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理論還是實踐
對於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或馬列主義者來說,無產階級毛主義似乎明顯地反對理論。其運動從計劃實施方面來看毫無具體性可言(如:它與共產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的共同計劃或托洛茨基主義者的過渡計劃是無可比之處);它不認為馬克思主義或馬列主義理論的核心是神聖的;而且,它相信在群眾支持的實際行動中比在任何理論文本中能夠學到更多的東西。除了實踐高於文本理論——這也是毛本人在《實踐論》一文中提出的——還有三種信念構成了無產階級左派運動的軸心。
l.反對等級制度
對於無產階級左派的毛主義分子來說,反對等級制度有雙重內容。從革命運動本身的角度出發,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確信列寧提倡的黨的民主集中制等級形式是精英主義者的形式,會從結構上把自我指定的先鋒隊從群眾中割裂出來。在他們看來,這樣的一個黨註定以一種高度指導的方式接近群眾,它會帶著先進的理論武器來,以用來建立一個指導者的資格。雖然毛試圖把民主集中制的黨與他的群眾路線結合起來,但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感到必須作出一個選擇。至少,在中國歷史的某一時期,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毛在實踐中得出了類似的結論。對等級制度的黨的拒絕與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的任務是聯繫在一起的,他們要在很有限的時間範圍內開展他們的運動。等級制度意味著長期不變,至少是想永遠保持。這是擺在社會主義「階段」理論面前的根本困難,因為這種理論假定受控制的、有時間限制的等級結構會繼續下去。「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的運動被認為是對群眾的一種暫時的幫助。這些毛主義分子認同盧梭的觀點:等級制度造成固定化,固定化的結構不可避免地加劇了他們自己的集團意志與廣大群眾的普遍意志之間的矛盾。
等級制度也被看作是資本主義維持對人民群眾控制的方式。在產業工廠內,等級制度是加於工人的一種紀律形式。職業的等級分類制度旨在讓一些工人相信,他們比別人能幹,比別人聰明,報以應該高一些,地位也應該高一些。它不僅被用來分化法國本地的工人階級,也被用來推行種族主義。阿拉伯和非洲黑人移民工人被認為天生低下,只能聚集在劃分階梯的底部。
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贊同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觀點:人類異化的根源在於勞動的分工。但是,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也有一個盲點,這就是關於勞動的性別分工問題。恩格斯對這一問題尤其敏感。其次,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的分析接近於推翻等級、勞動分工和科技等概念。例如,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費利浦·奧利維埃寫道:「在車間與『權威』鬥爭就是與資本主義等級制度作鬥爭,尤其是與其詭計之一的『科技』作鬥爭」。馬克思把科學技術視為一種從勞動分工的危害中使人性獲得解放成為可能的一種現象,而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至少含蓄地認為科學技術、勞動分工和等級制度是必然聯繫著的事物——如果不從同一的角度來看不是同一事物的話——它們是不平等和異化的基礎。這一分析與某些早期烏托邦作家如傅立葉或當代反科技的作家如雅克·伊魯爾(JacquesEllul)和西奧多·羅扎克的分析更為接近,其接近程度超過了我所知道的任何其他馬克思主義組織的分析。
2.鬥爭的構成
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毫無顧忌地拒絕了一種清楚的階級分析。當他們談論群眾的時候,他們說的是全體受資本主義剝削的人。當他們付諸行動的時候,他們與任何反對資本主義制度剝削的人都站在一起。
與階級對階級、一分為二的分析最早的分裂,產生於共產主義(馬列)青年聯合會對1968年反對設置路障的立場所作的自我批評。共產主義(馬列)青年聯合會的立場是,在工人投入鬥爭之前,一切都毫無意義。從共產主義(馬列)青年聯合會分離出來的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的創造人,不得不修正他們的做法,即放棄自解放運動以來最激烈的巴黎街戰,實際上,1968年工人是由學生和青年人帶動起來的。
