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第十章黃州突圍（3）

我覺得我的青年朋友們把李宜之看得過於現代派，也過於城市化了。李宜之的行為主要出於一種政治投機，聽說蘇東坡有點麻煩，就把麻煩鬧得大一點，反正對內不會負道義責任，對外不會負法律責任，樂得投井下石，撐順風船。這樣的人倒是沒有膽量像李定、舒亶和王珪那樣先向一位文化名人難，說不定前兩天還在到處吹噓在什麼地方有幸見過蘇東坡，硬把蘇東坡說成是自己的朋友甚至老師呢。

又如——我真不想寫出這個名字，但再一想又沒有諱避的理由，還是寫出來吧——沈括。這位在中國古代科技史上佔有不小地位的著名科學家也因嫉妒而傷害過蘇東坡，批評蘇東坡的詩中有譏諷政府的傾向。如果他與蘇東坡是政敵，那倒也罷了，問題是他們曾是好朋友，他所提到的詩句正是蘇東坡與他分別時手錄近作送給他留作紀念的。這實在有點不是味道了。歷史學家們分析，這大概與皇帝在沈括面前說過蘇東坡的好話有關，沈括心中產生了一種默默的對比。另一種可能是他深知王安石與蘇東坡政見不同，他站投到了王安石一邊。但王安石畢竟是一個講究人品的文化大師，重視過沈括，但最終卻覺得沈括不可親近。當然，不可親近並不影響我們對沈括科學成就的肯定。

圍攻者還有一些，我想，舉出這幾個也就差不多了，蘇東坡突然陷入困境的原因已經可以大致看清，我們也領略了一組超越時空的中國式批評者的典型。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要單獨搞倒蘇東坡都是很難的，但是在社會上沒有一種強大的反誹謗、反誣陷機制的況下，一個人探頭探腦地冒險會很容易地招來一堆湊熱鬧的人，於是七嘴八舌地組合成一種輿論。

蘇東坡開始很不在意。有人偷偷告訴他，他的詩被檢舉揭了，他先是一怔，後來還幽默地說：「今後我的詩不愁皇帝看不到了。」但事態的展卻越來越不幽默，一〇七九年八月二十七日，朝廷派人到湖州的州衙來逮捕蘇東坡。蘇東坡事先得知風聲，然而不知所措。

文人終究是文人。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罪，從來者氣勢洶洶的樣子看，估計會被處死，他害怕了，躲在後屋裡不敢出來。朋友說，躲著不是辦法，人家已在前面等著了，要躲也躲不過。

正要出來，他又猶豫了：出來該穿什麼服裝呢？已經犯了罪，還能穿官服嗎？朋友說，什麼罪還不知道，還是穿官服吧。

蘇東坡終於穿著官服出來了，朝廷派來的差官裝模作樣地半天不說話，故意要演一個壓得人氣都透不過來的場面出來。蘇東坡越來越慌張，說：「我大概把朝廷惹惱了，看來總得死，請允許我回家與家人告別。」

差官說：「還不至於這樣。」便叫兩個差人用繩子捆紮了蘇東坡，像驅趕雞犬一樣上路了。家人趕來，號啕大哭，湖州城的市民也在路邊流淚。

長途押解，猶如一路示眾。可惜當時幾乎沒有什麼傳播媒介，沿途百姓不認識這就是蘇東坡。貧瘠而愚昧的國土上，繩子捆紮著一個世界級的偉大詩人，一步步行進。蘇東坡在示眾，整個民族在丟人。

全部遭遇還不知道半點起因。蘇東坡只怕株連親朋好友，在途經太湖和長江時幾度想投水自殺，由於看守嚴密而未成。

當然也很可能成，那麼，江湖淹沒的將是一大截特別明麗的中華文明。文明的脆弱性就在這裡，一步之差就會全盤改易。而把文明的代表者逼到這一步之差境地的則是一群小人。

一群小人能做成如此大事，只能歸功於中國的獨特國。

小人牽著大師，大師牽著歷史。小人順手把繩索重重一抖，於是大師和歷史全都成了罪孽的化身。一部中國文化史，有很長時間一直把諸多文化大師捆押在被告席上，而法官和原告大多是一群群擠眉弄眼的小人。

究竟是什麼罪？審起來看！

怎麼審？打！

一位官員曾關在同一監獄里，與蘇東坡的牢房只有一牆之隔，他寫詩道：

遙憐北戶吳興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