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4月份，劇本改編完成，自己覺得，抓緊拍出來，年底能和《英雄》一爭天下。

寫到這裡時，《英雄》已經舉行了首映式，報上出現一些唱反調的評論，碰到記者也都想勾著你說三道四。我對記者說：媒體是什麼心態我猜不出來，但當導演的千萬不要因為嫉妒，恨不得《英雄》栽跟頭，你嫉妒人家也不能解決自己的問題，這是中國人的毛病，世界盃上中國隊球踢得特臭，韓國隊踢得特棒，於是中國球迷把對自己的失望變成了對韓國的嫉妒，天天在報紙上給韓國潑髒水，我也是每場都壓韓國輸，結果場場都是韓國贏。再說，一部電影不能解決那麼多的問題，能把一個任務完成好了就很不容易了。張藝謀也說了，這是一部商業片，目的只有一個，好看，賣錢。我看這個目標他是實現了，而且幹得很漂亮。我凈說些招文化人不愛聽的話，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更沒有無緣無故的愛。同情張藝謀是因為我也受過同樣的害。現在終於有伴了。

《天下無賊》的劇本送去審查，得到的答覆是，希望我換一個題材。究其原因，是上面認為：以賊作為影片的主角似有不妥。這是我萬沒有想到的，我一直認為，就影片的主題來說，浪子回頭，呼喚人間美好情感這一主題，是非常正面的。我一再解釋，寫一個賊，良心發現，改邪歸正，這種把鬼變成人的故事，有對比，力量大。我還舉例子說：就像寫一個妓女從良，比從頭到尾都寫一個良家婦女的故事要感人的多。但我的解釋是徒勞的，大家還是很擔心，生怕出來的效果給改革開放的新社會抹黑。由此我發現，勸賊向善容易，勸審查寬鬆，難。

當然公平地說，這幾年電影局對我的影片一向很重視，也一路開綠燈放行，對我的作品審得緊點，也是因為我的電影受眾甚廣，有時他們認為不是問題的問題，上映后，就有人寫信告電影局的狀，弄得領導還得替我作檢討，比「竇娥還冤。」

放下《天下無賊》，我的目光再次伸向一直放在案頭的劇本《溫故一九四二》，它是根據劉震雲的同名小說改編，並由劉震雲本人親自擔任編劇創作的一個劇本。

它既是一幅波瀾壯闊一瀉千里的流亡圖，又是一部中華民族的心靈史。劇本涉及三千萬饑寒交迫的河南災民，和他們之中在西出潼關的流亡途中凍餓而死的三百萬冤魂，同時它的視野又非常的寬廣，上至操縱世界格局變化的風雲人物；下至餓得奄奄一息，倒在路邊等著被野狗吃掉的一個又一個災民。既有蔣介石作為一個統治者，面對國難家仇、山河破碎的複雜心情；又有西方傳教士在利用飢荒傳教時，由於內心的恐懼和目睹的慘況而發生的人格分裂。而當這麼多錯綜複雜的關係攪拌到一起的時候，我們看到的主角既不是命不如紙的災民，也不是他們的統治者蔣介石。主角只有一個，那就是民族。劉震雲在打撈三百萬看似和我們沒有關係的冤魂的同時，又吹落歷史的塵埃，把一個我們不願意麵對的結論交給了我們。誰也跑不了，我們都是災民的後代。拍攝這樣一部影片是我由來已久的夢想，為了實現這個夢想，我們於8年前就已經起意要做這件事情。記得那是1994年，我和劉震雲一同參加北京青聯的會議期間，我對他說：如果你信任我，我想把你的《溫故一九四二》拍成一部電影。他對我說：現在時機還不成熟，我們對事物的認識仍然還只停留在它的表面，而提高我們的認識是需要時間的，這個過程是不能被省略的。

2000年的春節，我接到劉震雲的電話，他在電話里向我和徐帆拜年，同時把一件新世紀的禮物交給了他的朋友。劉震雲在打撈三百萬看似和我們沒有關係的冤魂的同時，又吹落歷史的塵埃，把一個結論交給了我們。

