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任妻子的成績單

羅里·威爾遜和艾爾·紐哈斯於1973年12月31日結婚。她以前是佛羅里達州兩任參議員，布里華縣委員會前主席，也是佛羅里達州可可阿海灘的出庭律師。

她有佛羅里達國際大學產業科技和大眾傳播學方面的理學學士學位，還有佛羅里達州立大學的法學學士學位。

他行動詭秘，滑頭滑腦

艾爾·紐哈斯是一條蛇。

他是個冷血動物。他行動詭秘，滑頭滑腦，一邊生長一邊脫掉老皮，一邊適應新的環境。

他成長太快，因而捨棄了第一任妻子洛萊塔。他成長太快，又拋棄了我。洛萊塔和我都沒有辦法趕上艾爾。

沒有人能夠趕上他。

全世界都是艾爾的獵物。他就像一頭偷偷摸摸的動物。一旦成為他的目標，無論從職業上講還是從個人角度講，他都會不惜一切手段弄到手。你不妨打個滾隨他去。

但是，如果他認為跟你的關係到頭了，那你就得小心。無論你做什麼都無法改變他的想法。要證明這一切，他的路上堆滿了屍體，從公司巨頭到家庭主婦到秘書都是如此。

可以這麼說艾爾：他不恨人。需要太多的情感，會浪費太多的精力才能恨人。

反過來，艾爾只懂得拋棄。他原諒你，寫信給你讓你離開，就好像你不再存在了。他從不回頭，過去就是歷史，他只關心未來。

我本來應該明白這一點的。我跟他住在同一個城裡，裡面總共才只有13000人，而且跟他只隔兩棟房子。但我很少看見他，就他而言，我可能住在外蒙古。

也許自打我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起就應該看出他的這一面的，結果，我看到的倒是一位坐著噴汽式飛機的現代白馬王子。

我記得認識艾爾·紐哈斯的那一天，是1972年4月16日，是阿波羅16號登上月球的那一天。

從情感上講，我是一堆失事的殘骸。我跟童年時期就相識的情人過了19年的婚姻生活，結果以離婚告終。我本來準備帶著兩個十幾歲的女兒過單身生活了事的。我惟一的收入就是作為布里華縣委員會的主席所得的14,000美元。

加內特公司當時主辦了一次飛船發射前的早午餐會，請太空海岸的領導人出席。作為縣政府官員，我覺得自己非去不可，儘管自己當時並無參加社交活動的情緒。

我到得很晚，大部分人已經吃完了，但是，聯歡會的主持人艾爾·紐哈斯當時正好站在門口。他做了自我介紹，一邊跟我談話一邊去了酒吧。我們一邊喝血瑪莉酒，一邊談起來，很悠閑的樣子，他問我是否準備參加發射儀式。我說到時準備開車到海灘找一個僻靜之所，在一旁悄悄地看一看。

早午餐結束以前，他請我跟他一起去見當地出版人，是吉姆·傑斯，還有他的妻子格羅麗亞，當天晚上，大家一起去海浪餐廳進晚餐，我很愉快就同意了。那是當地報紙的兩個大腕，通過與他們一起共進晚餐，有哪個政客見了這樣的機不會高興得跳起來呢？

晚餐之後，艾爾請我將他帶到亞特蘭迪斯海灘旅館。他在車上對我說，他凍了一瓶香檳。「想不想睡前喝上一口？」他問。

為什麼不呢？我們把一整瓶都喝完了，兩個人一直談到天快亮了，什麼都談。那是情投意合的夜晚之一，兩個人一見如故。但是，當時還沒有任何浪漫舉動的意思。

結果發現，艾爾也在鬧離婚。但是，他從來沒有就離婚的事情流露出任何一種情感。

我感覺好像灰姑娘

兩個星期後，他打來電話：「我就在附近，不知道你是否有空一起吃晚飯？」

我同意了。後來我才得知，他所說的「附近」是指密蘇里州，他在哪裡偷偷安排收購斯普林菲爾德的一家報紙的事情。他從密蘇里坐飛機趕到了可可阿海灘，趕赴我們的晚餐約會。

我們的離婚案已經是鐵定的事實了，此時，我感覺自己像是灰姑娘。香檳，鮮花，在我們認識的當月的第16天，艾爾送來16朵黃玫瑰，在我們整個彼此追求和婚姻期間，他每隔16天就送來16朵玫瑰。好浪漫啊，我想。

