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三十四章 新的架構（二十）

第六百三十四章新的架構（二十）

聽了黎華的話，畢文謙喝著水，琢磨了好一會兒，才把玻璃杯放在茶几上。

「如果要談教育問題，那就得結合最後一個，我們這個時代的價值導向問題來說了。古時候所謂男兒若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就是一種導向，很功利，很現實。無論上一輩的起點如何，教育都是讓個人命運更上一層樓的最好途徑，對於大多數來自底層沒有什麼退路的人來說，教育，甚至可以說是唯一的途徑。這樣的情況，既對，又不對。說它對，是因為教育的確有那麼重要，中國人如此重視教育，是中華文明幾千年發展所凝結的最寶貴的文化傳統之一；說它不對，是因為現今的教育體系和評判標準，以及掌握著這個體系的群體里的人，有許多落後於這個時代的需求，落後於新中國發展的需求。所謂讀書改變命運，為什麼教育的概念會和讀書等同起來？這對嗎？顯然是不對的。教育是理論與實踐相輔相成不斷螺旋上升，讀書卻側重於系統的、高效的理論學習，它僅僅是教育這個概念的一部分。在現在，決定大多數人命運的，是家庭經濟水平和考試成績能不能讀上高中，以及高考能不能考上大學——且不是經濟方面的公平問題，它首先就對於實踐能力的評判存在缺失。可我們現在有條件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嗎？很顯然，沒有。國家還很窮，太窮了。」

「所以，我們一方面要認識到問題所在，另一方面要認識到力所能及的極限。就像我強調過的，我們能夠保證的，只是公正和公開，只有不切實際的人才會強求絕對的公平——我們對教育體系進行改革的方向，不是給予大多數人公平，而是在公正和公開的基礎之上，建立適應新時代發展需求的價值導向。就像趙恆以官方的身份寫下那首《勸學》，把『六經』寫進去一樣。宋朝對於教育的價值導向貫徹著重文輕武的理念，這既一定程度上鑄就了宋朝內部的繁榮，也一定程度上註定了它滅亡於外敵。那麼，我們現在，該推行怎樣的價值導向呢？」

說到這兒，畢文謙不禁回想起當初在申城的時候，臉上蕩漾起笑容來。

「所謂利出多孔，殊途同歸，教育領域的價值導向，理所應當要和整個社會的價值導向具有一致性。這個答案，在很早的時候，我就思考過，從江州到前線，那時候，見聞著點點滴滴，我就在思考。後來，和長者邂逅的時候，我就說過了……」

黎華突然抬起頭，一臉驚訝地看來：「那時候……就說過了？」

「是啊，當時，和長者，還有那位孫經理一起吃飯，我就說過了，作為領導，作為帶領發展的人，應該始終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應該始終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畢文謙慢慢仰靠在沙發上，看著天花板的吊燈，「話，我是在談論流行音樂的話題時對孫經理說的。長者卻認為，這三點，不僅僅是孫經理，而是所有的黨員，都應該如此代表。事過境遷，快3年了。在這三年裡，我越來越覺得，這三點，不應該只針對個人，也不應該只針對黨員，而是應該成為整個國家整個社會的價值導向。」

「始終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是一種社會制度以及代表和維繫這種社會制度的利益集體賴以長期生存和發展的必要條件；始終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長期保持凝聚力、認同感、歸屬感的必要條件；而代表自身主體階級的根本利益，則是保證一個政權長期穩定的必要條件，而我們新中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國家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和其他社會制度不同，我們的主體階級就是人民，理所當然的，我們必須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就像我昨晚說過的，從國家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是歷史的必然發展方向，但實現社會主·義的道路在理論上卻不止一條，需要因地制宜地選擇最適合的道路。而我們中國，是地球上唯一一個國家、民族、文化圈三位一體的以自身體量有希望實現社會主·義的大國，我們理應吸取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經驗和教訓，但最適合我們自己的道路，一定是不太適合別人的道路。所以，要推行這三點所代表的價值導向，我們該怎麼做呢？」

