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王元化文稿 上/文學卷》（11）
汪公嚴與清華校歌
汪公嚴與清華校歌
汪健君先生已年逾九十，來信由別人代書。內容很簡單，但附有其先君公嚴夫子於二十年代在清華教書時，為清華所撰校歌(后李增德又為我抄來一份，兩份文字相同)。其詞如下：
西山蒼蒼，東海茫茫，我校莊嚴，巍然中央。東西文化，薈萃一堂，大同爰躋，祖國以光。莘莘學子來遠方，莘莘學子來遠方，春風化雨樂未央，行健不息須自強。自強，自強，行健不息須自強。
左圖右史，鄴架巍巍，致知窮理，學古探微。新舊合冶，殊途同歸，餚核仁義，聞道日肥。服膺守善心無違，服膺守善心無違，海能就下眾水歸，學問篤實生光輝。光輝，光輝，學問篤實生光輝。
器識為先，文藝其從，立德立言，無問西東。孰介紹是，吾校之功，同仁一視，泱泱大風。水木清華眾秀鍾，水木清華眾秀鍾，萬悃如一矢以忠，赫赫吾校名無窮。無窮，無窮，赫赫吾校名無窮。
小時居清華園，每逢節日盛典，學生聚會大禮堂，一開始全體起立，唱校歌。我們這些員工子弟，參加節日聚會時，也同大學生一起唱校歌。所以清華園的孩子們都會唱校歌。上面的清華校歌大約作於二十年代初，由汪公嚴作詞，何林一夫人作曲。我曾問過現在清華的許多人，他們都不知道了。(一九八四年我在廣東從化療養，邂逅高士奇，我們曾在一起唱過。)至今我還很清楚記得在擠滿黑壓壓人群的大禮堂里，一起唱校歌的情景。氣氛十分莊嚴，我們也屏著呼吸，一本正經跟著唱。但只唱完第一節就結束。現在我才知道校歌後面還有兩節。
一九九七年
(《王元化集》卷七，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120]
記汪公嚴
一
我早就想寫一點紀念先師汪公嚴先生的文字，遲遲未能下筆，原因有二：一是我雖然曾由父親領去向先生問學求教約一年，但算不上是先生的一名正式弟子。從輩分上來講，他和我父親雖在上世紀二十年代是清華同事，但又有師生之誼，我父親曾向他學過畫，學過古文。汪先生比我年長半個世紀。那時，我已二十多歲，請父親央求他抽出時間允許我去問學，蒙他應允了。因此，我覺得我稱他為師，多少有些冒昧。其二是，我向汪先生求教時，他年事已高，我不敢多坐，課程一完，就匆匆告辭，交談少，對他的情況也就知道的少。倘寫文紀念他，難免會空泛。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曾寫信給汪先生的長公子健君先生，請他提供些資料給我。那時健君先生已年高，退休在清華園。他曾回信給我說，體弱記憶不好，無法應命。但又說，他二弟復強先生手中有些資料。數年前，復強先生到大陸探親訪友，我們見了面，才知道復強先生編有汪先生自記年譜等資料。他返台後不久，即將這些資料複製給我。這些資料，倘再加整理即可彙編成冊，這是讓人全面理解先生為人治學的好辦法，但目前一時尚難做到。所以，我只能在這篇小小的紀念文中，將復強先生所編的資料作為先生的小傳摘寫如下。
公嚴先生(又字鞏庵)，於清同治十年(一八七一年)三月一日生於廣西桂林文昌門內之福旺街，母親徐平之夫人為他取名鸞翔。先生六歲時在家塾讀書，父母課以四書、毛詩、唐詩等。
十二歲，先生父親雲臣公因滇督之聘由桂赴滇，臨行勉之曰：「人生須有實學，乃能做事。年少科第，非汝福也。汝之經尚未卒業，且須全讀之，不必汲汲赴鄉試。」先生遂遵命家居讀書。先生母親徐夫人查諸經中有未讀畢者，令補之，且取毛詩三百首口授之。在《自記年譜資料》中，先生把當時讀毛詩的情景描述得甚為生動：「風雨瀟瀟，一燈如豆。風聲、雨聲、雞聲與讀書聲關相唱和，(先母)必責令全部皆能背誦乃已。」同時又記：「先外祖母傅太宜人亦嫻詩學，自余幼時即以唐詩三百首授之。至是時，仍責以時時背誦。」又記曰：「余補讀初完，而先父亦自滇回桂。遂於光緒十三年丁亥春，攜余游廣州。中遇瀏陽歐陽藹臣(學鳳)先生課以程朱之學。余始知人生尚有聖賢之學。」
十四歲，先生應童子試，屢列前茅。這一段《資料》記有一件頗為有趣的事：最後一場，先生文成尚有餘紙，乃畫梅一枝於其上，戲問試官：「此梅佳否？」學使詹希伯(嗣賢)大宗師，顧而笑曰：「試場命汝作文，非作畫也。汝犯場規矣。明年汝來考古學，並來取秀才可乎。」略一品味這段話，可見先生性格瀟洒，頗具幽默感。從《資料》中還可看出先生自幼性喜自然，好作畫，亦善於作畫。先生後來在清華教書時，教職員中，向他學畫者絡繹不絕，家父曾攜清華美籍教員麻倫向先生學畫。至今，我家仍藏有先生所作的尺方山水畫近十幅。那時先生因索畫者甚多，遂訂「畫約」。我想先生對繪事的愛好是出於天性。先生四歲住福旺街時，院中有無花果樹一株，又梔子、天竺、筋竹各一叢，先生時攀樹取果，或種花果其下，是為最大樂趣。
十七歲，臘月，返桂林應廣雅書院招考。次年十八歲，榜發，列第一名。時梁節庵為廣雅書院山長，任先生為西齋齋長(案：齋是學生宿舍的通稱)。又越一年，義烏朱蓉生(一新)鼎甫繼任山長，后朱先生將院中師生問答輯為《無邪堂答問》一書，共五卷。先生特在《資料》中記曰：「余獨佔一卷。」解放前，我曾在北京琉璃廠購得廣雅書院所刊此書原本。書中不僅可見朱一新學問淵深，同時還可以從先生提到的那一卷答問中看出他年輕時好學深思、文思睿敏。此事我在拙著《九十年代日記》中曾有記述。
二十一歲，請假回桂鄉試，首題成文逾八百字(案：當時考試文不可過八百)，正主事擬摒弗取，副主事見文中有道學、儒林、文苑之殊途句，訝曰：「此語非曾讀宋史者不能道。」又笑曰：「此人於時文中敢用杜句，非詩人亦狂生矣。」幾位試官爭議后，再三斟酌，終將此卷由掄元降為第四。
二十二歲，入京。參加康有為「強學會」，漸傾心於新學。從湖南晏孝儒習算學。凡有西學新譯諸書，必購，自行研讀，用力極勤。
二十五歲，父親病故后，數年中，歷就家教席。
二十七歲，得張之洞電調入鄂，遂留張幕，與海門周彥昇(家碌)共編輯《勸學篇》，越三月《勸學篇》成。(案：此事多為人所不知)
二十八歲，保送經濟特科，赴試不第，曾參與康有為之保國會。戊戌事變，「六君子」被難后，避嫌出京。
三十五歲，母親病故后，仍返武昌供職。在岳丈紀鉅維(案：系紀昀後人)為總監之文普通學堂任教。十二月，調北京學部任審定科行走，復兼任北京第一師範優級選科物理化學教員。
四十一歲，武昌起義后，避居天津俄租界，曾擬改名「遺」。次年任天津法政學院地理教員，復得兼保定高等師範史地部主任教員。乃僕僕於津京保之間。越明年自津遷返北京。
四十八歲，一九一八年，由梁節庵薦在清華學堂任教，授高等科、中等科國文。一九二○年，先生為清華學堂撰寫校歌歌詞，由何林一夫人配製樂曲。一九二一年，在清華國學部授中國哲學(含倫理)及國文。開始在家中授徒繪畫，與京中書畫文詞之士日增往來。李響泉、蕭愻、許寶蘅、曹經沅、梁漱溟、傅巍棻則過從較密。(案：《資料》中稱「梁漱溟於是年結婚」，復強先生複製給我的其他資料中有梁漱溟致先生的信一件。)一九二三年，清華留美專科及女生之考試中地理試題及閱卷均由先生擔任。至一九二八年五十八歲時，清華數易校長，羅家倫來，乃離去，(案：當時離去的人頗多，我父親亦為其中之一。先生在清華前後約十年)任保定河北大學教職。
六十四歲，一九三四年，與陳曾壽攜行至偽滿長春授溥儀數理化等科。
七十一歲，一九四一年自東辭歸，回北京，居兵馬司中橫街九號。一九四六年，我在北平任教時，曾向先生問學求教約兩年。
此後，先生年逾古稀，活動不多，只有以下數事可記。一九四七年，先生七十七歲時，尤應邱石冥之請，去近鄰南橫街盆兒衚衕十一號京華美術專科學校授課。一九四九年，七十九歲，八月，逆產管理局下令遷居，輾轉半年，終於遷至清華大學西院四十一號。一九五三年，八十二歲，被聘為北京文史館館員。
先生逝世於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晨，享年九十二歲。
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二
一九四七年初，北平天氣很冷，父親和我雇了兩輛洋車，到兵馬司中橫街九號去拜見汪先生。那是一條清潔的衚衕，先生住宅有兩扇紅色大門。走進門洞，分東西兩座大院，院內的花草樹木很少，使人有些空曠寥落之感。東院北頭有幾間磚瓦平房，這就是先生的居所。室內燒著裝有煙筒的煤爐，火勢甚旺，火焰有時從爐門躥出來。公嚴先生身體瘦小，鬚髮皓然，說話帶著廣西口音。他穿著一件古銅色的長袍，腰間系著一條藍綢腰帶，下面是雙梁布底鞋。由於父親早就向他說過我要來求教的事，所以見面后談話很快就轉入這個題目。我說出我的讀書要求后，確定講授內容分三方面：一是屈原《離騷》，二是《文心雕龍》，三是《文賦》。
先生授課，大多全憑記憶。有時身邊也放著幾本書，但很少查閱。我讀《離騷》用的是商務出版的衛瑜章編著的集釋本，書中亦採用了時人資料，如「青鎖」二字下，即收入聞一多的考釋約一百字。「女媭」名下，編者忽插入按語，大意是說「朱子謂媭乃賤妾之稱，以比黨人。郭沫若遂以女媭為屈原之妾，亦大奇矣。唐突古人，抑何太甚？」我將這些講給汪先生聽，汪先生聽了莞爾一笑。他對我講授《離騷》時，全用古音，讀來押韻。就我總的印象來說，汪先生講授各書時，似不太重視前人的訓詁考據，這大概是「通人惡煩」吧。他的講解往往有獨到之見。比如講解《文賦》「雖離方而遁圓，期窮形以盡相」一句，即與何義門所釋「此言文章須有規矩方圓」不同。照先生的意思，離方者是離開方去說方，遁圓者是離開圓去說圓，否則以方說方，以圓說圓，就變成前人所譏的「以彈說彈」。這一說使我長久不能講通的道理也就豁然貫通了。
先生講授《文心雕龍》更使我終身受益。這部書雖僅四萬餘言，卻是包括了史論評在內的百科全書式的著作，倘非具有極淵博的知識是很難理解它的。在先生講授前，我幾乎讀不懂魏晉時代那種對仗式的駢體文字，更沒有經書的一般知識。後來我對《詩經》《易經》《左傳》等略有常識，完全由於先生的教導。先生求知慾之強是令我驚訝的。我向他問學時，他已逾古稀之年。可是，在他書架上，我發現有一套戰前水沫書店出版的普列漢諾夫等著、由魯迅等翻譯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叢書。先生竟會讀這些書，真是出我意料之外。由此使我想到，前輩在治學方面是重視通才的。他幾乎從不向我提問，只有一次，他說得高興時，忽然問我一個化學問題，使我手足無措。先生說他那時代讀自然科學是多麼困難，言下之意自然是責備我不用功。這件事使我至今愧然難忘。
