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7章 稷下盛會（十六）

辨是什麼呢？

辨是明辨是與非,屬於歪門邪道的,就要堅決摒棄。***(鳳舞文學網)

辨是分辨，要分辨合不合適、中不中用——合適的、中用的才吸收，不合適的、不中用的,即使有道理,我們儒學也不能吸收或採納。

比如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這是個自然存在的法則,儒家可以包容,但不能吸收進儒家的學說中。為什麼呢？因為它與儒家仁這個核心是相悖的。所以，儒家承認物競法則的存在，承認它是一種道，但是此非儒道,必須用仁道來統馭它，用中、庸的方法來使用它，使它成為良性的競爭，而不是惡性地破壞人性，更不能成為以強凌弱的借口，不能成為戰爭的驅動。

從這個方面來講，名可秀絕不贊同因為人口壓力動戰爭。對交趾、對大理、對吐蕃的戰爭都不是因為人口。大宋一些路和一些州府確實人口稠密，人多地狹，但是廣西還是地廣人稀的，何況海外還有一個廣闊的金洲，新現的陽洲，那裡有廣袤的無主之地。

更重要的是，儒家在治國上強調內在能力，也就是強調自我解決問題，而不是現危機轉嫁到外邦，這不符合儒家中和的思想。

名可秀認為，如果因為人口壓力，就起佔領外邦土地的戰爭，這的確是一個捷徑。但是，這個捷徑走多了，將會造成執政者貪圖外在快便，一旦國家出現困難，就尋求向外展，以外力驅動，最終只是轉移或掩蓋了內部的問題，而實際上沒有解決。

這就好比武家只練外功，因為顯效快啊，練內功就算練十幾年也未必有成效。但是外功再厲害，就算練得體如金剛，沒有內力，那也不是高手，還是外強中乾。

名可秀認為，這種執政思想的危害很大，不僅會破壞儒家治世的仁道，而且國家解決內部問題的能力也會越來越差。比如講農學，因為國家向外擴張解決了土地緊張的問題，治政重心還會放在提高稻穀的畝產量上嗎？至少不會那麼緊迫的重視。而沒有這種緊迫的重視，農學、農具和耕作技術的展就會慢下來，長久來講，外部帶來的利益遠遠及不上內部的損失來得大。

所以名可秀強調內治，也就是內在的張力。國家的王道之心不能破壞，國家的內治能力也必須迎面一個個困難，才能磨礪出朝廷執政團體的堅韌和智慧。

但是，對於皇帝和政事堂來講，必須要有人口壓力這方面的認識，提前敲一敲警醒鍾是有必要的。當然動戰爭的真正原因並不是衛希顏在朝下對皇帝講的人口原因，普仁及聖卻是真的，這是名可秀致中和的儒家思想。

那麼衛希顏為什麼要在廷辯上講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這個法則呢？因為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不僅可以讓大宋的儒家君臣們深刻認識外族覬覦入侵中國的根源，清楚這些蠻夷的本質，讓君臣產生持續前進的外在壓力，同時也讓物競這個法則有個極好登台機會亮相。

名可秀認為，既然是自然萬物的法則，儒家就必須清醒認識它，並且正視它，然後才能駕馭它。

正所謂，道理不辯不明。通過從朝堂非戰之爭延伸到朝外稷下學會的王霸論辯，這種思想碰撞，就使得真理如掩在泥沙下的真金般被洗去了砂礫，露出了純粹的本色，使人心智清明的同時也銘記深刻。

對衛希顏來講，朝內朝外對她的彈劾非議並不損她什麼。她的兵家名聲早就傳揚在外，兵家嘛，不好戰怎麼行，軍中怎麼保持旺盛的血氣？所以衛希顏對於表現出好戰、擴張是很樂意的。軍人不是執政者，只是執行者，表現得再好戰，只要執政的政事堂保持著中庸就行了。衛希顏對名可秀這環環緊扣的謀划也很佩服，包括稷下論學的王霸之辯都是被她謀算在內的——最終的收效非常好。在王霸之辯后再論中庸之道，還有比這更合適的嗎？衛希顏唯有兩個字評論：中的。

名可秀此時講辨，著重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這個道來舉例，就是講儒學對包容的學術要有分辨地吸收，不符合儒家精神的道就不可吸納為儒家思想。

