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裂

我把那張看似天倫之樂的照片撕成了碎片，然後當著商儀的面，把它們灑下山谷。那些碎片在半空中飛舞著，零零落落地被山風拖著飄向遠方。那意味著一种放棄和洒脫。

商儀露出了驚訝的神色。

我並不忌諱她的表情，徐徐地說：「那兒並不是天國，這裡也不是地獄，讓我飄洋過海與他們團聚，只不過是從一個圍城跳到了另一個圍城。如果把我去美國的時間提前到當年五月花號承載著充滿希望的清教徒去美洲大陸開創他們的新生活的那個時代，我倒是願意去，因為我將與那些深受英帝國壓迫的清教徒一樣，逃避苦難，去尋找自己新的生活。大多數由新移民構成的地區或者國家都要比她的母體充滿更多的新的活力、新的觀念、新的秩序（這些新觀念新秩序同樣有生命周期），這些都是構成社會富強的原動力。可惜中國大陸以前沒有這種機遇，因為她把機遇都給了台灣、香港、澳門、新加坡。這些地區和國家大部分都是由華人移民構成的，所以當我看到中國改革開放帶來的大量人口遷徙，我認為這是一個國家騰飛的標誌，但我卻為中國三大經濟圈在承接了大量移民的同時卻不能像美國那樣持有平等自由的理念來發展經濟和完善政治體制的現實而感到悲哀。但是我從未放棄我對祖國的熱愛，以及對她的期望。哪怕是流血犧牲，也一定要讓這種信念紮根於人們心中，並且代代相傳。所以我不會接受你的這些恩惠，同時我也不會無休止地譴責你對宛兒的迫害，因為那隻會讓你變得更暴戾和冷血。如果你接受我的勸阻，你就應該借中央之手把A省2000億的不合理外債分崩離析。你要真的這樣做了，你的官可以做得更大，因為羅家的氣數已盡，你大可以把這2000億當成戰利品獻給中央來換取你更高的官位，你不是經常做這樣的事情嗎？」

商儀冷笑道：「我很努力地慫恿著自己接受你的這些偽善之詞，你要相信我既能讓你上天堂也能讓你下地獄，你的命運和很多人的命運都完全掌握在我的手裡，這就是一種權力帶來的快感。你的這些話語確實讓我感驚訝，我想不到你的思想異變得如此之快，而且還暗藏鋒芒，我好怕啊，你分明是在要挾我嘛，我對你的忍耐已經超出了極限，因為你的那番言語已經暗示你將破壞這個社會的遊戲規則，但是我警告你，你若是敢觸及到別人的利益，你必將遭到無情的報復。」

這場互不妥協的談話最後不歡而散了。不久，我被免去了副局長的官職。這大概算是商儀對我的警告——若是我敢有更大的動作，她則會對我採取更嚴厲的懲罰——她還是不相信——幫著解除A省2000億的外債，會對她自己的仕途有好處，她根本就不相信一個處級幹部能夠摸清楚中央領導的意識形態。因為她不明白目前的現狀——高層總在保江山，而地方官總在撈利益，當地方官利益撈得太狠而導致江山不穩的時候，有些人就要被抓出來樹反面的典型了！而一個地方官如果能與中央的意識形態保持一致，顧及大局，而得到中央的賞識，那麼這樣的官員最容易被提拔。但同樣悲哀的是有些官員討好了一人的利益而損害了更多人的利益。所以中國這樣的社會出了明君是百姓的福氣，出了昏君則是百姓的災難。中國的皇帝人選大都是各個強勢利益集團之間彼此爭奪、妥協的結果。這大概算一種強勢利益集團內部之間的民主選舉了。而把老百姓排除在這個選舉之外的結果則會造成貧富懸殊，社會動蕩、外族入侵（當我們痛恨和譴責當年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時候，我們是否反省過正是因為我們自己軟弱和內亂讓日本有可乘之機呢？這種痛恨應該轉化為強國的信念，而不是用來修飾虛偽、狹隘、盲目的民族主義，進而滿足強勢利益集團的國內外利益），乃至亡國！

我的勇敢在於我比一般人看得更遠。我深深地知道，在社會主要對峙階層的利益矛盾還沒有激化到不可調和的地步的時候，適當的挑撥有助於產生對抗的利益集團，但如何讓對抗的狀態產生出理性的民主卻頗值得玩味。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國的政權不會像以前那樣消亡於農民起義，中國國內各被扶持的利益集團之間的內戰也不會像以前那樣打得那麼持久，但國家的內亂同樣會給百姓帶來巨大的災難。因為未來主要的社會矛盾將會由原來的農民利益集團與封建官僚地主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轉變成被西方強國扶持的新興資產階級集團和被其團結的工人（農民工）利益集團與官僚資產階級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按照這種走勢，同樣不容樂觀，因為西方強國扶持中國的資產階級的目的是為了限制其壯大並且保持在一定的水平，而官僚階層對民營資本的壯大的態度是既拉攏又打壓，官僚階層時時刻刻都在告訴民營資本家們不能觸及他們的權威，更不能像西方那樣去團結工人階級和官僚階層搞對抗，所以中國新興的資產階級和被團結的工人階級更容易被西方強國拉攏過去。但無論是在西方強國的扶持下，還是與國內官僚階層互相勾結，其勢力都不可能壯大，沒有強大的資產階級就不可能產生強大的工人階級，而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壯大都是構成工業革命和社會變革的前提條件。在這場各大利益集團或團結或對峙的遊戲當中，任何的失衡都可能導致社會的混亂和政治經濟的頹敗。

所以我從內心是不希望蔣氏家族所經營的民營企業太向官僚階層獻媚並與其勾結，也不希望他們把企業做大后賣給西方強國，或者接受其投資和控股，這些都是短視。中國政府應該有此遠見——主動培養壯大中國的民營企業和民營資本並且與其保持相對的距離，而不是盲目地打壓。這個操作，朱鎔基總理其實一直在做，我們不能因為暫時的困難就認為這條路不對，我們應該了解到我們的政治體制還不能夠完全適應這樣的操作，所以我一直認為中國社會變革的起點在於中國人思想（宗教、文化、觀念等）的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