我隨父親和先生一起出遊兩次。一次是往中山公園看牡丹。後來先生曾賦詩一首惠贈。詩云：「勝境寧辭過往頻，況當花木正逢春。幾番履舄來今雨，難得衣冠是舊人。一世盡為爭地戰，眾葩亦學捧心顰。殘年至計唯收棄，笑拾飛鴻傍水濱。」我將先生手寫的這首詩裱好裝入鏡框，一直把它掛在室內。可是「文革」一來，我不得不將它燒毀了。當時先生說看牡丹還是去崇孝寺好，那裡有三棵黑牡丹，是明代傳下來的。後來我們又去了一次崇孝寺，在先生提示下，還看了寺藏的青松紅杏圖。先生詩作甚多，惜未收集刊印。先生在九十高齡時，父親收到清華舊友寄來的一首他作的詩：「同對西山看夕曛，階前落葉已紛紜。人間何限風兼雨，物外猶存我與君。學不幹時身更貴，書期供用老彌勤。卅年舊夢誰堪續，重話瓊宴酒半醺。」我很喜歡這首詩，曾將其中兩句，引用在我寫的那篇自述前作為題詞。
先生以繪事聞名於同儕。父親說他對中國畫史鑽研甚精，舉世無二。我沒有向先生請教過這方面的問題，但偶爾聽他隨便說過二事。一是他不喜歡徐悲鴻的馬。二是他說宋人之畫多茂密，後人畫才漸趨疏落。先生不太重視撰述，未在這方面留下什麼著作，我曾請問過復強先生，他說先生授課的講義今已無存。又說，他只依稀記得，先生似乎撰寫過一本有關荀子的著作，但已經找不到了。
我自一九四八年夏返回上海后，就再沒有和先生見過面。一九五五年我受胡風案牽連后，就完全切斷了社會交往。那時，先生為父親作的十來幅尺方山水畫存在我處，我時時把玩，恍如與先生仍在溝通，聞其謦欬。其中有一張是畫的傍晚雪景，在一座依山的茅舍前，有一排籬笆，一童子抱著一瓶新採的梅花走來，茅舍窗口有一人孤獨坐在那裡。畫上題著一句詩：「山家除夕無他事，插了梅花便過年。」我很喜歡這張畫。那幾年，我們一家三口每逢過舊曆年時，就把這張裝在像框里的畫拿出來放在檯子上，以度歲末。
二○○六年元月六日
(《人物小記》，東方出版中心2008年1月)[121]
王芳荃遺著《怎樣欣賞中國詩詞》手稿目錄[122]
CONTENTS
PARTⅠPage
SelectionsofPoetry
SiKing(詩經)1
1PeFung(北風)2
2TsuYu(驄虞)6
3HuangNiu(黃鳥)8
ChuTzuh(楚辭)15
4TungJun(東君)18
YoFu(樂府)27
5ChangKoShin(長歌行)28
6MungHuShin(猛虎行)32
7SanShaYao(三峽謠)34
PoetryofTsingdynasty(AD.265-419)
8TenKiangChungKuYu(登江中孤嶼)36
9YinChiuSi(飲酒詩)40
KuSi(古詩)44
LiHo(李賀)』stwopoem：
10①KungWuChuMen(公無出門)45
11②LanShiangZenNiuMiao(蘭香神女廟)52
PoChu-i(白居易)
12PiPaShin(琵琶行)60-84
TheChueChuandtheLeuSiofTangdynasty(610-906A.D.)(唐絕句和律詩)85
13NanPuPe(南浦別)88
14ISueSungPe(易水送別)89
15BaTsongTu(八陣圖)91
16KiangShinWanKuanLu(江行望匡廬)93
17SanLeuMiao(三呂廟)95
18SanYuehShue(三月雪)98
19TenHuanChoLou(登鸛雀樓)100
20YaSi(夜思)101
21ChunMien(春眠)102
22ShunYingTseBuYu(尋隱者不遇)103
Seven-wordedChueChi(七言絕句)
23SungMongHao-janTseKuanglin(送孟浩然之廣陵)105
24ShaKianglin(下江陵)107
25YuehChungHuaiKu(越中懷古)109
26ChiuYuehChiuErISantungShunTi(九月九日懷山東兄弟)111
27WeiChenChu(渭城曲)114
28FengChiaoYaPuh(楓橋夜泊)116
29TsuSai(出塞)118
30HueiShiangOuSu(回鄉偶書)120
31ChueChu(絕句)122
32ChuchourSiJien(滁州西澗)124
33KungTauh(宮詞)126
34ChungYu(春遊)128
35ChinlingTu(金陵園)130
36TiPi(題壁)132
37ChingMing(清明)134
38TsengPe(贈別)136
39LoHua(落花)138
40LuSan(廬山)140
41TungChin(冬景)142
42HuaYing(花影)144
43ShiHu(西湖)146
44TiTseHuaLanHua148
Five-wordedLeuSi(五言律詩)
45YaWan(野望)150
46Tsao(草)153
47KoKuJenChuan(過故人莊)155
48SanChuChiuMin(山居秋暝)157
49KoShiangChiSi(過香積寺)159
50ChungNanSan(終南山)161
51TsuhPeKuSan(次北固山)163
Seven-wordedLeuSi(七言律詩)
52HuangHoLou(黃鶴樓)165
53PiaoShungHuaChiu(表兄話舊)169
54ChiLiTsanYueinShi(寄李僧元錫)172
55HuaiSungYuKuChi(懷宋玉古跡)175
56TenLou(登樓)179
57KoYa(閣夜)182
58WenKuanJunSouHonanHope(聞官軍收河南河北)Seven-wordedLeuSiofSungdynasty(960-1276A.D.)185
(宋七言律詩)
59MeiHua⑴[梅花(一)]188
60MeiHua⑵[梅花(二)]191
61ChangShiangSi(PeChin)195
TzuhofNanTangPreviousofSungdynasty
(宋前南唐詞)197
62IKiangNan(HuaiChiu)憶江南(懷舊)198
63YuMeiJen(KangChiu)虞美人(戚舊)200
TzuhofSungdynasty(960-1276A.D.)
宋詞
64TienShienTse(ChunHen)天仙子(春恨)202
65YuLouChun(ChunChin)玉樓春(春景)206
66ShiKiangYueh(ChunShi)西江月(春夕)209
67ShinShiangTse(ChiLiLai)行香子(七裏瀨)211
68KiangChenTse(YunLiu)江城子(詠柳)215
69ChingYuAn(Shue)青玉案(雪)219
70ChangShiangSi(Yu)長相思(雨)223
71IChinWo(PeChin)憶秦娥(別情)225
72NanKoTse南歌子228
73KiangChenTse(ChungPe)江城子(春別)231
74MuLanHuaLin(Liu)木蘭花令(柳)234
75YuLouChun(ChunHen)玉樓春(春恨)237
76ManKiangHun(HenTi)滿江紅(恨敵)240
77TsueHuaYin(TsunChiu)醉花陰(重九)244
78SenTsaiTse(YuenShi)生查子(元夕)248
79TsaKuTien(PeChin)鷓鴣天(別情)250
80ManTingFang(TiPi)滿庭芳(題壁)253
DramatioMelodyofYuendynasty(1277-1367A.D.)
YuenChu(元曲)259
81TouWoYuen(ChaChu)竇娥冤(插曲)260
82KungShiaoChiao滾繡球261
TzuhofChingdynasty(1644-1911A.D.)
(清詞)
83TsuYinTaiJin(TiaoWanTzuh)祝英台近(悼亡詞)266
84MaiHuaSen買花聲(TiShuPienSuSan題徐翩翩書扁)270
PoetryofthePresentDay(現代詩詞)275
ChairmanMao』sPoetry(毛主席詩詞)
85清平樂276
86WeiLiuMingPingTiChao為女民兵題照279
87TungYung(冬雲)281
Poetryfromothersources
FromtheNovelsSanKuoYienYi(三國演義)
88ShieLuYinMau淺露陰謀
89ChangSung(張松)286
TienYuHua(天雨花)
90YuMeiJenHua(虞美人花)289
HungLouMung紅樓夢
91ChuMun(菊夢)291
92YuChi(虞姬)294
FromChaiTseYuan(芥子園)
93PoembyPoChu-I(白居易)297
94PoembyKuanPanPan(關盼盼)297
95Seven-wordedChueChubyanoldworkman300
96Five-wordedChueChubyasedan-chaircarrier302
PARTⅡ
TheFourSoundsofChineseCharacter(orword)：Pin(平)、San(上)、Chu(去)andJu(入)Rime311
ThePinChe(平仄)oftheChueChuandLeuSi(律詩平仄)312
TuiLein(對聯)318
MeaningandPurposeofChinesepoetry321
APassagefrom「SiPin」(詩品)byChongYung(鐘嶸)325
「TwentyFourClassesofPoetry」bySi-KungTu《二十四詩品》司空圖著328
QuotatioinofSomeLinesfromEnglishandAmericanPoets331
ASpecialPointofthePoet』sPractice335
