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英譯者前言

我從來沒想到會翻譯一部德國軍事著作。多年來，象許多海軍將官一樣，我打算把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親身經歷寫出來。結果，和他們之中的大多數人一樣，我決定放棄這個打算。據說，已故的海軍五星上將歐內斯特·金講過，如果照他的意思辦，關於太平洋戰爭的公報就只有一句話：「我們戰勝了。」我的戰爭回憶錄大約也可以簡縮成這樣：「我服過役。」

我從海軍退休以後，當了一家海運工程公司的顧問。一九六五年，我最近一次因公出差德國，我發現不管列哪兒，都看見書店櫥窗里成堆地擺著一本小書，書名叫作《失去了的世界帝國》，阿爾明·馮·隆將軍著。我清楚地回憶起我在柏林美國大使館任海軍武官期間所認識的馮·隆將軍。我見過他，和他攀談過。我想，他也許參加過一次我妻子經常舉行的晚宴。他那時在德國武裝部隊作戰參謀部供職。他和大多數德國參謀人員一樣，態度冷淡，難以接近。他身材矮胖，一隻大鷹鉤鼻子，幾乎和猶太人差不多，恐怕他一定為此感到悲哀。當然，他的姓氏表明，他是個地地道道的普魯士後裔。他聲名顯赫，我總想好好地了解他一下，但沒能找到機會。那時，我簡直想都沒想過有一天我竟會通過他的著作深知其人。

出於好奇，我買了一本他的書，發現內容非常吸引人，我就去拜訪了出版商在慕尼黑的辦事處，打聽誰在美國出版過這本書。我得悉此書原來尚未譯成英文。在我要返回美國時，我說動了出版商，獲得了英文版的版權。我正打算從商界退休，這樣，我想翻譯這本書可能會減輕一些無事可做的痛苦。

《失去了的世界帝國》是馮·隆將軍在獄中寫的厚厚兩卷對戰爭的作戰分析的摘要。他稱這兩卷書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陸、海、空戰役》，他有十分充裕的寫作時間，由於他在東線參與的戰爭罪行。他在紐倫堡被判處了二十年徒刑。這部詳盡的技術性著作沒有英文譯本，而且我也懷疑今後會不會有。

馮·隆將軍在敘述每一個主要戰役之前，總是先寫一個關於戰略和政治背景的摘要。出版商在馮·隆死後，把這些簡短的摘要抽出來，加以編纂，成了《失去了的世界帝國》（我懷疑這位將軍會同意用如此戲劇性的書名）。所以《失去了的世界帝國》並非一部紮實的軍事歷史，而是出版商的一種投機取巧。它把馮·隆關於世界政治的全部主張都在一本小書里彙集起來，而刪去了它們後面細緻的軍事分析。無論如何，我認為這還是一本可讀的、有趣的、也有價值的書。

這本書的可貴之處，在於它比較誠實。幾乎所有德國的戰爭文學，對於屠殺猶太人、戰爭的責任以及希特勒對軍隊和人民的專權等等，都進行了粉飾。對於所有這些棘手的問題，馮·隆都心平氣和地、坦率地寫了出來。他打算在他平安地入土之前，不讓這本書出版。（他真做到了。）所以與多數的德國軍事作家不同，他既不想保住腦袋，也不想安慰勝利者。結果寫成了一本揭露德國人對於希特勒發動的這場戰爭到底怎麼想、可能仍然在這樣想的書。

因此這是一個德國將軍所作的力所能及的評論。馮·隆是一個有才能的作家，受到最優秀的英、法軍事作家的很大影響，特別是戴高樂和丘吉爾。他的德文與其他大多數寫軍事題材的同胞相比，要易讀得多。我希望我的譯文至少能把這點表達出一部分。我本人的文風，是一輩子寫美國海軍報告形成的，不可避免地到處出現文理不通的現象，但我相信還不至於從實質上歪曲原文。我認為，這位作者如實地描述了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人：一個非常倔強和效能很高的戰鬥民族，並非一群愚蠢的虐待狂，也不是現在流行的娛樂節目中所醜化的那樣一幫可笑的笨蛋。整整六年，這些人幾乎把整個世界打得筋疲力盡，他們也犯下了前所末有的罪行。他們的賭注，用莎士比亞一句很能說明問題的話來說，就是「偉大的地球本身」。他們腦子裡在想什麼，對我來說似乎很重要，這也就是我翻譯馮·隆著作的原因。

