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日本在反華喧囂中蓄勢待發（3）

日軍軍官的「私房話」，把中村事件對於日本當局的意義，詮釋得**而明晰。***

8月11日，日本外務大臣幣原喜重郎電令駐瀋陽總領事林久治郎「努力使中國方面坦率承認事實，進行交涉」。

8月17日，林總領事會晤國民政府遼寧省主席臧式毅，交涉中村事件。同日，在瀋陽的日本陸軍當局表「中村被害之第一次調查」。

同一天，日本政府以陸軍省的名義，在隱瞞中村的真實身份——日本軍事間諜的前提下，公布了中村等被殺事件，並宣稱「日本在滿蒙特殊權益受到了中國的侵害，現處危險之中」。

日本各政治集團也馬上行動起來。政友會是日本明治維新后成立的一個準政黨組織，日本許多著名的政治家如伊藤博文，都曾是它的重要成員。政友會緊急行動起來，選取精幹人員組成演說團到日本的六大城市做宣傳鼓動。9月1日，「帝國在鄉軍人會」召開全體會員大會，會長鈴木庄六大將意味深長地說：「值此時局嚴重之際，應普及、提高國防思想，正確引導輿論。」

日本原本是靜謐、含蓄的國度，木屐與石板路碰擊出的聲響，成為一曲令不少人為之心動的空靈之音。但當日本人群激昂時，一種內斂、壓抑的力量就會勃然爆，從而使日本變成一個瘋狂的國度。甲午年間，當日本海軍決定性地擊敗大清北洋艦隊時，日本島就爆過這樣一次瘋狂，人們走上街頭、歡呼雀躍，一時萬人空巷。這一次，日本又瘋狂了，國民們為同胞在異國他鄉的「無端」受戮，更為一個被炮製出來的「中國威脅論」而群激憤、奔走呼號。

就這樣，日本國內對華戰爭的社會動員開始了。

可是，南京國民政府顯然並沒有嗅到戰爭的氣味。

8月20日，蔣介石在南京接見日本民政黨成員菊池良一，二人作長時間的會談。在會談中，蔣希望日中及亞洲各民族為黃種大聯合而奮鬥。菊池請蔣在國民政府軍隊中酌用日本教官，並建議國民政府採取措施制止社會上的排日行動。蔣欣然接受。

大水把國民政府沖得搖搖晃晃

1931年夏秋兩季，頻頻見諸報端和各級國民政府文告的，並不是中村事件等涉外話題，而是一場百年不遇的水患。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布的《為救濟水災告全國同胞書》，明白無誤地把這場水患稱為「國難」。

9月8日，國民政府行賑災公債8000萬元，分兩期行，本月內先3000萬元，12日內續5000萬元。年息8厘，按票面九八折行；本息10年償清。

1931年氣候反常。入夏以後，中國大部分地區出現長時間淫雨天氣，還不斷出現大雨和暴雨，珠江、長江、淮河及松遼流域河水猛漲，造成全國性的大水災。其中，長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災尤為嚴重。據統計，湘、鄂、贛、浙、皖、蘇、魯、豫8省合計受災人口5127萬，經濟損失22。54億元，而國民政府1931年的整個中央預算，也就不到10億元。

武漢地區襟江帶湖，受水害尤重。8月2日凌晨，單洞門鐵路大壩決堤，大水直奔市區，漢口全境浸沒水中，高及屋頂。隨後武昌的武泰、武豐等堤也相繼潰決，武昌濱江城區，盡成澤國。此後不幾日，地勢最高的漢陽，也共有45個堤垸被沖毀，江水以風馳雲卷之勢，長驅直入。三鎮盡成澤國，淹沒水中達兩月之久。武漢遭此重創，逐漸由盛轉衰，「九省通衢」的地位頓成明日黃花。

在突如其來的大水面前，國民政府心有餘而力不足。除了一些地方政府對災所做的杯水車薪式的救濟外，國民政府最早對水災做出反應是在7月25日，此時，已離珠江流域生重大災一月有餘。這一天，國民政府下令，特派許世英等九人組成賑務委員會委員，指定許世英、王震、劉鎮華、王守珍、朱慶瀾為常務委員，許世英為委員長。

許世英是一位活了91歲的老人，清光緒年間就躋身官場，歷經晚清、北洋、民國三個時期，能為各派政治力量所接納，新舊咸宜，左右逢源，甚而得膺重任，宦海浮遊60餘年。朱慶瀾是哈爾濱人，1892年，就曾任黃河修復工程的河工委員，可謂是一個治河、賑災的專家。辛亥革命期間，他同革命、支持革命活動。後來，在主政黑龍江期間，多有德政，惠及鄉里，商民為紀念其功德，將一艘新輪命名為「慶瀾」號。1925年2月，他辭去一切職務，專門從事慈善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