處於陳其美的絕對控制之下，陳其美殺人滅口，以免武士英在地方檢察廳的預審上說出一些不該說的話，也是有可能的。
兩種猜測，各有各的道理。
但後來發生的事，似乎更傾向於後一種猜測。
宋教仁死後，孫文返回國內，成為了國民黨的實際領導人。國民黨方面一直操控著「刺宋案」的審理，按理說此時領袖回國，有了主心骨，應該不顧一切地查清真相才對，可國民黨方面卻偏偏有意遮掩，使得這件原本線索明確的刺殺案變得撲朔迷離。黃興主張通過法律途徑來解決「刺宋案」，孫文卻堅持訴諸武力，最終發動了二次革命，致使南北之間重新開戰。
在戰爭打響的同時，「刺宋案」的間接兇手應桂馨，卻趁著戰亂的機會，從六十一團兵營的監獄里越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