Bibliography
附圖一：王芳荃《怎樣欣賞中國詩詞》手稿封面
附圖二：王芳荃《怎樣欣賞中國詩詞》手稿扉頁
《無邪堂答問》摘抄
一
連日讀朱一新《無邪堂答問》。此書系一九四七年在北方交大任教時，自琉璃廠書肆購得，廣雅書局版，線裝，五冊一函。迄今未見有鉛印本，大概民國以來從未排印過。朱一新為汪公嚴先生老師。但可惜我未問過汪先生，汪先生也未向我談過。我讀此書時將感興趣者，陸續摘抄下來。書中有一段文字論辯偽倘出於臆斷，其禍烈於焚書。文曰：「姚氏(立方)古今偽書考，多出臆斷。古來偽書，惟子部最多，經部作偽不易。漢魏六朝經師，一字之殊，斤斤考辨，若張霸、劉炫之偽造者，終不能售其奸。近人動輒疑經，唐以前無是也。《皇清經解》中，頗有此弊。大率以己之意見治經，有不合者，則鍛煉周納，以證古書之偽，而後可伸其私談。若推此不已，其禍殆烈於焚書。」
二
《無邪堂答問》論戴震《孟子字義疏證》一書:「漢學家略涉宋學藩籬而以之攻宋儒者，推戴東原。乾嘉諸儒，東原、竹汀為巨擘。一精於經，一精於史。竹汀博洽過東原，湛深不逮，而弊亦較少。其言名物制度，歷算音韻,故足澤逮來學。然戴氏之《孟子字義疏證》《原善》《緒言》三書，則謬甚。東原集中有《繫辭論性》《孟子論性》兩篇，乃《字義疏證》之根柢,自以為揭孔孟之精神，不知宋儒固先言之矣。其論告子之學,亦不出李文貞《榕村語錄》範圍。文貞論告子甚精，似足補章句之所未及。惟東原誤以人慾為天理，宗旨一差，全書皆謬。古書凡言欲者，有善有惡。程朱語錄亦然。其教人退欲存理，特恐欲之易縱，故專舉惡者言之，烏可以辭害意？東原乃以欲為本然中正，動靜胥得。」(見本集「讀《孟子論性》篇」)無論古書多不可通，率天下而禍仁義者，必此言矣。且既知義理與氣質有別，而又執氣質以為義理，自相矛盾，何也？惠定宇為漢學大師，東原等群相應和。惠氏經學雖深，未免寡識，其言易龐雜無緒，未得漢儒家法(家法不宜太拘，獨治漢易，則不能不拘守一家之說……)。(惠氏)《九經古義》，摭拾前人棄置不用之說，其所推衍，亦罕精要，與臧氏《釋經日記》略同。《史通補註篇》謂劉昭注《後漢書》，如人有吐果之核、棄葯之渣，愚者重加捃拾，潔以登薦。惠、臧之書，殆亦類此。
化按：朱氏評東原論欲，全是宋學立場。其實東原並非不知欲之有善有惡。他認為禁慾絜欲之害，在於使人產生冷漠,而喪失發展進取之心。欲之不可禁，正如思想亦有惡，不能因此將一切思想禁絕。朱氏忽略了清代下半葉思想，是以欲作為伸張個性解放之說，所以他對龔自珍亦持同樣的批評態度。
三
《無邪堂答問》卷四答汪鞏庵(公嚴先生號)問曰:「世儒但以博學為貴，思辨之功不講久矣。善乎陸桴亭之以思辨名其書也。辨，謂辨之於己，非謂與人爭勝。聖人且以學之不講為憂。」
又，汪鞏庵問:「黨錮諸君，清操亮節，誠足令人興起，然矯枉過正，能無弊歟?」
答:「諸賢當分別觀之，其更相標榜，誠不免為名所累，然此坏於依附以立名之徒，聲氣既廣，因緣並進,其人本不足為輕重。(張儉持議激切，而事急亡命，累及多人，益見李元禮、范孟博深識勁氣，為不可及也。賈偉節說竇霍以救元禮，而獨閉門以拒岑晅，宜哉!)……魏武取人，不恤廉恥，士風始變，卒釀篡奪之禍，紛紛至三四百年而未已。然則諸賢之隱持世運為何如？懍懍焉，皓皓焉，與崑玉秋霜比質可也。」化(按)：許壽裳贊魯迅曰：「皓皓焉堅貞如白玉，懍懍焉勁烈若秋霜。」亦用此語。
又論申韓非聖人一體雲:「呂氏《呻吟語》，謂申韓亦聖人之一體，非也。陸清獻《三魚堂集》已辨之。」
四
汪鞏庵問:「凡太儉、太剛、太刻、太傲之人，似皆易流於不近情。」
答:「太儉者,偽君子。太剛者，學君子而未至，否則亦好名之人。若刻與傲，則小人矣,豈止於不近人情焉？小人舉動有極近人情以欺君子者，不可不察(儉為美德，過則弊生。故儉於己，謂之儉;儉於人，謂之嗇，嗇者不足論。儉而過者,非性安淡泊，則欲以邀名，其中又有等差。取人當觀大節，未可以是而遽信之。素位而行處境者最宜致力，可省卻無數矯揉造作。凡矯揉造作者，充其量可行險僥倖，蓋同此患得患失之心也)。」
五
汪鞏庵問:「獨行不懼四字故善，然須以當言則言,當行則行八字作註腳，否則恐任意決裂，多有不當。」
答:「獨行不懼，本非魯莽滅裂之謂，惟其見理明而處之當，故能獨行不懼，不然意氣之私而已，何足當此？古來安心為小人者亦不甚多，大抵見理不明，自以為是，意見之私，有以害之。若恃此而以為獨行，其流弊有不可勝言者。毀譽固不足計，然不計流俗之毀譽則可，倘持一自是之見，而概以人言為不足恤，則亦終為小人之歸而已(王介甫為考官，一院之事皆欲紛更，張方平知其必當誤國。故學術貴正大，不貴新異，高明者最宜戒此)。」
汪鞏庵問:「人須有我在，方足自立,持身方有崖岸。人所趨，我不趨;人所避，我不避，方不隨人轉移。」
答:「善哉言乎！然天下亦有不妨共趨共避者，須精義之學乃能辨之。隨人轉移之非，固不待言;若不問理之當否,但求與眾立異，尤非也。持身必有崖岸，理尚未足(疑下有脫文),能自立，能不為人轉移，則不求異人而自異。若必好為崖岸,非儒者中正之道。凡人內不足,而後以氣凌人，其好立崖岸之徒，有本諸天性之剛者，有出於識見之偏者，亦有偽飾以欺人者，不可不察。」
六
汪鞏庵問:「人雖當平正通達，似亦不可無奇崛盤郁之氣寓乎其中。」化按：汪先生此問，繫緊接上面答語而發，似有向師商榷之意。
答:「奇崛盤郁之氣，斷不可少。齷齪者流，不可以入德，為其索索無真氣也。人不特立獨行，未免虛生可惜。此天之所與我者，人皆有之。世故曰深,斯真氣日寡;我但率性而行，初非以此翅然自異於眾也。以此自異，則與齷齪者相去不能以寸。是以君子貴學，學則可抵於俊偉光明，不學則流於詭異堅僻。詭異堅僻者,其人亦多奇氣，一用於正,一用於偏，遂覺相去霄壤耳。」(下略)
七
汪鞏庵問:「人無論和與介,均須獨立不懼，有一自立之處，方能置一切榮辱毀譽於度外，而心地常坦然。習之當，即養氣之功。」
答:「配義以道,方能獨行不懼。義之所在，生死且非所計，何論榮辱毀譽？至接人則和中自有介在，所為卑而不可踰也。生斤斤於和介之辨,是猶有和介之見者存。須知接人以和，持己以介，介與和固并行不悖。若己介而必以介責人，則觸處荊棘。天下大矣，豈能人人盡如我意。趣向既殊，敬而遠之可耳。古今之至介者，莫如夷、齊;至和者，莫如柳下惠。然有直道事人，三公不易之節，而後可言和。有求仁得仁不念舊惡之心，而後可言介。三子者不同道，其趣一也(宋儒中，伊川以嚴厲名，然每見人論前輩之短者，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此何等氣象！潘四農《養一齋札記》有雲:孟子論事剛決，然看『愛人不親』一章,方知守道之嚴，立心之厚，不相悖也)。后之君子則異是。故處士橫議，而秦有焚坑之禍。顧廚標榜，而漢有黨錮之災。災禍非君子所避也，苟以此為榮，而或激成之，則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在下者與在上者地位不同,措施亦異。匹夫而操揚清激濁之權，災必逮夫身。漢魏時，尚行鄉舉里選之法，月旦之評，猶可言也。後人而欲為此，思不出位之謂何?)。」
化按：觀以上數日所摘師弟之間問答，可見二人胸中之丘壑。問者正當青春，氣方盛，一再以做人當「獨立不懼」「須有我在」「奇崛盤郁之氣」等為立身之本，以與齷齪者流相區別。而答者，閱世深，思慮密，老成持重，處處戒弟子不可陷於片面，操之過急。我覺得這樣切磋學問是很有意義的。其中所說一些修身道理就是在今天也可供我們參考。
八
汪鞏庵問:「西學在今日，亦當務之急。何者最為切要?」
答:「治西學須明其地勢，考其政俗，以知其人之情偽。為操縱駕馭之資。……」
汪鞏庵問:「趙易胡服，卒振朔方。日本步武泰西,甚至變服色，易徽號，而國亦因之日強，豈勢之所值，固有當因時制宜者歟?」
答:「取西人之藝事，以輔吾不逮，未為非計。若改正朔，易服色，是亦不可以已乎？且倭人亦何嘗真強？不終為俄之附庸不止也。日本舊為封建之國，事神其本俗，而教法則儒釋並用，釋尤勝於儒。當平氏、北條氏時，屢有大將軍削髮而仍執朝權者(見《日本史》《日本外史》)。足利氏興，始尊儒術。藤原肅出,始宗程朱。物茂卿、太宰純之徒，又詆程朱，尊漢學，皆視吾中國之好尚,以為趨舍(物徂徠乃陳同甫之流，非專漢學也。太宰純、山井鼎輩，乃真漢學)。自攘夷議起，德川歸政，行歐洲之法，廢支那之書，而儒釋皆不競矣。蓋彼視儒釋與西學,同一來自外邦，故迭興迭廢，不以為意……」
化按：那時人不似今天所想象的那樣守舊，他們是關心外面世界的。鼎甫所論雖有保守的成分，但他對日本學術思想脈絡是相當清楚的。
九
汪鞏庵問禮(略)
答:(前略)「汪雙池讀《近思錄》，謂無物無理，隨處目睹，耳聞、手持、足踐，皆吾窮理之學。《朱子補傳》:『在即物而窮其理。』一即字已吃緊，教人非謂只格一物，便可貫通。亦非謂必窮盡天下之理，只積累多后，自然見去。戴東原《孟子疏證》謂『聞見不可不廣，而務在能明於心。一事豁然，使無餘蘊，更一事而亦如是，久之心知之明，進於聖智，雖未學之事，亦豈足以窮其知?』案東原之說，正與《朱子補傳》意同。而譏宋儒為空指一貫，何焉？程朱言格物，明白如是(見上文)其言一貫，必推諸真積力久,一本萬殊。又推諸違道不遠，下學上達，曷嘗空指乎?」(下略)
十
答問學中論清人之學遜於明人。「(國朝惟小學駢文優於明代，其他理學、經濟、朝章、國故及詩、古文之學皆遜之。至說經之書，明人可取者固少，而不肯輕為新說，猶有漢儒質實之遺。近人開讀書之門徑，有功於後世者固多，而支離穿鑿以蠢經者，亦正不乏。康熙時儒術最盛，半皆前明遺老。乾嘉以後,精深或過之，博大則不逮也。)百餘年來，風流闃寂，遺書散亡。《正誼堂叢書》之刻,雖未盡饜人意，猶得藉是以窺崖略，其去取亦頗審慎(其中時有刪節失當者。《皇清經解》亦有此病)。《宋元學案》捃摭最富,謝山持論最平(黃主一之論頗有偏者，宜分別觀之)。黎洲《明儒學案》雖主張王學，然於龍溪、心齋之徒，亦未嘗有恕辭。惟河東、敬齋諸流派，採摭未備，是則門戶之見耳。道之大原出於天，故《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繫辭》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大戴禮·本命篇》:『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所謂道者，與《繫辭》『一陰一陽之謂道』意同，與《中庸》之言人道者意異。戴東原據此以斥諸家，彭尺木《二林居集》有書辯難。尺木他文多雜釋氏，此則持論獨正。東原復書，蓋強辭也。)」
