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二

7

我儘力回憶發生撞車的那天夜裡，那麼晚，我在方尖碑廣場可能做的事情。我應該確切說明，在那段時期，每當我離開左岸的那些街區，我就感到十分高興，彷彿我只需穿過塞納河便可以從我的麻木狀態中清醒過來。驀地，一觸即發。最終，我將遇到些什麼事情。

我大概過於看重地形學。我常常暗自思忖，在這幾年的時間裡，為什麼我同父親見面的地點從香榭麗舍大街漸漸挪到奧爾良門。我甚至記得，我在綠道街那家旅館的房間里鋪開一張地圖。我用紅色圓珠筆打上一些叉號，作為標記。一切都已在一個以星形廣場為重心，隨著向西延伸的通道直到布洛涅森林的地帶開始。然後是香榭麗舍大街。我們不知不覺經過瑪德萊娜廣場和巴黎林蔭大道，悄然向歌劇院區走去。然後，走得更遠些，靠近皇宮小區。在好幾個月的時間內，我來到「魯克世界」那兒和我父親碰頭。我想，他總算在這漂泊不定中找到了一個落腳點。我們漸漸走近我力圖在地圖上劃定的界線。我們從「魯克」走到「科羅娜咖啡館」，這家咖啡館位於聖日耳曼一奧賽爾廣場和盧浮宮堤街相交的街角。是的，我覺得，那條界線，它就在那兒。他總是約我晚上九點鐘在「科羅娜咖啡館」見面。咖啡館都快要打烊了。在咖啡館的盡頭，我們是惟一的兩名顧客。沿河街道上再也沒什麼來往車輛，我們聽見聖日耳曼一奧賽爾廣場的大時鐘在每一刻鐘報時的鐘聲。就是在那兒，我第一次注意到他磨損的衣服，海軍藍的大衣上缺少了紐扣。不過，皮鞋擦得鋥亮，無可挑剔。我並不想說他像一名失業的音樂家。不，倒更像是關押後放出來的一個「冒險家」。生意越來越難做了。人已失去青春的丰采和機敏。我們從聖日耳曼一奧賽爾廣場疲憊地走到了奧爾良門。再往後，十一月里的一個霧蒙蒙——一種橙黃色的霧——的早晨，我最後一次看見他的身影消失在蒙魯日和夏蒂雍的方向。他徑直向這兩個地方走去，這兩個地方各自擁有一座要塞，從前那裡都在拂曉時執行槍決。過了一段時間以後，我常常會逆向沿著這條路走。

將近晚上九點，我經「藝術」橋穿過塞納河，離開了左岸，來到「科羅娜咖啡館」。但是，這次，我獨自一人坐在盡頭的一張桌子旁，我不需要尋找字眼跟那個身穿海軍藍大衣的可疑傢伙說話了。我開始感到如釋重負。在河對面，我已經拋下了一片我曾身陷其中的沼澤地帶。我在陸地已經站穩腳跟。這裡，燈光更加耀眼。我聽見霓虹燈發出嵫嵫的聲響。過一會兒，我會順著一座座拱廊，在露天漫步，一直走到協和廣場。夜色清朗，萬籟俱寂。美好的前程展現在我的面前。我獨自一人在「科羅娜」，我聆聽著聖日耳曼一奧賽爾的自鳴鐘報時的鐘聲。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上星期我參加的博維埃爾和他弟子的幾次聚會。是的，這些聚會總是在當費爾一羅什魯廣場周圍的咖啡館里舉行。除了一個晚上，那次在更遠些的阿雷齊亞路，「終點站」咖啡館那兒，我和父親有時就在那兒見面。那天晚上，我想象他與博維埃爾的會面。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博維埃爾，有點故作莊重，愛擺權威架子，持有學位證書，受到他那「博士」和思想領路人這一身份地位的庇護。

而我的父親，則更喜歡冒險，他惟一的學校就是街頭的教育。兩個人都是騙子，各有自己的方式。

上一次，博維埃爾散發幾份謄印講義，我從那個鷹臉男孩那兒得知，這些講義是他在一些我不知道的什麼樣的大學或高等研究學院里講授的課程。他們都去聽過課，然而，我，說真的，我並不想和其他人一起排排坐，坐在學校的長椅上。對我來說，寄宿學校和兵營生活就足夠了。那天晚上，鷹臉在散發講義，當時，博維埃爾正舒服地坐在仿皮漆布的坐席上，我打手勢，委婉表示我不需要講義。鷹臉便向我投來含有責備意味的目光。我不願意使他不愉快。於是，我就收下講義。

