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大兵瑞恩》：觀后與寫后

要說《拯救大兵瑞恩》體現了多麼深刻的人道精神，似也未必見得。當然，斯皮爾伯格確是加足作料，燴制了一道人道主義的大餐。他總是善於將各種人類精神奉獻給好萊塢的票房。事實上，排除各種渲染，拯救大兵瑞恩也僅是通常意義上的人道原則。我們中國曆來都有獨子不當兵的政策，只不過沒有加以抒情化解釋，強調母親的原因，倒是以為天經地義，事當如此。再說，故事也並不像那種極端化的講法，是以八條人命換取瑞恩一命，而是八個人去救一個人。也是從效果考慮，參加拯救的兵力越強，彼此的安全就越有保障。後來的犧牲，則主要是在保衛橋頭的小規模戰役中造成，但換來的是這一陣地的決定性勝利，亦是正常的戰爭傷亡，和八個人拯救大兵一個人關係又不大了。總之，斯皮爾伯格的每一項崇高的名義，都是從一個淺薄的定義擴張而至。但他掌握著電影語言的暴力，每一回他都能成功地將他的成果強加於人們。不過，話又說回來，這一次，《拯救大兵瑞恩》略略事出意外。

當拯救小分隊整裝就緒，出發上路，故事的真正的形式，方才展開了。這是一個很美妙的形式，隱藏著一種抒情的性質，這才是故事所以為故事的基本要素。在斯皮爾伯格以往的電影里，有的只是過激的場面，由場面鋪排而成，故事卻都是簡單的、粗略的，不究細節的。這回畢竟略有改觀。拯救小分隊經過一個個陣地、戰場，一支支部隊，詢問著：見沒見到瑞恩？故事的美妙形式便呈現了出來。可惜斯皮爾伯格一貫抓不住真正重要的東西，他醉心於強權性質的手段，就是那種直觀的，立竿見影的手段。比如諾曼底登陸戰，再比如在橋頭戰鬥間歇，聽法國女高音的唱片，都是足夠煽動情緒的場面，與故事卻並無補益。但是他到底還是從指縫裡遺漏了些故事的碎屑給我們。比如小分隊穿行在前線下來的部隊里，四處打聽著，見沒見到瑞恩，有人告訴他們，某某人說起過瑞恩。這一筆真的很動人，瑞恩初露端倪，在一種游移不定，撲朔迷離的傳聞之中。其實，故事要做的就是這個，目標如何漸漸顯形，終於從無到有。先前的，在犧牲者的身份牌里尋找瑞恩的名字也很好。分開來挑揀名牌的幾伙，不時互相問道：見沒見到瑞恩。大兵瑞恩，就在這不到場的場合下被反覆點名、詢問，繼而受到認同，很有詩意。找錯的那一筆亦是非常有趣。在此，斯皮爾伯格幹得不錯，將這場面表述得相當有趣味。他拍了一個長長的跟蹤鏡頭，跟蹤那搞錯了的瑞恩一路跑來。這瑞恩當然是個年輕、高大、英俊的男孩子，全副武裝待命的樣子，可他跑步的姿態卻怎麼也不像個兵，腳步拖著地，腰倒是直的，屁股就有些往後坐，身上的披掛又都不大利索，這裡那裡鬆了下來，便哐啷作響。臉上的表情則有點慌張、茫然。他看上去就像個正在地里做活、臨時抓夫抓來的農人，在軍隊里呢，則是個無可無不可的角色，從來也不曾有當官的特別需要召見他的時候。結果鬧了個大誤會，把這孩子惹哭了，吵著要回家，瑞恩還是沒出場。於是硝煙瀰漫中繼續打問：見沒見到瑞恩？有了這些東西，這部電影才好看起來。

我寫農村，並不是出於懷舊，也不是為祭奠插隊的日子，而是因為，農村生活的方式，在我眼裡日漸呈現出審美的性質，上升為形式。這取決於它是一種緩慢的、曲折的、委婉的生活，邊緣比較模糊，伸著一些觸角，有著漫流的自由的形態。

