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974年江青集團對地下文學的圍剿（8）

從1972年12月29日獲釋至1975年1月7日再度被捕，我自由了兩年零九天。***所謂「自由」，也就是在鄉下勞動。儘管貧苦不堪，我卻仍然自內心地喜愛《歸來》，決心重寫《歸來》。

仍然沒有錢，仍然是我弟弟那個同學買了兩個黑塑料皮筆記本送給我。

照我歷來的說法，這算是第五稿。

與以前諸稿不同的是，這次我寫得特別嚴謹、認真，一絲不苟。我學過畫，會寫美術字，此稿從頭至尾全部是用整整齊齊的方塊美術字寫出來的。此外，脫稿后共二十萬零五千字，是幾稿中最長的。後來正式出版的《第二次握手》，既以這一稿為藍本。

這一稿《歸來》中大大加強了對周總理親切感人形象的刻畫，增加了對美國進步科學家奧姆霍斯的描繪。丁潔瓊在美國幾十年的生活、事業歷程，歷稿中只是用短短几段文字，以追述的形式帶過，而在第五稿中使用很多篇幅作了正面描繪。這些變化，無疑使作品總的水平有所提高。

但「四人幫」的爪牙在審訊室中呵斥我說，這一稿表明我「越寫越離奇，越寫越反動」！

不管怎樣，《歸來》畢竟是一部文藝作品，而不是一條反動標語。當然，照「四人幫」及其爪牙的觀點，這兩者是一碼事，沒有本質區別。或者照他們更徹底的主張，前者比後者更「陰險」，更富於「欺騙性」和「毒害性」。

但現在面臨的不是純意識形態，而是法律問題，要解決的是構成犯罪，要處理的是「刑事犯」或「反革命犯」。

他們給我羅織了一大堆刑事罪，但終究經不起推敲，連辦案人自己也不相信。前幾年那個『前科』，現在雖還能擠出些油水，但總嫌底氣不足。所以繞來繞去，最後仍是在《歸來》本身上找「犯罪」，以便「依法」懲辦。

當時有好些手抄本在流傳，其中有一本黃書《少女的心》。

他們向我宣布：「《少女的心》是砒霜，《歸來》是鴉片！」

這個「鴉片」有四大毒素。

第一是「反黨」；第二是吹捧「臭老九」；第三是鼓吹「科學救國」；第四是「你明明知道不準寫愛了，為什麼還硬要寫？」

對第四個罪名，我反問：「什麼時候？有哪一項法律、政策、條例，包括『文革』期間頒的全部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文件中，規定了不準寫愛？哪一條款中的哪一句作了此項規定？」

他們不回答。因為無法回答。

但這並不妨礙他們照樣把這一條列為我的定罪依據。

其他幾條「罪狀」，我也都一一痛加反駁。

為了在「法律」上站住腳，他們先給書中人物分別定性定案。請看：

女主人公丁潔瓊教授是叛徒；

男主人公蘇冠蘭教授是特務；

書中的老地下黨員、衛生科學院黨委書記魯寧是走資派（後來在《起訴書》中升格為死不悔改的走資派），此外還兼有一項「媒婆」的惡謚，因為他促成了蘇冠蘭和葉玉菡的婚姻；

書中老天文學家蘇鳳麒是反動學術權威、洋奴買辦；

書中美國神甫查爾斯是帝國主義分子；

書中另一位女主人公葉玉菡是地主階級的少爺小姐……

不僅如此，他們又給我加了「反對文化大革命」、「妄圖搞反革命復辟」的罪名。後來在《起訴書》中也確實是這麼寫的。

對張揚的「起訴書」，是以長沙市公安局的名義提出的。下面摘抄這份「起訴書」的有關內容——

「……特別是1973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取得了偉大勝利，**、**兩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已被徹底摧垮，他們的『叛徒哲學』、『天才論』等反動謬論都已被批倒批臭了，張揚出於其反動階級本能，躲在陰暗的角落裡又寫出反動小說《歸來》第六稿，變本加厲地、非常露骨地鼓吹『叛徒哲學』和『天才論』。文字越寫越冗長，內容越寫越反動。這本反動小說的要害是要資產主義『歸來』，為反革命復辟製造輿論。這本黑書從頭到尾貫串著地主、資產階級人性論，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反對黨的基本路線；極力鼓吹『叛徒哲學』、『天才論』，為**、**翻案，反對文化大革命；捧出地主、資產階級和一切牛鬼蛇神的亡靈，在意識形態領域裡搞和平演變，為**、周揚文藝黑線招魂；美化資本主義制度；攻擊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宣揚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毒害青少年，同無產階級爭奪接班人。這樣毒汁四濺的黑書，被告張揚卻得意忘形地說：『我把書名改為《歸來》，既切題，又含蓄，不僅人歸來了，而且心也歸來了。』從這本黑書描寫的主人公和主要人物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歸來』的都是叛徒、特務、反動學閥、洋奴買辦、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地主資產階級的少爺小姐。張揚書寫反動小說《歸來》的反革命動機、目的不是昭然若揭了嗎？」

起訴書還倒打一耙，誣衊《歸來》突出歌頌周總理的光輝形象是「打著紅旗反紅旗」。

起訴書還指摘張揚「攻擊中央長張春橋同志」，「矛頭直指無產階級司令部」……

除上述「主罪」外，還有許多「罪惡」，堪稱「不可救藥的反革命死硬派。」所以，起訴書要求「嚴懲」。

1976年10月黨中央一舉粉碎了「四人幫」，張揚的命運才可能得以根本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