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鍍金時代（3）
這個時期的收穫，確實非常豐富，以至於一名當代評論家卡爾·范多倫在回顧了美國小說創作的整個狀況后認為，在1880年到1890年這十年間，比起美國歷史上任何相同的年代里，都誕生了更多精彩的長篇小說。為何其中許多小說很快就湮沒無聞？猶如小草一樣被割掉或枯萎，這必須讓那些主持書籍戰爭的人來回答。然而，文學作品的大規模生產，就像生鐵的大規模生產一樣，出版商受到出售新書的壓力，加上美國經濟發展的勢頭過猛，這也許可解釋它們大多被人遺忘的原因。
無論時間對於書籍的考驗怎樣，可以確切地說，鍍金時代中的暢銷書屬於另一種情況。在那個喧囂的時代，美國大眾喜歡的正是一位聰明的作者所稱的「世界廉價小說理論」。它們對那種深奧的、不講人物的、未來主義的或令人眩暈的各種推斷性的東西不感興趣。他們著迷的是生活中具體的，講述人物的、樸素的、追求物質生活的東西——他們追求的那種生活，在無主土地與荒原被人們用技巧、準則、技藝與標準化的名聲佔領征服之前，曾曇花一現地存在過。在各個方面，這個時代都具有約翰·海所說的那種特徵：「無休無止的忙碌與貪求，它們是美國生活中許多美好東西與更多的壞東西的根源。」
在那些史詩般的歲月里，當中產階級的婦女與小姐們熱衷於戈德的《婦女寶鑒》與博克的《婦女家庭雜誌》時，男人與男孩們卻消耗了上噸的「驚險小說」。幾乎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些小說都在描述新大陸土地中那些悲劇中所固有的奇遇、貪慾、色情、神秘與財富。豪厄爾斯的《利他國旅行者》或者亨利·詹姆斯的《一名夫人的畫像》在市場每售出一本，在那些男士中就要消耗一千本野牛比爾關於冒險的書，戴蒙德·迪克關於瘋狂開拓的書，以及比德爾關於令人毛骨悚然的險境的書。那些男士們，在他們的妻子同意之下，統治著鍍金時代的這個國家，並憑藉他們的後代，而統治著未來。
在純文學的另一個分支——戲劇里，也遇到了控制小說的那些規律。它一直是大量搬自於歐洲，而每當涉及到美國的主題時，它往往是遵從禮儀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兩個最著名的戲劇家，即號稱「美國戲劇之父」的布朗森·霍華德與美國模式的創造者詹姆斯·赫恩，他們兩人都深受在他們周圍旋動的經濟進程的影響。資本與勞動，富豪集團的娛樂消遣，以及瘋狂投機造成的災難，形成了霍華德作品的基本格局，儘管他用法國式的揶揄與通常的娛樂方法，厚厚地掩蓋起了它們。豪厄爾斯的作品里那種要求親近土地的情感，也是赫恩作品里的傾向。作為達爾文與斯賓塞的學生，並且又深受亨利·喬治在《進步與貧困》里所描寫的經濟悲劇的感染，赫恩企圖溯根求源。然而，從對美國生活本質的強烈反應所激發的每一次努力，結果卻出現了千百部從歐洲作家那裡改編過來的劇本，其目的是為了滿足那些自詡為世界主義者或者寧願爭論技巧的人的需要；千百部為滿足中產階級需要的不無精製而成的情節劇；以及千百部為滿足無產階級需要而「廉價」銷售的驚險劇，比如《美麗的服裝模特奈麗》。
這也許是意料之中的事，因為鍍金時代最令人關注的事就是，商業征服了劇院，與在托拉斯的基礎上組織戲劇的上演。由於經營費用的昂貴，由於太平洋沿岸新城市的興起而擴大了市場，以及由於獲取利潤的機會增加，而讓劇院就猶如報紙一樣落入具有經濟能力者的手裡。在這種情況下，那種固定在一個劇場上演輪換劇目的老式劇團，它們由一兩個男女演員組織起來，自由上演自認為合適的劇本，並直接依賴票房收入為生；如今就漸漸讓位於劇院經理人，他們提供資金、尋求國內市場，根據估算的收入而自行選擇劇本，並自行選擇演員明星。正如工業資本家往往出身於鍋爐房或者寫字間一樣，這些劇院大亨也大多出身於街道的招待員，通過歌劇劇本的寫作，而躋身於演出與經營的高位，就像石油托拉斯掌握了石油企業那樣，到了1900年，劇院托拉斯已經緊緊掌控了戲劇。
在這兩種情況下，還有一些獨立工作者與眾多持異見者，然而他們的行為只不過是這個主流中的一些小漩渦，是對那些勝利者的小小責難罷了。例如，這些新型的經理人被認為是對演技，也是對劇本創作的窒息；而被告者的回復是，他們求賢若渴，而就是找不到如此之人。考慮到這些做法的一些優點，這場爭論十分類似那場關於法國學院與英國自由文學孰優孰劣的陳舊爭論一樣。不管怎樣，劇院一如既往地屈服於企業界至高無上的力量，即使哲學家也無力打破這個因果的循環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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鍍金時代的經濟與社會環境，就像為純文學提供的那樣，為美術也提供了發展的特殊條件。富豪集團日益劇增的財富，中產階級不斷膨脹的資產，以及公共建築與紀念物的興建，都擴大了繪畫與雕塑的市場。
當市場擴大時，藝術追求者企圖獲得技術訓練的手段與方法也隨之倍增。前往歐洲的航行變得容易而且便宜，比起從前有更多的美國人，接受舊大陸的優秀教師指導進行學習，並且能看到史上一些偉大作品的原著。與此同時，國內用來激勵與訓練的設施也增多了，並更加接近歐洲的水準。1876年，在費城獨立一百周年的紀念會上，隆重展出了歐洲、東方與美國的繪畫、雕塑、瓷器以及紡織品，普通公眾得以第一次目睹了這些世界傑作。
正是基於這方面的廣泛興趣，在此十年內，一些美術博物館出現了，如波士頓與紐約的那些機構，它們都曾受到專業與商業的領袖鼓舞，並都是在公眾的捐助與市政府贊助下成立的。幾年間，一個簡陋的城市自然難以為其公共藝術品收藏驕傲，不過至少在一些特殊的展出時可以這樣說。博物館與一些獨立的美術訓練中心，在各方面興起於一片令人迷惑的混亂中：從緬因州到加利福尼亞州，全國各地新成立的中學里都裝飾著古典藝術的複製品，它們是學生們以自己所掌握的技巧複製出來的。正是從這些無名的大眾里，湧現出一大批運用畫筆、鉛筆與鑿子的男男女女，以響應日益擴大的市場需要，而這個市場又誘使這個行業繁榮起來。就是這些實質的與真實的力量，幫助美國形成了，第二次革命后，這個時代的藝術進步。
所以，力量的偏重點尚在模仿層面，而非創造性的感情。對藝術給予保護和捐贈的富豪集團，與受其啟示並追求高尚體面的民主派，他們兩者都不敢大膽創新。對於他們而言，田野、工廠、車間以及商業城市的普通生活，似乎都對那些大手筆提供不出激勵性的主題。因此，巨大財富的擁有者們就堅持描繪教皇、國王與王后們的尊容與禮儀，訓示他們的門客要盡量遵循從前大師們的可靠準則，無論這些準則是意象的，純技巧的，抑或是靈感式的。各州立法委員會與市政會議也抱著同樣的觀點，在為公共建築選擇裝飾方案時，總會選擇那些潔白無瑕的騎士、仙女的壁畫以及理想化的裸體雕像，他們從歐洲與美國的畫室里訂購了大批的此類裝飾品。
