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引言：「以改造中國與世界為目的」（3）

需要強調的是，**雖然在許多問題上與共產國際有不同意見，但他對共產國際的一些符合中國革命實際的指示還是堅決執行的。***同時，由於共產國際的指示大多是以**中央的命令下達的，對其中一些不恰當的意見，**在向上反映不同意見而不被接受的況下，也是執行的。有的論者在其論著中，把**和共產國際簡單地對立起來看問題。他們或是用**攻打中心城市的行來證實**也是主張\"城市中心論\"的；或是用共產國際的一些表揚、肯定**的文電而否認**與共產國際在中國革命道路問題上逐漸形成的原則分歧，認為蘇聯和共產國際始終是支持**的。這樣一來，**後來關於共產國際錯誤干涉中國革命的指責和壓制、排擠他的說法，就成了無稽之談和無病呻吟了。這種觀點是很片面的。事實上，在這個時期雖然中國**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這種隸屬關係沒有變，但由於受形勢所迫，共產國際及其代表只能在莫斯科或是在上海的亭子間指導中國革命，其指令不可能不出現與中國革命鬥爭的實際相脫節的況。而**卻始終戰鬥在創建紅軍和開闢革命根據地的第一線，他所摸索出來的經驗和概括出的理論自然更符合中國革命的實際。因此，儘管共產國際和**在中國革命的總目標上是完全一致的，但在中國革命的道路、中國革命每一個階段或某一個時期的方針路線政策，以及措施手段等方面的分歧也就勢所難免。可悲的是，無論是共產國際還是中國**當時還都沒有認識到中國革命要由中國人獨立自主地去完成，共產國際把指導中國革命看做是義不容辭的國際主義義務，中國**的領袖們也真誠地擁護共產國際的領導。特別是把握黨的領導權的左傾教條主義者，他們把任何偏離共產國際指示和蘇聯革命經驗的行為，都看做是離經叛道。所以，堅持自己正確主張的**受到帶有宗派主義緒的左傾領導人的壓制和打擊，也是在所難免的。

1931年1月，以王明為的左傾冒險主義者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開始了對全黨的統治。他們向各革命根據地派出灌輸其主張的\"欽差大臣\"。4月，他們派出的中央代表團到達中央蘇區。下車伊始，就指責以**為書記的紅一方面軍前委和以**為代理書記的蘇區中央局犯了許多嚴重的錯誤。11月，在江西瑞金召開的中央蘇區第一次黨代會上，他們又指責**制定的正確的土地革命路線是所謂\"富農路線\"，犯了\"向地主豪紳及富農讓步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他們指責**使紅軍還沒有完全脫離\"游擊主義的傳統\"，\"忽視了陣地戰\"。會議排斥了**對紅軍的直接領導，派他去做政府工作。**對這些不公正的指責坦然處之，他出席了11月7日召開的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和人民委員會主席。在主持中央臨時政府日常工作的同時，他不顧排擠，仍然關心著紅軍的建設和展。1932年10月，在蘇區中央局召開的寧都會議上，左傾路線的執行者攻擊**在紅軍第三次反\"圍剿\"勝利后提出的\"擴大與加強紅軍，展與鞏固革命根據地，為粉碎敵人新的'圍剿'做好準備\"，是所謂\"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錯誤，是對奪取中心城市方針的消極怠工。會議撤銷了他的紅軍總政委和前委書記職務。**沒有因此而消沉，他在全身心地投入中央臨時政府工作的同時，仍然密切關注著第五次反\"圍剿\"戰局的展。他又曾經幾次向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和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即奧托·布勞恩）提出扭轉局面的積極建議。**主張把紅軍的主力開到蘇、浙、皖地區，縱橫馳騁於杭州、蘇州、南京、蕪湖、南昌、福州之間，將戰略防禦轉為戰略進攻，打擊敵人的後方，迫使其後撤，以粉碎其\"圍剿\"。但是，他的建議都遭到拒絕。**能夠指揮他那支原來並不被人們看重的農民武裝粉碎擁有現代化武器裝備的國民黨正規軍一次次\"圍剿\"，卻無法說服黨內那些視共產國際決議為神明的左傾教條主義者改變其錯誤指揮。眼見親手創建的紅軍在強敵的進攻下受挫而銳減，苦心經營的蘇區在一塊塊喪失，**的心是沉痛和孤獨的。有材料說，不見容於共產國際顧問及其操縱的左傾領導者的**，差一點兒沒有被列入長征者名單。如果他真的未能隨主力紅軍長征，而是像其弟弟毛澤覃那樣留下打游擊最後壯烈犧牲，那麼，中國的歷史就不知該是個什麼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