後來，我在我房間里嘗試著閱讀這份講義，可是，看了第一頁后，我就無法繼續讀下去。我彷彿覺得還聽見博維埃爾講課的聲音。這個聲音既不是男性的，也不是女性的，在這個聲音里，有某種滑溜溜的東西，某種冷冰冰、滑溜溜的東西，對我沒有絲毫的影響，但是，它會慢慢地、不知不覺地滲透到別人的心中，造成某種類似麻痹的狀態，從而置於這個人的控制之下。昨天下午，我想起了他臉部的輪廓，如同照相那樣精確：顴頰，深凹人眼眶的一對明亮的小眼睛。活像一個骷髏。厚厚的嘴唇奇怪地往外翻。而嗓音是那麼冷，那麼滑??我記得，在這一時期，還有其他一些像他那樣的骷髏頭，某些精神導師，某些思想領路人和一些哲學派別，那些像我這樣年紀的人在這些學派里尋找一種政治學說，一種嚴格的信條，一位使人全心全意效忠於他的最高統領。我再也不清楚，為什麼我能夠逃脫這些危險。我同別人一樣脆弱。沒有什麼使我真正區別於聚集在博維埃爾周圍的這些神經兮兮的聽眾。我也一樣，我需要事物的確實性。究竟是因為什麼樣的奇迹，我才沒有中圈套呢?我把這歸功於我的怠惰和缺乏遠見。或許也因為某種平庸，使我拘泥於具體的細節。

是的，這個男人戴著一條玫瑰紅色的領帶。而這個女人的香水是以一種宿球類花草為基調。卡爾諾大街呈斜坡狀。您是否注意到，傍晚時分，在有些街道上，您滿眼都是落日的餘輝?有人把我當作白痴。

8

如果我向他們承認我出席聚會的其中一個理由，那麼，我就會使他們大大地失望。在他們中問，我已經發現有一個人使我感到比其他人更有意思，是一位名叫埃萊娜·納瓦希那的女子。一位藍眼睛的棕發女郎。

只有她根本不做筆記。那位總是待在博維埃爾身邊的金黃色頭髮的女人，滿懷戒心地打量她，好像她可能成為一名情敵，然而，博維埃爾從來沒有注意過她。這個埃萊娜·納瓦希那，看來不認識小組裡的任何成員，而且，不跟他們說話。聚會結束后，我看見她獨自一人離開，穿過廣場，消失在地鐵站出人口。一天晚上，她把一本視唱教本放在膝蓋上。散會後，我問她是不是音樂家，然後，我們倆並排而行。她教一些鋼琴課，掙錢謀生，但是，她非常希望進音樂學院學習。

那天晚上，我同她一起乘地鐵。她告訴我，她住在里昂火車站附近，為了一直陪著她，我就杜撰自己正好在那附近有個約會。多年以後，在當費爾和義大利廣場之間這同一條空中地鐵線上，片刻間，我曾希望跨越時間的距離，重又坐在咖啡館的坐席上，坐在埃萊娜·納瓦希那的身旁。那時，一種十分強烈的空虛的感覺充滿了我的心頭，為了使自己定下心神，我對自己說，這是因為地鐵懸於林蔭大道和一排排大樓之上的緣故。一旦地鐵線又回到地下時，我就不再會體驗到這種眩暈和失神的感受。一切都會恢復正常，回到日復一日的心安理得的單調生活中。那天晚上，車廂里，我們倆周圍幾乎沒什麼人。正是高峰時刻之後。我問她為什麼參加博維埃爾的聚會。她並不認識他，但讀過他寫的一篇關於印度音樂的文章，這篇文章開闊了她的視野，但是，這個人卻使她有些失望，而且，他「講授」