迄今為止，那些遠古遺產中所具有的成熟的可靠性還尚未學到手。同時，也缺乏任何熱情追求未來，以反叛藝術中的經院哲學，就像在理性王國里反叛宗教與知識中的經院哲學一樣。相反，美國藝術家們卻被施加了強壓力，他們不得不抑制自己的自然感情，滿足於對古典形式的蒼白模仿。忘記了米開朗基羅的《摩西》，儘管它可以用原作所體現的那種技巧進行複製，但在一個工業喧囂的國家中，它就像模仿日本鎌倉的大佛去精巧地塑造一尊慈眉善目的佛陀那樣不可調和。這種不現實的遮蔽物，嚴重地影響了激情、訓練與產品。薩金特的畫作《贖罪的教義》在波士頓公共圖書館里似乎令人詫異，因為那是一神教的巢穴，並且當時的哈佛大學是由查爾斯·埃利奧特主持，他是一位嚴謹的懷疑主義者，受過化學的訓練而非辯證法的訓練。約翰·亞歷山大達到了形式主義的最高峰，在一幅巨大的壁畫中，他將匹茲堡人格化為一名身穿中世紀鎧甲的人物，正從一名袒胸露臂的時髦女中學生手裡接受桂冠。
然而，縱使受這些限制，一些美國藝術家還是創造出了毋庸置疑的佳作。在約翰·辛格薩金特的筆下，一些勛爵、貴婦與突然進入傀儡生活中的富裕資本家的畫像，還是相當工巧而精確的。實際上，那些從倫敦而來的統治者，就為美國的成就而感到高興。薩金特從英國最古老而最富裕的家族中獲得不少訂畫。大教堂被選來繪製英王愛德華加冕典禮的正式畫像；惠斯勒的《卡萊爾畫像》既受到倫敦的青睞，也受到波士頓、堪薩斯城、瓦拉瓦拉與魯斯維爾的喜歡；美國的油畫還懸挂到了盧浮宮的畫廊里。
假如說，歐洲與美國那些標準化的畫家、博物館、學校與學院的形式主義，在乍看之下彷彿是絕對嚴格的，但其表面卻在某種程度上具有欺騙性。在這個階段，每個地方的藝術家都知道，縱使他們想這樣做，卻也無力通過模仿而達到那些大師傳世之作中所達到的那種高度。由於博物館的幫助，有可能對西方與東方的古代、中世紀、現代與原始時代的藝術做一個比較，這恰好對從地中海古代文化繼承下來的純古典主義產生消解性的影響。即使學院派具有鋼鐵般的紀律，但在一些執拗的學者心中也會產生出它的對立物，正如伏爾泰拋棄了耶穌會教師的影響一樣，這些人對傳統的約束也感到煩惱。此外，藝術家也是人，會受到當代科學、工業與政治思想的影響。並且他們也會讀書報。他們找不到任何途徑來逃避民主主義理論的衝擊。在19世紀的歐洲，這種民主主義的理論已經動搖了一些王室寶座並且建立起了新秩序，而且導致了結束世界大戰的那場總崩潰。假如說1865年以後的美國似乎還相對平靜，那麼在許多美國畫家接受早期教育的歐洲，民眾的動亂卻方興未艾，之後還因1871年巴黎共產黨人的起義而得以加強。
在這種富有生氣的智力活動中，舊大陸到處都流行著藝術的新觀點，甚至在新近被西方勢力打開了門戶的日本都產生了震動。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事物，如今都深入於藝術王國。在法國，米勒不顧他導師的勸誡，以不朽的形式描繪了他年輕時在田地里勞動時所熟悉的那些淳樸的農民，這在美學上絕非偶然之事。因為促使米勒走上自由道路的第一批資金，來自於1848年革命時代里一個社會主義者賴德律·羅蘭，不久他就逃離法國，終生流亡於國外。
類似的反叛，也發生在其他領域裡。「理想化的裸體像」漸漸讓位於風俗畫與雕塑。「現實主義」與「真實」，這在小說中作為強力的東西，也成了廣大藝術家的口號，正如它們對科學家與人類學家一樣。1867年法國持異見者的領袖馬奈寫道：「正是真實的這種影響，才賦予畫家的作品一種性質，使其象徵一種抗議，而畫家的唯一想法就是描繪自己的印象。」這是藝術里一個反叛的徵象，無論它是否要打算成為一種抗議，印象主義代表了畫家裡的一個新學派的興起，它被劃分為左翼與右翼，都不顧訓練中的眾多清規戒律。即使它的一些主要大師當時在畫廊里還是新手，並且還將任何感興趣的事物都塗到畫布上。這種反抗學院派的精神崛起於歐洲，而在鍍金時代，如此多的美國青年都匆匆奔赴那裡學習。
許多美國的有志青年都沉迷於法國印象派的畫室里，雖然他們並不一直被束縛住。比如，威廉·莫里斯·亨特、喬治·因尼斯與約翰·拉法奇就深為此派激勵，並將那些改革者的虔誠帶回美國。美國美術學院自成立起，就始終堅持比較陳舊而僵化的優雅標準，到1878年，它也受到拉法奇所領導的美國藝術家協會這個新組織的挑戰。雖然這個叛逆的協會並沒有能使它的所有成員都堅定地維護自己的信仰準則，但它確實在美學領域中產生了一個現實主義運動，類似於哲學中的科學運動，將一些學者趕出修道院與歷史模式，步入自然與試驗的世界里。
當民主主義潮流不顧古典學派的任何反對，這樣大肆修正繪畫的主題與重點時，科學也對藝術產生了影響。物理學家們早已將物質分解為它的許多組成部分，所以少數藝術家們也在這一行動的啟示下，開始利用其探索的光譜，更好地理解光線。他們在試驗室里工作，研究赫爾姆霍茲、謝弗勒爾與魯德的作品。他們甚至走得更遠，觀察線與線、平面與平面、曲線與角的關係，以及色彩與自然顏色的密切關係。在採取這種科學方針的美國人里，拉法奇成就顯著，根據亨利·亞當斯的看法，拉法奇在當時具有最複雜的美國思想；至少他既是精緻而又是原始的，既是中世紀的又是現代派的，既是美國的又是歐洲的——能夠「向不少神龕燒香」，從而使他有資格稱為多面手。除了這些天賦，他還擁有手工藝人的精神，因為他還在自己的玻璃廠里工作時，就通過試驗的方式，創造了一種可媲美於舊日染色玻璃的窗玻璃。雖然習慣勢力對他重重阻礙，但他的作品卻朦朧地預示著更為自由的印象主義的即將來臨。
然而，假如說在國外受過訓練的藝術家們曾在畫筆下探究過顏色形式與意象，尋求美國原動力的一種特殊的調子（要尋找這種調子很難），那麼博物館所保護的與學院派所教授的那種形式主義的傳統卻控制得非常嚴格。透過外來文化的那層厚殼，鍍金時代的美國生活所特有的那種激情與理想很少被削弱。那些比較不受大師們準則約束的人，其作品中倒確實可以看出那些表現。諸如溫斯洛·霍默、亞歷山大·淮安特、艾伯特·賴德與拉夫爾·布萊克洛克的繪畫就是如此。在形成自己風格的長期年代里，這些人里沒一個是在權威的清規戒律中度過的。當然，溫斯洛·霍默更為接近美國的實質。他出生於新英格蘭的一對美國父母的家庭，是由一名平版印刷工的學徒步入藝術的，他為《哈潑斯周刊》畫插畫，完全是因自己的才華而獲得社會認可。由於他毫不知道富豪集團所支持的豪華沙龍，因而就潛心於描繪人與自然的原始鬥爭；他以土地與海洋作為背景，描繪水手、漁民、工人與農民。在他的筆下，人類與大自然和諧一致，都包裹在生活的神秘里。懷安特屬於同一種飄忽不定的類型，他是俄亥俄州的一位農民木匠之子，儘管技術尚欠缺，但他的美國風景畫卻體現了作者的天性。這個集團中的第三個賴德，更富有浪漫與主觀色彩，但在表達自己的想象力上同樣特立獨行。就像一位評論家所說，他的傑作在「繪畫中表現出勃朗寧在詩中所描寫的那種朦朧的、難以捉摸的特性」。布萊克洛克在實踐中走得更遠，但在思想上更為清醒。他的精神不可思議而捉摸不定，他沒有受過教育，是一個大自然的純真朋友與印第安人的同伴，他微妙地使用色彩與情感來表現神秘氣息，使他超然於富豪集團的那些成功的受保護者之外。
