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民眾運動正在起變化（1）

不管國民政府想如何「巧妙」地展開對日策略，民眾可不管那麼多，他們一以貫之並且更加激烈地要求政府直接對日本採取行動。***26日，上海學生派出劉旋天等50多人代表，赴南京向政府請願，提出以下五項要求：

一、集中兵力，驅逐日軍出境；

二、懲辦不力外交官員；

三、令張學良迅速出兵，戴罪立功；

四、給各大學學生槍械，武裝全國學生；

五、實行革命外交，不簽訂喪權辱國條約。

上海學生代表所提上述要求，暗示出民眾運動正在悄悄地生著變化。當九一八事變剛爆、民眾運動方起之時，主要矛頭是針對日本的，那時在民眾與國民政府之間，沒有對抗的張力；可此時，民眾開始對國民政府的按兵不動失去耐心，他們開始懷疑政府對日行動的決心和能力，民眾運動的矛頭已開始指向國民政府。上海學生代表的五項要求中，條條都暗含著對國民政府對日政策的不滿。

事實上，26日上海學生代表的五項要求，已經不是青年學生第一次表露出對政府的不滿緒了。25日，北平北師大的學生和教員就曾以正面這樣的電文，表達了他們對國民政府不抵抗政策的不滿：

國家養兵，願為抵禦外辱，我國兵額之多，冠於全球，而一遇外敵，輒取不抵抗政策，洵屬奇恥。此次日本入寇東省，如入無人之境，遼吉以淪陷，平津又受威脅，似此勢，尚能持不抵抗主義乎？

總之，以青年學生為代表的民眾，對政府不抵抗政策既不理解，也不支持，他們意識到自己對日本侵略者的一腔義憤，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下是完全沒有用武之地的，所以他們開始轉向對政府不抵抗政策的批評，而且，民眾運動是很難「只動口不動手」的，與政府的對抗性行動必然出現。

但顯然，國民政府卻對民眾運動轉向的風險防範乏術。蔣介石本人對自己的領袖地位有一種強烈的、近乎偏執的使命感和優越感，他總是武斷地認為，領袖怎麼說民眾就應該怎麼做，既然領袖都抱定了以身許國甚至不惜犧牲的信念，民眾還有什麼可疑慮的呢？

當上海學生代表的五項要求送抵蔣介石的面前時，他沒有怎麼躊躇，就作出了一一答覆：

關於第一條「集中兵力，驅逐日兵出境」的要求，蔣答覆道最後至無可和平之時，政府終須出兵決一死戰。其下之意是，現在還未到和平完全絕望之時，故亦非政府決心對日用兵之機。

關於第二條「懲辦不力外交官員」的要求，蔣答覆道外交過失應由政府負完全責任，並非一人之失。這種態度倒顯得很實事求是，但卻凸顯了政府的外交責任，如果按照學生「懲辦」的要求，那麼是不是政府應該總辭呢？顯然蔣的辭典中是不存在「引咎辭職」這樣的話語的，那麼，怎麼落實「外交過失應由政府負完全責任」這種承諾呢？

關於第三條「令張學良迅速出兵，戴罪立功」的要求，蔣答覆道此點請學生代表不必過慮，中央當然須奪回土地，至於戴罪立功是將來的問題。一句「不必過慮」，就把青年學生的要求回絕得乾乾淨淨。要知道，對於中國人而，出了事是一定要找出責任人的，學生眼中的第一責任人——外交部長王正廷的責任，被蔣以「政府負全責」解除了，第二責任人——張學良的責任，又被蔣以「將來的問題」輕輕地卸了去。像一個練就「吸星**」的武林高手，蔣介石面無懼色地把民眾的所有來招都一一接下，以為自己能化解這一切——他實在是高看了自己，小看了民眾。

關於第四條「給各大學學生槍械，武裝全國學生」的要求，蔣答覆道國內軍械缺乏，學生多一支槍，士兵就得少一支槍。這個要求提得很緒化，蔣的回答也有趣得緊——全然把對這個緒化十足的要求做正面的回顧，其答案更是實話實說，沒有點腦筋急轉彎的技巧，也是做不來的。

關於第五條「實行革命外交，不簽訂喪權辱國條約」的要求，蔣答覆道此更為中央當然之責任，中央須以民眾之意旨為意旨，對於外交亦當絕對公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