的內容也與這篇文章不相適應。如果我願意的話，她會讓我讀一讀這篇文章。

而我，哪一條路把我引向當費爾一羅什魯地區的群體呢?只是單純的好奇心。我對博維埃爾感興趣。

我想要知道有關他更多的事情。一位博維埃爾博士的生活可能是什麼樣的呢?她莞爾一笑。她也對曾對自己提出這個問題。初看起來，他從未結過婚，而且對某幾位女學生頗有意思。可是，他究竟是否真的有興趣呢?她們總是具有同樣的體貌特徵：蒼白的臉色，金黃色的頭髮，儼然信奉基督教的年輕姑娘的嚴肅神態，接近於神秘主義。起初，這一點使埃萊娜感到不安。在討論會過程中，她感覺到有幾位年輕姑娘傲慢地盯視她，而且覺得她跟她們不是一個格調的。於是，我就對她說，我們倒是挺合得來。我呢，我也一樣，我從來沒有感覺到跟什麼東西合拍。我想，她大概和我一樣，在巴黎感到有點失落，沒有什麼親緣關係，儘力尋找一個可能指導自己生活方向的軸心，有時與一些博維埃爾博士們交錯而過。在博維埃爾身上發生的一件小事曾使我們倆驚訝不已。在前一個星期的一次聚會，他的臉腫了起來，彷彿有人痛打了他一頓：一隻眼睛發黑，而鼻樑上和脖子周圍都有一些瘀斑。他對自己身上發生的事情隻字不提，而且，為了轉移注意力，他顯得得比平時更加起勁。他同聽眾們交談，常常問我們，我們對他所講的一切是否清楚、明白。在整個講座過程中，只有鷹臉秘書和那位膚色白皙的金髮女子神色不安地盯視他。講座結束后，金髮女子在他臉上敷了塊葯紗布，他則面帶微笑地由她照顧。誰都不敢向他提出哪怕最簡單的問題。「您不覺得這有點怪嗎?」埃萊娜。納瓦希那問我，她的語氣鎮靜自若，彷彿看穿了一切似的，如同那些從小就對什麼事都司空見慣的人那樣。我差一點就要同她談起，我在皮卡爾見到的與博維埃爾在一起的那個女人，但是，我難以想象這個女人居然這樣把他痛打一頓。再說，也沒有任何一個女人會這樣。不，這想必是某種更加意外、更加複雜的東西。在博維埃爾博士的生活中，有陰暗的部分，也許是一個他認為見不得人的秘密。我聳了聳肩，對埃萊娜·納瓦希那說，這就是巴黎的秘密中的一個組成部分。

她居住在里昂火車站對面那一大片樓房中。我向她解釋，我比約會的時問早到了一個小時。她歡迎我到她家，以免在外面久等。可惜，她的母親卻不能容忍她出其不意地帶個人回家，到她們位於埃米爾一吉貝爾街5號的小小的套間來。

9

隨後的一次聚會時，我重又見到了埃萊娜·納瓦希那。博維埃爾博士臉上的瘀斑幾乎看不見了，他只在左頰上貼了一塊小小的橡皮膏。我們始終不知道究竟是誰打了他。他不會透露隻字片語。甚至，每次和他一起上車的那位金髮姑娘也一無所知，我對此深信不疑。男人們會帶著他們的秘密離開人世。

那天晚上，我問埃萊娜·納瓦希那，她為什麼對印度音樂有那麼濃厚的興趣。她告訴我，為了擺脫壓在心頭的重負，並最終到1Ali'1能夠呼吸到純凈而清新的空氣的境界，她經常聆聽這種音樂。而且，這是一種沉靜的音樂。她需要輕鬆和寧靜。我贊同她的意見。

我陪她去上鋼琴課。她大部分是在七區上課。我就一邊漫步，一邊等候她，或者，在雨雪天的下午，我就躲進一家最靠近她去上課的那棟大樓的咖啡館里。每次鋼琴課都持續一個小時。她每天有三到四個小時的課。

於是，在她上課期間，我就沿著軍事學校那些荒廢的房屋踽踽獨行。我擔心自己失去記憶，擔心自己迷了路而又不敢問路。行人很少，我能詢問他們我該走哪條路嗎?一天下午，在塞居爾大街的盡頭，到了15區邊上，我突然感到驚惶萬分。我彷彿覺得自己快融化在這片預示大雪來臨的濃霧裡。我希望有個人拽住我的手臂，對我說些寬慰的話：「不，這沒什麼，我的老兄??您大概缺乏睡眠??去喝一杯白蘭地吧??馬上就會過去的??」