在同類性質的雕塑藝術領域，也表現出對古典傳統的背叛，以及追求接近美國文化核心的運動跡象。由於財富的佔有，城市的發展與相互競爭，以及追求高尚的社會地位，大大擴充了雕塑作品的市場。要求為富豪塑半身像，為士兵與水軍建造紀念物，為不斷舉行的全國性展覽進行華貴的裝飾，以及為公共建築裝修附綴品，幾乎達到無休止的地步。結果，男男女女的作者產生了大量的作品，幾乎全國各地都有貢獻。聖高登斯雖然出生於愛爾蘭，但在紐約長大；丹尼爾·切斯特·弗倫奇則是在新罕布希爾州土生土長；比斯爾出生於康涅狄格州；巴納德則出生於賓夕法尼亞州，卻在愛荷華州的馬斯卡廷度過青少年時期；各曾·博格勒姆出生於愛達荷州；尼豪斯則出生於辛辛那提城。因為地理的區分與李氏的緣故，為雕塑提供了各種各樣的主題：遙遠的西部各州表現印第安人與狩獵者；內戰之後則以刻畫將士為主。
各個領域都在閃現著從單純模仿中解放出來的徵象，尤其是當公眾對寓言式的華麗表現的喜愛減退乃至漸漸消失后，這就像政治家們丟掉了羅馬式的寬袍大衣而穿上了長禮服一樣。本世紀將要結束時，產生了一種更為自由的趨勢，承認了普通生活的力量，即工人的力量，機器的工藝，工業的千變萬化的威力。在1903年，洛拉多·塔夫脫富有權威地說：「在從前猶豫不決與膽怯地依賴過去的地方，如今已經產生了藝術良知的寶貴的核心。美國雕塑家不再故意逃避他的時代，而是努力去成為他周圍生活的一部分。他認識到，要想發揮影響，他的藝術絕對不能用外國強調錶達，而必須用他自己的時代與自己的民族的方言予以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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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虧人們漸漸認識到，為了未來的發展，被機器割裂的藝術與工業，必須設法重新合而為一。古老的清教徒精神是反對華麗派場的，並且這種精神長期存在於那些為開發新大陸而致富的人們的生活中；然而為了維持紡織品與其他日用品市場而必須改進設計的壓力下，這種精神也開始鬆動了，事情恰好表明，商業藝術是不能封閉起來，它的發展必須依賴更富於想象力的形式，而工業大亨們在面對國內與國際競爭時，最初卻沒有從具有排他性的藝術大師那裡獲得什麼幫助，也沒能從充滿古典珍寶的博物館的領導人那裡獲得什麼鼓勵。
在他們想將工業與美和想象力融合一體的努力中，不得不採取另一些權宜之策，就近建立起教育體系。1870年，馬薩諸塞州這個紡織工業中心，在公共學校里將藝術教師的藝術師範學校——後來在1876年因百年紀念展覽會的幫助，這一革新運動遍及全國。不久后，費城工藝學校也建立起來，這個雄心勃勃的典範，被教育界的各個部門紛紛效仿。到了本世紀末，每一州都已經擁有一兩座師範學校，在美術與工藝美術領域至少提供了某種形式的教育。所以，當這個國家的手工藝已經式微時，「技術能力」的訓練開始代替了學徒的訓練，從而為工業提供了新的花色品種。這使那些審美家都驚詫不已，他們遺忘了（假如他們曾經知道的話），在偉大的創造性時代，手藝與美術之間永遠存在有機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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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說，作為一個整體的美術與工藝美術成就不算大，那麼通常被認為與它無關的一個分支，卻做出了卓越表現。這個分支就是書畫雕印藝術。由出版商創辦的雜誌，根據企業原則經營的報紙，由工藝學家發明的雕版法，以及因識字者漸多而日益擴大的市場，都要求才華橫溢者來為報道、社論、標題與政治演講做出插圖。在這方面，美國的特點以富於創造力的技巧而繁榮起來。這可能是由於它更為自然、更近乎征服這個大陸領土時，日夜激動人心的那種現實生活。可以肯定，正是這種書畫雕印的才能，最準確地描繪了所構成鍍金時代眾多現象的那些事件、野心、激情、希望與興趣。那些插圖家的畫面，擺脫了解剖學、語法學與邏輯模式的形式主義，以非常嚴酷的真實性注視著生活與行動，也許比寫出的文字更加有力地反映了美國文明的精神。
比如，在內戰時代，克雷迪特·莫比利爾公司醜聞以及特威德集團，已經由於托馬斯·納斯特的衝擊性的漫畫而不朽，而這位畫家的《塔曼尼老虎》的名聲也經久不衰。1884年，紐約《世界》雜誌關於工匠和農場主民主派與古爾德和范德比爾特之流的富豪集團之間鬥爭的觀點，在選舉運動中刺向布賴恩的悚人的黑白畫《貝爾莎查爾的宴會》中得到生動地表現。霍默·達文波特關於漢納的漫畫，畫面上覆滿了美元的標誌，展現了布賴恩的「荊冠」演說的那種情慾，它比演講者的話還更加精確，並且當他雄辯的演講聲已經消失時，這幅畫依然讓人記憶猶存。在其他方面，比如布賴恩與阿吉爾德身穿斜紋布的一副肖像與無政府主義者露齒獰笑的恐怖形象，都比編輯與記者一切尖銳而狂熱的言語更加深刻地印在對手的記憶里。
儘管照相製版在不斷侵吞著雕刻的領域，但通常插圖畫家依然與漫畫家一樣擁有市場。溫斯洛·霍默受《哈潑斯周刊》的委託，為林肯的就職典禮畫作速寫，從而踏上了成名之路。閱讀《婦女家庭雜誌》的廣泛社會階層，將查爾斯·達納·吉布森所畫的美國女孩形象當作他們理想中的女性。那些建立社會救濟機構的中產階級人道主義者，在看到M．A．伍爾芙關於大城市中下層百姓的生活與孩子們的「流動性」的速寫時，也不禁潸然淚下。為了供稿給書籍與雜誌的出版商，霍華德·派爾、弗雷德里克·雷明頓、霍華德·錢德勒·克里斯蒂、約瑟夫·彭內爾與瑪麗·卡薩特描繪了社會生活的各種面貌以及大眾所關心的事情，其中有些作品顯示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當惠斯勒正在威尼斯與倫敦尋找靈感時，彭內爾卻通過自己的富於想象力的眼睛，不僅關注著歐洲生活，還關注到了美國企業的發展過程：他運用準確的手法描繪了當代工業的各種部分——機械、鋼鐵、勞工、能源、大規模生產與動力，從前的人們不是說過工人僅在祈禱嗎？而加爾文·柯立芝不是也說過美國的生意就是生意嗎？對於彭內爾而言，要想成為一個未來的預言家，而非畢竟已經消失的過去的模仿者，確實不需要什麼離奇的想象力。因為鍍金時代社會變化而激動人心的對婦女與兒童生活的新奇描繪，如今卻與專門複製中世紀繪畫的學院派的觀念平起平坐，這也不是什麼偶然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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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鍍金時代的美術領域裡，那些強大的經濟與模仿的因素，甚至也對音樂的發展過程施加了更大的壓力。富翁們對音樂事業給予了保護和贊助，繁盛的中產階級則使其市場得以擴大。正是在華爾街的銀行家亨利·希金森在1881年承擔了支持波士頓交響樂團的義務，使其免卻票房收入之憂，也不必為美國瘋狂的競爭煩惱，從而得以潛心於純藝術中。1883年，紐約市的富豪集團在出資修建大都會歌劇院時，是按照富人的社會理想而設計的，富人們佔有正廳後座的包廂。匹茲堡的鋼鐵大亨安德魯·卡內基為這座城市建造了一座恢弘的音樂廳，為它裝備了一台華麗的管風琴，並大方地出資贊助向人們免費舉行的音樂會。在其他一些地方，也從工業收入中拿出千百萬的資金舉辦音樂會、歌劇、學校與音樂學院，正如歐洲的公爵與教會地主從金庫里拿出千萬的錢財來鼓勵音樂作品一樣。除了富人的贊助外，如今又增加了大眾的捐贈——這種捐贈主要來自中產階級婦女，她們因收入盈餘而擁有閑暇，在尋求娛樂、名譽與鼓舞中，為音樂的本身魅力而吸引。