畢文謙深吸了一口氣，重新坐正，緩緩說道：「這既簡單，也困難。首先，從身份證開始。」

黎華又一次驚訝了：「身份證？」

「沒錯。」畢文謙點點頭，語速刻意慢了許多，「我們可以給予建國后出生的中國人一個自主選擇機會，把身份證上民族那一欄，改為中華民族。這顯然是簡單的事情。困難之處則在於，把中華民族這個概念由虛變實。所謂中華民族，最早是1902年，由梁啟超創造提出的。之後，楊度、孫文、常凱申等一批批人都先後繼承、認同並發展著這個概念，正如我們的國歌，創作於1935年，就唱著『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民國時代，大力宣傳著中華民族的單一性民族，而真正在全國人民心中確立和牢固這個概念的，則是慘烈的抗日戰爭。而到了新中國建立之後，我們在接受蘇聯的工業援建的同時，也吸收著蘇聯關於民族的定義。而這，其實是不適合我們中國的。不，嚴格地說，這不是不適合，而是我們和蘇聯的國情不同，歷史脈絡不同，我們有著比蘇聯更先進的選擇方向——蘇聯是繼承於沙俄帝國，遼闊的領土大多數是血腥粗暴的武力征服列多而來，眾多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和認同在歷史中既不夠和平也不夠充分，何況，沙俄帝國長期處於古羅馬文化圈的鄙視鏈的底端，所以，適合蘇聯的社會主·義道路，必然是國家社·會主義，而不是民族社·會主義，也不是文化圈社會主·義。而我們新中國，則和他們很不一樣。我們的大多數民族之間有著長久的文化交流，有過長期的和平和穩定，在歷史長河中，我們長期處於文化圈的頂端，在經歷了抗日戰爭這種多難興邦的歷史背景下，我們當時最該做的，其實是順應天時把全國人民凝聚成一個真正的國家、民族、文化統一的實體。」

「所謂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我們那些處於歷史進行時的先輩眼看著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碩果，抱著學習的心態，既學了值得學的，也學了不值得學的。這是他們當時難以100%正確判斷的事情，作為後輩，我們無可厚非，也不會去否定他們的功績。但在認識到問題之後，我們就應該著手解決。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歷史使命。今天，我們已經錯過了最事半功倍的時候，在50年代也許大體上傳檄而定的事情，我們卻需要付出更多的耐心。」

「身份證上改成中華民族，不難。改成中華民族，有著怎樣利益和要求？這就和價值導向的三點論述相匹配了——今後，法理上的中華民族，將不再僅僅是新中國諸多民族的統稱，更將代表著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華民族，意味著先進。考慮到很多政策在落實中的幺蛾子，我們必須要有充分的認識，不能讓這項改革在地方基層的執行中被搞成一種任務，而是要讓人們覺得這是一種榮譽，一種肯定，一種利益，是一種具有一定稀缺性的奢侈品。我們可以規定，1970年之後出生的人，要成為黨員，首先需要身份證上是中華民族，申請選擇成為中華民族的人，在高考中，可以有一定程度的加分，在各種選拔中，也將具有優先性。對於1950年之後出生的人，則是在日常生活中具有一定的優先性。對於建國前出生的人，就只需要進行概念上的宣傳，不必做政策性的導向規定了，當然，如果有人出於價值觀的認同而非利益的驅使希望改成中華民族，我們也持歡迎的原則。」

「既然在身份證上改成中華民族會有諸多好處，自然，就應該有相應的要求。中華民族作為一個統一的實體，書同文、話同音，是顯然的基本要求。所以，語文水平和普通話水平，是必要的。作為中華民族的一員，了解民族歷史，也是理所當然。所以，歷史水平，也是必要的要求。像這樣的許多細節的要求，計較起來，可以說很多，但考慮到落實的成本和難度，我們只能簡單粗暴一點兒：從明年，或者後年開始，把普通話水平的考試納入高中畢業考試之中，並且允許沒有高中及以上學歷的人申請參加每年的高中畢業統考，同時加大高中畢業考試的難度。在高中畢業考試中各科都及格並且總分到達一定程度的人，將具備申請改為中華民族的資格。這樣的要求，對1970年之後出生的人具有普遍性，對於1950年-1970年之間出生的人，也可以這麼承認，但即使沒有通過改革之後的考試，但只要成為過縣級及以上先進工作者，或者立過個人三等功，也將具備申請資格。而對於建國前出生的人，我們都沒有利益相關的政策，自然也不必設置申請的門檻了。」

「這些，是我們現在可以做的。而在將來，隨著不斷的發展，對於更晚出生的人，我們將提出更高更嚴格的要求，那，就不是我們今天具體說的了。」

「身份證上的民族選擇，是這個時代價值導向的一種具體的基礎改革。而具體到教育領域，我們則可以在方向一致的原則上，配套更為具體的措施。」

一口氣說到這兒，畢文謙不禁聯想起了上輩子的許多見聞，又露出了微妙的笑容。

為了高考改戶口本兒什麼的，人民群眾用腳投票什麼的，「歷史」上上演過，在這條世界線，也可以換一個方向，再上演一遍嘛！