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社會使儒學產生第二次劃時代的革命

有人用唐代修訂的四書五經以南朝學說為主版本，來說明是南朝保存了國學。但是他們沒看到北朝儒生因缺少社會特權，使北朝儒生重視自身的修身、立命，「用」字當頭。這使北朝率先完成儒學的導向性革命：儒學從研究「道」轉向為研究「德」。

儒學從天命和道中脫離出來，主流研究『人』，確切的說主要研究「德」，是具有劃時代的進步。而這一改變是北朝儒學的功勞，南朝儒學只起到理論上的補充作用。沒有南朝那兩本書，唐朝儒學就不能發展了嗎。自欺欺人！

儒學是講「經學致用」的，而且在兩千年的儒學發展中，「經學致用」一直是儒學發展的一條暗線。

隋之後，小農經濟興起，逐漸在宋朝形成主體。人們必須通過科舉才能進入官場治國，而能進入官場的人就太少了。這時候，儒學核心轉向－－－－立命、安身。

儒學前期的核心功能是治國，治家族；後期是立命、安身。總的來說儒學就是用來『用的』學問。經學致用也。

隋朝之後，儒學從再次確定「性本善」為起點，依次推理出格物致知，致良知，知行合一。講，人的本性是全面的善德，要把善德的本性全部挖掘出來（窮理盡性）。明確這些善德（致良知），最終人的行為不能脫離人的善德（知行合一）。

在那個時代，單就「重君」和治理地方就已經可使儒學成功。而在魏晉之後，儒學已經吃掉法家。在十六國和北朝時候，儒生在莊園外沒有太大的特權。但是有一個統計，北朝士族，在王朝官員中也能穩定的佔到總數的70%之上，最高時佔79%。南朝最高時士族官吏也只佔81%，這是令人震驚的。

北朝重儒學，但不重也不行，因為他能用的治理地方的人員，也只有在儒生中尋找。不然讓老道、大和尚去，還是讓一字不識的武將、太監去。

士族雖在北朝社會特權不重，但有錢，有時間，有傳承。更重要的是，他們要管理大族產業。他們近乎壟斷文化和管理才能，使他們在北朝官僚中仍佔有重要地位。

在士族的特權逐步下降已經成為不爭事實之後，士族最終失去特權是遲早的事。士人不能一出山就當官，士人追求修身、立命之學，為將來的以才德取士，科舉取士做好充足準備。唐朝詩人白居易參加的一種科舉為——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

在北朝缺特權的士人也只有做到才識兼茂，明於體用了。著名的《顏氏家訓》就在這一時期誕生了。著作人顏之推本是南朝士族，二十歲出頭被北周掠走，但北周對士族還是很客氣的，給他安排了官職。顏之推歸國心切，逃走了。可是無法南逃，就先逃到北齊，其才華橫溢，在北齊也做了官。后北周滅北齊，又回到北周，在北周和隋代又做了官。從顏之推的經歷來看，北朝並不是一片黑暗的。

《顏氏家訓》是他在快六十歲時寫成的。《顏氏家訓》的主張就是「學貴能行」。講究修身、處世，反對南朝士族對儒學高尖頂的研究。認為這是空談高論，不務實際。傳授儒學真正的核心價值——仁、義、禮、法。

其對法在教學中的作用之重視，令人震驚，「笞怒廢於家，則豎子之過立見；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治家之寬猛，亦猶國焉。」

《顏氏家訓》證明了北朝儒學率先向「修身」、「安命」為核心的方向上轉移。再次深刻的明確了儒學的『以用為本』的入世思想。

北周有鑒於在官員的選取中只有用儒學人士，而出台了《六條詔書》（治心身、敦教化、盡地利、擢賢良、恤獄訟、均賦役）。

規定，凡做不到這六條，加上不懂會計學的人，不得為官。這制度本是北朝儒學大家作出的，只是得到了皇帝的讚譽和大力支持。這六條反映了北朝大儒的儒學態度。

這個態度就是，儒學家第一要務是修身，學習有才華（治身心）。第二點是道德優（敦教化），懂經濟（盡地利、使人富），會使用法律（恤獄訟），甚至還要學會數學（計賬法）。這是何等的『經學致用』！

