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東亞、拉美、印度和中國現代化道路的比較（28）

馮秀文總結，在拉丁美洲的政治生活中，許多國家的憲法在給予總統很大權力的同時，千方百計限制議會的作用。「大總統，小議會」成了拉丁美洲政治體制與西方政體的明顯差別和拉美政治生活的顯著特點。正統派的西方民主化派們指責這種狀況造成了對權力制衡原則的破壞，然而，正是這種體制保證了拉美各個國家免遭委內瑞拉第一共和國那樣的覆轍，使許多國家在動亂中逐漸建立起了國家的權威、恢復了社會秩序。

拉美「大總統、小議會」的威權性政治治理體制，使經濟展保持了一個相對穩定的政治和社會條件，且不論其20世紀初開始實施的進口替代的展戰略是否合適，但是，其經濟展和工業化還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二次世界大戰後到70年代末的30多年中，拉美的gdp年平均增長速度為5。5%，其中製造業增加值的增長速度為6。4%，1980年時拉美gdp總值為5188億美元，人均gdp達到1437美元。與當時東亞的韓國和台灣地區經濟展水平相當。其產業和社會結構的轉型也非常顯著，1945年時，製造業增加值為18。5%，1976年增長到25。4%；農業的比重，則從21。7%下降為11。6%。城市人口佔總人口的比例從1950年的39%上升到1980年的66。2%。可以說，拉美的現代化進程，在上世紀二戰後的30年中，還是較快和順利的，這與其威權主義的政治體制和民主化還沒有深化有著重要的因果關係。

但是，進入1976年以後，與東亞比較，拉美經濟開始了低速增長，債務高企，財政赤字居高，生金融危機的一個時期。1980-1989年期間，拉美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為-0。5%。1980-1990和1990-1998年間，兩個階段內gdp的平均增長率，巴西為2。7%和3。2%，玻利維亞為-0。2%和4。2%，阿根廷為-0。7%和5。6%，秘魯為-0。3%和5。7%，墨西哥1。1%和2。5%，烏拉圭0。4%和4。0%，只有智利達到了4。2%和7。9%。20世紀的**十年代，可以說是拉美經濟展失去的20年。

拉美展放慢的問題，除了展戰略方面的原因外，究其與政治體制有關的原因有這樣兩個方面：（1）民主化進程加快，民主深化，威權主義政體相繼被改變，政治生不穩定。拉美政治不穩定包括民主政體與威權政體之間的更替以及民粹主義政策與正統宏觀政策之間的更替，這些不穩定導致了扭曲的宏觀政策，影響了投資率與投資者的信心，從而有害於經濟增長。（2）普遍選舉總統壓力下，形成了民粹主義政治，過早的向達國家的福利水平進行趕超。許多拉美國家的總統，為了拉選票而不顧國家的長遠利益，簡單迎合一些人經濟、社會、政治方面短期利益的政治行為和政策主張。犧牲經濟長期展在短期內過度實行收入再分配和社會福利制度，結果導致了財政赤字過大，國內外債台高築，引高額通貨膨脹、債務危機、金融危機、經濟危機，最終導致經濟增長停滯。與拉美的政治體制相比較，韓國和台灣地區的領導人，在工業化進程中，受到的民眾這方面的壓力要小得多。

（三）印度的政治體制與它的工業化進程

印度是極少數在工業化之前便實施民主政治的國家，被西方譽為「最大的民主國家」。其標誌，就是有較為完備的憲法，國家為聯邦體制，實行多黨制，有上院和下院的議會與政府和司法形成三者間制衡，總統依照以總理為的部長會議的建議行使職權，議會和聯邦法院實行普選制，根據印度的憲法，行政對議會負責，議會以民主為基礎，下議院對立法和財政事務有最高控制權。印度雖然在1947年獨立之後，政治上實行了西方的民主制度。但是，經濟體制上卻採取了一種類似於蘇聯的中央集權計劃經濟的一種經濟制度，印度也搞五年計劃，辦學校、開工廠、擴大生產能力等等，都必須先從政府那裡取得許可，結果商品短缺形成一種常態，許可證、配額，各種各樣的限制經濟主體和經濟行為的規定繁多。直到1991年，印度才開始對它的計劃經濟進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