確實，在鍍金時代的美國音樂史中，女性祈禱支配的作用，千百萬的女孩在客廳里輕歌曼奏，而她們的節儉的母親卻在洗盤子，她們艱辛的父親則在商業中勞累。她們甘願付出任何代價去換取教養良好與「才華出眾」的標誌，或者進行在音樂會的舞台上或歌劇演出中獻花的訓練。女性構成音樂會與歌劇的大部分聽眾，她們構成大部分學生，從而養活了教師；她們購買印刷的樂譜與此方面的作品，預訂同行雜誌；她們甚至自身成為了音樂老師，年年歲歲都在談論著這一藝術。有些女人作為音樂家和贊助者都獲得了很高的榮譽，比如，H．A．比奇夫人就在國內獲得公開而慷慨的認可，並因倫敦、巴黎與柏林一些總要的藝術家演出了她的作品而使她大獲盛名。瓦爾特·達姆羅什憑其廣泛的經驗說：「我不認為還曾有過像美國這樣的國家，它的音樂發展完全是由女性促進起來的。」
除了富人與女性的影響外，還有企業的壓力——市場、組織與大規模生產——它在當時是很強大的。早從中期開始，就成百萬地製作和銷售樂器，使其成為工業的一個重要部門：鋼琴與風琴大量地生產，並由圓滑而健談的推銷員按照分期付款的方式銷售，就像推銷縫紉機一樣，直到幾乎每一家都有一件樂器，而超過了家庭收入的限度。此外，改進與發明也使這個領域日新月異，只要在商業上有利可圖，在文化上也是值得的。類似於樂器製造商的進取心的，就是組織工作的熱情——當然眼睛還是盯著薪水與手續費，整個美國都對最新在歐洲制定的音樂教育的形式與方法大力提倡。確實，在某些地方，歐洲或多或少總有一些優越；從幼兒園到大學的每個階段，音樂訓練都獲得美國學術制度的正式認可，並獲得了比舊大陸更廣泛而精深的設備。
時常舉行的規模極大的音樂節，憑其特有的幹勁，建立了最大的交響樂隊，集合了大批音樂愛好者。1869年的波士頓，似乎是為了宣告繁榮時代的到來與豐衣足食，在紀念內戰結束的和平節上，由來自都柏林的愛爾蘭人帕特里克·吉爾摩指揮，舉行了一場由上千件樂器組成的交響樂隊伴奏的萬人大合唱。很明顯，這是嫌這次的規模尚小，1872年波士頓又在第二次紀念和平節時，動用兩萬人的合唱團與兩千名成員的交響樂隊。吉爾摩決定要超過他的第一次成就，這次使用大炮來提升合唱與樂器的音調；救火隊員敲擊50隻鐵砧，使它真正具有伊爾特羅瓦多的鐵砧合唱團的聲調；德國、法國與英國軍樂隊的演奏聲與當地的人才的唱吼聲交融一起；四萬人聆聽了這場演出，並且掌聲不斷。在這樣的場合，約翰·施特勞斯與弗蘭茨·艾布特也會看到，當一個偉大的民族著手解決自己的任務時，它是怎樣演奏自己的音樂。這個國家還具備舉辦盛大音樂會的組織才能。他們從東到西組織了無數的音樂大會、協會、行會、教師協會、學校、講座、演奏會、獨奏會、四重奏會、五重奏會、交響樂演奏會與合唱協會。美國人在熱衷於參加音樂會所表現出的熱情程度，不亞於參加黨派會議與兄弟會會議。
美國人這種對音樂的狂熱，就像在促進美術事業方面所表現出的熱情，主要還是依賴於歐洲的指導，起碼在初期階段是這樣。一個膽怯的新民族，因為經濟的發達，突然擺脫了繁重的勞動，但又發現到自己在技術訓練上的欠缺，那些音樂事業的追求者自然要轉向著名大師們，向舊大陸的音樂學院蜂擁而去，就像蜂擁而至歐洲藝術中心的畫廊與畫室一樣。之外，美國的龐大市場需要教師、指揮、與導演，它不像鋼鐵與棉織物製造商一樣，需要諸如關稅的保護，所以吸引了歐洲一些一流的聲樂與器樂藝術家到美國這個領域裡來進行拓展事業。由於70年代早期德國移民的到來，這種外國的入侵擴大了，作為一種副產品，隨之而來的則是真正大量的音樂愛好者參加各種俱樂部，並承擔起組織的領導任務。
正如其他藝術形式一樣，音樂的教授、指導與出售也是一個古老的行業。遠古以來，藝術家們就隨其需要與情緒，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從一個保護者到另一個保護者，穿梭於市場中。所以，歐洲音樂家成群結夥地到美國來從事他們的行業，只不過是遵照公認的慣例罷了。在美國人提出豐厚酬金的懇切邀請下，甚至那些名人也會被誘惑。例如，利奧波德·達姆羅什博士曾在布雷斯勞取得輝煌的成就，在1871年他被紐約的阿里翁協會邀請來美國，擔任指揮；1884年，威廉·格里克從維也納被希金森引誘來波士頓，擔任交響樂團的指揮。
面對無所不知的歐洲音樂，即使當時最有成就的美國作曲家，諸如約翰·佩因、喬治·查德威克、愛德華·麥克道爾、霍雷肖·帕克與阿瑟·富特等人，幾乎都拜倒於舊大陸的音樂之前。他們的作品克服了地方性的痕迹，受到東西半球的歡迎，但他們除了出生地外，很難說有任何東西是屬於美國的。
民族主義的抗議浪潮不斷反對異國的音樂獨裁，但沒多少意義，甚至毫無用處。美國在音樂領域沒有突出的成就可言，沒有豐富的本地民族傳統作為基礎來發展複雜而精緻的上層結構；利用印第安人與黑人曲調的企圖收效甚微，因為那些異國調子對於企圖攻佔它的白人作曲家而言是陌生的，想要創作出反映美國全部生活的共同音樂的努力，也同樣沒有獲得成功。美國的音樂家沒獲得像歐洲音樂大師們那樣的巨大反響，因為那些大師們在單一的民族國家（斯拉夫與拉丁、凱爾特與條頓）中工作；他們服務的對象是皇族（哈布斯堡與羅曼諾夫、波旁與霍亨索倫）與教會統治集團（羅馬天主教、俄國東正教與英國國教）。麥克道爾能受到國外優秀評論家的重視，證明這個廣闊的大陸上潛伏著天才的火花，只是在鍍金時代還沒有機會發出衝天的巨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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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新聞事業的形式與精神的影響，企業與技術的成就比對藝術的影響還大。像紐約《晚郵報》這樣的名牌報紙，原是為了代表和增進商業利益而創辦的，也不斷碰到怎樣措辭才能恰當的新問題，而查爾斯·達納在1897年去世前，也在他的《太陽報》社論欄中反對滿帆「非個人新聞事業」；然而，板著面孔裝尊嚴與開著玩笑諷刺人的時代畢竟一去不復返了。發明家們已經使印刷、雕刻與牌子工作革命化，這使得像霍勒斯·格里利這樣不名一文的印刷者，不再可能建立和壯大一家大都市的日報作為表達言論的機關。如今，需要大量的資本來購置大批機械設備，雇傭不可或缺的文藝人才，並提供為時代所需要的全世界的新聞。與此同時，因為商業廣告的泛濫與報紙定價的降低，無可避免地使主編們越來越依賴那些製造與銷售貨物的人們。所以日報的出版就成為機器工業的一個分支。沒有廣告，一家大報就不能繁榮；發行量不足，就不會招來廣告；而沒有廣泛的號召力，也就不可能擴大發行量。
