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2節

我們是在十二月的一天清早把詹尼安葬的。幸而是在清早，因為到下午一場特大的新英格蘭暴風雪襲來，一下子就變出了一個雪壘冰封的世界。

爸爸媽媽問我是不是就跟他們一起搭火車回波士頓去。我盡量做到不失禮數，客客氣氣回絕了。我一再推說菲利普少不了我，沒有了我他要垮下的。其實情況倒是正相反。我這輩子幾曾嘗過人世間的生離死別之痛，連傷心痛哭都還得要菲爾來教我呢。

「可要通通音信啊，」爸爸說。

「好，一定。」我跟他握過了手，又在媽媽面頰上親了親。列車就北去了。

卡維累里家起初並不冷清。親親戚戚都不想把我們兩個就孤零零撂在家裡。不過他們終於還是一個個都走了——也難怪，大家都有個家庭，總得回家去吧。臨走時個個都讓菲爾作出了保證，鋪子要重新開張，生意要做起來。不幹這檔於事又幹什麼呢。他聽了總是點點頭，大概算是表示同意吧。

最後就剩了我們兩個，在屋裡干坐著。我們根本就不用動一動，因為大家都沒忘記替我們在廚房裡備了許多吃的，色色齊全，都夠吃上個把月的。

眼前沒有了這些姑媽阿姨、遠近表親，沒有人來分散我的心思了，我感覺到禮儀這一劑麻藥在我身上產生的藥性也漸漸消失了。以前我只當自己這嘗到的就是傷心滋味。現在才知道那只是知覺麻木了而已。痛苦還才剛剛開始。

「嗨，你也該回紐約去了，」菲爾嘴上雖這麼說，那口氣聽來卻並不是很堅決。我也沒有對他提出「答辯」，其實他的糕點鋪子也不見得就已經開門營業。我只是說：「不行。除夕夜我在這兒克蘭斯頓還有個約會。」

「跟誰？」他問。

「跟你呀，」我答道。

「那倒也不錯，」他說，「不過跟你說好——到元旦早上你就回去。」

「OK，」我說。

「OK，」他說。

爸爸媽媽每天晚上都有電話打來。

「沒有，沒有什麼事，巴雷特太太，」菲爾在電話里總是這樣對媽媽說的。媽媽顯然是在問可有什麼事需要她……幫忙的。

「請別費心，爸爸，沒什麼事，」輪到我，我總是這樣說。「我心領了。」

菲爾讓我看了一些「保密」的照片。當初詹尼下過最嚴格的命令，這些照片是絕對不許讓我看的。

「哎呀，菲爾，我戴著矯齒架的照片可說什麼也不能讓奧利弗看啊！」

「詹尼啊，可那時候你的樣子才逗人喜愛呢。」

「我現在還要逗人喜愛呢，」她的回答充分表現了她的詹尼性格。隨即又補上了一句：「娃娃時代的照片也一張都不能讓他看啊，菲爾。」

「可這又是為什麼？為什麼不能讓他看？」

「我不想讓奧利弗看到我那個胖娃兒樣。」

她們父女倆的這場快活的舌戰，叫我看得簡直出了神。其實當時我們已經結了婚，我也總不見得會因為她小時候戴過矯齒架，就提出要跟她離婚吧。

「嗨，這屋裡到底誰說了算？」我巴不得他們熱熱鬧鬧把嘴斗下去，就問菲爾。

「你猜呢？」他笑笑說。結果照相簿沒有打開，就這樣又收了起來。

可今天我們看了。照片還真不少呢。

早期的照片張張都有個顯眼的人物，那就是菲利普的妻子特里薩-卡維累里。

「她真像詹尼。」

「她長得可好了，」菲爾嘆了口氣說。

就在詹尼留下胖娃兒照之後、戴上矯齒架之前，中間看得出有個分野，從此照片里便再也沒有了特里薩的身影。

「我真不該讓她晚上開車，」菲爾說話的神氣，好像她出車禍去世還是昨天的事情似的。

「你是怎麼挺過來的呢？」我問。「你怎麼經受得住的？」我這樣問他其實可是為了自己，我想聽聽他是不是有什麼巧方兒可以供我借鑒，好撫慰撫慰我心靈的創傷。

「誰說我經受得住啦？」菲利普回答說。「不過我好歹膝下還有個小女兒……」

「對，是得要你照看……」

「哪兒呀，是她來照看我呵，」他說。

於是我就聽到了一些故事，在詹尼弗的一生事迹中這些故事原本是歸入「背景材料」一類的。小女兒總是想盡辦法來照應爸爸，來減輕爸爸的悲痛。爸爸只好聽女兒的，由女兒來做飯。更要命的是，女兒從超市的雜誌上一知半解看來了菜譜，學著做出來的菜他還不能不硬著頭皮吃下去。一到星期三晚上，女兒就非要他照老規矩去跟一班老朋友玩上幾盤保齡球不可。總之女兒是千方百計總想使他快活起來。