我盡量回憶一些具體的細節。她對我說，對於鋼琴課，她總是不費力氣，輕易就安排好了。她讓他們學一樣的曲子。那首樂曲的名稱是胡梅爾（胡梅爾(JohannNepomukHummel，1778—1837)，德國著名作曲家．鋼琴家。）的包列羅舞曲。有一天晚上，她在一家餐廳地下室里被我們發現的一架鋼琴上彈奏了這首曲子。過一會兒，我會請她用口哨吹鬍梅爾的包列羅舞曲給我聽聽。想必是一個在西班牙旅行過的德國人。我最好還是在她授課的大樓前等著她。奇特的街區??一個琢磨不透的街區，博維埃爾會用他如此冰冷，如此滑溜的嗓音這麼說。我沉溺在這樣的情緒里是多麼懦弱啊??只要在塞居爾一蘇福蘭交叉路口出現了一點預示雪天的霧靄，就足以使我意志消沉。我真是個卑微的人。這是因為回憶起那天下午，當埃萊娜·納瓦希那從大樓走出來時下的那場雪，可是，每當我想起這一段生活，我就聞到了雪的氣味——更確切地說，一股凍壞你肺部的寒氣，而對我來說，它最終與乙醚的氣味混淆起來。某個下午，上完鋼琴課後，她在一塊薄冰上滑了一跤，她摔傷了手。破裂的傷口鮮血淋淋。在稍微遠一點的地方，我們找到了一家藥房。我要了藥棉和一瓶乙醚，而不是九十度的酒精。我不認為這是我故意犯的錯誤。

我們坐在一張長凳上，她打開瓶塞，就在她把棉花浸濕，要敷在傷口處時，我聞到了那麼濃烈的乙醚氣味，是我從小就那麼熟悉的氣味。我把藍色的瓶子放入我的口袋裡，但是，這氣味卻依然在我們周圍繚繞。這氣味充溢在我們經常歇息的里昂車站一帶的旅館房間內。這是在她回自己的家之前，不然，就是晚上將近九點鐘，她來同我見面時。這些旅館的服務台並不要求顧客出示身份證件。由於臨近火車站，來往的人太多了。顧客們在房間里逗留的時間不會很長，火車很快又要把他們帶走。昏暗的地方。有人遞給我們一張登記卡，我們必須在上面寫上我們的姓名和地址，不過，他們從來不會核實這些姓名和地址是否與這些人的護照或身份證相符。總是由我為我們倆填寫卡片。我就寫上不同的姓名和地址??然而，我同時把這些姓名和地址記錄在記事本里，以便下一次變換姓名。我希望把有關我們的線索和出生日期都弄混，因為我們倆還是未成年人。去年，我在一個舊票夾里發現了這頁紙，當時我把我們的假身份列成清單寫在上面。

喬治·阿卡德：巴黎9區，拉羅什福科路28號。

伊薇特·丹迪亞克：洛吉埃路75號。

安德列·加比頌：馬德里，若熱·胡安街17號。

讓一莫里斯·熱德林斯基和瑪麗一若斯·瓦思：比亞里茲，卡薩·蒙塔爾沃區。

雅克·皮什：柏林，施特格里茲，奧爾朗街2號。

帕特里克·德·泰魯阿納：尼斯，伯遼茲路2l號。

蘇茲·克萊：阿姆斯特丹，維擇爾街98號??

有人告訴我，每家旅館都會把這些登記卡轉交給毒品搜查組。那兒，他們把這些登記卡按字母順序排列。據說，以後他們就把這些卡片銷毀掉，但是，我並不相信這一點。登記卡依然原封不動地躺在柜子里。

某個晚上，一名退休的警察，閑得無聊，為打發時間翻閱所有這些老掉牙的資料，偶爾發現了安德列·加比頌或瑪麗一若斯·瓦思的登記卡。他暗自思量，為什麼三十多年來，這些人總是不住在原地，或地址不詳。他永遠不會知道真相。很久以前，有一位姑娘教授鋼琴課。

在我們相見的里昂車站一帶的旅館房間里，我注意到，那兒留下了消極防衛時期的黑色窗帘，然而，那已是戰後時期。人們聽見走廊里來來往往的腳步聲，砰然作響的關門聲，不時響起的電話鈴聲。房間隔牆那頭，整夜都有人在說話，嘹亮的嗓音是旅行推銷員的說話聲，正在沒完沒了地談論他們的生意。樓梯上傳來了提著行李的人的沉重的腳步聲。然而，儘管人聲鼎沸，我們倆終於到達她曾跟我談起的那恬靜、安謐的境界，在那兒，空氣是那麼清新。過了一會兒以後，我感到，從那時起，只有我們倆住在旅館里，旅館的客人都已離去。

他們到對面的火車站去乘火車。四周是如此安靜，以至我競以為，置身於靠近被大雪隱沒的邊境線上一個外省都市的小車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