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美利堅分裂國

那年冬季，懷往憶舊成了一大生意經。雪茄煙店門前擺設的大雕印第安人像每個賣價達4000元之多，1938年發行的《超人》連環畫報則售價400元。一位義大利設計師重新推廣了麗塔?海沃思的服裝式樣，讓他的模特兒穿著這種上身是襯衫下身是張開的裙子的服裝，合著管樂演奏的搖滾樂的節奏漫步。大學女生甚至倒退得更遠，穿上了1900年前後的長及踝骨的大衣，戴上了老奶奶戴的鋼架眼鏡。箭牌襯衫展出了1906年的設計式樣，赫茲廣告公司的廣告採用了古銅色的油墨和早已過時的維多利亞式字模。嬉皮士們戴上了米老鼠牌手錶。300多家電台重播了奧森?韋爾斯的《星球大戰》，來慶祝萬靈節的前夕。百老匯演出的一個最吸引人的——也是最賺錢的——劇目，是把20年代的歌舞劇《不，不，南尼特》重新搬上舞台。演出的第一個星期，收入達3.5萬元；票價高到每張25元；該劇主題歌《我要過得愉快》又流行起來。舞蹈由巴斯比?伯克利設計。主角是60歲的魯比?基勒。當她和著「二人茶會」的曲調跳起踢舞時，觀看首場演出的觀眾全都跳起來，向她歡呼。

1971年重新印行了西爾斯?羅巴克公司1897年的商品目錄第104期，並由佩雷爾曼和理查德?羅維爾另寫了一篇再版序言，這也是以舊取勝的一個極為突出的例子。出版者原想只有圖書館會購買來充實參考書架，但結果出乎意料之外，以每冊14.95元的價格，竟售出20萬冊之多。很快，一家「懷舊讀書會」也到處開設分會，提供各種舊電影廣告合訂本、黃色雜誌故事彙編以及迪克?特雷西、小孤兒安妮和巴克?羅傑斯的傳奇小說。南希?德魯和哈迪?博伊斯的偵探小說也暢銷一時。郎金交響樂唱片社出售題為「想起那無線電廣播的黃金時代」、「大樂隊時代的偉大歌手」、「承蒙記憶」、「難忘的歲月」、「記憶中的歲月」和「大樂隊時代的主題歌」等30年代歌曲和廣播劇目唱片集，獲利數百萬美元。在這方面，最為野心勃勃的計劃是時代-生活公司發行的一大批唱片集，以立體聲重錄了許多搖滾舞名樂隊的演奏，其中包括格倫?米勒、哈里?詹姆斯、阿蒂?肖、湯米?多爾西、萊斯?布朗、伍迪?赫爾曼、查利?巴尼特、吉米?倫斯福特、克勞德、索恩希爾、萊昂內爾?漢普頓等，當然還有本尼?古德曼。

這種時代的心聲是很明確的：美國人由於厭惡現時而嚮往過去。儘管1971年發生了很多大事，但是這些事件的性質並未能使1971年的情況比1970年有所改善。後來的通貨膨脹使得1971年的通貨膨脹似乎微不足道，但是，在當時人們卻感到簡直難以想像。2月份批發價格急劇上升的情況為17年來所未有。總的來說，生活費用在五年內增長了25%。同時，聯邦調查局的數字錶明，重大犯罪活動在60年代增加了176%。在前一年中，美國共發生犯罪案件550萬起；在1960年，1/3的犯罪活動能夠破案，現在的破案率卻只有1/5。性病的傳播達到了驚人的地步。淋病變成了全國範圍的流行病，但卻沒有預防感染的疫苗。

各種變化繼續以驚人的步調改變著美國的面貌。現在可以得到的新的人口調查數字，除說明其他許多問題外，還表明由於60年代農場主大量外遷，農業人口再次下降了40%。無固定住址的人再一次增加，現在有600萬美國人居住在汽車拖車裡。改變城市生活模式的一項有效措施，是發展居民區商場。第一個這樣的商場1959年在緬因州波特蘭市外建成，在其後的十年裡，市中心的零售營業額下降了71%。截至尼克松政府的第二年，全國已有1.3萬多個居民區商場，對美國鬧市區商店造成更加毀滅性的打擊。另一些含有不祥徵兆的數字——尼克松政府是並不以為然的——已預示能源危機。自1945年以來，美國的汽油消費量已增加了四倍，用電量則增加了六倍。

那年對傳統而言真是個凶年。勞斯萊斯汽車公司宣告破產。陸軍部宣布，此後，已婚的陸軍婦女服務隊隊員和護士可以在生孩子后，繼續服役。氣象員派的一顆炸彈在一間男廁所爆炸，廁所就在參議院會議室的下邊，使得整個國會山為之震動。羅馬天主教教會宣布，過去五年中，有一千四百所教會學校關閉。《展望》以停刊來紀念全國雜誌周。以製作高級羹湯聞名的美食公司，由於被新澤西州衛生當局發現其商品引起食物中毒，而宣告倒閉，一百二十多萬罐奶油土豆湯不得不全部銷毀。在伯克利市參議會，激進派獲得了四個空缺中的三個席位。聯邦最高法院裁決，不能因為被告付不起罰款而加以監禁，此後，「繳付罰款30元或坐監30天」的判決就再也聽不到了。

1971年，高等院校的校園比較平靜。肯特州立大學的影響明顯可見。《花花公子》雜誌對學生的意見進行的一次調查表明，只有36%的學生講「我現在是要抗議的」，不過即使這些人也還要加上一句「但不使用暴力」。《加利福尼亞日報》的一位投稿人寫道：「伯克利市的生活墮落了，吸毒者的絕望感瀰漫了大半個社會。我們坐在一起不是吸毒，便是喝酒，或冥想著新型的立體音樂……而太多的人只是在期待生活，卻不是過著自己的生活。」密執安大學社會工作教授約翰?厄利奇說：「許多學生都悲觀失望，離心離德。」然而，厄利奇也說：「更多的學生則仍準備獻身於社會變革。」和過去相比，主要的差別是，積極分子不再在校園裡進行示威了。狂熱分子(他們仍然為數不少)現在愈來愈集中到華盛頓去。使他們發出最響亮的呼聲的原因——戰爭——仍然一成未變。如果說1970年是印度支那的柬埔寨年，那麼，1971年便是寮國年。此外，這一年還打消了任何認為阮文紹總統統治下的南越正在走向民主的殘存幻想。

1971年南越總統競選出現具有吉爾伯特—沙利文滑稽歌劇式的情況可以一直追溯到1967年的選舉。那一次，阮文紹—阮高其這一搭檔取得了勝利，但是，由於有11個候選人參加競選，他們只獲得35%的選票。阮文紹不喜歡那個結局。他對此一直耿耿於懷，覺得丟了面子。這次可不能再那樣了。於是在他的指示下，越南國民議會要求以後希望提名的候選人必須先徵得40名國民議會議員或100名省、市議員表示支持的簽名(如選擇後者，每個地方議會議員的簽名還必須由本省省長連署)。

阮文紹有兩個需要認真對付的對手：一個是阮高其，一個是有人望的楊文明將軍。阮高其和楊文明有個君子協定：彼此互不妨礙。楊文明還說，如果察覺選舉有舞弊情況，他就退出選舉。舞弊的事果然出現：阮文紹的最高法院利用技術細節，取消了阮高其的候選人資格。楊文明一怒之下，帶著證明阮文紹總統操縱選舉的其他有關措施的證據，訪問了美國大使館，這些材料中有阮文紹通知各省省長收買選票，調動「那些不友好公務人員的工作」，以及投假選票的書面指示。楊文明於是退出了總統競選，並且解釋說，他不能「容忍這出令人作嘔的滑稽劇，其結果會剝奪全體人民實現民主政權的希望並阻礙整個越南民族的重新和解」。

這樣一來，阮文紹就沒有競選對手了，這局面使他高興，卻使華盛頓感到驚慌。在美國大使埃爾斯沃思?邦克提出抗議之後，越南最高法院順從地推翻了自己的裁決，承認阮高其的提名有效，他的名字可列入候選人名單。但是阮高其也有自尊心。此外，他還懷疑阮文紹給各省省長的命令，實際上已使競選成了定局。因此，他也退出了競選，把總統稱為「滑稽劇的主角」。選舉如期舉行，這位滑稽劇主角獲得94.3%的選票，其餘為廢票。阮文紹宣稱，人民對他的領導表示如此「令人震驚的」信任，使他深感滿意。但是，現在取得這種代價極高的勝利實在並不是時候。到了年底，美國駐南越部隊的數目將下降到15.8萬人，而阮文紹軍隊獨立作戰的能力卻大可懷疑。

最可笑的是南越在寮國的一次軍事行動更加深了這種懷疑，因為南越原想藉此來大振軍威的。為了證明越南化做法切實可行，1.6萬名越南共和國部隊奉命越過非軍事化地區，沿九號公路進入寮國，切斷了胡志明小道。這條神話般的像蜘蛛網一樣的供應通道，那時在某些地段已寬達50英里。在軍事史上，策劃行動的人還很少有如此不知保守機密的。在這次軍事行動前的幾個星期中，自負的駐西貢美國軍官就對新聞界說明敵人只有兩種選擇餘地：北越人要麼必須放棄在寮國的基地，要麼堅持戰鬥，而如果戰鬥，就會被消滅。為了宣揚這次行動只有本地人參加，在離寮國邊界200碼的九號公路上豎起「美國人員到此止步」的牌子。當記者指出這次行動的代號「杜威峽谷Ⅱ」是個美國名字時，這個代號很快換成了「蘭山719」。

一直伴隨著大張旗鼓的宣傳，「蘭山719」號行動於1971年2月8日發動。第一批報道宣稱取得勝利。軍事記者只知道部隊在緩慢前進，沒有遇到明顯抵抗。一支裝甲部隊在兩周內只前進了11英里。接著就災難臨頭。敵人用坦克、重型火箭、密集的大炮和北越四個最精銳的師發起了攻擊。在西貢，美國副司令官弗雷德里克?韋蘭德少將承認，南越的損失「比春節攻勢時還要大」。阮文紹的所謂王牌軍第一師的營指揮官們由於無法前進，請求撤退，但是遭到了拒絕，因為如弗朗西斯?菲茨傑拉德在《湖中之火》一書里所說的：「美國司令部和白宮曾經宣稱，越南共和國軍在5月份旱季結束以前將留在寮國並佔據胡志明小道，越南共和國軍的高級軍官不敢違背美國人的話。」

第一師的步兵驚慌失措，他們放棄了陣地，炸毀了自己的大炮，奮不顧身地披荊斬棘穿過叢林跑到美國直升機能夠營救他們的林中空地。那一周，美國人在晚間電視新聞節目里，都看到越南共和國驚慌的士兵緊緊抓著直升機的滑橇。只是美國空中力量進行干預才避免了全軍覆滅的災難。這場為時45天的戰役結束時，南越部隊的傷亡超過了半數——3800人陣亡，5200人受傷。有八個營失去了戰鬥力。而胡志明小道的運輸量實際上更增加了。尼克松於4月上旬，對全國公眾說：「今晚我可以向各位報告，越南化成功了。」批評他的人，指責他侮辱了全國人民的智力。

美國的反戰運動，不可避免地要對此做出反應。4月18日，越南戰爭退伍軍人反戰協會於國會山下紮營，並且在最高法院前設置了糾察線。總統顧問查爾斯?科爾森慌忙組織了退伍軍人爭取公正和平協會；卡爾?麥金太爾牧師又組織了另一個對立麵糰體——爭取勝利愛國者協會——要求尼克松拋棄他那畏首畏尾的越南政策，「按上帝的意志使用刀劍」。政府官員們責備新聞評論員沒有為退伍軍人爭取公正和平協會和爭取勝利愛國者協會進行大力宣傳，因而暴露了他們的左傾情緒，但是，局勢發展得實在太快，弄得政府和新聞界全都跟不上。4月24日，約有二十萬名抗議者在華盛頓舉行和平遊行。下一周中，一個「人民院外活動集團」雲集國會山和徵兵司令部，拉住國會議員和兵役當局講述他們的意見。到月底，由於「五一民眾」組織的來臨而使首都的示威行動達到了高xdx潮。這個組織，為了實現其公開宣稱的目標——「阻止政府行動」，動用了國際公認的遇險信號。