他對一些事件的敘述，既內行，又熟悉情況，我們不能從表面價值去理解它。他是個徹頭徹尾的德國人。儘管我在他們中間生活過幾年，我可從來不敢說，我了解那個奇怪而聰明的民族，他們有能力取得如此多的成就，也有能力做如此多的壞事，不過他們的遲鈍也是天下聞名的。總的來說，我還是讓馮·隆將軍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去描寫這次戰爭，但在翻譯某些段落的時候，我又不能不有所指責，所以我偶爾加上一些批註。

例如，馮·隆的第一頁開頭部分，完全和阿道夫·希特勒所有演說的開頭部分一樣：譴責凡爾賽和約是殘酷的協約國強加給光榮、守信的德國的不公正條約。他不提歷史的變幻莫測，德國作家幾乎都不提這點。一九一七年列寧推翻了克倫斯基政府，請求在東方戰線單獨媾和。德國人草擬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條約簽訂於凡爾賽和約一年多以前，從俄國掠去了比英德兩國加在一起還大的一塊領土、幾乎六千萬居民和幾乎俄國的全部重工業。這要比凡爾賽和約更加苛刻。

我在柏林供職時，每當有人談起凡爾賽和約，我總要提出這個小小事實。我的德國朋友總是被這樣的比較弄得很窘，他們覺得這樣做沒有什麼意義。凡爾賽和約落到了他們頭上，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條約落到了別人頭上。他們的這種反應出於真心。德國人的這種民族奇癖我無法解釋，但是在讀《失去了的世界帝國》時，不應該把它丟在腦後。

維克多·亨利於弗吉尼亞州奧克頓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白色方案

對希特勒的義務寫作此書，我只有一個目的：維護德國士兵的榮譽。

在這裡，沒有必要追述我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領導者阿道夫·希特勒的興起。二十世紀的歷史，人們沒有比這更清楚的了。當戰勝的協約國在一九一九年創造發瘋的凡爾賽和約時，他們也創造了希特勒。一九一八年，德國相信了美國總統威爾遜的「十四點意見」，光榮地放下了武器。協約國把「十四點意見」看作一紙空文，草擬了一份條約，瓜分了德國，造成了一個歐洲的政治經濟瘋人院。

這樣矇騙了天真的美國總統並瓜分了世界之後，英法的政治家可能想象他們會永遠使德國民族癱瘓。這種瞧不起人的政策是搬石頭打自己的腳。溫斯頓·丘吉爾本人也把凡爾賽的決定說成是一件「可悲的複雜的的蠢事」，凡爾賽的壓迫在充滿活力的德國人民心中造成了火山似的憤恨，它爆發了出來，而阿道夫·希特勒就在噴火達到高峰時取得了政權。納粹黨是激進派和保守派、富翁和窮光蛋之間一個奇怪的聯盟，它團結於復興德國的理想上，但不幸的是，它也團結於歐洲中世紀引起動亂的政治口號「反對猶太人」。一群庸俗的鼓動家、理想主義哲學家、狂熱分子、機會主義者、暴徒和冒險家，他們之中有些人很有能力，精力過人，與希特勒一道上了台。我們這些總參謀部的人，大多以厭惡和不祥之感注視著這些混亂的政治事件。我們對國家效忠，不管是誰統治，但是我們害怕一般危害社會變革的浪潮。希特勒使我們大吃了一驚，這是實在話。這位聲名顯赫、鼓動性強的政治家，迅速地而且不流血地把凡爾賽造成的不公正一個接一個地予以補救。他的手段直截了當，頑強有力。魏瑪政權①曾經採用其他的方法，而得到的只是英法的蔑視。希特勒的方法收到了效果。