直到後來我才明白，這是他交給自己的秘書去辦理的一件雜事。

在我們婚姻的最後幾個月里，我把接到的所有鮮花都擺在自己的辦公室里，那算世界上最大的枯黃玫瑰花展。那是給我們的婚姻最合適的一個墓志銘。

但是，艾爾是一位了不起的人，愛上他沒有什麼遺憾的。他關心人，很慷慨，一起玩得也開心。

儘管我感覺真是糟糕，但還是害怕自己的私生活會影響自己的政治生命。作為離婚者，我不知道公眾會對我競選州參議員的決定有什麼反應。作為女人，要競選這樣的職位不容易，最近又剛剛離婚，這可能會使事情雪上加霜。

此時，我和艾爾在當地的公開場所還是不常見面。

但是，他在背後還是經常給我出主意，提出很好的一些建議。他提議說，我不要作為共和黨人去參選，而要作為獨立候選人。這意味著我可以避開共和黨的初選，專心準備普選的事情。

這是個瘋狂的點子。以前還從來沒有人這麼干過，或者以這種方式贏過。這還意味著我需要從布里華縣委員會主席的職位上退下來，當時我是以共和黨人的身份得到那個職位的。

艾爾·紐哈斯把我的生活弄了個底朝天。我將要嘗試政治上誰都沒有試過的新招式，同時還得放棄自己的生活來源。

選舉當天晚上，我害怕得要死。早前我把密友和志願者喊到一個小店面前面的宣傳總部，在那裡發表了競選報告。

競選結果出來了，我有獲勝的希望了，艾爾不斷地提出建議，要求大家一起去可可阿海灘的亞特蘭迪斯海灘旅館慶祝一番。最後，我把最密切的幾位競選工作者留下來，大家一起去發去那裡。

開車到達旅館的時候，入口處的大門罩上寫著一排照得雪亮的大字：祝賀你，羅里參議員。

我們走進艾爾已經訂好的大舞廳，我感到情不自禁了。大批的人站在那裡歡迎我們。在房間的一側，一大面牆上都掛滿了用黃玫瑰拼出來的字樣：祝賀你，羅里參議員。

那一定需要數千朵玫瑰才能弄好，而且還必須準備好幾天。更不用說要花上很大一筆錢了。「艾爾啊，萬一我失敗了呢？」我氣喘吁吁地說。「你不可能輸。」他說。

艾爾從來都不信失敗。另外，他對我也有信心。「你一定會成功的。」他說。

選舉過後，我與艾爾的關係更加公開了。他開始帶我去一些地方開會，還去很多陌生的地方。

狂亂和美好的一星期

1973年1月，在阿魯巴島，艾爾帶我參加全美報業出版人協會的年會，此時，話就開始傳開了。在美國報業出版人協會，大部分丈夫和妻子都是些循規蹈矩的人，是一些老派的本分人，艾爾和我都喜歡做些讓他們吃驚的事情。為了做表面文章，我們住在不同的套間里。當然，其中一套並沒有怎麼使用。

那是狂亂、美妙和大膽的一個星期。我們跟《洛杉磯時報》的奧迪斯和米茜·錢德勒一起騎著摩托車全島到處跑。10年之後，奧迪斯也拋棄了她。

一條野狗追咬艾爾，結果他的摩托車壞了，大腿也傷得厲害。我們回到旅館，給他清洗一番，順著海灘一跛一跛地散步，到了旅館看得見的一處紅樹林，在裡面進行了一場活生生的性愛活動。

現在，當我看到艾爾建的一樁俯瞰著南瓜中心海灘的樹屋時，總是會想起在阿魯巴的那片紅樹林！

艾爾為我們的婚禮所做的計劃，就跟他計劃其他所有事情一樣──有鑒別力，也有想像力──所有細節都事先考慮好了。

我們在靠海的地方建了一處古色古香的戶外小教堂，我們準備把自己的家也安在那個海邊上，也就是南瓜中心。婚禮是1973年新年之夜進行的，正在日出時分。教堂上的十字架已經建好了，這樣一來，當太陽升起來，我們將要發誓的時候，陽光就會照在十字架上。當然，上帝也與艾爾合作，安排了一個燦爛的早晨和日出！那個小教堂今天還在，那是天堂里進行的一次婚姻的紀念碑。我在海灘上行走的時候，每天都看得見它，因此我覺得，某種愛情故事仍然在繼續。