比如，著名的盛產年畫的楊家埠。在往昔的歲月里，收過秋後，就有販年畫的客商，從遙遠的東北趕著馬車早早來到楊家埠。他們睡在畫坊的閣樓上，畫坊里通宵達旦刻印年畫，趕著定貨。客人睡夢裡都是，印板拍著印機，啪啪的響聲。等貨齊了，捆紮著裝上車，再上漫漫歸程。此時，已近年關。這一個買賣的過程，相當漫長，效率相當低。每一步都須人到手到，就是由於這樣具體的動作和環境，情景便產生了。還有，在紹興的鄉間，我認識一位公公，他每天上午要去鎮上茶館喝茶。他背一個竹籃，籃里放著自己愛吃的糕點，籃上再掛一件布衫，以防變天時好添加。一清早起身，沿了河走一段，稻田間的田埂走一段，穿過一兩個村落，走過二三座木橋，太陽高了，他就踏進了茶館。我住鎮上的時候，他送過我兩次禮，一次是他園子里結的第一個葫蘆，二次是他喂的母雞下的頭一批蛋。這就是公公的生活方式，這種方式是可稱為形式的，因為它的精神性成份，已經超過了實用的任務。再有，我所插隊的安徽農村，縣裡召開基層幹部會，是不負責伙食的，那就需要隊里自己解決吃飯的問題。於是，便要帶上個專門做飯的，還要到城裡聯繫個做飯的地方。這種方式也是具有人情味的，它包含著人和人具體的特定的關係。在那裡，假如有人病重，要送城裡醫院治療，病人要去，病人的丈夫或者妻子自然也要去。父母一走，孩子怎麼辦？帶去。那麼豬誰來喂？雞誰來喂？於是跟去。狗會自己找食，本是不必去的，可因為眷戀家人，便也去了。就這樣，醫院的院子里都是一家子，一家子，雞飛狗跳，煙薰火燎，像個野營宿地。可是，有趣味的形式，就是發生於此。在農村時，有個小姊妹邀我一同去趕集，她怎麼動員我？她說，路上要經過兩口井呢，都是甜水井！

這種方式在當時都被艱難的生計掩住了，如今，在一個審美的領域裡，我重新發現了它們。它們確實是以低效率和不方便為代價的，可是，藝術和現代化究竟又有什麼關係呢？

城市為了追求效率，它將勞動與享受歸納為抽象的生產和消費，以制度化的方式保證了功能。細節在制度的格式里簡約，具體生動的性質漸漸消失了。它過速地完成過程，達到目的，餘下來的還有什麼呢？其實，所有的形式都是在過程中的。過程縮減了，形式便也簡化了。所以，描寫城市生活的小說不得不充滿言論和解析，因為缺乏形式，於是難以組織好的故事。現代小說故事的變形、誇張、顛倒，都是為了解決形式的匱乏，但也無濟於事。以至於，流浪漢、無業者、罪犯、外鄉人、內省人、精神病患者，會成為城市生活小說的英雄，因為他們衝出了格式，是制度外人。他們承擔了重建形式的幻想。在這一個發展中的時期，我們的城市其實還未形成嚴格的制度，格式是有缺陷的，這樣的生活方式有著傳奇的表面，它並不就因此上升為形式，因為它缺乏格調。在突如其來的衝擊之下，人都是散了神的。而真正的形式，則需要精神的價值，這價值是在長時間的學習、訓練、約束、進取中鍛煉而成。而現在，顯然時間不夠。像我們目前的描寫發展中城市生活的小說，往往是惡俗的故事，這是過於接近的現實提供的資料。

小說這東西，難就難在它是現實生活的藝術，所以必須在現實中找尋它的審美性質，也就是尋找生活的形式。現在，我就找到了我們的村莊。

1999年3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