「五一民眾」究竟打算使用暴力到何種程度，後來說法不一。該組織的領導人指出，甘地的形象就是他們的理想象徵。甘地肖像印在他們的小冊子、標語、徽章和戰術手冊的封面上，這戰術手冊闡述了進行有組織的和平對抗原則。但是，他們的一些做法比甘地要粗暴些。他們使用的手段包括在馬路上扔破爛，在交通要道棄置汽車，或躺在汽車前面等等。一向以最為寬和在全國聞名的華盛頓警察，決定採用以溫和的態度使抗議者反而為難，然而這種策略沒有得到實現的機會。總統從聖克利門蒂發出新的指示，要求政府做出更富於進攻性的反應。

尼克松選擇司法部長米切爾作為他維護法律的戰術協調人。在1969年11月示威運動風起雲湧的日子裡，米切爾曾對他的妻子馬莎說過，和平進軍分子使他想起了俄國革命黨人。後來，他在一次律師集會上，又爭辯說，政府保護自身的權利必須高於人民保護個人秘密的權利。他當時選擇的例子是說，他認為，政府在必要時得以不經法院的命令竊聽私人電話。「五一民眾」的騷亂，提供了在發生政治分歧的情況下米切爾如何執行法律的又一個例子。根據正常程序，警察要捕人必須先填寫一個表格，寫明被告的姓名、罪行、執行逮捕的警官姓名，以及被控罪行發生的時間和地點等。面對1.2萬～1.5萬名青年人的闖入首都，其中許多人存心要中斷華盛頓的交通，米切爾決定省去他認為煩瑣的公事程序。

5月1日晚上，「五一民眾」的前鋒正在靠近林肯紀念堂的西波托馬克公園聽搖滾舞音樂會，忽然750名警官，頭戴鋼盔，揮舞警棒，將他們攆到大街上。兩天後，開始了大搏鬥。執法官員接到一項壓倒一切的任務：保持交通暢通無阻。警察、國民警衛隊和正規陸軍部隊用催淚彈和警棍驅散大規模集聚的示威群眾。突擊隊乘軍用直升機在頭頂上盤旋，隨時準備襲擊。第一天的大搜捕，有7200人被捕，其中有許多人是和平的糾察隊員和旁觀者。這是創紀錄的。四天當中，總共有12614人被拘留。監獄里容納不下，關不下的人就被置於羅伯特?肯尼迪紀念體育場中用柵欄圍起的露天牢營里。

被拘留的人用嘲笑的調子，按著披頭士樂隊《黃色的潛艇》的曲調高唱「上帝保佑美國」，以及「我們都住在集——中——營里」。僅穿著一件薄雨衣，冷得發抖的斯波克醫師也和他們在一起。阿比?霍夫曼在紐約被捕，罪名是「五一群眾」的同謀者。他說：「我和華盛頓示威活動的關係，和我同國會爆炸或洛杉磯地震的關係差不多，對這些事我大概也會受到控告。」他在一陣扭打之後，才被抓了起來，鼻子受了傷，貼著膠布。他說：「夥計，簡直玷污了國家紀念場所。」

國會的鴿派被示威嚇破了膽。加利福尼亞州的滕尼對記者說：「愚蠢，無用的『騷亂』非常可能已使真正的和平擁護者幾個月的艱苦勞動付諸東流。」結果，法院批駁了這次逮捕，認為明顯侵犯了被拘留人的公民權。美國公民自由聯盟曾預料到這種結果，但當時也全然不敢肯定。政府認為執法官員十分出色地履行了職責。尼克松從加利福尼亞返回首都后，對共和黨的領袖們說，他認為華盛頓的警察局長幹了「一件出色的工作」。他說：「約翰?米切爾和司法部工作也幹得很漂亮。我希望在你們離開這裡之前，全同意這個看法。」米切爾說：「我為華盛頓市的警察感到自豪。我所以感到自豪，是因為他們阻止住了一群蠻不講理的暴徒，不容他們剝奪掉別人的權利。」接著，他把那些和平示威者比做希特勒的納粹褐衫黨徒。

大規模逮捕「五一民眾」之後六個星期，6月13日星期日版《紐約時報》的頭版上出現了一條不很醒目的標題：《越南問題檔案：五角大樓研究報告回顧美國三十年來不斷加深的捲入》。報道內容占內頁六版的篇幅，一欄一欄的密排小字重新印出了美國的公報、建議、闡述立場的文件、電報、總統命令，全都涉及美國在印度支那的活動。這大概是各國政府有史以來最突出的泄露機密文件事件，而這還僅僅是個開頭。編輯們表示，以後連續發表的部分還將透露更多的東西。

《紐約時報》得到的東西，原來是羅伯特?麥克納馬拉辭去國防部長不久前，由他委託進行的一次大規模研究的文件副本。報紙稱之為「五角大樓文件」的這些檔案，是由35位學者編纂的，這些學者中包括蘭德公司智囊班子里的分析家，編纂工作就是在麥克納馬拉辦公室的隔壁完成的。文件共有47卷打字稿——4000頁記錄，3000頁說明，總共250萬字。內容全屬機密，但不是軍事性的，因此不致危害現仍待在越南的美國部隊；也不包括尼克松執政時期的材料。麥克納馬拉的初意是想弄清楚美國是怎樣陷入越南的沼澤的。文件也的確回答了這個問題。有些文件還回溯到杜魯門執政的年代。這些文件顯出很多官員極為無能、愚蠢，甚或更糟糕。據文件揭露，在所謂東京灣事件發生的幾個月前，林登?約翰遜就下令起草了關於東京灣問題的決議。更糟的是，就在1965年約翰遜決定在越南投入美國步兵的那一天，他曾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說，據他所知，「沒有人提出或公布希么具有長遠影響的戰略」。

接替麥克納馬拉擔任國防部長的克拉克?克利福德一直還沒有時間閱讀過這份研究報告。亨利?基辛格曾參加這一研究工作，但他沒有看到全面的研究項目。在《紐約時報》開始發表這份研究報告的那個要命的星期日早上以前，尼克松總統甚至不知道有這份材料存在。儘管這並不影響尼克松本人和他對這場戰爭的指導，但他十分惱火。他覺得政府能否保守機密是關係重大的。他認為，這次沒有涉及他自己的機密，並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下一次就難說了。況且，在他和基辛格正小心翼翼地制定自己的越南政策時，這些文件卻揭開了舊的瘡疤，再度提出了令人難堪的政府信用問題。

6月14日，星期一，《紐約時報》發表了這批文件的第二部分。米切爾打電話給白宮，建議政府通過法院對付《紐約時報》。尼克松同意。米切爾給報社打電報，「客氣地」建議不要再刊載了。他警告說，如果編輯們繼續幹下去，法院可以根據間諜法判他們的罪，罰款1萬元，並判處十年監禁。而政府是要提出公訴的；因為這一泄密事件「對美國國防的利益」正在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失」。《紐約時報》在頭版刊登了有關司法部長進行威脅的報道，還並排連續刊登了這批文件的第三部分。

接連兩星期，報紙的本地新聞編輯部和法庭都忙亂不堪。一批政府律師在助理司法部長羅伯特?馬迪安的領導下，於星期二來到紐約聯邦法院，要求對報社編輯發出禁令。一位上任剛好五天的法官，安排於星期五進行審訊，併發布了一項臨時限制命令。《紐約時報》順從地停止刊登，但星期五《華盛頓郵報》卻開始刊登該報關於文件的報道。很清楚，《華盛頓郵報》編輯們也有同一的消息來源。四天後，《波士頓環球報》也開始刊登這些文件。同時，美聯社開始往世界各地播發《華盛頓郵報》所發表的文件。刊登該項文件的報紙也有《紐約時報》。

馬迪安到法院去對《華盛頓郵報》起訴，但是，華盛頓聯邦法院的法官連個臨時性命令也不肯發布。他認為，政府不能「事先限制發表本質上屬於歷史性的資料」。美國上訴法院以二比一的多數通過對《華盛頓郵報》發出禁令。紐約市法院法官拒絕對《紐約時報》發出永久性禁令，但決定把臨時禁令延長以等待上訴法院做出判決。最後，在下一個星期五，1873號和1875號兩案交到了美國最高法院，該院以六比三的票數做出有利於報界的裁決。接著，九位法官提出多至六種的不同意見。尼克松提名的伯格和哈利?布萊克門，同約翰?哈倫一起，構成少數。

馬迪安的主張是，司法部不過是為了國家安全的需要，試圖收回被盜文件。可疑的盜竊者是誰，當時沒有指明，但聯邦調查局是知道的。此人就是丹尼爾?埃爾斯伯格，哈佛大學的優等畢業生，寫過一篇論決策過程的博士論文，曾在蘭德公司工作，后成為麥克納馬拉的親信，協助編纂過「五角大樓文件」。他最初屬於鷹派，後來由於事態的變化，和其他許多鷹派一樣，變成了鴿派。因為他成了使公司難堪的人物，便辭去蘭德公司的工作，在馬薩諸塞州理工學院任研究員。對於是否公布這批文件，他長期猶豫不決。美國入侵柬埔寨終於使他下定了決心。

6月23日，還在躲藏著的埃爾斯伯格，在一個沒有宣布的地點出現在電視屏幕上，他自認就是提供這批文件的人。他宣稱，美國應為越南悲劇受到譴責，「在印度支那，沒有美國的錢，哪一年也發生不了戰爭。」他說：「作為一個美國公民，一個負責任的公民，我感到再也不能參與對美國人民隱瞞這種情況了。我是自己決定採取這個行動的，我準備承擔由此引起的一切後果。」6月28日，他向波士頓當局自首，並以5萬元的保釋金獲釋。而就在當天，他在洛杉磯被控犯了盜竊政府財產和違反間諜法的罪行。六個月之後，又對他提出12項刑事控告，其中包括謀叛。他以前在蘭德公司的一位同事，小安東尼?拉索也遭到控告，此外還有一位從事廣告工作的洛杉磯婦女和前南越駐美國大使。埃爾斯伯格說：「我什麼也沒有偷，也沒有犯間諜罪。我沒有犯法，也從沒想危害我的國家。」

一批倫敦《星期日泰晤士報》記者，於1973年觀察調查水門事件之後，得出結論說：「這批五角大樓的文件，是使尼克松政府倒台的最後一擊。」白宮特別調查小組——管子工——羅致了兩名紐約前警察，這兩個人是傑克?考爾菲爾德和托尼?烏拉塞維奇，一對倫尼揚倫尼揚(DamonRunyon1884～1946年)，美國短篇小說家和新聞記者，擅長寫有關紐約市社會底層人物的生活的幽默小說。——譯者筆下的人物。他們兩年前曾在約翰?埃利希曼的僱用下進行過政治調查；他們的任務，先是由埃利希曼分派，後來由約翰?迪安安排，包括調查查帕奎迪克愛德華?肯尼迪車禍案，批評南越美萊屠殺案的人的情況，反尼克松的參議員的飲酒習慣，華盛頓一位專欄作家的私生活，一位著名民主黨人的兄弟是否搞同性關係等等。在五角大樓文件案件發生后，他們第一次接受了「管子工」的任務。

那時候，任何曾和埃爾斯伯格在一起工作過的人都得對許多問題做出交代，在任何人的心目中都認為最可能的同謀者是莫頓?霍爾珀林，因為他曾指導過五角大樓文件的編纂工作。霍爾珀林曾是埃爾斯伯格的朋友，後來做了基辛格的助手。他離開政府後，便到了華盛頓自由主義派的智囊班子布魯金斯學會。查爾斯?科爾森認為，霍爾珀林是泄密的一個根源，他那裡也許還存有機密材料。如果真是這樣，這批材料可能就存放在他在布魯金斯學會的辦公室里。科爾森於是派烏拉塞維奇承擔這項偵察任務：這個前警察回來報告說，根本沒有辦法闖入布魯金斯學會。根據約翰?迪安後來的交代，科爾森這個不肯輕易罷休的人，曾對考爾菲爾德說：「必要的話，他應該在那座樓內放上一枚燃燒彈，趁著火起混亂的時候，把那批文件取回。」

這在那兩個紐約前警察看來，未免太過分。他們感到，應該有人對科爾森的感情用事進行約制。他們把情況反映給迪安，他馬上就趕乘下一班飛機到了聖克利門蒂。迪安把這一情況告訴了埃利希曼，埃利希曼打電話給華盛頓，關於燃燒彈的事，就未再提起。但是，對考爾菲爾德和烏拉塞維奇來說，這勝利的代價卻是很大的。白宮對他們兩人的能耐突然不感興趣了。過去一般都會分派給他們的工作，現在卻交給管子工里兩個新升起的明星——霍華德?亨特和戈登?利迪。考爾菲爾德被冷落了三個月之後，決定製定一項進行政治偵查的高超計劃，並希望把這計劃賣給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這計劃的代號是「沙地楔子活動」。11月24日，迪安安排他去見米切爾。但是面談並不成功。考爾菲爾德預感到會找別人去搞這項工作，而在他離開時，他知道，他沒有估計錯——坐在司法部長外間辦公室里的就有戈登?利迪。