佛羅里達參議院的牧師主持了婚禮儀式，只邀請了四個孩子參加，因為艾爾希望婚禮在小範圍內「私密地」進行。

艾爾甚至都不讓我父母參加。為此我母親永遠都不能原諒他。他說，如果父母都來，那我的兄弟姐妹也要求得到邀請，接下來，你知道，就會來一大群人。

我當時正在慢慢了解艾爾說服人的辦法。一旦他「建議」什麼事情，那通常完全就不是什麼建議。他已經決定什麼樣的事情應該怎麼樣去做了。

我慢慢還意識到，艾爾思考問題總是一板一眼，報紙是這樣，公共關係也是如此。

儘管我母親沒有獲准參加婚禮，但艾爾卻認為從《今日報》請來一位攝影師是合適的。艾爾做好安排，讓照片在同一天準備妥當，這樣就可以在佛羅里達的各份報紙和美聯社的全國通訊中使用。

在控制事件和知名度的事情上，艾爾從來都不會錯過玩一點花樣。

幾個孩子是我們婚禮上惟一的客人，他們並沒有給我們多少仁慈。丹穿著花里胡哨的夏威夷襯衣趕來，臉上還有亂七八糟的鬍子，從頭到尾都板著臉。

隆達是我的大女兒，她處在佩花嬉皮士的狀態，比丹也好不到哪裡去。

他的女兒簡和我的另外一個女兒基姆表現正常。

我們去卡普爾科和巴貝多島度蜜月。我想去巴貝多，他想去卡普爾科。因此我們達成了妥協辦法。我們在上面兩個地方各玩了一星期。

名分算個什麼

我從來都沒有改名叫艾爾·紐哈斯夫人。我也沒有改名叫羅里·紐哈斯。

結婚以前，我告訴艾爾說，我在威爾遜這個名字上投入了太多的政治資本，因此無法輕易放棄。

他同意，但是用他常有的傲慢口氣說的。

「反正我也不允許你使用我的姓名。」他說。「也許等你選到美國參議院或者進了白宮，而且我也作為一名新聞工作者退休了，你才可以使用我的姓名。但是，在此之前可不行。」

這話本能應該是一個提示，說明艾爾對我寄予了很大希望。我現在才明白，他也許從來都沒有想要一個真正的妻子，他更希望有一個權力夥伴。

跟一般人的看法不一樣的是，我更多捲入了加內特公司的事務，比艾爾參與我政治生活的時候多得多。他在加內特公司的事情上極其專註。

我經常跟艾爾一起做商務旅行，但並不扮演傳統的加內特公司配偶的角色。我不會坐在旅館房間里，而是去參加會議，一般是與報紙的部門頭目們的會議。

我在會上並不發表任何意見，但我開始記筆記。有點像羅薩琳·卡特的意思，她經常也會出席卡特總統召開的內閣會議。參加了幾次報紙會議以後，我開始注意到一個模式了，所有部門負責人都是男性白人。

作為佛羅里達參議院平等權利修正案的主要倡導人，我意識到加內特公司需要有自己的平等權利修正案。

艾爾表示同意，他覺得當地領導層應該反映出各地的讀者層面。艾爾屬於有色盲的人，他並不在乎你是什麼膚色或者性別，只要你能把工作干好就行。

他同意並決定僱用我為加內特公司顧問，推薦一些辦法來改善加內特公司女性的機會。

這就引起很多人的不滿了。但是，當我跟出版人和各級聰明的女性談話時，我得到的注意力和採取的行動比普通的諮詢人員效果好些。出版人更多擔心我的枕邊話，而不是我的顧問報告。

艾爾並不擔心細節問題。他只想做行業里最好的，希望為每個人都提供同樣的機會。他估計自己的妻子會比職業化的諮詢人更容易切入正題，他也願意因為僱用自己的妻子而遭受眾人指摘。

