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第七章 動蕩的婚床（3）

綜合性的數據表明：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後，我國結婚的人數正在穩步下降，而離婚人數卻在逐年增多。***一九八一年，我國結婚人數為一千零四十點三萬對，法院受理的離婚人數為三十八點九萬對，離婚率為百分之三點—匕；一九九五年，結婚數下降到九百三十四萬對，法院受理的離婚數則上升至一百零五萬對，離婚率劇增至百分之十一點三；一九九九年，結婚數減至八百八十五萬對，法院受理的離婚數卻增至一百一十九點九萬對，離婚率接近百分之十三點六；二ooo年，全國結婚數只有八百四十八萬對，法院受理的離婚的夫妻則增加到一百二十一萬對，離婚率爬升至百分之十四點三。

曾經在一個時期，離婚率的高低被看作階級鬥爭的「晴雨表」；低離婚率被政府、被媒體宣傳成為社會主義的一種優越性。

其實，離婚率的高低，並不能說明社會制度的進步還是落後，也不能證明婚姻質量的好壞。同樣是西方達國家，有的離婚非常自由（例如美國某些州），有的手續極其麻煩（例如比利時，離婚將耗時十年以上），有的則完全被禁止（例如義大利）。

我國「文化大革命」時期的離婚率是解放以來最低的，而這個時期的法制建設恰恰是最糟糕的，是人權最沒有保障的時期，誰能說「文革」時期，我國人民的婚姻質量是最高的嗎？

離婚率是諸多社會因素的綜合產物，而不僅僅是感的因素。

華東政法大學張賢玉教授說：「離婚到底是壞事還是好事？從社會學的角度分析，它是個中性行為，像天要下雨一樣，它是壞事還是好事？該下的時候它下了就是好事，不該下的時候它下了就是壞事。如果離婚是好事，就應該號召多離婚；如果離婚是壞事，幹嗎還從法律上保護離婚的權利？」

本來，離婚自由是結婚自由的必要補充，兩者都是婚姻自由不可缺少的內容。它們從不同的前提出，為著一個共同的目標——建設幸福美滿的婚姻家庭關係。

但是，對於中國的家庭來說，沒有哪件事比得上離婚更顯得沉重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京城曾經出現一個轟動一時的「秦香蓮上訪團」。

一面紅色的小旗上，寫著「秦香蓮上訪團」六個字，小旗旁簇擁著十幾個臉色憔悴、神憂悒的女人。今天到全國婦聯，明天又到最高人民法院……

上訪團的「團長」名叫薛桂榮，是北京一家服裝廠的女工。二十二歲那年，由父母包辦嫁給了同廠工人黑冠宇。二十多年了，日子儘管不是過得有滋有味，一家人卻也相安無事。

誰料，年過半百，孩子也快成人了，黑冠宇在家裡話卻變得越來越少，後來展到三天兩頭不著家。薛桂榮起了疑心，開始做起了「偵探」工作。功夫不負有心人，再狡猾的狐狸也終究要露出尾巴——原來，黑冠宇在外頭已經有了相好了。這不是反了嗎？薛桂榮的火暴性子上來了，先是將娘家人召來把黑冠宇揍了個鼻青眼腫，然後再把家裡值錢的東西一裹而盡，自己搬到廠里住了。

不久，黑冠宇便向法院提出起訴，要求離婚。離婚，薛桂榮一聽，火冒三丈。你在外面搞女人，還要跟我鬧離婚，沒門！我非把你搞臭不可。

從此，薛桂榮開始告狀，婦聯、法院、公安局到處都有她的足跡。慢慢的薛桂榮現，每天到婦聯、法院、公安局告這種狀的，還有不少同她一樣命運的女人。大家在一起一交流，淚是同樣的淚，仇是同樣的仇，都是因為丈夫花了心，或在外面拈花惹草，或已另建「愛屋」。說到傷心處，一個個哭得比「秦香蓮」還凄慘。哭，哭能救得了自己？薛桂榮最看不起眼淚了，於是，她倡議大家團結起來，組織一個「秦香蓮上訪團」，聯合上訪。同是天涯受苦人，姐妹們自然再願意不過了，並以百分之百的選票推舉薛桂榮為「團長」。

從此之後，薛桂榮義不容辭地帶領「秦香蓮上訪團」的姐妹們，肩負著解放自己同時解放與她們同樣遭遇的姐妹們命運的神聖使命，又踏上漫長的上訪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