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歌苓:寫作每天都是在寫向未知

嚴歌苓:寫作每天都是在寫向未知

佚名

她打造出無數靈魂,集卑微與高尚於一身,尖刻而寬容地活著,沉重而慈悲地愛。她的職業與造物者相類似。她曾經通宵達旦地失眠,最長一次34天不能入睡。痊癒后她說,「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犧牲了一個文學成功者的可能性,而成為一個健康和正常的妻子和女兒。」

她當過13年士兵上過前線,她做過舞蹈演員至今身材仍然挺拔,她1989年赴美生活,現為好萊塢編劇協會會員。可是,她心裡最深刻最鮮明的痕迹,仍是幾十年前冬天裡的一堆透明糖紙。這個痕迹決定了她從此之後必須寫作,也決定了她的終生主題。

她認同評論者如此說自己「你有的時候是向東方闡述一個西方,有的時候向西方闡述一個東方,有時候是向當代人闡述一個文革,你是一個闡述者。」

她是嚴歌苓,作家,好萊塢專業編劇,失眠症痊癒者。

作家嚴歌苓:一個作家本身就應該是一個妓女,一個強盜,一個死囚,一個總統。

某個黃昏,舊金山的街頭。

嚴歌苓與身後的少年交錯而過,雙方姿態如舞姿般優美,不留心幾乎看不出這是一場搶劫。

少年抓住嚴歌苓項鏈用力拽脫,衣服拉鏈鋸破她胸口皮膚。少年狂奔逃去。嚴歌苓神情恍惚佇立,沒有尖叫,她沉迷於自己迅速搭建起的故事裡,「我設想他的心理,他文質彬彬的氣質和他的舉止實在太不符合。所有人都說你怎麼還去走黑路,還是有那麼多好奇心,當時他要有一把刀不就捅了你嘛——好像在被捅掉之前,好奇心永遠不會死滅。」

這個親身經歷變成她的一篇小說《搶劫犯查理和我》。

「我是一個像貓一樣好奇的人,到現在還有許多好奇心沒有落實,包括我對妓女,死囚犯等。一個作家身上應該有社會上各種人物的縮影,他本身就應該是一個妓女,一個強盜,一個死囚,一個總統。」

「作家就是最典型的多重人格,他寫任何人物都能絕對站在這個人物的立場上,用他的情感去為他的人物辯護,哪怕是最最罪惡的行為。作家不應該有絕對的道德判斷,任何一件事如果它有審美價值對作家就足夠了。」

不論好壞,只問美醜。這是她的人性主義的立場,也是嚴歌苓小說鮮明的色彩基調。

這些話,由樸實甚至有些木衲的嚴歌苓靜靜說出,總會有一種奇特的反差:這樣的人,怎麼會創造出那樣多的面孔,那麼多心臟深處藏著風暴、眼睛裡邊生著驚雷的靈魂,那麼多孤高絕望的心靈,是什麼樣的生活,什麼樣的心靈才會源源不斷地訴說這一切?

「我的童年啊,文革看到父親被折磨,那個十年,和後來12歲我到部隊到25歲退伍,這個階段使我看到人性的各種各樣的表演。」

她是作家的女兒,從小在音樂、藝術里熏陶長大,這樣的聰慧和易碎,文革10年對她的影響可想而知。

「我是形象記憶和色彩記憶很強的人,我記得一對老年夫妻爬到很高的樓上,他們吃光了半年發的糖果,然後跳樓自殺了,地上被砸出了兩個坑。他們剩下很多透明的糖紙,很多天後,糖紙還在那個樓的附近飛,這是我7、8歲時見到的,印象非常深刻。」

幾十年後,說起這些,嚴歌苓聲音矜持,面容淡漠。然而記憶里飄著的彩色糖紙,這麼多年都忘不掉,恐怕終生也就忘不掉了。於是成為她終生寫作最深的母題,和她書寫大洋彼岸的移民生活的小說遙相呼應,組織出一個生於50年代者凄烈的一生。