1971年春夏，理查德?尼克松正秘密地在他的白宮各辦公室里安裝竊聽裝置時，民意測驗表明他的聲望在繼續下降。總統的助理們由於越南戰爭無法控制深感苦惱，而這仍然是美國面臨的最重大問題；他們彼此爭論著如何最有效地扭轉前一年秋季中期選舉表現出的那種令人沮喪的選民政治情緒。有一點是他們全都非常清楚的：他們需要大筆的錢。幸而他們的情況要比債務累累的民主黨好得很多。總統私人律師赫伯特?卡姆巴克掌管著1968年未曾用掉的競選經費近二百萬美元。1971年1月，卡姆巴克在美洲銀行加利福尼亞州紐波特灘支行存入1972年第一筆競選資金50萬元。有趣的是，這筆款是以銀行本票存入的，而這本票是他用現金在街對面的太平洋保證國民銀行支行買來的。即使在當時，他已在採取措施，使人不容易搞清楚捐款的來源，因為即使在當時，他就知道在未來競選運動中使用的款項，許多都將是來路可疑的。

在接下去的幾個月里，有一些款項的來路相繼出現了。最早在3月份出現的是奶製品工業。3月初，農業部長克利福德?哈丁宣布，「加工牛奶」——用來製作乳酪和黃油的牛奶——價格補貼和前一年一樣，100磅仍為4.66元。奶製品工廠主採取措施要改變這一決定。3月22日，他們組織了一個名為農業政治發展金庫的向共和黨行賄的運動費，並投入1萬美元。第二天，奶製品合作機構的16名領導人被邀請到橢圓形辦公室去與尼克松和哈丁相見。他們對總統和哈丁部長講，他們要求聯邦政府給予更高的價格補貼。第二天，他們又為尼克松撥了2.5萬元的競選資金。第三天，哈丁就改變主意，把奶製品價格補貼改為4.93元。於是在共和黨的銀行賬目上，這些奶製品工業的領導人總共添進了52.75萬元。

幾星期後，又開闢了一個財源。自從尼克松政府上台初期，國際電話電報公司總經理哈羅德?吉寧一直在設法阻撓司法部一個特別工作組，該組的任務是阻止國際電話電報公司和哈特福德火災保險公司實行合併。司法部的專職律師決心要證實一個原則問題：企業競爭被國際電話電報公司這樣的一些任意擴張的巨型集團非法地破壞了。負責指導政府這一行動的是司法部反托拉斯司司長理查德?麥克拉倫。麥克拉倫則向司法部副部長克蘭丁斯特負責；一般認為米切爾對這一案件完全不予過問，因為他在紐約的法律事務所曾為國際電話電報公司所僱用。1971年4月19日，麥克拉倫和克蘭丁斯特經過商討，同意向最高法院上訴。克蘭丁斯特打電話給國際電話電報公司的律師，把這一決定告訴了他。

當天，克蘭丁斯特接到約翰?埃利希曼的電話，告訴他尼克松總統「指示」他完全撤銷國際電話電報公司這個案件。這位司法部副部長說，那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和麥克拉倫和檢察長歐文?格里斯沃爾德都已過問此事。「哦?」埃利希曼不高興地回答說，「我們再考慮考慮吧。」幾分鐘后，克蘭丁斯特的電話鈴又響了。這次是尼克松，他一開始就說：「你這狗雜種，難道你不懂英語嗎?」他命令克蘭丁斯特不要上訴。這位副部長感到惱火，他告訴米切爾說，他寧願辭職不幹，也不屈服；他還認為麥克拉倫和格里斯沃爾德也會跟他一起辭職的。過了不久，米切爾告訴他的副手，說他已和尼克松談過了，「他說，在反托拉斯案件上，你想怎麼干就怎麼干吧。」

總統和司法部長對克蘭丁斯特的態度是不夠老實的。科爾森後來在給霍爾德曼的一份備忘錄中說，他正竭力要切斷白宮同國際電話電報公司的一切函件往還，因為那將「會使總統和這個案件牽連在一起」。而米切爾雖然嘴上說已把整個事情交給他的副手辦理，卻在過去一年中一直和吉寧定期會晤。早在1970年9月，埃利希曼就曾寫信給米切爾，批評麥克拉倫的態度，並提到和吉寧的「諒解」。

在克蘭丁斯特和麥克拉倫認為他們已使政府對最高法院一樁訴訟案表態之後的下一個月，肯塔基州長在肯塔基賽馬會中舉行了一次午宴，在午宴上，政府和那個企業集團看來已經成交。居中調停的就是米切爾和迪塔?比爾德——國際電話電報公司駐華盛頓的老練說客。國際電話電報公司同意付出40萬元，政府則同意不再提那樁反托拉斯訴訟。在一份寫於1971年6月25日的罪嫌嚴重的備忘錄中，比爾德夫人告訴她的頂頭上司，共和黨人中知道「這40萬元來自何處的」只有尼克松、米切爾、霍爾德曼和加利福尼亞州副州長。她說：「我深信我們這項高尚的許諾對於我們有關合併的談判，最後能夠按照哈爾(吉寧)的願望辦理，起了很大的作用。總統肯定已經告訴過米切爾，要他保證公平地解決問題。我們現在不得不忍受的，仍不過是麥克拉倫的小動作……米切爾肯定在幫助我們，但是不能讓人知道。」

她在備忘錄的末尾寫道：「請把這銷毀，好嗎?」但是，備忘錄並沒有銷毀，次年2月29日當它在傑克?安德森的專欄里出現時，國際電話電報公司的反應是銷毀掉同合併案有關的一切其他文件，並且聲稱此件純屬偽造。然而迪塔?比爾德夫人的備忘錄並非一份孤立材料。埃利希曼的信件提供了旁證，其中有5月5日給米切爾的一信，談到總統和司法部長在一次談話中，如何就國際電話電報公司一案達到「一致的目的」。當時，發生的某些事件也表明確有其事。5月15日，吉寧向共和黨保證提供40萬元，7月底，司法部和政府沒有通過最高法院，便解決了他們的分歧。允許國際電話電報公司吞併掉哈特福德火災保險公司。「很清楚，」《財富》雜誌評論說，「哈羅德?吉寧取得了某種勝利。」

在政府和試圖解決法律問題的人之間還有第三樁交易，其中心人物是羅伯特?維斯科——一個同尼克松家庭有著各種關係而又遭人非議的金融家。維斯科通過總統的兄弟唐納德?尼克松，為1968年共和黨的競選運動提供了5萬元。他同總統的另一個兄弟愛德華的關係也很密切，並於1971年夏季開始僱用總統的侄子小唐納德做他的私人助手。小唐納德在有一次談到維斯科時說：「他是從未對我說過謊話的惟一的一個人。」一個有著如此高貴本家的青年人竟會說這種話未免奇怪，大多數人是不會這麼說的。再過不到兩年，維斯科便將成為逃脫美國法網的一名逃犯，住到哥斯大黎加，以逃避證券交易所管理委員會對他的控告。他被指控侵吞海外投資公司資金達2.24億元。

1971年夏初，維斯科便已經出了問題，根據控告材料，他當時便設法讓米切爾和尼克松的商務部長莫里斯?斯坦斯幫忙，買通證券交易所管理委員會撤銷對他的控告。他們的諒解是維斯科付給斯坦斯25萬元的現金，而米切爾，按照控訴的說法，則「為了維斯科，對證券交易委員會施加影響」。後來愛德華?尼克松扮演了代送賄款的角色，他用棕色公文包給斯坦斯送去了20萬元(第二次又送去其餘的5萬元)。米切爾安排維斯科、證券交易所管理委員會主席和委員會總顧問進行了會談。但不知怎的，證券交易所管理委員會還是繼續起訴。

1971年，當共和黨的競選資金正開始源源而來的時候，白宮也在忙於1971年的各種輔助性的政治活動，其中絕大部分都是為了來年的總統選舉。比如，他們編集了一份政敵名單，這份名單在科爾森的指導下，編成一本厚達四英寸的檔案材料。傑克?安德森、詹姆斯?賴斯頓、簡?方達、巴布拉?斯特賴桑、保羅?紐曼、格里戈里?佩克、卡羅爾?錢寧等人都在名單之內。奧蒂斯電梯公司的總經理也包括在內——看來是因為尼克松聖克利門蒂住宅的電梯不好使——此外還有底特律黑人議員約翰?科尼爾斯。在科尼爾斯的名字后寫著這麼一句批語：「以具有喜愛白種女人的弱點聞名。」1971年9月9日，科爾森選出20個人作為「打擊目標」，然而，總統的工作人員中誰也想不出有效的攻擊辦法。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丹尼爾?肖爾(科爾森稱他是「宣傳上的一個真正敵人」)，在這年夏季受到聯邦調查局的審查，但結果只是使白宮感到難堪。羅納德?齊格勒解釋說，肖爾受到審查是由於正在考慮給他安排一項政府工作。

尼克松的幾個助手——休斯敦、迪安、考爾菲爾德——想說動國內收入署給他們挑出的納稅人製造麻煩，但都沒有成功。署長倫道夫?思羅爾辭職，至於辭職理由，據他當時說，「是我和總統之間的事。」白宮竟荒唐到給國內收入署寫了一些匿名信，暗示科爾森名單上的人有逃稅行為。也許正是這種惡毒的蠢事，最後不可避免地致使搞陰謀的人到一定時候就會斷定某個人在對他們搞陰謀。他們心目中的那個人就是埃德加?胡佛，他辦公室的保險柜里存有他按白宮的命令取得的電話竊聽記錄。羅伯特?馬迪安說服胡佛的一名助理偷來了這些記錄，把它們鎖到埃利希曼的保險箱里。胡佛在1971年7月發現丟了這些記錄，十分憤怒。

敢於對聯邦調查局局長行竊的人，當然感到對於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粗暴一點根本就算不了什麼；也正是在這幾個月里，後來眾所周知的共和黨「卑劣伎倆」便已開始露頭。攻擊特德?肯尼迪的郵件是裝在偽造的馬斯基信封里發出的。一個冒充馬斯基助手的人，給美聯社波士頓分社打電話，指責肯尼迪是一種「分裂勢力」；羅蘭?埃文斯和羅伯特?諾瓦克受騙發表了偽造的馬斯基備忘錄，其中似乎暗示他正在進行一些可疑的活動。1972年12月1日，唐納德?西格雷梯付給坦巴青年共和黨員俱樂部主席50元，說明是要讓他用這筆錢在佛羅里達州預選中破壞馬斯基和傑克森兩位參議員的聲譽。這是計劃中的第一筆付款，後來由於這個計劃的暴露，西格雷梯被取消律師資格，並被判罪入獄。

有些手段是很複雜的。由於設想華萊士以第三黨資格參加競選，對尼克松的危害將會超過任何民主黨候選人，因此，採取了許多辦法去破壞華萊士的美國獨立黨。其中最荒唐的辦法之一是米切爾和傑布?馬格魯德策劃的，要求付給美國納粹黨1萬元，用以勸說加利福尼亞州的美國獨立黨的選民改變黨籍登記。這樣做的理論根據是，如果有足夠的選民轉變立場，那麼華萊士就會因登記黨員人數的不足而失去候選人資格。這一著沒有成功，美國獨立黨在這一時期內實際上增加了六千五百名黨員。

另一個陰謀是針對特德?肯尼迪的，在可能和尼克松總統爭奪選票的人中，他是一個最強大的對手。在這個問題上的設想是，既然這位年輕的肯尼迪的威望是約翰?肯尼迪的非凡才能的反映，只要貶低那位故總統，就能打擊特德?肯尼迪。在1971年9月16日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記者詢問尼克松對亨利?傑克遜參議員最近聲明的看法，聲明的大意是說，如果西貢政權更民主一些，那它的地位就會鞏固一些。尼克松回答說：「如果這位參議員的意思是，美國現在應當利用自己的影響去推翻阮文紹，那我將提醒各方有關人士：我們原來進入越南的辦法就是推翻吳庭艷政權，並與人合謀殺害了吳庭艷，但是，美國要從越南戰爭脫身，按我的意見，卻不能靠推翻阮文紹。」這是政府中的人第一次指責肯尼迪政府暗中縱容了對吳庭艷的殺害，霍華德?亨特於是從中有所領悟。

