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查利一起旅行
到倫敦的頭一晚,我和馬德哈夫在巴克萊與一位老友共進晚餐。他叫羅伯特,雖然還不到40,但已經成功地管理一隻全球對沖基金很長時間了。他獨自經營基金,如今這種壓力已經讓他嘗到了苦頭。他現在得了慢性背部疾病,而且由於旅行太多,永遠處於時差和失眠的折磨中。他的婚姻也一步步走向死亡。我們見他的時候,他的眼睛帶著兩個大大的黑眼圈,精神委靡不振。(回去后,我跟馬德哈夫說,羅伯特需要一個女伴或是妻子。馬德哈夫說:「哦不!他只需要擁抱著一個迷人的收益入睡。」)
馬德哈夫說得沒錯!雖然羅伯特的長期業績很棒,他的那些主要投資人卻都是些不好對付的傢伙。他們從不讓他休息,不管他已經為他們賺了多少錢。在20世紀90年代末的一系列出色表現之後,羅伯特連續3年遭遇滑鐵盧,管理的資產從10億多美元落到4億美元。這時,羅伯特在投資時變得小心翼翼了,不管是牛市還是熊市都不敢出手。他擔心再做錯一次就會滿盤皆輸,失去客戶對他的最後一點信任。他怕他們會把錢撤走。我告訴他這種策略很危險,因為如果市場強勁反彈而他坐失良機,客戶也一樣會惱火。對沖基金向客戶收取如此高的管理費,客戶的挑剔和苛刻可想而知。他們沒有忠誠度,也不應該有。他們對你這個人的判斷僅僅依據你最近的表現。可惜,這樣的想法是多麼荒謬。如果投資經理是優秀的,如果他盡忠職守,那麼一時的表現不佳本應是注資而不是撤資的良機。
補記:羅伯特的投資和私人生活依次有了起色。他和一個年輕美貌的女模特墜入愛河,不知是不是因為她的原因,他的基金在2003年增長了25%。接下來的2004年,雖然大多數投資者的日子都不好過,羅伯特的業績卻特別優異,又增長了38%。2005年,他的運氣還在繼續。
2003年4月18日:一大早,我們坐飛機從倫敦飛到日內瓦。那天風和日麗,陽光下的日內瓦湖波光灧灧,大噴泉把水柱高高射入藍天。我們給日內瓦最大的私人銀行PictetetCie做了一次介紹。我認識該銀行的合伙人已經30年了,他們都是些有身份的高尚人士。原來的高級合伙人皮埃爾•彼克泰是我的一位老友。如今,這個家族仍舊控制著這家合夥制公司。PictetetCie擁有一隻大型組合基金,但我很難辨別出我的聽眾是禮貌、好奇,還是真感興趣。現在的高級合伙人查爾斯•彼克泰也來了,似乎是對我們的禮遇。然而,他的手機不停響著,老是把我們打斷。更糟的是,他並不把它關掉,而是不停地接聽—這可不是感興趣的跡象。
然後,我們在春天的明媚陽光下走到橋對面的四季酒店,在那兒我們要為35位禮貌但多疑的瑞士人做一場介紹。他們又問起那個問題:「達爾先生,你真的要當三胞胎的父親啦?這樣你的精力不會分散嗎?對你們的基金是不是也不好呢?」這次馬德哈夫沒用他的老說法來回答:「我得到的最好的建議是從另一個三胞胎父親那兒得來的。他跟我說:『早上班,晚下班。』」顯然瑞士人不覺得這個答案幽默,因為笑的只有我。吃午飯時,我確定這群人只是對我們的投資策略感到好奇,並且想聽聽我們對於市場的見解,但一上來就投資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那天下午、晚上和第二天我們都還有別的會。日內瓦的對沖基金相對來說較少,但組合基金有很多家,都是由私人銀行運營的。瑞士銀行的職業精神給我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們是聰明的分析師,顧客總是被他們擺在第一位。
離開瑞士,我到法國去看我女兒,在她們一家的農場度過了周末。整潔的樹籬、高大的懸鈴樹、老式的石頭屋,法國內地鄉村的這種田園之美真的已經久違了。在孩子們的嬉笑和馬兒的蹄聲中,我似乎找到了某種少有的寧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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