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文化崩潰該追究誰的罪責？（1）

周六接到中國社科院文研所《文學評論》一位編輯的電話，想表我近日所寫的《當今中國還有真正的作家嗎》這篇雜文，對此我很高興，眼睛驀然一亮。***因為在中國很少有報刊樂意表這樣的文章。進一步的探討中，況變得越來越糟糕，編輯老師說希望能做一些刪改，大致的意思是，第一將我所說「中國作協」那一段文字刪除；第二將我說「中國沒有真正的作家」之類的意思更改一下。我不解。編輯老師「客氣」地說，「先，中國作協似乎不是你說的只是放什麼『符號』的地方，你所認可的比如汪曾祺等作家他們也是中國作協會員。其次，說中國沒有真正的作家了，你怎麼好一個浪頭掀翻一船人呢？」我趕緊解釋，強調我所說的是「當今」，這並不包括以前的中國作協，也不包括中國以前的一些真正的作家。很多作家都去世了，所以除了汪曾祺、路遙兩位作家外，其他的作家我沒有提到，提到的張潔、史鐵生、宗璞等作家，雖然他們近幾年基本不出聲了，但我想大概他們還能呼吸。編輯老師直問我改還是不改，我想了想說：「如果按照你的意思改了，那還剩下什麼，這文章還有表的意義嗎？」編輯沒有耐心再聽我解釋。我意識到這篇文章不可能在《文學評論》雜誌上表了，儘管我一直很鍾愛這本雜誌，偶爾還能看到該雜誌「清潔的精神」的一面。

第二件事。我一連接到六個郵件，除了五個不同的讀者為五個不同的作家「鳴冤」外，還有一個是為青年作家韓寒「叫屈」的。他們的意思是，像賈平凹、莫、殘雪、余華、劉震雲，包括韓寒，他們難道就不是真正的作家嗎。我承認自己有時候說話「口無遮攔」，但還是認真的回復了他們的質疑和質問。我在說「汪曾祺、路遙、張潔、史鐵生、宗璞等」的時候至少還加了一個「等」字，我沒有把「等」之後的作家的名字提出來，第一是為了省略，第二是我覺得他們應當是先或重點提出來的。比如，我個人認為還有張承志、陳忠實、高建群等也是真正的作家，這是根據他們的文學成就以及時代影響而推論的。當然，至於70后、80後作家群里到底有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作家，這個我沒有專門研究過。但真正的作家裡，絕不包括賈平凹、莫、殘雪、余華、劉震雲，包括韓寒、郭敬明等「作家」。

別的作家暫且不說，簡單說說爭議比較大的韓寒。他究竟寫出了什麼驚世之作，至少目前我還沒有看到。《三重門》只能說小有才氣，《長安亂》和《一座城池》等作品是這青年作家在成長過程中很平常的兩部作品，沒有傳說中的那麼誇張；其次《光榮日》、《他的國》等作品非但沒有進步，反而越來越糟糕。如果不是在媒體合謀一氣而熱推的「韓白（燁）之爭」，我幾乎都不知道所謂的「著名作家」這樣原本嚴肅的稱號能和韓寒生什麼關係。我不否認這位青年作家的文學才氣以及他為文的鮮明的個性，希望他的文學前途無量，但完全沒有必要將他神話，到目前為止，他既不是什麼「當代的魯迅」，也不是什麼「精神領袖」，現在就被披上神話的外衣，對韓寒未必是一件好事。

之後的韓寒更是多出入在公開場合和媒體的聚光燈下，每次都是「語不驚人死不休」，所謂的「針砭時弊」，也不過和一些所謂的「時評家」一樣，替人過過「嘴癮」而已，並沒有起到「除奸革弊」的作用。他的「小聰明」也僅止於「嘴頭滿足，略有刺激」的小罵而已，最多算是逮住兔子當老虎打的「勇敢」，韓寒可以說是近幾年最不可思議的文化現象，他玩的是小叛逆的個性，在他的作品內部的幽暗之世界里，總結一下大致有「四魅」——瀆聖、低俗、油滑、粗鄙之魅，這與中國文學精神之重建營造良好環境背道而馳，與改變「崇高」在當今中國文學之生存境遇大相徑庭。我的意思是，至少韓寒現在還算不上一個真正的作家。

中國人缺乏信仰已經是事實，最可怕的是中國的知識分子普遍喪失了信仰，以「作家」和「藝術家」、「學者」和「教育家」等為主的知識分子群體集體「繳械」，集體「衰弱」，乃至集體「崩潰」，精神旗幟已經完全倒下，「信仰」集體轉移，紛紛加入「拜名教」、「拜錢教」、「拜權教」，成為「新教」的忠實信徒。在我們時代談精神、談崇高很容易被人嘲笑，反倒會被人疑為「精神病」患者。在這個時代似乎什麼都可以談，唯獨不能談信仰、談道德、談崇高，誰要談這些誰就會被認為是「腦子有病」。權力與信仰、金錢與精神、物慾與道德的激烈碰撞，觸了我們時代新生的「生存危機」，在這樣一個大環境下，人人都在頂禮膜拜「新教」，此時談什麼「可笑的」所謂的「真正的作家」，會被人譏笑和嘲弄的。但是，文壇的墮落風氣是需要嚴肅批評和抨擊的，如果大家都保持可恥的沉默，我們的文壇就永遠也不會有樹立清潔之精神的那一天。當然，我並不在乎一些人對我的嘲弄和譏笑，我不企求能夠扞衛別人的理想，但扞衛自己的綽綽有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