亨特一直在仔細地研究五角大樓文件。他對科爾森講，肯尼迪政府在謀殺吳庭艷一案中的作用，也許可以從當時國務院的電報中「推論」出來。據亨特說，科爾森當時建議他，「對電報加以修改」——篡改電報。亨特用刮臉刀片和照相複印機，偽造了兩份電報。一份電報的日期是吳庭艷遇刺的前三天，開頭就說，在今天的最高級會議上，不得已做出決定，萬一吳庭艷或吳庭儒要求政治避難，你或哈金斯都不要進行有利於他們的干預。科爾森讓《生活》雜誌的一名記者去找亨特，談到尼克松的譴責，說「這裡面大有文章」。但是，這位記者懷疑其中有鬼，沒有上鉤。

這一陰謀的失敗使亨特在這個月內第二次感到失望。另一次更苦惱的失望起因於前一年的4月份。在豬灣事件十周年那一天，亨特飛往邁阿密去同伯納德?巴克共進午餐。巴克是個美籍古巴人，十年前曾是亨特的主要助手，現在佛羅里達州經營不動產，生意興隆。這是一連串具有歷史意義的事件中最早的一個環節。接下去就是埃爾斯伯格大量泄露五角大樓文件。第三個環節是四個人——尼克松、基辛格、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由洛杉磯乘直升機到聖克利門蒂的途中開始的。這四個領導人對泄密大發雷霆，尼克松認為同阿爾傑?希斯案件相類似，他們商議如何撇開聯邦調查局，採取秘密行動，進一步調查。最後決定把戴維?揚從基辛格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班子里調出來，讓他全部時間同「管子工」一起工作。揚後來把埃爾斯伯格這個球踢給了亨特，亨特又把它踢給了巴克。

但並沒有馬上就那麼做。剛開始，「管子工」在當時看來是不會有問題的地方進行了探索。接近7月底時，他們從聯邦調查局按常規傳送到他們辦公室的一份報告中發現埃爾斯伯格由貝弗利山的劉易斯?菲爾丁大夫給他作過精神分析已達兩年之久。胡佛手下的兩名工作人員打算盤問這位精神病大夫，但大夫不同意，提出醫生和病人的關係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亨特想起來，中央情報局有個精神病科，專門編寫那些性格使政府特別感興趣的人物分析材料。根據國會給中央情報局的任務，工作對象是外國人——做得最成功的是，在肯尼迪總統去維也納同尼基塔?赫魯曉夫舉行最高級會晤之前，關於赫魯曉夫的分析——但也曾有過一個例外：就是關於「普韋布洛」號船長勞埃德?布克的材料。揚要求中央情報局局長理查德?赫爾姆斯把埃爾斯伯格作為第二個例外人物。赫爾姆斯同意了。8月初，關於埃爾斯伯格介紹寫好，送到了中央情報局。

中央情報局誰也對它不滿意，它完全不符合「管子工」的想法。中央情報局的精神病專家們似乎對埃爾斯伯格十分敬慕。(「無從發現，此人感到自己行動中有任何叛國性質。相反，他倒似乎是在按照自己認為是更高級的愛國主義要求行事!」)8月11日，揚和埃吉爾?克羅給埃利希曼送去一份關於這材料的意見，說它「相當淺薄」，毫無用處，強調他們相信中央情報局可以寫出更好的材料。他們寫道：「我們明天同首席精神病專家伯納德?馬洛伊大夫見面，將設法讓他明白我們期望的細節和深度。」隨後，他們就越過了界限，考慮到進行犯罪活動。他們接著說：「在這方面，我們準備建議採取秘密行動，檢查埃爾斯伯格的精神病大夫仍然保存的對他進行精神分析治療兩年的全部病歷。」意見書最下邊寫著「同意——反對——」字樣。在同意一詞後面，埃利曼草簽了自己的姓名字母，還附了一句話：「如果你們保證此事將來不致被追查出來的話。」

正是由於這一條件，限制「管子工」必須使用同白宮沒有任何聯繫的秘密工作人員，才促使亨特吸收了巴克，又通過他吸收了另外兩個古巴人——費利佩?德迪戈和歐亨尼奧?馬丁內斯。亨特對巴克只是講，需要他幫著查清一件「關係國家安全的事」，授權的官員「地位在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兩者之上」。他說，這項任務涉及一個向蘇聯使館遞送情報的叛國分子。除了俄國人訂閱《紐約時報》外，這種說法是完全不真實的。後來，巴克在獄中發覺這種欺騙，認為是不能寬恕的。撇開道德問題不談(這裡邊的主要人物當時似乎誰也沒有考慮到有什麼道德問題)，亨特的粗心大意也實在驚人。他沒有告訴巴克不要隨身攜帶亨特的電話號碼和縮寫地址(「W?H」與「W?House」)，從而使他自己同亨特聯繫起來。他甚至也沒有確實查清巴克的人是否同政府毫無牽連。其實，他們當中的馬丁內斯就是在中央情報局領薪金的古巴密探。

同時，亨特和他在這次奇怪冒險中的夥伴利迪都是由中央情報局裝備的——這又是違犯該局規章中不得在國內進行活動的條款的。埃利希曼打電話給赫爾姆斯的副手海軍陸戰隊羅伯特?庫什曼將軍要他全力幫助亨特，但他只說這人「是個忠實可靠的僱員，是有關安全問題的一個顧問」。至於這項任務的性質，埃利希曼也沒有具體說明。在他們後來會面時，亨特對庫什曼說：「白宮責令他執行一項非常敏感的任務，要他訪問一個我們對其思想傾向不甚有把握的人，並從他那裡取得情報。」還說，他需要「臨時的假名證件」，「某種隨身雜物」和「從事一次特種活動用的某種程度的化裝」。

在赫爾姆斯批准后，中央情報局技術處向亨特提供了一張社會保險卡和駕駛執照，名字卻寫成「愛德華?約瑟夫?沃倫」。利迪證件上的名字是「喬治?倫納德」。還發給亨特一副紅棕色的假髮和一個類似假牙的裝置，以便在打電話時改變原來的嗓音。此外，利迪還得到一架裝在煙絲袋裡的微型照相機。1971年8月25日，這兩個「管子工」飛往加利福尼亞，執行初步偵察任務。這次成就不大。亨特在貝弗利山的北貝德福大道450號菲爾丁大夫的辦公室外面為利迪拍了一張全身照片，然後就走進辦公室，告訴一位女清潔工說，他是醫生，並且給那間房間拍了照。他們兩人測定了從那裡開車到菲爾丁大夫家，計算了所需的時間，然後就飛回華盛頓。在那裡，中央情報局派人趕到機場，把亨特的膠捲取去沖洗。到了白宮，這兩名「管子工」說服他們的上司，闖入那位精神病大夫的辦公室去行竊是可行的。揚把最新情況報告給埃利希曼，並在一份新的書面意見中建議，說服國會的某個委員會去調查五角大樓的泄密問題。他寫道：「我們已經著手在報上宣傳埃爾斯伯格的消極形象。如果利迪和亨利的計劃進行順利，十分需要有一個全面的行動計劃，用來配合國會的調查。」

闖入貝弗利山住所的預定日期是1971年9月3日，行動的時間是晚上9點。整個行動計劃在細節上都是經過精心籌劃的，完全和亨特參加豬灣事件時的做法一樣，其成果也大致差不多。動手前不久，這幾個古巴人用假名登記住進貝弗利希爾頓旅館。他們中兩人穿上送貨人的服裝，把一個大型衣箱送到北貝德福大道，衣箱上面貼著幾條標籤都寫著「急送菲爾丁大夫」。那位女清潔工讓他們進去，他們把箱子搬進去，出門時把門鎖打開。利迪在房子外面周圍開車打轉，注視著愛多疑的警察。亨特帶著一架步話機在菲爾丁家周圍守望，如果精神病大夫出現而且前往辦公室，他便立即發出警報。

午夜前後，古巴人再到醫生辦公室去，卻發現——這對以後出現在民主黨全國委員會水門大樓辦公室的情況顯然是個惡兆——那位女清潔工還是把門又鎖上了。他們撬門進去，從送去的箱子里拿出一架照相機和一台聚光燈。他們的計劃是要拍下埃爾斯伯格的病歷，很不幸，他們找不到它。他們把菲爾丁大夫的文件攤在地板上，但沒有發現所需要的東西。他們找到的惟一的東西只是一本寫有埃爾斯伯格姓名的通訊地址簿。他們把這個地址簿和扔散了的文件都拍了照，證明他們已盡了最大的努力。白白地折騰了四個小時之後，這幾個人返回旅館。利迪馬上從那裡打電話給華盛頓，告訴克羅說，幹得「乾淨利索」——菲爾丁大夫肯定不同意這種說法，但利迪的意思只是說，他們沒有被抓住，儘可能說得體面些。回到首都后，亨特不得不告訴白宮，他們的任務已完全失敗。根據埃利希曼後來的證詞，他當時不打算讓他們再試一次。埃利希曼還有一個對亨特不利的消息，庫什曼將軍根據赫爾姆斯的指示，已經打電話來說，雖然中央情報局很願意幫忙，但再干一次是不能考慮的。「管子工」現在完全得靠自己幹了，而干出點什麼名堂以表明他們並非白拿錢的壓力卻越來越大。

白宮策劃的第一次行竊行動以後的那個星期，一個悲劇性的插曲強調說明了尼克松執政時期使美國人陷入深刻分裂的一個問題。爭執中的一方，持有一套價值觀念，認為批評他們的人不開明，不近人情，另一方是批評他們的人，嘲笑開明人士是「縱容主義者」。這個悲劇性事件便是美國歷史上流血最多的一次監獄暴動。它發生在紐約州西部的懷俄明縣，四周都是裝有白護牆板的住宅，紅色的穀倉和銀白色的高大的青飼料貯存塔的這樣一個意想不到的地方。那裡有一座佔地55英畝，四周圍以30英尺高帶崗樓的灰色混凝土牆的監獄。監獄四周都是茂密的玉米和黃花菜地。反省院以附近的城鎮命名，使用了古代雅典平原的古典名字——阿提卡。

紐約州把阿提卡叫做「改造機構」，但是並沒有做出多少改造工作。在院長文森特?曼庫西的嚴厲管理下，院里沒有什麼職業訓練，對犯人更少惻隱之心。稍微違反規章就給關進單身囚室——「包廂」。去囚室的途中在電梯里便會遭到刻意的毒打。一個月只發給他們一塊肥皂，一卷手紙。如果他們在一百度高溫，他們通常叫做「加爾各答黑洞指加爾各答的一所擁擠的監獄，據說1956年由於暴動，監獄里的英國囚犯一夜之間有123人被殺死。——譯者」的金工車間幹活，一天也只給25美分的報酬。最醜惡的莫過於監獄當局的赤裸裸的種族主義。2254名犯人當中，75%是黑人或波多黎各人，而383名獄卒則全是白人。看守人員公開偏袒白人犯人，嘲弄黑人，把自己的警棍叫做「黑鬼棒」。

監獄長曼庫西對鼓吹民權的人士的回答是，他管理的是一所對安全至關重要的機構，阿提卡監獄的犯人中，有一些是全國最冥頑不化的。這是事實。另一個事實，並且是個凶兆，則是其中有不少屬於一種新的犯人品種，即認為自己是帝國主義社會受害者的好鬥的黑人。事實上，其他監獄的獄長常常把鬧事的自稱革命者的犯人送到阿提卡監獄來。他們來時，就偷偷帶進了喬治?傑克遜和埃爾德里奇?克利弗的著作，利用進行體育活動或做禮拜的時間，舉行秘密集會，散發自己在牢房裡寫出的煽動性小冊子。一個名叫「楞哥兒」查理斯?克勞利的犯人寫道：「如果我們不能像人一樣活著，至少也得像男子漢那樣死去。」有一首暗中傳觀的詩是這樣開頭的：