①魏瑪政權是德國一九一九年在魏瑪成立的政府。

在德國國內，遇到必要，他也一樣嚴厲和殘酷，他的方法也同樣收到了效果；假如現在歷史學家稱他的政權為恐怖時期，那就必須承認這是一種普遍的恐怖。希特勒帶來了國家的繁榮，把我們重新武裝起來。他是個負有使命的人。他那種對自己和對自己的使命的熱烈信仰，左右著德國群眾，儘管他篡奪了不少權力，但群眾可能會毫不吝嗇地都給予他。

紅色方案

自然，德國在希特勒統治下迅速復活，在協約國中引起憤怒的恐怖。厭倦戰爭、酷愛奢華並為社會主義腐蝕了的法國，不太願意採取有效的行動。英國是另一回事。英國仍然以它的遍布全球的海軍、它的國際金融體系、它的盟國和它在五大洲的帝國統治著世界。德國登上支配歐洲的地位，推翻了權力的平衡，它再一次向英國挑戰，爭奪世界霸權。世界大戰又迫在眉睫，這次攤牌無法避免，因為德國在二十世紀初期人口和工廠已經超過英國。在這個意義上，丘吉爾正確地把第二次世界大戰稱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繼續，兩次戰爭合在一起就是「另一次三十年戰爭」①。

①三十年戰爭（1618—1648），原是德國新舊教之間的鬥爭，後來西歐、中歐、北歐的主要國家幾乎全部捲入。

我們德國總參謀部的人懂得，希特勒為使歐洲正常化所採取的驚人手段遲早會引起英國的干涉。唯一的問題是在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干涉？早在一九一七年我們就準備了一個對英國、波蘭進行兩線戰爭的計劃，叫做「紅色方案」。在阿道夫·希特勒一個接一個取得不流血的勝利的過程中，我們一直不斷地把這個方案加以修正。當英、法兩國滿足於他們那種軟弱無力的譴責和抗議時，我們的戰略地位和軍事力量飛速地得到改善。我們開始希望這位強有力的元首能夠利用凡爾賽兇手們的過失，真正不流血地在歐洲實現他的新秩序。如果真能這樣，他就可以發動對蘇聯的偉大的十字軍遠征，單線作戰，在東方找一塊活動地盤——這是他畢生的目的。歷史的行程就會完全不同。

但是在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一日——這個全世界都不會忘記的日子，一切都改變了。英國首相張伯倫突然給予波蘭無條件軍事援助的保證！他借口因為希特勒破壞了不佔領捷克斯洛伐克那塊弱小地盤的諾言而發了火。這塊地盤，正是張伯倫親自策劃的慕尼黑會議瓜分后剩下的。和所有政治家的諾言一樣，希特勒的諾言當然不過是策略和權宜之計。要是張伯倫不這麼想，只說明他自己是頭蠢驢。

不管對波蘭保證的動機如何，這是一種自殺性的愚笨行為。它使得腐敗的波蘭軍人寡頭政府強硬起來，反對德國對但澤和波蘭走廊的正當不滿。它把發動另一次世界大戰的槓桿，交到這些落後的軍國主義者手中。除此以外無任何意義，因為到頭來英國是不可能給波蘭真正的軍事援助的。要是俄國插手，這個保證可能還有意義；事實上，這麼一來也許會半路阻止希特勒，因為他害怕兩線作戰，比什麼都厲害。總參謀部也是如此。但英國的紳士政治家們看不起布爾什維克，而波蘭在任何情況下都完全拒絕考慮接受俄國軍隊的保護。因此，愚蠢和軟弱攜起手來，挑起了這場災難。

張伯倫這一挑釁行動，就象一隻陷入絕境、用軟弱的爪子抵抗的兔子一樣，只能激起元首更大的勇氣。命令閃電般地下達到參謀部，要我們為秋季進攻波蘭擬定作戰計劃。我們以紅色方案為基礎，日以繼夜地工作，準備了計劃。四月五日，這一計劃以新的代號白色方案命名送交元首。

歷史的諷刺

消滅波蘭的白色方案，是根據幾個主要的有典型的地理事實形成的。

波蘭一片平原：是一個大型的比利時，只有很少幾個天然屏障，沒有真正的國界。南部的喀爾巴阡山脈被亞布隆卡山口切斷，為從捷克斯洛伐克進到克拉科夫和維斯杜拉河提供了一個現成的入口。維斯杜拉河、納雷夫河及散河都是問題，但是在夏季和初秋，水位很低，許多地方汽車和馬可以趟水而過。