「你一直沒有再結婚，就是因為這個緣故嗎，菲爾？」

「因為什麼呀？」

「因為詹尼的緣故，是吧？」

「哪兒呀。她倒是老纏著我，要我去找個老伴哩——還替我物色對象、安排約會哩！」

「真的？」

他點了點頭。「我不說瞎話，南起克蘭斯頓北到波托蓋①，凡是條件相當的義大利裔美國娘們，她全都給我介紹過，我敢說決漏不了一個。」

①羅德艾蘭州東北部的一個城鎮。

「可就是都看不上眼，是不是？」

「倒也不是，有幾位還是挺不錯的，」他說。他這話倒很出乎我的意料。「比如有位里納爾迪女士，是詹尼念初中時的英語教師……」

「哦？」我應了一聲。

「她就挺不錯。我們來往過一陣子。她如今早嫁了人了。孩子都有了三個了。」

「我看你是根本沒打算想結婚，菲爾。」

他望著我，把頭搖搖。「我說奧利弗呀——這樣的好福氣我可是已經享受過一回了。我算是什麼東西，哪裡敢存這樣的妄想——常人一次都難得的好福氣，難道想要上帝賜給我兩次？」

說完他好像憋不住把眼光避開了，大概是向我吐露了真情，感到有些後悔吧。

到了元旦那天，他簡直是連推帶搡逼著我乘上火車回家的。

「別忘了是你親口答應了的，得回去干你的事了，」他說。

「大家彼此彼此，」我也回他一句。

「於點兒事有好處哪。真的，奧利弗，好處真大著哪。」他的話說完，列車也就開動了。

菲爾的話說得有理。一頭扎進了人家的訴訟案子，我原先鬱積在心中的憤懣便由此而得到了宣洩。我原先總有那麼個感覺，總覺得自己彷彿受了誰的什麼委屈。是社會體制有問題！是天道有虧！因此我就覺得自己應當切切實實做一些事，去糾弊補偏。這樣我同意承辦的案子里，屬於「錯案」性質的也愈來愈多了。要知道，當時我們的百花園裡穢草惡卉還是不在少數的。

由於「米蘭達訴亞利桑那州」一案（384U.S.436）①的影響，我便成了個大忙人。從該案開始最高法院就確認了：對嫌疑犯務必先講清楚，在尚未清得律師的情況下他有權暫不回答問題。此前也不知有多少人根本還沒有請教過律師，便給匆匆押上法庭審理結案了——我一想起來就激動，真為這些人憤憤不平。利羅伊-西格就是一個例子：我通過美國公民自由協會承接下他的案子時，他早就給關在阿蒂卡②了。

①這是美國司法史上的一個著名判例，1966年由沃倫主持下的最高法院作出判決。

②阿蒂卡：指紐約州的阿蒂卡監獄。

這位利羅伊老兄當初之被定罪，依據的是有他簽字的一紙供狀，其實那是經過了長時間的審訊以後，被警方以巧妙的手法套取了去的。（他們也真有辦法——可這是不是合法呢？）他簽下名字的時候，也不清楚這個字簽下去分量有多重，他只求籤了字就能讓他闔會兒眼。他的案子一經提出複審，當時就成了援用「米蘭達」案判例的紐約幾宗大案之一。結果我們終於使他得以出了班房。算是討回了一點公道。

「真謝謝你啊，老兄，」他謝過了我，就轉過身去吻他熱淚盈眶的妻子。

「不要大激動了，」我應了一聲也就走了——我又不能叫利羅伊-西格把快樂分一點給我。再說，他到底還有個老婆呢。而且，話又得說回來，我們律師私下行話中的所謂「冤包子」，天下也實在太多了。

再如桑迪-韋伯也是一個例子。他是跟徵兵局打的官司，為的是出於信仰原因，他要求援例免服兵役。徵兵局覺得事情難辦。桑迪如果是教友派倒也罷了①，可他又不是，所以很難證明他不肯去打仗原因不在於怕死，而是出於他「根深蒂固的信仰」。儘管他明知官司打起來吉凶難卜，桑迪卻還是情願留下來打這場官司，怎麼也不肯逃到加拿大會。他要表明自己是對得起良心的。自己是堅決主張非暴力的。為了他他的女朋友都快急死了。他有個朋友就在劉易斯堡②坐班房，那日子才不好過呢。因此他的女朋友就勸他：我們還是逃到蒙特利爾去吧。他卻說：我要留下來戰鬥。