由於這些條件，一些遠見卓識者很快就發現，支持與逗樂城市的民眾們是有利可圖的，從而使一種發揮這種效果的新興報紙就應運而生了。這個方針的設計者是約瑟夫·普利策，他是匈德猶太人的後裔，一位不安分的、精力充沛而反覆無常的編輯，他在70年代作為《快郵報》的老闆，在聖路易斯城嶄露頭角。1883年，普利策到了紐約，從傑伊·古爾德手中收購了《世界報》，從而開闢了他的對手命名的「黃色新聞」時代。
一些評論家認為，這個事業僅僅是聳人聽聞地迎合了下層民眾的口味與情緒，但這種粗率的評判是既無遠見又缺乏判斷力的。普利策掌握的《世界報》有一個社會綱領，它使中產階級下層與沒有大量可供納稅的收入的工人大為高興，對於一個十分喜歡老生常談的國家而言，這個綱領是非常鮮明的，例如，它評論馬丁說的「遊手好閒的富人」時，就向富豪集團公開宣戰，普利策在掌管《世界報》第三天就氣憤地寫道：「存在著中央公園的貴族，像維多利亞適宜於展出靴子、襪子與襯衫，就像展出帽子與披肩那樣隨意。……野心勃勃的火柴製造商中有一種利欲熏心的鬼主，他們願意將自己的女兒出售給微不足道的外國乞丐，來換取毫無意義的頭銜。……新大陸認為，在這個共和國里不應當允許存在這種貴族，甚至連這種字眼都應當從美國辭彙中抹掉。」普利策向政府提議，應當對奢侈品、遺產、大宗收入、壟斷企業與特許公司課稅，將關稅改成財政稅，改進文官制度，懲治政治上的腐敗行為。他補充說：「這是民眾的十條綱領，我們將它推薦給那些政客們，來取代那種冗長無聊的決議案。」
《世界報》在向龐大財富的所有者猛烈地宣戰時，還聲稱它自己是「真正貴族——勞工的貴族——的機關報，那些勞工們憑藉誠實的勤勞，體面地養活他們一家」。這樣，它就明確提出了自己的階級要求，使任何人不會誤解它的基本態度。然而，普利策的報紙當然不能僅憑激烈的改革者們維持。為了獲得並保持必要的發行量，它用盡了各種策略，來投合民眾的喜好——它刊登漫畫，連環畫、詳盡的新聞、專家的報道，以及代價極高的專論；它最大限度地發掘當代生活里的悲喜劇，講述它的所有構成部分，比如性關係、社交、犯罪、墮落、愛情、羅曼史與日常感情宣洩。在尋求聳人聽聞的題目來做大標題時，沒一個人或一件事能倖免漏掉。這樣，在不斷變化的社會狀態與日益革新的印刷工業技術中，一種新的新聞業就誕生了。平民獲得了快樂，而特權階層卻遭受壓抑與徵稅。西塞羅以及喀提林，自然會理解這樣的處理。
當普利策在這條離奇的道路上還沒走多遠時，一位名叫威廉·倫道夫·赫斯特的恐怖的競爭者出現了。他是加利福尼亞州一名鐵路與煤礦富翁之子，正如以前的凱撒一樣，他也發現自己的雄心受到自己的階級局限的壓抑。赫斯特在舊金山《觀察報》短期玩票后，1896年到了紐約收購了《紐約報》，聘請了從前製造刺激性新聞的大師阿瑟·布里斯班，從而在製造一切聳人聽聞的伎倆上超過了普利策。他同樣加強了吸引群眾的工作，並且做得更為生動而強烈；他同樣使用大字型大小、紅色花邊、套紅的標題、赤裸裸的插圖與連環畫，並且做得明智而豐富。他為了使報紙到達「街上的男人與廚房裡的婆娘」手裡，向他們提供自認為是他們所需要的所有玩意兒。當他痛斥貴族階級致使其暴跳如雷時，他同樣詳盡無餘地報道了遊手好閒的富人的所作所為，從而滿足了人們對於「上層人士」的自然好奇心。
在一段短期內，這些新方法在美國新聞業里大出風頭。那些以自己的主張合適而自豪，並且喜歡挑剔的公民，將這一結果歸罪於民族的墮落，但這個觀點不無草率。黃色新聞大獲成功，相當的部分是因為它猛烈抨擊那些罪跡明顯的弊端，而這是那些自以為得體的怯懦編輯緘口不言的。最嚴酷的批評家也很難否認，由於19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的那些轟動一時的編輯的無情攻擊和不斷揭發，致使美國資本家與政客們所實行的方案得到很大改進。他們還以日報前所未有的程度喚起了上百萬無名人士的興趣，從而對民主化的進程做出了貢獻。他們也培養了愛國主義；在促成美西戰爭方面，赫斯特可能比其他任何人都做出了更多工作。而普利策也憑藉忠誠的熱情給予大力支持，正如他所說，他相信這會大幅度提高他的報紙的發行量。無論黃色新聞有何優缺點，它在鍍金時代興起並繁榮起來，為便宜的附有插圖的日報開闢了道路，使它的觸鬚伸入識字不多的階層里去。
在新聞事業的鼎盛期，普利策在最終卻大大落後了。在19世紀結束前，他的態度變得更加溫和了，遠遠背離了自己的早期理論。他甚至打算支持海軍上將杜威競選總統，而杜威是一個勇敢的軍人，卻不是一位天真的政客，對社會與經濟界的輿論一無所知。這可能是由於這位比較聰明的編者想起了凱撒是從那個方面博得了最響亮的喝彩聲；也許是由於他的一部分訂戶正在變得富裕而高雅起來。
對於中產階級而言，它的左翼影響著無產階級，它的右翼影響著富豪集團，它也創造了一種適當的新聞事業——一種定期出版的刊物形式，它在正常的情況下，無需像大都市報紙那樣花費大量資本。其實，也有一大批編輯隊伍，如果說他們還有些迷惑的話，他們卻拒絕向經濟中那些強硬人物的方法投降——也就是向那些諸如傑伊·古爾德、吉姆·菲斯克與J．P．摩根之類的荷馬史詩式的人物投降。這些性情比較溫和的編者，即鍍金時代的知識分子，企圖將歷史上的道德觀念運用到已經轉變的環境中來。比如，1848年創辦了一家宗教性的周刊《獨立者》，在1861年它在亨利·沃德·比徹的主持期間宣稱，它將會「自由干預所有激發民間與宗教問題」。《哈潑斯周刊》以喬治·威廉·柯蒂斯的有力社論，配上托馬斯·納斯特醒目的漫畫，攻擊克雷迪特·莫比利爾建築公司的醜聞。一心謀求更為純正的計劃，1865年E．L．戈德創辦了《民族》，作為一個評論性的周刊，在30年間連珠炮似的攻擊富豪集團的腐敗與粗俗。然而，當仔細分析他的社論時，顯然可看到，他主要是在為一種更優雅的舉止風度辯護——即井井有條的資產階級社會裡的那種舉止風度，它不受當時所特有的迅速而粗野的技術變化干擾。不管怎樣，當西部農業派在70年代對發給鐵路股票持有者以特權一事發動人民黨式的攻擊時，戈德金卻表示，在維護髮財策略的可靠性上，他能夠與《華爾街日報》一樣堅定而嚴厲。
此刻，中間階層已經因公立學校的幫助而獲得閱讀與寫作的能力，為了滿足他們巨大的民主需求，應運而生了一些新的普及性雜誌。為了婦女的《婦女家庭雜誌》，它在1883年創刊，由塞勒斯·柯蒂斯夫人精明地給予管理。6年後，由愛德華·博克主持其事，開闢了這一雜誌的現代階段。它拋棄了戈德早期中那些嚴重的形式主義，將某種「優雅的」文學與熟練處理最卑微的家政技藝相結合，從而滿足了女性在廚房裡的所有迫切要求，致使她們最終解放到客廳去。「人們偉大的心靈」實現了，她們對此的反應是，雜誌的發行量超過了一百萬份。
當這種向下的推動力深入人心時，美國卻還有大量的識字之人未受到觸動。在鄉村地區，尤其是在一些小村莊里，當地的各種周刊盡登一些閑言碎語，而大量的男人與婦女對此已經很不滿足，他們對於「大世界里的大活動」也很感興趣。顯而易見，這裡有一個對企業具有誘惑力的集會，S．S．麥克盧爾抓住了這個機會。他是中西部的一個鍋罐零售商，早年就有所了解居住在民主黨流派的那些堅強的普通人。麥克盧爾憑藉第一手經驗深知，穩重的《大西洋月刊》只想刊登一些更具異國情調的文化知識，而忽視本國的文化，所以不可能抓住那些買他鍋罐的農場主與店主的想象力。這些人與自己的家室在灰暗的生活里也需要光明的東西。
