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0章 潛在的危機（二）

首先是「神王權威」得到強化。

在「泰式皿煮」體制下，總理的「法王權威」與國工的「神王權威」相輔相成，因此對提高拉瑪9世的「神王權戚」，沙立始終不遺餘力。在禮儀方面，沙立統治集團恢復了早在拉瑪5世時期就已廢止的晚拜禮，要求國民覲見國王時必須匍匐跪拜，並恢復了1932年皿煮革命后廢止的春耕節儀式、卡辛（即國王布施僧袍）儀式、佛誕節儀式等傳統的慶典儀式。在官府方面，沙立官府將國慶節從先前的6月24日（即披汶統治集團推翻專制王權的紀念日）改為12月5日（即拉瑪9世的生日）；而且從1961年起，將拉瑪9世的新年致辭作為正式的官方行為，使之成為正治慣例。在軍隊方面，沙立統治集團定期舉行大規模的軍隊效忠國王儀式，沙立本人更是在1963年過世前還抱病參加效忠儀式；恭請國王出任第1步兵團、第十1步兵團、第1騎兵團、第1炮兵團、第1工兵團的榮譽指揮官，並將這些暹羅6軍的王牌主力團納入王室侍衛的編製序列。在法律方面，沙立統治集團在《刑法典》中增設「冒犯君主罪」，規定任何對國王的誹謗或誣衊都將受到刑事處罰，從而使1959年臨時憲法有關「國王神聖不可侵犯」的條文規定得到了具體貫徹。

其次是「法王權威」有所增加。

儘管在行政權和立法權的核心利益領域，沙立並不允許王室保皇派涉足，以免影響其「獨裁」的正治權威和統治地位，但在其他次要領域，沙立卻不像披汶等民黨首領那樣嚴防死守。在沙立看來，拉瑪9世有限參與國家事務，將有利於提高國王的社會權威和影響力，從而為沙立統治集團維護傳統社會價值觀，特別是「反供防供」提供正治助力。

對此，沙立曾在1959年慶賀國王壽辰的講話中指出：「現在國際國內都已明確意識到，陛下在國家事務中遵從國君十德，成為國家的最高領導者。陛下高瞻遠矚，並且誠心關切國家發展。革命體製成立經年，通過革命之新模式和新計劃，陛下的雄才與勤政之名已得到彰顯。陛下勉勵微臣與同僚為國家之發展和人民之幸福而忠於職守。陛下的所有想法都具有重要的建設性意義，並為官府提供了持久的激勵。恭請陛下寬恕微臣的冒昧，以誠心表達臣等心中對您的仁慈與意志的理解與欽佩。陛下擁有令萬民景仰之德行。陛下深入鄉村視察之舉，使萬民歸心。無論種族與信仰，萬民皆順陛下之意而喜樂，思想多元與國家分化之困擾得以緩和。除陛下外，無人有此大德。陛下之行止深合先工朱拉隆功之道。民心可知，陛下深受萬民愛戴，必將名垂青史。對6下的愛戴與崇敬並不限於國內。外邦友人亦仰慕陛下之德行。外邦使節有幸覲見陛下者，皆宜揚陛下之名。如今已是4海盡知暹羅有幸得1明君。據此，微臣斷言，來年陛下之國事訪問，必將有益於暹羅及對外關係。」這也意味著，由於沙立的正治立場，從而為日後拉瑪9世逐步積累「法王權威」創造了條件。

出國訪問是拉瑪9世參與國家事務的最初嘗試。沙立缺乏海外留學經歷，而且出身行5，因此不僅外語水平不高，而且在外交的禮儀風度方面也頗有欠缺，常被視為「野蠻」的軍閥。相比之下，拉瑪9世出生於霉國，早年在瑞士求學，精通多國語言，熟悉外交禮儀，並且在文化和藝術方面擁有深厚素養、這就使得拉瑪9世成為暹羅外交形象的最佳代言人。

「權威共生」和「正治共贏」關係的存在，使得沙立在掌權時期，並未像政變團那樣對拉瑪9世的出訪嚴加防範，而是給予了鼓勵與支持。恰如沙立在1960年拉瑪9世出訪歐美14國前所言，「國王與王后此次出訪要遠離暹羅數月，官府和人民都非常擔憂。但考慮到御駕出訪是王室慣例，既往國君也曾親力親為、併產生了很好的效果，與友好國家增進了友誼。因此微臣、官府和人民對國王陛下此次長期出訪、並未施加任何阻力」。

從1959年到1963年，拉瑪9世先後出訪了23個國家。這不僅為暹羅樹立了良好的國際形象，改變了西方對沙立軍人統治集團的負面看法，而且也為拉瑪9世在國內外贏得了良好聲譽，成功消除了民眾對國王能力的憂慮。