十一
「《二程遺書》明道曰:利非不善也，其害義則不善也，其和義則非不善也。伊川曰：『君子未嘗不欲利，只是以利為心，則有害在。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便是害。未有義而遺其君，便是利。』仁義未嘗不利，是則近人之所據以攻宋儒者，程子早言之矣。化按：此一節義利之辯，申宋儒之理，可供參考。
倉頡造字，自營為私，背私為公。自營者自環也。私本非美德，而近人亦必故反其說，甚至援干祿百富之文，以釋《論語》之干祿。不思求福於天，乃詩人頌禱之詞，干澤於人，豈聖賢誠勉之意？《大戴禮》有子張問入官篇，夫子答之，與此語意迥異，安得援以為證？《集解》引鄭注，與《集注》初無異義，乃支離曼引，欲以此回護賢哲，而不知適以大惡歸之。此皆揚聖門、釋非祿之餘波。西河妄言,可為典要焉？說經不顧其安，而徒好為新異，以便營私者之藉口。苟充其類，則世人夤緣奔競，皆分所宜然。鄙夫患得患失，尤勢不容已，無惑乎？以長樂老為聖人矣。吁！可畏哉!」
化按：二節論義利尚有可辯，亦有可觀。此節論公私，唯引證聖人之訓，不就問題本身進行探討，無論據，亦無論證。只可作衛道之言看。
十二
答問學，辨前人注「一以貫之」諸家之說。「(《論語》多言求仁之方，罕言仁體。《西銘》則專言此。蓋《西銘》源出《周易》也。)」又「(《論語》何注，以不待多學而一知之釋『一貫』。離學識以求一貫，其言遠不如《集注》之精實。近儒反以『墮於空虛』疑《集注》。阮文達遂釋『貫』為事，而雲『一以事之』。姑無論其說之是非，恐亦無此文法。)」(中略)「治經治史，皆欲窮至事物之理以措諸用,而非摭拾細碎，傲人以所不知之謂博也。(姚姬傳言『諸君皆欲讀人間未見書，某則讀人間常見書。』其言深可玩味。索諸六合之外者，往往失諸目睫之前。惟精研訓詁，覃思義理,久之自能通貫。朱子讀書之法蓋如此，其舉以教人者屢矣。一事不知以為深恥，學者當立此志。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學者當存此心。天地之大，聖人有所不知,不知不害為聖人也。若破碎支離，輾轉販襲，以為求知之道，為人乎？為己乎？欺人乎？欺天乎?)苟徒索諸虛，而不知證諸實,是為無用之學，異端以之。泥於器數之末，而不知性道之原，是為無本之學，俗儒以之。」(下略)
汪鞏庵問:「人雖游遍五嶽，所處仍不過一廬。為學而有兼騖專營之分，其理想亦如是。」
答:「學固有安身立命之處，然不游五嶽，專守一處，所見已隘，所志亦卑，為學第當知有歸宿耳，始基固不可不博也(鬍子《知言》有雲:『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二語可為學者之良箴。[按五峰之言，《近思錄》取之]《張南軒集·答胡季履書》曰,博與雜，相似而不同，不可不察也。徐偉長《中論·治學篇》:『凡學者大義為先，物名為後，大義舉而物名從之。』然俗儒之博學也，務其物名，詳於器械，考於訓詁，摘其章句，而不能曉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無異乎女史誦詩，內豎傳令也。荀仲豫《申鑒·時事篇》，語有之曰：『有鳥將來，張羅待之，得鳥者一目也。今為一目之羅，無時得鳥矣。』道雖要也，非博無以通矣，博其方，約其說)。」
十三
汪鞏庵問兵書事。(略)
答:「兵法為學問中至精之事，亦儒生分內之事(古儒者多通此)。然可學而能者，制陣束伍之方;不可學而能者,審機應變之略。茲事半由天授，古人恆慎言之。若夫周秦諸子，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苟去其偏，皆足經緯宙合。故文景以黃老致治，諸葛忠武，學兼申韓。特其言駁雜不純,非以義理裁之，則害多利少，故不若儒術之純粹無疵也。」(下略)「漢承秦后，馭下如束濕薪，民困兵革久，故清靜無為，足以致治，非其時，則廢弛矣。東漢之季，王綱解紐，劉璋暗弱而無能，蜀民富庶而無制,故信賞必罰，乃可為國，非其時，則操切矣。治莫大乎因時，拘泥成法者，不足與語遠猷。然苟不知為治之本，則補苴瑣屑，法立弊生。衰世之政，治絲愈棼，職是故也。申韓久為世詬病，而蜀先主以訓其子，謂《商君書》益人意智，亦為其時與其人而發耳，非此者烏可藉口。」
十四
汪鞏庵問:「學問如築室，然須自根基築起，逐漸推去，方成完備之室。非然者，雖有涉獵，亦終如海市蜃樓，惝恍迷離而不可恃。註疏奧衍難曉，不如趁此時將諸經正文溫讀一二過。《史》《漢》《通鑒》，亦閱其大概。經濟辭章之書雖不必遽棄，但暇時涉獵，后再致力。俟數者稍有得，方閱理學書。似此或不致逐末忘源，而如築室之無基。」化按：此問，似亦可作為答語看。想是朱先生令公嚴師自述如何治學，始臚述其門徑與步驟，有如此詳細者。
答:「築室之喻良是，但其所恃以為根基者，則有所未盡。註疏所以釋經，經義隱奧,故註疏以釋之。專讀正文，須經義已通者方可，不然安能領會也。(原注略)生近讀《曾文正集》，文正往往言歸宿於義理。所謂歸宿者，讀書所得，每日所行，必印證於義理，而以此為歸，非謂姑置於後為緩圖也。生質本聰穎，志趣亦覺不凡，第為學太雜，欲兼包並騖,而少循序漸進之功，又未免見紛華而悅之意。故日記中多自刻責語，而終不免游移。無他，年少氣盛，而未能收攝心神之所致也。學問之道，有本有末，有專營,有兼及，有所棄乃有所取。考據之學，非生專長，亦不願生之汩沒於此。然既知經史之宜治，義理之可貴，而又作騎牆之見，何也?」(下略)
化按：從以上數則答問來看，可知師弟之間切磋學問之情狀。一方面多用引導之法，循循善誘，而絕無耳提面命，生硬灌輸之態。另一方面則因此養成了一種不受拘束、好學鑽研的精神。這些不僅可供學術上的參考，亦可作為教育上的借鑒。不知今日教育家是否注意到以前書院所積累的教育經驗否？倘將過去的東西一概視為必須加以反對的糟粕，那麼，我們只有像十月革命后的無產階級文化派那樣，連已有的鐵路也當做資產階級的毒瘤，必須扒掉，重新去建所謂「無產階級的鐵路」了。
十五
化按：讀《無邪堂答問》筆記，至此而止。我已不記得當時為何而中斷了。答問中尚有許多有關自然科學方面的內容。據我看，朱一新是吸取了截至那時為止中國在自然科學方面所積累的最新最全面的成果。我由於自然科學基礎差，讀這些篇章時多不理解，但對其闡述的淵博和精深感到驚訝和敬佩。公嚴夫子從廣雅書院卒業出來，時在清末，他最早所做的工作不是在學堂教授中文，而是教授自然科學。算來，他恐怕要算是我國早期的自然科學教育家之一。這是當時知識分子的特殊表徵。
二○○一年據一九九七年日記整理
(《清園近作集》，文匯出版社2005年5月)
悼王瑤
去年十月二十二日，王瑤先生給我的信中有這樣一段話：
下月二十日，我將赴滬郊青浦縣參加巴金作品討論會。此會二十五日閉幕，會後擬在滬小住數日，因我的老伴未去過上海，此次將偕行，在滬並無其他任務，只是逛馬路而已。屆時定當趨訪，借敘衷曲，來示所說的心情，彼此與共，晉人王弼曾雲「聖人應物而無累於物」，姑共勉之。
我認識王瑤是一九八一年在北京京西賓館舉行的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一屆學科評議組的會議上。後來我們在編《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卷》時，又經常在一起，這樣就逐漸熟悉起來了。我們在一起工作，討論問題，但沒有單獨深談過，儘管我早就對他十分仰慕。他在信中約定敘述衷曲，在我們交往中還是頭一次。我在給他信中曾訴說了自己心情不好。得他信后，我一直期待著和他作促膝之談，這大概是我隱隱感到我們都具有一種相濡以沫、相呴以濕的共同願望吧。
青浦的會議我沒有參加，聽說王瑤是抱病到會的。在他從北京動身之前就感到不適了。由京輾轉來到青浦，他已經漸漸感到不支。會議主持人尊重他，把他請到主席台上，要他發言。他吃力地講了不多幾句就講不動了。兩天後，他被送進華東醫院。我得到通知，到醫院去看望他，這時他躺在病床上，發著燒，臉孔紅紅的，由於哮喘而顯得呼吸急促。我要他不要說話，但他仍表示好了后要去我家。他住院時期，在他身邊照料的有他的夫人杜琇女士、女兒超冰和北大中文系孫玉石教授等。孫也是他教過的學生。後來，王瑤要留學英國的兒子超默回來。不久，超默也來了。當時，我對王瑤的病沒有想得太嚴重，總希望藥石有靈，經過治療就可康復。他並不是患的絕症，只是普通的肺炎。醫院也沒有宣告他的病情危險。我還在盼望他出院后可以實現我們談心的約定。
可是，他的病情一天天惡化了。一天深夜，孫玉石打電話通知我，醫院給王瑤切開氣管輸氧。電話中傳來孫玉石充滿焦慮的聲音。我也知道，這種手術是萬不得已時才用的。第二天一早，我趕去看他，他的被切開的喉管已插入輸氧的管子，旁邊有一架發出篤篤運轉聲的輸氧機。他的頭腦一直是清醒的，但是他連簡單的話也不能說了。這種手術使病人很痛苦，但他卻顯得異常平靜。他一見到我，就伸出手來要握住我的手。可是我沒有把自己的手伸出去，因為我怕他的切開的傷口會受到感染，始終和他的床保持較遠的距離。我覺得他像是要訴說，這使我感到難過。可是我能說什麼呢？我們相對無言。他那雙柔和的眼睛，不僅沒有痛片的表情，卻顯出一種超脫，甚至我覺得似乎是含著微笑。記得青年時，我讀過羅曼·羅蘭寫的紀念瑪爾維達·梅森堡的文章。當瑪爾維達在病危中因陣痛無法控制的時候，她就讓身邊的朋友出去一會，等陣痛過去再進來。她不喜歡丑的東西，甚至連自己因疼痛而扭歪的臉孔也不願朋友看到。大概王瑤也是這樣，為了某種信念而寧願強忍痛苦。是不是他服膺魏晉風度從而感染了魏晉時代的通脫？他論述魏晉學術的著作，迄今仍是被重視、被引用的名篇。他對六朝文學有很深的造詣；而解放后，他卻以現代文學名家。他曾向我說過，當時因為學校沒有教授現代文學課程的人，作為分配給他的任務，他接受了這門課程，使自己的研究完全換了一個領域。我常感嘆，中國知識分子中是有這樣一些人，他們的個人要求很低，為自己想得很少，甘願為需要作出犧牲。但我們是不是珍視這種品質？有沒有因為隨心所欲或者粗心大意而浪費人才？不過不管怎樣，王瑤仍在現代文學研究領域作出不可企及的貢獻。