如果我們非死不可——也別死得像豬玀，

我們被追捕並關在恥辱的籠牢，

發瘋的餓狗在四周狂吠，

拿我們的不幸命運開玩笑。

1971年7月，一個自稱阿提卡解放派的好鬥的犯人組織，給紐約州教養專員拉塞爾?奧斯瓦德遞送了一份要求改革的聲明。這是一個明智的行動。奧斯瓦德曾徹底改革威斯康星州的監獄制度，贏得了刑罰學家的廣泛稱讚，洛克菲勒因此任命他出任現職。他任職才只六個月，已和曼庫西在幾乎每個管理問題上都有爭執。勞工節美國及加拿大法定的勞工節日，時間是每年9月的第一個星期一。——譯者過後，奧斯瓦德給犯人放了講話錄音，要求給他時間，以便進行深刻改革。除其他問題外，他保證採用「有意義的通過職業訓練恢復就業資格的辦法，辦職業教育夜校，和提供更完備的法律書刊」。

奧斯瓦德的表示也許失之過遲。暴動發生后獄警發現牢房的日曆上9月9日這個日子全劃上了大圈。7月，好鬥的犯人已告訴奧斯瓦德，他們認為，「沒有必要把我們的要求加以戲劇化」，但是過了一個月他們改變了主意。起決定性作用的似乎是8月21日喬治?傑克遜死在聖昆廷。8月22日清晨吃早飯時，阿提卡監獄的黑人絕食表示抗議。「那情景不可思議已極，」一個看守事後說，「沒有人拿起飯盤或調羹，沒有人吃東西。他們只是一個個列隊走過，走到自己的座位坐下來。他們凝視著前方，一聲不吭……我們還注意到，幾乎每個人身上都戴了點什麼黑色的東西……這使我們驚恐異常，因為像這樣的事情，要做許多組織工作，要有很強的團結力量，我們沒有想到他們組織得這樣好。」

兩個革命者(後來查明為主要領導人)赫伯特?布萊登和「理查德兄弟」克拉克傳播福音式的講話，變得愈加刺耳了。他們都是紐約人，都是黑人穆斯林，都被判有武裝搶劫罪。布萊登和喬治?傑克遜一樣，是自修的，學的是歷史和哲學，由於在曼哈頓的「墳場」拘留所領導了一次暴動，被送來阿提卡。克拉克是從一所中等嚴格的監獄轉送到阿提卡來的。那裡看守說他曾鼓吹「用暴力打翻這所牢獄」。他的家人注意到，到阿提卡后他仇恨情緒越來越大。有一次，他的妻子來看他，他說：「喂畜生，喂畜生，這裡就是把我們當成畜生的。」

9月8日，星期三，傑克遜遠在國家的另一頭被殺害18天以後，阿提卡監獄的一名警衛在犯人運動場上制止一場毆鬥中被一個犯人打了一拳。當晚，兩名鬥毆的犯人被關進了「包廂」。其他犯人說，他兩人被拖走時受到了侮辱。一名波多黎各犯人朝一名看守砸去一隻玻璃杯，劃破了看守的臉。次日早晨爆發了騷亂。確切地說，究竟是什麼引起騷亂，已弄不清楚。一種說法是，一夥幹活的人拒絕聽看守的棍棒指揮，不肯排隊。另一種說法把責任歸之於看守，說他們為了對頭一天的事報復，武斷地取消了犯人的體操時間。第三種說法則是，「理查德兄弟」帶了五名去吃早飯的犯人一路橫衝直撞，放出了正在金工車間幹活的布萊登。

不管事情是怎麼鬧起來的，其後果實在驚人。值勤看守不到一百人，寡不敵眾，許多人被捉住。監獄學校、禮拜堂和機器廠，被縱火焚燒。這些房屋化為灰燼的時候，犯人的襲擊隊就衝出了四個長方形囚室區中的B、C和D三個區的走廊、大門和狹窄的過道。據懷俄明縣副執法官說，犯人們拿著管子當武器，這些東西是他們藏在食堂托盤裡的麵包下面的。這種說法不一定可信。不等騷亂結束，阿提卡監獄當局早已威信掃地。但是，即使犯人在開始時沒有武器，他們還是很快武裝了自己。他們有些人使用從車間搶來的砂輪，有些犯人馬上用剪刀刃和掃帚把做成了投槍。另一些犯人做了棍棒和刀子，在監獄看守救火時，他們就用來扎破消防水龍。看守使用催淚彈，重新控制了C區和B區的一部分，但是犯人們堅守著其餘部分，把門全鎖上，甚至用工廠的設備把一些門給焊死。

暴動發生后四小時，各條戰線便穩定下來，在以後的四天中基本上沒有變化。D區離管理大樓最遠，離車間最近，是布萊登和克拉克指揮暴動的主要據點。他們共有1280人，頭戴橄欖球員的防護帽或裹著穆斯林纏頭巾，分散在D區院里臨時搭起的許多帳篷里。院子的一端有一張粗糙的工作台，就是暴動的中心。暴動書記處——人民中央委員會，一直在這裡開會，確定各種工作安排，決定防禦措施，甚至把不聽指揮的犯人關進「人民監獄」。犯人和紐約州當局，就在那工作台處或是在A區的走廊里稱做非軍事區的無人地帶進行聯繫，開會談判。特別引人注目的是，監獄的地理中心「時報廣場」，這裡是通往四個囚室區的各條通道的匯合點。暴動者控制著這個地點。他們是從一個28歲的看守手裡奪過來的，此人名叫威廉?奎恩，他用警棍同暴動分子搏鬥，直到頭骨兩處被打得破碎才被制服。後來有些看守發誓說親眼看見奎恩被從一條高處的過道上給野蠻地扔下來。無疑他是傷得很重的。克拉克看到這個失去知覺的看守耳朵里淌血，就命令把他通過非軍事區，送給管理當局。奎恩的情況雙方都十分關注，他要是死了，每個參加暴亂的囚犯都有可能因謀殺罪受審。

正午前後，州警察局亨利?威廉斯上尉集合了250名帶有防暴裝備的警察，告訴他們說，「如果對方有人被打死，那也是不得不如此；你們誰的廢話也別聽。不要丟掉武器，也不要丟掉夥伴。」這番話很強硬，但一個事實卻使它大失分量，那就是輕率的行動可能會使他們損失39名夥伴——那些看守已被暴動分子抓住當做人質。這些被俘的看守給穿上了囚衣，蒙著眼睛，捆綁在D區。一個犯人用話筒警告說，如果警察發起進攻，首先遭殃的將是人質。任何一個負責人，甚至監獄長曼庫西，都不大願意說那是嚇唬人的話。

對處理這個局勢負有法律責任的人，是奧斯瓦德專員，下午2點乘飛機來到。他不顧曼庫西的勸告，決定和赫爾曼?施瓦茨一起進入D區和暴動分子當面談判，施瓦茨是暴動分子的領袖所信任的一位布法羅大學的法律教授。他打算告訴暴動分子，在釋放人質以前，他不能同他們討論他們的要求，這是司法當局不能違背的規定。他也的確提出了釋放人質的要求，但是也傾聽了布萊登口述了15項要求。暴動分子的要求包括「在不受威脅的情況下」舉行政治集會；容許穆斯林的「宗教自由」；停止郵件檢查；同任何人通信的權利；要有正規的控訴手續；增加娛樂，減少待在牢房裡的時間；增設體育活動場所；要有專職醫生；學校要辦得好一些；多給水果，少給豬肉；撤換獄長沃登?曼庫西；成立一個局外人委員會，以「監察」在造反期間監獄當局的作為；由聯邦法院發布禁令，禁止對犯人在造反期間的行為進行「肉體上和精神上的報復」。最後布萊登又補充說，至少有一部分犯人堅持把他們「迅速而安全地由監獄轉送到一個非帝國主義國家裡去」。他說：「我們是人，不是畜生，我們不打算任人鞭打或驅使。這裡發生的事情，只不過是被壓迫的人們的憤怒的先聲而已。」

奧斯瓦德進入D區的勇氣實在不小。就在他和暴動領袖的書記處對坐時，某些暴動領袖就建議把他也留作人質。站在牆頭的紐約州警察狙擊手，雖然逐個瞄準了奧斯瓦德周圍的犯人，但要是真動起手來，他能逃生的機會也是很小的。他此行是否明智則又當別論。既然聽完了他們的意見，並且承認其中有許多是合理的，自然也就幾乎無法抗拒他們要舉行談判的壓力。他向壓力讓了步。為了表明他的誠意，他同意任命一個監察委員會，並派施瓦茨去找正在參加佛蒙特州司法會議的聯邦法官約翰?柯廷，請求他發出那份禁令。奧斯瓦德還幹了一件使曼庫西和他的部下極為惱火的事，他簽署了「不對參與1971年9月9日行動的犯人進行行政上報復」的保證。暴動分子把這理解為寬大處理的保證。州長辦公室迅速指出，免罪是根本不可能的，專員無此權力。但誤解的種子已經種下，肯定會結出仇恨之果。

當天晚上，奧斯瓦德回到了被探照燈光照得通明，而又為犯人的營火照得更亮的監獄大院。他帶來了一批記者——這也是對暴動者要求的讓步。大部分時間花在監察委員會的人選上。犯人們提出的人選有威廉?孔斯特勒、休伊?牛頓、博比?西爾、州參議員約翰?鄧恩、寫過對喬治?傑克遜同情報道的《紐約時報》記者湯姆?威克、第一個當選國會議員的波多黎各人赫爾曼?巴迪洛和發行曼哈頓《阿姆斯特丹新聞》的黑人克拉倫斯?瓊斯。後來，洛克菲勒又增加了一些他自己挑選的人：他的秘書、一位學監、一位退休將軍和幾位立法委員和刑罰學家。一時監察委員達到30人。人數過多，無法執行任務；思想不一致，更削弱了這個委員會。

施瓦茨帶回了柯廷法官簽署的禁令，這是一名殺害警察的白人犯人、布魯克林的傑羅姆?羅森堡起草的。但是暴動者這時認為它不充分，拒絕接受。監察工作一開始就吵吵嚷嚷很不順利。威克、瓊斯和全國法律協助和辯護者協會的朱利安?泰珀三人去同懷俄明縣地方檢察官劉易斯?詹姆斯共進早餐，但從他那裡他們僅僅只能弄到一份不對犯人進行「不加區別的集體起訴」的書面保證，這種保證看來是不大可能消除那個焦急不安的犯人書記處的恐懼心理的。另一項不牢靠的協議於星期六凌晨4點鐘，暴動的第二個24小時接近結束時，也被撕毀了，當時記者團被阻於監獄門外。警察對記者越來越敵視，這是一個不祥徵兆，往往預示著警察將要採取不讓局外人看到的行動。

然而，那天早晨奧斯瓦德還是樂觀的。犯人的要求增加到了30項，但他已同意了28項，其餘兩項，一是完全赦免問題，他說這是「不能談判的」，一是撤換曼庫西。就在他表示有信心能夠解決這些問題時，新的發展使和平解決暴動的希望大為縮小。奎恩死了，於是排除了對暴動領袖實行寬大的任何可能。接著，博比?西爾來到。他進入監獄以前，對站在牆外向他歡呼的50名激進派的示威者說：「如果那些看守出了什麼事，紐約州及其州長就應被控謀殺。」接著，他的隨從散發了一份黑豹黨中央委員會的聲明，聲明說：「被叫做『人質』的監獄看守，實際上是由1280名犯人逮捕的，他們由於慣常遭受折磨人的、殘忍和非人的待遇，完全有理由這樣來為自己申訴……為了開始談判犯人……的要求，保證赦免是必要的第一步。根據黑豹黨的分析，這是被拘留的看守能夠得到保釋的惟一辦法。」

西爾對解決這場危機顯然不感興趣。他在監獄里對犯人說，他們同奧斯瓦德打交道一定要自己拿主意。犯人們激動地表示信任他，請求他提供建議。西爾回答說，在未得到休伊?牛頓的同意前，他不能提任何意見。他參加了一會兒監察委員會的會議以後，就離開了，告訴記者說，他們的問題和武裝的州警使他很不愉快。孔斯特勒火上加油，採取了一個極不負責的行動，他對暴動書記處說：「第三世界國家的代表就在街對面等著你們。」他指的可能是那50名示威者，但他沒有解釋，弄得那些犯人以為可望取得徹底勝利，因而無意再同奧斯瓦德討價還價。