波蘭本身是一個政治畸人，這也反應在它的沒有形狀的地理上。它沒有永久的外貌，沒有一個連續下來的政體或民族目的。它好幾次從歐洲地圖上消失，被瓜分成為強國的省份。現在他又不如俄國的一個省份了。在雅爾塔會議上，同盟國的首腦們把這個稱為「波蘭」的整個地理上的粗略平形四邊形又往西移動了大約二百公里，移到奧得—尼斯一線。這樣做當然犧牲了德國，把一些自古以來就是德國的城市、領土和居民都給了波蘭，使得成百萬人被悲慘地趕出了家園，重新定居。戰爭就是如此：勝利者獲得戰利品，失敗者遭受損失。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因波蘭領土完整問題爆發的，但波蘭並沒恢復到它一九三九年的邊界，而且永遠也不能恢復了。由於希特勒和斯大林進行的交易，它失掉了一塊領土，併入了蘇聯的版圖。英國為了那些邊界問題對我們開戰，它把法國，最後把美國拖入了戰爭。在雅爾塔，英、美兩國把波蘭領土當作希特勒的禮物永遠送給了蘇聯人。這就是歷史的諷刺。

波蘭在一九三九年的戰略地位極為不利，整個國土可以看成是插入德國的一個軟弱的凸角，是德國佔領的土地，它北部與東普魯士毗鄰，南部與捷克斯洛伐克接壤，整個地勢平坦，很容易讓德國從西邊衝進來。它的背後，在東邊，穩穩地站著新近與德國通過里賓特洛甫策劃的互不侵犯條約連到一起的蘇聯。

致命的條約

這個當時被歡呼為一項妙舉的條約，在沒開一槍之前就使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失敗了，可是對於如此明顯的事實，人們沒給以足夠的注意。與布爾什維克結盟（不管是暫時的還是策略性的）當然是對這個獨裁者理想的背叛，是與德國的民族精神相矛盾的。假如證明真有戰略上的好處，這麼做或許還能容許。在政治上和戰爭中一樣，重要的是取勝，但這個事件卻相反。

這個條約把波羅的海沿岸諸國和大約半個波蘭都給了斯大林，讓這幫斯拉夫人向德國靠近了二百公里。兩年以後我們付出了代價。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我們向莫斯科大規模進軍的中央兵團——這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一次進軍——在距離目標四十公里的地方停住了，而我們的先遣偵察部隊已經深入到看見克里姆林宮塔頂的地方。假使德國軍隊是從離莫斯科近二百公里的戰線開始進攻，他們就會在第一片雪花飄落到斯摩棱斯克大路以前佔領俄國的首都，廢黜斯大林，取得這次戰役的勝利。那時英國肯定要求和，這場戰爭我們就會打勝。

連我們的敵人也認為是大膽外交行動的勝利的這個條約，字裡行間卻包含著這麼幾個字：FinisGermaniae．①這樣的政治CoupDeThéatre②在歷史上還真不多；這樣災難性的弄巧成拙也罕見得很。可是當時在我們參謀部里，卻很少有人膽敢對這樣一個消息表示懷疑，哪怕僅僅以目光表示彼此的驚愕。

①法語：精采事件。

②拉丁語：消滅日爾曼。

包括希特勒自己的參謀長凱特爾、作戰局局長約德爾在內，軍隊里沒有一個人事先知道這個把半個波蘭讓給布爾什維克的秘密協定。只有到了戰役的第三個星期，斯大林生氣地打電話給里賓特洛甫，嚴厲地責備我們德國第十四軍挺進到了東南的油田地區，武裝部隊才接到特別秘密指令，在俄國人面前撤退，於是他們就大搖大擺地蜂擁而來，既沒有流一滴他們自己的血，也沒有流波蘭人的血。

是我，九月十六日午夜在最高統帥部接到了我們駐莫斯科武官的令人吃驚的電話，他報告我說，俄國人按照希特勒在八月簽訂的秘密協定，正在進入波蘭。我立刻打電話給約德爾將軍，告訴他俄國人在行動的消息。他反問：「是對著誰來的？」聲音顫抖著，簡直不象阿爾弗雷德了。可見軍隊完全是蒙在鼓裡。