他病危的最後幾天是折磨人的。我幾次去看他，都感到心上的沉重。他的女兒超冰坐在病床旁嚶嚶哭泣著。我們都感到他的病情嚴重。可是醫生仍舊說不是沒有救治的希望。不過這些話已經不能再安慰他的親人了。北大對他的病十分重視，向醫院表示，不論多麼貴重的藥物都可報銷。在他病危期間還特地派來陳副校長和其他幾位校領導。華東醫院也儘力挽救。我從醫務人員那裡時常聽到他們說他們正在搶救一位國內屈指可數的學者，他們尊重他，儘力挽救他的生命，把所有弄得到的葯都用上了。可是，由於他的肺功能太差(後來醫生跟我說這是他吸煙太多的緣故)，一切葯都不能減輕他的炎症。十二月十三日晚，他終因肺炎轉呼吸窘迫綜合症逝世於華東醫院，享年七十五歲。
根據家屬意見，遺體告別儘快在上海舉行，以便將他的遺骨帶回北京，由學校正式舉行悼念活動。在龍華火葬場為他舉行的告別會上，我頭腦空空洞洞，渾渾噩噩地站在大廳中他的遺體前。當時上海已進入濕冷的冬季。我的頭腦和身體都已麻木，甚至連感情也被凍僵了。
龍華舉行的遺體告別一結束，王瑤的家屬和北大來滬的同人就匆匆回京了。這時我才感到茫然若失。在寒冷的夜晚，白天的喧囂歸於沉寂，四周靜下來，我為國家失去這樣一個人才，為自己失去這樣一個朋友而感到悲痛。我想到他信中所說的「應物而無累於物」，大概對他來說，是表示了一種對生死處之泰然的態度吧。但是，我又不大理解，他這次動身之前就感到不適，可是還要奔波於蘇州、上海。為什麼他這樣不愛惜自己的身體呢？我曾經問過別人，但我得不到滿意的回答。我又想，他在信中，在電話中，甚至住院躺在床上都和我提起敘衷曲的事。他的家人也和我說他向她們提過這事。但預定的這次談話永遠不能實現了，我不知道他要談些什麼，我似乎可以料到一些，但這些朦朦朧朧的感覺一旦具化，又像陣陣幻影從意識中紛紛褪去，無影無蹤了，這使我感到遺憾。
夜深了，樓外的燈火大多已經熄滅，我感到有些寒冷。我很想把自己對亡友的懷念用詩句表現出來。但是，做不好。很奇怪，在那些日子裡，前人的一首悼亡詩，一直縈繞在我的腦際，詩中有一句說的是：「衛史遺言成永憾，晉卿祈死豈初心。」我久久不能排遣掉……
這些年來，朋友們逝世，我很少寫悼念文章。我怕不能把亡友的形象真切地表現出來。我更怕不能真切地寫出自己的真情實感以致流為應景文字。寫這篇小小的紀念文，我力圖避免此弊。但我只能說我寫了我的所見所聞和所感，也許有些地方，從他本人來看並不完全那樣，那麼，我在向亡友告別的時候，再說一聲請原諒吧。
一九九○年五月八日
(《清園夜讀》，海天出版社1993年10月)[123]
記郭紹虞[124]
我向紹虞先生請教問學，始於六十年代初。那時他是上海文研所的所長，而我則是審查五年後剛被處理下放在所里棲身的人員。我們最初接觸是我將自己所寫的幾篇《文心雕龍柬釋》送他審閱。我沒有料到很快就得到他的同情的回應。他在信中不僅給我鼓勵，還為我籌劃怎樣將這些文字同時分批發表。這是我在那寒冷歲月中從未領受過的溫暖。不久，他還託人送來親手書寫的條幅。從此以後，我把陸續寫出的《文心雕龍柬釋》逐篇送給他審閱，他每次退回給我的原稿上都夾有用端正小楷書寫的籤條。他對這些文章讀得十分認真仔細，甚至對文中所引用的書籍也進行了不同版本的對勘。比如，他指出，我所引用的《四部備要》本《弘明集》，有些篇章的卷數和《四部叢刊》本不同。這真使我既感且愧。
今天各大學中文系已將中國文學批評史列為普遍開設的學科，而這門學科的建立則有紹虞先生的一份心血。早期教授這門學科的卓越有成就的專家如羅根澤、楊明照等，均出自紹虞先生門下。他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為這門學科奠定了基礎，使人認識到它是一門獨特的學問，而不是無根的游談。紹虞先生曾謙遜地說，他這部書只是早出的陳中凡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的跟隨者。但正如朱自清先生在評郭著時所說：「它雖不是同類的第一部，可還得稱是開創之作，因為他的材料和方法都是自己的。」郭著取材極為豐富，我們只要從他後來主持編纂的《中國歷代文論選》就可見其端倪。倘使他沒有搜集並掌握大量文論資料，並對這些資料下過鑒別和梳理的功夫，他是寫不出《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後來他編纂《中國歷代文論選》時，能夠駕輕就熟、得心應手，也正是得益於當初在資料上所下的工夫。
紹虞先生這部書在編例上有著與人不同的特點。一般文學批評史多按歷史朝代分期，這種寫法直到今天也殊少例外。郭著卻不是這樣，在章節上並不整齊劃一，而是或以家分，或以人分，或以文體分，或以問題分。表面看來，全書很不一致，顯得有些瑣屑零亂，但實際上卻是費過一番經營擘劃的功夫。這種編例擺脫了形式上的拘囿，更能勾畫出我國文學批評史的真實面目，觸及它的深微之處。但是這一點往往不易為人理解。我曾聽到過有人指摘郭著不夠豁朗，缺乏明晰的邏輯線索，文筆過於曲折細膩，有夾纏不清之弊。這種批評是受了長期提倡明白易曉、使人一覽便知的文風的影響，以致對內容複雜、蘊藉較深的文字，就視為蕪蔓晦澀了。紹虞先生似乎最怕過直過露。他談任何問題，總是聯繫到各個方面，以防片面化和簡單化，因此和那種文風恰恰是背道而馳的。
紹虞先生以照隅室作為齋名。晚年印有《照隅室文學論集》《照隅室語言文學論集》《照隅室雜著》三種。「照隅」二字取自《文心雕龍·序志》：「各照隅隙，鮮觀衢路。」這句話的原意，是劉勰對於前人持論取小忘大作風的指摘，本含有貶義。紹虞先生反其意用之，不僅在於這兩個字和他的本名諧音，而是寓有其他命意。他的《中國文學批評史·自序》有一段話說得很明白：「(我)願意詳細地照隅隙，而不能粗魯地觀衢路。」這意思是說，寧可詳細地從事一些個案的具體研究，而不願粗率地從事抽象的理論概括。這一說法在今天正盛行著以簡單的概括手段作為宏觀研究的時候，就更容易為我們所理解、所接受了。紹虞先生並不是不懂宏觀研究的理論價值，以及將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結合起來的必要。他這一說法實是有所指而發的。我覺得對於紹虞先生的學術著作都應從這種角度去領會，不能不去注意它們的針對性。
紹虞先生《論八股》一文表明他對趨時之病最為痛恨。他稱這種風習為「一窩蜂，即所謂趕時髦」。文中援引了章炳麟《復仇是非論》中一句話：趨時之疾淪於骨髓，相率崇效，與高髻細腰之見相去有幾？(大意)他在治學上像老一代重視獨立精神的學者一樣，是不肯曲學阿世的。這一點在他所寫的《語文通論》等著作中，也留下了痕迹。語言文字的研討在他的學術著作中佔有相當重要的位置，僅僅把他視為古代文論的學者，而忽視了他在語言文字方面所取得的學術成就，就不能對他作出全面的評價。他在這方面的研究具有不少創見，往往發人所未發。比如，他對語言型、文字型、文字化語言型的界定；對於文言的音樂性(倘用傳統文論的說法，紹虞先生所說的音樂性即文氣)。使其具有不用標點亦能得其句逗的特性的闡發；對於我國義符文字不同於西方音符文字的特點乃在於目治、單音、造句以名詞為主，因而很難向音符發展，只能從象形、指事等方面著手的說明，都可稱為真知灼見。尤其他對於語言與文字或文言與白話問題的論述，更值得我們注意。這個問題從「五四」以來就已經有了固定的看法，胡適的活文學、死文學之說似乎成了普遍為人接受的共識。紹虞先生並沒有對此說進行商榷，他的話雖然說得十分委婉，但細心讀者不難發現他的某些論述實際上正是對此說獻疑。這可以從他對近乎口語的周秦文辭和與口語遠的唐宋文辭所作比較看出，也可以從他對韓柳的古文、明代的語錄體、戲曲等常雜以駢語的論述中看出。我感到遺憾的是我沒有在紹虞先生生前向他請教這方面的學問，我的理解可能是很不夠的。
凡和紹虞先生接近過的人，從未見過他有激烈的言語和動作，都覺得他性格溫和。他說話總是那樣慢條斯理，從容不迫。但根據他的弟子記述，他也有過感情激動的時候。這事發生在抗戰初北平淪陷后的燕京大學課堂上。一天他上課講到《黍離》詩時，竟然慟哭失聲，以致使滿座隨之淚下。這一突兀舉止也不難理解，在為人處世上，他本來就稱頌過狂狷性格。他在《憶佩弦》一文中，說朱自清不英銳而沉潛，不激烈而雍容，在性格中具有更多的涵容成分。他把朱先生歸結為不必定以鬥士姿態出現而仍不失為鬥士的人。這足以說明他對鬥士的嚮往。
最近讀到前幾年唐弢先生為紀念紹虞先生而作的《狂狷人生》，我才知道解放初復旦中文系聘我去兼課是出於紹虞先生的舉薦。那時我們並無來往，後來紹虞先生也未向我提及此事。根據我和紹虞先生多年接觸所得的印象，我覺得他是一位不知文過飾非而敢於展露自己胸襟的長者。「文革」剛開始，報上正在批「三家村」的時候，緊張的政治空氣令人惶惶不安。我去見他，向他談到鄧拓。他沒有一個字涉及這場運動，只是出乎我意外地說了一句：「可鄧拓的書法實在好。」說完他走進裡面的書房拿出一本美術雜誌，翻到一頁刊有鄧拓寫的「實踐」兩個字指給我說：「你看！」此情此景使我至今難忘。再有一次在粉碎「四人幫」后，那時的氣氛完全不同了。他略帶微笑地向我說，他曾經也想用儒法鬥爭的觀點去修改《中國文學批評史》，可是還沒有來得及，「文革」結束了。這種毫無掩飾的坦誠，再一次使我驚訝。紹虞先生雖教書多年，但他不是口才辯給的人。他不大會說話，因而就需要從他那近於木訥的談吐中去發掘寄託遙深的寓意。紹虞先生真誠地相信應改造自己跟上時代的步伐，像許多老一代知識分子一樣。我感到遺憾，當時沒有和紹虞先生深談，不知他在幾十年改造的經歷中，究竟領受了怎樣的甘苦。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清園論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2月)[125]
《魯迅與我七十年》序
問：這幾天有幸讀到《魯迅與我七十年》清樣。我想知道周海嬰為什麼請你為他的回憶錄寫序呢?