星期日雙方都進行了動員。整個下午，成卡車地運來國民警衛隊，粗大的消防水龍、成箱的瓦斯罐和防毒面罩。監察委員會發表聲明警告說，他們「現在深信有可能在這座監獄里發生一場對犯人和看守的大屠殺」。威克、瓊斯、巴迪洛、鄧恩等人給洛克菲勒打了半個多小時的電話，請求他到阿提卡監獄來一趟，但是洛克菲勒州長發表一項聲明說：「鑒於關鍵問題是全面赦免……我感到我親臨現場去也無助於和平解決。」他和奧斯瓦德已經同意，如果犯人領袖對最後通牒不予理睬，那他們就不得不使用武力。他們並不樂觀。顯然犯人的情緒正變得越來越壞了。鐵門正在通上電流加熱，水溝里倒滿了汽油，泥炭和油脂做成的餌雷按上了定時引信。粗糙的火箭發射器也都安裝起來，長矛打磨得更加鋒利。從A區通往「時報廣場」的主要通道，進攻警察的必由之路安置了用鐵案子堆成的路障。那天下午，暴動者為報舊仇，刺死了兩名白人犯人。

星期一早晨，局勢已經無可挽回。7點鐘，一隊隊警察被分派了具體任務：或狙擊、或救護、或炸除路障、或作為後備力量。兩架直升機在上空盤旋，向地面報告犯人力量的部署和人質的情況。8點35分，奧斯瓦德和理查德?克拉克在非軍事區會面。「理查德兄弟」堅持，必須保證對犯人進行「安全、徹底、不折不扣的赦免」，並且把「曼庫西那傢伙」撤職。他說他需要半小時同書記處其他成員會商。奧斯瓦德同意給他時間。9點零5分，一名犯人用話筒喊話說，如果暴動陣地受到進攻，囚犯「行刑隊」就要把人質全部殺死。奧斯瓦德的一名助手回話說：「現在釋放俘虜，然後專員就同你們會談。」那犯人叫嚷說：「不。」那實際上就成了商談中的最後一句話。剩下的只有蠻幹了。

幾分鐘后，一架直升機用無線電報告說：「『時報廣場』的四角各有一個人質，各有刀子對著他們的喉嚨。」那景象令人毛骨悚然，每個人質的頭被人拽著頭髮往後拉著，讓脖子彎出來，用手緊握著的尖刀已在慢慢刺進肉里去。實際上，外表比真情顯得更加可怕。官員們不知道，他們所目睹的乃是好戰的誇大手法的典型實例。那些人質並不會死在暴動分子手裡。像要求定居在「非帝國主義國家」(奧斯瓦德第一次一皺眉頭，這個要求便被撤回了)一樣，這種用土造的匕首做出的可怕的姿態不過是一種誇張手法，目的在於聳人聽聞，也許還為了給犯人自己壯膽的。總有人不惜為虛張聲勢的行為而死去，其中有些人就要在此時此地倒下，還打算拉幾個身不由己的犧牲者同歸於盡。

奧斯瓦德這時已肯定，人質的處境非常危險，他們可能總不免遭到屠殺。事情已非常急迫，刻不容緩。他於是對助手們說：「現在沒有疑問了，我們必須打進去。」這時五百多名地方法警和穿黃制服的州警，都在各通道的門邊潛伏著，一架CH-34型直升機「賭盤二號」突然在「時報廣場」降落，放了一通催淚瓦斯、胡椒瓦斯和芥子瓦斯。無線電廣播員哇里哇啦地叫著：「往裡沖!往裡沖!空降已成功!指揮所通知各個崗位——往裡沖。發起進攻!」

警察炸開了鐵門，摧毀了路障，站在灰牆上的狙擊手開始瞄準犯人開槍。清除過道的障礙用了90分鐘，然後主攻力量向前挺進。「時報廣場」和D區，瓦斯煙霧瀰漫，很難看清情況，人質都穿著囚衣，更難辨別。後來警察堅持說，強烈的抵抗持續了大約兩分半鐘。一個警察說：「他們揮舞著刀子和長矛，像日本敢死隊衝鋒一樣向我們攻過來。對這些人，我們不得不開槍。」另一警察說：「進行抵抗的人，向我們投擲長矛和自製燃燒瓶，都給幹掉了。我們擊中一些揮臂正要投擲武器的人。凡是進行抵抗的，都給打死了。」

然而，有些人並沒有抵抗，也被殺死了。零星的射擊持續了將近一個小時。紐約州阿提卡問題特別委員會(麥凱委員會)後來查明，警察的進攻「具有過分的缺點」，包括「大量不必要的射擊」。某些不必要的暴行是出於輕率，甚至可能出於忽視人命。洛克菲勒特令禁止監獄看守參與進攻，但是他們還是參加了，並且至少對兩起兇殺負有罪責。特別委員會調查發現，有些警察使用獵槍和「」號鉛彈掃射，其散射範圍超過30碼，打中了一些「無意攻擊的目標」，因而「給不抵抗的犯人和人質造成嚴重的傷亡威脅」。當時在場的一位醫生——布法羅的萊昂內爾?西豐泰斯大夫事後報告說：「許多暴動領袖是看守存心挑出而開槍打死的，有些是已經舉手表示要投降的，有些已經躺倒在地上。」

120多人受傷，或已氣息奄奄。算上奎恩和在暴動中被罪犯殺害的另一些犯人，阿提卡監獄事件的死亡人數是：32名犯人、11名看守或管理人員，總共43人。關於人質究竟是怎麼死的，報道極不準確，使得重新奪回監獄後幾小時內的實際情況，更為混亂不清。奧斯瓦德的一個助手說，有一個看守被閹割了，他的生殖器被塞在他的嘴裡。另一個助手對記者說：「有幾個人質的咽喉被割斷。沾有血污的蒙眼布落在脖子上，從這一事實來看，被俘的看守是被看管他們的人殺害的說法是可信的。事實上，三名生還的看守的喉部確有傷痕。但是，次日上午法醫發表報告說，他沒有發現死者遭到閹割和被截肢的情況。所有的死者都是被槍彈打死的，而當時只有警察有槍。」

洛克菲勒州長說，人質「是在交火中打死的」。奧斯瓦德自己也不大相信地暗示，他們「很可能是被推在前面當盾牌使用」。得救的人質強烈支持警察的進攻。在華盛頓，尼克松總統說，進攻阿提卡監獄的「可悲和痛苦的」決定，是政府當局惟一「可行的」做法。對於事件的不同意見爭論，很快變成了意識形態上的爭論。那些不相信自由派人士、刑律改革、「悲天憫人」和「行善」的人，反對一切對警察的批評。他們怪罪犯人——《亞特蘭大憲法報》在一篇措詞激烈的社論中，譴責「阿提卡的畜生」企圖對人質「強行非法審判」；還有不少人怪罪監督人員。筋疲力盡的威克離開阿提卡時，門口有個看守噓他說：「以後在任何情況下，永遠不會再讓你們這些人進這個地方了。」

另一方面的反應同樣激烈。紐瓦克市長肯尼思?吉布森說這次粉碎監獄暴動是，「據認為屬於文明社會從未採取過的一次最殘暴、最明目張胆的鎮壓行動」。威克後來指出，雖然有60名犯人被控犯了共1300條之多的罪狀，卻沒有一個法警受到控告，儘管「有證據證明，官方人員玩忽職守、殘暴兇狠、違反紀律、任意妄為——甚至公然謀殺」。這次暴動鎮壓下去以後，麥凱委員會查明，「打人、刺人、踢人的現象很普遍」。犯人們被剝光衣服，被迫在兩排看守亂棒打擊中間走過。受傷的看守迅速得到治療，並立即通知了他們的家屬。受傷的犯人則四個小時得不到治療，身上拴著「囚1、囚2、囚3」字樣的小牌牌。四天以後，某些犯人的家屬還在急得發瘋似地打聽他們丈夫、兒子的死活。阿提卡監獄往往連這情況都不告訴他們。得到消息的人則只是接到一份也是粗率簡略的電報：「遺憾地通知你，你的丈夫雷蒙德?里維拉，編號29533，已經死亡，屍體停放在本監獄內。」

約翰?多斯帕索斯曾在寫到大蕭條時期美國富人同饑民間鴻溝時氣憤地說：「一點不錯，我們是兩個國家!」現在這種裂痕沿著不同的方向發展，但是一樣地深邃。三年前白宮的新主人發誓要「把咱們聯合在一起」。他沒有做到這一點。人民的分裂一如既往，在正義與寬恕、戰爭與和平、是與非這些最根本的問題上，也不能取得一致意見。在離新總統選舉還有一年的時候，美國人開始通過民意測驗重新估價理查德?尼克松的地位。從這裡是可以看出變化的。遲至8月初，民意測驗組織人阿伯特?辛德林格發現，只有27%的選民希望看到尼克松重新當選。但是沒出8月，尼克松的群眾威望曲線不再下降，而漸趨平穩，接著又緩慢回升。決定性的因素是政府在國內外採取了果斷的行動。

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於同年4月在日本名古屋舉行。美國乒乓球隊的組成，表明這個體育項目的廣泛吸引力。一個克萊斯勒汽車公司的人事負責人、杜邦公司的一位化學家、一名《體育畫報》編輯、一名大學教授、一名黑人聯邦工作人員、一名國際商業機器公司的程序編製員、一名多明尼加的移民、一名華爾街銀行職員、兩名十幾歲的少女、兩名家庭婦女和兩名大學生。聖?莫尼卡大學的格倫?科恩，是美國球隊最出風頭的隊員。他穿一條紫色印花的喇叭褲和印著和平象徵的襯衫，打球時用頭帶扎住齊肩的長發。也許由於科恩的頭帶的顏色是紅的，也許由於他機靈、性格外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運動員選中他來提出一項具有歷史意義的建議：他和他的隊友願意去紅色中國做一次免費旅行嗎?

隊友們都很樂意——科恩同隊友們商量后說：「用毛主席的話說，我好像點燃了燎原的星星之火。」——中國乒乓球代表團秘書長宋中很快送來正式請柬。華盛頓沒有反對。僅在幾星期前，國務院才剛對要去人民中國旅行的美國人取消了一切限制。一切有關人士，包括乒乓球員在內，都知道這兩件事的關係並非偶合。一般認為，這是走向緩和的起步，反映了北京的新的自信，被稱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三年激烈的權力鬥爭，兩年前已經以毛澤東和周恩來總理獲得最後勝利而結束。當七名西方記者獲准進入中國報道球隊此行時，世界顯然已經到達一個歷史性的轉折點。顯然中國人像俄國人以往的做法一樣，是在把體育用於外交目的。一夜之間，乒乓球獲得了新的地位。連尼克松也告訴部下說：「我在法學院念書時，就是個相當不錯的乒乓球運動員。可以說，我打得相當好。」莫斯科悶悶不樂，克里姆林宮說北京對美國的建議「沒有原則」。

4月10日，美國乒乓球隊從香港穿過一座短的鋼架橋到達邊境的羅湖車站，接著再通過一座上覆鉛鐵皮頂的橋，到達中國城鎮深圳。面帶笑容的中國官員，把他們領上了一列乳白色和藍色相間的火車。他們的第一個終點是廣州。21年前，華盛頓和北京斷絕關係后，這地名的英文名稱已由Canton改為Kwangchow。在這23英里的途中，可以看到香蕉林、荔枝樹和稻田，在重要的地方，還有掛著毛主席肖像的巨大的宣傳牌。在廣州新機場，他們登上一架蘇制伊柳辛-18型客機，擴音器里播放著軍樂和毛主席語錄。停機坪前懸挂煽動性標語：呼籲「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走狗」。這並不是故意對來訪者的污辱。其時，毛的政府把美國人民及其政府作了明確的區別。它需要美國人民的友誼，但對美國政府北京廣播電台則不斷責罵為「嗜血成性的強盜」的陰謀集團。

北京的4月天氣，仍有冬天的寒意，但除此以外，首都對美國乒乓球隊的接待是極盡地主之誼的。他們下榻在華貴的新僑飯店，他們受到多次設宴招待，遊覽了19世紀滿洲皇帝的頤和園，並參觀了人民大會堂。他們觀看了革命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和表明共產主義戰勝資本主義的京劇《智取威虎山》。他們到北京體育館同中國球隊進行表演賽時，受到1.8萬名球迷興高采烈的歡迎，巨大的橫幅上寫著「歡迎美國乒乓球隊」。樂隊奏起了激昂的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幹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科恩跳了搖滾舞。

在乒乓球比賽中，中國人依然使用原來的策略。他們不讓能夠徹底打敗美國隊的一流球隊出場，只派二流運動員參加比賽，男隊和女隊分別以5∶3，5∶4獲勝。東道主把比賽叫做「友誼賽」。不過，這還不是最動人的友好之舉。第二天，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鋪著紅地毯的客廳里會見了中國的這些乒乓球客人。美國隊並不是那個星期惟一來訪的乒乓球隊，按照中國儀禮，會見嚴格按照字母順序進行，所以周恩來會見美國運動員之前，先會見了加拿大、哥倫比亞、英格蘭和奈及利亞的運動員。但是周恩來用大部分時間——1小時45分鐘——會見美國運動員，他告訴他們：「我們翻開了中國和美國人民關係方面的新的一頁。」他對美國記者說，現在美國記者可以「分批來」。