12歲當兵,舞蹈演員。25歲退伍時她已經是一名軍隊作家。

「什麼時候知道自己可以寫東西?」

「好像是一夜之間。」

是中越自衛反擊戰。在成都軍區的嚴歌苓申請去做前線通訊員,因為她好奇。「到前線后發現戰爭是這樣的,一夜之間可以抬下來一千多名傷兵。」

從此以後就可以寫了。

局外人嚴歌苓:我非常滿足現在我的邊緣人的狀態。

作家娜斯在舊金山的餐館見過嚴歌苓。當時她是就餐者,她是女侍者。嚴歌苓揮手沖隊伍尾巴的娜斯大聲說:「過來,不用排隊!」

——說的是中文,又大聲,旁邊的美國人都看傻了。

他們不知道給自己端盤子的是多麼出色的作家。

遷徙從童年開始。

她的童年在上海、安徽兩地往返。「我從小就有一種邊緣人的狀態,到了上海說普通話,到了安徽就說上海話。我總是希望我是一個局外人,外來客,不至完全融入當地文化。」

生命里最重要的城市是成都,喜歡當地人的幽默,喜歡四川到西藏一路的綺麗山水,上海那種小里弄她是瞧不上的,她喜歡大山大水,濃墨重彩的景色,是不是這樣人的心裡,註定會有大起大落的感情需要宣洩?

「到芝加哥時我30歲,那兒是我上學,打工,吃過很多苦的地方,一個讓你吃過很多苦的地方,總是會讓你有親切感。人總是這樣,愛和恨是一起來的。」

上海—芝加哥—舊金山—北京……她的文學是遷徙文學,候鳥文學。

不單是她寫了移民才是移民小說,而是因為,她寫中國,是站在大洋彼岸;寫美國,是用一個在中國成長了20多年的人的心態和眼光,她的心態、立場永遠在漂浮。

「我希望自己是個邊緣人,在中國作家群里,美國作家群里,我都不是一個隨大流的,我根本瞧不起任何一地的主旋律。對任何一個國家,我都很國際化。」

這樣她和任何一個中國的、美國的作家比起來,始終都有她自己的一個格局。

當她寫一時一地的文化風俗人情之時,她會去考察,但會將資料統統「化」掉,打上鮮明的「嚴歌苓製造」的標誌。「我理解的深不深,透不透是另一回事,但我是這樣一個立場,任何文化都不可能將我化掉。」

在新書《花兒與少年》的後記里,她寫到納博科夫:「把沒有選擇的流亡變成了有選擇的「自我流放」,使無所歸屬的不適,甚至痛苦反過來營養他的感情和語言。」——某種程度上,這可以看做她自己的表述。

而定居的國家卻讓她有巨大的幻滅,這幻滅不因為她在那裡結婚、有不錯的收入、出過幾本暢銷書就可以抵消,因為,「作為一個追求精神高貴的人,他不是物質生活就可以讓他滿足,就能讓他消停了。最主要的是理想主義啊。我們所有的追求都是在尋找一種高於物質的信念。」

這個時候,你能清楚地聽到這個女人的年齡,她生於上個世紀50年代的不合適宜的痛苦與倔強。

「美國出兵伊拉克的前夜,我連著幾夜拿著蠟燭在街上跟人一起遊行,他們都說我很天真,這麼大歲數還去參加學生們的行為,但我就是這麼一個人,我永遠以為我微小的舉動可以影響到一個大的舉措。

巴黎比較好,你能看到公園裡,一個老太太在滿是鴿子糞的長椅上讀一本厚厚的托斯妥也夫斯基,晃動的地鐵里,有人在讀詩集——這是一種趣味。這時候你能想到,美國不是這樣的國家。歐洲是的。」

歐洲是的。嚴歌苓也是的。她終生都在尋找一種趣味、一種審美。惟一不能忍受的是:活得沒勁。

失眠者嚴歌苓:夜晚奇遇記

「他是個像我一樣的著書者;那種對自己潛力、才華期望過高,夜夜熬自己、榨自己,想最終從自己清苦潦倒的生命中榨出偉大聲名的一類人。」(嚴歌苓《失眠者的艷遇》)

嚴歌苓有嚴重失眠症,最長一次長達34天,「思維就這麼短,一下又冒出來別的想法,一下一下的。視覺形象也不準確,全都是非常誇張的,東西到你面前,快很多倍,嘩一下就到了你面前,嘩一下就消失了。」

「《白蛇》是1998年的作品,也是在極度失眠的狀態下創作的——好象我的作品都能追溯到我的失眠程度——那種病態的敏感、激情是非常痛苦的,你覺得自己已經是最後一口氣來寫這個東西。晚上就完全靠安眠藥,昏過去幾個鐘頭,然後又醒來,接著寫,寫完覺得很失敗。」