學子們還在深思。

這回學者們率先鼓起掌來。

這樣的寬而辨，他們認同！

名可秀講中庸精神的第四句是：因時制宜。

《中庸》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災及其身者也。

這是講生在如今的時代，卻要拚命想走回古代的道路，這就是反古之道。違背了潮流前進的道理，硬要逆流而行，怎麼行呢？小則災及其身，放大，就是災及其國了。

《中庸》又道：人道敏政，地道敏樹。

這是講國家為政的好壞，人們會像對天氣一樣的敏感。而土質好不好，看看種下的樹就知道了，如果樹長得不好，就說明這個土質不好，或者不適合這棵樹，要麼肥土，要麼移樹。

這就是講因時制宜、因地制宜的道理。

《左傳》里說鄭國子產的治政：孔子贊其曰，寬猛相濟，善哉。

這就是講，如果國家施政太寬和，因為寬，百姓就會漸漸怠慢起來，於是朝廷就要以嚴厲的措施去糾正。但是，如果嚴厲的治政讓百姓普遍受到了傷害，那就要施政放寬。

這就是講國家的為政要根據不同的況，做出不同的變化調整。

論語里講權，孔子道可與立，未可與權，這是說可以共道的人，未必能夠通達權變——權即變的意思。

但名可秀沒有用權，而是用了因時制宜，表示不僅要變，還必須是合適的、中用的變。

自靖康以後，南北兩個朝廷都實施了變革。為什麼呢？因為靖康之禍暴.露出了大宋的弊政，這些弊政才是致使國家差點滅亡的根源，女真入侵只是外因。所以必須要變，不變就不能強軍，不變就不能強政，不變就不能使吏治清明，百姓安居樂業。

所以，祖宗的法度，適合時宜的，我們繼續要用，不適合時宜的，就要變。

比如西周的井田制，在當時，是很合適的，但現在要回到井田制，讓全國土地皆王田，那肯定要亂了，這就是不合時宜。

再講封建制，西周分封諸侯是適合當時的措施，但現在不合時宜了。不，也不能說完全不合時宜，如今我們南北兩國就相當於是諸侯，只不過諸侯之上的共主不是哪一個王，是華夏文明——這也是一種變，是以人王為共主的進化階級。這就是進，與時俱進，這也是因時制宜的內涵。

所以，沒有萬古不變之法，只有最中心的道是不變的，只有中、庸這個道德的標準和方法是不變的。因是，我們要與時俱進地變，但不能亂變，也不能什麼都變。用什麼來衡量呢？就要用中、庸來衡量，看是不是符合中、庸的道理，是不是因時而制宜了，不是，那就錯了。

全場沉思后，掌聲。

名可秀講中庸精神的第五句，講了三個字：簡、溫、直。

《中庸》說：君子之道，簡而文，溫而理。

簡而文是講君子質簡卻有文采，文采引申為內涵，即外在簡單卻有無比內涵。

名可秀取了個簡字。

簡，簡練。職能不要重疊，官員不要臃腫，重疊臃腫害政。行政要簡，不要冗長拖沓，冗長拖沓妨民。政令不要繁瑣，繁瑣擾民。稅賦不要重、復，重、復傷民。

在靖康之前，大宋一個突出的弊端就是冗員，衙署臃腫，職能重置，龐大的文官集團和吏員冗餘，不僅拖累財政，而且人浮於事，行政效率十分低下。一個國家承平日久，就很容易出現這樣的弊端。

所以名可秀強調一個簡字。

簡就是要簡員，簡政，簡辦事流程。

而政令繁瑣，一是指不要朝令夕改，二是指對同一件事，不要今天一個令，明天又補充一項條款，後來又來一個附加……同樣會讓百姓繁瑣，讓底層的執行者和普通百姓們弄不明白朝廷的真正意思是什麼，或者都要觀望，等等看後面還有沒有什麼補充，又怎麼談執行呢？

簡稅賦是講稅不能過重，也不能重複或疊加。靖康之前疊加的雜稅就很多，看似十五稅一的農稅很低，實際上變著方兒附加了不少雜稅在上面，底層百姓的負擔就重了。

所以，這第五句第一個字，看似簡，實則是簡而文，有著無比內涵。

名可秀講第二個字：溫。

什麼是溫呢？

在君子之道中，溫是溫柔，溫和，也是講處事要溫和，不要粗暴，過於激烈。

名可秀取了溫字，用在為政上，是指施政要溫和，不要使用太過激烈的手段，不要過猛。比如王安石變法為什麼失敗，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太過激進了，不僅引起了被損害利益階層的強烈反撲，也將中立派官員推向了對立。

當然，變法也不是不能猛，但要結合當時的背景，能不能猛？猛不猛得起來？猛之後的後果承不承受得住？這就是要講因時了，因時用猛能制宜，那就要用猛。比如南北分立后，南北兩朝在軍隊改革上都用了猛，但這是因為有靖康之禍在前，朝野上下支持軍隊變革，因為不變就要死，這就是因時。

但在國家承平時代，為政多數還是要用溫，無論革弊還是新法，都不要想一步登天，一口吃個胖子是不成的，多半是在食管塞死你，所以飯要一口一口地吃，改革也要一步一步地來。

比如講禮部改婚律，執行時就要溫，不能一步到位，要求全國所有的州縣都執行十八為婚，那就有很多貧困家庭承受不了，沒錢將女兒養到十八才嫁呀，這就不是良法了，害民了。

又如大宋實施義務教育法，這也是良政，但在執行時也要講溫，分階段、分地方地推行，不然很多州縣的財政負擔不起，就要想著法子把銀錢分攤下去上，強制大戶或上戶捐錢，造成民怨，沒準還成了地方官納錢的一種手段，於是良政成了弊政。

作者有話要說：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某一直認為應該兩面看待，一方面，在生活中和工作中都存在著這種競爭，應該是鞭策自己適應社會；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將它作為社會普遍的法則，那並不是一件好事，因為這就是普遍認同弱肉強食了，對於人性社會來講很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