答：我只能告訴你一些我和魯迅家人的來往情況。抗戰時上海有份抗日救亡的雜誌叫《婦女界》，許廣平是《婦女界》主要負責人。起先上海地下黨文委派戴平萬同志去幫助做些編排方面的指導(當時就在凌山家聚談)。後來戴平萬有別的工作要做，就派我去。時間是一九三九年。因這緣故，見到了許廣平。我那時對魯迅先生是非常敬佩的，總希望從許廣平那裡聽到有關魯迅的故事。許廣平有空也會和我們講一點，她那時就對我們說魯迅也是普通人，不要把他神化，還講了一些這方面的故事。這些故事有的她已寫到回憶錄裡面去了。後來我們聽說海嬰需要請家教，我的一位友人樂起同志知道后自告奮勇去了。樂起本名樂嘉澍，抗戰前原是清華大學物理系研究生，和李政道同學。「七七事變」后因獻身抗日，放棄學業，在上海地下黨外圍做工作。他也是魯迅崇拜者。樂起去輔導海嬰不久，我們就聽說他和海嬰玩起橋牌來了。這次看了海嬰的回憶錄才知道樂起是以這種方式在教海嬰英語。我八十年代見到海嬰時提起樂起，他還口口聲聲樂老師樂老師，對樂起很有感情。
一九四二年我在儲能中學教國文，那時周建人也在儲能教書，教生物。海嬰書中多次談起周建人，但沒有提及這件事。大概他那時太小，不知建人先生因家境困難還在中學兼過課。這裡提出來算是給海嬰回憶錄作點補充。
改革開放后，我和海嬰見過幾次面。就在前兩年，他還為上海召開魯迅紀念會的事情打電話給我，他說外地有些這類會議的組織者不讓周令飛在會議上發言，請我向有關領導反映一下。市裡答覆上海不會這麼做，有關領導還招待海嬰和令飛吃了一頓飯。
問：說實話，我剛拿到這本清樣時，期望並不高。我想，海嬰是搞無線電技術的，也沒聽說過他寫過什麼文章，再說，魯迅至今依然是被高度政治化的人物，他的後代能秉筆直書嗎?但看著看著，我就被這本書吸引了。海嬰的敘述很誠懇很坦率，從樸實的文筆中，可以感到作者為人的正直，即使涉及一些恩恩怨怨，他也很寬容。
答：是的。許廣平解放后也出版過回憶錄，當時環境不允許她把什麼都講出來，比如解放后被打倒的胡風、蕭軍等，許廣平的書中就不能不盡量避開。海嬰寫回憶錄是在九十年代，顧慮少，真實性較強。書中有不少地方顯示了海嬰敢講實話的勇氣，不為尊者諱，也不為親者諱，把很多事都寫了出來。
海嬰能夠歷史地看問題，撇開了上一代的恩怨。比如創造社的問題，四條漢子問題等。即使像李初梨解放后仍然以偏見成見對待魯迅，海嬰寫到他，還是很心平氣和的。
海嬰是個很有感情的人。魯迅在世的時候，海嬰還很小，魯迅習慣於夜間工作，早上睡覺，因此每天早上許廣平都要叮囑海嬰輕手輕腳。海嬰常在臨出門上學之前，悄悄溜到樓上魯迅房間里，給魯迅的煙嘴裝上一支煙。這樣的細節令人感動。海嬰寫到朱安時，帶著高度讚揚的口吻。魯迅去世后，許廣平一直承擔著魯迅母親和朱安的生活，她和朱安夫人之間互相尊重，像姐妹那樣相處，這是值得後人敬重的。
問：魯迅對待海嬰的教育方式是盡量不作限制，讓他自由發展。但海嬰長大后，個性和愛好都很受限制。他十八歲時迷上無線電，還考取業餘無線電牌照，但天線才架起來兩天，上海地下黨就通知拆掉，因為許廣平家來往的人太多，怕引起國民黨注意。解放后他在北大讀物理，有一次看到同學為橋牌的規則爭論，他插了幾句嘴，結果卻傳開魯迅的兒子不好好讀書，一心打橋牌。為此，北大團委書記還專門找他談話。說作為魯迅的後代要注意影響。從此他再也不敢參與任何文娛活動。這種影響一直波及他的兒子。一九八二年，周令飛在日本和台灣女孩戀愛，後來去台灣成親。國民黨的報紙將之宣傳為魯迅的後代投奔台灣，這裡則有人向海嬰施加壓力，要求他發表脫離父子關係的聲明。幸好海嬰頂住了，要不然數年之後，兩岸通婚成了稀鬆平常的事，海嬰如何面對自己的兒子。從這裡可以看到，海嬰不僅有寬厚忍讓的一面，也有勇於頂住壓力，耿介的犟脾氣。
答：我們一直把魯迅當做一面旗幟，海嬰的地位處境很容易讓人對他產生誤解。海嬰不能像普通人一樣生活，他時時刻刻都活在別人的期望中。因為他是魯迅的兒子，所以人們對他往往期望過高，過嚴，過苛。甚至有時還提出不應該有的要求。
問：我原以為海嬰屬於特權階層，但看了他的回憶錄才知道，他們不僅沒有受到特殊的照顧，連應該屬於他們的權益也被侵犯了。「文革」時將許廣平的醫療單位從北京醫院和其他「走資派」一起轉到了北大醫院，許廣平心臟病突發的時候，該醫院沒有值班醫生，拖延了搶救時間才去世的。許廣平去世一個月，他們全家六口就被要求搬家。搬到一套舊建兩居室的工房裡。而許廣平解放初買下的一座四合院被公家拿去后，卻至今不歸還。他們搬到工房后，因為排污管堵塞，糞水滿地流，兩個孩子都得了肝炎，沒錢治病。周恩來知道后，將積存在銀行里的魯迅稿費批了三萬塊錢給他們，才解了燃眉之急。後來，為了魯迅版稅的繼承權問題，和人民文學出版社多次協商不成，對簿公堂，社會上就紛紛傳言魯迅的兒子愛錢。
答：海嬰為魯迅版稅繼承權的問題打官司，有些人不能理解，認為海嬰不該這麼做。我卻不這麼看。如果我們承認他也是一個公民，也有合法的權利，那麼就應該依法辦事。據海嬰和我講，他到了日本，看到內山完造遺孀生活非常困難，回來后就向出版社建議，將魯迅著作的日譯本版稅撥出一部分資助她的生活。但出版社置之不理，連日譯本的樣書也不給他一本。他覺得自己的權益沒得到尊重，才引發了訴訟的事。
從海嬰的回憶錄可以看到，他們一家的捐獻遠遠大於他們所得到的。魯迅當年在北京買下的兩處房子捐獻出來做博物館這就不說了。許廣平將和魯迅有關的一切物品幾乎全部捐獻出來了，包括魯迅朋友送給魯迅的物品和文物，連魯迅特地為海嬰謄抄的《兩地書》，海嬰摸都沒摸一下，就捐出去了。這些捐獻從紀念魯迅來講，也可以說是應該的。但自從到了解放區一直到解放后許廣平去世，魯迅的稿費他們分文未取。而且，許廣平作為國家幹部，一直在支付保姆的工資，按理她是可以享受由政府支付保姆工資的待遇的。像她這樣自覺減輕國家負擔，不是人人做得到的。許廣平去世之後，海嬰用不起保姆，辭退的費用卻要按國家工作人員的待遇讓海嬰支付。這些是是非非是不難明白的。
問：海嬰回憶錄提到魯迅的死可能和須藤醫生的陰謀有關。在魯迅病逝前半年，一位美國醫生路過上海經朋友引介來為魯迅看病。這位醫生的結論是，魯迅的病情主要是肋膜積水，只要將積水抽去至少還可以活許多年。這位醫生說這是個很簡單的手術，只要他指導一下，一個護士都可以做這種手術。但須藤醫生卻一直不施行這位美國醫生的方案，還是以注射激素感覺舒服一些，但同時也會加速病情的發展。最奇怪的是，須藤醫生自從魯迅去世就消失不見了，再也沒有出現過。因此許廣平生前一直對魯迅的死有懷疑，對海嬰也講過。許廣平解放后多次東渡日本，當年和魯迅有交往的都紛紛來看望她，唯有這須藤醫生沒出現，這就加深了她的懷疑。
答：這件事我早就聽說過。從海嬰回憶錄得知，須藤醫生是日本烏龍會副會長。烏龍會是日本在鄉軍人組織，這組織是鼓吹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須藤醫生曾建議魯迅到日本去治療，魯迅拒絕了。日本就此知道了魯迅的態度，要謀害他是有可能的。像這樣一件重大懸案，至今為止，沒有人去認真調查研究，真令人扼腕。現在由海嬰提出來，希望就此能引起重視，能將這件懸案查個水落石出。另外魯迅在有人提醒他之後，為什麼堅持不換醫生，這也是一件懸案。
問：魯迅生前希望海嬰不要做個空頭文學家，要做個能自食其力的人。就此而言，海嬰是實現了魯迅的希望的。
答：我不認為魯迅的後人從事文學才算繼承了魯迅。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對魯迅以及許廣平道德人品的繼承。做個空頭文學家，道德人品又有問題，那是繼承魯迅嗎?那是對魯迅的背叛。我覺得海嬰在很多方面為人正直，這是能安慰魯迅和許廣平在天之靈的。
二○○一年
(《王元化集》卷七，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岡村繁全集》中譯本序
《岡村繁全集》中譯本即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我能夠在這項中日學術交流工作中聊盡綿薄之力，感到十分高興。
岡村繁先生是當代日本的中國文學研究界有代表性的資深學者。他早年師從著名漢學家斯波六郎，斯波先生是二十世紀初日本研究中國學術文化的「京都學派」代表人物狩野直喜和鈴木虎雄的學生，其淵源直接來自於我國乾嘉學派。當年王國維亦曾為「京都學派」作出貢獻。岡村先生作為京都學派的後繼者之一，其學術風格繼承了日本的中國學研究傳統。這種傳統對於我們今天也可以提供某種借鑒。
中國學界對於岡村繁先生的名字並不陌生。二戰後日本學者對我國古代文論的研究首推〈文心雕龍〉，研究涉及有版本、註釋、翻譯、索引等方面。岡村先生最初研究成果是《文心雕龍索引》，這部書與王利器《文心雕龍通檢》均在五十年代問世，成為研究《文心雕龍》的重要的工具性著作。我結識岡村先生也是緣於《文心雕龍》研究。一九八三年我受中國社會科學院委派訪問日本，曾在京都、九州、大阪、廣島、東洋等大學與不少日本學者會面。與岡村先生就是在那時認識的。他的熱情豪放性格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從那時起，我們經常往來，建立起真誠的學術友誼。
岡村繁先生是位勤奮紮實而勇於發表獨立見解的學者，在中國文學研究的諸多領域都有開拓性建樹。他的《文選》研究提出了與日本學術界不同的觀點，而以往日本學術界所認同的觀點正是以他的老師斯波六郎為代表；他對楚辭與屈原的關係也作過新的闡釋，這是他在日本學術界率先提出的；他的《陶淵明新論》突出了陶淵明性格中的世俗性一面，也受到學術界矚目。
岡村繁先生作為一位有影響的日本學者，對中國文化十分熱愛。我們見面聚談，在許多問題上常常產生共鳴。他對中國文化懷有深厚感情是從他長年累月對中國文化的傾心研究中產生出來的。隨著研究的深入，他逐漸感受到中國文化的魅力。日本接納中國文化有悠久的歷史，不難理解，作為日本漢學家的岡村先生，他對中國文化的感情還包含著中日文化關係的歷史淵源。可能正是這緣故，使得他在涉及中日文化關係的研究方面，能夠不拘狹隘的民族觀念，不受學術以外因素的牽制拘囿，而發表自己的研究結論。兩年前，他應上海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和上海圖書館邀請，為滬上學術界作了題為「日本接受中國文藝的類型」的專題演講。演講中他追溯了日本古代各時期接納中國文學的基本狀況，並對日本學術界的一種主流觀點提出質疑。這種觀點認為日本平安時期出現的「物語」文學並未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而是在日本獨立文化環境中所形成的，從而稱其在世界文學中為獨創性的文學樣式。岡村先生經過作品的比較和分析得出結論說，最初的「物語」文學與中國唐代「變文」有種種驚人相似之處，兩者存在著密切的授受性親緣關係。此外，對日本文學史上另一個出現於鎌倉、室町時期的「鏡物」文學，岡村先生也從中國文化史背景角度進行考察，指出它很可能與當時中國北宋末期司馬光《資治通鑒》的影響有關。這同樣是日本研究者一直未能解答的問題。他頗懷感慨地總結說：「日本是位於世界東端的海上小國，自古以來對中國和朝鮮半島擁有的悠久先進的文化之發展動向，懷著特別的敏感。正是這種宿命的敏感性，形成了古代日本接受中國文藝的特定模式。」從這番基於實證而發自肺腑的坦誠表述中，我們不難感受到他對中國文化的感情與他長期從事中國文化研究之間的密切關係。這種感情理應受到中國學術界的珍視。
