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監禁文學的詩人群像？（3）

斜倚床頭讀她，

在卧病的白天。

挨了批鬥回來讀她，

一句一聲長嘆；

端起飯碗讀她，

酸菜苦瓜變甜。

……

她反覆訴說著

共和國歡笑的童年；

她清楚地證明著

生活曾經那般燦爛。

——《一張糊牆的報紙》

這張記載共和國童年的報紙，只能讀到一面，詩人不能滿足，便將它揭下看其背面，結果，卻現有一自己的詩印在上面，真是「無巧不成書」。他把這張舊報紙藏在枕席下邊，以便能夠經常重溫過去失去的歡樂和詩。結果：

幾天之後，又抄家了，

一張舊報紙也難倖免。

還有意料不到的飛災，

她是罪證，我在翻案。

——《一張糊牆的報紙》

流沙河在艱辛的生活中，不曾忘記用詩來記述他的生活。他從自己日常生活中看到了人性扭曲的方方面面。《芳鄰》一詩，記述了一個經常拉詩人喝酒的鄰居，「夜夜邀我作客」滿嘴巴的酒氣，待我極親熱。可是一旦造反當了官，就「臉上忽來秋色」，猛揭詩人放毒，狠批他在復辟，交斷絕。可是：

他家小狗太糊塗，

依舊對我搖尾又舔舌。

我說不要這樣做了，

它卻聽不懂，

語有隔閡。

——《苦鄰》

流沙河在回憶自己學詩的經歷時說，少年時他就夢想做一個詩人，認為抒感乃是一件高尚而有趣的事。「至於『歌詩合為時而作』的起碼道理，當時是根本不知道的，當然更想不到一吟詠如果不合時宜竟會給自己帶來窮愁坎坷了。清代的《楚辭》註釋家蔣驥說：『騷憂乃不祥之書也！』直到50年代末，我才懂得這一句沉痛的感慨之。」

？

懸崖邊的樹：「胡風集團」分子曾卓、牛漢的命運及詩作

1958年全國有550000多人被劃為「右派」分子，其中半數以上失去了公職，相當多數被送去勞動教養或監督勞動，有人流離失所，家破人亡。少數人幸運地被原單位留用，但大多用非所長。1962年中央也下過文件，提出給「右派」分子分期分批摘帽，予以寬大處理。可是「文化大革命」爆，「右派」們又沉入更底層。還要過16年歲月，才能得以平反。

「文革」十年對於「右派」分子是血淚的十年。「文革」中一些「右派」分子（他們大多是知識分子）用詩歌記錄了他們的親身體驗。

大「右派」胡風，在「文革」前的1965年已經出獄，「文革」開始后，又被監禁。1970年又因寫「反動詩詞」和「在**像上寫反動詩詞」（其實是獄中無紙，胡風將詩寫在報紙空白處），被加判無期徒刑。既不準胡風上訴，也不讓他看判決書。所謂「寫反動詩詞」，指的是胡風的《懷春室述懷》。這些詩創作於1957年前後，「文革」中胡風被關押成都看守所，曾多次默誦，寫錄於報紙白邊上，又被多次抄沒。1957年胡風為了解決獄中無紙筆，詩作遺忘的問題，曾借用魯迅《慣於長夜過春時》一詩，用其原韻——絲、旗、詩、衣，步其四韻做詩，以便背誦。以旗韻為例，胡風曾寫有：「眼裡朦朧望聖旗」，「學分敵我畫紅旗」，「喜見晴空一色旗」，「牆頭重掛萬年旗」等，記述了渴望恩赦、思念幼子、出獄喜悅和重新生活的感經歷。

「胡風反革命集團」主要成員曾被逮捕入獄的「七月派」詩人牛漢、曾卓，也是「奇冤如蘿命如絲」。「文革」中，兩人遭到審查、關押、流放、勞改的命運。

曾卓，生於1922年，湖北武漢人。1939年開始在重慶、桂林表作品，有小說、電影劇本、評論等，1941年在重慶參與《詩墾地》的編輯工作，作為「七月派」主要詩人，有詩集《門》出版。在l970年曾卓寫下了《懸崖邊的樹》：「不知道是什麼奇異的風，將一棵樹吹到了那邊——平原的盡頭，臨近深谷的懸岩上。」這股奇異的風，指的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狂風，運動的狂風把作者吹到了臨近深谷的懸岩之上。萬般危難之中「樹」傾聽到了：「遠處森林的喧嘩和深谷中小溪的歌唱」，「樹」雖然是孤獨的，卻「顯得寂寞而又倔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