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與胡適：左右不討好的開路先鋒（3）

他承認：

就是這幾篇文字猛力把我以我們古舊文明為自足，除戰爭的武器，商業轉運的工具外，沒有什麼要向西方求學的這種安樂夢中，震醒出來。它們開了給我，也就好像開了給幾千幾百別的人一樣，對於世界整個的新眼界。（胡適：《我的信仰》，89頁）

而梁啟超的《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用歷史的眼光整理中國舊學術思想，也給了胡適新的見解和啟發，使他知道了在「《四書》、《五經》之外中國還有學術思想」。然而不幸的是，這部規模宏大的著作，「梁先生做了幾章之後，忽然停止了，使我大失望。甲辰（1904年）以後，我在《新民叢報》上見他續作此篇，我高興極了。但我讀了這篇長文，終感覺不少的失望。第一，他論『全盛時代』，說了幾萬字的緒論，卻把『本論』（論諸家學說之根據及其長短得失）全擱下了，只注了一個『缺』字。他後來只補作了『子墨子學說』一篇，其餘各家始終沒有補。第二，『佛學時代』一章的本論一節也全沒有做。第三，他把第六個時代（宋、元、明）整個擱起不提。這一部學術思想史中間缺了三個最要緊的部分，使我眼巴巴的望了幾年。我在那失望的時期，自己忽發野心，心想：『我將來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補作這幾章缺了的中國學術思想史，豈不是很光榮的事業』？」（胡適：《四十自述》，50頁）他後來寫作《中國哲學史大綱》，就是把「這一點野心」當作種子，埋藏在心裡，慢慢長成了一株參天大樹。

很顯然，在梁啟超與胡適的關係中，始終存在著一種承前啟後的關係。青少年時代的胡適是把梁啟超當作精神、學術方面的導師或引路人的。從以上的敘述便可以看出，「梁啟超對胡適的影響是多麼重大，這種影響成了胡適『日後思想的濫觴，平生所學的抉擇，終身興趣的所在』，無怪乎在十多年後，胡適要寫信給梁啟超，要去天津拜訪他，『以慰平生渴思之懷』了」。（李敖：《胡適評傳》，96頁）

雖然胡適一直很仰慕梁啟超，但至少在1918年11月以前，他們無緣相見。胡適考取庚款留美官費生，入美國康奈爾大學留學，是在宣統二年（1910年7月）間，此時梁啟超還在日本過著他的流亡^H小說生活。1912年10月，梁啟超啟程回國，而胡適卻正在康奈爾準備做他的農學家。爾後，他先轉入該校文理學院，主修西方哲學；1915年10月，又往哥林比亞（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就學於杜威教授。這期間，他對活躍於國內的梁啟超仍十分關注。1912年11月初，他讀了國內報紙對梁啟超結束流亡生活、從日本回國的報道，在《日記》中寫道：

閱報時，知梁任公歸國，京津人士都歡迎之，讀之深嘆公道之尚在人心也。梁任公為吾國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國之思想界。十五年來，吾國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義及世界大勢者，皆梁氏之賜，此百喙所不能誣也。去年武漢革命，所以能一舉而全國響應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勢如破竹耳。使無梁氏之筆，雖有百十孫中山、黃克強，豈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詩「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時」，此二語唯梁氏可以當之無愧。（耿雲志：《胡適年譜》，2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