①教友派，又稱公誼會或貴格會，為基督教新教教派之一。創始人福克斯勸誡會徒向「主」祈禱時須作顫粟狀，故會徒被稱作貴格（顫慄者）。該教派反對一切戰爭和暴力，在美國規定教友派成員可以免服兵役。

②在賓夕法尼亞州中部，該處有一聯邦監獄。

我們戰鬥了。第一次官司沒打贏。我們又提出上訴，這一次到底勝訴了。雖說他還得去一家醫院裡洗上三年碗碟，他卻樂意得不得了。

「你真神哪！」桑迪和他的女朋友唱著這麼句歌兒，一齊來跟我擁抱。我回了他們一句：「堅定信心就是勝利，」就一邁腿走了，這屠尤偉業還有待我去擴大戰果呢。我也回頭看過他們一眼，見他們倆在人行道上簡直跳起舞來了。可我就是笑不起來。

唉，我心頭只覺得憤懣難言。

我就埋頭工作，總是能幹到多晚就干到多晚。我真不願意下班回家。也不知怎麼，家裡似乎什麼都會浮現出詹尼的影子。就比如那架鋼琴。還有她那些書。我倆一道挑選的那套傢具。真的，我心裡甚至還掠過了一絲想搬家的念頭。好在我總要老晚才回到家裡，搬不搬家暫時好像也無所謂。漸漸地，一個人在冷清清的廚房裡獨自吃飯我慣了，一個人聽錄音帶聽到夜深我也慣了——不過詹尼的那張讀書專用椅我是從來不去坐的。我甚至還自己摸索出了一些門道兒，在我們那張空蕩蕩的大床上我也勉強睡得著覺了。所以心裡也就覺得不是非搬家不可了。

可是有一天我打開了一扇櫥門，情況就起了突變。

那是詹尼的衣櫥，本來我是從來不去碰一碰的，可是那天也不知怎麼，我卻糊裡糊塗打開了這衣櫥門。一眼就看見了她的衣服。詹尼的連衫裙，短上衣，領巾披巾，全在那兒。還有羊毛衫——裡邊有一件還是她中學時代穿的老古董呢，儘管早已穿得都快爛了，她卻一直捨不得丟掉，在家裡還常穿的。一櫥的衣服都在，可就是詹尼不在了。怔怔地瞅著這些遺物，綢的毛的好大一堆，我也真說不上心頭到底是個什麼滋味。反正總依稀有這麼個嚮往吧：我要是去把那件老古董羊毛衫摸一下，是不是就能沾到一點詹尼的嬌軀散落下的屑屑粒粒呢？

我把櫥門一關，從此再也沒有去開過。

兩個星期以後，菲利普-卡維累里悄悄來收拾起詹尼的東西，一股腦兒都拿了去。嘴裡還兀自咕噥，說是天主教會裡有個專門幫助窮人的機構，裡邊的人他認識。他借來了一輛送麵包的卡車，好把東西運到克蘭斯頓去，臨走一本正經向我道別：「你要再不搬家，我今後就不來看你了。」

說來也怪。屋裡凡能引得我睹物思人的種種東西一旦被他席捲而去以後，我不出一個星期就找到了一套新的住房。新居面積不大，更有點牢房的味道（記得嗎，紐約凡是底層的屋子窗上都是釘了鐵條的）。那其實倒是一幢上等的住宅，正房住的是一位劇院的闊老闆，我住的則是半嵌在地下的底層，比起正房來就要差點兒了。他家的漂亮大門門把兒金光鋥亮，不過好在要進他的家門得上一列台階，所以去他家胡天胡帝的人再多，也打擾不到我。而且我這新居離上班的地點要比以前近多了，到中央公園更是幾步路就到。種種跡象顯然表明，我心靈的創痛看來要不了多久就可以平復了。

可是我的心裡總還揣著一大塊心病。

儘管我這新居四壁都掛上了新的裝飾畫兒，連床也換了一張簇新的，儘管朋友見了我說「老兄，氣色不錯啊」的也愈來愈多了，可是其實我還一直暗暗藏著我那亡妻詹尼的一樣遺物。

家裡寫字檯最下面的一個抽屜里，我還藏著詹尼的眼鏡。而且不是一副，我把兩副全藏在那兒。因為我只要對她的眼鏡看上一眼，就會想起當初透過鏡片便能把我一眼看透的那一對可愛的眼睛。

不過除了這一點以外，在其他方面我還是蠻不錯的。所以見到我的人，也個個都毫不猶豫地說我蠻不錯了。

「你好，我叫菲爾。我是個烤糕餅的迷。」

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聽他這樣趕時髦說這個「迷」字，人家真會當他烤蛋糕是一種業餘愛好，不會想到他可是靠這個手藝吃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