八月的最後幾天，準備白色方案的工作正在加緊進行，希特勒打算利用里賓特洛甫的政治突然襲擊，搞一場和平談判的喜劇。春天，在他心情比較平靜的時候，他以慣常作預言的口吻，說西方列強不會再容忍不流血的勝利了，這回要打仗了。我們在十分複雜的心情中準備白色方案，從憂慮到行將滅亡的感覺都有，因為我們的作戰準備遠遠低於一場大規模衝突的水平。僅舉一個關鍵性項目為例。我們非常缺少坦克，以致在白色方案中我們不得不把大量價值有限的捷克坦克擺開陣勢；海軍只有五十艘潛艇作好戰鬥準備；最糟的是，甚至到了那時，元首還根本沒發布全面投入戰時生產的命令，因為他知道，這是不得人心的行動；總之，我們真是如履薄冰。

參謀部對和平談判沒抱希望。然而希特勒在和漢德遜一起演這出計劃好的戲時，顯然為其自己的表演和里賓特洛甫的不斷保證弄得神魂顛倒了。他開始相信英國可能再一次被嚇倒，說不定再跟我們來一次慕尼黑。九月上旬，在最高統帥部里，每個人都注意到了，當西線宣戰的消息傳來時，元首大為吃驚，渾身發抖。可是事到如今已別無他法，只有執行白色方案了。

戰略

該計劃要求同時從南北兩側進攻，目標是切斷波蘭走廊，向華沙進軍。波蘭人把兵力分散在全部無法防守的邊境線上，結果很快就被分割、包圍、消滅。他們應該把主要防禦部署在維斯杜拉河—納雷夫河—布格河三條防線上，這樣就可以把戰爭拖長，促使英法進攻我們西部薄弱的守軍。這可能是毀滅性的打擊。冒險的獨裁的領導已經把德國人民推到了險惡的境地。但這時候上帝對我們發了慈悲。波蘭人證明，他們自己在戰略部署上十分低能，儘管在戰場上都很勇敢，而法國人則一直坐在他們的營房和工事里，幾乎一槍未放。

如今，德國的評論家們都把一九三九年九月法國的靜坐防禦寫成是一個「奇迹」，它使對波蘭的閃擊戰成為可能。但是很難看出這個「奇迹」在哪兒。法國的軍事思想就是防禦和進行陣地戰，因為這種思想曾於一九一八年取得勝利。他們非常迷信機械化戰爭中關於防禦的理論上十對一的優勢。毫無疑問，九月份法國本來可以派遣幾百萬訓練有素的部隊，以比德國武裝部隊在波蘭還要多的裝甲師，衝出馬奇諾防線，或者取道北部平原，穿過比利時、荷蘭，攻入我們十分薄弱的西部防線，直搗柏林。但它的決心不在這裡。阿道夫·希特勒在這關鍵時刻的政治和軍事賭博證明是極妙的。在他所有的對手中，他最了解法國人，對他們採取了先發制人。

勝利

突破波蘭的全部防線，大約只花了四天時間。戰術上的奇襲之所以完全成功，是因為虛偽的波蘭政治家們儘管知道局勢危險，只是不斷地對人民作出虛假的保證。波蘭空軍的幾乎一千架飛機在地面上被摧毀。從此，德國空軍就自由地在天空飛翔。波蘭的地面抵抗也是以弱對強，我們戰場上的指揮官們不能不欽佩勇敢的波蘭騎兵向坦克陣的衝鋒。有謠傳說，波蘭政府告訴他們的騎兵，我們的坦克是紙糊的冒牌貨，這謠傳可能實有其事。要是這樣，他們很快就會傷心地省悟過來。機械化戰爭的優越性和古典的軍事戰術相對抗，從來沒有象在這次波蘭騎兵對鋼鐵坦克的無效衝鋒中表現得更觸目驚心了。