中國文化對日本有著深刻影響，而日本對中國文化發展的影響在近代也十分顯著，從章太炎、王國維、魯迅、郭沫若等近現代人物的著作中，我們不難看到這種影響。在研究中國學術文化的領域中，我們對日本方面研究狀況的介紹和了解迄今還做得很少。如果說中國學術文化的價值並不限於中國自身的話，那麼我們對中國學術文化的研究視閾也就不能囿於本國範圍。就此而言，《岡村繁全集》作為外國的中國文化研究者的全集首次在中國出版，是一件有特殊意義的事情。
岡村先生承襲日本學者學風，重視基礎工作，培養學生從基礎入手，重視版本、訓詁、考據，以及資料索引等方面的研究。而這些基本方面在我們的很多研究中常常受到輕視。他的學生甲斐勝二曾回憶以前在大學聽岡村老師上蕭統《文選》演習課的情況說：「上課前學生要做很多準備，首先要比較幾種版本和抄本中的相關部分，調查文字的異同；再做異同對照表；然後自己去調查現在能夠看到的資料。上課中老師時常嚴格問學生，版本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異同，為什麼這個版本與那個版本的文字一樣而與另一個版本的文字不一樣。學生對這些問題有的能夠回答，有的不能回答。不能回答的時候，老師常常手裡夾著一支香煙沉默地等待著，這時間對學生來說很長很長。學生就這樣漸漸掌握了對中國古典文章的閱讀法。」從中可以看到岡村先生的治學頗具中國清代乾嘉學者的遺風。這對於我國不重基礎工作的年輕一代學人來說，尤具啟迪意義。
岡村先生在其一九九九年的《文選之研究》出版後記(見本全集第二卷)中寫道：
近年來不知不覺中我已垂垂老矣，且疾病不斷。我不得不承認自己的《文選》研究已經難以再進一步推進。……不過，本書的每一篇都傾注了我的精魂，都是經過我再三撫摸而寫成，它們令我流連不舍，儘管其中仍然有一些不成熟。我想這些傾注心血的論考隨著學問的進步，也一定會或遲或早在將來某一天被后秀們超越。這是無可奈何的學術發展的必然。畢竟後生可畏。雖然這令人感到有點悵悵，但是為了《文選》研究的進步，我還是祈望著這一天的早日到來。
這樣的心情，是出自一位異國的中國文化研究者，令人感到彌足珍貴。雖然著者這裡所涉及的只是《文選》研究，但是我們不難想見他在已逾半個多世紀的中國文學研究生涯中的執著與期盼。岡村先生今年已齒比八十，據他的學生說，他現在仍在儘力主持推進著十多卷本的《白居易全集》的日譯出版，又聽說他還期望著能每月在家中與他的弟子們一起進行《毛詩正義》的研讀會。我衷心祝願岡村先生健康長壽，所願如意。
本全集副主編陸曉光曾是我的博士研究生，十二年前由我介紹赴日本留學，拜師岡村先生學習兩年，現任華東師範大學東方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另一位副主編俞慰慈博士也出生上海，是岡村先生的中國弟子，現在日本福岡國際大學任教。
最後，我要向參加全集翻譯的譯者們以及負責和擔任全集出版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各位表示衷心感謝。
二○○二年二月
(《岡村繁全集》第1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7月)[126]
記錢鋼
二○○三年十一月八日這天，整日下著雨，就在這樣一個陰雨綿綿的悒鬱日子裡，錢鋼離我們而去。他從發病到去世只有二十多天，享年僅四十五歲。
他去世前一個多月，曉明曾約請幾位朋友在慶余聚餐，錢鋼也應邀參加了。那時誰也看不出他有病，吃完了飯，還是他送我上樓來的。臨行，他轉身出門前，含著微笑向我告別。怎麼想得到這會是我們的訣別！
十月上旬他發病初，我自己也因病住進了醫院，打電話到他家去，接電話的是他的夫人小林。我問錢鋼在家嗎？回答是一陣微弱似乎帶有哭泣的細語，我聽不清說的是什麼，接著傳來錢鋼本人的聲音。他告訴我他在發燒，肝上發現腫塊。我知道他長期被肝病所困擾。半年多前他曾向我說過，他在一家中西醫結合的醫院看病，醫生說他病情穩定，沒有問題，他自己也表現出樂觀，充滿自信。但是現在他在電話里告訴我這樣一個消息，使我吃驚，不知怎麼說才好。我只說了一兩句自己也覺得是無用的安慰話，電話就掛斷了。接著而來的是一連串的可怕的消息，他被確診為肝癌，而且已是晚期，住進了長海醫院。再得到的消息更可怕，他在大量地吐血，臉上和全身泛出肝癌末期病人所出現的黃色，病情在急劇惡化。當時，我自己住在醫院裡，只能依靠天天去長海探病的文忠，把他的情況告訴我，一直到他去世為止。
十一月十六日舉行的遺體告別儀式，是藍雲當天趕來跟我說的。他的遺體靜靜地躺卧在一片白花叢中，來弔唁的人多半是他的學生，其中有他曾經教過的、正在教的，還有一些他沒有教過的。他們哭泣著向他的遺體鞠躬告別，依依不捨地佇立在靈堂四周，久久不肯離去。錢剛生前性格內向，很少表露自己，從來沒有和我談過自己的成就。但有一次，他帶著有些得意的神情告訴我說，他們學校舉行了一次不記名投票，讓學生來推選他們所敬愛的老師，而得票最多的就是他。此外，就再也沒有聽他說過他教書的事情了。直到他去世后，他的好友張寅彭把他學生寫的悼念文交給我看，我才發現，錢鋼竟是這樣一位深受學生愛戴的好老師。我沒有想到，他在課堂上是那麼生動活躍、善於言辭，趣味盎然，這跟我認識的錢鋼截然不同。他在學生面前一點也不拘謹，一點兒也不寡言笑，而是很會說笑話，很會掌握他們的心理。他引導他的學生去愛生活、愛學問，去做一個富於人性的真正的人。我讀了十來篇他學生寫的悼文，這些文字句句都是愛，字字都是至情。這些可愛的孩子在傾吐難以抑制的傷痛的時候，展示了自己內心的純真和質樸，令人讀後，怎不感動？如今我已入耄耋之年，在這熙熙攘攘、上下征利、人情澆薄的世上，猶能見到這樣一批不同於趕時髦的庸眾俗流，而是有頭腦、有品格、有追求的青年，真是感到高興。我不能不說，從他們身上也顯示了中國的未來希望。錢鋼在教育上默默耕耘，雖然很少有人知道，但目前的大學正需要這樣淡泊於名利、勤奮敬業的好老師，儘管他的工作、他的價值，在他活著的時候是被漠視被埋沒了。
我和錢鋼最初認識是在一九九○年。他的父親是我四十年代初所教過的學生，可是我們並沒有什麼來往，而錢鋼卻成了我青年朋友中的知己。我們無話不談，他理解我，不會因為我說話不慎而對我產生誤解和猜忌。他也不像有些人懷有某些實際目的，或言不由衷，或虛與委蛇，而缺乏真情實意。像他這樣的朋友，我覺得是很難得的。他逝世后，我寫了幾個字以表悼念，其中四個字是「至感痛惜」，這幾個字雖平常，卻表示了埋在心中的哀思。多少年來，朋友的去世都使我難以抑制自己的悲痛，不過時間一久，也就逐漸平復下去。但錢鋼的死在我心上留下的傷口，恐怕難以癒合了。
我最初認識錢鋼時，對他的治學並不怎麼重視，但後來情況有了變化。最近這兩年，我感到錢鋼有了突飛猛進的進步。他是從文學批評史跨到文化研究領域裡來的。進入這一新領域難度很大，對這點我有切身體會。錢鋼是個認真的人，他不怕鑽研之苦，但他有個和別人不同的困難，這就是他的身體。我們來往一直很頻繁，但有一度，大約是三四年前，他突然長久不來了。我打電話問他，才知道他得了肝病，而且這種肝病是他已故母親遺傳給他的。雖然錢鋼時時想擺脫肝病對他的威脅，但事實上，這種病是致命的，所以，死亡的陰影一直籠罩在他的身上。在這種情況下，他要發奮治學，就不得不受到阻撓。他不能像別人一樣拚命熬夜，一時身體垮了也還能夠恢復。他要是在治學上鑽礪過度，就將釀成大禍，所以他不得不小心。他能作出最後兩年那樣的成績，是不由人不感到欽佩的。去年第九期《博覽群書》上發表他的論文，大概是他最後幾篇作品之一，只要把這篇文章和他以前寫的同類文章相比，就可以知道他為這種進展曾付出過多少努力。
錢鋼近年來以大部分精力致力於傳統文化的研究，我們經常一起談論這方面的問題。就我的記憶，似乎我們沒有談過張載。不過我相信他會喜歡張載下面的這段話：「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有人說張載此語胸襟廣闊、氣勢恢宏、境界崇高、超邁千古，可為中國士人重建精神的家園。文忠告訴我錢鋼臨終向親友訣別時，顯出了一種內心的平靜和安詳。為什麼會這樣？張載說：「存，吾順事；沒，吾寧也。」這樣一種人生觀，一種對生和死的態度，是需要一個人以一生的行為來貫徹自己應盡的責任和使命，才能實現的。我想，錢鋼努力去做了，他才在最後的日子裡顯得那樣安詳和平靜。
二○○四年立春
(《人物小記》，東方出版中心2008年1月)[127]
記任銘善
任銘善先生，字心叔，江蘇如皋雙甸人。一九一三年生，一九三五年畢業於之江大學。曾師從鍾泰、徐昂、夏承燾諸位國學大家。早年治文字、音韻、訓詁之學，后專攻經學。抗戰初，之江大學遷到上海，在租界內慈淑大樓租賃了幾間房屋作為教室。任先生在之江任中文講師。七七事變后，我們一家從北平逃難到上海，母親怕我荒廢學業，通過老朋友之江教務長鬍魯聲教授請來任先生教我中文，以準備報考大學。我每周三次到任先生住所上一小時課。那時任先生住在憶定盤路的一條弄堂里。這條弄堂是戰後匆忙建起來的一排排兩層的簡易樓房。當時租界因不斷有逃難來的人湧入，人口驟增，房商新建了不少這種所謂新式里弄的簡便樓房，任先生就住在一座樓房的底層。
我第一次去拜訪任先生，看見他穿著一件長袍，個子不高，但兩眼有光，神情肅然。在我和他的接觸中，他似乎從未笑過。他並不是一個內向的人，也很直率，絕不為了敷衍別人而隨聲附和。他是很講原則的，上課時，從來不跟我講閑話。儘管任先生肅若霜秋，對人對己都有嚴格的要求，但他並未讓人望而生畏，感到凜然不可親近。他教我的時間不長，前後約一年光景，但他給我講授了《說文解字》《莊子》兩門課程。《說文解字》依序按照部首一個字一個字講的；《莊子》用的是郭慶藩的集釋本，他講授了《內篇》和《外篇》，《雜篇》則沒有時間教了；《世說新語》是他指定我自己讀的。我除了每周三次到憶定盤路他家裡去上課外，有時他還要我到慈淑大樓去旁聽他在之江大學講課。任先生講課時全神貫注，聲音洪亮。我在他家上課時，雖然只有我一個人，他也是用同樣洪亮的聲音對我講解。
任先生生活簡樸，他的居室只有幾件木製傢具和一把作為休息用的藤椅，此外別無長物。我每次去他家，都看見他端坐在書桌前，孜孜不倦地讀書，從來沒有閑散的時刻。他經常讀的是三禮之類，都是線裝本。任先生後來在禮學上造詣甚深，恐怕與他早年下過苦功夫有關。書桌上還有一方小硯台和一錠小硃砂墨。我去時，他不是在埋頭攻讀，就是用硃筆在書上圈點或在書眉上批註。他寫的一手蠅頭小楷，清麗端正。任先生教我讀《莊子》，每遇到艱深難懂的句子，他總是把重要的諸家註釋逐條地解說。最後再加以分析和評斷，向我闡明哪家之說不可通，哪家之說費解，哪家之說才最為愜恰。倘所有註釋全都不妥，而他也不能以己意解通，就取存疑態度。例如他對《養生主》中的「指窮於為薪」一句，就是如此。
就記憶所及，任先生曾對我有過幾次批評，卻沒有對我表揚過。這不能怪他嚴厲，那時我正忙於抗日救亡工作，對知識學問的價值和意義還不理解，以致去任先生那裡上課常常遲到，有時甚至還缺席。任先生極為生氣，責我自由散漫。有一次，因為我沒有去上課，他從憶定盤路跑到古拔路我家中，留下一張便條，說他「久候不至」，問我為什麼不事先請假，並將此事向我母親訴說。我回到家中，看到便條，受到了母親的責備，雖然心中有些惶然，卻並沒有向他表示歉意。倒是多年以後，每一念及此事，他那消瘦的面龐、兩隻炯炯有神的眼睛、發音洪亮的嗓音，就會出現在我面前，使我愧疚，使我不敢荒疏懈怠。