這位聰明的行商領悟到這種十分迫切的希望，於是就在1893年為廣大群眾創辦了《麥克盧爾雜誌》，向人們提供了無害的小說、民間傳說里的鬼怪故事，以及一般巡迴露天演出的生動圖畫。在3年間，他發行的雜誌量，大大超過了3家較早創辦的最高尚的月刊的總發行量。艾達·塔貝爾在本雜誌所連載的關於拿破崙與林肯的生動事迹，吸引著窮鄉僻壤的熱心讀者紛紛前來購買。女伶（迄今仍然是有點裝模作樣）、將軍、政客、體育明星、拳擊勝出者與政治家（美國與國外的）的畫像，將那些陰暗的家庭帶進了「趣味的人物與事物」的王國里。
當這種嗜好一旦變化時，那些效仿麥克盧爾的雜誌也改變了自己的性質；同一形式的許多新的雜誌迅速地相繼創刊，採取了諸如「世界主義者」或「人人雜誌」等民主性的標題，最終將報攤與郵局為這些圖畫與羅曼史的文集擠兌地喘不過氣來。在這種情緒下，許多採取這種新方向的編者大量湧現，終於發生了布賴恩挺身反對富豪集團的那種激情。這些人要求進行批評性的促進，瘋狂地開始了「揭露」富人與政客醜聞的工作。這種表演引起了一片怒斥聲，並在第一時間產生了良好的效果。最終，由於厭煩情緒，刊物的合併，受批評者的怨恨，以及對激進主義的恐懼，種種攻擊終於沉寂下來。那些考慮到民眾興趣的商人，開始向他們貢獻一些「文學商品」，它們反映了美國生活里的那套社會與經濟禮儀，頌讚富豪，並指出獲取名利的捷徑。
特殊牌號的幽默，曾經一直是美國的特色，如今它也受到了企業的支配。像阿蒂莫斯·沃德、比爾·奈與佩特羅勒姆·納斯比這些受歡迎的笑料製造者，他們取得的成功證明，「書中自有黃金屋」。假如能在講台上兜售笑話，那麼在印刷物中也可以兜售它們。所以，1877年出現了《玩童》，1881年出現了《判官》，1883年出現了《生活》。在這些商業雜誌里，只要是那些經濟實力人物在大民主中不喜歡的東西，總是想方設法避而不談；歐洲的周刊往往對那些體面人物進行表面化的尖刻諷刺，這曾經成為大陸文化里的一個方面，但美國對此卻沒有普通的效仿。那些職業的幽默家們每周定量為報紙的「詼諧欄」撰稿，將精力集中於談論摩門教徒、殯儀員、岳母大人、猶太佬與爭取女性參政的婦女。花兩三毛錢購買雜誌的人畢竟需要讓人滿意的撫慰性笑料，而無需酸溜溜的懷疑主義。所以，邊疆派往往刺中社會基礎的那種粗俗笑話與哄堂大笑，就淪為令人捧腹的噱頭。它為之後機器時代關於輕型福特車的妙語鋪墊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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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領域，儘管它擁有古典的傳統，並且在理論與實踐上有些脫節，但在這個財富、企業與科學的偉大時代里，它也進行了徹底的重建。由於國民財富的增長，如今已經有資金來擴充和改善公立學校。1871年，為此目的拿出了7000萬美元；到了本世紀末，每年的數額已經超過兩億美元。這種不斷增加的花費，就意味著轉變了人類的身價，使不識字的人逐漸減少，儘管因為黑人與移民人口的不斷增加產生了不利因素。1880年文盲占人口的17％；20年後僅佔11％左右；而到了1910年，它已經低於8％。由於如此發展，埃格爾斯頓在《印第安納的校長》里所描寫的那種農村教育狀況，即使在內地的偏遠山區也已經消失了。
隨著公立學校的改進，公共教育的擴大，被手工藝者、農場主與中產階級下層填平他們通向高等專科學校之間的鴻溝的新要求滿足了。具體而言，這種擴大採取了成倍增加中等學校的形式，它們由稅收中撥款給予支持，目的是在於幫助入學學生的雙親，因為他們在免除孩子的勞動后，卻無力將他們送進私立中學去。在林肯就職時，這個國家只有100所左右公立中學；到了1880年已經有了800座；在這個新世紀開始時，這個數目已經超過了6000。儘管一些勞工領袖對教育體系中的個別部門的財政撥款抱怨不公，但中等學校的庇護者在政治上頗有勢力，可以迫使這一上層部門獲得發展。
在建立新的州立大學（尤其是西部），以及擴大已建成的大學的全部設施方面，這股促進中學發展的勢力，也起到了作用。在這一時期結束時，總計有9個或10個州，除了對民眾進行免費的初等教育外，還通過中學與高等專科學校給予免費正規教育。如此一來，曾經主要為富裕者壟斷的高等教育，其開支已由納稅人負擔；學校的設施已經被一部分人普遍使用，他們要麼在經濟收入上比較富裕，要麼擁有特殊的才能與能量。所以，成千上萬的青年，他們在往日或者在其他地方的當代社會裡只能耕田或織布，現在也能作為律師、醫生、作家、教師與各種自由職業者而躋身於中產階級。尤其是女孩們獲得這一新機會的好處，她們成群結隊地進入中學與高等專科學校——以這種方式，提升了女性的獨立地位，拓展了她們在民族文化中的領域。
除了大量的公共基金傾注在教育事業外，作為一種補充，還有在競爭中發了大財的那些人對高等專科學校與大學的大量捐贈。在早期，這種捐贈自然也不是絕無僅有的。1831年，著名商人斯蒂芬·吉拉德去世，留下來200萬美元的捐贈給費城的一個男子高等專科學校。然而當時並沒有許多人效仿他的榜樣。確實，在中期，也很少有百萬富翁能有大量餘力投入教育事業里；但到了鍍金時代凱歌高奏時，已經出現了大量的富裕財力來進行這種服務了。
1876年，巴爾的摩商人約翰·霍普金斯捐資正式建立了一所新大學，這開闢了美國富裕歷史中的先例，從而開啟了一個時代。在下一個十年，美國浸禮會教育協會發現它在芝加哥的學院正在日薄西山，於是向美孚石油公司王國的皇帝約翰·洛克菲勒請求幫助，結果獲得了初次非常慷慨的捐贈，到最後這筆捐贈累計超過2000萬美元。與此同時，一些較老的學院也紛紛效仿，除了收取發財較少的人的小額捐款外，還開始收取那些財神爺的寵兒的大筆捐獻，其效果達到了驚人的程度。到了本世紀末，美國私立學院與大學從捐贈中獲得的收入，幾乎要比州立高等教育機構中從公共基金中獲得的數目還多。
高等教育發展的一個最輝煌的成果，就是學院與大學從教會的統治下獲得實質的解放，當然是除了被天主教教會集團統治的領域以外。新的州立大學與女子學院主要是為世俗界而非為教會而設立，自然應當由世俗之人而非教士來指導它們的活動。當大量的金錢滾滾流進原為教會創辦的各個許願的錢櫃時，教士的管理權力就相應地下降了。除了內地的一些地區外，已經不再依賴地方牧師從國內與國外佈道費用中抽出來的捐款，學院的主管人員也越來越在乎佈道壇上的怒吼聲了。如今既然要求企業領導人捐贈，他們也就從有錢人中召請學院的管理人員，以致到了本世界結束時，美國高等學校董事會，從名單上看起來，無異於一個公司的董事會。
在執行期間，神學家們所傳下的古典訓練方法，遭到了相當的破壞。許多較老的學院，比如哈佛、哥倫比亞、耶魯以及普林斯頓，因為擁有大量資金，便發展成為德國式的大學，有時還以它們的研究生院與專業學院，壓倒了它們一度為此自豪的學院。在任何地方，只要有新的知識部門來敲門，是很少遇到拒絕的。