直到台灣和美國的評論掌聲如雷,他們讚揚這個女人寫這種細膩的、如詩一般的小說竟是大師手筆,嚴歌苓才想,或許在最病態的狀態、最垂死的狀態下寫出來的東西未必就是垃圾,相反,它可能是最好的。

「通過這個作品,我想任何一種深沉的莊嚴的感情我都是尊敬的。」

可以想象,在美國大都會的所有燈火都依次熄滅之後,嚴歌苓房間的燈仍惱火地亮著、無奈而委屈地亮著,那麼多的夜晚,那麼多多出來的時間,足夠她把人生和自己都更清楚地看一遍。那樣的世界,是垂死然而精彩的。

「失眠讓你看到一些超於現實的東西,那個階段,我對世界的認識就像畢加索的畫,是多維空間的。現在我治好了,但我希望能找到那種魔幻的、誇張的狀態——但這不是你自己能決定的,我希望有健康和正常的壽命,不願意為文學犧牲這些。

很多小說家都是婚姻和人生的失敗者、文學的成功者,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犧牲了一個文學成功者的可能性,而成為一個健康和正常的妻子和女兒。」

「醫生跟我說了,(治好了)可能會失去你最敏感的東西,你願不願意為這個付出代價,我說:願。」

她笑臉盈盈地回答,彷彿有所慶幸。然而,你不能肯定她心裡沒有遺憾。

她掩飾的很好,你看不出。

小婦人嚴歌苓:除了我的筆,我的一切都是可預期的

嚴歌苓的先生剛剛回美國外交部復職,2004年他將去非洲某國任參贊。他說,嚴歌苓是一個最容易預期,最讓人沒有驚訝的人,每天她就干這幾件事:遛狗,喝咖啡,寫作。

「剛剛結婚不多久,我們吵架,我說我要去汽車旅館,他說不安全呀,天太晚了,我開車送你吧——中國男人在這種情況下會說,這麼晚你去哪兒啊,閉嘴,別胡鬧了——而他真的是打算開車送你去。你就覺得自己撞了個牆,那個牆是橡皮的。

後來漸漸發覺,有不快你最好表達出來,不要用肢體語言、面部表情,最好用語言告訴他,而且不要帶情緒,摔摔打打的。現在我會直接跟他說任何想法。」

從最初的男女矛盾、文化矛盾引起的誤會與爭論,到如今,白皮膚藍眼睛的先生已經被她感染著看完了英文《紅樓夢》,正在看中文版。這當中的磨合之道,嚴歌苓說來無非一句話:「寬容寬容再寬容,妥協妥協再妥協。」

「生活中,我不太善於社交,包括媒體。我燒菜特別好……只要是一個人工作的事,我就很擅長。或者是跟某個人結為朋友,我就非常依賴她們,但泛泛之交,我就覺得非常吃力。」

或許所有的天才都是如此,在不需要和別人配合的時刻,總能獲得許多歡樂愉悅。張愛玲、三毛……這個名單里,你還可以添上許多。

「我不是一個很定性的人,有很多不切實際的主意:想做一個很好的廚師,開一個小餐廳,只給朋友來吃;想製作一部絕對不妥協的,我自己的電影;到法國、日本去住一兩年,養一群斑馬……」

是,她依然有這麼多的好奇心,每一個好奇,都是向生活發出的一次詢問:生命還有沒有更大的、更多的可能性?而生活里她原來是這樣平凡普通的小婦人,寫作、看書,晚上做飯,夜晚看一部好電影,做為對自己一天的犒勞。

可是她不覺得生命乏味。因為,「寫作每天都是在寫向未知啊。特別是小說寫到一半,根本不是你左右他,而是他在左右你,他們要幹什麼你根本不知道,這個時候非常痛快。

我的筆是每天都不能預期的。除了這個,我的一切都可以預期。」

她的書房,她的電腦,她的鉛筆,就是她向未來飛去的羽毛。

這麼多年,從未停止。

檔案:嚴歌苓,獲得過海外9項文學大獎,小說《扶桑》2001年登《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前十名,2002年當代文學出版社出版7卷一套《嚴歌苓文集》,由她編劇的電影《少女小漁》獲「亞太地區國際電視節最佳影片獎」,與陳沖合作的電影《天浴》獲台灣金馬獎七項大獎並獨得編劇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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