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慕司湯達（4）

如果有人認為，司湯達政治觀點的表達只是偶然為之，與其創作活動毫無關聯，可以像「愛情」、「文學」、「繪畫」那樣獨立成篇，那就大錯特錯。是的，我知道，司湯達曾經兩度寫過一句名言（先是在《拉辛與莎士比亞》中，後來又在《阿爾芒斯》里）：「凡是出現在一部文學作品中的政治觀點，就跟音樂會上的一聲槍響一樣。」但具體說來，他的作品大獲成功，對這句話所流露出來的擔憂給予了否定。雅各賓派思想滲入到了他的美學理念和道德。若是把《紅與黑》、《巴馬修道院》和《紅與白》中的政治性抽離出去，那麼，整座文學大廈便砰然坍塌。我們將無法理解法布里斯為什麼奔赴滑鐵盧，也無法理解他的其他舉動；也不能明白為什麼於連-索黑爾變得不可理喻；所有行動的推動力將瞬間瓦解。《紅與白》將只剩下50頁，並與其他的部分割裂開來。如果說司湯達從未感覺到政治像「音樂會上的一聲槍響」，那是因為他的世界政治觀與其藝術品位，對人類性格的見解以及他自己的存在著有機的聯繫。其政治眼光尤其高遠,因為在《拉辛與莎士#小說比亞》中，他一邊把政治說成「一聲槍響」，一邊又說「對當時政治短暫而貪婪利益的影射」是可惡的，想以此來澄清自己的思想。1834年，他在《紅與白》的空白處寫道：

要警惕政客將熱情的人掩蓋，政客在50年之後會自動冷卻，只是必須要等將來官司判定的時候帶來好處的那些東西。

司湯達的政治不是眼前的政治，而是偉大作家永葆青春的政治，司湯達將其定義為「自由的輕騎兵；他們永遠像火一樣燃燒」。

八

司湯達是個最頑固堅持作家主張的作家。在短暫的53年中，他從未停止過寫作和閱讀，氣定神閑時，他將自己練就成了具有個性語言和思想的大師。更奇特也更有意義的是，他並沒有陷入文學的束縛而無法自拔，並沒有認為他的功勞最高、最重要。恰恰相反，他對於政治的持續熱情，可能促使他在一定的時代將政治放在人類活動的首位，尤其是他所在的那個時代。1825年，他在給米奈的信中寫下這段話：「一位天才今天年滿17周歲，他將用政治演說……而不是哲學論著的形式……來為我們呈現出天才的必備條件，即崇高思想與深刻情感的糅合，我甚至認為如果莫里哀生在今日，他寧願做議員而不願做喜劇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