與管理方面的革命化相平行的，則是學生們的要求發生了劇變。進入高等學院的學生在不斷增加，它們要求設置一些有關企業與所設職業的「課程」。總而言之，從青年們的思想、興趣與願望來看，它們都想獲得職業上的培養，希臘語和拉丁語詩歌以及演講術泛濫成災的時期已經遠去。最後，在學院教育的主要課程——自然科學的發展下，這一解體過程被加速了。自然科學的發展，與直接基於物理學與化學發現之上的機器工業的發展，這兩者是不可分割的。這樣，因為許多力量作用的結果，新教地區教育的那種神學的與古典的氣氛就被消除了。那些眾多的力量，是完全超越那些大小集團的意志外的。也是完全超越一個有深刻宗教信仰的民族的自覺願望之外的。當然，儘管宗教依然保存著，但已經非高等教育的指導原則了。只要將蒂莫西·德懷特在一次畢業典禮上的佈道與阿瑟·哈德利的佈道相比較，這種革命化就很容易理解了。
假如要確定這種世俗化大變動開始的日期，那麼這很可能就是1869年，即林肯去世四年後，當一名年輕的化學家查爾斯·埃利奧特成為哈佛大學校長的時候。他執行與企業有關的人民輿論的堅定意志，清除了在思想與方法上還屬於18世紀的大批老式教師。然後，他招聘了一些新近從歐洲歸學的年輕人，粉碎了學位授予的古典傳統，開始實行選修課程的制度，學生們幾乎可以自由地選修自己的課程。
這個思想是宏偉的，與當代科學的寬容精神完全和諧一致，它不斷擴大自己的境界，囊括了一些新的領域。與此同時，對於那些日前正蜂擁而入高等教育的富家子弟，這個體制也十分符合他們的精神需求。就像洛奇在一次演講中所說，在陳舊的強迫性方案下，「有些知識是毫無用處的，並且學習紀律對所有人都帶有強迫性。而在新的制度下，通過明智的選擇，選修那些容易的或者老師要求不嚴的無關課程，從而有可能完全逃避無用的學習。」亨利·亞當斯教授詢問他的學生，在新制度下，他對所受的教育能做些什麼，他說，出乎意外地得到這樣的回答：「對我而言，哈佛大學的學位在芝加哥是很值錢的。」
所以，對狹隘而恐怖的古典教育方案的破壞，產生了非常重大的成果。一方面，它以自然與人文的新科學豐富了大學的課程，並由於機會的倍增而使那些有能力者能夠利用這些機會。另一方面，它也使富豪集團減輕了在預科學校中的過度緊張。無論舊制度有什麼缺點，比如它乾枯而狹隘，但它既是民主的又是有懲戒性的；不管貧富，只有能夠解決既定問題與閱讀既定詩文的男孩，才允許入學和畢業。新制度卻相對靈活；那些由於出身富裕而悠閑的人，能比較容易地入學，並且比較輕鬆地混到畢業。所以，兩種理由都能講通。
埃利奧特在哈佛大學試驗后不到十年，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創辦於巴爾的摩。它創辦期間的每件事，都洋溢著企業時代的世俗精神。創辦的費用是由一位生意人捐贈的；董事會的掌管者是普通人而非教士；在更高範圍內進行科學研究，則被宣布為這所學校的支配一切的特徵。托馬斯·亨利·赫胥黎進行了開學演講，他是一個公開承認的不可知論的戰士，卻打扮成當時正在全世界進行著的達爾文主義戰鬥的騎士。當聽說新學校的開學可以無需教會的祝福時，那些虔誠者都為此而目瞪口呆。一名牧師悲嘆著說：「邀請赫胥黎真是夠糟糕的事，也許邀請上帝來參加更好些。但邀請他們兩個人，都必定是荒謬之事。」然而，無論這位牧師怎樣悲嘆，由於堅持取得學位的程序與進步的研究工作，這所新學校在將近四分之一世紀里為美國的高等教育樹立了榜樣。實際上，這種榜樣的力量一直持續到眾多學院，變為相互競爭的大學為止。
儘管這種世俗化的傾向很強，但仍不能完全滿足企業的要求。「文學」學院的畢業生在智力資質上往往是膚淺的；缺乏精確性，缺乏對物質事物與力量的知識，也缺乏算術能力與對機器工業效率極為重要的試驗習慣。他們被指責（儘管這並不總是公正的）：他們不僅在成就上，也是在目標上「過度講求文化」。不管怎樣，機器生產過程的精密性所要求的那種教育形式，只能由技術學校來獲得滿足。這個時代編年史里的以下一些事實，就足以說明教育界這股新力量的興起。哥倫比亞礦業學校在1864年成立，麻省理工學院與伍斯特工藝學校在1865年成立，利哈伊大學在1866年成立，史蒂文斯學院在1871年成立，凱斯應用科學學校在1880年成立，羅斯工藝學校在1883年成立，布魯克林工藝學院在1889年成立。除了私人捐贈的興起外，1862年的莫里爾法通過贈送聯邦土地，來幫助工業與技術教育的政策，從而進一步促進了發展步伐。到這個時代結束時，技術訓練已經成為美國教育制度中的一個基本部分，並且在訓練指揮那些工業物質生產方式的人與訓練管理工業金融、出售工業債券與分配工業產品的人之間，正在做出明確的劃分。
然而這只是一般情況，假如就此斷定鍍金時代教育的整體偏好是，一方面趨於奢華，另一方面趨於技術，那也是錯誤的。假如說擴大的選修制，讓富家子女能夠輕鬆愉快地通過學校課程，假如說同樣也對那些關心極多的學習機會的人提供了獲取機會，使他們能在封鎖了前幾代大學生的千百種領域裡大顯身手。組織起煥然一新的教育科系，並向那些熱愛知識者自由開放。物理學、化學與生物學獲得了一度僅由希臘文與拉丁文獨佔的那種優越地位。藝術、音樂與文學方面組織了一些不同的講座，隨後又設置了一些特殊科系來教授它們的許多方面。
通過歷史學、倫理學或法學，社會科學進入了各個學院與大學，雖然通常是通過走後門進去的。然而，它們一旦進入，就確實能留下來，並受到十分慷慨的待遇。1880年，即薩姆納教授在耶魯大學為社會學鳴鑼開道的8年後，哥倫比亞大學設立了政治學院，並分為歷史、經濟與公共法律等科系。哲學也不亞於與它相聯繫的其他學科，開始從神學的桎梏中擺脫出來，並分成了專門科系。1892年《哲學評論》的創辦，繼承了25年前由《思辨哲學雜誌》開始的工作，對傳統的學說提出批判性的觀點；1890年，哥倫比亞大學則設立了哲學研究院。
在學術活動期間，與當前實用目的相距稍遠的純科學，也獲得了不斷支持。到了1899年，就有可能建立一座美國物理學會，以促進思辨形式的探索，這種探索不能指望它產生什麼，而只會獲得智力上的報酬。至於這點，就像學會第一任主席所說，「全世界的最高讚賞並非給予我所能培養的純以太物理學的研究者，而是給那些運用它來滿足物理學而非人類智力需要的人們。」正是憑藉這種精神，康奈爾大學校長安德魯·懷特曾宣稱，他的大學忠誠於「這種為真理而尋求真理的熱情，這種永遠與真理相結盟的對善良事物的信念」。
為了滿足這種熱情，各個領域都要求進行特殊訓練。一度時期，這種訓練大多是由外國大學畢業的美國學者提供的。在鍍金時代中，美國高等教育的指導，確實是以驚人的程度掌控在從德國獲得知識與技術的教師手裡，一直到了這個時代的最後的十年，國內的研究院每年才能提供大量的學者，足以應付個個學院對教師與系主任的需要。然而，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受到訓練，哲學博士終於取代了神學博士的地位，它是如此有效，以至於到了世紀相交之際，尊重科學方法、精密研究與客觀思想的習慣，已經在學術的園林里良好地建立起來了。