他對我說：關於《溫故一九四二》的事情，我們可以開始上路了。

節后的一天晚上，劉震雲從他的故鄉回來，我們喝光家中冰箱里的所有啤酒，仍然意猶未盡。

我問他：為什麼決定把這個禮物給我？在別人看來，我可能不是拍攝這樣一部影片的最佳人選。他對我說：我們的確有幾個優秀的前鋒，但他們已經衝到了底線，要想進球，最好的方法就是，把球傳給正從中場起動的隊員，我看到馮老師恰在此時從中路插上，球就傳給你吧。我們開了一個座談會，請每個看了小說的人談改編的想法，幾乎每位與會者都認為，這是一部調查體的小說，改編成電影難以想像。

會後，我們倆坐在樹陰下沉默良久，劉震雲對我說：最好的方法其實就是最笨的方法。所有事後被認為是無用的努力，事前都是不可缺少的工作。正如，有一句人們常說的話：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所謂驀然回首，絕不是站在那裡不動，偶一回頭，必是在黑夜裡，在崎嶇的山路上，摸著黑，走了很多的冤枉路，找了許久才驀然發現的。

我們決定從最基礎做起，去河南採訪，路上想。

這件事情我們得到了「華誼兄弟」的全力資助，組成了一個採訪小組，兩下河南，又先後赴陝西、重慶、山西、開羅尋根問底，了解事情的來龍去脈，為此拍攝了幾十個小時的紀錄片，在計劃採訪的名單里有一位老人，名叫白修德，曾是美國時代周刊派往中國戰區的記者，正是他，把發生在1942年的災荒和親身的經歷寫成文章，發表在時代周刊上，讓世界了解了發生在中國河南的悲劇。遺憾的是，老人已於九五年在美國去世。讓我們失去很多有價值的線索。

採訪途中，我們經過河南鞏義的一個村莊，看到一座教堂，停車走進去，遇到一位年過90的老太太，名叫劉和平。和她攀談中，我們得知了一些1942年災情。

劉和平曾目睹災民因絕望，一扁擔下去將自己餓得奄奄一息的孩子活活拍死。

她還敘述了一件和吃有關的事情，那是她的同鄉在逃荒的路上，餓得實在沒有勁了，昏倒在路邊，忽然感到一陣劇痛，睜開眼，嚇了一跳，發現正有另一災民用鐮刀在他的屁股蛋子上割下一塊肉。同鄉忙喊：我還中！別吃我！割肉的災民卻說：你不中了，救救我吧。這種人吃人的事情，我們聽了怵目驚心，但劉和平老人卻表情漠然。她說：餓死的人太多了。在那次大飢荒里她的親人也餓死了，因此當時她流淚不止，後來被一座教堂收留，神父讓她把手放在聖經上，神父說一句她學一句。

神父說：主啊，你擦擦我的眼睛，讓我不要再流淚。

她跟著重複了神父的話。

劉和平對我們說：從那以後，直到今天，我再也沒有流過淚。也是從那時起，她成了一個虔誠的基督徒。

我們問她：天堂是什麼樣子？

她說：玉石門面黃金街，喝口涼水都不餓。

由此可見，飢餓在她的心裡留下了多麼深重的傷痕。

最後劉和平老人給我們唱了一首頌歌，她的嗓音沙啞，音調平淡，但她的歌聲卻流進了我們的心裡。

她唱道：

生命的河，喜悅的河，緩緩流進我的心窩，我要唱一首歌，一首天上的歌，天上的烏雲，心裡的憂傷，全都灑落……

在赴重慶採訪的時候，我們在蔣介石的「黃山別墅」看到一幅歷史照片，照片上是一木頭做的紡車。通過說明，我們得知這架紡車是蔣委員長出訪印度時，甘地先生送給蔣夫人的。後來在史料中劉震雲了解到，蔣介石曾對當時的外交部長陳布雷說，他最羨慕兩個人，一個是甘地，一個是毛澤東。他說：他們兩人都可以成為一個純粹的民族主義者，而我卻不能。

「黃山別墅」非常簡陋，和我們對國家領袖居所的想象大相徑庭。我對劉震雲說：看起來，中國的革命和反革命都很簡陋。

他說：委員長也是災民。

由此我想到另外一次採訪，那是我去參加開羅電影節，採訪小組也一同前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