那時我讀了一些「左傾」書，社會閱歷淺，卻自以為掌握了「前進的意識」，有時也在報上發表一些小文章。我曾挑幾篇拿給任先生看。他讀了，只是冷冷地說：「寫得不行。」接著指出：「你看你的文章氣勢這樣急促，這是不好的。」我聽了不禁感到澆了一盆冷水，心想任先生對我的要求未免太高了。過了幾天任先生拿他的學生作文卷給我看。這些學生年齡和我差不多，但他們寫得確實好，使人從中感到有一股清新不迫的韻味。我還記得一份描寫湖邊觀景的作文卷，有「遠山踏波欲來」之類的句子，任先生在旁邊加上了圈點表示褒獎。在此以前，我不知道「文氣」是什麼，經過任先生的點撥，我開始有點明白了。當時我還把自己正在閱讀的金聖嘆批杜詩請教他。他叫我不要讀，說：「金批割裂了原文的氣勢，這是不好的。」「氣」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特有範疇。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期，我曾撰文談到，在西方很難找到和「氣」相對應的字，但在中國文化傳統中，「氣」這個概念卻存在於各個領域。就風格言，早在曹丕的《典論·論文》提出「文以氣為主」之前就已存在了。王充《率性篇》所舉「齊舒緩、秦慢易、楚急促、燕憨投」就是這方面的例證。九十年代末，錢鋼為我編學術年表，說我注重文氣是源於任先生的教導，就是指此而言。
任先生的一生是坎坷的，反右時被定為「極右」，原因一是鼓動學生走白專道路，二是因龍泉哥窯遺址遭到破壞，他曾提出過呼籲和批評。從此以後，他被剝奪了各種權利，不準教書，不準發表文章，每月只發生活費三十餘元，令他到資料室勞動。為了維持全家的生活，他不得不將自己心愛的藏書和歷代碑帖賣掉。以上這些事在《夏承燾佚聞》和任先生哲嗣任平兄等所撰寫的文章中均有較詳的記述。任先生曾是夏先生的高足，他們之間的關係可以說是亦師亦友，感情篤深。「反右」后，任先生身處逆境，又患重病，卻仍勤奮治學。他寫出的學術論文除了一九六一年暫短的寬鬆期偶得用本名刊出(如為《中華文史論叢》創刊號撰寫《經篡小辨三題》)，其他大多不能發表。夏承燾先生慨然署上自己的名字拿到報刊上去登載，稿費交給任先生去補貼家用。「文革」爆發，夏承燾先生為此多次批鬥，兩人所遭到的凌辱和折磨是可想而知的。那時任先生已患肝癌絕症。「文革」次年秋，任先生終於鬱郁以歿，春秋五十有四。任先生臨終前，曾說了這樣一句話：「我死了，夏先生可以少一條罪名了。」我是直到九十年代去杭州時，才認識任平賢伉儷的。一次我專程請任平兄帶我去他家拜見師母，並和師母合影留念，作為我對任先生的教澤師恩的一點表示。那時我已年逾古稀，任平兄叫我和師母並排坐下拍照。相互推讓了半天，我還是站在師母身後拍了一張照片。這張照片收入了我的畫傳《跨過的歲月》中。
論曰：瘢夷者惡燧鏡，傴曲者惡綆繩。故忠言常遭忌於當道，直行多為社會所不容也。嗚呼！任先生兩者兼而有之，怎能不陷入悲慘之境？他的敬業精神是令人肅然起敬的。他以直道事人，也是無可厚非的。但是我有時想，他在為人處世上是不是太執著一些？對於這種品格，我不知道究竟應當加以讚美，還是為之痛惜？前些年聽人說，五十年代初，任先生在大學任教務長時，一心想把教學工作做好，律己嚴，而且也以同樣的標準去要求別人。他曾在別人上課時去旁聽，發現講解有誤，就情不自禁站起來直言說出，以致使對方感到難堪。我能夠理解任先生的性格。我相信，任先生這樣做，絲毫沒有揚才露己、貶損別人的成分，他比那些貌似謙遜的偽善者心地要善良得多。但是，他在做法上太激切了，太缺乏考慮了。近讀朱一新《無邪堂答問》，談到和與介問題。無邪堂認為，必須接人以和，持己以介，和與介是并行不悖的。又說：「若己介必以介責人，則觸處皆荊棘矣。」《無邪堂答問》一書多重修身哲學，其中有許多精闢意見，令人折服，上面所引這些話也是不錯的。但無邪堂是理學家，不大重視甚或輕視人的性情方面。人不是完全可以被道德規範所制約所塑造，按理性的支配去行動。人是複雜的，人的性情有時也會衝破理性的樊籬，人的美德有時也會夾雜某些負面因素。因此，人固然應該向著臻於至善的方向去努力，但是沒有人能夠真正做到臻於至善。語云「人無完人」，亦明此理。任先生固然難免無邪堂所指出的「己介必以介責人」之病，但是我又想，倘去掉這種因素，要他和光同塵，與世推移，那麼恐怕也會使他身上耿介正直與敬業精神隨之消失。因為，某些缺陷往往是和美德混在一起的，這是性格所生成，難以分解。去掉這一方面，往往那一方面也就不復存在了。恐怕這也就是人產生許多困擾和悲劇的原因之一吧。任先生也難逃此數。
二○○五年一月二十五日
(《人物小記》，東方出版中心2008年1月)[128]
說「佇中區」
徐復觀先生在《文賦》疏解一文中指出：錢鍾書《管錐篇》箋釋《文賦》首段「佇中區以玄覽，頤情志於典墳」，將二句並為一句，意謂「在室中把書卷」。徐疏對此評曰：「當時的書不是帛卷，就是簡篇，很難拿在手上站著看。」這一評論自然是對的。但錢注將「中區」訓為「屋內」是否有據，則未得解決，有人甚至認為並無任何根據。
按，「區」訓為「屋」，是可以成立的。《漢書·胡健傳》，顏注「區者，小室之名」；《張蒼傳》：「區謂居止之所」；《集韻》：「區，所也」；《一切經音義》：「區，處所也」，皆可證。然而，「區」可訓為「屋」，並不意味著「區」都應訓為「屋內」。更值得重視的，這裡說的是「中區」。《後漢書·蔡邑傳》：「納玄策於聖德，宣太平於中區」(卷九十)；《晉書·桓溫傳》：「貴中區而內諸夏」(卷九十八)；《魏書》：「伊洛中區，均天下所據」(卷十九)；晉皇甫謐《三都賦序》：「吳割荊南之富，魏跨中區之衍」(《文選》卷四十五)等，都和李善注一樣，把「區」解釋為「區域」。陸機《文賦》中首句正是借用地理中重要有利的位置，引申而為創作中最具有觀察力和判斷力的場所。錢注將「佇中區以玄覽，頤情志於典墳」二句，合而為一句解，並在末句下加一分號，至「瞻萬物而思紛」始斷句。這樣一來，不僅將前兩句化約為只有一層意思，並且將后二句作為前兩句的對句，解釋為在戶外看風景，這樣的斷句訓讀，使得陸機原本易解的文句，反而滯礙難通了。
我在青少年時曾從公嚴先生學此文，我覺得這段話是平易的、好懂的。「佇中區以玄覽」句，是說屬文之道，首在對自然與人生的觀察，以積累生活的經驗。李善注謂「中區」即「區域之中」，乃是確解。只有立於區域之中，而不局囿於一隅，所見者才能全面，而不致陷於一偏。「頤情志於典墳」，這是屬文之道第二個要旨。要寫好文章，就必須鑽研前人的典籍，從文化傳統中培養自己的文學素養。頤即培養，這句好懂。
陸機在上面所提的屬文之道，二者相互關聯，卻又不可混同為一。不對自然與人生加以觀察，寫不好文章；不從傳統，從前人典籍中培養自己的文學知識，也寫不好文章。陸機接下來講的一大段，正可由此分為前後六句。前六句：「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心懍懍以懷霜，志渺渺而臨雲。」即闡述屬文之道的第一要旨，只有在觀察中，在與社會的接觸中，才能引發思想活動，而外界的變化才會引發出不同的情緒與感受，這與前面一句「佇中區以玄覽」形成互文足義的句式。后六句：「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麗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即闡述屬文之道的第二個要旨，即在傳統中學習，才能造成深厚的文化素養，也才能有高潔的胸襟人品，這也正好作「頤情志於典墳」的註腳，並且只有這樣解釋，才可以將《文賦》首段講通。
二○○五年九月十四日
(《沉思與反思》，上海辭書出版社2007年6月)[129]
談閑適及其他
寅彭來聊天時談到，夏志清寫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目前很走紅，有些人正在捧這本書。記得魏紹昌生前曾經把夏志清寫給他的幾封信給我看，夏在信中稱魏為現代中國文學界的「大師」(這稱號可能記得不太確切，但總是差不多的美稱。我想紹昌的信大概還保存在作協或什麼地方，將來總是可以復案的)。那時我就對紹昌說，我不喜歡讀夏志清的文章，和現在一些人的意見相反。
從四十年代初開始，我就對將政治外加於文學而提出文學必須為政治服務之類的理論感到格格不入，後來甚至產生一種厭惡感。但我也不贊成現在頗為流行的所謂純文學觀點。古往今來，能夠震撼人心、垂諸後世的巨著，都不像現在流行的純文學觀理解的那樣，是絕對排斥作家對民生疾苦的關懷，對人類文明前途的焦灼這類內容的。自然我們也應當注意，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所以文藝作品的性質也是多樣的。除了上述那種關懷民生疾苦、憂慮人類文明前途的感時之作外，我們也需要山水詩、花鳥畫以及所謂的閑適作品，因為人的生活在一定時候也需要放鬆、娛樂和其他享受，而不能總是劍拔弩張。抗戰前有人認為隨時隨地都不要忘記國難，例如吃西瓜就要想到山河破碎。魯迅曾譏笑了這種觀點，認為果真如此，那麼連西瓜也吃不下去了。魯迅又說，吃西瓜雖然不能和抗日救亡掛鉤，但一個戰士在天很熱口很渴時吃了西瓜，就會精神一爽，奮勇殺敵。魯迅寫了很多有關這方面的文字，我至今愛讀的就是那篇《文學與政治之歧途》，而對魯迅談文學階級性的那些文字則不大能接受。不過，我對魯迅上述吃西瓜的話，以及他晚年所寫的論陶淵明除了飄飄然之外也有金剛怒目式的時候，和對朱光潛論古希臘藝術「渾身都是靜穆」說的批評，我至今仍是深為服膺的。
提倡閑適沒有什麼不好，但是有兩點應該注意，一就是魯迅所講的閑適詩人並不總是一味閑適的。陶淵明是這樣，張岱也是這樣。張岱文集中《湖心亭賞雪》等篇就是與社會其他問題無關的，而《越絕詩小序》等篇則屬憂世感時之作。倘使只舉前一類，就不能概括張岱的全貌，魯迅把這種做法稱為摘句家的斷章取義，是一點不錯的。二是有些詩文看似閑適，實際不然。例如戰前周作人寫的自壽詩：「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將袍子換袈裟。街頭終日聽談鬼，窗下通年學畫蛇。老去無端玩古董，閑來隨分種胡麻。旁人若問其中意，請到寒齋吃苦茶。」這其實是如他所說的「寄沉痛於悠閑」。詩發表不久，就受人指責，詈罵紛至。我並不贊成周作人的主張，但我們必須實事求是。這並不像那些批評者所解釋的那樣：周在國難當頭還在談鬼畫蛇，簡直「和平沖淡」得很。周曾為這首詩辯解說：街頭終日聽談鬼，焉知所聽不都是空洞無謂的鬼話？窗下通年學畫蛇，焉知不是一種自責，說自己所寫的文字不都是無用的蛇足？那首詩中正是含著這些牢騷，但如魯迅所說，當時的青年看不懂罷了。當然，也有渾身都是閑適、毫不關心其他問題的純文學之作，目前有人正在吹噓這類作品，而不見其低淺，反沾沾自喜，自以為高。老實說，對這種純文學我並不佩服。
二○○五年十月十七日
(《王元化集》卷七，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