儒學再次回到「經學致用」上來。後世王朝進入小農經濟，沒有大莊園供儒生實踐，後世科舉就取這六條中的前兩條——有才華、道德優。等儒生考上進士之後再學習后四條。所以儒生登進士后，一般只給個「做副手」的官，先跟著學習一段時間。

儒學在成為古代主意識形態之後，漢儒講天。做好事老天會獎勵你；做壞事老天會懲罰你。使從孔孟荀一直傳承的經學致用變了味，有向宗教靠攏的萌芽。

魏晉南朝講道。人要順應自然的客觀規律，人要順應「道」才能安身、立命。這個說法看似正確，其實卻有很大問題。因為這個道（自然規律）到底是怎樣的，人掌握不了。自然規律是什麼，不要說古代，就是放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放到二十五世紀的將來，也恐怕不能完全研究出來，人怎麼能完全順應它。所以，魏晉研究這個「道」，研究成玄之又玄，或許是個必然。

正因為這個「道」玄之又玄，在每一個人的心中有各自的標準，容易被「揉捏」，所以被大士族利用，形成自由式的思潮。

在我們知道沒有天意，而道（自然規律）又不能被掌握之下，只能退而求其次。有學問，講道德，成為人在社會中安身立命的最好方法。相「比較」而言的最好方法，也是在大多數情況下最現實的方法。

所以，北朝以講究「自身修為」為前提，使儒學進入研究「德」的時代，開啟了儒學的新篇章。所以，那以後儒學的主流是研究「人」，能確切的就是研究「德」。

因為北朝儒學更加強調了「學以致用」之後，儒學加重了它「積極入世」的思潮。過猶不及，其缺點是過於「功利」，「德」的培養成為教育中的重中之重。

從這一點上看，後來一千多年儒學的發展路線就非常清晰了。

隋朝之後，儒學從再次確定「性本善」為起點，依次推理出格物致知，致良知，知行合一。講，人的本性是全面的善德，要把善德的本性全部挖掘出來（窮理盡性）。明確這些善德（致良知），最終人的行為不能脫離人的善德（知行合一）。

儒學從天命和道中脫離出來，主流研究『人』，確切的說主要研究「德」，是具有劃時代的進步。而這一改變是北朝儒學的功勞，南朝儒學只起到理論上的補充作用。沒有南朝那兩本書，唐朝儒學就不能發展了嗎。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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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的士族統治階層不會輕易地讓出手中的特權，又利用對「玄學」的壟斷，必然會在社會的主意識形態上加強士族特權的理論。他們主研究的這個「道」必然會走向「士庶天隔」。他們會宣揚大自然其中的一個規律，就是：士就是士，庶就是庶。這樣在這一層面上又會走成「天命論」，最後很可能被宗教哲學吃掉。這或許不是危言聳聽，南朝還是「本體不分」的儒學，在「天命論」上拿什麼跟佛學拼。

我的這一設想其實在南朝末已經有所表現，士族宣揚「士庶天隔」，佛寺林立。而古羅馬帝國前期的思想學說，就是在被貴族發展成「士庶天隔」之後被宗教吃掉的。和孔子同時期的蘇格拉底講至愛至善；亞里士多德講「|物質」。古羅馬哲學主流斯多葛派前期講萬物的永存不朽，人人平等；晚期貴族產生開始消極遁世，講宿命論。330年左右頒布一道法令禁止佃農離開祖種的土地，用現代話來說，他把佃農變成了農奴，終生依附在那塊土地上。393年羅馬皇帝狄奧多西一世宣布基督教為國教，被神教吃掉。

貴族的意識形態一定要藉助神學，因為不管你王弼說破天，就算是再偉大的邏輯辯駁，再嚴謹的科學推演，也不能說服人們－－－貴人富命，卑人賤命。只有神學可以做到。神學可以說「不要羨慕貴人，人家上輩吃過苦，你這輩子好好乾，下輩子也當貴人（輪迴說）；或者死後被度到西天極樂世界；要麼上天堂。宗教是先「信」后理解的。（』先信后理解『是宗教哲學家們的定論，不是筆者空口瞎說）

後果更可怕的是：因為後來一千五百多年的歷史是宗教人士說寫的。對宗教前的哲學思想多有隱含，甚至篡改，以至於後世想深入研究，重新拾起都不太可能。博愛、公正在西方宗教史之前早就有。可是早被篡改的面目全非，無法拾起。只好來東方借『仁義』。

