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從一個性學家的經歷察看中國百年性觀念（5）

――摘自劉達臨的《我的性學之路》

徐兆壽：您的經歷可以說是五十年代愛觀的一種折射。***這個故事是您在《我的性學之路》中記述的，是1958年生的事。當時是怎麼處理他們的呢？

劉達臨：那時部隊對兩性問題的處理已比前幾年寬鬆了一些，而且兩個人都是未婚，結果是女廣播員回了地方，放映隊長也複員了。

第二年，這裡的廣播員換了個新的，小楊，未婚。結果被月婦之夫宣傳科姜科長勾搭上了，生了兩性關係，而且小楊也懷了孕。這是個嚴重問題。調查的焦科長也是個多種子，在代表黨委進行調查時，小楊哭哭啼啼，使他動了感，不僅摸出手帕替她擦眼淚，還把黨委對這件事要一查到底、嚴厲懲辦的決心和部署告訴了小楊。這樣就促使姜科長和小楊一起外逃。在路上，姜科長對小楊說：\"看來我們已無路可走了，生不能做夫妻，死後做夫妻吧，我們一塊死吧！\"小楊聽了他的話，服毒死了，他卻不服毒了，被抓了回來。我結婚後回部隊時，正好開軍事法庭公審大會，曾經被認為是很能幹、很有展前途的姜科長和焦科長成了犯。姜科長被開除黨籍，開除軍籍，判刑15年；焦科長由於泄露黨委機密，造成嚴重後果，被開除黨籍，開除軍籍，判刑5年。許多人都替焦科長惋惜。

徐兆壽：部隊里這樣做是不是太過分了？

劉達臨：我那時不覺得過火，只知道組織上的處理總是對的。現在我還是覺得姜科長很卑鄙，你騙了別人，人家死了，你為什麼不死？判15年，活該！焦科長似乎有點冤。總之，那個60年代初生的令人震驚的案件觸動了我的思想，為什麼在具有優良傳統和嚴格紀律的部隊里會生這種事？這樣處理對嗎？這也許是我後來走上研究性學道路的一個原因。當年，那位產來坐鎮的空軍政治部副主任在大會上批評我們部隊政治思想薄弱，生活條件太好了，就生這種腐化現象了，這種分析也許有一定的道理。後來我在研究性學以後，認識到部隊由於國防建設的需要，對性這一容易引起社會動蕩與紛爭的事不能不嚴加控制，正如費孝通在《生育制度》一書中所說的：\"性可以破壞社會身份，擾亂社會秩序，瓦解社會團體。\"可是，性又是一切人的一種本能需求，又不能過分壓制。西方有位哲人說過：\"對於絕對自然的事的壓制，其結果往往是加強，甚至是病態的加強。\"這也許是我們部隊過去出那樣的事件的原因之一。從世界範圍來看，軍人的性問題一直是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但如何解決卻是一個要研究的問題，它不是新問題，是一個一直存在的問題。

徐兆壽：1969年9月，也就是在你整整20年軍齡的時候，複員回家了。複員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劉達臨：當時我所在的那個部隊奉命撤銷了，當時有三條路擺在我們面前：一是調到其他部隊去，二是去\"支左\"，三是複員回鄉。一般來說，軍隊幹部回地方都是轉業，用在軍隊的級別套地方級別，有時還會加一級，而複員則什麼級別都沒有了。在\"文化大革命\"中，複員是很吃虧的，當時沒有轉業，但是要回家只有複員。領導徵求我的意見時我說：\"我和愛人已經分居10年了，現在讓我回家吧！\"當時領導覺得我這樣做太可惜了。

徐兆壽：你這麼堅決地回家，實際上也有性的原因。我想，這一點不用問都能猜出來。人之常嘛！應該說這是一種比較人性的選擇。您是性學專家，有這樣人問過您嗎？

劉達臨：沒有，你是第一個。當時我的心裡很亂，而且在那個年代，性是很次要的。當時的部隊里也很複雜，我也不想再在部隊呆下去了。

幾件風流案子

徐兆壽：一個北大新聞系的學生，一個部隊的參謀，回地方上后，竟然成了一個工人。整個70年代，您一直沒有離開過上海自動化儀錶一廠，而在哪個廠里生的幾件事，可能是您後來走上研究婚姻、家庭，再到性學之路的另一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