這裡的教訓是,任何站起來反抗的人都必須得到支持。他們完全忘掉了馬克思對流氓無產者的不信任,特別在移民和現有體制下似乎沒有什麼前途的反叛青年中招募人員進行組織活動。後者的活動範圍是街道而不是工廠。但革命活動不能局限於任何一個單一的領域。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支持農民設置路障,把農產品傾倒在城市街道上,以抗議資本主義共同市場政策對他們的壓榨。商店店主也加入了他們的行列,他們一起並肩戰鬥——儘管他們的支持者薩特批評說這次鬥爭的內容不是進步的。他們支持布列塔尼和奧辛塔尼分裂主義者的民族主義的鬥爭。對於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而言,問題不是一個人所屬的階級和所從事的職業,問題是:「這個團體投入戰鬥了嗎?」他們相信戰鬥是意識得以體現的地方。一個團體或一類人在鬥爭面前不是「進步的」這一事實,對他們並不意味著他們不會通過反資本主義的鬥爭而學到更多的東西。
相反,如果他們支持資本主義制度,那麼即使那些人是靠工薪生活,薪水微薄,也只能是敵人。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完全不同意共產黨和法國總工會的批評:在毆打工廠安全人員、地鐵警察或正規警察的過程中,他們實際上是在打擊工人。一個等級制度的毛主義組織指責他們不加分別甚至攻擊下級監工,對此他們同樣無動於衷。對於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來講,任何身穿象徵監工身份的白色罩衣的人,都是等級控制體系的同謀,都應該是合法的鬥爭對象。誰都不應該成為警察或老闆。以生產過程中人們所起的作用為基礎的階級對階級的分析,因而讓位於一種圍繞著是統治制度的同謀還是反對統治制度的分析。
3.鬥爭的性質特徵
雖然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實際上支持一切在統治制度下感到受剝削的人的鬥爭,並不管他們的實際階級地位如何,但仍有兩個定性的標準用以判斷某些鬥爭何以比另一些先進。
標準之一是非法性。尊重法律的約束代表著向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的國家投降,而不用消耗國家的任何費用。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黨,以及勞工聯盟的荒路被認為是使統治制度的合法化。他們接受並遵守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的統治,他們同謀的身份為他們提供了一件合法的外衣。
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跳出這一餡餅的推一道路就是拒絕按照現有規則來進行遊戲,不斷地超越法律的範圍。非法的行動打破了圍繞既有標準進行競爭的偽裝,公開迫使政府展現它的壓迫性。因而以非法活動為中心的對抗,對那些確實看不到資本主義制度壓迫本質的人是一種教訓;不能讓資本主義進行統治而不受到任何挑戰。
標準之二是創造性。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回顧了大學里的某些職業,特別是巴黎美術學校,它們被作為解放和創造性工作的範例。被動的職業被認為於革命思想的擴展沒有幫助而被拒之門外。在這種情形下——這在1968年削減工廠職業當中得到說明——時間對政府有利,也有利於被看作反革命力量的共產黨和法國總工會。但是像美術學校里那樣主動的創造性的職業(在美術學校曾創立了獨立自治委員會,生產出革命的藝術作品),被視為是工廠和其他工作場所里的職業原型,這些職業場所里的生產關係必須加以改變。這裡人們會想到,「真理與公平委員會」是一個由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建立的組織,但它並未超越資產階級合法性的界限。毋寧說,這些委員會的作用是揭露資產階級法律制度本身的虛偽和自相矛盾。有趣的是這一點是福柯指出的,他的批評根據是,委員會的形式(法官們圍坐在一張桌子旁)毫無創造性,完全是資產階級法庭的翻版。另外很有趣的是,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用很傳統的列寧主義的話——在社會主義鬥爭中,資產階級國家的某些形式不得不被用來反對它——為這一形式進行辯護。雖然運動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非列寧主義者的激發,但它並*完全是無政府主義的,在受到明顯非馬克思主義觀點的挑戰時,它仍然會運用更列寧主義的邏輯為自己辯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