在美國球隊離京去香港的當天，尼克松總統宣布放寬已有20年之久的美國對華貿易禁運，北京則恢復同華盛頓和倫敦的電話聯繫。可談的事實在不少；又過了不到兩星期，以亨利?卡伯特?洛奇為首的一個總統專門委員會建議，如果能夠找到保留國民黨席位的辦法，就可以接納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國家安全顧問亨利?基辛格秘密訪問北京的計劃已在著手制定，訪問時，會談的主要問題是總統本人前往進行國事訪問。

7月初，基辛格飛往亞洲，官方宣布是前往西貢、泰國、印度、巴基斯坦等地舉行會談。基辛格同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進行了90分鐘會談后，宣布改變日程，說他要到拉瓦爾品第以北38英里的山區休養地納蒂亞加利去度幾天工作假日。基辛格此行並沒有特殊的報道價值，因此，葉海亞政府宣布基辛格因稍感不適將在休養地多住一天時，對此事進行採訪的記者也沒有產生什麼好奇心。基辛格被認為得了亞洲痢疾——「德里肚子疼」——美國大使館為了鼓勵這種說法，還放出空氣說，已經派了醫生去給他診治。一個記者提出，總統顧問住在拉瓦爾品第有空調設備的旅館里豈不更舒適一些。大使館發言人回答說，基辛格不願由於自己生病去麻煩首都的什麼人。

實際上，基辛格和三名助手已驅車到拉瓦爾品第機場，登上一架巴基斯坦國際航空公司的飛機，飛往北京去了。7月9日中午，他們在中國首都郊外一個荒涼的機場上著陸。他們由汽車送到靠近湖邊的一座賓館，在那裡吃了午飯，到下午三四點鐘，周恩來便來會面。星期五夜、星期六晚和星期天早上，他和基辛格進行了會談。由於中國人殷勤招待，這位總統顧問體重增加了五磅，之後，在他仍然被認為因腸胃病卧床時，他又飛回巴基斯坦，在別去兩天半后，重新和代表團其他人匯合。再也聽不到北京廣播電台咒罵美國官員是強盜和走狗了。基辛格的中國之行五天以後，尼克松總統乘直升機從聖克利門蒂飛到洛杉磯郊外的伯班克電視台，發表了震驚世界的四分鐘講話。他宣布，他已被邀訪問紅色中國，而且愉快地接受了這一邀請。他說：「我之所以採取這一行動，是因為我深信在美國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減少緊張局勢、改善關係，對所有國家都有好處。」至於國民黨，總統說，同北京「爭取新的關係」，不會「犧牲我們的老朋友」。

這是他無法實踐的諾言。他想讓「兩個中國」同時參加聯合國的計劃，是註定要失敗的。聯合國一年比一年更接近於驅逐台灣代表團，就這一點就足以使它最後做出斷然處置。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投票通過接納北京，驅逐了蔣介石的代表。美國保守人士當天從電視上看到的丟臉情景，這在艾奇遜、杜勒斯掌握美國外交政策的時代，簡直是不可思議的。阿爾及利亞人和阿爾巴尼亞人互相擁抱，坦尚尼亞人在會場通道里跳起舞來。華盛頓反應強烈，惱怒萬分。巴里?戈德華特要求美國退出聯合國，把聯合國大會送到「莫斯科或北京之類的地方」。賓夕法尼亞州的休?斯科特輕蔑地談到像坦尚尼亞那樣的「趕時髦熱褲的小國」。總統新聞秘書羅納德?齊格勒，譴責了「某些代表在投票后令人震驚的表演和不加掩飾的狂歡勁頭」。但這些不過是政治上的儀式而已。事實是，蔣介石一直以「大國」自居的地位，從中國人在名古屋對格倫?科恩做出和解姿態時起，就已註定完蛋了。

在尼克鬆通過電視廣播，宣布他要訪問北京正好一個月之後，他又在廣播中宣布了有關另一重大措施的消息，這一回是拯救美國經濟。的確需要想想辦法了。美國已開始陷入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貨幣危機。那時，由於胡佛總統頑固地相信亞當?斯密和約翰?司圖亞特?穆勒的經濟學說，使得已經步履蹣跚的美國金融更加寸步難行。尼克松對這兩個人的學說也口頭上表示贊同，但在實踐中他卻絕非不肯靈活。《時代》周刊的休?賽迪評論說：「直到最後關頭，總統總是墨守陳規。而當具體情況使他不知所措，或他自己改變了主意時，他便決定採取行動，那時什麼東西也不用想長期阻礙住他。他會拋棄自己的哲學、諾言、說教、朋友和顧問。他走出一種生活進入新的世界，不作任何解釋，連頭也不回。」這種做法有時使人很為難，但是在1971年的8月，美元搖晃在災難的邊緣，卻是使人為之振奮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美國成了文明史上最富的國家，當時世界上400多億美元的貨幣黃金，美國就握有350億。戰後金融結構，在大戰結束的前一年已經在新罕布希爾州的布雷頓森林會議上確立下來，規定黃金和美元將作為共產黨集團以外的一切主要國家貨幣的儲備。由於沒有充足的黃金支持預期的外貿流量，世界上最堅挺的貨幣——美元——就成了黃金的等價物。各國之間支付債務兩者均可使用。美國保證以35美元兌換一盎司黃金的比率回收現有的全部美元，其他國家也以美元表示自己貨幣的價值。當時這是行得通的。貿易繁榮起來。任何一個國家能夠使自己同美國的貿易變成出超——向美國出口的貨物超過從美國的進口——這個國家的剩餘美元就可以用作儲備，再發行新的貨幣。

由於美國富，世界其他國家都比較窮，於是大量美元就流往海外，幫助匱乏的國家。這沒有關係，因為美元有的是。接著，發生了朝鮮戰爭和歐洲商業的復興。到1961年，共同市場成立后的第一年的年終，美國的黃金儲備已下降到170億美元；1962年，降到160億；到1963年，更降到150億。到70年代初期，黃金儲備一直停留在110億美元——幾乎到了最低限度，因為美國法律要求每四個流通中的美元必須在諾克斯堡保存價值一美元的黃金，美國的企業則需要400億美元的紙幣和銀元。此時，貿易差額越來越對美國不利。1960年，美國進口價值150億美元的貨物，出口達200億美元，有50億美元順差。到1970年，這個差額下降到20億美元；1971年5月，便完全消失。美國的貿易出現了赤字，由於五角大樓仍然在越南消耗大量財富，迅速扭轉這種局面的希望是沒有的。商務部長莫里斯?斯坦斯警告說，美國自1893年以來第一次出現貿易赤字。

1971年5月，經濟學家們從德國收到令人擔心的信號。經濟奇迹已經把聯邦共和國變成大量出口的國家。過去十年裡，德國馬克兩次增值，改變了同美元的比價，使囤積馬克的投機家發了財。現在要求再次增值的壓力又在增加。波恩作為在布雷頓森林會議上建立起來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成員國，有義務維持美元和馬克的關係，在馬克增值時收買美元，出售馬克。因為美國存在貿易逆差，投機者握有大量美元——即「歐洲美元」，這是一般對外國擁有的美元的稱呼——可供投資。1971年頭四個月，歐洲的歐洲美元儲存額驚人地躍升，從50億上升到五六百億，德國中央銀行出現了美元泛濫。

德國中央銀行不停地收購，收購，直到波恩看出了通貨膨脹的初期跡象，於是在5月9日通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不管有無布雷頓森林會議的規定，它不再繼續收購美元了。作為代替辦法，德國人提出，讓他們的貨幣按照供求規律決定自己的價值。用經濟學家的行話來說，他們要讓馬克「浮動」。馬克從25美分「浮動」到27美分，就停在那兒不動，減輕了對德國中央銀行的壓力，附帶改善了美國同聯邦共和國的貿易平衡關係，因為這時在德國的美國貨比較便宜了。然而喘息的時間是很短的。由於美聯社記者拉里?斯頓茨聽說的「歐洲美元的巨大水塘正在歐洲泛濫」——總數相當於美國流通的全部貨幣，投機者必然得轉向別的地方。他們準備開始對法國法郎加熱，但是一直注視著德國的苦惱的巴黎，迅速擺脫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限制了美元交易。投機者接著向瑞士法郎打主意。伯爾尼也效法巴黎。要想脫手美元越來越困難了，布雷頓森林會議正趨向於不起作用。《巴倫》周刊預測，秋季會出現世界範圍的恐慌。8月初，又出現權威性預測說：美國第二季度的貿易逆差會超過70億美元。緊接著國會兩院聯合經濟委員會發表報告說，美元比價過高，其他貨幣應當增值，如果做不到這一點，美國應當停止購買黃金。於是股票行情猛跌，道?瓊斯工業指數從4月份的高峰下降了100點。這時歐洲美元幾乎已沒有市場。美國在歐洲旅遊的人發現，一度堅挺的美元，成了沒有人肯接受的貨幣。世界貿易停頓下來；商人們再也不知道他們手中的貨幣在下星期，甚至在明天能夠買到些什麼了。

美國人也不斷得到國內經濟方面的壞消息。尼克松斷言，1971年是個好年頭，1972年是個壞年頭，他的預算是以預計國民生產總值為10650億元作為基礎的。國民生產總值結果達到10500億元，而其增長的半數來自通貨膨脹。生產下降，失業率達6%，接近衰退時期的水平。6月底，財政年度結束時，政府的赤字驚人，達到232億元，比約翰遜政府1968年創紀錄的虧空僅少20億元，收入竟比尼克松的預計令人難以相信地少了245億元。總統在講話中使用了「充分就業平衡」一詞，使得他的保守的支持者大為吃驚。這是凱恩斯的一種概念，主張只要支出總額不超過在人人都有工作的條件下的稅收總額，預算就是「平衡」的。但是，即使用這個尺度衡量，政府也還有80億元的赤字。前景也是陰暗的。新的勞工合同保證鐵路工人42個月里增加工資42%，鋼鐵工人三年內增加工資30%。這必然會引起相應的通貨膨脹。

國會曾經批准1970年的經濟穩定法案，授權總統「發布他認為有利於穩定物價、租金、工資和薪金的命令」。尼克松過去反對過這個法案，但是現在不得不簽署了，因為這法案不把國防所需要的資源包括在內，但他發誓決不使用這個法案。他的計劃是排除任何控制。他甚至不相信自覺遵守的指導方針或說服辦法，即利用總統威信說服勞資雙方放棄提高工資或物價的要求。

尼克松和他的經濟顧問在戴維營度了一個短暫的周末后，一切都改變了。經濟顧問們接到必須於24小時內到達的通知，共同起草了一份經濟咨文，使用了尼克松曾拒絕使用的權力。8月15日，星期天，尼克松便帶上它在電視中出現。他把咨文中的方案叫做他的新經濟政策。在他提出或者請求國會採取的措施中，有一項是關閉「黃金窗口」——美國不再讓用美元兌換黃金。大多數進口貨物必須付10%的附加稅，目的在於使美國貨在國內市場上比外國貨有更大的競爭能力；而且在某些情況下，美國人如果購買美國貨，還可以受到減稅待遇。工業的新投資可以得到納稅貸款。汽車的7%出廠稅也將廢除，這樣每輛汽車平均可節省200美元。除極少數例外，美國的物價、工資、租金、紅利，都要在當前的水平上凍結90天。以財政部長約翰?康納利為首的生活費用委員會，將主管凍結工作。

尼克松已使美元浮動，其效果和貶值一樣。開頭兩周，在貨幣市場上，美元貶值2%。外國銀行家是同情的，他們表明，如果美國取消附加稅，他們準備重新讓他們的貨幣調價。同時，外國也沒有採取報復性措施。丹麥人的確規定了自己的附加稅，法國人也嘟囔著要徵收，但是，並沒有出現多少要抵制突然變得便宜的美國貨的關稅壁壘威脅。康納利在外交界威望有限，他堅持美國在國際收支中迅速增收130億元的提法，引起一片抗議，說這樣迅速的逆轉會毀滅共同市場。但是，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9月份會議上，最富的「十國集團」的財界人士，仍對美國立場表示同情。康納利也暗示，美國有可能重開「黃金窗口」，提高黃金價格，即直接貶值。隨後在羅馬會議上達成了由華盛頓史密森學會公布的協議，美國取消附加稅，其他貨幣增值，黃金價格暫時上漲到每盎司38元。

