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國家意識、文學敘事與學者參政（5）..

誰是戰爭的犯罪者？今日舉世的目光都射在，舉世的手指都指向納粹主義德國和軍國主義日本的身上。日本還可以說，它原是戰前五強之一。德國是戰敗國，怎麼會有作戰能力。如果在慕尼黑會議時，德備已超越別國使張伯倫不得不讓步，那麼希特勒吞併奧地利時，怎麼不注意到？納粹軍進戰萊茵時，怎麼不注意到？是誰容忍德國有逃避國際眼光的秘密軍火庫？是誰直接、間接扶掖了納粹政權在德國的抬頭？是誰默許了一個有神經質、有犯罪傾向的獨身漢向德國人民號令一切？歐洲政治家這麼多年管的什麼事？

如此義正詞嚴的斥責加反詰，很難讓人想到是那個內斂溫和、謹慎小心的英美文學專家周煦良。當然，周煦良還有一篇名為《內戰中我們應有的認識和行動》文章，在這裡不妨對比一看：

自從先生自重慶飛返延安之後，我們就一直懷著鬼胎，覺得他莫要一去不返。現在這鬼胎不幸而證實：國共兩黨經過兩個月長時期的會談，除掉成立一些表面的妥協外，對國是並沒有達到具體結果，終於各自行動，而以兵刃相見了。這表示人民的願望已無足重輕，我們這些人等於遺棄掉；還有什麼話說！

兩相對比一看，意圖不言自明。周煦良的兩種聲音，在本質上反映了當時大部分學者的聲音，他們渴望以一種積極的姿態進入到「建國大業」的洪流當中，甚至以一種普世價值、人道主義的胸懷參與國際事務。連年的戰爭，禁錮的政治，使得他們壓抑的太久，知識分子骨子裡「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心態，結合歐美民主、人權的理念，使得他們對於和平的等待變成了對於實現自我機遇的期盼——在日寇投降、國共合作的1945年10月，這種期盼是很容易催化為激情的，但是一旦內戰爆發，他們就很容易繼續陷入低沉，書桌又成為了他們的最後陣地——這也是《新語》停刊的直接原因。

值得關注的是，由於傅雷、周煦良的留歐背景，導致了該刊所呈現出的「自由主義」傾向，這也是該刊不得不停刊的根本原因。作為二戰之後席捲中國甚至世界的自由主義思潮，對於中國知識界尤其是當時的期刊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抗戰結束前後國內雖沒有太多的期刊、雜誌創刊，但就在這少數期刊中，多半卻以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為主的刊物如上海的《觀察》、《時與文》，南京的《世紀評論》以及北京的《新自由》等等，在自由主義思潮下，思想界遂開始爭論「中國在戰後應該建立怎樣一種社會文化秩序」這一主要問題。《新語》也積極地介入到了關於自由主義的宣傳當中——譬如要求廢止書報檢查制度、對「國民的意義」的呼籲等等，使其成為了具備自由主義傾向的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