通過出訪積累必要的社會聲望和正治威信之後，拉瑪9世開始將精力投入國內事務。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起，拉瑪9世就很少再踏出國門。農民、農村、農業問題，逐漸成為拉瑪9世的主要關切領城。他將每年5月8日定為「農民節」,併發布詔令，號召全國民眾重視農業。他本人更是身體力行，親自參與農業技術改造，在吉拉達王宮開墾試驗田，修建奶牛場、養魚塘，開辦碾米廠、糠餅加丁廠和奶製品廠，並向農民開放，提供技術服務。他每年都要有近半年時間深人邊遠貧困地區巡視，並從王室財產中出資興辦「皇家工程」，為貧困地區興修水利、開辦學校，並將王室的御產田地賞賜給平民耕種。年復1年的堅持付出，為拉瑪9世贏得了國民的尊重，並被譽為「農業國王」。

與此同時，拉瑪9世與私人部門的新興利益集團特別是曼谷政商集團的關係，也在互動交往中逐步密切和加強。沙立推動經濟轉型后，私人部門的經濟實力不斷提高，但是，傳統「富不及貴」的觀念依然根深蒂固。於是，密切與王室的關係。沐浴拉瑪9世的榮光，也就成為新興利益集團藉以提升社會聲望的重要途徑。對王室而言，通過主持婚禮、參與慶典、宮廷覲見等方式，接納新興利益集團的效忠與供奉，不僅有助於提高國王的正治威信，而且也有利於拓展王室1保皇派的社會庇護制網路，擴大王室的財源。據統計，從1963年到1971年，王室接收的各界捐款高達1.2億泰銖，從而有力推動了「皇家工程」的實施。

盤古銀行不僅是曼谷政商集團的領頭羊，同時也是沙立威權統治集團的最大金主，拉瑪9世通過1些特殊的隱秘渠道，已然是隱約猜到了沈萬福這1位民間佛子與曼谷政商集團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也正是因為如此，拉瑪9世才會極其『歡迎』沈佛子重臨曼谷！

儘管在「泰式皿煮」體制下，王室保皇派與軍人集團是共生和共羸的正治合作關係，但問題在於，軍人集團在合作過程中，長期處於正治權力的主導地位和相對收益的優勢地位，這就勢必會引起被迫扮演依附者和弱勢者的王室保皇派的強烈不滿和抵觸情緒。

沙立掌權時期，雙方正處於正治合作的蜜月期、正治裂痕尚不明顯。這1方面是由於王室保皇派還未走出正治低谷，更為重視恢復性發展，根本無意也無力與強勢的軍人集團在正治主導權或收益分配的問題上糾纏。另1方面是因為沙立的忠君熱忱及其與拉瑪9世的君臣相得，成為緩和王室保皇派與軍人集團之間潛在矛盾與衝突的黏合劑。

沙立病危之際，拉瑪9世曾親往探視；沙立過世后，拉瑪9世以黃金罐收殮其骨灰，並以攝政王之禮祭莫；沙立聲譽因其所留的巨額遺產而遭到廣泛質疑之際，拉瑪9世相當罕見地公開表示，應當給予沙立以客觀公正的評價，從而使得是非功過蓋棺論定，避免了沙立死後還被剝奪軍銜和勳章的厄運。他噥、巴博兩人掌權后，王室保皇派與軍人集團的正治裂痕開始不斷擴大，並在60年代末變得難以彌合。這1方面是由於他依、巴博組成的統治集團量守成規、使得王室保皇派在實現恢復性發展之後，卻始終無法在「泰式皿煮」的既定層級結構下，取得相應的正治權力提升和利益分配改善。另1方面是由於拉瑪9世對腐敗無能的他噥、巴博組成的暹羅官府缺乏信任。雖然基於維護政局穩定的需要，拉瑪9世給予他們兩人依以合法性授權，任命其出任總理，但卻不再賦予其毫無保留的支持，而是通常採取模稜兩可的態度，甚至在事關國計民生的政策方面，還會公開表示對官府的不滿。

因此沙立必須要活得久1些！沈萬福此次前來曼谷，不只是因為沙立發動2次政變后導致了暹羅社會出現劇烈動蕩、因此需要他這1位民間佛子的聲望與地位來撫平暹羅國民由於局勢動蕩而焦躁不安的內心，而他則是為沙立帶來了1支專業能力深厚的醫療團隊！

經過「泰式皿煮」體制下的休養生息，到20世紀60年代末，無論是代錶王權的拉瑪9世，還是在其周圍的王室保皇派，都再次擁有了雄厚的政治資本和社會根基，從而形成了對軍人權力壟斷格局的革新壓力，要求擺脫受制于軍人集團的被動局面，重新成為暹羅政壇的獨立正治力量。然而，除了沙立留下的軍人統治集團、拉瑪9世所代表的王室保皇派之外，暹羅國內還存在著兩股強大到無法忽視、甚至可以扭轉某些結局的勢力——

1個是曼谷政商集團，另外1個自然就是暹羅地方上的豪強世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