在尼克松宣布實行凍結——或者如人們所說的「第一階段」——的第二天，華爾街的道?瓊斯工業指數在其歷史上最繁忙的一天中，從32.93躍升到888.95；共有3172萬股股票成交。9月，第一階段的第一個整月，美國生活費用的上漲保持為2.4%，批發價格指數記錄了五年來最大幅度的下跌。在工資和物價的最高限額方面，也出現了一些例外，在某些工業部門不可避免地出現大量的混亂現象，但就絕大部分情況來說，那辦法是有效的。遺憾的是，按照定義，這只是第一步，到11月13日就將滿期。在此之前，政府必須在糾正陷於凍結中的一些不公正現象的同時，找出有希望保持相對穩定的指導方針。

10月8日，尼克松再次向全國發表講話，這次是建立起第二階段的機構。這次，反對的意見較為強烈。新階段的主要設計人經濟學家赫伯特?斯坦，在尼克松發表第一次講話時已料到將遇到的困難。他說：「我當時就想到，問題不在於凍結，而在於取消凍結，或解凍。」第二個計劃的目標，是把通貨膨脹控制在每年2%～3%之內。控制工作由7人組成的物價委員會和15人組成的工資委員會來掌握。總統說，對利潤沒有限制，計劃的成敗取決於「美國人民的自願合作」。

由於擔心勞資雙方都可能從監督機構撤出代表，使得把通貨膨脹保持在3%以下的希望成了泡影。米尼在邁阿密海灘告訴勞聯-產聯大會的代表們說：「如果總統不願按照我們的條件讓我們參加工資委員會，那他知道他該怎麼做。」尼克松大膽地飛到代表大會的會議大廳，回答說：「我確實知道我該怎麼做，而且馬上就準備要做。」儘管如此，工資委員會在第一階段的最後一周，還是接受了米尼的條件，宣布完全承認延期未加的工資增長，確定每年增加工資的標準為5.5%。即使這條界線也沒有維持住，工資委員會在第二階段的第一個決定中，便同意煤礦工人增加工資15%。物價委員會也同樣不起作用。一開始它就批准兩家鋼鐵公司生產的白鐵皮提價7%。不到三星期，全國1500家最大的公司中有1/3申請批准提價，他們的要求被批准和被否決的比例竟達20∶1。

12月，股票市場再次猛跌。工資委員會對勞工繼續採取和解姿態，但是三個月後，米尼和其他兩名工會最高領導人仍然退出，指責多數委員都懷有偏見。第二天，聯合汽車工人工會的羅納德?伍德科克也退出了。這樣工資委員會裡只剩下一名勞工委員，運輸工會主席弗蘭克?費茲蒙斯。自從尼克松在聖誕周赦免吉米?霍法以來，運輸工會一直聽從尼克松擺布。那一寬大措施普遍認為出於政治考慮，但是很少有人責備尼克松。儘管夏季他在民意測驗中的低落地位已經有所改善，一般人都相信，他要想重新當選，非設法得到他所能夠得到的一切幫助不可。

美國人物畫像拉爾夫?納德〓〓拉爾夫?納德的父親是黎巴嫩移民，住在康涅狄格州的製造業中心文斯特德，是人們所熟悉的美國式的地方平民主義者。納德拉?納德的高原甜食店是一家飯館兼麵包點心店，顧客們抱怨說，店老闆從來不讓他們安靜地吃飯。納德經常給他們演講現制度的弊端及其不平等和不公正的情況。和許多移民一樣，他比土生的美國人更是個熱誠的民主黨人。他沒完沒了地責罵財團的罪行，老是威脅著要控告他們。到最後，他差不多和誰也談不到一塊，只有一個人例外，那就是他的幼子拉爾夫。

1938年，拉爾夫?納德年僅四歲，當律師們在地方法院向著陪審團發表長篇辯詞時，他就是個小小的聽眾。14歲時，他就天天閱讀《國會記錄》。他獲得普林斯頓大學的獎學金，在該大學，他拒絕和其他學生一樣穿麂皮馬褲或其他相應的服裝象徵；校園的樹木噴射滴滴涕，他也提出抗議。學校圖書館閉館后，他經常被鎖在館里，結果管理人給了他一把鑰匙；而他的反應倒符合他的性格，反而指責學校當局不應對其他學生的合法權利漠不關心。1955年，他被選為大學優秀生聯誼會會員，畢業時成績優異，進入哈佛法學院學習，而他卻把這個學院稱為培育權勢僕役的「高價的工具工廠」。

他的清教徒名聲傳播開來。他發誓不看小說，認為那是浪費時間。看電影也是一樣，他限制自己一年只看兩部。他藐視戲劇、煙、酒、女人、晚會等等。在哈佛大學，他也不開汽車了，但在這個問題上他卻另有動機。他開始研究汽車事故。他到附近的馬薩諸塞州理工學院研究了一陣汽車技術之後，給《哈佛法學記錄》寫了一篇文章，題為《美國汽車：為死亡而設計》。

這個問題一直使他煩惱。他的整個生涯都是同人身保護工作相聯繫的——從不安全的天然煤氣管道、食品的附加劑、變質肉類、污染問題、礦井健康條件、除草劑、不衛生的家禽、條件不足的私人醫院，一直到彩色電視的輻射問題，但是汽車威脅的問題是最基本的。他在哈特福德開設了一家私人法律事務所(很快成了為窮人免費提供法律諮詢的地方)，繼續敦促各地方政府制定更加嚴格的汽車安全條例。1964年初，他把這一運動帶到華盛頓，勞工部部長助理丹尼爾?帕特里克?莫伊尼漢聘用他為勞工部日薪50元的顧問。

在康涅狄格州參議員亞伯拉罕?里比科夫的合作下，納德搞了一份200頁厚的呼籲書，呼籲制定強制性汽車安全法令。通用汽車公司的一位工程師向他指出，雪佛萊廠的科維爾牌汽車容易翻車，因而成了他在工業界內第一個秘密聯繫人。1965年11月，納德的第一部著作《任何速度都不安全：美國汽車設計中包含的危險》，其中把科維爾牌汽車叫做「最難駕駛的汽車之一」，並且指責汽車工業在「這種型號已經用了四年，共生產了1124076輛科維爾之後，才決定採取措施」。

《任何速度都不安全：美國汽車設計中包含的危險》一書的精裝本和平裝本共出售45萬冊，終使作者以證實汽車危害的專家身份於1966年2月10日出席了里比科夫委員會。三星期後，納德指控通用汽車公司利用私人偵探跟他找麻煩，打電話對他進行謾罵，以及企圖用女人勾引他來敗壞他的名譽，於是使他成了全國知名人物。一個通用汽車公司的工作人員在宣誓下承認，他的上司曾指示他：「不論在什麼地方設法抓住這傢伙的一點把柄……使他不敢再跟他們搗蛋……封住他的嘴。」納德提出控告，要求賠償2600萬元，結果得到了28萬元。這錢和他寫書的版稅一樣，都用在他的事業上。那年夏天，「全國交通和機動車安全法」獲得通過時，《華盛頓郵報》宣稱：「這項重要立法所以成為可能，大部分功勞應該屬於一個人——拉爾夫?納德……這個為公眾利益進行活動的單人院外說客，戰勝了全國力量最強大的工業。」

納德自己承擔起全國交通安全署監督人的責任后，又插手過問肉類包裝業，其結果是使得1967年肉類衛生法得以通過。他的攻擊範圍原來還限於消費者的剝削者，後來更擴大到包括食品和藥物管理局、聯合碳化物公司的煙囪、智囊機構、不安全的卡車、紙漿和造紙工廠、財產稅、官僚主義者、消費信貸、銀行和超級市場。一個評論家說：「納德並不是維護消費者利益的人，他只是一味反對消費。」

納德不同於林肯?斯特芬斯時代那些揭發醜事的人，他得到保守選民的支持。在充滿無政府主義和混亂的時代，他仍然相信能在這個制度內部進行改革。他是個直線式的思想家，提倡守法和工業秩序。股票經紀人贊助他的事業，波特女士的學校給他派去志願工作者。現在，他已有一些助手——一個記者稱他們是「納德襲擊者」，這些人大多數是畢業於上流學校的上層中產階級的白人，他們的姓名頗像普爾門卧車車廂的名稱：羅維爾?道奇、威廉?哈里遜?韋爾福德、魯本?羅伯遜三世、霍華德?塔夫脫四世等。其中有個叫愛德華?考克斯的，後來成了尼克松的女婿。

納德把他的助手們安置在全國報業大樓的幾間狹小的辦公室里，舊桌椅是從殘缺物品拍賣會上買來的，裝檔案用的是蘋果箱，書架是用木板和磚頭搭的。他讓這些人一周工作100小時，工資之低接近貧窮標準。他們編寫的書籍所得版稅，全部用於運動。但是他們沒有怨言。納德本人一年掙20萬元，自己只用5000元。

他住的帶傢具的房間，靠近杜邦大廈，每月租金80元，辦公室租金每月97元，也不用個秘書。別人送給他的公文包，他都用來做檔案袋，自己旅行時卻把文件裝在一紮扎牛皮紙大封套里。他的黑皮鞋已經磨損，鞋帶斷了又接起來。他穿一套滿是皺褶的灰衣服，白襯衫起了毛邊，系著過時多年的窄領帶。他身高六英尺四英寸，一頭波浪式的黑髮，一副年輕人的面孔，《新聞周刊》把他比做「弗蘭克?卡普拉影片里的吉米?斯蒂華式的英雄人物」。他的惟一特殊開支是電話費。這筆費用很大。工業界的志願偵探給他打電話的費用，都由他付。

納德的大部分收入來自講演費。他每周接到50份請他講演的邀請，他一年只接受150次，每次收費多達2000元。繼沃爾特?魯瑟之後，他成為最擅長長篇大論的演說家，一次上台演說，時間很少在1小時45分鐘以下。演說結束時，從來不加上點兒什麼華麗辭藻。他說完停下來，轉身就走。大學的聽眾對他報以狂熱的歡呼，但他從不回身表示謝意。如果有人請他簽名留念，他會粗率地回答：「不簽。」一位朋友說：「納德怕被當成電影明星，把他的私生活浪漫化，所以他乾脆拋棄了私生活。」

他是個無法對付的顧客。在飯館點菜叫飯時，他會對女服務員說：「三明治里的火腿是單切的嗎?這乳酪是真正的，還是人造的?你吃糖嗎?你吃?那你聽我告訴你——那東西絕無用處，毫無食用價值。」他對班機上的女服務員說：「在整個飛機上，你可以感到自豪地供應的惟一東西就是那小包花生。而且你還應當去掉它上邊的鹽。」阿勒根尼航空公司竟敢把他預訂的座位讓給別人，使他沒有坐上飛機，他於是提出控訴，判得損失賠償費5萬元，這筆錢一半給他本人，一半付給由於他誤了飛機而未能聽到他演說的消費者集體。

羅伯特?肯尼迪問他為什麼「干這一套」，他回答說：「如果我從事防止虐待動物的活動，就沒有人會問我這個問題。」他說：他的最終目的「不亞於為工業革命進行質量改革」，任何誘惑也不能使他偏離這個目標。尼古拉斯?馮?霍夫曼和戈爾?維達爾提議他競選總統。他說：「我對公職不感興趣。國內最偉大的事，是公民活動。政治也要居於其後。」

儘管他散布福音，致力於公益事業，過著修道士的生活，他對社會的影響還是成問題的。這一點他有時似乎也知道。有一次他說：「我們總是失敗。」「整個問題就是如何限制失敗的程度。」聽眾似乎把他看成是個演員。他們給他鼓掌好像是讚揚演出一樣。很少人感到自己必須參與其事，必須仿效他的榜樣，或聽從他的建議。他們照舊駕駛底特律的大型汽車，買加過工的食品吃，臉上抹一層昂貴的化妝品，抽著有毒的香煙。

他有一次沉思時想到：「兩千年前在雅典，一個人可以一早起床，在城裡閑逛，調查和他個人以及本市同鄉福利攸關的事。沒有人會問他：『你和誰一夥?』」70年代的美國人不需探問關於他的情況，他們知道他是幹什麼的。但他們對他的活動並不表示支持。使他感到極為痛苦的是，不管他們對他喝彩聲多麼強烈，不管他們多麼經常說他們贊成他，但在這物質至上的黃金盛世，他們並非真正同他是一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