嫁給艾爾就如同坐上了過山車。

我們的生活開心到了極頂。我們在全國和全世界到處旅行，住最好的賓館套間，吃最好的食物，喝最好的香檳。

這是一種神話一樣的生存狀態。

但是，我很快就明白了，嫁給紐哈斯就如同為他工作一樣。他指望自己的個人生活跟職業生活一樣有秩序地運行。對於打斷他有規律的生活的人來說，那就是一件悲哀的事情了。

艾爾對任何問題的解決辦法，無論是家裡的問題還是工作上的問題，都是扔錢了事。「每個人都有一個價格。」他常常這麼說。他並不關心修復一個問題需要多少錢，只要能夠解決問題就行。「修復它！」是他最喜歡說的一句話。

最終，他也拿這個辦法來對付我。

我聽了艾爾的勸告，沒有再次競選州參議院，現在我意識到這是一個大錯。「你已經干過那樣的事情了。」他說，「為什麼要再次競選呢？」他建議我去競選更大的東西，比如州長或美國參議院。我簡單地嘗試了一下競選美國參議院的事情，但最後沒有堅持下去。

艾爾很喜歡與一位參議員結婚。我放棄了競選更高職位，艾爾也放棄了我。

無過錯，無情感

到了最後，艾爾已經沒有情感顯示出來了。

他對別的事情和別的人產生了興趣，我已經成為歷史。

根據佛羅里達州的無過錯離婚法，我們並不需要為離婚設定法律基礎。

婚前協議詳細說明了離婚後我會得到什麼。艾爾說：「我並不在乎你如何處理此事。你可以全部拿現金，或者全部拿股票，或者拿房地產。或者你可以兩者兼得。我對上述任何一種東西都沒有情感上的依戀。你來決定吧。」

我以44歲的年紀剛剛在法學院完成第一學年的學習。我知道自己再也無法維持南瓜中心了。我也不想光有財產而現金不夠用。但是，可可阿海灘就是我的家，我不想被紐哈斯或別的任何人趕走。我遠在他之前很久就已經生活在布里華縣了。因此，我在隔著兩樁房子的地方住進了私人家庭旅店，還拿到了一部分現金和一部分股票。

我們帶著律師見面，確定最後的條款，事情看起來十分冷淡。我開始哭起來，放聲痛哭。「這事我們解決不了嗎？」我問，「這一堆亂事我實在處理不了。我們走吧。」

因此，我們在幾個街區遠的地方一起吃午餐，就財產分配的事情達成總體意見。回到律師辦公處的時候，我說：「如果你再加上1,500股加內特公司股票，我就立即簽字，事情就算完了。」

他想了一秒鐘，說：「你喝醉了。」

我意識到自己當初並沒有準備好嫁給艾爾·紐哈斯，從情感上和物質上都沒有準備好。我覺得自己現在有可能準備好了。事實上我現在很想念他──我們是很不錯的一對夥伴──從職業上講是這樣。我過去喜歡跟他一起商量《今日美國》的一些事情，我們是很不錯的一個小組。

但是，從默里特島上的家庭主婦到坐著噴汽式飛機到處跑是太大的一個跳躍，就像「富人與名人的生活風格」節目里描述的那些名人。

過分慷慨

現在回頭一看，我花了太大的勁去省下艾爾的錢，真是讓人搖頭。他自己一點也不在乎這件事情。我們剛剛結婚的時候，他想要為我買一輛梅塞德斯SL賓士車，但我拒絕了，他一再要求為我買一件裘皮服。我們在紐約的時候，我看了好幾次，但回家的時候還是兩手空空，因為我生活在佛羅里達的時候，花2萬美元去買一件裘皮服是沒有道理的。

我從艾爾那裡得到的最值錢的禮物是一隻漂亮的金錶，他在上面刻有一排字，是：「我們的時間才剛剛開始。」

甚至到今天，艾爾還是我認識的最慷慨的人。在未經懇求的情況下，艾爾為我1988年的參議員競選活動捐出了3,000美元──佛羅里達州法律規定的最高限額──雖然那次競選活動並沒有成功。

我看到別的人對他送的禮物的反應，因此想到了他的慷慨。他最近給他目前的朋友之一送了一輛嶄新的白色勞斯萊斯車，是可可阿海灘上的另一位金髮美女，叫芭芭拉·惠特妮。她在《今日佛羅里達》上登載了一個整版廣告，顯示勞斯萊斯車上的鐵格柵，上面還掛著很大的字：「感謝！」

艾爾是美國最合格的單身漢。他很有吸引力，有錢，有挑戰性，激動人心，假如不介意跟一條蛇一起坐過山車，那他就是很好的一個追求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