然而，德國武裝部隊也僅僅是用他完全機械化的裝甲部隊這個薄薄的刀刃在作戰。我們主要的地面進軍，是由徒步的步兵群進行的，他們充分利用了少量裝甲部隊衝鋒時所造成的通訊聯絡的破壞、敵人的驚慌和戰線的混亂。雖然空軍擔任了強有力的支援角色，但是把華沙的抵抗能力摧毀並使之終於投降的，不是空中的轟炸，而是那些在華沙城外用馬拉的重炮。對於馬匹如此倚重，暴露了我們對世界大戰嚴重地缺乏戰鬥準備。

到了九月二十一日，華沙被德國軍隊包圍。外邊流傳的消息說，成千上萬的波蘭士兵被俘，一個個包圍圈被殲滅，前線全面崩潰，國民政府已嚇得逃往羅馬尼亞。但是，這座處於槍林彈雨之下的城市，沒有糧食，水電斷絕，許多建築物已成為廢墟，疾病蔓延，直到九月二十七日才放棄西方給予最後一分鐘援助的無用希望，最後投降。

評論

自始至終，元首和他的宣傳家們一直把這次波蘭戰役說

成是一次局部警察行動，是德國武裝部隊的一次「特別任務」。希特勒親自把白色方案中許多有關分配口糧、動員部隊和運輸的部分勾掉，目的只是為了緩和德國人民的抵觸情緒。這一政治上的干涉對軍事行動起了相當的阻礙作用，寶貴的數月業已過去，損失還未得到補償。這裡我要說，由於納粹黨和元首的同樣的干涉——這類干涉從未停止過——從專業的標準來衡量，戰爭力量從來沒有全部地、適當地組織起來。

我們在格萊維茨的廣播電台——時間是八月二十一日夜間，地點靠近波蘭邊境——炮製了一個不體面的醜劇，偽稱波蘭士兵越過邊境進攻電台，並被擊退；那些該死的政治犯穿著波蘭軍服，電台附近躺滿了他們遍身彈孔的屍體。這就是進行侵略的借口，而德國武裝部隊對這些騙人鬼話卻一無所知。早在七十二小時以前，我們就無法挽回地向波蘭進軍了。在紐倫堡審訊之前（這句話的真實性令人懷疑。——英譯者注），我本人並不知道這個事件，當時我正忙於一些重要公事，希姆萊或許應對此負責。

波蘭在一九三九年是反動軍人和有瘋狂領土野心的政客執行的落後、閉塞的專制統治，這個政府對少數民族（特別對烏克蘭人和猶太人）極為殘酷，對它自己的人民既不公正又虛偽；這個政府在慕尼黑危機時象條鬣狗一樣撲向捷克斯洛伐克，趁人之危搶去了捷克一個省；這個政府二十年來笨拙地與德國和蘇聯兩面周旋；最後還要裝成象個重要軍事強國那樣說話和行動，而實際上軟弱得象只小貓。民主國家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就是為了支持這麼個反動、騙人、頑固的專制政權。這個政府很快就可恥地崩潰、永遠地消滅了。但戰爭繼續進行，而它的導火線不久就被人忘得乾乾淨淨。總有一天，頭腦清醒的歷史學家們，對於導致也界上最大的一場戰爭的那些自相矛盾的道理，一定會再給以適當的強調。

在如此愚蠢地發動的一場可怕的全球戰爭中，最後一件荒唐的事情是：捷克斯洛伐克，它在一九三八年被英國出賣，沒有打仗，在整個戰爭期間損失不到十萬人；而一九三九年獲得英國支持的波蘭，打了仗，死了六百萬人（儘管其中半數為猶太人）。兩個國家最後都成了蘇聯奴役下的共產主義傀儡。那麼，哪個政府更為明智一些，哪國人民更為幸運一些呢？大國之間發生糾紛，小國最好是向狂風低頭，哪邊風硬向哪邊倒。而波蘭人正是忘記了這一點。

英譯者按：讀者會逐漸熟悉德國人的這一習慣，即：責備別國聽任德國侵略。在馮·隆將軍的整本書中，如同在德國人的大部分軍事著作里一樣，這種腔調反覆出現。在總參謀部系統下發跡的軍官們，顯然已失掉了以其他字句思維的能力。馮·隆對波蘭政府和對英國所作保證的評論，是他在白色方案前面的摘要中意味深長的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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