當1993年我國的考古學家挖掘出來戰國時代的《老子》原著時，驚奇的發現我們讀了兩千年的《老子》，原來是被漢儒篡改以後的版本。由於偽流傳已廣，我們今天大多數人研究的還是儒家偽本。悲催，還是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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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是儒學發展的一個極端重要的階段。相對比較完善的科舉制度，使儒學人口成幾何式成倍增長。這是唐朝對儒學最大的貢獻。（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字、明策、道舉、童子八科）

平民儒生給士族子弟造成極大大力。世家子弟又在學習儒學上比平民儒生有更大的優勢。兩派都是壓力極大。只好一心只讀聖賢書，放棄對『玄之又玄』的最高理論的追求。

另一發麵，唐朝的小農經濟相比於宋朝還有很大差距。平民儒生既要學習儒學，又拼搏在溫飽線上，大多數成就自然不會太高。理論貢獻對他們來說不現實。他們給世家子弟造成的壓力是『群狼壓力』。

而世家在唐朝是走下坡路的，一直在衰落。想讓他們做出更高的理論貢獻也是不現實的。

但是唐朝在普及儒學人口上的貢獻，比任何一個朝代對儒學的貢獻都大。不能認為沒有理論貢獻，唐朝就是儒學低谷。

反倒是整個社會因『儒學』而騷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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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學致用在明清的表象就是考秀才。

在明清時期，我國進入了典型而成熟的小農社會模板，自給自足，重農仰商。一個普通人如果想光明正大的脫離農業生產，最佳的捷徑是考取秀才，舉人、進士或許先不去指望。一旦他考取了秀才，他便可以光明正大脫離農業生產。

秀才不用交公糧、賦稅，甚至解除徭役。這使其可以安心從事教學，再不濟可以當醫生，實在不行可以替人寫信，或乾脆做個相士。有人會嘲笑我的論點。小小秀才算什麼！請聯想一下，那麼小小『鐵飯碗』又算什麼，多少人拼的頭頭破血淋。

小農社會自給自足的特點，使人們對科技的渴望降低，社會幾乎停滯不前。因為這一個家庭男耕女織從出生到死亡，都不需要社會參與。這裡要說明的是，並不是農耕的人先發現了『鐵』。游牧的人發現了鐵，把他當寶貝，做成裝飾，而農耕的人把它做成鋤頭。蒸汽機的早期原型在農耕社會也早有發現。

最典型的是『石油』。在《夢溪筆談》里有明確記載。對其使用上也有精準的猜測。但是在農耕社會裡它既沒有煤好使，也沒用煤好開採。沒有用。

所以從大的意義上講，新事物的出現不是誰先發現（發明），而是誰最需要。小農社會自給自足的特點，使人們對科技的渴望降低，社會幾乎停滯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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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北朝後，國學以「德」為主要研究對象發展了一千多年，為什麼會在清末不批自倒。

原因也很簡單，社會變了。儒學這一千年研究總結出的是小農經濟下的道德，有很多「道德」和今天的商業社會格格不入。

比如《顏氏家訓》中極端鄙視婦女。認為女人不僅不能治家，更不能治國。如果她有才華（注意是有才華的情況下），也只能輔助自己的丈夫。這個道德觀念，即使是我這個大男子主義者，也不能接受，何況古代儒學還有很大的重君道德。儒學當然不批自倒。

那麼儒學是否有可能死灰復燃？一定會！因為時至今日，習學問、修道德仍然是在社會中安身、立命的最主要方法。儒學只要總結出符合今日社會發展的道德觀念，就會再生。

所以在新的形勢下，研究如何經學致用成為儒學的最迫切的課題。

社會最缺什麼？社會最需要什麼樣的知識？人應該具備什麼樣的能力？

當然我們不能從歷史中尋找答案，而只能在歷史中找尋「靈感」。

今天的時代是融合的時代，筆者認為公平式社會主要的任務還是：在不失公平之下，如何最大限度的容忍自由。

把儒學的根「考」衍伸為社會責任，既不改其忠於社會的實質，又不再阻擋人的流動。以人的權益為禮，鼓勵人實現自身的社會價值。

我再說一遍，儒學應以社會責任為根本，以正義、仁愛為主幹，以人的權益為輪廓。

就是，仁愛、正義、人的權益，使人修身、齊家、立業。

嘆一聲：多情者多艱，寡情者少難。情之不斂，運無幸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