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總論：中華民族又處在一個十字路口中間（8）

六、未來中國人上哪裡去就業，分配如何公平

中國未來從勞動力供給方面看，有從農村轉移的數億勞動力的就業壓力，有城鎮新增的巨額的就業壓力，有企業和產業結構調整的就業壓力，還有大學生、復轉軍人、失地農民、殘疾人士等特殊人群的就業壓力。而從就業的領域看，農業要向外持續地擠出勞動力；工業隨著技術進步和資本的集中集聚，資本有機構成提高，容納勞動力就業的能力下降，甚至還要擠出勞動力；黨政公務及事業單位，需要改革和壓縮，吸收就業的能力非常有限；國有和集體經濟持續地減少工作崗位；而向外輸出勞動力，也受到各種限制。中國在世界歷史罕見的巨額勞動力就業壓力下，也無法學習當年帝國主義各國結構轉型過程中，向外侵略、殖民轉移就業壓力，以完成其工業化的模式。中國勞動力上哪裡去就業，不能不是中國未來10年到20年中頭等重大的一個經濟和社會問題。

小企業和服務業展不足與就業困難和分配難以公平。一個國家現代化過程中，特別是農村人口城市化，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是，大量的勞動者，在城市中做什麼，在哪裡就業？就業是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之本，沒有就業，從農村轉移和城鎮新增及其需要再就業的勞動力就沒有收入，就會帶來一系列的經濟和社會問題。而城市中大量容納農村轉移勞動力和城鎮新增勞動力就業的組織和產業形式是勞動密集程度較高的小企業，以及勞動密集型的服務業。從印度、拉美兩種模式與東亞模式的比較來看，印度、拉美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轉移后，其服務業展的層次低，其每千人口擁有小企業數量比東亞水平低。因此，不論是印度，還是拉美，都生了就業困難，失業率很高的社會問題。

很有意思的是，我曾經研究現，每千人口小企業數量多的國家和地區，如日本、韓國和中國台灣地區，其公民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較高，基尼係數較低；而拉美許多國家雖然民主化進程推進其福利早熟，國家在公平方面投入較大，但是，由於展模式為大企業，農業中是特別大的農場，而每千人口小企業數量較少，相對地，其公民之間的收入分配並不公平，基尼係數較高。實際上，從企業規模的組織結構來看，只要一個國家和地區，每千人口小企業數量較多時，中等收入的人口多，因勞動力需求大而失業率低，因失業而貧困的人口相對少，收入分配從基礎上較為公平，基尼係數較低；而當一個國家和地區，大企業和特大企業相對多，每千人口擁有小企業數量少時，少數人口巨富，中等收入的人口較少，因小企業數量相對少而就業難，失業率高，因失業而貧困的人口多，結果收入分配就不公平，基尼係數較高。

從對國家工商總局公布的中國各地數據的分析看，2007年，中國將5個個體戶，折成一個企業計算，全國每千人口擁有企業數量只有11個多一些，這個水平大約是日本、韓國、台灣、英國、法國、義大利、德國、美國等國家和地區的1/5，也只是一些展中國家每千人口擁有企業水平的1/3到1/2。中國農村中剩餘勞動力還較多，城市就業難的一個重要深層次原因，實際是每千人口擁有企業數量較少。

從勞動力的產業轉移來看，城市化之初時，農業勞動力逐步地向工業轉移；到一定的時期，農業的勞動力需要向服務業轉移，並且，工業由於技術進步和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其勞動力也要向服務業轉移，最後在工業化完成時，可能服務業的比率要佔到全部就業勞動力的80%左右。近幾年，中國服務業形成的增加值佔gdp的40%左右，在其中就業的比率佔到全部就業勞動力的30%左右。這比經濟展水平到人均gdp3200美元時的一般展中國家水平滯后了30個百分點。服務業展的滯后，也是中國農村勞動力剩餘過多和城鎮就業難的產業結構方面的一個深層次原因。

而現代工業，逐步地集中和聚集，企業規模逐步增大，工業領域中的巨富也在增多；大量的小企業，主要分佈在服務業之中。因此，服務業展較為充分的國家地區，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較小，而服務業展不足的國家和地區，實際上會造成收入分配差距，甚至使其拉大。因此，從中國各地的展況來看，只要是每千人口個體私營企業少和服務業展水平低的貴州、甘肅等地區，就業困難，人口從業率低，城鄉收入差距大，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不公；而每千人口個體私營企業數量多和服務業展比率高的浙江、江蘇等地區，人口從業率高，城鄉收入差距小，居民之間收入分配較為公平。值得思考的是，這種從企業規模結構和產業生產及就業結構等扭曲形成的收入分配不公平，也與傳統思維中的「公與私」和「計劃與市場」，根本沒有原因和結果之間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