假如說，正像人們往常以充足的理由所斷言的那樣，對於重要的事物的濃厚興趣往往會發生變化，使熱情轉向不足輕重的事物上，那麼無論怎樣，為教士、文學史家與美文學教授所熱愛的眾多修辭學的方法，在這一過程中已經遭到了致命的破壞。整體而言，對文學與藝術的研究，雖然不止一次地遭到過帶著方帽、穿著長袍與披風的工匠們的嚴重損傷，但社會依然有所收穫。當然，鍍金時代在民眾與各階層里流行的大量粗野的發財夢，在各大學中曾受到冷靜的分析，這註定了某一刻會對陳腐的規範造成大的破壞。但在1900年時，這塊雲彩才有學院校長的巴掌那樣大。
在這樣的一個時代里，大學教育的精神與方法都處於革命化期間，女性已被強烈地從廚房與育幼室推向經濟與文化生活的每一角落裡，男人們已經不再可能保持他們長久以來所壟斷的高等教育。實際上，在安德魯·傑克遜任內那些民情高漲的日子裡，那些觀察著地平線的教育學家們，已經開始發現男人對大學的統治不能永遠保持下去。所以，男女合校的第一個重大試驗，就適合在民主黨河谷里得到實現。在1833年，奧柏林大學成立時就邀請了女性分享它的設施，安提奧克學院在寬厚的霍勒斯·曼的掌管下，也在20年後效仿這一榜樣。中期建立的猶他州立大學與愛荷華州立大學，從最初就宣布了男女平等的原則。在鍍金時代里，這個楔子愈來愈深入到那個古老的壟斷性事業里。北方的各州立大學，陸續不斷地拋棄了那種排斥女性的政策，比如1870年的密歇根大學、確切於1874年的威斯康星大學。私立大學也立即開始執行同一方針：康奈爾大學在1872年向女性開放；麻省理工學院在1833年；芝加哥大學則在1892年。一些不能立即打破傳統習俗的古老學院也做出了妥協，為女性建立了分校：1889年哥倫比亞大學設立了巴納德學院；1894年哈佛大學則設立了拉德克利夫學院。
與此同時，專門為女性設立的學院也在東部地區發展起來，因為那裡的女性們的要求沒有獲得像西部地區州立大學那樣慷慨的響應。婦女界領袖（如蒙特·霍利約克學校的創建人瑪麗·萊昂）久已夢想能擁有自己的學院，享有充足的捐贈，並能具有最優秀的男子學院的同等水平。久已期待的這個新日子終於在1865年迎來了曙光。在波基普西一名富有的釀酒商的贊助下，在盛大的慶賀中瓦沙爾學院開學了，並設立了一個富於感染力的直觀教學課。在5年內，馬薩諸塞州特許成立韋爾斯利學院與史密斯學院。1885年，賓夕法尼亞州的布賴恩·莫爾學院招收了第一班年輕女生。布賴恩·莫爾學院規定必須進行入學考試，並且考試很嚴格，此外它還在一些部門設立了一些可媲美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或哈佛大學的研究工作。
在職業教育領域，女性進展不快。誠然，麻省理工學院與康奈爾大學都已經讓女生學習工程學，但一流的法學院與醫學院卻拒絕妥協。1865年，女性們只能在這個國家的少數地方獲得了醫學教育，到了本世紀末，她們在這一方面的地位幾乎沒有什麼改進。雖然法律學是冷酷無情的，但在這個時代終結時，已經有幾所高等學校，向她們提供法律方面的訓練。實際上，相對而言，擁擠在各個學院里的成千上萬的女孩中，很少有人願意研究工程學、醫學或法學；師範、文學與藝術吸引著大多數人，從而促使在文化與審美力問題上的優勢轉到了女性手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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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民主的熱情引發了要求普及教育的熱情，它不可避免地也要深入到黑人民族的先進分子里。那些從前反對奴隸制的北方白人覺得，他們有某種義務來幫助獲得自由的奴隸脫離文盲的深淵。在機器與科學支配下的改造時期里，為了滿足工業與農業的需要，也要求起碼對那些車間與農田裡工作的人們普及初等教育。然而，儘管要求改變的理由具有說服力，但教育黑人的任務卻非常艱難。
首先，必須克服遺留下的根深蒂固的成見，更不用說惰性力量了。內戰前，在南方某些地區，教育黑人學會讀寫是有罪的；在北方，厭惡黑人教育的程度，幾乎不亞於憎恨廢奴的主張。例如，曾有人建議在康涅狄格州的紐黑文為黑人青年建立一所學院，就遭到了市民與市長當局的一片怒罵，並且正式宣布要以一切法律手段來遏制這種計劃。到了1883年，普魯登斯·克蘭多爾允許少數黑人女孩進入他在本州的坎特伯雷寄宿學校，結果她遭遇暴徒的襲擊，並在隨後被打進大牢，稱她犯了一條特殊法，犯了允許黑人進入任何教育機構之罪。在北方其他地方，反對的態度幾乎也是一樣強烈；然而，儘管有這一切，當努力解放運動使整個問題面貌一新時，向有色人種開放的初級學校的數量也日漸增多。
南方各州因戰爭變得貧困，並且在傳統上就對包括白人與黑人在內的群眾教育相當忽視，所以期望它們能立即承受起對被解放的奴隸的教育重負，這有些過度。在此情況下，責任就要均分給北方與南方；在某種程度上，北方的慈善家們也想履行這個義務。1876年，喬治·皮博迪為南方教育事業捐贈的基金，其中相當大的部分贈給了黑人學校；15年後，康涅狄格州的約翰·斯萊特獻出了100萬美元，來「提高新近解放的南方民眾」。布克·華盛頓也受到北方資本家的相助，憑藉地方上的相助，他在塔斯吉創辦了一所學校，訓練黑人學生自立的技藝。
這些捐贈，其中有些是非常好的，不過，當然這還不能完全解決問題。對黑人進行教育的主要負擔落在了南方納稅人的肩上，在此情況下他們也勉力承擔起來。到了19世紀結束時，他們已經做出了很大成績，至少相對意義上而言如此。按照最樂觀的估算，在解放奴隸40年後，據說美國黑人至少有一半會讀寫了。另外，諸如哈佛大學與漢普頓學院這樣的高等學校在成倍地增長，有色人種的領袖們在他們自己的教育機構（更不用說在目前已經對他們開放的其他學院）里，獲得了藝術與科學的有效訓練。
在這種智力的進步中，老式的黑人傳道士正在漸漸喪失自己的威信。從歷史上看，他們僅僅是「非洲氏族巫醫的後裔」，當基督徒的品性滲入他們的精神特點后，他們就擁有一種奇怪的信仰大雜燴，就像杜波依斯所說，在種植園時期，他們曾經是「治病者，預言者，冤讎申雪者」。奴隸解放后，有色人種的傳道士作為技術能手，具有超出本種族之上的權力，並在無助的解放了的奴隸社會裡掌握了統治權威。他們遵照《聖經》來宣傳平等的福音，並在黑人贏得選舉權后，在他們教士的職能里加進了進行政治操縱的手段。儘管這些傳道士有的人受過教育，但大多數人當時的知識與理解力都高不了他們的教區居民多少。
然而，當黑人的普通文化水平超過奴隸時代的原始狀態后，佈道壇的統治權就式微了。世俗教育的普及，技術訓練機構的增加，以及學校課程里科學的聲望在日益上升，都說明「歌唱與吼叫的牧師」王國已經遭受到了侵蝕。那些考察了新綱領內容的人們的其中一人喊道：「他們壓根就不相信聖靈。」在某種意義上，他說的沒錯。由於現實利益，以及黑人的思想被引至白人主要關心的東西——發財與享樂上，教育的普及就順理成章地產生了變化。所以，儘管社會上的種族歧視仍然很嚴厲，但已不可能再在兩個種族間建立起嚴密的智力屏障。無論幸運與不幸，形形色色的黑人種族已成為美國經濟制度的一個組成部分——任何華麗辭藻都不能抹掉這個事實。曾經無情鞭撻過白人的那種時代力量，也正在驅使著黑人男女向暴風雨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